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中國的趕超意識，體育是第一利器，由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急功近利型的訓練模式，打造和平時期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
賀龍元帥（中）任體委首屆主任。1957年將香港乒乓名手容國團（左）挖回大陸，為國爭光。文革中容和幾位回國運動員都被鬥自殺而死。
元帥掌體委，誓為東亞病夫出口惡氣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著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啟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臺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1961年4月，正當中國大饑荒最慘烈之際，中共派員在26屆世乒賽拿到3項冠軍，毛親自出馬向青少年大肆吹捧三明星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榮（中3人）。文革中莊被江青捧上體委主任，2013年病逝。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用電視對民眾灌輸愛國主義之濫情是中國電視的一貫作法。1961年4月，使電視和乒乓球同時在中國暴得大名的一場國際比賽——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至今令中國人記憶猶新，整個所謂「祖國話語」都是在那時被植進心靈的——莊則棟的勇猛、李富榮的穩鍵、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殺星野、丘鍾惠絕境一球扳成女單冠軍等，這些彷彿是命運的決戰，當年都讓中國人如醉如狂。
北京當時約有一萬架電視機，幾乎每架之前都擁擠著幾百人。1981年第36屆世乒賽，中國囊括了全世界七項冠軍，一時彷彿「拔劍四顧心茫然」，老百姓開始對乒乓「小球」沒興趣了，中國的乒乓球也由此從頂峰跌落。
同一時期，中國人正為他們的「大球」苦惱。足球不爭氣，連亞洲都衝不出去，讓球迷們痛苦萬分，電視臺每轉播一次都要鬧事。突然，1981年中國女排在日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盃，奪得第一個中國大球冠軍，此後又「二連冠」、「三連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爭奪「四連冠」，最後一局即將決出勝負時，實況轉播突然轉為「新聞聯播」，觀眾勃然大怒，怨聲四起。後來中共「十三大」開幕新聞專題，同中國足球衝出亞洲的關鍵一戰轉播時間衝突，中央批准把時段讓給球迷。
2010年的徐寅生（中）李富榮（右）。
1981年乃中國人的體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過國際通訊衛星實況轉播世界盃排球賽亞洲預選賽，中國男排反敗為勝，擊敗南韓獲小組冠軍，電視轉播之後，北大、復旦、科大學生立即在校園遊行，高呼「振興中華」——這個八○年代最煽情的口號，便是一場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所引發的民間產物。那天還有人跑到復興門廣播大樓門前高呼「中央電視臺萬歲」。
北京要把2008奧運辦成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美國作家夏偉（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週刊》的點評，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透徹：「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臺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獨佔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佈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這個精心設計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線可尋，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製作《河殤》時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給了我第一個靈感：哦，我們中國人原來有「輸不起」情結。
《河殤》的開頭：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夥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河殤》這個著名的開頭，過了快三十年依然是很多人的感慨。
但是，「新中國」的趕超意識，就是一種競技，是要跟西方（國際）比快慢、高低、勝負、優劣，在所有的領域裡比試；體育是第一利器，豈能逃脫？所以，它是由一個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從娃娃抓起」的、「一條龍」的、仗著人口基數大「萬裡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訓練模式的、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總之，是和平建設時期的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這個戰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後來又直接成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
這種「趕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驅使，也被梟雄玩於股掌之上，不僅在五○年代鬧了一場荒唐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更在「開放時代」被來自西方的資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趨偏狹愚昧。凡此種種，令晚近中國二三十年，瀰漫著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氛圍，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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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元帥（中）任體委首屆主任。1957年將香港乒乓名手容國團（左）挖回大陸，為國爭光。文革中容和幾位回國運動員都被鬥自殺而死。
元帥掌體委，誓為東亞病夫出口惡氣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著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啟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臺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1961年4月，正當中國大饑荒最慘烈之際，中共派員在26屆世乒賽拿到3項冠軍，毛親自出馬向青少年大肆吹捧三明星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榮（中3人）。文革中莊被江青捧上體委主任，2013年病逝。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用電視對民眾灌輸愛國主義之濫情是中國電視的一貫作法。1961年4月，使電視和乒乓球同時在中國暴得大名的一場國際比賽——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至今令中國人記憶猶新，整個所謂「祖國話語」都是在那時被植進心靈的——莊則棟的勇猛、李富榮的穩鍵、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殺星野、丘鍾惠絕境一球扳成女單冠軍等，這些彷彿是命運的決戰，當年都讓中國人如醉如狂。
北京當時約有一萬架電視機，幾乎每架之前都擁擠著幾百人。1981年第36屆世乒賽，中國囊括了全世界七項冠軍，一時彷彿「拔劍四顧心茫然」，老百姓開始對乒乓「小球」沒興趣了，中國的乒乓球也由此從頂峰跌落。
同一時期，中國人正為他們的「大球」苦惱。足球不爭氣，連亞洲都衝不出去，讓球迷們痛苦萬分，電視臺每轉播一次都要鬧事。突然，1981年中國女排在日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盃，奪得第一個中國大球冠軍，此後又「二連冠」、「三連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爭奪「四連冠」，最後一局即將決出勝負時，實況轉播突然轉為「新聞聯播」，觀眾勃然大怒，怨聲四起。後來中共「十三大」開幕新聞專題，同中國足球衝出亞洲的關鍵一戰轉播時間衝突，中央批准把時段讓給球迷。
2010年的徐寅生（中）李富榮（右）。
1981年乃中國人的體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過國際通訊衛星實況轉播世界盃排球賽亞洲預選賽，中國男排反敗為勝，擊敗南韓獲小組冠軍，電視轉播之後，北大、復旦、科大學生立即在校園遊行，高呼「振興中華」——這個八○年代最煽情的口號，便是一場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所引發的民間產物。那天還有人跑到復興門廣播大樓門前高呼「中央電視臺萬歲」。
北京要把2008奧運辦成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美國作家夏偉（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週刊》的點評，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透徹：「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臺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獨佔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佈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這個精心設計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線可尋，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製作《河殤》時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給了我第一個靈感：哦，我們中國人原來有「輸不起」情結。
《河殤》的開頭：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夥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河殤》這個著名的開頭，過了快三十年依然是很多人的感慨。
但是，「新中國」的趕超意識，就是一種競技，是要跟西方（國際）比快慢、高低、勝負、優劣，在所有的領域裡比試；體育是第一利器，豈能逃脫？所以，它是由一個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從娃娃抓起」的、「一條龍」的、仗著人口基數大「萬裡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訓練模式的、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總之，是和平建設時期的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這個戰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後來又直接成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
這種「趕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驅使，也被梟雄玩於股掌之上，不僅在五○年代鬧了一場荒唐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更在「開放時代」被來自西方的資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趨偏狹愚昧。凡此種種，令晚近中國二三十年，瀰漫著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氛圍，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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