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大學不唱國歌為哪般？

日本大學很少唱國歌
櫻花爛漫的三月底、四月初，正是日本的學校畢業典禮和入學典禮最盛的季節。每年到了這時候，也會有幾條花絮新聞吸人眼球，比如，今年有多少國立大學沒唱國歌、沒掛國旗之類。
一般來說，畢業或者入學典禮這些隆重場面正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最理想、也最能讓人亢奮的時候，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會覺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所以不會放過這一大好時機的。但在日本卻很少講究這樣跑龍套式的虛擺飾，處在象牙之塔最頂端的東京大學既不掛國旗，也不唱國歌。
根據日本文科省（相當於文化教育部）的統計表明：全國八十六所國立大學中，東京大學以外，不唱國歌的居然佔七十二、七十三所，這就是說，唱國歌的是極少數。也許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國立大學拿著國家的經費，花著納稅人的錢，如此一個由國家包辦包養的地方不但不聽國家指揮，甚至連國歌都不屑一唱，究竟為的是哪般？
這首先還得從國歌《君之代》本身說起。
當代日本人不喜歡《君之代》
《君之代》，一首選自十世紀的古詩集《古今和歌集》的短歌，單純就語言上來說，歌詞本身典雅優美，無可挑剔。但是，作為一首現代國家的國歌卻有失偏頗。用現代人的觀點來衡量，會發現其中潛在的宣傳忠君的意識，即要求國民效忠天皇，宣揚「皇統永續」的思想。這一以君皇為主的主張，使戰後長期在民主主義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國民顯得窘迫，有如身上穿著西裝，腳下卻拖著木屐走在大路上一樣：以君主為主的思想與以民為主的時代明顯地格格不入。當年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曾直率地說過：「我討厭《君之代》。就個人觀點來說，歌詞的內容含有滅私奉公之意。重新再作一首國歌不行嗎？」
其實對於國歌裡所謳歌的忠君思想，即使是當今的天皇也持有不贊成的意見。在民主主義環境下成長的天皇雖年事已高，但體貼民心民意、關心民生，也經常訪災民、慰問貧民困難戶，所以深受國民愛戴。幾年前，在天皇主辦的例行遊園會上，有個東京都教育委員當著天皇的面討好說：讓全國的學校掛國旗、唱國歌是我應盡的職責。天皇答道：「還是不要強制為好」。這一冷冰冰的回應，讓這位御用教育家碰了一鼻子的灰。
就此意義上來說，國家的意志與國民的自由思想存在著難以逾越的溝壑，所以，圍繞著有關畢業、開學典禮時要求唱國歌是否有違憲法規定的「思想良心上的自由」的訴訟一直不斷。
正因為《君之代》的陳腐內容與民主時代的格調不符，所以，長期以來一直遭到來自精英和培育精英的大學的抵制。
日本憲法保障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
政府歸政府，大學是大學，大學並非政府的御用工具。
當然，一個政府在國家管理上，為了貫徹自己的政策，要讓國民產生一個政府的政策總是正確的、政府辦事都是在為國民服務的錯覺、假象。所以，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培養「看齊意識」。無論在政策國策上，還是經濟、思想、學術上，在一個「國定」的標準尺度下行事最為便捷省力，所以，需要統一思想，排除那些不贊成政府的所謂異端邪說。殊不知長此以往，整個社會最終會產生一個唯上、唯權、唯黨、唯己的思維方式，與此相反就會打擊不同觀點和思想，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市場，或者沒有在野黨生存餘地的恐怖的社會體系。
感受到這些危機的就是在大學、高等學府的精英們，他們懂得大學存在的價值是什麼，所以，便充分利用憲法的保障來捍衛獨立思想的尊嚴。
日本憲法保障大學在學術上的自由和批判精神，學術的獨立性不容侵犯。比如，兩年前日本共同社就有過此類的報道，說防衛省在研製最新式的軍用運輸機的尖端技術上曾要求東京大學協助，但遭到拒絕。校方的理由是東大禁止軍事研究。此事令防衛省尷尬，想通過文部省向東大施加壓力，但是在憲法保障下的大學不是軍隊，大學有自治權，文部省也不得不予以尊重，最終壓力無效，不了了之。
在一個高度民主的國家裡，政府要讓大學屈從已非一件容易的事。高壓手段、蠻不講理只存在於那些無視民主、無視法律的國家，日本政府能操縱大學的伎倆實在有限，唯一能抓住國立大學的地方就是靠國家的經費在運行的這一環節上作文章，所以只有用財政來誘導走向，造勢說國家養活了大學。
但是，有學者反駁說，國家為什麼要對大學提供經費？是為了讓他們掛國旗、唱國歌嗎？是為了讓他們唯命是從地聽政府的命令嗎？不，是為了在大學作學術研究的人員自由地進行研究活動而提供的，以求社會在不斷發展中有連續性。大學如果屈服於政權，大學的研究也會成了阿諛討好政權的御用工具。
所以，近來政府干涉大學事務管理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關注，年初全國有一百多位憲法研究者譴責現任大臣的「國立大學不唱國歌是丟臉」的發言有違憲法。因為憲法第二十三條明文規定大學的自治，有思想和言論上的獨立，保障學術自由。
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沒有應有的獨立精神和擔當道義的職責，屈服於政權，就稱不上是民族的脊樑、時代的良心，不過是一群御用文人、文化傀儡。唯上、看齊的行為在一個國民有尊嚴的民主社會是行不通的。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日本）老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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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喜馬拉雅山恐爆發規模8.0大地震

近日，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剛完成的最新研究指出，里亞西斷層（Riasi fault）已累積相當多的能量壓力，一旦爆發，喜馬拉雅山將有可能發生芮氏規模8.0以上的大地震。圖為喜馬拉雅山。（US DEFENCE DEPARTMENT/AFP/Getty Images） 【記者張莉／綜合報導】
近幾年世界各地強震頻發，大家密切關注的焦點是，全球是否進入「板塊運動活躍期」。近日，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剛完成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里亞西斷層（Riasi fault）已累積相當多的能量壓力，一旦爆發，喜馬拉雅山將有可能發生芮氏規模8.0以上的大地震。 奧勒岡州立大學一研究團隊，近日剛完成喜馬拉雅山的地質填圖。除了審查2005年引發巴基斯坦芮氏規模7.6強震的巴拉果德-巴格斷層（Balakot-Bagh fault），研究團隊也重新審視附近的斷層線，竟發現里亞西斷層積聚壓力太久，一旦爆發，威力不可設想，很大可能會發生芮氏規模8.0甚至更大的地震，嚴重威脅當地居民生命安全。
