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

大陸城管換新裝 網友:配上西服的流氓


網友稱,換裝後的城管是「金玉其外的敗絮(爛棉花)」,只是「配上西服的流氓」。(網絡圖片/新唐人合成)
據悉,從2017年2月開始,大陸所有城管都穿統一制服。網友對此嘲諷,不過是「配上西服的流氓」。
據陸媒報導,新成立的住建部城市管理監督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換新裝。從2017年2月開始,所有的城管都要穿統一的制服。
據悉,從圖片上看,新制服主調是藏青色和天藍色,和公安制服頗相似,因為城管凶神惡煞暴力對付百姓弱勢個體的形象深入民心,所以民眾對此事的看法都頗為負面。
有網民指城管山寨警服,擔心有了新制服,城管會狐假虎威,變本加厲地橫行霸道。
還有網民笑言「還挺好看的,希望不是衣冠禽獸」,暗諷換裝後的城管是「金玉其外的敗絮(爛棉花)」,只是「配上西服的流氓」。
中共城管成立於1997年,最初本是一個輔助警察機構,負責執行對城市的非刑事行政法規的監管。但近年來以來,「城管執法」早已成了一個「任意暴力」和「有罪不罰」的代名詞。
大陸城管打人的事件層出不窮。據陸媒報導,2014年4月19日上午,溫州蒼南縣靈溪鎮城管與女菜販發生爭執,一過路男子拿手機拍照遭到城管圍毆倒地吐血。城管暴行激起民憤,被上千憤怒民眾圍毆、砸石,現場場面血腥恐怖,汽車被掀翻。最後當局出動大批特警、武警到現場維穩。傳2城管及被打男子死亡,不過官方否認。

— —轉自「新唐人」記者羅婷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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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2月18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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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成首名被定罪香港特首 可被囚7年


香港前行政長官(特首)曾蔭權涉貪案,陪審團在2月17日晚裁定其中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罪名成立,該罪名最高可判囚7年及罰款。(蔡雯文/大紀元)
香港前行政長官(特首)曾蔭權涉貪案,陪審團在2月17日晚裁定其中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罪名成立,該罪名最高可判囚7年及罰款。曾蔭權成為香港首名被判罪的卸任特首。有港媒評論認為,就曾蔭權而言,這是其人生的污點,而對於其他掌握權位的官員亦是一種警告。
現年72歲的曾蔭權被控一項行政長官收受利益,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曾蔭權涉嫌在任期間收受利益及行為失當,隱瞞接受租賃深圳豪宅300萬港元裝修,並用職權提議向負責裝修工程的建築設計師何周禮授勳一案,陪審團自2月16日起退庭商議逾15小時後,17日晚8時開庭宣讀裁決。
曾蔭權被控的三項罪。第一項控罪指曾蔭權在審批雄濤廣播有限公司(DBC)的廣播牌照申請案時,沒有向行會申報他與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就深圳東海花園物業進行的商議。陪審團表決以8比1裁定罪名成立。
根據相關法例,該罪名最高可判囚7年及罰款,曾蔭權也成為首名被定罪的香港特首。目前曾蔭權獲准交保外出。
第二項指控曾蔭權涉嫌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期間,建議提名建築設計師何周禮獲授勳時,無申報何周禮當時獲聘為東海花園物業進行室內設計工程,以及他欲利用授勳及嘉獎回饋何周禮。陪審團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
另一項專為特首訂立的「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此罪陪審團無法達成裁決。
曾蔭權聽完判決後臉色漲紅,離庭時神情呆滯,眼泛淚光,被大批媒體包圍。曾蔭權在家人陪同下離開,沒有回應會否提出上訴。 對於曾蔭權被定罪,有公務員團體代表指,曾蔭權作為前特首所享有的禮遇、福利都會被褫奪。
此外,其之前作為公務員所得的每月約8萬元退休金,以及2002年所獲頒的大紫荊勳章都可能會全失。
香港《明報》的社評稱,曾蔭權涉案是在行政長官期間,這個職位在港擁有最大權力,此案再一次暴露權力與腐敗的關係。案件成為曾蔭權一生的污點,對於其他掌握權位的官員,此案說明官員必須時刻警惕,用權恰當,否則法網難逃。
文章稱,曾蔭權此案折射完善體制的必要性,港府應盡快把防賄條例擴及適用於行政長官。無論誰人出任下屆特首,都必須盡快完成規限行政長官有關利益申報,堵塞漏洞,使香港整體廉潔規管,更臻完備。
曾蔭權於2005年接替董建華出任特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特首,於2012年卸任。卸任後被香港廉政公署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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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2月18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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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7日 星期五

列根催蘇聯解體,特朗普促中共亡黨?

