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文件為何震撼全球？一次就看懂

（影片截圖） 巴拿馬律師事務所莫薩克馮賽卡客戶密件大量曝光，揭露多國權貴名流疑涉利用避稅天堂藏富、逃稅、甚至洗錢，震撼全球。多國政府展開逃漏稅調查，事件如滾雪球般擴大。
●密件牽連到誰？
據中央社報導，文件顯示，12位現任或前任國家領袖，包括被控掠奪國家財產的獨裁者，超過60位國家領袖或政治人物的親友也牽連其中，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其心腹疑涉及洗錢集團，涉及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
法新社報導，至少8名現任及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家族成員名列其中，突顯中共高層財富是個極度敏感的話題。
大陸權貴家屬成員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姊夫鄧家貴。鄧家貴2009年在英屬維京群島成立2家公司，當時習近平還是政治局常委。 地址設在平壤的DCB Finance Ltd.於2006年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根據外洩文件，莫薩克馮賽卡合法將它註冊為公司。同年，北韓首度進行核試，引發聯合國安理會對平壤祭出制裁。
●遭點名政商名流如何回應？
冰島總理甘勞格森（Sigmundur Gunnlaugsson）夫婦涉嫌利用境外公司隱藏數以百萬美元計的投資，甘勞格森告訴媒體說，「我沒有考慮因此辭職，也不會因為此事辭職。」
中國大陸多名政要與親屬疑似利用「避稅天堂」開設離岸交易，不過，大陸媒體對此噤聲。
阿根廷新任總統馬克里（Mauricio Macri）和家屬疑透過境外公司涉及洗錢。馬克里撇清說，「操作沒有什麼問題」，且已向稅務機關申報。
英國首相卡麥隆的父親伊恩卡麥隆（Ian Cameron）生前曾利用境外投資公司避稅並將財富藏在海外，卡麥隆發言人指出，首相並未持有他父親公司的持股。
烏克蘭總理波洛申科尚未就他的海外關係作出評論，反對派表示，他應受到彈劾，但檢方說沒有證據顯示他犯罪。
阿根廷足球明星梅西（Lionel Messi）的家人發表聲明否認梅西涉及逃稅。
遭停權的歐洲足球總會主席普拉提尼（Michel Platini）稱個人的帳戶和財產，稅務機關一清二楚。
●避稅天堂如何運作？
雖然避稅天堂有合法運作方法，但其中大多卻被用於隱匿資金及資金來源，以及逃避稅賦。
部分指控聚焦在空殼公司的成立方面。所謂的「空殼公司」表面看來合法，實則只空有軀殼，什麼業務都不做，只需為隱匿財產的金主管理資金。
●莫薩克馮賽卡的說法？
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反駁說，40年來的營運狀況無可挑剔，也從未被指責或被控告涉及刑事不當。
●誰洩露密件？
目前還不知道何人是文件提供者。德國「南德日報」（Sueddeutsche Zeitung）取得這1,150萬份文件後，和美國華盛頓非營利組織「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ICIJ）分享，接著國際調查記者同盟與76國107家媒體機構合作，分析文件長達1年。
整體而言，資料遭外洩的實體多達21萬4千家，涉及企業、信託和基金會。
文件內容時間可回溯到1977年，最近是到去年12月。文件形式以電子郵件最多，許多合約和護照影像也曝光。
●各國政府反應？
多國政府針對該國權貴可能涉及金融犯罪展開調查，包括澳洲、奧地利、瑞典與荷蘭等國。
雖然把資產放在境外公司並未違法，但獲得巴拿馬密件的記者說，這些資料可作為權貴隱藏資金、逃漏稅、洗錢、破產制裁、毒品交易與其他犯罪的證據。
美國司法部將追查文件是否記載貪污和其他違法行為的證據。法國財稅調查人員將展開初步調查。德國財政部也表示「會著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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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05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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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森林重現生機 代價是犧牲他國

中國不砍自己的樹，卻間接增加了海外的森林砍伐。（Getty Images） 【記者秦雨霏／報導】
美國密西根州大學研究者日前表示，中國森林在遭到幾十年的砍伐之後，開始重現勃勃生機，但是中國是透過大量進口木材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森林退化的問題可能因此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
這份發表在《科學進展》上的研究說，從2000到2010年，大約1.2%的中國疆域出現植被淨成長。大約1.6%的中國疆域，或將近6萬1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出現植被顯著增加，而1萬4,400平方英里土地出現植被喪失。
在此期間，中國沒有砍伐自己的樹木製造出口產品，而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原木進口國之一，也就是中國不砍自己的樹，卻增加了海外的森林砍伐。
由於樹木可以吸收改變氣候的二氧化碳，保護森林減少了全球暖化。健康的森林也能夠保護水土資源，因此它們在中國的命運具有全球影響。
研究者斷定，北京當局通過禁止某些地區的伐木，或打擊非法砍伐從而讓森林再生的計畫產生了效果。
但是事實上，為了滿足中國的木材需求，馬達加斯加、越南和印尼出現森林減少，潛在增加了氣候改變，損害了生物多樣性。 劉建國告訴路透社，出口木材的國家在遭遇森林砍伐。劉建國還說，進口到中國的木材很大一部分被用來為美歐等發達國家製造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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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05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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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 兩個世界