研究團隊稱：「我們發現，里亞西斷層是喀什米爾地區主要活動斷層帶之一，但它已經太久沒有正常能量釋放，這意味著發生大地震的機率相當高。」研究人員還說：「但是問題不在於會不會發生，而僅在於時間點而已，其強度絕對會比2005年巴基斯坦芮氏規模7.6的大地震還要大。」
喜馬拉雅山脈（Himalayas）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脈，位於亞洲的中國西藏自治區與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邊境上。東西長2千4百多公里，南北寬200—300公里。分布於青藏高原南緣，西起克什米爾的南迦－帕爾巴特峰（北緯35°14'21"，東經74°35'24"，海拔8,125米），東至雅魯藏布江大拐彎處的南迦巴瓦峰（北緯29°37'51"，東經95°03'31"，海拔7,756米），總面積約594,400平方公里。
──轉引自「新唐人電視台」
來源轉自：
【2016年05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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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抵抗專制的喜劇精神──談中國的段子搞笑時代

巴拿馬有巴拿馬運河，河裡水很深。 前不久曝光的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產生了一種神奇的效果──來自民間的喜劇性狂歡。幾十年跟著中共「摸著石頭過河」，卻不知過什麼河的迷糊百姓，突然清醒地大叫起來：「哇哈！原來這條河名叫巴拿馬運河！」
馬克吐溫說：「人類只有一種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西方文藝理論把喜劇精神視為弱者與智者對抗困境的手段。喜劇精神的實質，是對自由平等的嚮往和追求。
在封牆禁言政治高壓的大倒退時代，不少中國人被迫成為精彩的段子手。他們在網絡上機智地運用片言短語，調侃、挖苦、嘲諷、搞笑，給人帶來認識上的頓悟與心領神會的歡愉，這足以證明，趙家政權無法愚弄所有的中國人。
笑話源自「不一致」的偽善
笑話的產生有各種原因，其中有一個「不一致理論」。如果假定的事情與真實情況不一致、出現反常乖謬之時，笑話就像春天的蒲公英一樣飛揚起來。
例如，高調反腐的習近平宣揚「打鐵還需自身硬」，並教育手下官員說「要管好你的親戚，不要用權力謀取私利」，而習的姐夫鄧家貴，這次卻被巴拿馬文件揭露在海外隱藏鉅額財富。如此驚人的不一致，導致「姐夫」二字瞬間紅火。曾幾何時，社交媒體裡不知「姐夫」是誰的人，立刻就OUT了。
有詩歌才華的段子手深情地吟誦著：「小時候／巴拿馬是一條寬寬的運河／太平洋在這頭／大西洋在那頭／……而現在／巴拿馬是一堆泄密的文件／姐夫在這頭／小舅子在那頭。」有人展示書法對聯：「只許姐夫離岸，不許百姓入關。」
但是，想跟「中國第一好姐夫」走的人卻找不到門路，因為「姐夫」二字業已在網上失蹤，作為敏感詞而無法搜索了。人們哭泣著到處尋人：「姐夫啊，你在哪裡啊你在哪裡？防火牆回答：他剛離去他剛離去。」人們還創造了與姐夫發音相近的英文名稱「Jeff」，來敘說巴拿馬的驚天秘密。
涉及巴拿馬文件的西方權貴名流不是辭職就是道歉，令中國的段子手們「鄙夷不屑」。他們嘲笑冰島總理缺乏「三個自信」，竟然不出動坦克，屁大點事兒一天就投降了。英國首相卡梅倫面對危機不會刪帖，不會以「嫖娼」和「尋釁滋事」的罪名抓捕反對他的人。
人們嘖嘖稱讚的是：「我們大國領導人展示風範，什麼叫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曾建議給每個中國公民建「道德檔案」，讓人民「知恥」。這一次，網友們紛紛傳閱她的香港護照影印件，驚歎李公主靚麗的身影，竟然又從瑞士銀行飄向巴拿馬。
由此看來，笑話來源於「不一致」，是由於邏輯上的自相矛盾，表象與本質的不符。趙家人極其無恥的偽善與欺騙，因巴拿馬文件禁網拘人，實際上是一種「封鎖式招供」。
思想耗子鑽洞，公民意識滋長
手持世襲的寶杖，篡奪了權力的趙家人漫天說謊，裝腔作勢，讓世人把他們當作「大大」神明來敬畏歌頌。被軍隊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擁著，權貴們毫無顧忌地視人民為無知的群氓。
然而，就像一隻思想的耗子，來自巴拿馬的消息在重重圍困的大牆上鑽出一個小洞來，使沒穿衣服的皇帝成了千古笑談，陷入恐慌之中。
有段子手辛辣地嘲笑說：「共產黨人死都不怕，就怕公佈財產，那是黨內最嚴厲的處罰。」「我深刻理解黨媒姓黨的重要性了」「中國政府打虎的結果是，讓自己變大老虎。」
喜劇性的寓言創作也在此時大顯身手。例如，一頭豬認為自家的院子最好，因為那是它出生的地方。驢子告訴這頭豬說，爺爺把錢全存在城裡了。見蠢豬還是不以為然，驢子只好歎口氣說：「你知道那錢是怎麼來的嗎？那可是賣豬肉得來的！」
趙家集權是腐敗的成因，他們的政治就是要奪取財富分配權。於是有人用點睛之筆總結說：「一直以為土共那個鐮刀錘子代表農民工人，剛才發現這兩件傢伙的真實含義──鐮刀用來收割民眾創造的財富，錘子用來鎮壓敢反抗的人。」
趙家可以封網抓人，但他們無法逃脫喜劇段子射出的犀利之箭。中國人的公民意識也連同喜劇段子一起悄悄滋長，那是人們通往真實與正義的一條迂迴曲折之路。
滑稽表現人的痛苦憤怒與反抗
妙語如珠的詼諧笑話是帶刺的花冠，有著苦澀的餘味。當人們遭受權力政治的踐踏，面對鎮壓的殘酷與當局的謊言，想到自身所面臨的困境，他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荒誕感，想要吐槽的願望油然而生。
去年七月的那個黑色星期五，一夜颶風，中國各地的死磕派律師或被秘密抓捕，或遭威脅騷擾。滿懷悲憤的段子手寫道：「建議以後高考招生的時候，法律系和新聞系招生的老師，負責任地在招生簡章上說明：本系優秀人物有坐牢風險，請各位考生在報考之前諮詢家長。」「我媽說：天通苑的足浴店都停業了，因為坐成一排泡腳屬於聚眾活動……。」
今年愚人節時，國內的一個廣泛流行的滑稽段子是：「我們跟對了黨，天天都是愚人節。」執政黨到處展示他們不可理喻的愚昧，這就使傳統的喜劇觀和悲劇觀不再互相排斥。人們既想哭，又想笑，荒誕與深刻的痛苦相互交融，揭示了許多悲劇無法表現的東西。
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然而，長期遭遇挫折的中國理想主義者，在承受了巨大的焦慮與絕望之後，找到了這種特殊的語言──笑話，一種自我拯救的生存策略。哲學家尼采認為，人因為忍受了極度的痛苦而發笑，「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弗洛伊德把夢和玩笑都解釋為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釋放，以及對自我深淵的窺視。玩笑在這時已經是對社會現實的蔑視、貶斥與反抗。
同樣心懷痛苦的中國人，因為對同一事件發出相同的爽朗笑聲，表現出同樣強烈的關注，於是，他們不再是一個個分裂的原子，而獲得了一種命運相關的親切感。在那個被他們稱為「大精神病院」的國家裡，這些社會批評家們真正懂得了罪惡與苦難，獲得了一種堅定而豁達的人生觀，成為自我反省的社會良知。
如孩子扔石子嘲弄干預社會
毫無疑問，喜劇搞笑是帶有一定的顛覆性，是對現實的挑釁。優秀的段子手其實和政論家一樣嚴肅，只是他們的說理方式特殊。他們講笑話，像小孩子一樣向一潭死水似的社會扔石頭，激發出喧囂而戲謔的聲響。
即使在極其嚴苛的歐洲中世紀，被欺壓的底層人民也可以在狂歡節時，盡情嘲諷權貴。這種嘲笑被稱為「曇花一現的自由」。當今中國網絡上的段子，常遭刪貼，即使是曇花一現，段子手們仍樂此不疲。