二○一六年十一月九日特朗普當選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他將於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就任。這位新總統的上任,美中關係將會如何變化?中共前途受何影響?
特朗普第一個下馬威
十一月九日,外媒援引中共央視和新華社報道稱,特朗普當選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副主席李源潮分別向特朗普和副總統彭斯發電祝賀。中共央視報道稱,習近平致電(通常指通電話)特朗普,表示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承擔著特別的責任……。中國高度關注中美關係。對此,特朗普作客《華爾街日報》時表示,沒接到習近平的電話。女發言人海克斯說:特朗普的說法「準確無誤」。央視又把國人玩弄了一把。
真是很古怪詭譎的,僅僅是雙方有無通電話,竟各有各說。直到第五天早上特朗普的辦公室才發佈聲明證實,紐約時間十三日晚間(北京時間十四日),特朗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了電話,兩國領導人在通話中建立了相互尊重的共識。也就是說,在習近平與特朗普進行通話之前,中共央視等官媒已經報道了雙方通話的新聞,特朗普的「實話實說」被認為是打了中共央視等官媒的耳光。
有人說,這是特朗普對中共的第一個下馬威。因為特朗普的選戰口號是讓美國再度強大!習近平說中國高度關注中美關係,特朗普就把習安排在其他好多國家後面再與其通話!由此第一個下馬威可知,對習近平中共的考驗,正在到來。
特朗普當選後僅四天,十一月十三日,他在中國一樁拖了十年之久的商標糾紛中勝訴。這起糾紛圍繞在中國將其名字(Trump)用於某些服務的權利。這清楚表明中共怕了,給他送上了一份大禮。

中國仍是美國假想敵
在競選時,中國一直是特朗普口誅筆伐的對象。在今年五月的一次演講中,他措詞強硬地說:「我們不能讓中國繼續強姦美國。」(中共官媒居然不以「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為名提出抗議!)他說,一旦他當選,他要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對中國商品要徵收百分之四十五的關稅。當然,選戰時講是一回事;他這種全面經貿戰的做法是否真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因為美國國會可不是橡皮圖章,他是會受到美國國會制約的。但他有此想法,必會有他的對付中共的政策。特朗普可能對從中國進口的特定商品(例如在紡織、化工、鋼鐵和橡膠等領域的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
一個國家,總要有一些假想敵,現在能夠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或者敵人的,只有兩個,一個是俄羅斯,一個是中國。但從特朗普對普京頗有好感看,他很可能將首要目標對準中國。畢竟,中國的經濟體量和影響力,俄羅斯現在沒法比。而且,現在特朗普信心十足,美國經濟不錯,但中國經濟則在痛苦轉型中。特朗普的舉動看起來還是要繼續推行亞太再平衡,還是要敵對中國。他會對專制中共更強硬,等他正式上任後,就可看出端倪。
與此同時,美國會出現戰略收縮,形成「新孤立主義」國家路線嗎?特朗普顯然想少管些國際上的事情,把更多國家資源用於重振美國經濟和解決民眾就業改善民生。但由於受到各種牽制,他未必能夠在落實這些想法的路上走得太遠。而特朗普建設強大美國的目標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大幅度強化美國的軍事力量,這對習近平中共並非是福音。

