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人口將大幅增加
六中全會公報很奇葩，也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第二個最失敗政治文件，失敗程度僅次於中共九大黨章。它像隻破筐，既裝傳統紅色貴族的個人崇拜情結又裝平民子弟背景的新貴高級分權訴求。沒有這個文件，中共內部可能還不致迅速大亂；有了它，中共則到了利深禍速的地步。可以預見，「一個核心」政治的失敗首先是在經濟上。也就是說，全面從嚴治黨所服務的「兩個一百年」目標當中的一個現在全面失敗了。
「兩個一百年」的第一個說是到中共建立一百周年（二○二一），中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第二個則是到中共建政一百周年（二○四九）「實現中華民族全面復興」，包括統一台灣。然而，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決定二○二一年中國會出現大面積貧困──中小城市貧困人口絕對數量上升一億左右，農村會有一千萬以上的脫貧家庭重新返貧。其實，不用預測那麼遠，僅以二○一六年的兩大社會經濟難題看，就知道小康目標全面泡湯：第一是平均工資水平大降背景下的房價高漲，儘管總體來看是有價無市，但這加劇了社會不公平程度；第二是養老保險金已經難以承擔更多支出而老齡化已不可逆轉，養老金個人賬戶記賬總額出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虧空。
對於名義記賬的養老金虧空問題，我做過一個粗略計算：以一九九七年不變價格計算，從該年虧空一百四十億到今年底預計虧空五萬億，其虧空速度年均百分之五點六。在現實中，許多中小城市已經出現了遲付退休工人養老金的情況，這還是在中央政府默許下違規使用了當期收入（年輕人所繳部分）所維持。如果建立一個還清歷史舊賬即地方財政對養老金個人名義記賬全部補齊，那麼，市縣兩級一般財政行為將完全停滯。
傳統紅色貴族欠治國實力
不僅是我這樣的有異議背景的經濟學家不看好「全面小康」，就算體制內的經濟學家多不看好「全面小康」。比如，中國體改研究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雖未提「第一個一百年」，但他說「未來五到十年，將有幾千萬的中國家庭艱難度日」，並且，到二○三○年中國經濟「可能仍低於高收入國家下限」。再如，曾力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前財政部財政科研所所長賈康說，現在是「改革疲勞綜合症明顯，很多人已經不相信能夠真改革」。從國家升級的角度看問題，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用討論，多數民眾感受到的是國家內外環境都在變壞。
當然，內外環境變壞的公眾認知給了傳統紅色貴族「重新革命」的理由，「一個核心」與中央再集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而無論推出什麼新概念，中國的經濟成績與環境質量都無法讓公眾滿意。從「基本面是好的」到「習近平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再從「全面深化改革」到「提高供給側質量」，沒有能達成一個十分簡單的邏輯預期：犧牲兩三年的經濟增長，換取好的環境（狹義到大氣）質量。
經濟大衰退而空氣質量沒變好，直觀地說明傳統紅色貴族沒有治國素養。那個群體既缺乏國際視野又沒有歷史辨析思維，這樣，社會公眾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空氣質量監測設備要放在公園裡」之類怪現象。歷史有訓，中央集權程度越高，非中央部分的欺蒙手段也就越高明。
最壞經濟政策文件已出台
在反腐的制度方面建設方面，傳統紅色貴族體系一方面堅決迴避「官員財產公開」；另一方面，不得不集中精力抓「關鍵少數」。不惟中下層反腐已無指望，而且，重要經濟領域反腐也是越反越腐。比如說，國企機械採購與社會公共品性質的項目招標，有三個指標可觀測，它們分別是供貨（投標）方的尋租支出與結算價比率、製造成本與結算價比率、本次交易毛利潤率，在二○一三年以前，它們大體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六十二、百分之二十三。現在尋租比上升百分之七而達百分之二十二、成本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一而達百分之四十一、毛利潤上升百分之十四而達百分之三十七。這些個體研究數據說明了這樣的情況：採購招標中的腐敗比反腐以前厲害了，工廠或投標者難以賺錢了，但能賺到錢的工廠或投標者基本交易策略是降低質量以節省成本、多送好處費以大幅提高利潤。該三率的詭異變化跟非中央機構在公園裡放置空氣質量監測器是一個道理，而實體企業的市場環境也更加不公平。
中央集權的經濟後果終會導致金融體系不堪重負。現在，一個質量上比政治文件六中全會公報更次的經濟政策出台了：中國銀監會准許省級政府增設資產公司，以便把省級國企債務甩給國字號的銀行。這與我在三年前所預測的「地方債打包上交中央」情形基本相同（參見《爭鳴》雜誌二○一三年八月號），不同的只是先打包地方國企債務、尚未打包地方城投平台債務。為了挽救理論上已破產的省級政府，中央集權的小集體不得不以經濟父愛主義包過債務，結果是損害存款人、銀行股購買者的利益，也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接上了「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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