例如一個段子說：習主席夜半投宿，老嫗問門外是誰，習主席報上他那一長串黨政軍首腦職務。老嫗回答說：「我這住不下這麼多人！」貪權嗜權之人無法被腐朽的體制所約束，但在公眾幽默中往往出乖露醜。
好的笑話大都講述令人心酸的故事。例如在關於兩會的笑話裡，有一個記者問大會主持人：現在市場的糧食與蔬菜農藥殘留物已經嚴重超標，老百姓還有安全的食品嗎？大會發言人沒好氣地回答：「提問也不動動腦子！你以為農藥就是真的嗎？」又如台灣為什麼不禁摩托車的問題，大陸段子手的答案是：「台灣的每一輛摩托車上都坐著一張選票，沒有任何一屆政府敢限摩。」
喜劇段子就這樣，通過一個小小的場景，幾句簡單的對話，就能使怪誕變得驚人的清晰，令人啞然失笑而又痛心無比。這種無比辛辣的搞笑是對荒謬社會的抨擊。人們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痛恨，經過文字修飾，使其攻擊性與娛樂性融合在一起，將憎恨提高到藝術的高度。
幽默，是非暴力策略
當年差利‧卓別林在嘲諷獨裁者等社會醜陋人物時，以原始的方式進行挑釁，拽別人的鬍子，往別人的湯盆扔鼻涕。這些手法，是當今網絡段子手想幹而不能幹的。但後者同樣能嫺熟地使用多種諷刺技巧，以妙不可言的笑話掀起理智與非理智交鋒的高潮。
一些才華橫溢的段子手充當了先知和預言家的角色。他們在民間社會搜集趣聞笑料，磨礪其鋒芒，創作出很接地氣的犀利段子。表面上來自草根的娛樂文字如同大白話，但卻如弗洛伊德所說：「引起懸念的笑話，讓人們笑五秒鐘之後，再想五秒鐘。」
幽默總是敵視任何形式的極權，帶笑的利箭總是準確射向最直接的目標，這一類段子不僅闡釋問題，而且剖析問題，可視為「思想喜劇」。
正因為段子能夠介入最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在國際非暴力抵抗運動中，「嘲諷」被認為是一種可行策略。這種策略比較容易獲得公眾支持，有著強大的功能，可以削弱獨裁政府的合法性，以令大眾拍案叫絕的手法向專制挑戰。
只會使用暴力手段的趙家人，因為惱羞成怒曾拘留過兩位搞笑漫畫家──上海藝術家戴建勇和廣東維權律師葛永喜。但在經過喬裝打扮的精妙文字段子面前，智商可疑的趙家人幾乎不知所措。
在中國網絡上遍地風流、令人眼花繚亂的笑話段子，來自人心中的一種高尚的痛苦與絕望，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面對自由喪失的絕境，拒絕麻木的中國知識分子相信，閃閃發光的幽默可以戰勝恐懼。不願呆在黑暗的曠野裡空等戈多，他們以充滿智慧的、具有摧毀力的笑聲，打開黑屋之窗，喚醒一個民族的自由精神。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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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

編者按：北大教授錢理群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研究魯迅的專家，享有崇高聲譽。曾經尖銳批判中國大學培養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篇文章引用魯迅鮮為人知的言論，剖析魯迅和中共的真實關係，非常震撼。

魯迅（1881～1936）當年曾認同中共，但保留懷疑，不當喇叭。和郭沫若不一樣。 前幾年，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曾透露：毛澤東曾經在1957年反右後期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有兩種可能，不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或者就是被關起來，但還是會寫。」
這個事情引起較大的震動。也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很多人就開始討論…
我怎麼看毛澤東對魯迅的如此評價？我還寫了一本書叫做《遠行以後》，講魯迅的「接受史」。我覺得毛的回答是可信的，以魯迅和毛澤東的關係來說，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實際上周海嬰的這本書裡面還提到了一個叫做楊繼雲的魯迅研究專家，和魯迅本人關係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顧許廣平和周海嬰的。但這個楊繼雲有件事情大家都不理解，在四九年以後，他一直沒有寫關於魯迅的任何回憶。
後來他才透露，「我最想回憶的人就是魯迅」，「魯迅曾經和我討論過，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權後，魯迅對新政權和自我命運的分析。但這個是不能公佈的，所以沒有寫出來。」魯迅對共產黨掌權後的自我命運，是有相當且細緻的思考的。
1936對馮雪峰說：你們革命成功後，第一個要殺我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魯迅去世後，李濟也有一個回憶錄，他就談到了，魯迅曾和這個馮雪峰（中國共產黨和魯迅的連絡人，也是魯迅相當器重的學生）說：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因為你們第一個要殺我。馮雪峰連忙說不會不會。1934年四月三十號，他給曹聚仁的一封信裡面說：如果有天舊社會崩潰了，我將有一天要穿著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
後來大家看了都很震撼。
魯迅為什麼生前就有如此預感?他和毛澤東之間冥冥中有個對話。
在當代中國最瞭解毛澤東的是魯迅;最瞭解魯迅的，也是毛澤東。
這是二十世紀中國不可回避的兩個歷史人物。
對他們兩人的瞭解，可以使我們獲得一些訊息。我們要來回顧梳理一下他們兩人的關係。毛澤東開始思考魯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時，魯迅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一九三一年，毛因為黨內鬥爭失勢，非常鬱悶，他曾說過「那時連一個鬼也不上我家的門。」在極度的孤獨寂寞中，他讀了許多書，也讀了魯迅的書。失意困頓的人最瞭解魯迅。毛澤東那種心境下一讀，他即把魯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馮雪峰回憶，毛澤東到他家來，說今天我們不談別的、專談魯迅。
馮雪峰就說，有一個日本人說過：全中國懂得中國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蔣介石、一個魯迅，還有半個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
後來，有共產黨人要把魯迅搶救出上海，讓他到蘇區當教育委員，毛澤東也反對。毛說，還是讓他留在黨外作用大一點。毛澤東也曾說，我們是不可以給魯迅出題目讓他作文章的。
馮雪峰又是個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來，又迅速跑到魯迅家裡，聊到半夜一兩點才回家睡覺。
許廣平常常聽到兩人間的對話，馮雪峰說「先生，做這個」魯迅說，不行。馮雪峰再勸、又勸，最後魯迅就說，好吧!
