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專政，難有法治
中共將在今年十月份召開四中全會，核心議題主推法治。依法治國當然比無法無天好，但是筆者想，如果不先廢除中共一黨專政的大壟斷，依法治國不過是一張披在老虎身上的羊皮，迷人而已，因為理論與經驗都告訴世人這無任何可能。
當下中國仍無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憲法，皮（憲法）之不存，毛（憲政）將焉附？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是從「槍桿子」暴力中產生的，而非從各種政治、社會勢力均衡妥協之下的契約商定（如美國）。中共一黨獨大成了「宇宙真理」，它壟斷國家一切（政治、經濟和思想），其它社會勢力和廣大民眾都成了它隨意支配的「獵物」。但它必須掩蓋這赤裸裸的不符合時代發展的猙獰面目，於是也給自己披上現代法治國家的外衣。從建國前夕的「共同綱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先後五部之多，其中一個共同的特點，乃「成則為王」的合法證書。為了確保中共至高無上的權力，所謂的憲法均把中共領導權置於「太上皇」的頭條地位。 例如現行憲法明確宣告：「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一九七五年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就更加露骨了。都是沒商量地確認共黨的特權地位。因此如果中共不放下身段，從根本政治改革著手，廢除一黨專政的壟斷特權，什麼「依法治國」的高調，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當今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代，世界上的憲法中，保留這種霸王條款，大概僅有幾家。
中國憲法是中共王法
當今中共的「法」尤其是所謂「公民權利」的規定都是黨國恩賜的，隨時可以收回，更可以任意解釋，與現代意義的「法」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現代法學意義上的法中權利是國家公民的天然權利，也就是人之為人所應有的，不是君王或黨官所賦予的。它是力量對比均衡下的妥協契約，是社會各階層的彼此約束，更是對所謂「人民公僕」的約束與限權。現代意義的法輕視主權而重視個人權利，但中共憲法與具體法規都違背以上原則。它是典型的自我授權制度，跟中國歷史上「秦法政」時代的國法一樣，專來對付老百姓的。例如中共憲法第三十五條大言不慚地許諾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又在具體的法律、條例中全部釜底抽薪，任憑黨官批准決定。政府要反美反日，它可以組織暴民，用大巴運送到美日大使館門前吶喊示威；普通公民要求官員財產公佈，它就以滋事罪逮捕。言論自由度更不如清末與民國。其實香港回歸時訂立的「基本法」根本不符合現代意義上的人民主權法理。它事實上是一部英國殖民者未跟香港人民商量就與中共妥協，任由中共主宰產生的「王法」，什麼「循序漸進」、什麼「廣泛提名委員會」，都是一些模糊性的表述。當年《中英聯合聲明》中應許給香港人民的自治權利都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任意收入其黨國的囊中。
正如大陸解放前中共對大陸人民的民主承諾，一夜之間就收回變作一黨專制。香港人民應根據現代憲政理論，主權在民的理念，伸張維護自己的正當要求，不要老在「基本法」的圈子裡打轉。
「司法改革」實是削藩舉措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難有新鮮事，頂多是陳年老酒裝新瓶，換瓶不換酒。何以如此肯定？一是習李新政只想救黨並無徹底政改的意向。這點從習近平在「現行憲法公佈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講話」中可以得知。他雖然在四條建議中將「黨的領導」放在末端，但第一條「堅持中國道路」早就告訴世人，一黨專政的中國道路沒有商量餘地。二是當前國內外形勢尚未形成足夠的壓力，迫使中共認識到只有選擇走徹底政改之路才是生路，而堅持走特色之路將會輸得清光。它還在「中國夢」中沉醉未醒呢！那麼「新瓶」是什麼？根據以往的信息，四中全會可能出台司法改革，也就是所謂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將地方司法機關的領導權與地方諸侯分離，直屬中央司法體系管理。