後全球化時代開始
特朗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那段時期將意味著較高能動性。他有可能想為自己執政「立威」,證明自己說話算數,從而尋找中共的一個「軟肋」出手。
他指責中共不但侵犯美國知識產權,還通過長期操縱匯率促使人民幣貶值,以變相補貼國內出口商對美傾銷,而且指責中共以較低的勞動力成本,竊取了美國工人的工作機會。他聲稱將通過對中共出口美國的產品「加收高關稅」,以「迫使中共政府回到談判桌」,進行新的貿易協定談判。還有中共那些直指美國企業的經濟侵害行為(如商業間諜活動),肯定將被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政府給予強烈回擊。
此外,特朗普的一些主張也可能會吸引美國海外資金更多地回歸美國國內:一是將企業所得稅由百分之三十五降為百分之十五,降低美國國內企業稅負;二是對海外遷回的美國企業僅一次性徵收低至百分之十的稅收,吸引美國海外資金回流;三是聲稱將強迫蘋果這樣的跨國公司將亞洲的生產線搬回美國,否則將要向這些企業徵收百分之三十五的重稅。關於中國的部分,特朗普在演講中說:對於那些證明是我們朋友的人,我們必須慷慨。我們渴望和平地生活,並與俄羅斯和中國建立友誼。我們與這兩個國家有嚴重分歧,所以必須擦亮眼睛對待他們。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所以美國需要強大的領導人,以強大的領導力來和中國談判博弈。特朗普的當選肯定給中美關係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從近年資料來看,短期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密切相關,中國資本外流加劇後,人民幣貶值壓力將再次加大。此外,特朗普公開宣稱「支持低利率」,並對現任美聯儲主席耶倫可能加息的政策表示不滿。未來低利率所帶來的寬鬆美元政策的實施很可能會引發新一輪全球範圍內的貨幣戰爭,破壞全球經濟穩定和地區經貿政策的協調。這無疑會加大中國經濟恢復的難度,並且非常可能引發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重現通貨膨脹。中國經濟仍然處於經濟增長的下滑期,新一輪通貨膨脹,必將大大增加中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難度。由於特朗普反對全球化,世界將進入後全球化時代。中共在美國的市場必然要萎縮,這種全球化的逆轉對中共的打擊會導致中共經濟的崩潰。現在眾多的評論(包括中國評論員和專家)都已直言不諱,特朗普上任是中國「走下坡路」的開始。

特朗普會否促使中共亡黨?
由於蘇聯經濟遠非美國經濟的對手,列根於一九八三年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建立有效的反導彈系統,維持其核優勢。同時,美國也是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太空武器競爭,把蘇聯的經濟拖垮。習近平想當世界老大,大撒幣以外,參加武器競賽爭取領先是必要條件,然而中國經濟已江河日下,無法負擔巨額軍事支出,後果必然是重蹈蘇聯覆轍。
列根與羅斯福被美國選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總統,他把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給徹底打敗。特朗普似「不懂規矩」的草民,出爾反爾,對中共的傷害或許更巨大。說不定特朗普會創造另外一個奇蹟,在他的任期內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和外交影響,在中國內部形成一種改變的動力,最終使中國走向專制體制解體的狀態。如果有一天時局突變,那就真的是列根催蘇聯解體,特朗普促中共亡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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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 爭鳴 總470期 史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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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周恩來感謝日本侵華 放棄巨額賠償


毛澤東、周恩來曾多次感謝日本侵華,除了六次官方記載外,1972年9月27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左)會面時,毛澤東再次感謝日本侵華。(AFP)
2017年1月,中共教育部下發文件,要求對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凡有「8年抗戰」字樣的全部改為「14年抗戰」。
此舉引發民間聚焦中共抗日真相。已披露的歷史真相揭示,毛澤東、周恩來曾多次感謝日本侵華及放棄日本巨額戰爭賠償的內幕。