許廣平後來描述：這些是莊嚴工作、努力工作的人，為了整個中國未來的光明，他是連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
這個看法，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魯迅對那個時候對共產黨的看法。
魯迅對共產黨認可，同時又有懷疑，不當喇叭
魯迅是經驗主義者，從那些具體的個人共產黨員身上，魯迅看到他們為國家忘我犧牲的風格。後來，馮雪峰為魯迅寫過一篇文章：《答託派的信》，信裡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了現在中國人而流血奮鬥者，我都引為同志。」
這段話非常值得著墨，魯迅提出了一個衡量個人或集體政黨的標準：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夠能反抗那些妨礙中國人生存的黑暗勢力？你是反抗黑暗、還是助長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腳踏實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國人生存狀態的事情。
魯迅當時是一個非常激烈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知識份子，所以他認為共產黨是反抗這種專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腳踏實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魯迅認可共產黨，還有一個理由：他個人的理想。
有一個在蘇聯革命初期在蘇聯待過的中國工人寫過見聞錄，魯迅為這書寫序，序中說「這是一個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幾萬萬的群眾湧現出來，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魯迅表示了對社會主義的肯定。
當然，我們可以說魯迅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判斷有誤，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機當中，唯獨蘇聯經濟還在保持高速成長，那時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識份子都紛紛傾向於蘇聯。
在此背景下，魯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認可，一個層面是建立在認定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生存而努力奮鬥的;另一個層面就是認可社會主義。
魯迅還有更大一特點：雖然認同共產黨、但他又有懷疑主義思想;一方面認可、一方面又再觀察。這和其它左翼知識份子不一樣，不像他們一旦堅信不疑、就不再懷疑。
經過這樣的觀察，他很快發現問題：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產黨提出要搞統一戰線，於是在文學上有個提法：國防文學。
魯迅並不反對抗日的統一戰線，但是他擔心，在愛國的旗號下、過分強調對抗日本的氣氛下，會不會反過來損害工農利益、認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因此他提出另一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從今天來看這兩個口號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共產黨說，我提了這個口號，你不能再提另一個，你必須決對服從。
我順便舉例子，郭沫若開始時也對國防文學的口號持保留態度，但是當共產黨告訴郭沫若說：這是黨提出來的，郭馬上改口支持，說我要做黨的喇叭。
如果你不絕對服從黨，你就是背叛;當時左翼知識份子就有很多爭議：到底是要做獨立的知識份子、還是要做黨的喇叭？

魯迅（左）最後照片，1936-10-8和青年畫家談話。8天後去世。 稱共產黨領袖是奴隸總管、革命工頭
如此，魯迅就和上海黨組織起了衝突。有個共產黨員說：你這是要破壞統一戰線！如果你不聽從指揮，我們要對你「實際解決」。 魯迅一聽勃然大怒，問他：什麼是實際解決？是要充軍呢？還是要殺頭呢！魯迅他會說：我支持你，但這也是出於我的獨立判斷和選擇。這個不能妥協。因此他才說，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第一個要殺的，是他自己。
魯迅常能從事件中提煉概念：稱這些共產黨領袖是奴隸總管、革命工頭。魯迅認為，這些人一旦掌權，他就可能反過來奴隸別人。 這個就形成他對共產黨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權了就要奴役別人。
魯迅和毛澤東之間還有另外一節也很好玩。
馮雪峰回到上海時，給魯迅帶去了一闕毛的詩詞。我估計，就是西江月•井崗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聞」那個。魯迅一看，哈哈大笑說，毛澤東這首詩有山大王的氣概。
問題是，馮雪峰又把此話傳到毛處，毛一聽也哈哈大笑說：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辦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慶問他：你還寫詩嘛？毛澤東說，現在沒什麼心情寫。我以前是白面書生，現在是土匪了。毛澤東還說過，我是小學教員，但我沒上過大學。我上過綠林大學。
魯迅怎麼看這個山大王、綠林好漢？這就涉及到魯迅的一個經驗：20年代，現代評論派和魯迅論戰，當時英美派的紳士稱魯迅為學匪。魯迅答曰：說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麼樣呢？他曾說，綠林書屋東壁下。
他對綠林的認可，可說是因為魯迅對來自民間，對於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氣的人，都是認可的。
認定共產黨的革命就是農民造反，要過皇帝癮
但我們不要誇大他的認同，他是有非常嚴峻的批判的。他曾經說過，中國歷史上就說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們其實是農民革命軍，是農民起義。而他們的最大問題，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過皇帝癮。他不是要根本結束封建統治，魯迅其實清楚看到：共產黨的革命就是農民造反。
他說：你們說，幹什麼活是最賺錢的?造反!他某種程度是一個投資，今天犧牲，但將來是要大貴大富的。阿Q的作夢，夢到大把的元寶、女人、夢到小弟不聽話就打他，說「給我幹活」。說到底，就是為了女人、金錢和權力，就要這三東西。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號，魯迅逝世前三個月，他在一封信裡就說：阿Q正傳的真正涵意還沒有人懂。他有個說明：很多人以為，我寫阿Q造反是寫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寫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後的中國。
這裡可以看出來，我們這就懂了，魯迅對共黨的基本判斷就是，實際上是農民造反，要當皇帝，彼可取而代之。這是魯迅對毛與共產黨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說 「你來了，我要逃亡。」
那麼魯迅就陷入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左翼知識份子，他為了要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參與反抗社會運動，而且唯一反抗國民黨的獨裁力量，就是共產黨。他不能不支持共產黨。
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場。這就是魯迅在去世之前在遺書裡說，我死了就趕快收，趕快忘掉我。一想到死後可能被利用、甚至被迫害，他只想保證自己死了，就完結了。
但魯迅的悲劇大概就在這裡：一切無法結束。不可能隨著他的死而結束。
人們從不同的意義和原因不能忘掉魯迅，包括毛澤東。毛澤東還是要緊緊地抓住魯迅，毛澤東在魯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毛澤東利用魯迅狂捧魯迅，為了捧自己
首先，一九三七年魯迅逝世周年時，毛澤東曾做過一個演講：論魯迅。
毛澤東做了兩個判斷：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我覺得吧，毛澤東把魯迅說成這樣，是最不符合魯的意願的。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論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說人們都把孔夫子當成敲門磚，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被歷代的統治者捧起來的。他萬萬沒有想到，他才剛死，就被毛澤東給捧起來了。
為什麼毛要說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呢？毛澤東內心有個情結：在他的早期著作裡，強烈地表示了自己想當聖人的願望。他說，中國有兩種人，豪傑和聖人。前者是在某一領域取得非常成就的人；但聖人，是要影響人的思想、成為人的精神導師的人。而毛澤東就是又要當豪傑又要當聖人，且更深的是想要當聖人。但在一九三七年的時候他不可能當聖人，他只好先把魯迅抬出來，他看出了魯迅在知識份子當中的巨大思想影響力。
第二點，再論魯迅的演講裡，毛澤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這也很有意思。在此之前，共產黨對魯迅評價最高的人是瞿秋白。但即使是他，也只把魯迅看成黨的同路人、黨的朋友，不會把魯迅看成自己人。但是毛澤東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顯然就是要把魯迅的旗幟拿到黨的手裡。
第二篇文章是《新民主主義論》。他對魯迅又做了兩個重要評價：第一，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這也就包含了毛澤東對於五四的評價。
在此之前，中共黨人對五四的評價並不高，因為認為這是由胡適等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一場運動。但現在對五四，毛的評價變了，說這是由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所領導的。毛又說，五四運動在思想和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又把五四的旗幟高高舉起，他就變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合法繼承人。
我就認為國民黨比較笨，他始終不去跟五四拉關係。毛澤東因此爭取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毛對魯迅的評價，就是要爭奪知識份子和文化思想的正統地位。