分析認為，今天的中國面子雖然光鮮了，但大部分裡子卻依舊沒有告別貧窮落後。（Getty Images） （記者周慧心／報導）
今年新年期間，有位上海姑娘在網上吐槽跟男朋友回農村老家過年並因此分手的經過，一時間引發了成千上萬網民的熱議。
她表示，讓她意想不到的是，江西山區的落後程度比她想像的要大「100倍」，尤其是男友家那桌晚飯更是把她嚇到了！從她發的圖片上看，吃晚飯的桌子是張髒兮兮的破木桌，上面擺放著幾隻不銹鋼碗，碗裡盛的都是些黑糊糊看不清面目像是肉一類的食物。正是這頓晚飯讓她整個人都崩潰了，飯後就決定跟男友分手。
此網文曾一度引起一場不小的風波，許多人認為這個上海女孩嫌貧愛富，但也有許多網民評論中國可怕的貧富差距。雖然隨後官媒聲稱此新聞造假，但它所反映出的巨大的城鄉差別卻是真實存在的。
中國農村甚至比非洲還落後
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於1.6，只有3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名列其中。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1，擴大到3.1：1。
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甚至在一些發達國家，農民的收入還高於城市居民收入。
曾有一位專家稱，中國是一個國家兩個世界，北京、上海等都是現代化的大都市，高樓大廈林立。但很多農村地區的發展水平跟非洲差不多，有的甚至比非洲還要落後。
如果拿北京與巴黎相比，北京人就很自豪，因為他們眼中的巴黎太小了，只相當於北京的朝陽區那麼大，也沒有北京繁華。但深入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農村地區可以發現，這些國家的農村與城市差別很小，甚至比城市美麗多了。
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見習近平時並不是一直都在大都市，而是選擇到鄉村去，這樣做是接待最尊貴客人的禮儀；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會見外國總統時，一般也會選擇到他的克勞福德農場去。
而中國的農村，大部分呈現出雜亂無章、破破爛爛、沒有生機，有時甚至是汙水橫流的景象。這也是為什麼城市居民不願下鄉，而農村居民大都爭相逃離鄉村的主要原因。
農村人口所獲社會保障有限
2014年9月，中國《財經國家週刊》曾引述報導，官方提供的社會保障主要覆蓋的是城市人口，農村人口所獲得的社會保障極其有限：長期以來，占人口總數達80%的農村居民，只享有社會保障支出的10%左右，而占人口總數20%的城市居民，則享有社會保障支出的90%。
長期研究當代農村教育問題的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向媒體提供的數據顯示，自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間，中國大約有1.5億左右的農民子女未能完成初中教育。其中，未入小學就讀人數近3,200萬人，小學階段失學人數為3,800萬人、小學畢業後未能升學的為5,000多萬人，初中階段的失學人數為3,000多萬人。
張玉林表示，僅1990年代的10年間，中國對農民徵收的各種「教育集資」、「教育附加費」，保守估計也在1,500億元以上。
城鄉差別導致收入不均
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萬廣華認為，收入不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城鄉差別。因為城市經濟在不斷成長，農村經濟基本上是發展得非常非常慢。同時中國又把大批的農民戶口滯留在農村，所以成長的成果都給城市人分享了，農村人分享不了。因此差距在不斷地拉大。而城鄉的差別是整個社會分配不均的最重要原因。
他說，只要戶籍制度繼續保持，國企繼續壟斷，教育機會差距，城鄉差距拉大，就是不可避免。而城鄉差距拉大，也就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不均的增加。
時事評論員袁斌表示，如果說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大城市是中國的面子，那麼多數農村地區則是中國的裡子。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大城市確實舊貌換新顏了，其硬體的發達程度甚至不輸於歐美，但由於中國大城市的騰飛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農村的發展為代價的，多數農村地區並沒有獲得同步發展，與毛時代相比，中國的城鄉差距不但沒有縮小，甚至在不少地區還擴大了。
袁斌認為，今天的中國面子雖然光鮮了，但大部分裡子卻依舊沒有告別貧窮落後。可笑的是，面對一個這樣的國家，中共卻臉不紅心不跳的宣稱「崛起」了。什麼是真正的崛起？如果上海姑娘到了男友家後發出的感嘆不是眼前的現實比她想像的差「100倍」，而是好「100倍」或者幾十倍，因此鐵了心要嫁給他，也就是說中國的裡子和面子都光鮮了，那才是真正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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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05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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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首」捉襟見肘自欺欺人──中國外交部理短嘴長

■桂民海離開芭堤雅的公寓後一直音訊全無。互聯網

■四名中國男子曾進入桂民海的公寓。互聯網。

桂民海「被失蹤」前會晤的其中一名「綁匪」。 越境綁架侵犯別國主權
