限制香港自由致多輸局面

777對豬頭雜（共犬的CEO，CFO及COO）的所謂表忠宣誓『表演會』。          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回歸二十年來，香港漸漸趨向衰落，其中固然有多種因素，但香港的自由不斷遭到限制和侵蝕，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香港以往的發展和繁榮完全是建立在自由體制的基礎上，因而對自由高度敏感。自由的不斷被侵蝕，香港的不斷大陸化，不僅損害了香港，也導致了一個相關各方包括中共自己多輸的局面。
港人移民人數再度上升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公佈後，許多擔心回歸後自由受限的香港人開始考慮移民，至回歸前兩年，港人向外移民達到一個高峰。雖然九七後移民人數有所回落，但港人向外移民一直沒有停止。近年來，隨著香港加速大陸化，港人向外移民的人數又再度上升。許多香港人甚至把一向認為不如香港發達的台灣作為移民的目的地。港人這種持續不斷的向外移民也嚴重影響了資金對香港的信心。
         九七前後，中共把香港富豪階層作為統戰的對象，給以各種優撫，使香港富豪階層在回歸後過了一段安心的日子，有些人甚至因回歸而大獲其利。但是，專制體制終究不能像民主法制社會那樣給人們提供長期可靠的保障。隨著香港的自由不斷被剝奪，大陸化程度加深，香港富豪階層日益感到不安。
多行業走向衰落
         香港自由受限的惡果，是多個行業不斷走向衰落。對自由最為敏感的文化產業首當其衝受到最大影響。
         香港曾經是僅次於好萊塢的世界第二大電影製作中心。回歸之後，香港電影業不斷衰落。香港電視業曾經十分發達，目前被認為其黃金時代已經終結。香港報刊出版業也曾經十分發達，但最近二十年經歷了一個持續收縮的過程。
         香港近二十年來文化產業的大幅萎縮固然有受到互聯網衝擊的因素，但自由受到限制是最重要的原因。長此以往，靠市場生存的文化傳媒業，難以避免衰落的命運。
         同樣受到影響的，還有香港的另一支柱產業金融業。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僅次於倫敦、紐約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但在二○一六年，這個排名已被新加坡超越。由於本地居民和資金逐漸撤離，影響到了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如果香港持續走向衰落，其房地產業將難以獲得支撐。
         香港旅遊業，以及與之相關的商業、餐飲、酒店、公共交通等行業同樣受到影響。許多大陸人到香港旅遊，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與大陸的不同，有著大陸所沒有的自由，到香港有一種近似出國的感覺。如果香港完全大陸化了，那些已經去過香港的大陸人，可能不會有太大的興趣再來香港。實際上，近幾年大陸人赴香港旅遊的意願已持續下降。
         自由是香港繁榮的基礎，香港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在於失去了這個基礎。
「一國兩制」對台示範效應破產
         香港自由受限的受害者不僅僅是香港，也包括中共自己。
         香港回歸後因自由受限而不斷衰落，使中共的管控能力受到質疑，也使中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受到質疑，這些都使中共信譽受損。
         但中共遭到的最大損失是「一國兩制」示範效應在香港的破產，導致中共在統戰台灣上嚴重受挫。統一台灣涉及中共核心利益，能大幅提升中共的安全態勢、執政合法性和執政能力。中共為此不惜投入大量資源，以用於對台統戰和在國際上維持「一中」的認同。但是，由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破產，致使今天統一台灣的前景變得渺茫。這是中共統戰工作和核心利益遭遇的重大損失。
國民黨成最大受害者
         二○一六年台灣大選國民黨遭遇慘敗，有大陸官員在失望之餘指責國民黨「無能」、「扶不上牆」。這些大陸官員在指責時可能沒有想到，正是香港回歸後自由受限致「一國兩制」示範效應的破產，使台灣國民黨深受其害。二○○五年，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率國民黨代表團首訪大陸，開啟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的破冰之旅。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的兩次合作之後，再次開始了某種程度的合作。這種合作，不僅有利於兩岸的和平與發展，更有助於實現國家統一大業。但是，這一願景要能夠實現，需要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已經回歸的香港，還能夠繼續保持其繁榮與自由。既要限制香港自由以掌控香港，又想借香港「一國兩制」的示範統戰台灣，可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年間，對中共干預的各種抗議、遊行、示威不斷，嚴重影響到台灣人的統一意願。二○一四年香港大規模「佔中」，對台灣選情產生了重大影響，導致國民黨在當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和二○一六年一月的大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利。在民主社會，一個政黨的前途取決於民意的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失敗使台灣抗拒統一的民意大幅上升，在青年一代中成為主流，且看不到逆轉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秉持「一個中國」理念的國民黨前景難言樂觀。從這個角度說，國民黨是香港自由受限的最大受害者。
暫時獲益者終將受損
         有兩種人看似能夠從香港的大陸化中獲益。一種是與香港相關的大陸官員或商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或與權力的關係，從大陸化的香港獲取種種不當利益。但是，利用權力從香港獲取不當利益，難免會留下把柄，因而有可能成為反腐敗鬥爭或政治權鬥中的被清理者，這是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          另一種人是協助中共實施大陸化的香港政商界人士，可以因此獲得一些個人的好處。但是，如果有一天香港完全大陸化了，這些人是否能適應一個完全大陸化的體制，能否在一個完全大陸化的體制下正常生存，都將是一個問題。
限制香港自由導致多輸局面
         中共，或者說中共內部的某些權勢集團，部分出於習慣性的專制思維，部分出於借權力謀取超額利益的欲望，在香港回歸後，非但沒有維護和借鑒香港運行良好的西方現代社會體制，相反不斷限制和侵蝕香港的自由，使香港大陸化，這種「極左」政策既使香港前景日漸黯淡，也使大陸社會失去通過借鑒香港實現向現代體制轉型的機會。
         中共若不能或不願改變管控香港的思路和政策，繼續限制香港的自由，繼續促使香港的大陸化，則相關各方多輸的局面還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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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 王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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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全都為中共付加班費

中共要求外企「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事實上，中國人乃至世界人民，可能都在為共產黨支付加班費！圖為中共軍方代表參加中共黨代會。（Getty Images） 文／謝田（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
中共試圖在所有企業，包括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加強控制、設立黨支部的企圖，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開始；等大規模外企進入中國，中共試圖用黨支部控制外企的努力，也一直沒有削減。在中共統治日趨沒落的今天，據路透社報導，中共反而加大力度逼迫外企建立支部，這正應了中國的古語，所謂負隅掙扎、困獸猶鬥。
中共官媒引述中石化領導人的話說，公司要求所有外國合資伙伴在公司章程中「列出黨建工作的要求」。以前，外企高管還指望中共的要求只是走形式、象徵性的，也許會在外企的拖延、敷衍之下，慢慢淡化、消失，但這些希望看來是落空了。有趣的是，中共似乎在其勢力和影響力越發式微的時候，反而加強了控制外企的願望。
中共的努力有些成效，按中共官媒的說法，在186萬家私人公司當中，有70%設立了黨支部。顯然，還有至少50多萬家私人公司在暗中抗拒，沒成立黨支部，不讓中共插足。不難設想，這50萬公司的大部分，應該都是外企或中外合資的企業。
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際貿易專家克勞德．巴菲爾德（Claude Barfield）給美國企業和政府的對策建議，頗有新意。他認為中共的做法違反了國際規則，世貿組織（WTO）和美國政府應該進行干預。「中共逼迫外企建立黨支部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做法，違反國際商業規則。」巴菲爾德形容中共的做法非常荒誕，類似美國商務部長、財政部長要求成為通用、IBM、西門子或豐田的董事會成員一樣。
巴菲爾德最精采、入木三分的比喻是：「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真是瘋了！」事情起因於一家在華的歐洲製造業公司。其高管說，去年末該公司允許黨支部在下班後使用公司場地開會。然後黨支部得寸進尺，居然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費！從而遭到公司的拒絕。
巴菲爾德說，「共產黨官員完全不知道如何運營一個公司；世貿組織有責任反對這種做法，應該反對這種讓政府代表進入董事會，幫助私人公司做決定的做法。」這其實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中共插手企業、設立黨支部的目的，根本不是在意公司運營的績效如何，它們只在意公司內部是否有對共產黨反抗和抵制的情緒，公司是否會成為反共的人才基地和資金基地，這才是中共需要干預的原因。中共的目的，是從人員、思想、組織上完全控制，最後達到從經營、預算、財務、商業機密、智慧產權和實體的最後操縱和全面掠奪。
如果對中國社會結構仔細觀察，人們就會發現，沒錯兒，我們的世界還真是瘋了！不光是全體中國人在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可能也或多或少自覺和不自覺的，都在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
為什麼呢？中國的政治結構中，沒有其他政黨的活動空間，只有中共在唱獨角戲。人們知道中共有8000萬黨員，有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還有紀委、對外聯絡部、宣傳部和組織部。但中共的機構設置中，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治組織，居然沒有財務部、會計部，甚至沒有銀行帳戶！有誰知道中共的財務總監、司庫是誰嗎？這可是一個驚天的奇蹟！
今天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團體、組織、國家，甚至聯合國，都要有預算、收入、支出、會計報告、銀行帳目，但中國共產黨沒有，完全沒有！無疑的，中共還在進行著大規模的組織活動，包括其人頭費、宣傳費、中南海的水電費、北戴河的維護費、中聯部外訪的花費，以及運行中共自己的黨校等等天價的費用。支持中共運作的錢，是從哪來的呢？我們當然知道，是直接從國庫支付的！中共甚至不需要任何收入，也不需要報銷，直接就從國庫支付了一個政黨、社會團體的全部運作費用！這難道不是全體中國人民在為中共付加班費嗎？
中國的武裝力量，是中共的軍隊、中共的黨衛軍，因為他們要對中共效忠，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中共作為一個社會團體，可以擁有具備核武器的武裝力量；中國的百姓和其他社會團體，連槍枝都不能擁有，連菜刀都要登記。中國的全部軍費，實際上首先是為了保護中共用的，但軍費的來源，卻是中國政府的預算，也還是中國人民在為中共付加班費。
中國的政府，是世界出名的黨政「雙系統」。中國人已經習慣了聽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稱謂。「黨的領導人」和國家、和國民、和不認同這個政黨的廣大人民，有什麼關係？一毛錢的關係也沒有。但為什麼人民要為這個黨和黨的日常運作付費？
中國的官方媒體，明明白白的說自己是「黨的喉舌」，但自己的喉嚨自己不去保養，反而要作為受眾的百姓付錢。媒體宣傳的是黨的聲音、黨的方針、黨的政策，但黨不需要付廣告費、製作費、播音費、衛星租用費和地面中繼站的費用，這也是中國人民在為中共付加班費。
實際上，中國的整個國家機構、國家機器，都為黨服務，但都不是由黨買單，現在也沒有蘇維埃的支持，就只有靠中國人民來付上班費和加班費了。中國在海外設立的孔子學院，不宣傳孔夫子，而實施中共的大外宣；中國的經濟命脈、企業的董事會，都掌控在中共手中；中國的領土，中共總書記想割讓給誰就給誰，不管是俄羅斯還是北越；中國的文化部，不弘揚中華文化，而宣揚黨文化。不只如此，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們，對中國投資、貿易，去中國旅遊，他們花的錢，一部分直接去了中共的口袋或「赤龍的錢囊」，如筆者在《赤龍的錢囊》書裡所述。所以，從實效看，全中國人，甚至世界的許多人、公司和政府，其實都在明裡和暗裡為中共支付著加班費！
巴菲爾德在無意之間，觸及了一個驚天的祕密！那就是，全體國人，包括許多世人，其實都在為中共買單、為中共輸血、為中南海付加班費，在支持著這個嗜血的邪惡政權。現在人們應該問自己的問題是，這是我們願意的嗎？我們願意繼續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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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智慧 第551期 2017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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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 俄國共產黨和德國納粹——談俄國革命及共產黨研究的思想與方法問題