第二，他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貴的信仰。這個話是對的。毛澤東從個人來說，他對魯迅的認識還是深刻的，還把魯迅給納入了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這種民族情緒！這可以看出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特質。我至今，我也這麼認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
當然，毛又在這裡把魯迅英雄化，但若說魯迅是文化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麼毛澤東的潛臺詞是，誰是全面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呢?顯然是毛澤東他自己。毛一方面舉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子、一方面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子，瞬間贏得了很多的知識份子同情。
1957年反右時毛在上海說，魯迅活到今天，他不閉嘴，就去監獄裡說。一語洩天機：那些把魯迅捧上天的話都是騙人。（油畫） 毛延安文藝講話抵制魯迅對中共革命的批判精神
最典型的之一就是胡風。因為胡風對魯迅評價非常好，但一直不為人所認同，直到看到毛澤東。這使他非常興奮。胡風就連臨死的時候，還是肯定毛澤東的。
但毛澤東自己也知道，高舉魯迅旗幟是有風險的，因為魯迅的批判鋒芒是很徹底的，這種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自己的。抗戰開始後，到延安的知識份子中，他們許多人是魯迅的及門弟子。延安當時也成立了魯迅文藝學院，開會時也要專門為魯迅默哀。但是知識份子一旦接受了魯迅，就會把他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貫徹到底。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王實味。
他是深受魯迅影響一作家。他就用魯迅的思想來觀察延安，於是就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並且用魯迅的方法來批判，寫了個《野百合花》，結果遭難。他強調，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就應該把批判精神貫徹到底、應該勇敢正視社會和心靈的黑暗，特別是他還用了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王實味發出號召「我們要用硬骨頭精神來對抗我們的上司！」
延安據說有個輕騎兵壁報，這兒有王實味的文章。毛也提著燈去看了壁報，看完之後說：現在的問題，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主義掛帥?他看到了爭奪領導權的危險。但是他不能一下批評魯迅，所以只能去批判王實味。就說呢，王實味是背叛魯迅的，只好這樣。你舉了魯迅的旗子，這個旗子就可能倒過來對著你。於是，這就有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批判說，今天還是要用魯迅的筆法，要分清敵我。對敵人可以用魯迅雜文筆法；對人民、尤其對人民政權用雜文筆法，那就是人民的敵人，要剝奪他自由民主的權力。最後王實味被槍斃了。當時魯迅在延安的學生們，大部分的知識份子都投降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她說：我回頭是岸。但王實味迎頭衝撞最後被殺害。用我的話來說，他隨著魯迅而遠行。
王實味這樣的結局，正好印證魯迅的預言：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說，他在反抗舊社會時，文藝家和政治家是一致的。但是革命勝利以後、政治家們掌權後，他們就想維持現狀，他們不希望繼續批判現實。但是作家和文藝家還要繼續批判，這時政治家只有壓制文學家，甚至殺他的頭。如果你要繼續堅持獨立的知識份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殺害。
王實味死了，胡風還在。已經到了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快要掌權了，未來的新中國的思想文化要向什麼方向發展、誰來領導呢?毫無疑問是毛澤東思想。但是毛澤東又說過啊，魯迅的方向就是新中國的方向啊。這是個悖論。
對胡風來說，應該要堅持魯迅的方向，而且他還振振有辭：是你（毛澤東）說的啊！這個問題怎麼解釋是非常頭疼的問題。所以毛就動員了黨內一些理論家來解釋這個難題，展開對胡風的批判。
毛澤東提出，他把魯迅分成前期和後期，說魯迅最偉大的地方就在於從小資產階級出發，向無產階級轉變到後期的魯迅。前期的魯迅則都是魯迅的局限性。胡風恰好強調懷疑主義、改革國民性，因此毛澤東就批判胡風是抓住魯迅的局限性來反對黨，實際上是反魯迅的。
49年後，對魯迅的政策：利用、限制、改造
一九四九年，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我有一解：他說的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過就是一時之豪傑。數風流人物，還要看我毛澤東。我要當聖人。當他掌權後就要進入他夢寐以求的，毛澤東當聖人的新時代。但是，你已經說魯迅是聖人了、那怎麼能要再出一個呢？
如果一九四九年魯迅還活著，他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我們可以從魯迅生前的言論看出，一來，他可能對共和國的成立是持歡迎態度的，因為有可能實踐他的理想。二來，魯迅不是又說，共產黨來了我要跑嘛。
很多知識份子在那個時代都在想這個問題，於是就出現兩種不同說法：一個佔主流地位，郭沫若寫了一首詩：魯迅笑了。胡風也說魯迅在微笑。「微笑在他寧靜如水的目光裡、微笑在他桀傲不遜的牙刷鬍子裡」，胡風還是比較天真的。胡風的學生張中曉在建國初期提出了另外一看法。張中曉說，隨著共和國誕生，魯迅非常孤獨和寂寞。因為魯迅是永遠不滿的。這就是在四九年的兩個想像。 回到剛才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文化的發展方向是誰領導?聖人是誰?據說有一次開會時，江青在會上說，文藝發展方向應該是毛澤東思想，胡風立即站起來反對說，應該繼續發揚魯迅！
另外一個是文字報告。周揚曾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方向就是唯一方向，只能是這個方向，要有別的，那就是錯的。那怎麼處理魯迅這個燙手山芋呢?在紀念魯迅的一個會上，就提出了「學習魯迅與自我改造」，把魯迅又納入了自我改造的系統了。
對魯迅的認識和操作，我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這其實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策略。要改造出一個新的魯迅。
怎麼改?首先，是通過對歷史的重新敘述和記憶，來建立一個魯迅和共產黨與毛澤東的所謂歷史的聯繫。所以馮雪峰就發表了回憶魯迅的回憶錄。他繪聲繪影地說了這麼一個事情：「有一天，在我和魯迅談到我黨和毛主席，魯迅面向著窗子、撫著胸口，淡淡地說：我想，我作為一個小兵，還是勝任的。」
下面，悲劇就發生了：因為這樣的話從馮雪峰口裡說出來不是這麼有說服力，一九五九年，許廣平出版了魯迅回憶錄，她說：魯迅在上海時期的工作是在黨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他對黨的尊敬是到最高點的，他對毛主席的思想是虛心接受。我想許廣平她說這樣的話，也有半被迫、也有半自主的成分。我的理解是，許廣平可能不是真正懂魯迅。
第二個辦法：從學理上去重新解釋、從學術上重新闡釋。有一個老共產黨員寫了一論文：《論魯迅小說的限制》，把魯迅學說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框架下。他說，革命民族主義的魯迅得到的結論，與毛澤東完全一致；有些不合乎毛澤東的，就是他的局限性。魯迅作品的傳播研究和閱讀出版，也成為一個政治行為，由黨來操辦。魯迅全集的出版完全控制在黨手上，刪去了魯迅很多罵周揚的書信。所以五八年出的魯迅全集不全，還把魯迅的作品選入中小學課本，而且顯然是用意識形態的角度選的。
應該說，成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幾代人，顯然是透過國家來理解認識魯迅；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有機會能夠接觸到魯迅的原文，因為一讀了魯迅，思想就會發生改變。他的批判性不是政治可以控制住的。
錢理群說，到文革鬧劇破產時，他的魯迅觀也改變了。文革後期，真正的魯迅才走進知識青年的心靈。 我們那個時候是把黨、毛澤東和魯迅看成三位一體的，一方面有三位一體的崇拜、一方面又被獨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我們這一代對魯迅，是有著心裡的迷霧和心裡的覺醒，是交織在一起的。
一九五七年的毛搞了兩個運動：先是發動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來打擊黨內的反對派和黨的官僚;二方面，又聯合黨內官僚來打擊知識份子。
這個過程中，第一階段時毛澤東極力鼓動魯迅的造反精神，對大家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毛說，我看魯迅如果到今天，還會繼續寫雜文、而且會當文聯主席。（這個位置後來是郭沫若當了），意思就是說，如果魯迅活著，他會是你們的頭，他會講（共產黨的缺點）、而且勇敢講，鼓勵大家講！
第二階段，到了反右階段了。毛澤東就在一次和知識份子的談話中說，魯迅或者再說話就進監獄;若他顧全大局，沉默吧，他就安全。這其實也是在跟這些知識份子打招呼，也算是毛澤東的一個「好意」。大部分的人確實顧全大局了，毛還說：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人，還是有的。他們就成了萬劫不復的右派。
接著說到文革：當毛澤東已經到一九六零年，因為大災荒而很多人對他不滿，覺得他應該負責。毛澤東正在醞釀一場更大的動作，其實就是後來的文革。
那段時間他非常孤獨，是高處不勝寒;當時他很孤獨寂寞，所以又想到魯迅。那是魯迅誕辰八十周年。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這是毛澤東當時的心境。文革一開始，毛給江青的信裡又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孤獨，因為他知道，他在向全中國挑戰。
魯迅這個人非常不幸，每到中國歷史轉捩點總被提出來。1966年10月19號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開了一個規模極大的會，郭沫若又做了演講：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郭沫若是非常敏感的喔，他總能喊出他那時代的最強音。他知道，要堅持兩條：造反，要服從黨的最終領導;造反的目的，是要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認識。郭沫若把毛澤東的心思揣摩透了。