文/謝天奇
長期以來,中共編造謊言宣稱自己是「領導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而已披露的歷史真相揭示,中共在「九一八」事變後就破壞國軍抗日,並與日本情報機構、日軍共謀對抗國軍。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周恩來曾多次感謝日本侵華以及放棄日本巨額戰爭賠償的言行,則進一步揭示中共與日本勾結的內幕。
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
一、早在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便說:「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侵華),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以上是根據大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由王俊彥著的《大外交家周恩來》上,第210頁所披露。)
二、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時說:「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指中共在抗日時期的歷史),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以上據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38頁中提到。)
三、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會談。當時黑田壽男及淺沼稻次郎作為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毛澤東談及1956年時,接見日本日中輸出入組理事長南鄉三郎時談到:「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以上據《毛澤東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一文。)
四、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又再談及南鄉三郎:「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佔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30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120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以上內容來自〈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一文,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
五、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其談話三次提到感謝日本侵華:
毛澤東:「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
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佐佐木:「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澤東:「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毛澤東:「……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30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30萬減至2萬5000人。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120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以上內容來自《毛澤東思想萬歲》原文複刻,1969年716頁版本第532至545頁。中國大陸當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有多個版本,但只有716頁的詳盡版本才有披露上述言論,估計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不同派別的中共官僚互鬥,對消息發放的標準不一所致。)
六、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以上內容來自《毛澤東卷》第六篇「與著名美國記者、《西行漫記》作者愛德格.斯諾的談話」;該書編者:薑義華,出版者: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2月第一次出版內容。)
除了上述六次官方記載外,1972年9月27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時,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這是最惡劣的一次。不過,中共官方文件迄今未有披露這次毛澤東與田中角榮會談的詳細內容。有知情人士透露,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的消息,從當時專供中共官員閱讀的報章《參考消息》、《大參考》中有披露出來。

毛、周放棄日本巨額戰爭賠償
1972年中、日建交前夕,周恩來將經過毛澤東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擬議中的《聯合聲明草案》八項向日本公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長竹入義勝作了披露。其中包括「放棄向日本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這個條款不僅令日本頗為震驚,同時也震驚全世界。

1972年中、日建交前夕,周恩來和毛澤東「放棄向日本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連少數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圖為南京大屠殺紀念博物館。(Getty Images)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按1972年價格計算,在日本侵華14年期間,中國直接損失1200億美元,間接損失5000億美元。國家戰爭賠償是一筆鉅款。1946年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估計,日本賠款不下620億美元(按當時價格計算),1972年為1200億美元,21世紀初約合6000億美元。
戰後進行戰爭賠償是世界史慣例,有國際法作依據。1945年2月,英美蘇首腦舉行雅爾塔會議時,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給予盟國戰爭賠償的原則,甚至對於追隨德國與盟軍作戰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四個幫凶國也提出了賠償要求。
根據國際法的規定,戰敗國的賠償對象是參戰國。亞洲各參戰國以各種方式獲得的日本戰爭賠償如下:緬甸1.4億美元,菲律賓5.5億美元,印度尼西亞2.23億美元,柬埔寨15億日元,老撾10億日元……越南先後要了兩次戰爭賠償,未統一前南越要了3900萬美元,統一後又要了85億日元。
另外,未參戰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馬來西亞2500萬新元,韓國3億美元。韓國李承晚政府自1952年初開始索要賠償,日本政府援引國際法一直置之不理;1961年朴正熙上臺後繼續索要,不依不饒,1965年終於如願以償。
甚至一些中立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瑞士11億日元,西班牙20億日元,瑞典5億日元,丹麥7億日元。另外,外蒙古也得到了戰爭賠償。二戰時期,外蒙古尚未獨立,還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日本一向不承認外蒙古索要賠償的資格;但外蒙政府堅持不懈,終於獲得了50億日元賠款。
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個國家簽署了與戰爭責任有關的54項協議,共賠償了約5000億日元。然而,最大的受害國——中國卻拒絕了賠償。
1968年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到1972年中、日建交談判時,已經具備了完全賠償的超強能力。而日本政府也已經做好了理賠的準備。
1972年5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開闢了道路,一時,日本國內要求中、日友好的呼聲空前高漲,於是田中內閣應運而生。上臺伊始,田中角榮便將與中國復交當做外交第一要務,自然戰爭賠償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當時,日本已經做好了賠付的一切準備,朝野異乎尋常的一致。為此,田中角榮特意委託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充當信使,試探中共政府意圖。
7月25日,竹入訪華,結果竹入喜出望外,田中聞訊也欣喜若狂——因為毛澤東、周恩來拒絕了日本賠償。
對與中共高層的決策,連少數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學者Totsuka指出,中共拒絕日本國家賠償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史達林下令要毛周放棄賠償內幕