《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封面（網路圖片） 文／仲維光
筆者按：
去年夏天，孟浪先生來信約稿——總結反思十月革命百周年，為此，我為他編輯的《致命的列寧》一書撰寫了一篇紀念文字。這篇文章以德國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為案例，具體介紹了這一百年的思想史，以及共產黨問題的出現、發展及變化特點。在這篇文字中，我不僅強調了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且介紹了研究這個問題的一些理論及歷史框架，以及具體的思想線索。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一位嚴肅的思想工作者總結紀念十月革命百周年不是口號，不能夠繼續停留在意識型態的泛泛空話中，而應該深入研究具體歷史及思想問題。為此，對於在共產黨真理部培養下的這兩代人來說，方法問題、應該閱讀什麼樣的資料，也可以說是閱讀能力及方向問題——說到底是如何研究，如何表述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最忌諱的就是沽名釣譽的信口開河，切忌在一場總結反思中，最後無論在思想還是歷史問題的認識上都毫無推進。
為了這個目的，現在在十月革命百年，這個噩夢般的日子，11月6日即將到來之際，我把這封介紹如何進行近代思想，如何進行俄國問題研究的私人通信發表出來，再次籲請當代和下一代年輕學人注意方法問題、閱讀方向及研究能力問題。不是誰都有能力談論俄國問題，但是沒有能力談論也沒關係，老老實實地承認，然後去看和介紹有能力談論的盧克斯教授等人的工作。
我為什麼推薦盧克斯，他所強調的方法和觀點是什麼，請您看下面我的這封信。
XX小友，你好！
由於剛買的這本書無論就方法還是思想理論框架都和我非常一致，甚至可以說說出了我要說的話，因此想到應該介紹給你這個一貫喜歡和我談論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年輕朋友。
普天之下一個偌大的中國，十幾億人口，居然談論科學哲學和思想，只有你這個非這個領域的人士的反應和思索最為對味，這真讓我唏噓，可說是中國人的悲劇；人。當然，細想起來就是在民國，在洪謙先生剛剛回到中國的那個時期，比如今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當時即如馮友蘭，乃至胡適們，對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啟蒙以來的思想史的認識也是極為有限的，所用的不過都是從西方物質的強大到大而化之的文化全面西化、意識型態化，即觀念化的宣傳而已，而沒有進入非常具體的研究解析階段。
當代十字軍式的的世俗宗教的東征，不僅起自西方，也起自我們自己的所謂知識菁英。而問題和方法的借鑒及學習，互相影響交流的起步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到了方法和認識論的根本性，所以我們也就能夠說到一起去了。
從西方思想家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
這兩周買的兩本書都是07年左右出版的書，我十年後才購來閱讀，想來其實也是延誤了我的很多思索。這同時也再次說明，青年學生有一個好的導師的重要，會事半功倍，省去很多在路上尋找的時間。
這兩本書一本是《試論歐洲極權主義及對東德的分析》，一本是《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Zwei Gesichter des Totalitarismus—Bolschew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Vergleich. 16 Skizzen）。前一本我已經跟你提過，後一本書，前幾天郵寄到。打開書，翻過兩頁就讓我直呼過癮。因為再次找到了知音。
過去幾十年來，對於任何一個西方問題，我都不會輕易地提出自己的感覺和看法。有了想法後，我永遠首先去到西方學者中找，他們是否提出過，如何討論的。如果找不到那就對自己的想法要提出懷疑，寧肯放到抽屜裡繼續琢磨。因為西學，你是外人、外行，人家不會沒有聰明人如此提出過。如果真的是你提出的，那麼你也要找到你的提法的多方來源基礎，以及和這些提法的聯繫。過去四十多年，對此我有著深切的經驗。
例如現在你經常和我討論的認識論問題、波普問題。我1969年走向反叛和哲學之路就是循著這條路而來，我認為，中國知識界在1949年後之所以走向這樣一條荒謬的路，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有著深刻的認識論根源，尤其是那些跟著共產黨推行過並且實踐過專制的知識菁英。可這個問題從我認識許良英先生開始就發生了激烈的對抗。而就是這個認識論問題使得我進入了波普，並且在他那裡找到最直接的論述。因為波普之所以自稱是啟蒙主義學者，自由主義學者，就是因為其一生都是在認識論問題上尋找極權主義的根源，並且和追隨極權主義的知識菁英對抗。
在認識論問題上的對抗，貫穿了我和許良英先生1975年到2003年28年的交往歷史。1988年我來到德國，此後我和許良英先生有幾十萬字的通信，後世的人可以通過這些通信看到活生生的一個在黑暗中，在崎嶇的路上，對於科學思想的自學和探索的年輕人，如何與一位投身於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晚年變為共產黨異議人士的人在思想上的對抗交鋒。在和許先生的對抗中，我幾乎所有的思想和論述都可以在西方思想家，特別是波普那裡找到。同樣這四十多年來的，我的每一個思想幾乎都有著同樣的經歷，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而我現在之所以敢於提出後基督教社會論，也是因為它的每條血管都連著西方學者和前人的思想，它能夠和所有過去的解釋和判斷相容。
如是，現在我來向你推薦介紹這兩本書中的《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因為唯讀了幾頁就讓我看到，這本書的內容幾乎都是我很久以來一直在思索並且想要尋找的文獻。
這本書的作者是盧克斯（Leonid Luks），他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學中歐東歐問題研究所的主任。這本書吸引我的當然是他提出問題的出發點及使用的方法。
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
思想領域的問題和人生的很多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一樣，不是你可以不勞而獲，能夠輕易騙取，或者糊弄而來的。你沒有反叛過，沒有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下過功夫，沒有在思想史和文史上一招一式地下過功夫，你當然就不會得到真經，得到有實質性的、有分量的看法。這就是愛因斯坦說的，你只選擇薄的地方鑽，你得到的不會有好結果。
思想問題、思想史的研究絕對和自然科學問題的研究一樣，不可能輕易有所發現、有所真正的解答。淺嘗輒止，不可能對當代這個複雜紛紜的世界有所真正的認識，不然歷史就不會如此撲朔迷離、乃至混亂，發生如此巨大的災難。
1949年後，一方面中國發生了很多人為的災難，另一方面鎖國和知識封鎖讓人們對外只知道蘇聯和俄羅斯，馬克思和德國；對內只知道反封建、反傳統。為此，這個狀態對於已經喪失了感覺和思維能力的兩代知識分子來說，就成了唯一的一種知識和精神的出發點。它使得這兩代文化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稍有空隙鬆動的社會，卻依然充滿對俄羅斯傳統假大空的歌頌，及囫圇吞棗地歌頌德國的思想及歷史、永恆的昏話。而這其實也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象徵性的符號：凡是像以往一樣留戀依附，不假思索與疑問地歌頌俄羅斯及黑格爾以來的德國哲學傳統的，都是一些沒有感覺、沒有思想，缺乏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能力的人！因為事實上為什麼德國會出現奧斯維辛，在二次大戰後已經成為一個顯學問題，而七十年代後，蘇聯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平行於奧斯維辛問題成為世界文化政治思想生活中反省二十世紀的兩個大問題。
為此，為什麼會出現奧斯維辛，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我們稱這兩個問題是二十世紀的核心問題也毫不為過！
在對這兩個問題的探究及回答中，作者盧克斯說：它至今讓歐洲一想到自己所發生的一切，就感到心驚肉跳。因為這兩個人類文明中的巨大災難顯示的是歐洲所獨特具有的特點及現象。它記錄的恰恰就是這德國和俄國，兩個對於自己的學術、技術、文學和藝術成就感到驕傲自豪的古老的文化民族的情況。在歐洲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啟蒙思想的解放勝利進軍之後，這個進程卻在他們那裡發生了中斷。這個中斷是間或性的，只是短時期的。在這樣的中斷之後，在法治平等、普遍的選舉權以及從任何類型的家長制甚至更為甚的專制統治下的個人解放出來的方向上，歐洲都再次加速了向前發展。為此，或許可說這個中斷是史無前例的。
對於上個世紀發生的災難，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和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性的大屠殺雖然曾經被匆忙地、或偶然地稱為亞細亞式的行為，例如德國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這樣的說法誤導了對於人們對此的認識。因為事實上，甚至在亞洲建立的那些極權主義政權，也完全是按照歐洲模式及其規則建立的。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而在歐洲，具有古老文化的俄國和德國，才是當代對抗歐洲近代傳統中的發生災難的圖景中心。
盧克斯認為，這個針對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發展的對抗涉及了兩種類型的革命，這兩種類型的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毀壞了歐洲的基督教和猶太教文化的基礎，使得這種文化的捍衛者捲入兩方面的對抗戰爭。他們不僅以平等、公正和全世界團結起來的名義，而且也以等級結構分明的精英原則的名義，毫無妥協寬容的階級、國家和地區孤立主義名義，種族思想的名義出現在當代。
（Pixabay.com） 奧斯維辛和古拉格的出現
為什麼這兩個敵視當代文明的潮流出現在俄國和德國，並且採取如此極端的形式？為什麼當代這種極端的反人類政治思想企圖能夠在這兩個古老文化的民族中如此輕易地取得勝利？盧克斯同意並且引述海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解釋。
普萊斯納認為，至少是德國，也包括其他一些國家，他們錯過了十七世紀，也就是他們沒有經歷過啟蒙思想和在政治上人道主義的開創性的擴展洗禮。這尤其是對於德國，由於它錯過了這個世紀，因而使得他們變成為遲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成為對西方的攻擊者，並且由此在其後引發出來一些獨特的觀念。
至於俄國，盧克斯接下來明確地指出，在德國錯過了十七世紀的時候，俄國則是錯過了整個中世紀以及近代早期歷史，而發展出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自己的判據。為此一道看不見的牆使得俄國和西方隔絕開來。直到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改革才開始努力填補這一段空白，重新構築俄國和歐洲的聯繫。但是作為這個動向的反應，在俄國同時就產生了一種所謂民族認同的傾向。這種對於「民族認同」的強調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兩個多世紀，在俄國親西方派和親斯拉夫派之間的爭論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對此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現在回到奧斯維辛和古拉格問題，難道因此就可以說，這是因為在歐洲近代形成的價值在德國和俄國沒有足夠深入到他們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社會中去？或者西方的思想對他們來說讓他們感到是外來的，或者是一種退化瓦解的思想？而這是否也就是對西方來說，感到德國和俄國是遲到的民族，而對於德國和俄國來說，是他們在尋找一條特殊的第三條道路的原因？
亦或這就是一些批評家所說的，歷史不是火車站，不是鐵路交通，我們不能夠用有的人早到了火車站，有人準時也有人來晚了？
上述這些疑問也在對「特殊道路」的分析討論中詳盡地進行討論過。他們提出，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會展現出他們獨自的特點，但是在他們的發展中我們也能夠看到某些規範，有的是遵循這些規範發展，而有的則離開了這些規範。
為此，究竟如何來解答這些疑問，盧克斯認為，歐洲的學術界、思想界一直等待對於左的——在俄國產生的共產黨極權主義，和右的——在德國產生納粹極權主義的根本原因更為詳實準確的研究，以及進一步對於這兩個方向的研究的對比及分析研究。1945年，納粹失敗，二次大戰結束，使得很多納粹時期的檔案得以研究，這讓對於納粹的研究在1945年後能夠不斷深入具體地展開。但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由於鐵幕及共產黨的封閉統治，卻是直到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才有了可能。而這個可能也就使得對比兩個極權主義的產生的研究，在八九年後有了一個在共同的水平線上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
極權主義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
然而，這一比較的可能卻絕非人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它其實依然面臨很多問題。首先就是對於納粹與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實際上並非如人們想的那樣，在過去幾十年已經非常富有成效。盧克斯說，實際情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當時的社會氣氛、知識界的氣氛，一方面史達林去世後解凍給人們造成的幻象，讓世紀初的迷霧繼續蔓延，另外一方面民主社會的實用主義及綏靖，即所謂緩和政策，使得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在經歷了短暫的二次大戰後，冷戰初期的重視以後，在六十年代不僅在知識界，精神文化界，而且在歐洲社會都被排擠到邊緣，而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八十年代對於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在描述、解析、揭示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特點，及其起源問題上，可以說只有少數學者關注這方面。為此可以說，它遠非今天人們所想像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深入並且充分。對此，盧克斯甚至認為，極權主義理論甚至在六十年代後歐洲對於法西斯納粹問題的討論中，完全遭到了忽視。因為在這二十多年的討論中，學界或者更多地使用的是所謂現代專制，或者乾脆就是把法西斯及納粹作為一種獨特專門的概念使用，而很少有用極權主義這個更為普遍化的概念。
由於這樣的偏差，盧克斯認為，這就使得幾乎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後在德國歷史學界發生的關於納粹問題爭論，都很少有共產黨和納粹的比較分析。
對於盧克斯提到的這個問題，我在研究德國的極權主義研究家布拉赫教授時就已經注意到，布拉赫教授是少有的堅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的人，他並且在堅持使用這個理論時就指出，這個理論可以清楚地讓人們看到這兩個極權主義的共性。
所以盧克斯開章明義地強調讓我們再次看到，實際上對於法西斯納粹極權主義和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對比研究不是如一般中文界認為的已經展開並且有著豐富的文獻，而恰恰相反，它幾乎是在很晚才被認識到，並且依然是在一個起步階段。對於這種情況，盧克斯還特別引述了主持1996年後在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斯特凡•庫爾圖瓦（Stephane Courtois）的看法。
庫爾圖瓦自己就曾經是一位毛澤東主義的崇拜者，他在主持出版的黑皮書的前言中明確地提出，應該把共產黨和納粹相提並論，為此這引起了異常激烈的爭論。在這場討論中，庫爾圖瓦在談到共產黨問題和法西斯納粹問題的比較研究問題時，提到在此前不久，即在1986年到1988年在德國發生的關於如何認識納粹問題的歷史學爭論。對於在專業領域中回答這一問題的現狀，他說，能夠進行比較研究的「歷史學家必須同時對納粹和蘇聯制度都有卓越的認識，但是這樣的具有雙重知識的歷史學家到今天還沒有。」
實際上，庫爾圖瓦的這個看法，對於這種知識的缺乏可能會導致這一研究步入歧途的擔心，引發德國這場爭論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也早已經看到。他在這場爭論爆發後的第二年，1987年就公開做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訓練及知識造成對於蘇聯研究的欠缺和無能。
他說，他自己淺薄的俄語知識只能夠索引有限的文獻及內容。他的知識不足讓他直接並且廣泛地閱讀原始的俄語文獻，從而使自己具有直接了解並且把握真正在俄國發生的意識型態等問題的發展變化情況的能力，他只能夠泛泛地談論蘇聯的問題。
然而，儘管在這一領域中的學者都認識到這個必須，但是盧克斯說，過去幾十年在這一領域中的情況還是，在對於納粹的研究和對於蘇聯問題的研究之間依然沒有可以提供溝通比較的橋梁，依然是分立隔離的。為此，他還特別強調，正是因為這個比較研究對於瞭解極權主義及二十世紀的問題極為必要，所以就一定要避免那種泛泛的、大而化之的空洞比較。
布爾什維克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烏托邦
盧克斯的這本文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並不是想要對於為什麼極權主義會產生雙重面孔這個問題給出答案，填補隔離這兩個研究之間的鴻溝，而是只是試圖提供一些接近這個題目的途徑和資料。這本文集由十六篇文章組成。這些文章以前曾經發表過，結集出版時只是做了少量的修改。
對於這本共分為三部分的文集，盧克斯說，它的第一部分圍繞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這個雙重革命的發生。對此他指出，上世紀初期發生的致使歐洲文明災難性的中斷和破壞的這兩個革命，首先是在歐洲人的頭腦中形成的，為此，他研究了最初提出這些觀念思想的人及其思想特點，以及在當時一些作家、知識分子對此所提出的警告，及他們試圖阻止這一切發生的努力。
為此，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有兩篇文章涉及到列寧，一篇是〈二十世紀的雙重革命的綱領性的說明：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基礎》和列寧的《怎麼辦》〉；另一篇是列寧和當時俄國敵對國德國的合作和互相利用關係。其餘兩篇涉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萊徹克（Heinrich Gotthardt von Treitschk），在俄國和德國文化思想領域中的反猶問題，以及另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弗朗克（Semen Frank）對於極權主義的分析。
該書的第二部分的標題是，布爾什維克和納粹對於權力的極權主義烏托邦，是這本書的核心部分，包括十二篇文章。在第二部分中，盧克斯不僅對比描述分析了左的和右的這兩種極權主義基本的不同，而且對比分析了二者之間的令人困惑的類似性。為此，他還討論了為什麼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型態專家往往錯誤地判斷極右翼的運動，以及為什麼人們往往都忽略了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區別。此外，他還分析了三十年代，本來是一個意識型態化結構布林什維主義運動如何成功地演變成一個領袖型的政黨制度。
這本書的第三部分題為「後蘇維埃俄國的極權主義運動」。它包括兩篇論文。在這裡盧克斯描述了一個極為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在後蘇維埃俄國，過去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左的極權主義潮流和右的潮流之間存在的鴻溝，在過去十幾年中卻在逐漸彌合。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極右翼和極左翼極權主義潮流所共同具有的反民主的傾向。這種共同的傾向只是在1923年在德國發生魯爾危機中共產黨的行動中，在1939年到1941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結盟中讓人們看到過。但是，在這兩個時期，人們看到的二者只是短暫的聯合，而在後共產黨社會的俄國，人們看到的卻是一種永遠的合作現象。為此，盧克斯描述了俄國出現的新的法西斯主義傾向，以及一種新的、對抗傳統歐亞社會的，新的極權主義的歐亞國意識型態的復興。
研究一定要從原文及原始文獻開展
我之所以非常推薦這本書有以下三個原因，我想，這也是你最感興趣的三方面：
第一在方法論上，我想這也是你我最重視的問題，這同樣也是盧克斯強調的問題。對此，盧克斯認為，如果是研究，就一定要從原文文獻、原始文獻來研究問題。否則就至多只是一種茶餘飯後的閒談，或者轉述。任何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避免泛泛地空談，或者從一些道聽塗說的資訊中肆意發揮。
寫到這裡，我必須加一筆，在徹底被意識型態化的中國大陸，以及受到近代意識型態污染的海外知識界，居然這一最基本，最簡單的研究的基礎和前提遭到徹底地忽視和遺忘。所以，在這裡我認為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或許比具體的納粹和共產黨對比研究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盧克斯所特別強調的「方法論」問題和「知識基礎」問題，即原始資料的閱讀能力和研究能力。
我之所以在以前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曾經明確地把金觀濤作為典型提出，因為我認為，被中國這一代年輕學人在八十年代引為導師，同樣居然也被港臺捧紅的金觀濤，無論他談的問題，還是在該問題的領域，他既沒有閱讀能力，更沒有研究能力。而正是這一點導致任何嚴肅認真的學者是不可能認真對待金觀濤的所謂討論及著述的。因為那都是一些不著邊際、不懂學術規範及語言概念的東拉西扯。
事實上，金觀濤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是典型的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培育的一代的代表。他繼承的是他的前輩王元化及顧準的傳統，他們的所謂研究工作同樣存在著如此荒謬的問題。他們以為有了史觀，即所謂教條教義，以論帶史就是在研究歷史。所以他們以為憑藉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知識，讀幾本通俗通史讀物，看幾本黑格爾翻譯文字，就可以談歷史發展規律，談黑格爾和德國哲學，就什麼都可以談了。這個傾向一直持續至今，特別是在最近十幾年談論俄羅斯及其傳統問題上的氾濫。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盧克斯對於俄羅斯問題的研究，不僅觀點而且方法，對中國學界都是一個當頭棒喝！？
對於這個在華人學界居然依然沒有引起重視的方法論問題，我以為無論盧克斯的看法和研究，還是他引述的庫爾圖瓦、諾爾特對於討論一個問題的基本能力問題的看法，都足以讓中文知識界振聾發聵。如果中文界的知識菁英稍微還有一點感覺和理解能力，就應該立刻看到：當今中文界，不是膚淺，而是意識型態化的胡扯、癌變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災難。
極權主義雙重面孔下的共同根源
第二，盧克斯描述分析這個極權主義雙重面孔問題的思想及理論框架和我高度的一致：
我驚奇地發現，在對於文藝復興後，歐洲在政教分離後發生的社會及其文化思想的變化，即最近二百年的歷史的看法上，我和盧克斯驚人的一致。首先我們都認為，當代極權主義是歐洲文化特有的產物，其次我們都認為極權主義在表面上表現出極不相同的左右的兩副面孔，但是它們有著同樣的社會及文化思想根源。這個根源就是他們缺少，或者說偏離了近代歐洲人所特有的精神及思想覺醒的啟蒙運動。
大約三十年前，由於我完全持這種觀點，所以我到德國的目的就是想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以及親身體會一下這種文化思想的氣氛。為此，在九零年，當我看到波普直接指出，德國從康得後選擇了黑格爾而背離了歐洲文化傳統，導致他們在二十世紀發動了對抗歐洲的世界大戰，覺得一針見血、十分深刻。但是這樣一種思想在解釋義大利、法國等出現的這種傾向的思想潮流的時候，在解釋包括像薩特、哈貝馬斯等那些左派，以及弗格林那類保守思想的時候，卻是變得極為複雜和模糊。這尤其是在解釋為何極權主義會出現左右兩副面孔，他們的共同性在何處。為此，最近幾年，我把這個理論框架推展到後基督教社會論。這就使得對此的解釋變得極為簡單。無論極左還是極右的極權主義，都是這個基督教社會被世俗化以後，產生的一種世俗宗教、替代宗教、政治化宗教的結果。所以極權主義的一黨制特點，泛政治化特點，控制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乃至人的精神的特點，黨同伐異的殘酷性，都是基督教文化世俗化的獨有特點。極權主義的這種綜合性的集大成，是別的任何文化中的專制制度及社會所從來不曾有過的。
在這個框架下，我把政教分離，基督教從歐洲社會退出去，在近代化中歐洲社會重新尋找一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多元包容基礎上的新的社會及文化型態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為此，曾經被我自己及盧克斯看作是遲到的民族或者錯過了一課的德國和俄國，就可以和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一樣，同樣被看作是在向現代化發展中，基督教世俗化、世俗替代宗教的強烈表現。而遲到的民族的解釋，卻使得解釋美國、義大利、英法的問題，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極權主義問題，以及時下在伊斯蘭社會的問題變得極為複雜，甚至無法自洽。
第三就是盧克斯這本書關注研究的現象及資料，都是我早已經關注，但是或者是因為我不掌握那門語言，如俄語，根本沒有能力談及研究，或者是我沒有精力顧及，如諾爾特發起並且參與的那場歷史學，我收集了資料，但是卻還沒有細緻地閱讀思索的。所以這本書填補了我所關注的思想問題中，我必須了解把握的領域的很大的一個空白點。它讓我直呼過癮！
搭便車又搭錯車的中國民族
在結束這封信的時候，由於我們關心的實際上還是歐洲問題對於中國問題的影響。因此對於中國時下陷入及面臨的問題，我很想借用一下盧克斯的描述方法。他認為，德國和俄國錯過了文藝復興及其後啟蒙主義運動，後來才輾轉曲折地跟隨歐洲的民主之車，是遲到的民族。對比借鑒這個說法，我認為，對中國來說，沒有「錯過」和「遲到」的問題，因為中西不是在同一條文化之路上，但是，卻大約可以把當代中國看作是「搭便車的民族」。
對於遲到的民族，八九年時大家都聽到的戈巴契夫的名言：「誰來得太晚，誰就會受到生活的懲罰」。對於懲罰，這二十多年的俄國是一個歷史案例。德國經歷了兩次大戰的懲罰，而俄國還在接受懲罰。
但是，對於「搭便車的民族」中國來說，事情卻也並不簡單。搭車首先就是要拋棄傳統家園，拋棄了自己的行駛工具。其次既然是搭車，就存在一個搭錯車的問題，即誤上賊船問題。我們居然搭上的是遲到的或者說在航線外游離的德國及俄國的船。人家是遲到、迷路，可你，由於根本沒有人家的家底和遺傳，由於那船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受到的就不僅是懲罰，而是蹂躪和毀滅。
上船容易下船難！當代中國人在人性上、文化上、思想上、傳統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個無家可歸的、讓人鄙視的流浪兒、寄生者！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淪落於此，情何以堪！
藉此，對比中世紀的西方，它讓我想到中國現在真正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文藝復興、文化復興，找到自己的支點、落腳點。這就是說，在這個徹底世俗化、物質化的後基督教社會，中國人最需要的是自己的啟蒙運動。我這裡所說的啟蒙，是中文的啟蒙，而不是特指西方的啟蒙運動的啟蒙。藉此對比也讓我感到，這個中國人迫切需要的啟蒙，或許和西方類似的是：五百年前，西方回到希臘汲取靈感和衝動，尋找新的出發點，而我們則可能是回到先秦，亦或是大唐！
暫此祝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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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評論 第557期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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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中共驅逐外來民工 不敢說出其內幕