悲劇繼續產生：許廣平說，毛澤東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魯迅是毛澤東的小兵。之前還說是黨的小兵，現在是毛澤東的小兵了。
我們在文革時代的年輕人，只能讀毛澤東或者讀魯迅。文革時期，魯迅完全被完全地歪曲了，他真正成了敲門磚、真正成了打人的石頭。因為除了毛著外不能讀別的書，大家找出路的時候，只能從魯迅來找。特別是在文革後期。因為文革前期的影響，年輕人都在誤讀魯迅，但到了後期就反映了，主要是人們開始獨立地接受魯迅。
有一個因素：毛澤東把大批青年知識份子趕到農村去。這些大批的知青到農村後，開始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了魯迅筆下的種種人。他們對魯迅作品發生了全新的認識。魯迅的藝術的根、他的靈魂是深深扎在農村的土地上。很多人都發現：中國的人民多麼苦；中國的人民多麼好。這個時候再讀魯迅，大家就發現魯迅跟底層人民的血肉連繫。不瞭解中國農村，實際上是無法真正瞭解魯迅的。我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真正瞭解魯迅，那時讀魯迅讀得熱淚盈眶，跟在書齋裡讀書完全不同感覺。那時候才感到魯迅和我們息息相關。
第二個原因是林彪事件發生。這對我們這些知青來說，那是一個晴天霹靂。一下子就產生懷疑了。以前對毛澤東堅信不疑，但現在會想，你指定的接班人怎麼會成了叛徒?大家開始用懷疑精神和批判現實來看現實的、擺脫了黨的魯迅。
總而言之，今天只有到文革後期，魯迅才真正走進了中國的青年和知識份子的心靈。
我的魯迅觀，基本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當一個人處在絕望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真是絕望到底的，但是恰恰就在那個時間點，魯迅來打開了你的思路。他不一定能給你答案，但他會對你有所啟發，讓你的腦子動起來。
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林彪同樣給毛致命的打擊，他再次陷入不可解除的孤獨和寂寞。這一刻，毛再次想起了魯迅。1971年10月份，毛澤東大病剛好，到武漢視察時說：我勸同志們看魯迅的雜文，今年讀一遍、明年讀一遍，魯迅的書不好懂。
它的結論是什麼?這幾乎是毛澤東最後的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代聖人。第一代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尼克森訪問中國時，恭維毛澤東說：你的思想改變了世界和中國。毛澤東回應尼克森說，我的思想沒有改變世界和中國，我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而已。
這時，魯迅遠行已久。
（來源：2014年網易，2016-5-12共識網。原題：魯迅與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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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好總理」周恩來竟殺人如麻

第一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竟殺人如麻。(網絡圖片)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十年文革是一部整人、殺人史。
已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在10年文革期間，前中共領導人、第一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自保不斷出賣自己的“同志”和曾經的“戰友”甚至親兄弟、養女、救命恩人。
李肅在“回首文革”中寫到，文革前期幹將周恩來，“惡毛之所惡、打毛之欲打”。1975年6月16日，已經動了三次大手術的周恩來在病榻上給毛澤東寫了最後一封信。他寫道：“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周恩來從來沒有寫出這樣一份總結。這對他來說也許是有利的。否則，即使以當今中國政治價值觀念來判斷，周恩來在文革中“保持晚節”的所作所為也很難和他“人民好總理”的形象相一致。
周虛偽的一生一直保持到死，為取悅其主子毛澤東，臨終前仍在演戲，想保住“忠君到死”的美名，同時也將文革中殺人的罪名都統統推給了毛。宋永毅在《文革周恩來：一個被掩蓋了的形象》中指，要完整地評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現，恐怕要從文革的發動談起。毛無疑是文革的發動者，但毛絕無可能獨立寒秋地呼喚出漫天狂飆……。
劉少奇、賀龍、彭德懷、陶鑄被迫害致死，彭、羅、陸、楊冤案等，周恩來都直接插手。對於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毛澤東意欲置於死地而後快。《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周恩來當然在路線上是比較同情劉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發動的時候，他選邊站。他比劉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圖。周在政治上是非常清楚的一個人。他後來選擇站在毛這一邊。”
他曾在江青定性劉少奇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的專案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周恩來甚至連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親弟弟周同宇蒙冤時，他都親自簽字逮捕他們。他還將跟隨他、伺候他數十年的貼身警衛，親自送到江青手中，任其殘害。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銘，在1994年發表的〈旋轉舞台上的周恩來〉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
1931年周恩來親自策劃並參與了顧順章家的滅門血案，對所謂的中共“叛徒”顧，中共殺了包括顧妻、顧5歲的兒子、岳父母、小舅、保姆、小姑等30多人，甚至包括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斯勵。當年周帶一群武功高強的殺手，闖進顧家時，顧順章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正在打麻將，其中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斯勵也在場。斯勵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藉著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將周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正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周索性把恩人一起殺掉。被殺的無辜者還包括當時來串門的鄰居。
文革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誠信被“人人為敵”取代
文革初期，薄一波即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被打倒。在批判薄一波的鬥爭會上，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響應當時的“革命潮流”，聲明和被打為反革命父親的薄一波斷絕父子關係，並狂呼口號，親自帶頭踢打薄一波，暴抽薄一波耳光。
作者楊光在《我所經歷的歷史故事：劉少奇叛徒罪是這樣被認定的》一書中寫道，1983年，楊秉城（黑龍江省參事室主任）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黨校與薄一波聚首長談，薄一波感慨的說：“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
《北京之春》曾發表文章披露，周恩來文革中下令殺害中國人權先驅遇羅克。文革初期，中共的“血統論”把人分成“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軍人、烈士）、“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很多人僅僅因為出身問題就受到殘酷迫害，有的家庭因出身問題滿門遭殺戮。
1967年1月18日，遇羅克的長篇文章《出身論》發表在《中學報》第1期上。他在文中表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羅克在他的另一文章《談鴻溝》中明確宣稱，“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呼喚平等與尊嚴，籲求基本的人權。因此觸怒了中共當局，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中共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在北京被槍殺，年僅2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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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必亡！中國已進入專制最易崩潰期

熟嫻中國問題的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到專制政權最易垮台的時期，中國將無可避免走向變革，未來改革式革命（Refolution）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
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中提出，未來10至15年後，改革式革命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網絡圖片） 美學者同聲：中共統治將終結
美國之音報導，日前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裴敏欣在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將出現改革式革命，中共一黨專政統治將終結。