破綻百出、疑團莫釋的瑞典公民桂民海「被失蹤」「被自首」案件，有望不久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瑞典政府派出皇家警察和相關官員一月二十六日抵達曼谷，會同瑞典駐泰大使館，協助泰國警方一同赴桂民海失蹤前居住的芭提雅公寓調查。二○一五年十月十七日，瑞典籍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民海，在泰國芭提雅寓所驅車購物後，聽門衛說小區辦事處有人找他，桂民海坐上該人駕駛的車之後，就黃鶴一去不復返。後據泰國警方調查，亦尋找不到該車影蹤。
泰國警方和瑞典官員向負責公寓事宜的物業經理Mai落取口供，自桂民海「被失蹤」起，Mai經理先後三次接聽桂民海打來的電話，然而來電顯示分別在歐洲的克羅地亞、波蘭及非洲的剛果。桂民海為什麼要故弄玄虛，隱瞞身在何方，答案心知肚明！泰、瑞警方又進入桂民海寓所調查，及取得公寓有關監控錄像。去年十一月三日四名疑似中國籍男子，在桂民海失蹤後進入桂民海芭提雅寓所時，於登記冊上留下中文「阿偉」的簽名。他們對大廈人員說：因桂民海先生現人在柬埔寨，所以請他們到桂的寓所。之後，這四名人士，除了拿走桂民海瑞典護照及企圖帶走手提電腦（手提電腦因大廈管理處拒絕放行）外，四個人在桂的寓所內究竟還做了些什麼？拿一本護照，需要四個人，他們是何方神聖？
泰國警方再次向瑞方重申，無瑞典公民桂民海十月十七日後出境記錄。瑞典官員並向泰國警方詳細瞭解從泰國及穿過泰國、緬甸、柬埔寨或老撾邊境通向中國邊境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歐洲團體邀請與桂交往三十多年，自始至終關心桂民海「被失蹤」事件和詳細著文介紹桂民海「被失蹤」經過的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貝嶺赴瑞典協助調查。
二○一五年十一月，桂民海家人因桂在泰國離奇失蹤，向瑞典政府求助。十二月瑞典外交部曾分別傳召中國大使和泰國大使。泰國大使稱：泰國沒有瑞典公民桂民海二○一五年十月及之後的出境記錄。而中方則無具體答覆。
新年伊始，新華社和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一月十七日，突然播出了香港銅鑼灣書店、瑞典公民桂民（敏）海先生，痛哭流涕聲稱赴中國「被自首」的視頻。
上述疑竇重重之下，人們要問：
一、從去年十月十七日起到今年一月十七日整整三個月中，瑞典公民桂民海究竟身在何方？是在泰國抑或在柬埔寨？桂民海先生是故意「玩失蹤」，還是被越境綁架非法禁錮，喪失人身自由？四名疑似中國人士，在沒有泰國警方主持下，搜查瑞典公民桂民海寓所，是否侵犯泰國主權？
二、桂民海在沒有瑞典護照的情況下，是如何像四名人士所述，桂在十一月三日前已離開泰國和入境柬埔寨，並能於之後不留下出境泰國的記錄，而入境中國呢？如果桂民海當時人在泰國兼行動自由，為什麼自己不來取重要證件：護照，而要借手四名人士？中國「強力部門」上述行為，是否構成越境綁架，侵犯泰國和瑞典國家主權？
三、瑞典公民桂民海以什麼方式、確切時間進入中國？中國何時開始對瑞典公民桂民海採取何種強制措施？為什麼瑞典外交部傳召中國大使，中方不敢按《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和中國法律規章據實相告？
其實中國越境綁架外國籍公民，早有「前科」。一九九四年，中國強力部門就將澳洲公民彭建東從葡萄牙治下的澳門綁架到深圳，震驚澳洲朝野。經澳洲政府長達六年交涉彭建東才獲釋放。此次對瑞典公民桂民海所作所為乃故伎重演而已，毋庸置辯中國政府已侵犯泰國、瑞典國家主權！同時，中國於境外國家，綁架外國籍人士，非法禁錮侵犯人身自由，這是在實施不折不扣的恐怖犯罪行為。
違反《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瑞典外交部新聞官員Karin Mylund今年一月十八日回應媒體指：瑞典政府自去年十一月初得知瑞典公民桂民海失蹤，已向中國政府要求澄清事件。瑞典非常嚴肅看待中國官方至今未就此事向瑞方提供任何說明的事實。一月二十二日瑞典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接受瑞典通訊社訪問時說：對於兩名瑞典公民被中國拘留並在電視廣播上公開認罪，我們通過外交渠道表明這是不能接受的。我們要資訊及希望見到他們。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十八、十九兩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有關桂民海案情，媒體報道已經比較詳盡，他沒有新的補充。中國自稱是「法治國家」，是「負責任的大國」，就算「桂民海案情，媒體報道已經比較詳盡」，「媒體的報道」能否與中國外交部的答復劃上等號？在瑞典政府採取傳召中國大使重大舉措，和外交部長親自表態的情況下難道中國外交部真的「沒有新的補充」？ 中國和瑞典訂有引渡協定，中、瑞都先後參加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生效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瑞典是歐盟中要求歐盟取消對中國軍事制栽的友好國家。
該《公約》第三十六條規定：領事官員得自由與派遣國國民通訊及會見。派遣國國民與派遣國領事官員通訊及會見應有同樣自由。此外《公約》規定，作為派遣國的瑞典政府，有權會見被中國採取強制措施的瑞典公民桂民海。中國政府至今仍拒絕瑞典政府合法合理要求，失信世界誤導世人，違反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中國政府作法自斃
中國外交部另一發言人陸慷二月二日回答記者有關中國是否在泰國綁架了瑞典公民桂民海時說：中國執法機關是在依法辦事，包括如果我們需要跟其他的國家、政府開展一些執法的合作，也都是雙方商定的，依法辦事的。
作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謂的「依法辦事」，卻連外交部會同多個部門制訂的法律規章，都茫然無知。
中國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作出《關於處理涉外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稱《規定》）。
《規定》第一條總則第一款：「本規定中『涉外案件』是指在我國境內發生的涉及外國、外國人（自然人及法人）的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治安等案件及死亡事件」。
瑞典公民桂民海案件，在中國屬「涉外案件」。