北京大興發生火災後，中共當局以確保安全為由，在北京展開大清查，趕走幾十萬的被當局稱為「低端人口」的外地務工人員。網民表示，中共僱用的清查打手，就像清理猶太人的黨衛軍。（網友提供） 北京近日驅逐所謂「低端人口」的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憤慨和關注。旅美經濟學者認為，中共不顧國際形象暴力驅趕這些百姓，真正的原因是目前國內經濟下滑，這些外來人口一旦失去工作，有可能成為所謂的「社會不穩定」力量，從而導致中共政權的不穩甚至覆滅。
經濟下滑 外來人口或成不穩定力量
周五（11月30日），美國之音播出《焦點對話：「低端人口」，中國政局的最大變數？》的評論節目。在節目中，旅美經濟學者秦偉平說：「北京這次驅逐幾十萬所謂低端，其實真正的原因公眾看不到。」
他認為：「城市務工人口大約有五六億，他們奉獻了青春、血汗獲得微薄的收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是當局認為的不穩定因素。在經濟發展時期官方稱他們是新市民，經濟下滑沒有就業機會時，當局害怕他們鬧事於是一趕了之。
「中共要在經濟全面倒下之前的節點上，讓危險人口回流。因此預測驅趕點端人口的舉措全國各大城市都會效仿。」
秦偉平還說，社會學裏的確對人群進行了不同階層的劃分，比方底層、中層、上層。中共標榜無產階級是主人，實際是中國5%的精英階層才是真正的主人。中國有2.8億人口是赤貧，就是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是真正的低端。
「低端人口」聚集社會能量 讓中共恐懼
秦偉平說：「中國經濟變革之後，草根流民階層在原籍沒有發展機會、沒有未來，於是遷徙到大城市，但同樣面臨生活的艱辛。他們在多年付出後獲得了些許金錢，但是沒有養老保障、沒有醫療保險。
「政府所謂清理低端人口其實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這些人口是一股巨大的社會能量。」
秦偉平分析：「中國現在的環境有別於二十年前的經濟增長期，現在的經濟是強弩之末。這點百姓不知道，但是當局了解。」
「只要不繼續印製鈔票和繼續給經濟輸血，經濟就危在旦夕。全國幾億草民在城市雖然是無產者，但是他們有眼界、有組織能力、有社會關係，一旦經濟危機全面爆發，他們沒有飯吃，在居住的城市很容易引發危機。這樣的情況讓政府恐懼。」 秦偉平說。
經濟快崩 蔡奇不顧形象強驅外地人
秦偉平說，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離中國新年只有兩個月，北京當局連兩個月的寬限都不給，急於驅趕外地人。「蔡奇是個懂宣傳的人，知道輿論的後果，所以並非他選擇授人以柄，而是不得已而為之，必須提前採取措施，不能再等，所以強制。」
「也許中共認為在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內經濟可能斷層，如果大批人突然失業，生活無以為繼的話，他們給當局的威脅顯而易見。現在他們還有口飯吃，所以即使被驅趕也還不會造反。如果沒有了飯碗，估計當局開槍也打不走。這是當局無法說出口的理由。」
「其實，上海的類似行動早已開始，通過調高房租來逼走所謂低端人口。 」
「我認為不光是低端人口，高端人口也將被危及。一旦危機爆發，中產階級也將被重創，可能財產蒸發，被打回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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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簡綜合報道 2017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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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欲以「國歌法」強化思想管控 港人拒蠶食

中共意識形態滲透引反彈 各界籲認清政權本質
中共人大前日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令球場上「噓國歌」等行為日後有可能違法。昨日《城市論壇》上，多位講者強調中共試圖加強對港人的意識形態操控，製造恐懼。（蔡雯文 / 大紀元）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六通過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將以本地立法方式在港實行。除了落實細節引起極大爭議，大陸《國歌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列明立法是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被指公然違反「一國兩制」，引起各界對中共意識蠶食香港的警覺。
民間批評當局試圖偷換「黨」「國」概念，強調中共借國歌法強加意識形態給港人，將適得其反。各界又藉此機會重溫中共殺人起家、賣國等不光彩歷史，呼籲讓年輕一代對中共本質有全面的了解。
九七後，中共接管香港，至今人心未「回歸」。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周六（11月4日）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被視為中共收緊對港操控的最新舉動。
人大稱體現「全面管治」
中共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局長何紹仁稱，今次做法是實施對港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體現。新華社隨即發表評論文章，引用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議事廳倒插國旗、有球賽觀眾噓國歌等例子，揚言港澳要「劃出清晰的法治『高壓線』」。
特區政府將以本地立法方式在港落實《國歌法》。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稱，港府會進行本地立法和諮詢，將來立法會訂定法例條文，康文署等其他政府部門將會執法。被問到日後球賽發生「噓國歌」時是否由康文署執法，劉稱要待立法後再詳細了解。
最高3年徒刑 細節惹爭議
《國歌法》在今年9月1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於10月1日起在大陸正式實施，列明「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將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情節嚴重的更可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剝奪政治權利。外界預料《國歌法》香港內容與內地大致相同。
其它落實細節也有多項爭議，包括是否有追溯力、何謂舉止莊重、國歌奏唱的場合、噓國歌的執法和刑責等。中共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稱在街上行走時聽到國歌亦要站立；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稱本地要強制中小學實行國歌教育，亦惹起重重疑慮。
各界斥國歌法洗腦教育
昨日《城市論壇》上，社民連主席吳文遠認為，在一個獨裁政權下，《國旗法》、《國歌法》根本要廢除，因為是用來限制市民的言論自由、表達權利。他批評是北京當局在港搞民族主義：「現在建制派很有系統地只要你對政府或政權有任何不滿，便將它等同為不愛國，或者不尊重這個政權，再下一步就說你不是中國人，最終目的不是罰那些球迷這麼簡單，就是要推行洗腦教育。」
吳又說，國歌法立法後讓港人扮假愛國，意圖模糊市民的反對聲音：「變成只要你反對它你便是不合群，你便是不愛這個民族，你便不愛這個國家。」
議員：圖令港人恐懼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認為，中共在港實施《國歌法》是製造恐懼氣氛：「幾場賽馬的賽事，那些人不起立，我們便要訂立《國歌法》來懲罰你⋯⋯在製造恐懼，令人民聽話，這是霸權及威權政府的表現。」
他反駁同場的經民聯議員梁美芬稱市民可以在其它場合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我們在雨傘運動表達不滿的人到哪裏去了？都關在監獄裏面。我們在立法會表達不滿的人到哪裏去了？都被DQ了，也同樣在坐監⋯⋯訴諸刑法，罰他們坐監罰到他們害怕為止，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好辦法。」
許智峯強調定會在議會內反對，同時會要求當局以白紙草案諮詢：「我的界線非常清晰，如果這條國歌法最後會有追溯力，我會反對。如果強制學校一定要實施，否則罰你坐監，我也必須要反對。」
「強加意識形態適得其反」
青年學子怎麼看《國歌法》在港實施？論壇上，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的學生質疑，中共借國歌法強加的意識形態，將適得其反：「中央想強硬控制意識形態，加強民眾對愛國的思想，其實最終效果會否適得其反，反而加劇了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也有學生認為愛國應是發自內心，反對以立法強制。
香港眾志成員批評中共用國歌法灌輸盲目的愛國教育，「這樣的教育根本不會存在思考，只是一種愛國主義的灌輸。究竟這種最終的目的，是灌輸愛國的精神，還是有批判的教育？」
重提中共殺人賣國歷史
台下也有人回顧中共建政以來迫害民眾、出賣國土的不光彩歷史，強調中共是民族的屈辱。維園衝鋒主席「大陸朱」朱韶洪認為不尊重國歌的是中共：「（《義勇軍進行曲》）填詞人田漢就是被中共搞文化大革命迫害死的，這麼慘淡的歷程，中共都不配有國歌。」
民主黨區議員袁海文則提到中共前黨魁江澤民賣國：「中共江澤民將1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北方割讓給人，將一些領土十多萬平方公里，割讓給越南人。我想問這些是否民族的屈辱？我們在教書時是否應該全面去看？作為中國人對外這麼『鵪鶉』，對自己人便那麼兇狠，我覺得非常悲哀。」
港人心聲：是強制而非自願尊重

羅先生（25歲）文員
「如行行下要站立，跟住唱。在茶餐廳夜晚6點鐘食食下飯，你突然播國歌，難道要站立嗎？」他不認為有了國歌法會加深愛國情操：「如果你本身對國家是尊重，就算無法律也會尊重它。現在只不過是強制要我去尊重它，而不是我自願去尊重它。」
逼人站立會很困擾

尹先生（29歲）資訊科技業
「識唱國歌不代表尊重國家。它播國歌就播國歌，我不會噓，但也不會刻意站立。如果它真的嚴格執法，一定要人站立會很困擾，忽然播國歌我要站立，我可能趕時間要做其它事。」
社會主義滲透違反《基本法》
大陸《國歌法》共有16項條文，當中第一條開宗明義闡述制定《國歌法》的目的，就包括「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9月曾撰文提出，此目的並不見於《國旗法》之中。又指，《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均規定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基本法》第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張達明強調，人大常委會必須清楚表明，在本港立法時不能將任何涉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目的的內容納入本地的法例，以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召集人、退休教師韓連山認為，中共是借國歌法在港實行其全面管治權的政策，「國歌法中借刑罰恐嚇，要港人愛國。」他強調國歌法在港立法，尤其是在學校強行實施令他特別反感：「要學生愛國不是用一條法律威嚇，滲透愛國主義，這樣是行不通，只會令學生反感及更加反叛。」
他說，中共一直以全面掌握奴役人民的思想治國，「每一個範疇都是用操控、恐嚇及刑罰方式令百姓屈服。」因此，中共一直試圖對港人進行思想教育洗腦，如2012年的國教風波「想透過教育領域洗我們年青人的腦，讓他們盲目愛國。這完全是違反教育的本義。」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認為，中共一直很強調意識形態，尤其是毛時代發動多個運動，直到現在仍不放棄，「希望加強控制，尤其在觀念上，希望改變更多的人認同這個政權。」他說，立國歌法可能會令港人在公開場合表現比較尊重，但卻不是發自內心的，可能會適得其反。
如同希特拉統治
從事社會福利界的20歲市民郭先生認為，不會因為有國歌法就變得愛國：「有些事要強迫就失去本身意義，我覺得尊重是發自內心，如果要用法律限制人做甚麼或不做甚麼，件事好似失去本質。」對於球迷噓國歌，他說即使將有刑罰也無法減少不滿的怨氣：「刑罰我覺得不論甚麼形式或罰多少作用也不大，你可以迫人守法但改變不了內在的。」
從事工程的蔣先生形容聽到國歌要站立，如同希特拉統治：「好似希特拉的極端民族主義，行行下都要停下來站立，離譜些。」
中共滲透遭到全球抵制
《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中提到，「共產黨文化是封閉的、壟斷的。沒有思想、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黨的統治好像一套液壓系統，依靠高壓和封閉來維持。」又指共產黨是「以恐懼壓迫中國人民的靈魂的」，並以「洗腦文化」進行統治。
時事評論員夏小強指，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成為了全球僅存的唯一的共產主義大國。近年來，中共利用種種方式向西方國家的紅色滲透，遭到了多個西方國家政府和媒體的警覺與反擊。奉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權越加孤立。
比如在美國和加拿大，多所中共開辦的特務機構孔子學院被關閉。特別是今年以來，澳洲和新西蘭發生的事件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澳洲媒體近日紛紛披露澳洲的情報機構正在調查中共滲透澳洲的政治、經濟等領域，並公開點名一些澳洲政要和提供政治捐獻的有中共背景的金主的關係。
在新西蘭，華裔議員楊健被揭隱瞞其12年中共軍方間諜背景，引起朝野震驚，紛紛呼籲重視來自中共的威脅和滲透。
在台灣，早前發生中共背景的「統促黨」在台大學校園毆打學生的濺血事件，使得台灣第一次針對中共滲透台灣展開大規模的掃黑行動。有台灣民眾通過政府平台提議「禁止公開懸掛中共五星旗」，並通過聯署人數門檻，台灣政府機關須在12月22日前回應。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僅僅半年多的時間，也多次就共產主義發表強硬批評。10月6日，他在白宮慶祝「西班牙文化遺產月」的活動中強調，要與古巴和委內瑞拉人民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專制制度。「壓迫古巴人民的失敗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給世界上每個地方帶來悲痛和苦難。共產主義屬於過去，而自由屬於未來。」
夏小強指，多國政府從被中共深度滲透的迷夢中驚醒，並且展開了有力的反擊。這其實也是中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遭到抵制、被世界唾棄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這是共產主義行將滅亡的信號。
林怡、蔡雯文報道
來源轉自：
【2017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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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不會忘記罪惡的歷史

★中國共產狗，是切切實實的外國勢力，有一堆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匪橫空引入共產思想到中國；這垃圾黨上舐（蘇日）下騙（人民）地奪得政權後，便開展共產思想根本的無貪不歡，無血不樂性格，從此中國人漸漸文化低落，禮崩樂壞地在壓榨下活著，紅禍禍及中國，禍延港台，遍佈全球，令中國有個稱身稱號：地球毒瘤；更令共產人有一個標緻外號：蝗蟲！
林昭，原名彭令昭，中國蘇州人。林昭1954年入北京大學新聞系學習，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公開支持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勛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而被劃為右派，後因「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罪、反革命集團罪」於1962年起被關押於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在獄中書寫了反對毛澤東的血書與日記。