為了與美國競逐爭奪日本,史達林下令要毛澤東、周恩來放棄日本巨額賠償。圖為1937年8月28日遭日軍轟炸後的上海南火車站。(維基百科)
大陸門戶網站騰訊網2012年在其歷史欄目刊文〈「戰後中日關係」系列〉中,披露了一些中共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的內幕。文章稱,因史料有限,大陸(中共)方面對日本索賠的政策變遷尚難以做全面的評述。但其基本立場是清晰的,即自50年代以來,一直採取放棄索賠的態度。
文章披露,1949年6月,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訪蘇。在談到對日政策時,史達林認為,現在美國正在爭取日本,如果它達到目的,今後中國的困難將更大;中國人民對日本人的仇恨情緒不應成為中共爭取日本的障礙。今後中共的任務就是要幫助日本共產黨及其他進步勢力打擊日本的「反動分子」。隨後,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紀念抗日戰爭爆發12周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長期佔領日本」的口號。
基於這一對日政策,對日索賠問題成了「與美國爭奪日本」的重要砝碼。周恩來在許多場合都講,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犧牲,但戰爭的責任不應該由日本人民來承擔。
中共何時明確提出放棄對日索賠的呢?據《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四輯》刊載的〈中國共產黨對日政策的形成與演變(40年代後期至50年代中期)〉一文介紹:
「1955年11月,周恩來接見日本前首相片山哲、日本工會總評議會主席藤田藤太郎為正副團長的日本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會訪華團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50年代就決定,從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長遠利益出發,放棄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
「1957年10月,日本日中友協第一任會長松本治一郎訪華時,為日本侵略中國當面向周恩來表示歉意,周恩來當時就明確地表示:『日本人民是無罪的,中國根本沒有向日本要求賠償的意思。』從而首次正式宣布了中國政府放棄對日索賠的政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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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7期2017/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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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看中國〉美國亞太政策或鬆動?北京趁虛而入


華盛頓政府忙於處理中東問題及國內激烈的總統大選,無暇顧及其他,而北京政府則伺機而動。圖為10月20日菲律賓總統杜特地訪中。(Getty Images)
《時代》周刊報導,美國華盛頓政府忙於處理中東問題及國內激烈的總統大選,無暇顧及亞太,這個亞太軸心國恐怕無法維持與該地區某些長期同盟國的關係。因為此時中共就會有機可乘。
編譯/李清怡
美正忙大選 菲訪中宣布與美分手
《時代》周刊駐華記者漢娜(Hannah Beech)報導,正當希拉里與川普為競選美國總統而進行最後辯論時,中共則忙於盛情接待一位不太可能的貴賓:今年6月新上任的菲律賓總統杜特地。由於美國忙於總統選戰,這一次菲律賓對中共的國是訪問可能沒太引人注意,但對該地區的地理政治卻有著相當分量。上個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經濟論壇上,菲律賓總統宣布與美國「分離」,包括軍事和經濟。
要知道,菲律賓與美國之間有七十多年的軍事聯盟,曾經是世界上最親美的國家之一,這種話出自於這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之口,著實令人吃驚。現在,杜特地已同意與中共就南海爭端問題進行對話,中共承諾與菲律賓簽訂135億美元的貿易合同。
菲律賓離開美國投向中共在亞洲並非個例,而對將軸心轉向亞洲並將其視為外交政策基石的美國,菲律賓的舉動的確是件令人不安的事。
奧巴馬2011年亞洲之行時曾誓言「美國是太平洋地區的強國」。美國在亞太地區會議中頻頻露面,至少表明沒有忘記亞洲,而且,與亞洲國家新建起來的友好關係日益加固。如:美國與越南的關係,自美國士兵從越戰中撤退四十多年來從未如此密切;緬甸民主活動家昂山素姬所屬黨派獲勝,曾經巴結北京的緬甸政府漸漸遠離中共的投資,華盛頓政府因此為緬甸歡呼。