《規定》中「關於涉外案件的內部通報問題」稱：「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其他主管機關應當將有關案情、處理情況，以及對外表態口徑於受理案件或採取措施的四十八小時內報上一級主管機關，同時通報同級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同級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在接到通報後應當立即報外交部」。據此，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對瑞典公民桂民海案件早已全面掌握。
關於涉外案件通知相關國家，《規定》中的「通知內容」：「外國人的外文姓名、性別、入境時間、護照或證件號碼、案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及有關情況，當事人違章違法犯罪的主要事實，已採取的法律措施及法律依據，各有關主管部門可根據需要制定固定的通知格式」。
「通報時限」：「雙邊領事條約明確規定期限的（四天或七天），應當在條約規定的期限內通知；如無雙邊領事條約規定，也應當根據或者參照《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國際慣例盡快通知，不應超過七天」。
僅以一月十七日桂民海電視「亮相」以來，已經過了幾個「七天」，中國政府「知法犯法」，違反了自己上述制訂的法律規章，沒有「依法辦事」通報瑞典政府。特別是桂民海去年十月十七日後，無泰國出境記錄又無中國使、領館給予簽證事實下，何時何法入境中國「自首」！中國政府欲蓋彌彰捉襟見肘「作法自斃」，即使似陸慷、洪磊鼓起如簧之舌都迴天乏術，難以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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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號 爭鳴總461期 四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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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香港書商「被失蹤」引爆「一國兩制」危機

中共自編、自導、綁架港書商的糗戲，已犯駁處處，自己已忘了劇本，只想草草完場，但謊話一個蓋一個，看在香港人眼裏，問一句：「你當我們也是傻子嗎？」 系列化、政治化的「被失蹤」事件中國內地年年有、月月有，異議、維權、NGO（非政府機構）是高發人群；而此事發生在港人港地，尚屬新鮮。從去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底，以經營政治「禁書」為主要業務的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位書商接二連三在泰國、中國內地（深圳和東莞）和香港本地離奇「失蹤」。中共官方喉舌《環球時報》暗示「規避法律」擄人的是所謂「強力部門」。
以「被失蹤」手法偷襲香港，在地域上、性質上，均已明顯越位。是上峰旨意，還是下屬胡來？此次涉港「被失蹤」事件令港人對「一國兩制」陷入信心危機。此類事件今後或將不斷發生。這是陸港兩地有識之士不可掉以輕心、必須鳴鼓而攻的原因所在。堵不住這股禍水，香港法治與港人自由則岌岌可危。
李波數次「報平安」的「家信」，讀起來就怪怪的；桂民海在CCTV鏡頭前的當眾「懺悔」，聽起來也怪怪的；廣東警方對香港警方愛搭不理的態度，看起來更是怪怪的。李、桂二人反復以「此地無銀三百両」的方式聲明其偷渡內地、自投羅網的行為純屬「自願」、「主動」的「個人選擇」，「與其他任何人無關」，更斥責媒體「炒作」、社會關懷和國際關注，木偶戲演到這個份上，基本上也就演砸了。人們都已經明白書商們身上發生了什麼，唯有中共當局及其「強力部門」仍然頑強而愚蠢地繼續揣著明白裝糊塗。 不明不白把人抓了，「收拾」一頓，嚇唬一番，讓你親身見識一下「我黨我國」的厲害；若不「炒」也不鬧，順從配合，交代揭發，寫下保證書「永不再犯」，也許就不明不白再把人放了；若不肯配合，找個罪名把人判了，那也不費事。這本是某「強力部門」「依法治國」的一貫套路。李波、桂民海們既然落在他們手裡，不乖乖配合，也真的很難。
尚在偵辦階段，未經司法定讞，連律師會見權都難以實現的犯罪嫌疑人居然可以在央視鏡頭下侃侃而談，自證其罪，這大概稱得上是「依法治國」與「保障人權」的中國奇蹟。可是，桂民海所認之罪，卻是一樁十二年前已經審結的交通肇事罪，即便有緩刑期間出境逃逸的情節，人們也不相信，「強力部門」千辛萬苦、冒險犯難地跨國「執法」，只是要為一位十二年前意外死亡的女大學生討還公道。
那麼，桂民海、李波、銅鑼灣書店究因何事觸怒中共「強力部門」？目前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說法。有關當局是否最終會給出一個坦率的說法，也還不一定。但此事與中共政治有關、由港版「禁書」引起，則幾乎是肯定的：也許是為了阻止某一本「惡毒誹謗」最高領袖的書籍出版？也許是對某些已出版的「禁書」秋後算賬，以儆效尤？也許只是為了懲辦某位在中共派系鬥爭中收了錢卻不出力的「叛徒」？
這件事情，「細思恐極」（內地網絡用語，意思是：仔細一思量，真是恐怖之極）。持瑞典護照的桂民海在泰國「失蹤」，有香港身份證兼英國護照的李波在香港本地「失蹤」，二人並沒有泰國、香港的出境記錄，卻神不知、鬼不覺返回了中國內地。此案最引人注目的事實便是：陸港「兩制」之間的執法權界限，中國與泰國，中國與瑞典、英國的主權管轄界限，在中共某「強力部門」那裡，已經形同虛設。正如《環球時報》所暗示的那樣，不管你是不是香港居民，不管你有沒有瑞典國籍、英國護照，若惹惱了中央政府，「強力部門」有的是辦法讓你「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自願配合調查」，有的是辦法讓你陷入「負罪與愧疚」、「自願回國自首」、且上CCTV「認罪」。對於久已習慣自由社會之生活方式的香港人來說，這豈非恐怖之極？「一國兩制」既然保護不了幾位香港書商免於被跨境迫害，它最終也就保護不了任何一位香港居民的權利與自由。
託CCTV、新華社的福，正是這兩大中央媒體的強勢介入，讓人們明白了香港書商「被失蹤」並非「強力部門」擅自胡為，而是代表中共高層意志、由中央政府背後撐腰的行為。本來，中共高層有兩個選項：一是爽快承認越境「執法」不符合「一國兩制」，應予嚴懲，同時啟動內部調查與追責程序，最後，或問責某個「強力部門」首腦，或拋出幾個「臨時工」以撇清責任；二是繼續迴避已經無法迴避的越境綁架真相，且繼續用「家書」、「懺悔」等低級噱頭轉移輿論視線，模糊事件焦點，最後，把本該由「強力部門」承擔的罵名通通攬到中央政府身上。第一個辦法固然是笨辦法，但於「一國兩制」的前景，尚有一絲挽回的可能；第二個辦法看似「聰明」，但於「一國兩制」與陸港關係，必將造成永久性、不可逆轉的傷害。中共選擇了第二個辦法，說明它並不在乎「一國兩制」的信譽。