這種雙軌制與其說是向司法獨立前進，不如說是一種削藩的舉措，也就是加強中央集權的表現。但對世人則說這是邁向司法獨立、司法公正、依法治國的大舉措，可謂一舉兩得。但在當今信息化時代，想以此撈取執政的合法性光環，恐怕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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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真正普選的電子投票，主辦單位原來以為可能只有十萬人投票，因為北京發表「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聲稱香港是否高度自治，權力操在北京手中。香港人一下子淪為只能聽命於北京的奴才，於是投票人數激增到七十九萬，「七一」遊行人數也激增到五十一萬人。
北京發表白皮書後，香港律師會會長林新強表示支持，認為法官必須愛國，把政治上的愛國放在「司法獨立」之上，並且讚頌中共的偉大，引發律師會許多律師的反彈，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即使今年五月選出的理事會是親北京的，即使北京對這個大會舉辦的信任投票施加許多威脅利誘的壓力，最終以大比數迫使林新強下台。
也就是說，北京的壓力越大，香港的反彈力也越大；北京越要香港「中國大陸化」，香港越要「本土化」。這是香港自主意識的提高。這種自主意識，在九七後，隨著國民教育洗腦的加強而加強。以二○○三年超過五十萬人的「七一」遊行開始要求特首董建華下台進行普選，再隨中國大陸「自由行」遊客的增加，自主意識也越來越強烈。期間伴隨保衛皇后碼頭而保留香港本身的文化、歷史記憶，反對北京強迫香港建造高鐵而保護香港人安身立命的蔡園村，都增加了對本土的認同感。
香港從當年鴉片戰爭的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大量人口是因為「避秦之亂」從中國南來的「過客」，對香港沒有認同感，認同的是大陸的「祖國」，是所謂的「大中華意識」。但是隨著九七「回歸」，大中華意識日益淡化，自主意識越來越濃厚，尤其是年輕一輩。這是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更是北京當局必須深思的。
香港泛民主派在普選問題上分為激進與溫和兩派，但是在北京的強大壓力下，泛民被壓成一塊了，雖然還不至於雷打不散，但是可以說是這幾年來最好的情況。
中共在寸步不讓的情況下，頻頻作出邀請泛民議員北上會晤的政治秀，企圖在民眾中造成有「誠意」的感覺，就如一九四五年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那樣，結果即使簽上和平協議，最後內戰還是開打，直到打出勝負為止。
這次南下深圳會見泛民議員的是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但是一個月前，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也南下深圳，會見的是「自己人」。級別大不同的「親疏有別」做法意味著什麼？很簡單，親者，可以談心裡話，真正了解香港的情況，以便作出定奪。疏者，不一定完全是假心假意，但是至少也是三心兩意，帶有許多作秀的成分。因為即使再有誠意，因為不是第一手的了解，匯報到最高的政治局常委那裡，已經是七折八扣了。這種安排，就說明了重視程度的不同。
既然如此，泛民也有所準備。泛民議員已經集體簽署政改承諾書，表明若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必定會予以否決。目前泛民議員有二十七席，如果被北京「爭取」四席，立法會就可以通過特區政府秉承北京意圖制定篩選泛民候選人的政改方案。如今已有二十六名泛民議員簽署，北京要分化瓦解就相對比較困難了。泛民必須表現出強有力的自主意識，而不是一直幻想得到北京的垂青，才可以維護香港應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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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依法治國」。這是大大的忽悠民眾，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只是掌權者的工具。
蘇聯蘇維埃時期一個最高法院院長就曾明確解釋法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卑微地位。