共產黨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罪證人證比比皆是。

天安門被稱作「英勇威猛」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而上位的王建平，在二○一六年十二月九日被中共軍紀委以貪腐罪帶走後，黨衛軍的劊子手前幾天用一根筷子戳進自己的頸動脈，在北京沙河總政看守所「自殺」。 近幾天看到一條消息，約二十八年前在天安門被稱作「英勇威猛」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而上位的武警司令、副總參謀長王建平「上將」，在二○一六年十二月九日被中共軍紀委以貪腐罪帶走後，不足半年時間，這個黨衛軍的劊子手前幾天用一根筷子戳進自己的頸動脈，在北京沙河總政看守所自殺，結束其罪惡的一生，網民們稱之為：「生於不義，死於恥辱」。
不會忘記那場大屠殺
對很多詞彙的處理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在不斷演變。比如：對文革或對文化大革命，不必再打引號，大家皆知這些詞彙所指，而對六四事件、對天安門母親也一樣，無須再打引號。
據《蘋果日報》引述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報告，四月二十四日，天安門母親徐玨因肝癌在家中去世，終年七十七歲。徐玨的兒子吳向東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爆發時六月三日晚在木樨地頸部中彈喪生。徐玨的丈夫於一九九五年抑鬱病故。徐玨多年孤身並在二○○九年確診患癌，接受治療期間仍遭到當局嚴密監控。
天安門母親又走了一位，而六四事件的死難者家屬，已減少至一百二十六人，但人們不會忘記六四事件，不會忘記那場大屠殺。儘管最近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將去年製作六四紀念酒「銘記八酒六四」的四位中國公民符海陸、陳兵、張雋勇、羅富譽以煽動國家政權罪起訴，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墨寫的謊言，絕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想要中國人忘記他們的罪惡，忘記那場大屠殺，真是比他們造登月飛船還難。
近日見海外網刊《公民議報》刊出啟事：繼續開展《如何解決六四問題》徵文活動。本人覺得「如何解決六四」原本是中共一塊心病，而對於中國普通民眾並沒聽說有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你說那些失去子女的天安門母親可以與當局和解嗎，我看很難。
人民不會忘記。凡是中國歷史上重大歷史事件，重要人物，人民都不會忘記。特別是那場大屠殺，和平時期的大屠殺，中國很多母親都一定是「記憶猶新」！
今年是「六四」二十八周年，近些天來，手機微信中再度轉發當年作為國家總理的李鵬在接見學生時對學生們的欺騙以及後來在天安門施行的大屠殺暴行的一幕幕視頻，這就表明，人們不會忘記。人們也不可能忘記！中共幻想忘記，那不過是自欺，絕欺不了億萬民眾。
不會忘記聖女林昭
除了不忘那場大屠殺，近幾天在手機上還不斷地看到一些不忘歷史的文字和視頻。
每年四月二十九日是聖女林昭祭日。原本已經被中共平反的人，卻對人們紀念這位追求自由民主的先驅害怕得要死，對全國各地前去祭奠的人們進行威脅、驅趕，甚至直接抓捕，真不知他們是依據現有哪條法律條文。可民眾要紀念，你能擋得住嗎？有位叫吳昊的網友就圖文並茂地貼出了「林昭墓祭拜線路」：從蘇州火車站下車，乘軌道交通二號線，至桐涇公園站，共七站，票價三元，由四號出站。然後往左一百二十米，至中級法院友新新村公交站，再乘坐四三路至靈岩山，共十八站，票價二元。後再轉乘六六三路公交車至韓世忠墓站，共二站，票價一元。下車後往回走二十米，即安息公墓，再走約五十米後右行，過韓世忠碑亭後約一百米，有鐵絲網，此即林昭墓。林昭墓在墓園最後一排。
你看記述得多麼詳細。真箇如網友所說，「無論她活著還是死去都讓他們膽寒。」「一個死去的人都讓你們怕成這樣？被貴黨抓捕酷刑迫害最後槍斃，她已經死了四十九年了，可很多年前就已平反，表明她無罪。然而，當局卻在她的墳墓前裝了監控鏡頭，凡去拜祭她的人全部抓捕。今天她的忌日，成千軍警守在墳墓旁邊。她是最早一批覺醒的人，她用死在喚醒這個民族，她是為這個愚昧的民族，勇敢發言而被槍斃的，當然值得人們去拜祭。全國各地今天去了很多人，已經抓捕扣留很多去拜祭的人。」
他們從沒想過實行民主
在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執政不久，就搞了個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十二個詞組中就有「自由、民主」兩個詞組；而在二○一四年十月下旬召開的「四中全會」，又大張旗鼓地說他們要「依法治國」。現在轉眼執政四年多，這個國家民眾的自由民主是多了還少了，恐怕都寫在無數網民們的臉上。可以說，自一九七八年至今，當下是近四十年來控制言論最厲害時期。如此這般，還談何自由？又談何民主？那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明就是欺騙國人，乃至欺騙世界。
不久前，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五原縣塔爾湖鎮金星一社農民丁貴雄，就因在三件紅色工作服背面用油漆寫上巴掌大的「民主黨」三個字，一連幾天在工餘時穿著這種衣服上街，於是引起當地國保們注意，並受到他們的威脅。國保和警察把丁貴雄帶到一家賓館，問其為什麼要穿這種字衣？丁貴雄說：「我是民主黨成員。」警察就說不能穿，衣服要沒收。丁貴雄說穿這件衣服不違法，不能沒收。警察說不讓沒收就把人帶走。隨後警察帶著丁貴雄到其工作處，把三件有「民主黨」的字衣都收走了。警察離開前還不忘警告丁貴雄：不能再穿這種字衣了，更不能再穿這種衣服上街，再穿問題就特別嚴重。
由此可見，他們所說的民主，就是欺世盜名，忽悠天下，他們從沒想過真正實行民主。不然，民眾以實際行動呼喚和支持民主，他們怎麼會那麼害怕呢？他們太清楚了，一旦在「趙國」真的實行民主，這個政權就再也維持不下去了。
近些天在大陸熱播的反腐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有句台詞，說是現在的中共需要「刮骨療毒」。其實這是很不夠的，還是在自欺欺人。今年初去世的周有光先生，在七年前出版的《朝聞道集》中早就告訴了中共：「為封建制度服務了二五○○年的華夏文化，要想轉化成為現代文化，那是一場脫胎換骨的大手術。如果對華夏文化的陰影，在理論上不敢徹底批判，在制度上無法嚴格防止，那麼，我們將背著陰影遺產進入第三個千年紀。」
周有光看似說的是中國文化，其實又何不包括中共的專制制度呢？
來源轉自：
【2017年5月號 動向 總379期 梁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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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律師談中共政權滅亡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筆者通過網絡對目前仍被當局監視在陝西省榆林小石板橋村？洞的高智晟律師連續三天進行採訪，話題範圍涵蓋大家目前最關心的熱點問題。在徵求高律師同意後，整理出一萬四千字，因《動向》雜誌的篇幅限制，現摘要發表如下。
         採訪者：付振川，受訪者：高智晟。以下採訪者簡稱：付，受訪者簡稱：高。
         時間：二○一七年五月十九日～六月二十七日（分三次進行）
         付：您好！是高律師嗎？
         高：您好，謝謝！是的，是真品，而非珍品。
         付：很多人都關心您的「二○一七共產黨會滅亡」的預言，實際上包括很多的共產黨的人。現在二○一七年時間過去已經半年了，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您不擔心預言會落空嗎？
         高：我的信心滿滿，中共二○一七年必會敗亡。這不是我的預言，是我於偉大上帝全能的見證，感恩上帝無與倫比的愛，這是我莫大的榮耀！即便至今年的最後一天，我對上帝於今年拯救中國的信心不會有纖毫的動搖懷疑，千真萬確的就在今年。請朋友們留心，全球共產主義政權崩亡時間全在下半年發生的。
         我的神對我日常的關愛常讓我的靈魂震動不已，有時又誠惶誠恐，不是不信，總覺得自己不配。神的無限神聖、獨一無二的至高尊貴，卻全天候和我這樣一個卑微生命在一起，真的是不配又不敢當！
         付：的確是很神奇。可絕大部分人眼裡看見的只是共產黨很強大，有那麼多軍隊和警察，感覺中國人永遠推翻不了它的。
         高：那不是事實的全部，那是心靈和見識窄狹、蔽陋及僵化的必然結果。有這種認識狀態者還大多自以為是，認為自己的認識才更接近真理，一種可怕的至病態的固執己見，而這在中國卻很普遍，即使是境外那群共產黨的反對者中，你留意一下他們的文字、言論，中共的強大被描述的栩栩如生。他們總把中國共產主義的生滅規律放置在縱向的中國歷史興替現象裡，忘了它是橫向的世界共產主義生滅規律的一部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全球共產主義政權一律的擅長操控軍隊而長於對人民私權利的窒息性管控，而它們現在在哪裡！它們一律的滅亡於一個看似偶發的非暴力事件中，一律的都在滅亡前掌控著一支強大的軍隊、及龐大而冷酷的警察機器，它們現在在哪裡！看看全球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滅亡過程，沒有一個共產黨政權是被人民用硬暴力打倒的，只是這種觀點論者的觀察及思想所不及而已。
習負有上天使命：滅亡中共
         付：高律師，現在我想和您討論一下習近平可以嗎？
         高：不大願意在他身上浪費心思，惟願能概略些。……回答這個問題既很簡單，又很複雜。從宗教角度論則很簡單：習上台後的許多做法令人目瞪口呆，更有許多做法不僅倒行逆施，而且完全與時代及人類常識脫節，這是一種顯明的邪靈趨使現象。習同樣是負有上天使命的，那就是滅亡中共，這點使命竟神奇地與我們這些人的使命同，惟途殊耳。人類群體裡常有許多有趣現象，賊狂奔於前，警狂奔於後，他們奔向則同，而所以奔向同則大不同。習以一切喪失人類感情的保黨手段將黨帶入墳墓是他無力回天的使命，迄今為止他的角色無有纖毫差離，這是我當下對他唯一的「肯定」。說它複雜，則在於對於歷史趨向，尤其是重大歷史節點的把脈，是一個涉及頗複雜的宗教、哲學、歷史、現實等諸思想及見識的激蕩、折衷的結果，囿於篇幅，於這裡是無望述清了。從人倫感情角度論，我同情習，慶倖自己不是他，他是一個大悲劇的主角色，但不是不能改變。神永不阻止人棄罪就善，這是能絕對結論的。習先生目前已顯明了的人性底色，定義著他正雷打不動的瘋狂奔向悲劇的終點，悲劇總不是好事，我甚不願見之！人各有志，既有了雷打不動的決絕的赴死態度，那情形就變得簡單起來，大家各走一邊。
         付：現在有很多說法，很多人說許多壞事都不是他幹的，都是別人抹黑他，不知道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高：這種說法極其荒謬，與近五年來已顯明了的事實邏輯謬悖何止千里？這對習本人也是一種莫大的侮辱。這種荒謬邏輯成立的唯一前提是：習是個與木偶無異的窩囊廢，任惡人們恣意摶捏是他日常的全部事業，至少他是個慈善無比的孱主。不僅我看不大像，習本人也不會同意的。「竟無一人是男兒」這句譏笑蘇共當年垮台過程中不向人民開槍的話，「黨媒姓黨」、「握緊司法刀把子」這些昏話，豈是別人逼他說出的！
         付：您如何看習近平他們反腐敗？
         高：恕我直言不諱，認為中共真能反腐敗的人只是兩類，一類是實在的糊塗者，另一類則是實在的騙子。腐敗，是中共集團今天能苟活的全部原因和結果；腐敗，是已盡喪靈性的腐敗分子們全部的趨動力和凝聚力所在；腐敗，成就著所有腐敗分子的升遷，升遷成就著腐敗靈魂們更大的腐敗；腐敗，還有一個大作用；腐敗分子反腐敗，不僅可窒息扼死異己腐敗分子，更能為打倒異己腐敗分子的、更其兇悍的腐敗分子贏得喝彩，為腐敗政權贏得苟存能量。
         唯一出路即是體制外維權
         付：您怎麼看近幾年裡國內維權現狀？
         高：維權是個極寬泛的概念，能發生在人類的任何群體裡。今天中國的維權，或是我們這裡所言及的維權，則專指對中共暴政侵犯人類基本權利的反抗或防衛。
         關於維權，二○一五年六月份，我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認為：今天的中國，在法律範圍內的維權是對維權的反動，因為它的法律本身是非法的和反人權的。法律範圍內的維權我嘗試過，它本質上是以承認制度的合法性為前提，客觀上是在作維護制度秩序基本功，可流氓政權不接受。這種體制內的維權不被允許，被蠻橫指斥為擾亂社會秩序乃至顛覆國家政權，那麼邏輯的指向就再清楚不過了：政權本身的非法及反人權性。而邏輯另一端的唯一出路即是體制外維權，除非甘願永被中共流氓們踏在腳下。這幾年國內反暴政維權形勢發展很快，這是我與那悲觀者認識的不同。從人民覺醒的徹底性、規模性、基礎性、普遍性、尤其是在普遍性和迅速性方面，五年來超過了歷史的任何時期，這是習近平五年裡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最大「貢獻」。這是任何一個有耳、有眼及有心的中國人都不難得出這種判識的，普遍的人心向背已經完成，這是誰也無力回天的現實。
         付：您與國內那些維權人士聯繫多麼？
         高：幾成完全隔離狀態。
         付：啊！是因為您現在的處境嗎？
         高：是，又不完全是。
         付：可以說說嗎？
         高：幾無積極意義，不說更適宜些。
         付：如果您沒有什麼不方便的話，我還是很感興趣的。
         高：大家已變得很陌生了，不是因為距離，不是因為我被軟禁。舉兩個例子。去年下半年開始我醞釀著書寫《二○一六年中國的人權報告》，這需要一群人協作，我找過一群知名的人權律師，但百分之百碰了壁。這很讓我吃驚不少，署名則一律不願意，不署名則一律不肯合作。這件事對我有了點意外打擊，使我意識到維權情形已大不同以往了。另一面，這件事亦解放了我，斬斷了我對與他們合力搏擊的幻想，自己出擊，實實在在。第二個例子是我去年接了些訪民對人權律師的舉報材料，寫了《揭露罪惡是我的立場》，我向幾個知名律師徵詢過相關問題，我又得了點小挫折。百分之百的不關心問題本身，而一律的要求「高律您可千萬得顧全大局」。而我從此便多事矣。包括海外不少面孔也加入了阻止行列，我失敗矣！
         付：啊，您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孤單，我是說人際方面？
         高：不。我罕有的主動尋求與人合作是對的，這是個例外，這失敗更證明了我向來的單打獨鬥是正確的。
         付：請原諒我說話過於隨便，人怎麼可以不與其他人合作呢？
         高：「請原諒我說話過於隨便」，您怎麼可以得出如此悖離實際的認識呢？您稍微回觀下我過去的軌跡，是不難釋然您的這個認識的。我足不出戶，而最近的三件大事，《二○一七年，起來中國》、《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及其制憲思想記錄》、《二○一六年中國的人權報告》書稿是怎麼出去的！往遠點說，我從未出過國，這些年在國際上普遍的關注度是怎麼成就的！耿和她們娘仨是怎麼逃離中國的，沒有善良人們於無聞裡的捨身幫助和支持，這些大事件怎麼可能成就呢？這素來是我自信和力量的基礎，我從不缺合作者，且是金子般誠實的合作者，他們沒有利害計算，沒有詭計的。
         付：您有沒有試著搞清楚這種現象的原因，我指的是他們不願意與您合作維權的事？
         高：利益，是其中的全部原因。我沒興趣更無暇問他們，但是我有向朋友交流過，朋友說出了我完全沒意外的原因。……意思是說我從不聯繫外面的基金，所以跟著我得不到一點實惠。
         付：您怎麼想呢？
         高：目瞪口呆，不是對他們的利益要求，而是對我自己的愚鈍。楚漢之爭，項羽敗給劉季豈不是因著不肯予追隨者利？!
         付：您對律師失望嗎？
         高：不。恰恰相反。
         付：能詳細說說嗎？
         高：中國律師與黑暗政治的新一輪抗戰肇起於我，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不已的有趣過程。冷酷的打壓森嚴堡壘，而一個偉大的群體就在這兇殘打壓中崛起。試看今日中共面臨來自律師的威脅與十二年前相比如何，有天壤之別，這是誰都得承認的現實。於邪惡的壓逼中，在中國的今天與明天之際，中國律師一路走來一一湧現出像唐荊陵、李和平、王全璋、謝陽、江天勇等數不清的優秀分子，事實上已成了一種完全不能再被中國黑暗勢力消滅的力量。他們要面對野蠻乃至血腥的壓迫，但絕不是被消滅，這便是中國律師死敵──中共恐怖組織亦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律師作為一個現代的意識存在僅靠著非法抓捕一批他們中的傑出者，已毫無意義了，因為它首先是作為一種現代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文明觀念存在於絕大部分文明人的意識中。一群絕不向野蠻打壓屈服的律師的保有，決定了法治意識在許多精英分子意志中的堅立，這是未來法治中國的基石及光明的保障。他們是中國未來法治生命力的象徵，是中國未來法治生命生長的看得見的根脈且已生成了不可被拔除之勢，這已是鐵般的現實。
中國法律人的黃金時代將要到來
         付：您的肯定令人激動，對中國未來的信心讓人興奮，對將來中國律師業前景一定信心十足吧？
         高：謝謝您！是的。今天那些仍身羈專制黑牢中的傑出律師們，於自身的困厄裡肩起這民族命運歷史性改變的重軛，在無底線的無恥誣衊裡、在兇殘的攻擊中孤獨地奮力前行，拓通著這民族無限的希望之路，也正拓通著一條通往無限榮耀未來中國法律人價值的時代之途，我對此充滿著無限的信心，從不懷疑的。二○一七年後中國將徹底的、歷史性的迎來法律人的黃金時代，這一點無論怎樣誇張地展望亦不為過。隨著國家民主憲政制度及獨立司法制度的建立，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商業交流頻率及經濟的增長，隨著法律調整社會關係的頻率及功能的飛躍性增長，在一個新生的迅速成長著的國家裡，同樣會迅速成長的是人們的對法律服務的普遍而迫切的需求。年輕的後起之秀們、未來中國律師業的新銳們將在法治中國社會裡如魚得水，伴隨國家的法治進步一路生長。但這一天的到來還需走過一段黑暗甚至具體犧牲路，這需要我們部分個體的擔當，每個中國律師正處在歷史的考驗與撿選中。
         付：是的，中國法律人一定會迎來一個大好的時代是誰也不應懷疑的，但這一天到來前的黑暗現實令人擔憂，您有沒有對您的同行有些忠告？
         高：謝謝。歷史常是一面鏡子，為明智而富有勇氣的人們提示著選擇方向。我這裡舉一著名的例子，美國的獨立戰爭使律師事業遭到重創，不是因為戰爭本身的淘汰，而是許多律師，更有許多傑出律師人物，由於堅定的抓住黑暗不放，不願意與國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站在一起，英王的統治被推翻後得了不得不逃離美國的下場，得了個人命運的毀滅性悲劇，當時馬薩諸賽州因此減少了三分之一的律師。中國的律師群體，正歷史性地處在中國黑暗與光明的交替之界，對國家歷史而言，中共恐怖組織的敗亡不過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節點耳，而於許多個人而言則可能是命運的大轉折時期──不論好或壞。托克維爾的政治哲學著作中認為，律師是一個顯明了的認識敏銳的群體，如何選擇於個人命運有益，對律師群體而言不是困難的事，便是最消極的沉默也不失為一種不壞的選擇，而真正昧卻靈性與恐怖政權合體的壞種終究是律師中的極少數人。歷史的腳步從來如是，絕大部分正向的歷史步伐會給絕大多數還保有著人性或者是保有著人的認識能力者好的處境或好的發展，而被本即無情緒表達能力的歷史毀滅性的淘汰者永遠只是極少數，但不是沒有，那是他們企圖阻卻歷史前行的必然結果，但這樣的淘汰越少越好。未來中國將會對與前非法政權合體禍害人民以及被人民具體控訴罪行的律師予處罰，直至清除出行業或刑責。
         付：高律師，與您聊天既令人激動，又很不讓人輕鬆，老有一種莊嚴肅穆的精神力量在裡面，催促人嚮往未來，真是要謝謝您了！
「未來中國追懲反人類罪罪行」
         付：關於民選總統的話題，這也是我這次找您最想交流的問題，希望我們能有廣泛、全面而具體的交流。
         高：您將大失所望，這是我當下最沒有興趣的話題。首先，它不是當務之急，正有許多事等著我們去做；其次，這個話題暫無實際意義，順其自然，它豈能是人謀的結果！為了在中國建立，人民能夠平等、自由、自主地、一人一票選舉自己政府的政治制度，我們這些人把一切都捨上了，包括不惜捨上性命。壓倒一切的價值，是這樣的制度的到來，這是我們民族世世代代安寧和福祉的最靠得住的保證。我滿腦子想的從來沒有高大上，我想的最多的是未來努力建立起，最有利於生活中最不如意人群的國家福利機制。在整個中國社會中，建立起最有利於那些能力欠缺、能力客觀受限的，生活不如意人群的感情觀念和社會氛圍。國家必須在道義上巍峨堅立，首先對自己的人民，其次是對外的道義幫助，中國才會有好的前程。那時，誰做民選總統已不再重要了。這是我有涉這一話題當下能談的全部。謝謝！
         付：很感動，謝謝您，理解了，尊重您的意思。
         高：謝謝。
         付：還有一個話題是未來對前共產黨政權領導人的清算問題，可以交流一下嗎？
         高：您的兩個述語有誤，應該是前共產黨非法政權。「領導人的清算」應該改成是對：服務於前共產主義恐怖組織成員犯罪的審判。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二○一七年，起來中國》書裡談了我的個人意見，二○一六年六月，我在《民主中國》刊文《未來中國追懲反人類罪罪行範圍匡算》，對之有詳盡的敘列，這裡不再贅述。
         付：好的，明白，謝謝！
         付：請問您對《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有什麼期待嗎？
         高：不大。這是於犧牲生命作了基礎的一部人權問責法案。我迄今為止沒能看到它的中文版傳播，這又是華人的一個醒目的欠缺。它會是一部健康的法律。自馬歇爾大法官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實了憲法審查權力後，這種信心是可保證的。
         海外華人在這方面是可有大作為的，但迄今聲勢不彰。不僅不彰，間有謀動者，而對侵犯人權惡棍的篩選過於保守，甚至僵化。中共的反人權暴徒廣眾而兇殘邪惡超出人理，這在中國是一切正常人盡知的現實。華人作為糾舉者，不必以執法者的嚴苛眼光去篩選多如牛毛的惡魔般人權涉罪者，把嚴苛判斷交給執法者。
         現在的作法好像是在尋找稀世珍寶，容易給全世界造成一種錯覺：中共反人權惡棍實在是極少的，把價值導向了反面。這種近乎僵化的糾舉機制，竟有成了反人權惡棍的過濾性保護器之效，這是他們作夢都不敢相信的，可眼下這卻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現實。七○九暴虐人權律師事件中，這讓多少屠戮人權的惡棍鄙視我們的愚迂，尤其是天津公安鷹犬們，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在中國，囂張不羈而駭人聽聞的暴虐人權事件天天不絕於耳，何以糾舉反人權官員時竟如此艱難？大惑不解！
         付：是的，高律師，您這麼一說，我也覺得的確是這種現狀。謝謝您！
         高：交流是一種互學過程，不必客氣。
來源轉自：
【2017年8月號 動向總380期 付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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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食言堪稱「國際笑話」──評中共片面撕毀《中英聯合聲明》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代表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圖:Getty Images）          孔子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即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那就不知他會做出些什麼離譜的事來。個人尚且如此，如果一個政黨、一個政權也毫無誠信，則必然會禍害天下。日本偷襲珍珠港，希特勒以「閃電戰」侵略別國，毛澤東用「陽謀」發動「反右」……都是國家政權失信於天下的著名「案例」。而今卻有人似不願讓古人專「美」於前，於是乎有了更具「特色」的「創新」表演。
對中英《聯合聲明》變臉不認賬
         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也就是中共接管香港二十周年前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向媒體發表談話時，竟公然宣稱：「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二十年，《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希望上述人士認清現實。」
         如此違背起碼外交準則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強橫之語，一經拋出，便在世界輿論上引起軒然大波。《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政府對英國政府將香港移交給中國而簽署的一個國際性協議文件。該聯合聲明於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雙方互換文本後生效，並在聯合國秘書處作了登記。如此慎重莊嚴、並在聯合國備了案的兩國政府簽訂的國與國之間協議性文件，按國際法是具有永久性的，即使政權更迭，一般來講也要繼承前朝政府所簽的協議，何況大陸中共政權並未出現此種情況。此外，則只有該國政府被革命所顛覆，新政權才可能宣佈不承認被顛覆的政權與外國政府所簽訂的某些條約或協議，但中國大陸更無這類情況發生。才簽訂三十多年，實施才二十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卻被中共政權突然間一「變臉」就把它說成像是早已「作廢」的「歷史文件」！如此不顧國際常識的胡言亂語，完全是在開「國際玩笑」，更是對國際法的極端蔑視和嚴重踐踏！
中共一貫的「優良傳統」
         中共在其國內以言代法，無法無天，早已名聲在外不是什麼新聞了。但隨著中共靠與國際資本勾結剝削民眾，悶聲發大財，財大氣粗之後，便把它這一套作派逐漸向國外輸出。而可悲的是，世界各國對此並未有充分認識，還將中共當作是一個守信的政府，與之簽署各種協議。中共當局在簽任何協議條約時，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要認真落實。說遠一點，當年中共為了改變它在「六‧四」屠殺後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極不情願地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禁止酷刑和其它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約》等等。但中共簽署後命令他御用的「人大」不「批准」，於是永遠不「生效」；或者「批准」了也當廢紙一張，不但不執行，甚至中國老百姓提出這些公約，就被誣為「煽動顛覆」，外國人士或政府一提此，便被指為「反華」！二○○七年中國欲簽署加入WTO的世貿協定書，中國世貿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在會談不下時，朱鎔基就向他指示，先同意條件談下來再說。此言說白了就是：只要「混」進去了，執不執行條款那是「我」的事。而今國際社會才認識到上了中共的當，但為時已晚。中共混進世貿後，從來都沒有執行過他所簽訂的條款。比如中國的金融、保險、銀行就不向他國開放，新聞媒體更不許外國涉足，但中共的銀行、媒體則大舉進入他國。如此大耍流氓，文明國家卻無可奈何。
         所以中共此次宣佈《中英聯合聲明》作廢，既非突然起意，也不令人驚奇，不過證實了，中共在「拿下」香港後二十年來所作所為的事實。那就是中共從來都沒有想要實施《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一國兩制的承諾，在簽署的那一刻起就把它當作一張「廢紙」。之所以要簽署這一聲明，目的是讓香港能夠順利地轉到它的手裡，以及欺騙國際社會輿論。如今中共覺得香港已牢牢地弄到自己的手裡，沒有必要再裝模作樣演戲了，於是扯下遮羞布，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勝利」姿態來向世人和國際社會挑戰。這就是它的一貫「優良傳統」！
搬起這塊石頭會砸誰的腳
         曹雪芹先生在《紅樓夢》中嘲笑鳳姐兒「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黨國當局當然比鳳姐兒精明十倍不止，但人算不如天算，中共如此踐踏國際法準則，隨意宣佈自己與他國簽署的國際文件為「過時」的「歷史文件」，因而「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不具備任何約束力」。看似「機關算盡太聰明」，也似乎重重地給了英國和香港要求民主的民眾當頭一擊。但「子彈」還在飛，「石頭」還未最後落地，這塊「石頭」在不遠的將來說不定就會落在中共的腳背上。謂予不信，不妨想想：既然中共可以開如此惡劣的先例，就難免別人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例如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就是比《中英聯合聲明》在時間順序上更早了多年的「歷史文件」。哪一天中共惹得老美不高興了，人家還不是可以「依樣畫葫蘆」說：什麼「一個中國原則」，什麼「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這都是「歷史文件」，因而「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不具備任何約束力」。此外，如《中日聯合聲明》、《中俄聯合聲明》等等也是中共與其它國家的聯合聲明，中共現在「帶頭」作了這個「表率」，那麼人家也可以說，那是歷史文件，等同廢紙一張。既然中共都不遵守，憑什麼要別人遵守？至於中共天天拿著當棍子打人，逼著台灣總統蔡英文作「答卷」的「九二共識」，更是個連文件都沒有的「口頭表述」。如果蔡總統把這個「口頭表述」也稱為「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兩岸政府「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中南海諸公不知還能說什麼？這不僅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且更是因中共先開此例，而「授人以柄」，豈不是「反誤了卿卿性命」嗎？若按此辦理，甚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否也都是「歷史文件」，因而「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中共大約也自知太蠻橫無理，七月八日中共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徐宏在香港出席國際法研討會時，才強詞奪理地宣稱：中共的這一說法只是響應國際社會以《中英聯合聲明》指責中方，但中國從未否認《聯合聲明》是一份協議，並已登記在聯合國秘書處因而「不能說沒有（法律）效力」。但徐宏接著又說，「沒有條文賦予英國就回歸後的香港有任何權力」。徐宏的此一說法完全扭曲了國際協議概念，徐宏此意無非是說，國際社會無權質疑、批評中共在香港任何胡作非為。這是專制者權力傲慢的自我大暴露。
「一國兩制」的騙局被拆穿
         《中英聯合聲明》其核心內容，就是中共當局對英國和國際社會承諾：一九九七年後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也就是說在香港不搞中共的一黨專制，要有民主普選，要有獨立司法，要有新聞自由，要實行法治，而不是大陸的人治和一黨專制。然而中共從簽署這個《聯合聲明》的那天起，就像它對待其他的國際協議那樣根本就不打算要遵守。一九九七年中共完全接管香港後，更一步步地把那套一黨專制搬到香港來。例如堅持立法會議員選舉搞「小圈子」偽選，「特首」普選要由中共控制的「提名委員會」來決定誰是「特首」候選人。香港的獨立司法，最後決定權要由中共的「人大釋法」來加以定奪。媒體的新聞自由，更被中共，用控股、收買，令其「自我審查」……如此等等。甚至北京當局更放出狠話：香港特區政府的一切自治權都是中央給的，給多少才有多少。如此赤裸祼地把大陸的一黨極權與人治強加於香港，所謂「一國兩制」早已名存實亡！
         其實所謂的「一國兩制」是鄧小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為了哄騙台灣「歸順」北京當局，而給台灣的一個量身定制的「畫餅充饑」式的許諾。說台灣如讓北京「統一」，台灣的社會、經濟制度可以不變，還可保有軍隊，其實也是一個根本就不打算兌現的許諾。現在中共在香港的這些精彩表現，甚至連與英國達成的國際協議、共同聲明，說撕毀便撕毀，這不啻間接給台灣人民上了最生動的一課，也把它自設的騙局徹底拆穿。因此，現在的台灣人提到一國兩制時，幾乎都會聯想到香港，香港人的悲慘境遇徹底提醒了台灣人，原來中共的承諾是可以隨時變卦的！
         被共產黨奉為「導師」的列寧就說過「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必然導至政治上的滅亡」。筆者雖然深知列寧也是個專制惡魔，但並不「因人廢言」。他這話倒也沒錯，尤其拿來送給中共，完全可以作它的墓誌銘！
二○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來源轉自：
【（大陸）盛　言 2017年8月號 爭鳴 總4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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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的香港高鐵騙局