特殊部門越境「執法」非中共首創。以色列摩薩德跨國獵捕前納粹戰犯，美軍特種部隊跨國擊殺恐怖首惡本拉登，美軍也曾直接綁走身為巴拿馬總統的國際大毒梟諾列加，這些事情都曾傳為美談。金正日為吃到正宗的日本料理，派特工綁架日本廚師；伊朗政府為發泄宗教仇恨，全球緝拿言語不恭的詩人，這些事情則是令人齒冷的國際醜聞。有人以美國、以色列的跨國「執法」行動為中共辯護，但此事實在沒有什麼可比性：桂民海、李波、銅鑼灣書店或有濫用出版自由的過錯，卻並未犯下恐怖襲擊、發動戰爭、種族滅絕等重罪，而出版自由正是香港之制區別於中國之制的最顯著特點之一。《基本法》既然承諾了「一國兩制」，銅鑼灣的「禁書」再怎麼讓中共不爽，也只能循香港法治渠道去解決。
該與中共相提並論的，只有朝鮮、伊朗。蔣經國統治後期的「江南命案」，與此次港人「被失蹤」亦可有一比。一九八四年十月，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僱用黑社會組織在美國槍殺了筆名江南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起因是劉宜良拿了台灣情報局的錢（劉宜良與台灣情報機構頗有淵源，且聯繫不斷，也有人說劉是台、美、中「三面間諜」），卻沒有按要求改寫其所著「禁書」《蔣經國傳》，而且還打算再寫吳國楨、孫立人的傳記，這幾本「禁書」大揭蔣家隱私，將蔣經國描繪為一個殘忍暴虐、胡作非為的惡棍，故此劉宜良被情報局長汪希苓視為應予誅滅的「叛徒」。
台灣政府僱用黑社會狙殺美國公民，這是不折不扣的惡棍行徑，令美國政府震怒，美台關係跌入冰點。在美方窮追不捨調查之下，台灣方面不敢再掩飾，不得不承認情報部門涉案，並低聲下氣請求原諒。蔣經國下令逮捕法辦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副處長陳虎門，且被迫同意美方參與偵辦談話和測謊。沒有證據顯示蔣經國本人事先知情，但蔣的兒子、與情報機構關係很深、且唯一可能成為其家族統治接班人的蔣孝武則被風傳為幕後主使，事發後蔣孝武被「謫放外地」，從此遠離中樞。因此，江南命案成為蔣經國放棄世襲統治，走向民主轉型的契機。蔣經國全盤改組了驕橫恣肆的國安與情報機構，結束其「執法」使命，禁止其在美國從事秘密活動；他明確反對把優秀學生吸收進情報隊伍，認為那是「負數」；他也不再允許情治機構參與「掃除文化污染」、查封刊物、抓捕反對派人士，他很清楚那是一條不歸路。柏楊評價說，江南命案是「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
江南命案讓蔣經國知錯而改，那是因為有美國政府和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中華民國借力發力，走上了民主轉型之路。香港書商「被失蹤」案件對中共政制的前途、「一國兩制」的命運有何種影響？目前看來，中共只有掩飾之舉，並無警醒與悔過姿態。但香港各界與國際社會的批評越多，直接間接施予中共的壓力越大，則此事產生正面效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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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號 爭鳴總4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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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性缺陷不改，中國夢將成泡

屠呦呦是土共建權至今獲得諾貝爾科技類獎項的第一人。卻有人聯名投書諾獎評委會，以其一無院士頭銜、二無外語能力、三沒幾篇論文等理由，要求撤銷其諾獎。這些中國人再一次把「文革」中內鬥內行之本事臭到國際上，讓世人更瞧不起中國人。 歷史反思才是最好的紀念
去年九月三日，北京舉辦規模盛大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閱兵，以顯示軍威。作為抗日先烈後裔的我，對七十年前家破人亡記憶猶新。中國從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文明程度來講，均屬當年的泱泱大國，為什麼屢戰屢敗在各個小小外族手中？問題出在哪裡？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追根溯源作了回答。他撰文說：「今天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指向制度。一切制度問題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問題都指向宗教。宗教決定了文化。文化決定了民族性。民族性決定了民族的命運。」他又說：「中國人基本上是個沒有信仰的民族。中國人心中沒有永恆的神的位置，即，沒有終極性文化精神的追求。這樣的人不會把自己關心的範圍擴大到個人和家庭之外。這樣的民族怎麼不會是一盤散沙？」
劉亞洲還說：「中國是告密成風之國」。這一點世人已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司空見慣。告密與反腐中的舉報有什麼不同？告密者是陰的，為個人利益，不惜借刀殺人，像家父的罹難。舉報則不同，是陽的，多從國家利益考慮。君不見周永康這隻大老虎的倒台，不就因總後一些知情人的聯名舉報嗎？兩者因本質不同，告密者才一向被世人鄙視為小人。
告密之風不可長，即使一時對當局有利。因為一旦成為民族性（劉亞洲說，中國人最擅長的是歌功頌德，其次是告密，最後是明哲保身），戰爭一旦再發，就很容易發展成漢奸。英國人深諳其弊，所以當政府針對恐怖案件高發，制定出舉報恐怖分子的法律時，被國會（下院）否決，理由就是不能助長國民的告密之風。劉亞洲對此評論說：「這表現出不列顛民族的成熟」。
我認為紀念二戰勝利對中國來講，與俄羅斯的紀念方式應該不同，即致力於國民性缺陷的改造，比什麼都重要、都迫切。
奴性是國民缺陷之要害
對國民性缺陷的批判，最早出現在辛亥革命時期，魯迅的《阿Ｑ正傳》中，他把受盡舊社會壓迫、剝削與欺凌的國民，卻不思反抗與鬥爭，反而自我安慰地尋求精神上的勝利以自娛自樂。魯迅把這種愚昧的國民，塑造成阿Ｑ形象，刻畫出中國之所以落後，又不求進取的民族病態。
第二位對國民性缺陷的批判，是台灣作家柏楊。一九八五年他出版的《醜陋的中國人》，再次驚動華人世界。在該書中，他一批「國民的醜陋，來自不知道自己醜陋」，二批「內鬥內行的窩裡鬥、外鬥外行的一盤散沙」，三批「缺乏團隊精神：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就是一條蟲」。