一九二七年，這個最高法院院長在一本有關私法的官方手冊中對法律概念這樣解釋道：「共產主義不是意味著法律的勝利；而是社會主義對任何法律的勝利，因為隨著具有敵對利益的階級的消滅，法律也將會一起消滅。」（參見哈耶克《自由憲章》）
可見，在這個最高法院院長看來，法律只是社會主義者手裡的工具，也只會為社會主義服務。而所謂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為一部分人服務，最終為極少數人服務，而這極少數人可以居於法律之上，隨意指揮法律，玩弄法律，甚至只要對自己有利，還可以濫用法律。
這當然不只是這個蘇維埃最高法院院長的認識，而是幾乎所有社會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社會中法官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認識。當年一位不是共產主義者的俄國學者就對這種認識作過這樣的描述：可以「把蘇維埃制度同其他專制政府區別開來的是……它代表了一種把政治國家建立在那些同法治原則相對立的原則之上的嘗試……（並且它）已經形成了一種使統治者免除任何義務和約束的理論。」
當年俄國法律理論家帕蘇卡尼斯在其著作中更是十分深刻地解釋這種情形，簡單地說就是：「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裡，因為除了社會利益的必要調整外，沒有自由的私人法律關係存在的餘地，所以所有的法律都被變成行政管理，所有固定的規則都變成了自由處置權以及實用性的考慮。」
難怪說真話的帕蘇卡尼斯後來蒙受羞辱，銷聲匿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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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是被精心挑選示眾的「大老虎」
周永康被習近平、王岐山拿下，其經過情形與薄熙來、徐才厚大有不同。薄熙來出事怨不得胡溫習，也怨不得「反腐敗」，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治家無方，禦下乏術；如戴晴女士所言，薄家的「家教不好」：兒子坑媽、老婆尅夫、親隨「叛逃」，身邊最近的幾個人一個賽一個地往死裡作，洋相出到美國領事館，他要不倒台，簡直是沒天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在天之靈也保不了他。徐才厚案發也是受了親信愛將的牽連，谷俊山不地道，供出了上司。徐才厚也不地道，收人錢財，卻不與人消災。網傳九○後趙姓大陸女子在香港洗錢一百億港元，棄三千萬港元保釋金人間蒸發，即是徐才厚受谷案驚嚇之後做出的低水準、非專業應急動作。如此愛錢如命，死黨都已經扛不住了，他既沒有能力與死黨切割，或者殺人滅口，又不想辦法活動關係、平事撈人，一門心思只想著保住自己那一份不義之財，昏庸如此，徐才厚也是合該有事。結果，應了趙本山那句台詞，「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人還在，錢沒了」。顯而易見，薄熙來、徐才厚並非預定目標，二人最大的問題大概不是腐敗，而是小圈子沒有管理好，攻守同盟出了差錯。
周永康就完全不同了，他是被精心挑選出來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祭旗的。據官方媒體介紹，查處周永康採取了「剝洋蔥」（有人稱為「剪裙帶」）的方式，從「四川系」的李春城、郭永祥們，「石油系」的李華林、蔣潔敏們，「政法系」的李東生、余剛們，一大批周永康黨羽，包括他的秘書、部下、親隨、朋友、家人、親戚、情人們，幾乎一網打盡。待到外圍掃清了，最終，反腐之劍就準確無誤地落在了「大老虎」周永康的頭上，任他三頭六臂，任他呼風喚雨，也躲不過去了。要而言之，十面埋伏，三方合圍，拿下周永康是有計劃、有目的的主動進攻，是習近平、王岐山精心部署的「打老虎」戰役。當習近平誇口「蒼蠅老虎一起打」的時候，也許目標就已經鎖定。一年多以來「反腐敗鬥爭」轟轟烈烈，但中槍落馬的省部級以上高官超過一半是周永康故舊，別人或許中了反腐「流彈」，周系人馬則是一個接一個被狙擊手準確命中。這與薄熙來、徐才厚由死黨王立軍、谷俊山所連累自然是完全不同，不是周永康的黨羽招供出周永康，而是周永康案注定要株連其黨羽。
周永康案的複雜性與敏感性