「一地兩檢」論壇上學者炮轟香港高鐵「大騙局」。 欺騙通過高鐵，醜惡之極
         香港特區政府多年來聲稱興建「廣深港高鐵」不一定要一地兩檢，八年來一直以此說法，去否定反對興建者說「違反基本法」的質疑。然而特區政府卻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全面改口欺騙香港市民；從一定要建高鐵，到在各方面欺騙市民，說明特區政府已經淪為中共的傀儡政府，所謂「一國兩制」，早已名存實亡。
         回到二○○九年十二月，當時特區政府在立法會爭取議員支持興建高鐵，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向立法會保證：「即使沒有一地兩檢，不等如沒有高速」，去回應議員「沒有一地兩檢，會怎樣影響高鐵效率」的提問。然而八年後的二○一七年七月三十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卻說，「沒有一地兩檢香港會被邊緣化」；前任局長的港鐵主席馬時亨則說：「高鐵不能沒有一地兩檢，否則香港站沒有意思」、「一地兩檢若不通過每月浪費八千萬」、「無一地兩檢市民將無車搭」，這種前後完全矛盾相反的言論，證明政府是處心積慮通過高鐵，然後再以強盜邏輯，強迫市民支持其割地的一地兩檢方案。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於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上，斬釘截鐵地聲稱：「處理『一地兩檢』時候，係唔會令香港特區範圍內的土地突然之間無?，呢個係好清楚，我希望唔會有任何誤會」；然而只不過兩年不到，再次連任律政司司長的袁國強，竟於二○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記者招待會中提出把香港的土地「租」給中國大陸，變相成為中國的租界──「處理一地兩檢時，此區域被視屬香港特區區域範圍之外」，不行香港法律，而改行中國法律。這種經歷過銅鑼灣書店綁架，以至肖建華的失?，還要在九龍的核心地區，設立一個行中國法律的租界，完全違反兩年前自己的言論，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醜惡之極。
政府所簽是賣港條約
         一如電話騙案或傳銷騙局，政府不斷把不相關以至不可能的高鐵妄想，推銷成為必須通過高鐵以至一地兩檢的騙局；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竟敢在立法會再次提到用高鐵連接歐洲的謊言。真相是當年所謂與中國談合作建高鐵的國家，例如印度，如今正在藏印邊境對峙；而連接歐洲必經的國家例如俄羅斯，根本從來沒有打算興建高鐵，去穿越可達零下五六十度，幾千公里無人居住的西伯利亞。今日的西伯利亞鐵路，其列車由滿洲里開去莫斯科的K19列車，要坐七日六夜；由北京經蒙古去莫斯科的K3列車，也需要六日時間；而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紀的俄國變蘇聯，再變回到俄羅斯，百多年來其國防的基本，就是故意把鐵路建築成寬軌，除前蘇聯的獨聯體國家之外，故意不和外界相連；中國要橫貫公路西伯利亞，就必須令擔心中國要「收回」其遠東地方如海參崴，防中國有如防賊的印度盟友俄國，更改過萬公里的路軌，這種妄想顯示了官員的無知，可是傳媒卻偏偏要助長這種無知。
         事實上所謂香港的高鐵，只是一條「廣深港高鐵」，是一條和中國大陸高鐵相連，在計算收益時則「獨立」的鐵路。但這種「獨立」又是一偽獨立，因為根本由始至終香港只在建到深圳福田的鐵路，而深圳福田往其他地方，根本可以另外獨立去計算。更荒謬的是，無論中國高鐵由蝕大錢變賺大錢，卻根本和香港無關。只要不來香港，就和香港無關，不要以為香港有份分紅──因為興建當初，特區政府已簽下一條不平等條約，即在計算興建成本時，香港段佔全段百分之八十資金作興建，在票務收入卻只能收回以距離計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完全違反任何財務安排的認知。
         以其他省市興建高鐵為例，如北京到上海的高鐵，就由沿線各省市合組一間「京滬高鐵投資公司」，以資金股本來計算他日的回報與收益清清楚楚：當初興建總共一千一百億股本，每一百億一份，鐵道部佔四份，沿途地方政府佔二份，工商、建設、中國銀行、全國社保以及某海外私募基金則各佔一份，總共十一份；其鐵路股權清清楚楚，皆以投入的股本決定股權，再由股權去決定將來的分紅。又另舉一例，即同樣打通香港、澳門與珠海的港珠澳大橋，亦是以三地政府合資的方式來計算股本，即香港佔六十七點五億，澳門佔十九點八億，大陸佔七十億，餘下則以貸款來處理，不會把成本與收益，一如香港高鐵般完全不成正比。
暴露決策自相矛盾
         高鐵根本從來只有債務，而無法製造收益。全中國唯一能夠在數字遊戲上盈利的高鐵，只有上海往北京的一段；和香港相關的，如所謂全中國競爭力第一的深圳，除深圳福田連接香港這一段之外，早已在營運。特區政府當年聲稱，香港乘高鐵可以用八小時接駁北京，現實深圳開往北京的列車，卻需十小時三十八分鐘。政府當年聲稱香港乘高鐵可六小時接駁上海，現實深圳卻無任何高鐵前往上海，只有自從當年溫州高鐵追撞意外後，官方自稱不是高鐵的動車，需時由最短的十一小時四十三分鐘，到最長的十二小時十八分鐘，說明靠大陸的客源，根本不足以維持深圳到上海更高速度列車的營運。
         比較起飛機的速度，香港飛北京的航程最短只要三小時五分，香港飛上海最快更只要二小時十五分。在正常的情況下，飛機的高速根本令高鐵完全沒有任何競爭力。再比較兩者的價格，深圳來往北京高鐵的票價最平的二等座約為二千二百元，而香港來往北京機票連機場稅，卻只需要一千九百元，即高鐵票價竟比機票貴三百元。高鐵商務位來回竟要價六千八百，而機票則可低達五千二百元。因此任何吹噓高鐵比飛機有競爭力的說法，根本就是癡人說夢。更可笑的是特區政府在支持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時，就製作圖表指高鐵沒有競爭力；反之支持高鐵時，就說飛機沒有競爭力。當市民以高鐵運行的「實際情況」質疑，支持高鐵論者就不斷吹噓「理論上」將來高鐵可以有多快，然而當人們拿出「理論上」飛機有多快時，這些人又立即搬龍門，說空管的「實際情況」如何不堪了。
         高鐵由此至終都是一場騙局，不但欺騙了八百四十四億的香港公帑，更為此在西九龍核心區域建立租界，破壞香港的法治，去毀滅香港的一國兩制。可悲的是問題複雜而傳媒被中共收買，多數市民一如買了股票幻想發財的被騙者，因為騙局太大，而無法相信自己如何被騙。
來源轉自：
【2017年8月號 動向 總380期 林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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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軍開始撤離 中共賠200億美元割地 但不敢打仗

1998年中共與不丹簽署協議同意維護洞朗地區的和平與現狀。2017年6月中方突然在該爭議地區修建公路，引發抗議，緊張局勢升高。（AFP） 中印自6月發生衝突以來，印方不斷向邊境增兵，做打持久戰的準備。華府中國問題專家表示中印不會爆發全面戰爭，中共一旦打輸對習政權是致命打擊，因此中共會在國內輿論上大喊打打打，但在現實行動中會竭力避免戰爭。*最近有消息稱，中共以二百億美元作貼息貸款予印度，並承認早前口中的中國神聖領土不予追究。
文／王東東
中印雙方自6月發生衝突以來，印度不斷向邊境增兵。7月印度沿中印邊境布署了八個師以上的陸軍部隊，以及數百架作戰飛機，包括准軍事部隊的總兵力超過20萬人。印度還在後勤保障等方面做了打持久戰的充分準備。
江蘇朝西藏運送血液 要打仗嗎？
7月28日，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了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Ajit Doval）等金磚國家代表團團長。官方通稿顯示二人未有雙邊會面，亦未談及中印邊境對峙問題。
7月28日當天，大陸媒體披露，江蘇省血液中心調配10萬毫升血液，7月27日已從南京空運至西藏拉薩，這是首批援藏血液。江蘇省未來會再調配2000單位紅細胞運往西藏。
中共國家計委決定，從7月起，每月由兩個對口支援省市向西藏調配血液，以應付用血需求。全國全年會調配合共2.4噸的臨床用血至西藏自治區血液中心，可滿足6000宗手術用血需求。
報導聲稱，根據需要，還會向西藏提供部分冷凍血液及成分血，作為戰略儲備及應急使用。
在中印邊界衝突不斷加劇之際，突然大批次地向靠近中印對峙的前線地區西藏增援血液，外界猜測是作為軍事之用：「這是要開打的節奏啊？」「戰前準備？」「運血！這是要打仗了吧？」
中方不丹修路 印度400多人阻撓
8月2日，中共外交部發表12頁長的文件顯示，中方6月16日在洞朗地區進行道路施工，18日印度邊防部隊270多人攜帶武器，連同兩部推土機，在多卡拉山口越過錫金段邊界線100多米，阻撓中方修路活動，引發局勢緊張。
中方表示，按照1890年中英簽訂的《中英會議藏印條約》，洞朗地區屬於中方的領土；但不丹與印度都不認可中方的說法。
1998年，中方與不丹簽署書面協議達成一致，同意維護洞朗地區的和平與現狀。但2017年6月，中方突然在該爭議地區修建公路。印度認為，中共軍方在此修路是想改變洞朗地區的現狀，同時將對被印度人稱為「雞脖子」的西里古里走廊構成戰略威脅。
按照印度與不丹雙方在1949年簽訂的《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規定，在國防安全方面，不丹置於印度的保護之下，印度負責不丹的安全。
文件顯示，印軍進入洞朗地區人數最多達400多人，連同兩部推土機和三頂帳篷；截至7月底，印軍仍有40多人和一部推土機在該地滯留。
也就是說，中方稱，印度方面悄悄撤走了約90％的越界軍人，但據香港《經濟日報》8月3日報導，新德里電視臺等媒體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話說，印軍在當地的數量並無減少，各方仍有約400名士兵布署。
中共民族主義強勢 現實弱勢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表示，目前中共就是靠民族主義來維持其統治，因此，中共與周邊幾乎所有國家都關係緊張，中共在各邊境演練時，假想敵很多；而印度軍隊自從1961年以來，唯一的假想敵就是中共。
當時中共是「戰鬥贏了，戰爭輸了」。中印衝突的地區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邊，中共士兵得從喜馬拉雅山的北邊來運送物資，據說從靈芝、波密得力，靠人走四天才能過。中共運輸了半年，才夠一周的打仗，補給非常不容易。而且那裡地處高原地區，沒經過訓練的士兵，站在那連喘氣都很困難，更不要說打仗了。那裡氣候也非常惡劣，一進入9月就是天寒地凍的。當年中共打一仗後就趕快撤軍了，自稱贏了，但所爭議的領土依舊在印度的控制下。
印度目前已經是全球第四大軍事強國，他們一直準備打持久戰，打贏後「以雪國恥」。不少評論認為，中共會與印度開戰，但石藏山認為，中印不會爆發全面戰爭，因為即使中共打贏了，也沒什麼好處，而一旦打輸了，（中共輸的可能性非常大），那後果不堪設想，對習政權而言，可謂致命打擊。
一旦印度贏了，中國周邊的小國家也會信心大增地與中國搞對抗。正如BBC報導，中國問題專家拉納德認為，中印在洞朗的對峙繼續下去，中共必然丟分，因為中共一直把自己擺在無人能夠挑戰的主要強國位置上，因此「印度強硬面對中共，等於向亞洲其他國家發出信號」。
一旦中印開戰，美國會站在印度一邊，甚至俄羅斯也會站在印度這邊。中共想打贏的可能性很小。
更重要的是，目前駐紮在中印衝突領土上的，大多是西藏流亡去的西藏人。一旦中印邊境出事，中共想繼續掌控西藏，那就難上加難了。
由此可見，中共會在國內輿論上大喊打打打，但在現實行動中是否如此？*最近消息稱，中共以二百億美元作貼息貸款予印度，並承認早前口中唸唸有詞的中國神聖領土不予追究，中共最後只會極力避免戰爭來避開「必輸」的結果。
* last updated 結果更新
來源轉自：
【焦點新聞 第544期 20170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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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袒護北韓將自食惡果──評中共「朝核問題事不關己」謬論