第三位對國民性缺陷的批判，是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她的驚世之作就是《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或稱《南京大屠殺》。可惜，隨著調查的深入，她的困惑越來越深，她曾對親友說：「在調查南京大屠殺時，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她說：「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她還說：「我原想拿起大刀砍向鬼子，可是發現，需要砍的還有自己的同胞」。對這種不堪回首的史實，她患上抑鬱症。年僅三十六歲的她，最後死於自殺。
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解讀
針對《南京大屠殺》，請看去年「九‧三」慶典，被邀來的頭號上賓普京對中國國民性缺陷是如何貶評？他說：「南京死三十萬，是鬼子太殘酷？還是中國人太聰明？要知道去殺三十萬隻豬或狗，一不小心被咬還會弄個工傷事故、感染死亡什麼的，難道三十萬南京人真的豬狗不如？」一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台灣老兵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時說：「我們可能永遠不懂，五個日本鬼子可以押著兩千個手腳並沒有被捆著的人去屠殺。兩千人像豬一樣，任憑五個鬼子宰殺。多麼可怕的事情呀！」
再看看美國的希拉莉，二○一四年她針對我國國民性缺陷，又是如何預測其後果。她以高官、富豪及其家屬子女瘋狂移民，棄船逃離中國的事實，以國民缺乏信仰，自私自利，不知對國家、對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只知崇拜權力和金錢的事實，以我國肆無忌憚地破壞環境、掠奪資源，以供少數人極盡享受奢靡生活方式的事實，以我國全民腐敗、全民墮落、全民茫然等等事實，公開斷言：「二十年後，中國將成為全球最窮的國家。」
對民族性缺陷的任人貶評，是國家之恥。不改造，官民有尊嚴嗎？不改造，一切豪言壯語，有人信嗎？不改造，面對強敵壓境，能同仇敵愾嗎？看看屠呦呦的遭遇，她可是建國六十六年以來，獲得諾貝爾科技類獎項的第一人。作為中國人，本該為之振奮與歡呼！可是，卻有人聯名投書諾獎評委會，以其一無院士頭銜、二無外語能力、三沒幾篇論文等理由，要求撤銷其諾獎。這些中國人再一次把「文革」中內鬥內行之本事臭到國際上，讓世人更瞧不起中國人。
國民性缺陷之害，靠什麼改造？靠制度。施行民主制度，不想當清官都難。像民主國家，貪官雖有，但屬個別。專制制度繼續，吐故納新再多的新官仍然容易變質成貪官。這在我國已有時間最長、危害最大，世界第一的教訓。當前為強軍在搞軍改，我認為只能強壯巨人一條腿。要想另一條腿也強壯，就得改造國民性缺陷。因提升軟實力遠比打造硬實力重要。劉亞洲在高層，是第一個指出：「今天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指向制度」；也是他第一個公開預言：「十年內，中國必將向民主政治轉型，中共不可能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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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號 爭鳴總461期（大陸）鄭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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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諾獎不能變成獨裁者的美容霜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正逢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學者、由於《零八憲章》因言獲「罪」的劉曉波博士六十周歲生日，中外媒體輿論紛紛強烈要求北京當局立即無罪釋放這位已繫獄六年之久的二○○九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北京當局一方面一如既往冥頑不化，不作回應；另一方面卻暗中支使其「體制內」的文人配合台灣某些國民黨人一唱一和，要求將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習近平與馬英九，以表彰他們在新加坡的會面握手。如此「以攻為守」，「愚樂」式對策，不啻為絕妙的黑色幽默。
習馬「握手秀」無關和平
顧名思義，諾貝爾和平獎應頒給對人類和平事業有傑出貢獻的人或團體。該獎項根據瑞典科學家諾貝爾的遺囑，應該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而習近平與馬英九去年在新加坡的握手，根本對取消或裁減軍備、軍隊毫無貢獻，說穿了就是中共眼見國民黨在台灣二○一六大選中選情低迷面臨潰敗，於是為了拉抬國民黨一把，令其知恩圖報繼續傾向北京而作的一場政治表演「秀」而已，與人類和平毫不相干。
不妨設想，如果去年新加坡習、馬握手言歡時，「習總」能大大方方地說一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共決定永遠放棄以武力進犯和「統一」台灣……，那倒也確實是對世界和平的一大貢獻。然而根本沒有。不妨再退而求其次，如果當時「習總」能大大方方地宣佈：中共將立即撤除部署在大陸沿海、針對和威脅台灣的上千枚導彈，那麼這也不失為對和平的一大貢獻（至於口惠而實不至，則又當別論）。然而就是這樣的「口惠」也沒有。據說馬英九也曾低聲下氣地向習總提及此事，但據馬總統後來說，習的回答很乾脆：「那些導彈，不是針對台灣的」。言下之意與你馬英九無關，你少多嘴。那麼是針對誰的？據中共官方「經典」的解釋是「只針對台獨份子，不針對台灣同胞」。於是有網民調侃云：「中國的導彈比美國先進多了，彈頭上長有眼睛，能識別哪個是台獨份子，哪個是台灣同胞」。這不是在侮辱民眾的智商嗎？
北京對諾獎的變臉策略
諾貝爾獎共分設五個獎項即：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或醫學獎、文學獎、和平獎。根據諾貝爾遺囑，在評選的整個過程中，獲獎人不受任何國籍、民族、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的影響，評選的唯一標準是成就的大小，因此一向被認為是世界的最高榮譽、公正和公平的獎項。然而北京當局對此卻一貫採用雙重標準，取「我」所需、唯「我」所用的立場。