拿下周永康，與拿下薄熙來、徐才厚，對習近平、王岐山而言，意義當然也大為不同。薄熙來倒台之後，人們最關注的是「唱紅打黑」如何中止，重慶的冤假錯案是否得以平反，毛左路線是否會受到公開清算。薄案的處理雖然在司法上頗有亮點，但在政治上則是低調收場，白白浪費了一筆天賜的反左資源。徐才厚案是比較單純的腐敗案件，所謂「為他人晉升職務提供幫助」，也就是賣官鬻爵，開官帽公司，其犯罪性質無可爭議，即便個別「老老虎」願意為徐才厚「司法關說」，只要證據坐實，也沒有什麼好說的。所以，徐才厚被軟禁雖然比周永康晚了三個多月，處理程序上卻反而領先於周永康，且一經公佈就開除黨籍、移交司法，說明此人政治上已經沒有什麼油水可榨了。但周永康的案情要敏感得多、複雜得多，這不僅是因為周的級別更高，曾是「九人幫」裡實權僅次於胡溫的重要成員。
首先，周永康案屬於常規化的腐敗案──雖然此常規乃是「潛規則」之規。周是精明人，不可能像徐才厚、薄谷開來那樣赤裸裸地直接收錢收房，周家的巨大財富大都是通過子女、親戚、「白手套」們以表面上合法的股權投機、商業交易等形式──尤其是通過與巨型國企之間的常規化商業交易而長時間累積形成，而這也正是「紅二代」、「官二代」們普遍採用的聚斂形式。即使周永康家族仗著掌管政法系統而比他人更加膽大妄為，屢有越界行為，聚斂金額過多，侵犯了其他豪門家族的勢力範圍，因而引起腐敗同仁的集體忌恨，但總體上，周案仍處於中共官場潛規則所默許的腐敗範疇。換言之，在周永康這樣的級別，有周永康家族這樣的斂財行為，正常得很，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在中共高層，此為「法不責眾」的常規動作。「升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近二十多年來，有哪個政治局委員、常委的子女、親戚、情婦是從來不入商海，從來沒有濕過鞋腳的呢？周永康被當成「大老虎」來打，想必他不會心服口服、低頭認罪。
其次，周永康是一個曾經身處權力要津的可怕角色。在前屆常委班子裡，周雖然排名老九，但實權僅次於胡溫二人，因為他手上有公檢法、國安、武警的專政工具，有他一手創建的「維穩」帝國和超過軍費開支的維穩經費，可謂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槍有槍，要多囂張就敢多囂張。周永康的職位使他很方便追蹤收集政敵、對手乃至同僚的「黑材料」，這些「黑材料」既可用於自保，亦可用於傷人。去年薄熙來案發、「康師傅」謠言滿天飛的時候，海外媒體即時曝出溫家寶、習近平家族的貪腐醜聞，顯係周氏人馬所為。自中共十三大以來，曾經擔任過政治局常委，目前仍然健在的尚有十八位，他們的家族子弟做過哪些不法生意，發過哪些不義之財，周永康即使不是事無巨細一清二楚，至少也能順手拈來、如數家珍，何況像曾慶紅家，曾與周家共同經營影視娛樂業；像李鵬家，曾與周家共同涉足海南島房地產業，他們若不為周家「說公道話」，就不怕被逼上絕路的周永康反咬一口嗎？
以上兩點，使周永康案比薄熙來、徐才厚案具有更大的複雜性和更多的敏感性。以習近平的個性，以王岐山的行事風格，自然是希望一劍封喉，一招制勝，把「周老虎」徹底打翻在地，但事情未必按習王的意志發展。周永康被抓半年之後才予以公開宣佈，長達七個月所確認下來的「罪狀」也僅限於「違紀」而非「違紀違法」，此即周案複雜性、敏感性超乎尋常的表徵；而習近平「個人生死毀譽，無所謂」的表白，《人民論壇》「『大老虎』們或聯手反撲」的警告，則是周案複雜性、敏感性超乎尋常的證明。
「大老虎」們會聯手反撲嗎？
反腐敗反到政治局常委這一級，的確是一件既有象徵意義、又有實際威懾的反腐大動作。中共高層是一個「講政治」、「講大局」的地方，以往的情形是，若「司令部」沒有跟對，很容易人仰馬翻，但貪贖受賄之類，則是無關大局的「小節」。政治局委員以上，或有「紅二代」身份者，很少有人真正栽在腐敗上。陳希同、陳良宇倒台不過是借了反腐敗的名義，實則為派系鬥爭的犧牲品。江澤民治下，遠華走私案牽連到賈慶林夫婦，結果賈慶林毫髮未傷，反而由政治局委員升為常委；胡錦濤治下，周正毅案牽連到黃菊，結果不僅黃菊無事，以「久經考驗的黨和國家卓越領導人」身份去見了馬克思，連周正毅案也只得高舉低放、從輕發落。至於「紅色後代」，鄧小平時代以來已經越來越變成為名副其實的特權群體，他敢犯法，人民政府不敢法辦他，這個群體極少與刑事案件發生瓜葛。鄧小平嚴打，以流氓罪槍斃了朱德的孫子朱國華；胡耀邦反腐，趁胡喬木外出開會之機抄了胡喬木的家，以詐騙罪判胡家公子胡石英有期徒刑一年半；朱鎔基辦遠華案，牽出姬鵬飛的兒子姬勝德少將貪污、受賄、出賣軍事情報，老子羞憤自殺，換取兒子不死。其實胡石英、姬勝德判完刑之後就直接保外就醫了，比陳希同、陳良宇的囚徒待遇遠為優越。「紅色家族」是一個享有「治外法權」的特殊群體。