朝核問題日趨嚴重，導致東亞形勢急劇惡化，也威脅中國大陸的安全。然而，中共高層卻擺出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姿態，這是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今年三月訪華就朝核問題未達成任何協議的根本原因。雖然蒂勒森說，美中雙方都認為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已經「相當危險」，但中共拒絕美國的武力解決方案，其外長王毅依舊重彈必須和平解決的老調。
中共對朝核問題事不關己
北韓的核武器就在中共家門口，中共卻謊稱與其無關，甚至還有一整套歪理。這套歪理的核心，是朝核問題是美朝之間的問題，與中共不相干。
今年二月十七日，王毅在第五十三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表示，在朝鮮半島核問題方面，「美朝兩家作為最直接當事方，有必要盡快作出政治決斷」，而中共成為局外方。「作為朝鮮半島的最大鄰國，中國願繼續從中斡旋，發揮積極作用」。
今年三月八日，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半島核問題的主要當事方是朝美兩家」。中共居然居於超然地位。「作為半島唇齒相依的近鄰，中國當然也是解決半島核問題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方。」中共則在「斡旋朝美接觸、推進六方會談」中起作用。
今年二月十三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表示在朝核問題上，中共置身局外，更把責任擴展、推給韓國，說「朝核導問題根源在於朝美、朝韓矛盾」、「希望有關各方承擔起應盡的責任」。當記者追問「你能否詳細解釋一下，朝韓矛盾是如何導致朝核導問題的？」耿爽拒絕解釋。
中共認為，朝核問題的根本是美朝之間的矛盾，是美國繼續以冷戰思維對待朝鮮的必然結果，美國有責任去解決。中共自己則袖手旁觀，或扮演協助解決的配角。而朝方堅持，朝核問題的本質是美朝之間的矛盾，所以強調，解決朝核問題是「朝、美之間的事情」，包括美朝間要正式簽訂朝鮮半島和平協議。朝鮮這是不甩中共，使得中共尷尬。《紐約時報》今年三月報道稱，「朝鮮對它的盟友、保護者和供養者中國也表現出越來越直白的不屑甚至敵意，令中國人也大動光火」。
既然中共迴避自己是朝核問題當事方，推脫自己在朝核問題的責任，朝鮮當然把中共踢出朝核問題當事方及其解決的外交圈子。北京想要建言平壤、斡旋朝美接觸、推進重啟六方會談、解決朝核問題，就不具有外交合法性、合理性，也就失去了著力點。中共外交愚不可及，莫此為甚。更不可理喻的是，對於朝鮮核彈及導彈威脅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和環境安全，中共失去了防範的外交基礎和交涉的國際法依據。
朝核威脅中國國家安全
朝鮮擁有核武器，對中國來說是一種歷史性的重大國土安全變局。中央黨校教授張璉瑰認為，朝鮮擁核，擁有了在如此近的地方劍指中國心臟地區的能力和手段，它本身成為有可能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的能動力量。
平壤用心險惡，而北京竟然不知防備，依舊奢談什麼兩個社會主義鄰國的傳統友誼。張璉瑰認為，朝鮮把其核設施建在距中國邊境如此近的地方，固然有國土狹小因素，但不排除以中國為擋箭牌的考慮。一來可令美國因擔心可能傷及中國而對打掉朝鮮核設施罷手；二來中國也可能擔心遭受池魚之災，而反對美國對朝動武以消滅其核武器。這種佈置可同時制約美、中兩個大國朝核政策，一箭雙雕，卻對於中國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此外，朝鮮半島若再次發生朝鮮發動的類似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統一戰爭」，其結果必定是災難性的。而朝鮮如果在「統一戰爭」或危機時候動用核武器，對半島及其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來說，其後果則是毀滅性的。
智者擔憂朝鮮對中國使用核武
筆者的一位朋友，是中共外交部的一個中層幹部，說西方國家駐華使館非常關切朝核問題，一些公使級外交官或者政治參贊、一等秘書等，認為他對於朝核問題素有研究，見解獨到深刻；又由於他曾經留學西方，而瞭解西方思維和外交政策，所以經常邀請餐敘，討論朝核問題。
有一次，這些西方外交官宴請他，為了深入交談，吩咐侍者慢點上菜。他說，還是快點上菜，因為我很忙，我會坦率地闡述我的觀點：朝鮮揮舞核武器，看似針對韓國、日本、美國，說不定哪一天，它把核彈丟到北京。這是個人看法，不代表中國政府。擔心朝鮮胡來，更擔心我們的領導人對此尚未戒備。我以前認為金正日不靠譜，其實他還是比較理性的。畢竟，他訪問中國幾十次，儘管他把中國看成修正主義，但還是受到中國影響，不會把核彈針對中國。但是，金正恩就不一樣了，留學瑞士只學得西方皮毛，又從未正式訪問中國、會見過中國領導人及深談。對於中國要求他放棄核武器的勸告，他不僅聽不進去，反而把中國視作假想敵。從他國內執政來看，他太年輕，卻掌握無限權力，而且沒有經驗，易於衝動、脾氣暴躁、反復無常。因此，有朝一日，假若中朝衝突，他對中國扔原子彈，不是沒有可能。這些西方外交官連稱高見，深受啟發。
朝核試使中國有環境安全風險
的確，一旦朝鮮發生重大核泄漏，其大片土地不適於人類居住，中國東北地區也跟著遭殃，將會出現大片永久荒蕪地帶。其核災難將會遠遠超過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日本福島核電站重大核事故。
朝鮮遲早會發生重大核泄漏。二○○四、二○一○年，美國核科學家西格弗里德‧赫克曾參觀了朝鮮核反應堆。考察結束後他非常擔心，朝鮮遲早發生重大核事故。由於孤立自閉，朝鮮採用的技術原始、粗糙、落後，大體上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水準，極不安全。赫克為朝鮮核設施安全狀況擔憂。
美國智庫判斷，朝鮮寧邊核設施一度面臨導致日本福島核電站重大核事故的冷卻水供應故障。二○一四年，前韓國總統朴槿惠在海牙第三屆核安全峰會開幕式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說，「朝鮮核設施安全性問題也引發著巨大擔憂」，「在朝鮮寧邊聚集著大量核設施，如果某建築內發生火災，那將引發比切爾諾貝爾還要嚴重的核災難」。
朝鮮在其西北海岸鐵山郡東倉里的遠程導彈發射場，距中國丹東直線距離約五十多公里；寧邊距中國邊界約一百一十公里；其咸鏡北道豐溪里核試驗場，距中國邊界九十多公里，更有大量涉核工廠、儲藏場等建在朝中邊界地區。朝鮮核試驗場地靠近朝中邊界，對中國有潛在危害，尤其是中國東北地區面臨較大風險。
張璉瑰認為，朝鮮核試驗對中國的危害一直被低估。在朝鮮核問題上，國人（筆者認為，其實應為中共領導人）有許多認識誤區，其中之一便是認為朝鮮核問題是朝美關係問題，中國不是當事者。中國要做的只是在道義上堅持維護半島無核化的口號，沒有必要採取實際行動促朝棄核，因為那是在幫美國的忙。
中共阻美國軍事解決朝核問題
六年前，奧巴馬政府稱，為促朝棄核，美國「不排除任何選擇」，意即必要時將動用武力。奧巴馬政府對中共綏靖，對朝鮮軟弱，實施「戰略忍耐」政策。其中原因之一，認為朝鮮核導彈尚不具有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而一旦美國發現朝鮮擁有這種能力，一向要求絕對安全的美國就會出手。二○一一年一月，時任美國防長的蓋茨在北京表示，留給美國的時間大約是五年。
五年大限已經來臨。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今年三月訪華前表示，美國對朝鮮的「戰略忍耐」已到盡頭，而對朝鮮的軍事行動是「擺在桌面上的一個選項」。
中共一心只為維護自己的政權，所以患有政治近視眼，一再阻撓美國軍事解決朝核問題。中共的主要擔憂是，第一，如果美軍攻擊朝鮮，打倒朝鮮政權，美國可能在朝鮮駐軍，從而在中朝邊界威脅中共。但中共沒有算清賬，即使美軍駐紮朝鮮，輕易不會對中國使用核武器。而金正恩政權則不可預測，一旦對中國扔核彈，或造成核泄漏污染中國東北，中共怎能承受？兩害相權取其輕，究竟哪個更好些呢？第二，如果美軍攻擊朝鮮，導致金正恩政權崩潰，由韓國統一朝鮮半島，中共將會面對韓國民主制度。中共擔心韓國及美國民主制度的衝擊、影響。金正恩政權崩潰，又一個共產黨國家垮台，中共在世界上會更加孤立。而且，老百姓會問，共產黨國家為什麼越來越少？中共難以解答，臉面上不好看，自己本來就剩下不多的合法性又會減少大半。
來源轉自：
【2017年4月號 爭鳴總474期 山林居士】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所有評論非本站立場，有疑似影射幸勿對號入座。）

觀《人民的名義》有感

★正義公義等落到共產黨手上轉銷便會立即變味（邪惡味），因全黨人都透徹地散出邪氣，人人無料扮四條，呢期牠們熱捧甚麼，便會扮甚麼，如這期興韓日，所謂明星男男女女就扮韓國仔韓妹，毫無新意，低能非常；所以，警匪片成了匪賊片，反腐片變了銷貪片，抗日劇變為漢奸自擂鬧劇，甚麼產品也加上日韓英文來魚目混珠搏好賣，一切也為錢掛帥，上下一心，簡直蔚為奇觀！
中共自篇自導自演的所謂廉政風暴，爆收視率，何也？因為人民渴望中共上上下下都廉潔奉公，但事實如何？人所皆知！ 「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劇」
五十五集電視連續劇《人民的名義》（以下簡稱《名義》）於三月二十八日起在中國熱播並迅速高踞全國收視率的榜首，也引起了全球各地華人的廣泛熱評。此劇被中國官媒力捧為「二○一七年最火的電視劇」和「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劇」。中國電視審查部門自二○○四年起即禁止播出任何以反腐為主題的電視劇。已沉寂十三年的反腐主題劇高調在黃金時段播出，不僅標誌著「亡共者，貪也」已成為中共決策層的普遍共識，也標誌隨著十九大人事佈局的展開，確有貪腐劣跡、在政爭中失敗或「非習族類」的高官都將被以貪腐的罪名清除出政壇。
在揭露中國的腐敗現狀和如實描寫當下中國社會的種種黑暗面方面，《名義》確有突破和進步，如劇中掌實權的處長將貪腐所得的二點三億現金藏在家裡，一捆捆一摞摞地擺滿了整整一面牆、填滿了整整一張大床；前省委書記的兒子密謀狙殺省檢察院反貪局長等（而且前省委書記顯然是知情的），都相當令人震撼。劇中腐敗官員的級別終於「上不封頂」（劇中紅二代省委書記沙瑞金語）到了「副國級」（雖然在現實中腐敗官員早已「上不封頂」到了「正國級」的周永康），還有副省級高官頑強抵抗中紀委調查等劇情。這些在一貫提倡「正能量」的中國電視劇裡相當罕見，媒體和個人微博因而掀起了將劇中人物與現實人物「對號入座」的熱潮。
《名義》沒有像傳統的主流影視作品那樣將人物臉譜化，人性也不再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在黑與白、好與壞之間有很寬的中間地帶。《名義》用了不少鏡頭真實地描述了官場內鬥，以及靠裙帶關係、師生關係、情人關係上位者，這類描述在過去都是禁區。其實，官員也是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權力和利益交織的官場更是如此。對官場內鬥，毛澤東早就說過：「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中國雖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嫌」的傳統，但在當今的中國官場，沒有人將「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嫌」與以裙帶關係、師生關係、情人關係推薦別人上位劃上等號。說中國官場「今不如昔」是給共產黨抹黑，但那個「黑」卻不是包青天的黑。
只能在條條框框內說事
然而，《名義》尺度再大，也只能在由體制劃出的條條框框內說事：革命傳統教育、學習雷鋒是必不可少的；黨的一把手總是正面人物，出事的、腐敗的都是政府部門的官員，且多為副手，這種「維護黨的形象」的描述與現實嚴重不符。《名義》塑造了省委書記沙瑞金、省檢察院反貪局長侯亮平、退休的省副檢察長陳岩石等正面形象，但這些正面形象在現實中很難找到原型。拿沙瑞金來說，在現實中對一個省內廳局級、副部級官員系統性腐敗的窩案，基本上都由中紀委派出的巡視組和工作組直接查處，不由省委書記主導查處，何況沙瑞金還是剛剛從外省空降來的。
綜觀全劇，那些反腐的事都是共產黨內的家務事，鬥爭主要是黨內權貴之間的爭鬥，反腐也全由共產黨在佈置指揮，跟「人民」沒有半毛錢的關係。相反，劇中無權無勢的「人民」始終處於被欺凌的地位，他們對反腐既沒有知情權、更沒有參與權，何談「人民的名義」？所以劇名改為《黨的名義》更恰當。中共建政後，國名、法院、檢察院、警察、公安、軍隊等無不冠以「人民」，但「人民」始終只能貢獻一個名義。
《名義》給觀眾留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由中國各級官員的秘書從政後形成的官場「秘書幫」。秘書屬於「官吏」中的「吏」類，類似於古代官衙「師爺」的角色。但「師爺」在古時候就沒人敢小看，現今中國官場上的「秘書幫」是裙帶幫、師生幫、共青幫以外的另一大勢力，他們在中國政壇人數之多、發揮的政治能量之大可與胡錦濤時代的共青幫媲美。連習近平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都是給時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耿ｘ當秘書。
在黨選官員、官選官員的中國，秘書因與領導朝夕相處、唯領導之命是從，最容易「近水樓台先得月」獲得領導的賞識、信任和提拔，從政後也最容易與原領導及其子女沆瀣一氣，形成牢固的不亞於裙帶關係的利益共同體，因而也最容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周永康倒台後，他的前後四任秘書統統被查，這些人無不官至副省部級高位。在官本位的中國，當領導人的秘書還有另一大好處：他們常常被視為領導人的化身，因而擁有很大的隱形權力。他們可以「矯詔」，可以假傳「聖旨」，更可以撈錢騙色，眾多的官場弊病和問題也因秘書干政而生。中共高層顯然也意識到了秘書干政的嚴重性。據四月十二日新華社報道，中共最近頒佈的《中國共產黨工作機關條例（試行）》指出：「黨的工作機關不設正職領導助理」（即秘書），特別強調「一般不設秘書長」。大多數評論都認為這是中共有意限制「秘書幫」的孳生。不過「秘書幫」也有弱勢：他們彼此只是平行關係，沒有上下級關係，難以形成利益共同體。
不是中國版的《紙牌屋》
《名義》播出後，國內不少評論將《名義》拔高為中國版的《紙牌屋》。其實《名義》所揭露的中國官場的黑幕，絕對只是冰山一角。中國官場早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官場廝殺的慘烈手段連黑手黨都自歎弗如。至於什麼樣的電視劇才能榮膺中國版的《紙牌屋》，筆者認為只有以王立軍夜奔美領館、谷開來毒殺尼爾‧海伍德、令完成逃亡美利堅為題材的電視劇，才可能拍出中國版的《紙牌屋》。但中國版《紙牌屋》播出之日，即使毛澤東從紀念堂裡爬出來，鄧小平穿越回到了二十一世紀，共產黨的執政大廈也會轟然倒塌。所以，只要中共繼續執政，就不要奢望能有中國版的《紙牌屋》橫空出世。
在該劇第十八集中，出現了「漢東省駐洛杉磯聯絡員李梁」這個人物。這位也身負監視外逃貪官丁義診重任的「公家偵探」級別很高，可以與漢東省公安廳廳長直接通電話。既然電視劇敢寫，那這李聯絡員的身份就不會是空穴來風。中國各省區甚至市縣都有屢禁不止的「駐京辦」，前些年小說《駐京辦主任》還曾風靡天下。如今，與「國際接軌」下，「駐外辦」應運而生並不奇怪。問題是既然有「漢東省駐洛杉磯聯絡員」，推而廣之，漢東省駐紐約、駐舊金山、駐芝加哥……，以及駐倫敦、駐巴黎……都可能派有「聯絡員」，聯絡員下面肯定還有不少辦事人員。中國有超過三十個省區和直轄市，其它省區市有沒有「駐外辦」？如果有，全中國這些數目龐大的「駐外辦」的非外交人員以什麼簽證、什麼身份駐外，總共花費了多少民脂民膏，不僅令「吃瓜群眾」好奇，也會引起各國「有關部門」的關注。
非「狗尾續貂」的戲說
民間已經有人寫出了《人民的名義》續集（時髦的稱呼是「第二季」）。續集的故事發生在第一部結束五年之後，在第一部中被刻意塑造的兩個正面人物：已官升政治局委員的沙瑞金被影射為薄熙來第二，已官升省公安廳廳長的侯亮平被影射為王立軍第二，而沙瑞金之妻葉秀金和沙的第二個兒子沙果果則分別被影射為薄熙來之妻谷開來和薄熙來的第二個兒子薄瓜瓜。請不要對這「狗尾續貂」的續集一笑了之，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下，官員不管是否貪腐，都可以「官不聊生」。當官正在成為高危職業，「正面」人物很快可以成為反面人物。薄熙來當年在重慶「唱紅打黑」時，風頭和「政治正確」度可是蓋過習今上的，所以這續集的「戲說」還真有可能發生。
來源轉自：
【2017年5月號 爭鳴 總475期（美國）周　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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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預判：天堂與地獄的十字路口