華人作家高行健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共當局對此事採取全面封殺。那時大陸互聯網還不普及，普通民眾基本上被蒙在鼓裡，不知有此事。原因就在於高行健的政治觀點不合中共的旨意。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陸更成了「禁書」，中共視頒獎予高行健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為「敵對勢力」，充分體現了官方執行愚民政策的「堅強」決心。然而，莫言獲得二○一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他不但是中共體制內的文人，且公然宣稱「中國是個有言論和創作自由的國家」，甚至說：「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如此與「我黨」高度保持一致，當局態度便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官媒一片熱烈歡呼。諾獎文學評委會不但不再是「敵對勢力」，而稱「這是一件大好事」、「體現世界對中國文學的認可」等等。這便是當局高超的「變臉」藝術。
視諾貝爾和平獎為寇仇
至於諾貝爾和平獎，則被中共當局向來視若寇仇。當一九八九年西藏宗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獲得該獎時，中共竟無視事實與藏人的情感，指達賴喇嘛「不是宗教人士」，而是「民族分裂主義份子」。甚至使用「披著羊皮的狼」這樣赤裸裸進行人身攻擊的粗鄙詞語來誣衊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使文明世界大為震驚。
而更令文明世界震驚的是，中共至今還把因起草《零八憲章》正當行使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劉曉波博士，判以十一年的重刑囚於獄中，同時劉曉波的夫人、詩人劉霞女士亦無端竟被株連，長期遭到軟禁，精神遭受摧殘，甚至有病也得不到診治，引起海內外輿情的公憤。
應該指出的是，十八大以後，中國國內民族矛盾愈趨激烈，特別是藏人的自焚和新疆民族衝突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而民主憲政、人權、自由、司法獨立等理念更由「敏感詞」而成禁忌詞，直到「不准」講。特別是壓制言論自由，打壓與抓捕記者、維權律師，甚至抓捕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民眾之類的事件層出不窮。不言而喻，諾貝爾和平獎只應成為對促進民族團結友好有卓越貢獻的民主政治家頭上的桂冠，怎能變為獨裁專制者臉上的「美容霜」？
不妨把孔子和平獎授予習馬
就在中共將劉曉波投入監獄後的二○一○年初，《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為《中國要設立「孔子和平獎」》，鼓吹用「孔子獎」來代替諾貝爾獎。接著便由一個叫譙達摩的人發起設立這個莫名其妙的獎項，這位譙達摩據說是一位「詩人」。與譙達摩共同發起設立這個獎項的，還有一個叫譚長流的據說是「哲學博士」的人。這兩個人當時打的旗號大得有點嚇人，叫做「文化部中國鄉土藝術傳統文化保護部孔子和平獎評委會」，聲稱設立此獎是為了與諾貝爾和平獎「分庭抗禮」。經過一番搗鼓和黑箱操作，便「評」出了第一屆的得主是台灣國民黨的連戰。可是在中外一片嘲弄聲中，一向對中共百依百順的連戰也不敢來「買賬」，表示「不知情」，連戰本人也未出席頒獎禮。
但這幫子人並不死心，一連搞了五屆，歷屆的得主分別是：連戰、普京、袁隆平、安南、一誠法師、卡斯特羅。但可憐的是，除一誠法師與主辦方主要人物合影並接受了獎金之外，其餘的幾位得主都沒有露面，無人理睬，因此一直被視為是一場鬧劇。
中國商界有句成語叫「出口轉內銷」。意思是說有的商品或因質劣，或因價貴，出口賣不掉，可以拿到國內市場來讓自己同胞享受。這個「孔子和平獎」，不但俄羅斯總統普京、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古巴大獨裁者卡斯持羅這些洋人都嫌棄不要，連「血濃於水」的連戰同胞也不領情。看來「出口」是沒啥希望了，唯一的希望只有「內銷」。習主席與馬總統都「同屬一個中國」，在「一中架構」下「內銷」應是順理成章之事，孔子和平獎授予他二人豈不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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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號 爭鳴總460期（大陸）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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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或掃地？陸600萬失業工人何處去

被裁員的工人透露，絕大多數失業工人不得不轉行做清潔工或伐木工。（Getty Images） 【記者秦雨霏／報導】
中共將對臃腫的煤炭和鋼鐵公司裁員數百萬，當局打算將這些失業人員分流到農業、林業和公共服務崗位就業。被裁員的工人透露，絕大多數失業工人不得不轉行做清潔工或伐木工，再就業可選擇的只有低薪工作。
路透社報導說，在兩會上，中共領導人強調，經濟重組和削減產能過剩並不意味著失業率飆升。政府已經預留1,000億元（人民幣，以下同）用於未來2年對國企工人的重新安置和再培訓，但是鑑於將有600萬煤炭和鋼鐵工人被裁，這些資金分攤到每個人頭的可能很少。
在黑龍江龍煤集團工作了30年的任桂正告訴路透社，改行不容易。54歲的他去年病退。他說，他和其他工人的再就業選擇常常局限於低薪工作。據他所知，所有轉行的人都去做清潔工或伐木工。這些工作的薪資還不到目前礦工薪資（月薪3,000元）的1/3。
龍煤集團說它將裁員10萬人，地方媒體報導說，已經有2萬2,500工人被重新安置到農業、伐木和公共服務行業。
沒有新企業容納失業工人
路透社報導說，從低效的煤炭和鋼鐵國企裁退下來的工人將加入紡織和服裝領域私企工人的失業行列。後者估計每年有40萬裁員。在中國經濟放緩到25年來最慢之際，這可能製造一個中年藍領工人的失業大軍。北京當局在推動高科技領域的投資，這些行業恐怕無法接納這些工人。
放緩的經濟增長意味著它將很難吸收失業工人。在東北這樣經濟困難的地區，政府除了遞給工人們一個拖把或一把鏟子之外，沒有更多的辦法。而那些找到新工作的工人們發現自己薪資下降，職業前景黯淡。