如今，習近平、王岐山拿下了周永康，或許會感到很興奮，但如何處置周永康，必定會感到很煩惱。此事鄧江胡時代沒有先例。處理輕了──比如按照「程維高模式」處理，把罪過安在身邊人頭上，周本人只承擔治家無方、用人失察的責任，這樣一來，「大老虎」們誠然會放下包袱，不至於聯手反撲，但習近平、王岐山的「打虎」決心、反腐誠意也就完全破產了，接下來，充其量也就像打掉魏忠賢的明朝崇禎皇帝、打掉和珅的清朝嘉慶皇帝一樣，空有「打虎」業績，終究一事無成；處理重了──有人猜測周永康將戴上「建國以來最大貪腐集團首犯」的帽子而領受極刑，那當然大快人心。但恐怕不僅周家餘孽會拼死反撲，將其掌握的「黑材料」盡數抖出，也必定會強烈刺激到那些與周家有著類似腐敗行為的「退休的老領導」們。物傷其類，兔死狐悲，這是難免的，「大老虎」們因喪失集體安全感而坐立不安，發動某種形式的「聯手反撲」也不是沒有可能的。若果真如此，對於共產黨這樣不守規矩、不講法治的組織來說，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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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退而不休的教師，筆耕為樂，亦出任電台評論員。為捍衛特區民主政制和教育專業，成立「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及「進步教師同盟」。著有《廣場絕食日記》、《生鬼英語》、《死撐》和《生鬼英語2–The Power of Practice》。
佔領行動進入第十五天， 政府見硬來弄出反效果， 學生和市民無畏無懼， 佔領的人潮有增無減， 鬥志益發高昂， 這陣子便來軟功， 哭哭啼啼來游說的有， 「大義凜然」為民請命的有， 暗地發功分化佔領者也有， 目標就是要勸退佔領者， 把運動消弭於無形！
建制保皇派的慣常策略， 看看中西區議員帶著婆婆公公去金鐘訴苦的情況， 便知道那誤導和利用不知就裡的市民的動員手法，偽善無比！ 婆婆也許真的如她所說的「連覆診都去唔到， 親戚來探我都搵唔到出口」， 但作為議員， 難道不應向婆婆解釋， 說這群年輕人是為了婆婆的下一代才這樣做的? 建制派的蛇齋餅粽果然奏效， 婆婆公公聞笛起舞， 或一知半解， 或捂住良心去為主子效力， 把游說對象弄錯了！ 公公婆婆， 其實你們應向政府高官游說， 跪求他們高抬貴手、放過學生吧！ 要求政府給予港人真普選， 學生便立即高高興興返回校園， 公公婆婆可以去覆診， 親朋戚友可以互相探望， 港人可以港人治港了！
政府跨部門的官員， 也在規勸學生和市民撤離佔領區，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輝扮作大義凜然， 說什麼為了香港的「美好未來」， 請佔領者「考慮香港整體福祉」， 不要「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云云， 目的也只不過是以語言偽術蒙騙群眾， 煽動民情、然後借民意逼使佔領者退場而矣！ 許局長， 若果你真的是為香港的「美好未來」， 請你真的去「考慮香港整體福祉」， 應做的是與這特區政府割席， 辭職加入公民抗命行列， 為你自己為香港的未來， 爭取一個真正可以長治久安的民主政制， 不要繼續與梁振英狼狽為奸！ 政府跨部門的各位官員也挺直腰骨、一起請辭， 不要弄錯批鬥對象！
因這場「雨傘運動」走紅的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鎮德，主持警方記者會時也無可避免是堅守官方立場， 「人肉錄音機」的答問形式， 一味獨沽的是佔領者是「非法集會」， 「阻礙其他市民使用道路的權利」， 「警方會在適當時候採取適當行動」云云， 跟運輸局助理署長蘇祐安沆瀣一氣， 都是說交通受阻， 引起市民不便，批評佔領者不應以公民抗命形式爭取， 呼籲他們最好快快撤離！ 其實許警司和蘇副署長都弄錯對象， 你們應呼籲的是特區領導層快快回應市民訴求， 向他們施壓！ 要交通回復正常， 不用暴力，辦法只有一個: 還市民真普選！
與狼共舞不會有好結果， 為虎作倀更卑鄙無恥！ 保皇派諸公， 今天切勿押錯籌碼， 狼英倒台日， 你們必作猢猻散， 你們也必遭市民唾棄！ 各政府部門領導人， 你們今天弄錯打壓的對象， 當你們主子轉「車太」時，如何面對正義的學生和市民? 公公婆婆、各位搵食為上的大佬大姐們， 要明白， 年輕的學生不是要與你們為敵， 不是要留難你們， 只是退無可退， 要為大家爭取一個真正的美好搵食環境， 短暫的不便， 我們致歉！ 但請高抬貴手， 不要責難他們， 與他們站在一起， 千萬別弄錯批鬥對象！
-----韓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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