裴敏欣表示，他通過對近30個與中國有相似性國家的民主轉型研究後發現﹐只有達到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專制集團才容易垮台。而目前，中國已經具備向民主化轉型的社會經濟條件，未來10至15年後，這些條件只會更加成熟，以人均”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計算，中國目前人均GDP為1,3500美元，正好處於政治轉型範圍的中間值。
如果按教育年限計算，中國目前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時間為7年半，剛好也處於轉型範圍的中間值。而且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還在以每年700萬的速度增長，10年後，這一數字將提高到8年半。這也是別國沒有的促進轉型的重要因素。
如果從歷史經驗來看，也有可比性國家，即地處亞洲、中等收入或共產黨執政在達到同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時，都發生了某種形式向民主的轉型。
因此，裴敏欣認為，在民主轉型條件不斷成熟的同時，中共政權體系也已經開始衰落。根據近40年歷史顯示﹐專制垮台的過程會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是長期的衰落；第二階段是發生突然的崩潰。
中國政治轉型有三種選擇
裴敏欣認為，未來中國發生政治轉型可能有三個選項：改革、革命或二者結合，即改革式革命。不過他又說，中國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時機已經錯過，改革的窗口正在關閉或已經關閉，且時機不復返，而目前最有可能發生的是「改革式的革命」，裴敏欣希望執政菁英能夠帶領中國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在稍早，裴敏欣在接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訪時也曾表示，「一黨專制在中國將難以永久維持下去。」
裴敏欣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執政74年，一夕崩潰。到2030年，中共就已經當權81年，因此可以合理推測，只需再過10至15年，共產黨壽命上限即將到來。
裴敏欣還舉例說，“從2012年以來薄熙來、令計劃、周永康以及他們的親信遭到清洗便可以看出來。意識形態的衰落，讓共產黨失去了使命感和調動普羅大眾的重要工具。通過鎮壓來維持一黨統治的經濟和道德成本，也達到了難以持續的水平。”
因此，他總結，在面對環境惡化、公共服務差、社會不平等、腐敗盛行等諸多問題，中共一黨制下的中國注定是失敗的，中國擺脫專制是一個必要抉擇。
裴敏欣是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專長研究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的專家。著作包括《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和蘇聯的消亡》、《中國的轉型陷阱：專制制度發展的限制》等。其新書《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政權衰敗的動態》將於今年夏天出版。
來源： 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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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遣張德江赴港 逼江派內鬥

張德江訪港期間遭遇多個團體抗議。（大紀元合成圖） 【記者謝東延／報導】
5月19日，中共江派常委張德江結束3天訪港行程，期間遭遇多個團體抗議，還被批全城封路擾民，泛民議員亦當面要求換特首。有分析認為，江派在一連串的亂港奸計流產後，習近平將香港問題塞給張德江「買單」，形成江派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局面。
張德江赴港「受氣」 挺梁振英未果
5月17日到5月19日，中共人大委員長、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組長張德江借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訪港，意圖挺梁振英。
這次張德江訪港連續3天都遭到多個團體的抗議和各色抗議橫幅追堵。寫著「我要真普選」「結束中共專政」不同訴求的抗議橫幅相繼在獅子山、安達邨、將軍澳區內出現。20日早上，獅子山又再出現抗議橫幅。之前，梁振英政府曾派警察駐守獅子山山頂，以防再有港人掛橫幅。
張德江主政廣東時，在2003年極力淡化SARS疫情蔓延到香港的醜聞再被港人提起，指張欠了香港人命，應該乞求香港人民的寬恕。 張德江5月17日在香港政府總部閉門聽取梁振英及三名司長的工作彙報時，雖然對梁振英作出了肯定；但在酒會上，張德江回應泛民議員撤換特首要求時，則表示已經聽到，讓他們忍耐一下。
再有，張德江在提及香港法治問題時，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正好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去年9月出席《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時，指出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行政長官擁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之上的特殊地位的「超然論」正好相反。有分析認為，張曉明被張德江 「打臉」。
北京時局觀察員華頗先生認為，香港一直是江派勢力範圍，習近平上台後，江派一直想在香港作亂，讓習近平背黑鍋。矛盾激化到逼使年輕港人走向「港獨」的地步，習近平就讓張德江來收拾江派自己製造的亂局，處理不好就會落下把柄。但如果真去收拾，又成了江派自已人打自己人的局面。
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表示，張德江出席「一帶一路」論壇只是一個幌子。由於各方面抵制，張德江此次訪港挺梁的策略失敗，可謂空手而歸，批評「港獨」也只是走形式，無法如2014年雨傘運動前夕在香港各界營造挺梁大氣候，梁振英連任機會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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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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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黨極左勢力 紅二代：兩岸和平最大破壞者

紅二代馬曉力認為，中共體制內的極左勢力，其破壞力甚於台獨。「他們造成的危害已不僅是台灣和3千萬人口，而是整個中國與華人的興亡。」（Getty Images） 【記者郭岳仁／綜合報導】
總統蔡英文20日宣誓就職，開啟華人首位女總統的新時代，海內外華人，包括中共高層與中國民眾都十分關注。媒體報導，大陸日前炮轟黨內極左派的紅二代馬曉力，在看完蔡英文的就職儀式後，除了讚美台灣的民主政黨輪替，表達恭喜之外，再次重轟黨內的極左勢力，並指其造成的危害，「不僅僅是台灣3千萬人口，而是整個中國與華人的興亡。」
海外媒體博聞社報導，馬曉力的朋友透露，她除了恭喜台灣之外，並表示台海問題目前如此緊張與敏感是「人為」造成的，台灣分不出去，大陸也難以合併，更打不起來。「因為台海已不僅是中國的問題，會影響到世界政治格局，保持現狀是最符合兩岸利益的。」而且，在一種競爭態勢下，能夠比較政經制度的優劣，長遠來看，對中國的活力是件好事。
馬曉力認為，中共體制內的極左勢力，其破壞力甚於台獨。據該人士轉述，馬曉力說：「說來好笑，2年前民進黨沒有選舉獲勝的信心，甚至沒有獲勝的可能。但2014年香港因特選發生的占中左右了台灣的政治走向，一句『如選國民黨，台灣變香港』成全了民進黨。其實，造成民進黨上台的不是別人，正是大陸體制內的極左勢力！這些人的破壞力比台獨要大的多！因為他們造成的危害已不僅僅是台灣和3千萬人口，而是整個中國與華人的興亡！」
馬曉力還說，要警惕那些口口聲聲叫嚷「美國陰謀論」、「對台一戰論」的體制中極左勢力和民間犬奴暴民，「他們是文明社會的危險分子，是破壞者！」大陸已被他們毀壞殆盡，還想進行兩岸同胞相殘，「什麼年代了，做夢去吧！」
據了解，馬曉力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是從小相識的朋友，在京城太子黨中頗有影響力。她的父親，中共元老、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馬文瑞，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文革期間同遭迫害，因此馬曉力近年不斷呼籲中共當局反思文革。今年適逢文革50周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在5月2日卻辦了一場頌揚紅色革命的「紅歌會」，馬曉力得知後，立即致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要求北京當局澈查，指該演出「完全是一場文革文化再現」，是以中共中宣部名義搞的一個有預謀、有組織、有計畫的「政治紀律的事件」。
馬曉力在接受港媒鳳凰網專訪時表示，這場「紅歌會」是高層有人製造了一個局面，利用「個人崇拜」來挖坑，而抹黑的目標就是習近平。據悉，習近平對此事表達震怒，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嚴肅查處」，隨後黨媒《人民日報》在17日凌晨刊文，指文革是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內亂，中國不會也絕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
前中國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辛子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此事件是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派系，也就是極左的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和中宣部他們搞起來的。
兩岸和平的障礙 專家：不是台獨是中共
據博聞社消息，早在今年1月，台灣總統選舉當日，中共高層在中南海集體觀看選舉轉播，結束時全場默然。原趙紫陽祕書鮑彤在接受海外媒體「看中國」採訪時表示，台灣人民的意志已表達出來，大陸的民意卻還未表達出來。「我希望大陸領導人能夠尊重大陸人民的民意，學習台灣。」
多次致信習近平，呼籲解體一黨專政的中共已故大將羅瑞卿之子羅宇，接受採訪時也表示，習近平如能像蔣經國那樣，順著這個思路來逐步穩妥民主化的話，他將成為中國的偉人，否則的話，他再多當5年、10年都毫無意義。