★中共十九大真的一矢而就，中共真的濕鳩（打飛機靠嘴炮）大的！
穿著西服反西方的一幫蟊賊共匪。 二○一七年將是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年頭。這一年，習近平能否掌控中共十九大並通過十九大絕對掌控中共，將決定中國未來發展。在此，筆者要討論三個問題：習近平通向十九大之路，十九大變數，十九大之後的中共。
習近平的十九大之路
         二○一二年底習近平接位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以來，他一直在為當一個實際上絕對掌控中共的最高領導而鬥爭。此前，不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不是絕對最高領導，都受制於其他派別和中共權力運作的明規定和潛規則。自繼位那天起，習近平就有一個很清楚的時間表，要在今年的十九大上完成奪權過程。為此，他在四年間進行了一場非典型政變，將全黨全國置於一個非常狀態，幾乎掌控了全部的黨國權力運作機制。今年的十九大，將是最後摘取果實的時刻。回顧習近平通向十九大之路，會對研判十九大有重要意義。
         在奪取和建立最高權力方面，今天的人類政治已經有豐富的經驗和教訓。習近平的十九大之路，不是民主化的道路。許多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國家的新生民主國家領導人都是領導國家在從威權或極權體制走向民主體制的過程中，獲得權力的。他們被人民衷心擁戴，被選票確認為最高領袖。中國東邊同文同種台灣和北部相同意識形態的前蘇聯都是這樣完成政治轉型的。這樣的過程是現代政治文明中最認可的權力道路，是最具堅實的合法性基礎的道路。這樣的過程也許起自高層核心的發動，但都是由全民在自由討論和選擇中完成的。習近平的道路顯然不是。他的道路是專制政體中的道路，是通過宮廷密謀和陰狠權力鬥爭，清除異己而奪取權力的道路。
         專制政體中依靠專制方式奪權，也有不同模式。現代政治中最典型的模式是政變。通過一次軍事行動或者宮廷政變行動，突襲抓捕或驅逐主要政敵，宣佈掌控所有國家大權，然後系統清理政治反對力量，建立新的統治。習近平的奪權不是這種典型的現代模式，而是採取某種非常規政變模式。他以反腐為名，通過一系列清洗，先後將公安、軍隊、國家安全等專制國家要害部門抓在自己手中，然後建立一系列小組接管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權和日常運作的管理權。雖然這不是典型的現代政變奪權方式，但卻是中國古代宮廷政治中慣用的方式。在弱主強臣的權力繼承關頭，有作為的弱主常常以各種方式在強臣間製造矛盾，逐步削弱強勢集團，最後清洗掌控大權的所有人事的和制度程序的障礙。
         習近平在十九大前的成功，可以集中體現在一點：在十九大的前一年，他已經被確認為中共領導核心。核心與總書記不同；總書記的權力來自權位，如果卸任，就不再有權。但歷史上成為核心的中共領導，即使名義上不在位，也是掌控人事和大政方針的一號人物。這意味著，習近平的最高領導不僅可以對所有重要事務一言九鼎，而且他的實際任期，可以超越總書記的任期。
十九大的變數
         作為最高領導核心，習近平正在通過兩種方式緊鑼密鼓並有條不紊地掌握十九大的絕對多數：一是將各省各部門一把手換成對他效忠的人提出所屬範圍的十九大代表名單，二是通過反腐和查所謂賄選堵死自己人落選的可能。
         然而，習近平的十九大不是沒有變數。首先，習近平在目前運作中可以穩操勝券的勝利範圍還不確定。例如，常委人事安排、常委人數、甚至常委制度據說習近平都有不同尋常的想法，但現在他還僅僅是通過外媒放出風聲，沒有正式展開討論。目前多數觀察家都認為他很難如願以償。
         習近平的另一個十九大變數還是人事。由於在待位期間必須韜光養晦，他沒有安排自己的人事，而胡溫後期中共人事選拔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潛規則，主要崗位甚至在縣處級就被各派系瓜分完畢。他現在重要崗位缺乏合格和可靠的幹部填補，只能按照自己的印象大量啟用自己其實不了解的人，多數恐怕是「招降納叛」。這些人也許在十九大前就會被政敵查出歷史和現實的問題，這都給人事安排甚至習近平的十九大佈局帶來變數。就筆者在海外接觸到的幾個所謂大案，都是正在被習近平的親信或他暫時重用的人故意或疏忽製造的錯案冤案假案。這些案件的荒唐和惡劣甚至超過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在權爭關鍵時刻，習近平必須要為他的追隨者的罪行和錯誤洗地，被迫背上不該背的包袱，甚至限制未來實施良政的空間。
         儘管現在坊間普遍認為習近平的十九大勝利是穩操勝券，懸疑只是斬獲多少的問題。但習近平也不是沒有大翻車可能，權爭到這種惡鬥地步，政敵不可能全部就此罷手。雖然習近平可以監控所有高層人事和要害部門關鍵人事的一舉一動，但他遠沒有掌握黨國運行機制。許多在正常情況下應該發出紅色警報的事態都在他監控之外，例如，半年內退伍老兵兩次大規模進京（而且一次比一次大）就沒有被事先發現和制止。其實，說習近平身處險境並不過份，在傳統社會，他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天下是最高權力者的私產。除了極個別廢君政變外，沒有任何事件可以導致最高領導易位。但現代社會沒有君權神授的合法性，一些小事都可能釀出合法性危機，導致政治災難。習近平集權如此周密，幾乎將所有大小災難的責任都要承擔下來了。有人開玩笑，如果底層出一個二百五，在習近平監視視野之外又有機會接觸要害，做點出格的事兒就會導致政局大翻盤。專制極權到極端的時候的政治翻盤，包括革命，大都是這類小人物的偶然衝動引發的。
十九大之後
         按照目前發展格局看，十九大上習近平掌控人事大局後，勢必清黨整風。就像鄧小平八十年代初在高層核心清除凡是派後，要以「四化」標準和對改革開放的態度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一樣。鄧小平真正能將改革開放政策變成基本國策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完成幹部隊伍改造後。習近平要花三到五年在實施自己的治國方略中，以「不換思想就換人」的原則，考察和整頓幹部隊伍。
         然而，一個新的問題提出來，習近平要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治國方略？筆者認同在中國建立一個更合理和文明的程序規則的普世價值，因此評價政治人物和事件就是一個標準：是否有助於建立憲政民主。其他的左右政策取向爭論都交付程序規則中公平表達和競爭決定，但是，在尚未建立憲政民主時，對那些專制統治者，還有一個次要標準，就是是否有助於國家進步和人民幸福。
         習近平在政體方面的改進乏善可陳。他的高度集權登峰造極，顯然是退步。就他認同毛澤東和傳統共產黨理念初心看，這不像是某些他的海外說客所說的權宜之計。即使他是權宜之計，但殘酷權爭讓他背上諸多包袱，按照路徑相關的實際觀察結果，他在種種危機中不由自主地會在專制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現代專制統治者，不少都是在獨裁方式奪權中，嘗到獨裁的甜頭然後將權宜之計永久化的。
         如果習近平要建立的非憲政民主政體，該如何判斷和評價他的治國方略。從最初兩年的「六十條」改革措施和依法治國的方案看，有一個威權政體中自由化色彩的整體構思。但從他最近兩年就具體問題的講話看，特別是他強力貫徹供給側加一帶一路的作派看，他是一個佔有欲和進取心非常強烈的專制獨裁者。
         不論中共十九大是什麼結果，只要不是憲政民主改革，而是習近平的獨腳戲，就是中共治國的失敗。三十年毛澤東災難和三十年鄧小平改革後，中共還是產生習近平的專制獨裁「十九大」，這既是悲劇，也是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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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號 動向 總378期（美國）王軍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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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土匪」表初心

         二○一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軍方在內蒙古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了建軍九十周年閱兵式，作為例行紀念儀式，好壞如何都不必在意，但這次活動卻引起廣泛關注。這倒不是閱兵式展示了什麼尖端武器，也不是各方陣走出了歎為觀止的樣式，而是通過閱兵向世人發出了一個重要信息：黨不但在軍隊之上，也在國家之上。這條信息是由護旗隊發出的，他們將黨旗置於軍旗之前，也置於國旗之前。
         中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崇拜者，也是軍隊國家化的反對者。「黨指揮槍」的歪理邪說是他們抗拒軍隊國家化的擋箭牌，冠冕堂皇說是「堅持黨的領導」，其實就是將軍隊視為權貴集團的家丁。即便如此，中共還從來不敢公開將自己置於人民和國家之上，毛澤東不敢，鄧小平也不敢，因為在中共的歷史上，曾經還有過擁護軍隊國家化的聲音。周恩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新華日報》上寫到：「軍隊應該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為人民以其所得來養兵，為的是保護自己，軍隊能這樣做，才是國家人民的軍隊。如果沒有軍隊的國家化，那就會成為一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一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朱日和基地閱兵就是把披著的國家外衣脫掉，赤裸裸地向世人宣示「我就是政治土匪！」
         有人說這次閱兵把黨旗置於國旗之前違反了《國旗法》，不符合今上鼓吹的依憲治國、依法治國。這種弱弱的不滿雖心存善念，但也是過於冬烘。中共哪屆領導人會把法律當回事，把依法治國作為政治目標？他們只在乎自己的政治權力，在乎君臨天下威風，是活在秦漢時代的僵屍，毛澤東時代的怪胎，正因如此，中國社會的轉型很難在這些政治奇葩的手上完成。當他們還分不清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區別，當然更看不出八十年代對當代中國的意義，前者是血腥政治的幹將，後者則是正常國家的啟程。只要他們和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劃不清界限，不切割中共與共產國際的歷史，看不清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類似的鬧劇還會繼續。
         從遮遮掩掩到肆無忌憚，中共的「初心」大白於天下：不過是取法於蘇俄，與法西斯同源，「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獨裁政黨體制，加上中國特色，便成為秦政制與法西斯的合二而一，這是毛澤東所謂的「馬克思加秦始皇」，儲安平稱之為「黨天下」。朱日和閱兵發出的信息，不光是公開亮出「政治土匪」的身份，而且打出糾集野蠻力量向文明宣戰的旗號。這幾年，荒腔走板的事時有發生，違背常識的事多如牛毛。從跨境抓捕到封網封號，從迫害維權公民到迫害律師，從打壓異見人士不擇手段，到把反腐作為權鬥的工具。他們以野蠻為榮，與文明為敵，這個國家之所以越來越不正常，皆因為「政治土匪」的「初心」惡性膨脹。也許他們從「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見證了野蠻戰勝文明的歷史，但他們更應該知道，人類歷史的大趨勢一定是文明戰勝野蠻。所謂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隨著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土崩瓦解，馬克思主義的徹底破產，「黨天下」的橫行霸道還會久嗎？相信歷史，相信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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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號 動向 總3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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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抗爭 陸企海外投資陷泥淖

越來越多國家抵制中國企業的投資。（大紀元資料室） 【記者方明／綜合報導】
近日，馬來西亞、印尼接連發生針對中共的抗議事件，造成多個中資企業的項目被抵制，令這些中資企業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據《東方日報》報導，某中國公司承建的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在關丹舉行開工儀式，這項合約總額約850億元人民幣的工程，是中國企業境外施工中的最大工程。但是在項目動工時，卻有當地右翼非政府組織「土著權威組織」發起抵制，該組織稱，開工儀式現場「一面馬來西亞國旗都沒看到，大會司儀用華語發言，彷彿是一場在中國舉辦的活動」，並指責納吉布政府典當國家尊嚴。 在此之前，緬甸的密松水電站建設有中資企業投入幾十億元，但緬甸非政府組織提出環保、人權議題，緬甸政客為了選票也隨即變卦，使該水電站建設暫停，投資方遭受巨額損失。
還有中資企業早前在湄公河流域的炸礁疏通航道行動，也遭到泰國非政府組織的阻止，這些組織認為炸礁行動破壞了湄公河流域的生態，導致大量魚類死亡，影響沿岸漁民的生活，要求泰國政府喊停。
這些國家抵制中資企業，令這些企業孤立無援，處於被動、遭到抵制的地位，很多巨額投資付之東流。
在國際上，大部分國家都大力支持吸引外資，對於海外投資反而態度審慎；而在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執政時期，自1999年起卻大力推動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走出去」戰略。
中資企業近年來在國外被抵制甚至被調查的事情屢屢發生。7月，德國《南德意志報》報導，歐洲央行可能會對德意志銀行的兩個大股東──中國海航集團和卡塔爾皇室啟動評估，比如調查其可信度、資金來源、是否涉嫌參與非法活動等。報導說，與大部分中國集團一樣，海航集團高度不透明。具體誰是集團所有者，外界並不清楚，而且通過在德意志銀行的股份，其所要追求的目標是什麼也不明朗。
除一些國家抵制中資企業外，還有一些國家中斷和中共官方的合作。如2015年1月，墨西哥聯邦環境保護署以觸犯環保法規及長期欠繳罰款為由，下令位於該國加勒比坎昆市郊的中資商城項目──坎昆龍城（Dragon Mart Cancun）全面停工。墨西哥坎昆龍城是由中共商務部外貿發展局出資興建的，而承辦方是中國中東投資貿易促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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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8月16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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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隊系統裡不可告人的罪孽