《中國勞工通訊》的通訊總監傑弗里•克羅蘇告訴路透社，東北將會遭遇巨大的問題，因為這裡沒有創造就業機會，沒有新企業吸收這些失業工人。許多失業的工人都四五十歲了，接近退休年齡。他們很難找到另一份工作。
家庭收入增長放緩 經濟難轉型
龍洲經訊勞工分析師崔爾南在研究報告中說，未來行業裁員最可能的結果不是失業率急劇上升，而是家庭收入增長進一步放緩。 根據官方數據，2014年中國礦業平均年薪資為6萬1,677元，相比之下，農業和林業的平均薪資為2萬8,356元。紡織工人平均薪資為5萬1,369元，而在轉行到餐飲業和零售業之後，他們的薪資預計為3萬7,264元。
停滯或下降的薪資對於中國轉向消費型經濟將是一個重大阻礙。在東北，消費型經濟看起來是一個遙遠的目標。田野裡堆著賣不出去的煤炭，城市街道上店門緊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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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0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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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打壓言論 大陸女權團體微博遭封殺

★一個所謂國家，謊假成性，耳聾目盲（封網、禁媒、絕言），已是步進病入膏肓的末期，「癌」細胞開始腐蝕軀體，離灰飛煙滅的時候不遠矣！
大陸女權團體微博遭封殺。 【記者簡真龍／綜合報導】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國女權團體「女權行動派」的新浪微博帳號，日前遭封而停止更新，且在註冊新帳號時，發現不得使用「女權」二字，引發外界對中共打壓女權運動的擔憂。
女權行動派的微博舊帳號「女權行動派更好吃」最近被禁言，她們用新帳號「女木又行動派吃不完」發文稱，她們有向客服投訴，但得到的回覆是舊帳號「發布有害訊息等違規行為」，且未明確列舉哪些內容有害。女權行動派指責新浪的規則完全封閉，且沒有申訴管道。此外，她們在申請新帳號時，發現「女權」二字更離奇地不能用來做帳號名稱。
「女權行動派更好吃」被封鎖，外界推測與女權行動派去年支持反性騷擾地鐵廣告有關。而且，女權觀察家李思磐表示，最近的三八婦女節時，有些大學生掛出的淫穢、有性騷擾之嫌的橫幅不受阻礙，而女生掛的「我不需要關愛，我需要尊重，我需要平等」的橫幅，卻在幾個小時內被取了下來，反映當局顯然不希望大眾以抗議方式宣揚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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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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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姓黨讀者不愛 5天3家收攤

有近60年歷史的亞洲電視，因長時期入不敷出、未獲政府續牌，也在4月2日凌晨停播。（大紀元資料室） 【記者林怡／香港報導】
踏入4月，歷史悠久的亞洲電視、創刊17年的梁粉《太陽報》以及壹傳媒旗下的《FACE》雜誌等3個香港傳媒，在短短5天內相繼結束營業。有時事評論員及資深傳媒人認為，香港主流傳媒日益被中國化，是流失讀者觀眾的主因；港人需要的是真相，為民發聲及捍衛核心價值的媒體才會受歡迎，充當中共的維穩機器沒有出路。
東方報業集團近年業績轉差，旗下報章紛紛停刊，繼去年《好報》、今年3月《新報》停刊後，董事會決定從4月1日起，暫停出版《太陽報》，其電子版及其網站也於同日停止運作。該集團去年11月公布，半年虧損640.7萬元（港幣，以下同），出版報章收入溢利更大減85.5%。
除了《太陽報》，壹傳媒旗下雜誌《FACE》也在3月29日出版告別號，以「最後一面」為封面標題；而有近60年歷史的亞洲電視（ATV），因長時期入不敷出、未獲政府續牌，也在4月2日凌晨停播，該電視台負債累累，多次傳出欠員工薪資，至今仍未解決。 另外，電視廣播（TVB）去年持續經營業務創下428.1萬元股東應佔虧損，這是TVB自1988年上市以來，本業27年以來首次虧損；而香港電視（HKTV）一直拿不到免費電視牌照。
對於一連串傳媒結業和停刊，時評家黎則奮分析原因，他說，近年來多份紙媒紛紛結業，一方面是經濟上的原因，時下青年喜歡用手機上網看新聞資訊，閱讀習慣轉變，很多人不買報紙；另一方面是政治原因，現在很多主流傳媒的內容吸引不了讀者，「隨著政治變化越來越多，民眾對政府不滿，但主流媒體卻被用來維穩，必定會損失讀者。」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則說：「特首（梁振英）對整個媒體都是扼殺的，這是政府管治問題，我們對這個政府已經沒有期望了，只有換掉這個政府才能改變政策。」
曾在東方報業任職、前港台節目《城市論壇》監製兼主持人謝志峰感嘆，香港九七後，政治環境無法按照《基本法》實踐，讓港人覺得前景沒有希望，同時經濟環境使貧富懸殊差距擴大，令社會累積很多怨氣，而這些怨氣積累成一個政治取態，「如果一份報紙能夠代表這種政治取態，代表人民的呼聲願望的時候，為這些怨氣發聲，自然成為讀者的需要。」
江派失勢 親共媒體斷資金
過去一年，以親共的多家傳媒機構先後出現財困甚至倒閉，除了受市場環境等因素影響，背後金主的資金鏈斷裂，也受到外界關注。
以亞視為例，其大股東王征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姨甥。王征當年高調入股，亦獲北京銀行、中國海外等5家國企資金助力；5年後亞視資金鏈斷裂，被質疑涉及背後政治後臺失勢。
而與曾慶紅等關係匪淺的富商楊受成，其旗下《新報》曾配合中共江澤民集團「610」系統在香港的部署，替青關會站台，以頭版抹黑法輪功，該報日前也已經停刊。
隨著周永康入獄，江派勢力在中南海高層角逐中潰敗；親共傳媒的資金斷裂，關乎其背後金主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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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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