時事評論家葉觀星撰寫〈習近平該走新路啦〉的評論文章，指習要不廢掉共產黨、不扔掉頭上中共總書記的帽子，就會一直面對台海困境。「因為兩岸統一的障礙不是台獨分子，而是兩岸政治制度的對立，是專制與民主的對立，是共產黨權貴與人權的對立，是西方邪靈與中國文化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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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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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美眾議員 蔡英文：盼爭取加入TPP

總統蔡英文（右）22日接見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訪華團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左）。（中央社） 【記者江禹嬋／台北報導】
總統蔡英文表示，台美經貿關係緊密，新政府將積極爭取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第二輪的協商，以達成台灣加入TPP的目標；蔡總統也感謝美國信守《台灣關係法》，眾議院上個月通過對台的「6項保證」共同決議案，對台灣深具意義。
剛上任的蔡英文總統22日在總統府接見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等人的訪問團，美國也超過日本，成為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新政府會積極爭取加入TPP第二輪的協商。蔡英文說，特別請兩位議員未來給予我們協助。
對於美國眾議院上個月通過第88號共同決議，聲明《台灣關係法》與6項保證成為美台關係的基石，蔡英文特別感謝美國信守《台灣關係法》，認為這對台灣深具意義。她強調，美國國會首次對台6項保證列入議案內容，對我國來講深具意義。
蔡總統也表示，邵建隆去年領銜提出推動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刑警組織的法案得到聯邦參眾兩院的一致支持，還經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生效，成為有拘束力的法案，顯見台灣的國際參與是美國不分黨派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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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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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場「大躍進」北京如何收場

一哄而起辦「世界一流大學」
北京政府大言不慚地吹噓「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如果從清華大學一九八五年提出「建設世界一流」算起，到現在已經三十一年了。三十一年的時間夠他們說多少大話、做多少面子上的事情！他們首先把各大學的名字改來改去，專科改本科，學院改大學。其次是在各個學校裡修了很多漂亮的樓房，然後不停地擴大招生數額，確實一直都沒閑著。李克強在二○一五年和二○一六年的「人大」會議《報告》裡，都要提一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然而十分不妙的是，時間耗了這麼久，錢不曉得燒了多少億，在他們治下的中國大陸，「世界一流大學」的影子都還看不見。官員們有點著急，為了證明他們燒錢燒得正確，於是公佈了「時間表」，北京大學說是「到二十一世紀初葉把北京大學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清華大學則明確提出「二○二○年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這兩所大學是北京最拿得出手的「面子大學」，甫一宣佈，其他那些學校也跟著起哄，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紛紛發誓「二○二○年達到世界一流」，令人想起毛時代的大躍進──他們在農村「放衛星田」，第一個公社宣稱畝產水稻一萬斤，其他公社接著保證畝產兩萬斤甚至三萬斤四萬斤。時間過去五十多年，中共好大喜功吹牛撒謊的習性依舊，又一次搞起了「大躍進」。只是這次不是亂吹水稻產量，吹的是堂堂「世界一流大學」！
以「相對論」詭辯的自負
二○二○年，距今只有三年多的時間，眼看著「大限」越來越近，北京政府在幾年前已經在謀劃這場荒唐的鬧劇如何收場。他們的「有識之士」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居然想出了兩個「錦囊妙計」，以此來為這次「大躍進」善後。一個是「接近」，即把原來賭咒發誓的「達到世界一流」，悄悄改成「接近世界一流」。二○一○年三月初，在他們公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二○一○──二○二○年）》第七章裡，不聲不響地亮出了一句「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這是「接近」二字正式公開亮相。接著，在二○一一年四月的一次會議上，教育部長袁貴仁（就是那位「絕不讓西方價值觀教材進課堂」的好漢）宣佈，中國高等教育搞得非常好非常出色，「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袁大人話音未落，多家官媒同時捧場發表，題目居然就是：「中國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比袁某的膽子還大。然後，袁又在今年三月八日回應南開大學原校長饒子和關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講話，再次宣稱：「接近或達到國際一流都可以」算作「世界一流大學」。北京官方自認為「接近」是神來之筆，「接近世界一流」，就是只比「世界一流」差一點點，「相當於世界一流」。愛因斯坦不是有個「相對論」嗎，所有東西都是「相對」的。根據這個「相對」，他們的哪所大學不可以說成「接近世界一流」？豈止是二○二○年才「接近」，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接近」了。接近一釐米是「接近」，接近十萬八千里憑什麼不叫「接近」？關鍵是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
「中國特色」的絕地反攻
他們推出的第二個「妙計」，是在「世界一流大學」前面加個定語「中國特色」。目前看來首先發明這一「計」的是習近平，他在二○一四年五月四日提出：「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老大發了話，手下自然必須緊跟，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載文宣傳「我們的目標是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然後國務院在二○一五年十一月五日公佈《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進一步明確「構建完善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如果說他們推出「接近」二字，多少還暴露了有一點無奈和認輸的話，那麼，他們接著提出的這個「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那就是以守為攻，妄圖絕地大反攻，一舉扭轉整個頹勢了。他們從此把「世界一流大學」分為兩種，一種以哈佛、劍橋等等為代表，另一種曰「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這自然只有北京政府辦的學校才有資格，必須要照共產黨的規矩辦才「合格」，比如「堅持黨的領導，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教學指導」，等等，這既是了不起的「中國特色」，全世界只有他們趙家人才玩得最內行，「水平」最高，同時也比哈佛、劍橋辛辛苦苦地研究什麼數學、物理、哲學、藝術之類要輕鬆多了。依照習近平的這個「發明」，從今往後中國幾千所大學不費吹灰之力都可以隨便弄成「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想要多少就弄成多少。哈佛、劍橋累死累活，在這方面也只能「接近」他們，要叫全世界的「一流大學」也嘗嘗「追趕」他們的味道……不要「友邦驚詫」，他們確實就是這樣設想的，就是打算以此為他們所謂的「建設世界一流」來個漂亮收場的。
目標與措施完全相對立
趙家人一天到晚不准別人「妄議」，其實他們在一黨專制的情況下要「達到世界一流」，才是一個天大的「妄議」。他們「妄議」了幾十年，他們的學校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反而還在不斷擴大。這不是書記、校長們不賣力氣，更不是「西方敵對勢力」破壞，而是充分證明了在他們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之下，以對抗世界普世價值為目的的「創建一流大學運動」，不過就是當代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大笑話。他們一方面空喊「趕上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宣佈「七不准」，拒絕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實行多年的教授治校和民主辦校，拒絕人類先進思想和知識進入課堂，使教師們動輒得咎。如果在這種極端落後的制度下也能弄出最先進的「世界一流大學」，進而誕生全世界最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使他們真的成為「戰無不勝」的力量，那就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悲劇，而將是整個地球人類的悲劇了。如果真的有這種可能，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還有活下去的希望嗎？
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絕不可能出現在獨裁者的鞭子之下。不管趙家人吹噓得多麼天花亂墜，也不管他們有錢修建了多少幢摩天大樓。對這一點，世人應該絕對放心。
來源轉自：
【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西方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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