時值中共建軍節，明慧網此前刊登了北京地區軍人法輪功學員遭迫害部分案例，從中可以看出，中共軍隊中發生了很多令人震驚的罪惡。（Getty Images） 中共建軍節前夕，明慧網刊登了北京地區軍人法輪功學員遭迫害部分案例，從中可以看出，中共軍隊中發生許多令人震驚的罪惡。 在中國，軍隊是個特殊的群體，有許多富有才華的精英人士和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但軍隊也是中共奪權掌權的工具，被嚴密控制的領域。因此，江澤民集團殘酷迫害法輪功開始，軍中法輪功學員就遭到了更為嚴重的迫害。
文／明慧
時值中共建軍節，明慧網此前刊登了北京地區軍人法輪功學員遭迫害的部分案例。這些軍人法輪功學員中有高級幹部、高級軍官、高級警官，教授、博士、碩士等等。這些人因信仰被開除軍籍、學籍、強制轉業、非法勞教、判刑及酷刑折磨。
據明慧網報導，其迫害手段主要體現在：迫害元凶江澤民或相關頭目直接下令；迫害系統組織機構嚴密；超越法律執法犯法；制定下發內部文件；參與迫害者積極盲目跟蹤；迫害實施早；對身體和精神摧殘手段極其殘酷；不惜投入巨大人力、財力、物力；株連嚴重；迫害向地方延伸，聯合地方實施迫害；信息嚴密封鎖等。
北京是江澤民集團發動、指揮迫害法輪功的源頭和中心，因此迫害格外殘酷。因軍隊系統封閉的特殊性，迫害信息被嚴密封鎖，傳入社會的信息也很少。
本文從明慧網公開發表的涉及北京地區軍隊等軍人的部分案例中進行整理，儘管一些信息不完整，甚至極其簡單，但希望引外界關注，中共迫害給軍人、家庭及民族帶來的災難。
北京是江澤民集團發動、指揮迫害法輪功的源頭和中心，對軍人法輪功學員迫害格外殘酷，給軍人、家庭及民族帶來巨大災難。（明慧網） 1.空軍指揮學院教授 枉判重刑17年
于長新，男，原空軍指揮學院教授，正師職，副軍級，曾主編空軍指揮學院教科書，原法輪大法研究會成員。
1999年「4．25」以後，于長新即失去自由。7月1日，總政和空軍組成20多人專案組，對于長新進行隔離「審查」，採取誘騙、威逼、折磨等手段，長時間不准老人睡覺，給老人精神和身體造成很大傷害；期間非法抄家2次。
原本空軍相關人員根據於教授的一貫表現，「審查」也沒有任何違法犯罪的證據，認為沒有根據和理由給他什麼處分。然而江澤民對法輪功迫害打壓，以權代法，先下令逮捕，又指令非法重判21年。
北京軍事法院於2000年1月6日，祕密冤判于長新17年重刑，致當時已經70多歲的這位空軍功臣含冤關進軍隊監獄。于長新對判決不服曾提出上訴。當時軍隊高層對于長新被判重刑反響強烈，一些高級將領為于教授鳴不平。
原空軍指揮學院教授于長新，因修煉法輪功於2000年1月6日被祕密冤判17年重刑，當時這位空軍功臣已經70多歲。（新紀元合成圖 ） 于長新教授的夫人姜昌鳳，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退休幹部，也被趕出空軍指揮學院宿舍區的家。因堅信法輪功，2001年被非法重判10年，當時已近古稀。
在女監被迫害，姜昌鳳一度滿臉長滿膿包，眼睛腫脹睜不開，嚴重便祕，腰部嚴重彎曲成90度，手不停地抖動，生活自理困難。2011年11月，這位八旬老人，被人目睹單獨關押在北京女子勞教所一個牢房，身體很虛弱。
2.武警部隊高素質人才 軍籍軍銜全無
李洪山，男，原武警部隊黑龍江綏濱邊防大隊警官。李洪山上大學開始修煉大法，入伍武警部隊後按照修煉人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曾立功並被列為年輕的後備幹部。「7．20」後，部隊不斷施壓逼迫他放棄信仰，李洪山被迫流離失所。
2003年李洪山在天安門被警察抓捕並誣判5年，非法羈押在佳木斯蓮江口監獄。迫害導致他失去了警官待遇和軍人前途，妻離子散。釋放後當地派出所百般刁難不給落戶。李洪山無奈孤身來北京打工，是「放到哪裡都是個高素質讓人放心的好人」。
2014年8月25日，李洪山下班後向民眾講法輪功真相，被北京大興區北臧村派出所警察綁架，在看守所遭獄方野蠻灌食。2015年6月11日李洪山被大興法院非法判刑3年，後劫持至黑龍江呼蘭監獄關押。
李洪山，男，原武警部隊黑龍江綏濱邊防大隊警官，曾立功並被列為年輕的後備幹部。因修煉法輪功被綁架，2015年6月被非法判刑3年。（新紀元合成圖） 3.空軍指揮學院博士生導師 遭惡首點名冤判
劉錫珍，女，空軍指揮學院英語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校軍銜。2000年「十一」期間，遭警方非法抓捕，隨後被北京軍事法院非法判刑5年。內部消息稱，劉錫珍和另外一名法輪功學員李超然是江澤民親自點名判刑。
因軍隊無女子監獄，2001年，劉錫珍被關押到「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囚禁，當年56歲，之後被開除軍籍、黨籍，後來轉移到劉錫珍原籍山東濟南關押迫害。
4.江澤民以百萬元 迫害的軍中研究員
李志剛，男，國防科技大學計算機學院（院址在湖南長沙）博士，軍人。1998年，李志剛從友人處得到了《轉法輪》一書，看完後，他被書中所講的「真、善、忍」法理深深震撼，他激動地對家人說：「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書！」
李志剛曾是一個一天抽兩包煙，一頓可喝8兩白酒的人。修煉法輪功以後，這些不良嗜好都遠離了他，朋友們看到他的變化，都嘖嘖稱奇。
有了法輪大法的指導，他在生活與工作中，對自己有了更加嚴格的要求。一次，李志剛的二妹收到一張百元假鈔，被他撕毀。他說，寧可自己吃虧，也不能讓這張假鈔流傳出去再害其他人，又自己拿出一百元給二妹。在國防科大計算機研究所工作期間，他總是早來晚走，兢兢業業地幹活，是領導、同事心目中公認的德才兼備的好人。
李志剛曾參與銀河-II十億次巨型機的研究，並在國內外會議期刊上發表論文多篇，作為國內計算機研究領域的尖端人才，他本可以用自己所學為社會、為國家做更多的貢獻，然而，在中共打壓的運動中，遭受非人摧殘折磨。
2003年元月，李志剛被移送北京軍事檢察院。在北京軍隊監獄看守所8個多月，李志剛每天被強迫一個固定姿勢坐16個小時，經常遭拳打腳踢，夏天不讓洗澡。
當年8月，江澤民竄到國防科大，聽到學院關於李志剛的情況報告，江立即表示賞金100萬元，限期「拿下」（強迫放棄修煉）李志剛。隨之北京軍事檢察院開始對李志剛晝夜拷問，血腥折磨，強迫看污衊法輪功的材料，不看就一頓暴打，他被打得腦子發木，聽覺受損，身體許多部位受傷；他一米八六的身高關進特製的鐵籠子裡，站不起蹲不下，被折磨得骨瘦如柴。
中國計算機研究領域的尖端人才、原國防科技大學電腦學院李志剛，因修煉法輪功，2003年8月江澤民出資100萬元，限期「拿下」並摧殘折磨之。（新紀元合成圖） 2003年9月，李志剛被北京軍事法院非法判刑5年，關押在湖南省郴州軍事監獄。
李志剛曾被關進不足兩平方米的露天小號，下雨下雪沒遮擋，冬天被剝去棉衣挨凍，大小便都在裡邊，夏天天熱味熏，蠅蚊叮咬，人在裡面站不穩，不能坐，更談不上睡覺，還要從事重體力勞動，卻不給吃飽；2004年5月李志剛又被轉到湖南津市監獄。
5.不放棄修煉 夫妻同被判重刑
杜斌，男，北京某部隊軍人，被判刑5年，關在軍隊監獄迫害。妻子梅雪紅，大學文化，昌平區法輪功學員，曾被關押在北京法制培訓中心強制洗腦，2001年被判重刑8年；2012年又被判刑4年，長期關押在北京女子監獄，身心遭受嚴重傷害。
6.婦產科主任醫師 遭惡首點名冤判
李超然，女，解放軍陸軍總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正師級文職軍官，離休。
1992年開始修煉的李超然，曾擔任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煉功點輔導員，2000年10月被警方從家中非法抓走，2001年2月底，被北京軍事法院非法判刑4年。李超然當年已經60多歲。內部消息稱，是江澤民親自點名判刑的。
李超然被非法判刑先後關進「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九監區，被強制勞動摘羊絨，每天肺裡吸進粉末灰塵，連眉毛頭髮裡都是，導致憋悶，鼻子嗓子裡乾癢；在北京女子監獄九區，被強制每天長時間坐在小凳子上，保持坐姿看造謠抹黑法輪功的「新聞聯播」，反覆寫思想彙報，強制包筷子等奴工勞動。
7.某部隊醫院放射科醫師
張靚穎，女，北京某部隊醫院放射科醫師。2009年被非法判刑4年，當年40多歲，關進北京女子監獄遭受嚴重迫害。在一分監區，監區長李曉娜指使多名犯人虐待她，整日污言穢語的咒罵、侮辱，一連十幾天不讓睡覺，不許洗漱、限制上廁所，連踢帶打，不讓她吃飽飯等。
8.海政歌舞團的舞蹈演員
鄭豔萍，女，海政歌舞團的舞蹈演員，因演出中摔傷，造成脊椎嚴重傷殘，修煉法輪功後得以康復。2001年被判刑4年，被關進北京女子監獄。
9.總參三部軍人多次被判刑勞教
楊建民，男，解放軍總參三部軍人，約於2003年上半年被警方綁架抄家，非法勞教，關進團河勞教所三大隊迫害，後又判刑2年。
10.海軍總醫院女軍官 被強灌藥物
李秋俠，女，解放軍海軍總醫院主管藥劑師、副師級文職軍官。1999年8月，李秋俠被看管在北京南郊的一所部隊農場，被迫參加思想轉化學習班。
2000年6月4日，神智清醒懂醫懂藥的李秋俠從部隊農場被強行送至解放軍第261醫院精神病三科，每天強制給她服用大劑量的鎮靜、安定、抗抑鬱藥（共13片），李秋俠不配合，就把她綁在柱子上，把藥研碎用鼻飼管灌下去。醫院為懲罰李秋俠，把她綁在椅子上，在太陽穴紮針通電，實施電針摧殘。
海軍總醫院女軍官李秋俠於2000年被強行送至解放軍精神病院，把她綁在柱子上以大劑量的鎮靜、安定、抗抑鬱藥研碎用鼻飼管灌下去。圖為灌食真相圖。（明慧網） 李秋俠到261醫院後，每天早晨主動把病房、衛生間、走廊、活動室打掃乾淨，洗碗、倒垃圾，向患者講大法弟子的修煉故事，受到護士和病人的讚揚。兩個月後，迫於國際和國內法輪功學員向醫院講真相的壓力，醫院放李秋俠出院。2009年9月，李秋俠再次被勞教2年。
11.張萬年指令迫害的 原武警總隊警官
盧伯華，男，原武警部隊寧夏總隊警官、指導。1999年4月開始修煉後，他按「真、善、忍」標準規範自己的言行，工作上兢兢業業，對待戰士親如兄弟，多次婉拒戰士家長來部隊送的錢物，多次得到部隊領導表揚，受到戰士及戰士家長的稱讚。
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後，他經歷了一番痛苦抉擇，決定到北京上訪，以一名軍人的身分告訴國家法輪功是被冤枉。
2000年10月7日，他到天安門廣場打開「法輪大法」的橫幅，當即被帶上警車，北京公安通知武警總部保衛部，連夜將盧伯華劫持到北京武警總部政治部看守所審訊，期間，每天手掌被電棍電擊。幾天後被劫持回銀川關押，部隊領導找他談話，讓他在法輪功和共產黨之間選擇，盧伯華毅然選擇法輪功。時任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親筆指令要「嚴肅處理」，後被判勞教3年，勞教期滿後強迫復員。
12.她和平上訪 被強制勞教
李慧敏，女，解放軍總裝備部航太工程醫學研究所（507所） 職工。以前患嚴重的風濕性心臟病，靠藥物治療維持，因此常年不能正常上班；醫生告訴家人她只能活兩年左右。1997年修煉法輪大法後，李惠敏恢復健康，見證大法的神奇。
迫害發生後李慧敏被單位非法拘押近一年。2003年3月中共「兩會」期間，所在部隊一新上任官員親自下令，將正在醫院照顧病危老父親的李慧敏強行抓走，關押在單位內部，派新兵小戰士日夜看管，強迫罰站，限制睡覺，李慧敏被站得腿不會打彎，不會行走，不能上床。被關押的第十天，李慧敏的老父親病急交加離世，軍隊領導也不讓李慧敏看最後一眼！
2003年9月李慧敏被劫持到北京大興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2年。
13.空軍軍官被勞教 領導及兒女被株連
張惠英，女，空軍指揮學院退休幹部。1992年6月她有幸參加了法輪功師父在北京開辦的法輪功學習班。她說：「講課內容極其豐富，極深奧又科學，特別是如何按照『真、善、忍』做一個好人深深地打動了我。」修煉後，張惠英的肩周炎，多年的便祕、神經衰弱消失，身心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輕鬆愉快。
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曾經是無神論者的張惠英說「在我身上發生的奇蹟，用我所學的知識無法解釋，我感受到了一種神祕的力量，從而我的世界觀發生了徹底的轉變……」
修煉法輪功後，張惠英7年沒請過一天病假，淡泊名利，拒收錢財禮品，遇到矛盾先找自己，沒有憂愁煩惱，和同事關係融洽，年年受嘉獎或領導的表揚。
1999年7月，面對日趨嚴重的迫害形勢，張惠英意識到這將給國家、民族帶來災難。她決定向人民代表大會反映情況，於2000年「兩會」期間上訪被抓。經過單位近一年關押洗腦後，又被非法勞教2年，關進北京女子勞教所。
在調遣處和勞教所，張惠英作為一名頗有身分近60歲的空軍退休軍官，被迫遭受勞教所警察及吸毒犯、盜竊犯、賣淫女的看管欺負，承受強制轉化、毒打，辱罵、體罰、奴工勞動等折磨。勞教回家後，張惠英得知已被降職降級，兒女被趕出家門，家庭破碎，單位相關領導也株連受處分。
14.空軍指揮學院幹部 被非法勞教2年
張健，男，與妻子張惠英同為空軍指揮學院退休幹部，被單位強行辦「轉化班」洗腦迫害，在洗腦班張健始終不寫檢查，中央軍委下令批張健勞教2年，於2000年6月將張健關入空軍拘留所囚禁。
15.少校警官穿警服 天安門廣場煉功
于鳳來，男，武警部隊山東省總隊濟寧市支隊的少校警官。原身患胸膜炎、氣胸、膽囊炎等多種疾病。1997年開始修煉法輪功後，身體康復，以飽滿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並給國家節省了不少的醫療費。
于鳳來看到報紙、電視臺等媒體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造謠、誣衊，以及因此給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深感憤慨痛心！他冒著失去工作、人身自由的可能，進京上訪，為法輪功說公道話。到北京後他才發現，政府的任何部門，已經沒有法輪功學員申訴說理的地方。
被逼迫無奈的情況下，于鳳來身穿少校警服警銜，毅然站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央煉功，以這種形式向人們表明：法輪功創始人是清白的，真正修煉法輪功的學員是清白的，法輪功於國於民百利而無一害的，所以在工、農、商、學、兵、政、黨等所有的領域，才有那麼多的人煉法輪功，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的鎮壓是絕對邪惡的！
此後，于鳳來被撤銷幹部職務和少校警銜降，並非法勞教2年，在勞教所，于鳳來經受了由武警支隊到武警總部至解放軍總政治部各級包括所謂「專家」組成的「轉化工作組」的「轉化」，並遭受飢餓、限制睡覺、暴打、超強軍事訓練、注射不明藥物等人格侮辱、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精神幾乎崩潰，幾次生命垂危！
2015年，9月16日，于鳳來在向中共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寄出對迫害法輪功元凶江澤民的刑事控告狀，18日收到兩高簽收的簡訊通知。
武警部隊警官于鳳來，曾被非法勞教2年，遭受飢餓、暴打等精神和肉體摧殘，幾次生命垂危。2015年于鳳來向中共兩高寄出對迫害法輪功元凶江澤民的刑事控告狀。（大紀元合成圖） 他在控告狀中說：「在長達2年的迫害折磨中，我知道了什麼叫生不如死，也知道了什麼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更知道了從一個意識清楚、理智健全的正常人被迫害折磨得成為一個精神失常的人所遭受的難以忍受卻又不得不忍受的難以想像的痛苦的過程。我沒有想到我還能活著離開那個極其殘酷、恐怖、沒有人性的讓人不寒而慄的邪惡環境，但我還是活著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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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新聞 第543期 2017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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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官妻女吃空餉 數目驚人

中共官員家屬「吃空餉」的手段五花八門，已成為大陸侵蝕財政資金的「黑洞」。民生銀行內設有「夫人俱樂部」，多名高官夫人只 領工資不上班。（Getty Images） 中共官員家屬「吃空餉」的手段五花八門，已成為大陸侵蝕財政資金的「黑洞」。多名業內人士表示，很多官員的配偶、子女被黑箱 操作進銀行等金融機構任職，享受金融業高出社會平均水準的高薪，這在業內司空見慣。
文／古清兒
近年來，中共官員家屬「吃空餉」的手段五花八門，已成為大陸侵蝕財政資金的「黑洞」。中共落馬高官劉鐵男、令計劃、周本順等 人已被判刑。這些官員除了貪得無厭，他們還利用職務之便安排子女、太太等大吃空餉。
據《法制晚報》報導，在子女吃空餉方面，劉鐵男的兒子、王敏的女兒、何家成的女兒女婿等最為典型。此外，周本順、王保安、令 計劃之妻均被指吃空餉。
民生銀行「夫人俱樂部」
2016年7月4日，前中辦主任令計劃被判處無期徒刑。大陸民生銀行行長毛曉峰曾介紹，令計劃的妻子谷麗萍在民生銀行旗下公司民生 租賃任職3年。
陸媒曾披露，民生銀行內設有「夫人俱樂部」，多名高官夫人只領工資不上班。多名業內人士表示，很多官員的配偶、子女被安排進 銀行等金融機構任職，享受金融業高出社會平均水準的高薪，這在業內司空見慣。而這些安排絕大多數時候是黑箱操作。
2017年1月23日，曾慶紅心腹、中共前政協副主席蘇榮被判處無期徒刑；2月15日，前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被判刑15年；5月31日，前 統計局長王保安被判無期徒刑。
蘇榮妻子于麗芳曾掛名民生銀行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主任，年薪200多萬元。民生銀行董事會知情人士確認，這是個虛職，只是為了有 個名目安排高薪。
此外，銀河證券也同樣存在官太太吃空餉的問題。周本順的妻子段雁秋曾任銀河證券投行部董事，王保安的妻子霍肖宇則是銀河證券 副總裁。
在中共保監會主席項俊波落馬後，今年5月，中共銀監會開始嚴查離職監管人員的公關嫌疑、吃空餉「官太太」等十大市場亂象。在 相關人員方面，存在完全「吃空額」或變相「吃空額」問題。
子女吃空餉典型數例
2014年12月10日，中共發改委前副主任劉鐵男被判無期徒刑。判決書提到，劉鐵男單獨或與其子劉德成共同非法收受賄賂。2007年6 月至2012年12月，劉德成未實際工作卻從廣州駿威公司領取薪酬共計121.3060萬元。
2016年9月30日，山東省委前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敏被判刑12年。據報，王敏縱容女兒在江蘇省委前常委、省委祕書長趙少麟之子 趙晉的公司長年「吃空餉」，並多次打招呼、拉關係、鋪路子，幫助女婿承攬工程謀利。
2016年12月2日，中共國家行政學院前副院長何家成被判刑9年。何家成也是趙晉會所常客，並大肆收受趙晉的金錢賄賂。何家成的女 兒女婿也在趙晉公司吃空餉。從2012年下半年起，這對海歸夫婦只是偶爾來到趙晉公司開會，平時基本上見不到人。
早在2012年陸媒就曾報導，各類「吃空餉」的手段五花八門，有曠工餉、多頭餉、病假餉、掛名餉、冒名餉、死人餉、違紀違法犯罪 人員餉等。
中共官媒曾在2014年10月報導稱，大陸各省市區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央和國家機關、中管金融企業、中管高校的「吃空餉」情況 被發布。截至9月25日，大陸共清理清退「吃空餉」人數為16萬2629人。
不過，報導絕口不提這16萬多「吃空餉」人員的真實身分。
「吃空餉」門崗背後的保護傘
有評論認為，能「吃空餉」的人，要麼就是「朝中人」，要麼就是「朝中有人」，也就是說，要麼是中共官員，要麼是中共官員的親 屬，因此，中共官媒對此頗感「心虛」，故不敢提其真實身分。
今年4月，河南鹿邑縣公安局前政治處主任邱海山，在位時為女兒篡改檔案年齡，讓女兒「7歲上警校、10歲當公安、長期領工資」。 陸媒報導稱，除了懲處「吃空餉」門崗之外，還必須嚴查「吃空餉」門崗背後的保護傘。
來源轉自：
【專題新聞 第547期 201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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