美忙中東問題分神 中共有機可乘
然而,美國因忙於中東問題而分神,更不要說世代承襲下來激烈的總統大選,這個亞洲軸心國已經無法維持與該地區某些長期同盟國的關係。
如果地理政治是一種零和博弈(表示所有博弈方的利益之和為零或一個常數,即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在零和博弈中,博弈各方是不合作的),那麼,如果美國不在意亞洲的期望,或者是打碎亞洲的希望,中共就會有機可乘。在東亞,美國說的太多,做的太少。
2014年,泰國軍隊政變奪權,陸軍總司令巴育從去年開始與中共軍隊聯合軍演。對於曾經作為美國軍事運作的演習基地——越南來說,泰國與中共的這種軍事合作看上去似乎是個轉折點。雖然泰國仍然受美國軍事聯盟的約束,但泰國政府也開始同意購買中共的核潛艇。泰國與中共發展軍事關係的時機,正是華盛頓政府暫停向曼谷提供軍事援助時,因為美國當時擔心泰國軍政府奪權。
泰國軍政府已經遣返中國出生的異見人士和申請難民的人,全然不顧國際社會對中共缺少最基本人權的呼籲。也許,很難無視經濟現實問題,中國是很多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後,中共持續向泰國大把投資,包括准許大批陸客到泰國旅遊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
就連日本,傲稱是美國在亞洲最大的同盟國,也大失所望。日本在其土地上容納了近五萬名美國士兵,與美國簽署過互助軍事協定。所以,當川普在競選辯論中說:「日本應該付錢給我們,因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軍事)服務。」日本人在琢磨,川普是否忘了,東京每年付給華盛頓20億美元的軍事維護費用。
對日本這一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來說,這是個壞消息。部分因為來自美國的壓力,東京拒絕加入一項新的中共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如果《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也沒結果,那怎麼辦?

TPP若未成 美與11國將付高代價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學者包菲德(Claude Barfield)近期在《政策論壇》刊文,討論TPP的問題。
他提出,該協定並非只是一個貿易協定,如果這個協定沒有成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是否也會隨之消失?由此而引起的經濟後果對美國及其夥伴國來說,代價就太高了。
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稱,TPP等同於「第二個航空母艦」,美國國務卿克里曾經警告說:「我們不能撤出TPP,因為我們仍然被看作是環太平洋的核心,是維護全球和平與繁榮的主導力量。」
同時,東亞的外交與安全環境日益緊張,北韓似乎在失控地大興核武,並想方設法發射武器。與此同時,中共在南海和東海海域頑固挑釁,並竭力構建經濟合作,排擠美國:如貿易方面,達成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和構架協定(RCEP);在發展方面,成立了亞投行。
長遠看來,毫無疑問,如果在現今發展最快的地區無法從地區TPP經濟體中獲利,那麼,對美國及其11個TPP成員國來說,代價會相當高昂。但是,如果美國沒能通過TPP,沒能實現奧巴馬總統的誓言「21世紀的亞太,美國全身投入其中」,那麼,對美國來說,代價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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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7期201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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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根稻草」──「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前景」國際會議側記

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在政治、社會、外交、意識形態方面出現了大幅逆轉,已經影響到中國政治轉型的進程。為了深入探討中國即將面臨的變局及其民主化轉型的前景,由中國民主論壇主辦、紐約城市大學研究中心政治系和《北京之春》雜誌社承辦,十月二日在紐約舉行為期三天的研討會,美國、歐洲、香港、台灣和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政治社會活動人士和人權活動家近七十位人士參加。
會議組織者、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博士,介紹本次研討會聚焦「正義與邪惡的博弈,國際社會的道義責任和選擇」,目的是建立一個中、西方溝通的橋樑,完成對中國當前政局的研討和分析,以期對未來中國的政治演變與民主化發展作出貢獻。

西方對中國民主化的作用與失誤
會議首日在紐約大學舉行,是英文會議,主旨演講人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林蔚(Arthur Waldron)教授作主旨演講,他指出美國對中國已經改變,對美中關係政策缺乏認識,並對美中外交關係正常化的關鍵人物──前國務卿基辛格提出了率直的批評,認為他「完全不懂中國」、「從來沒有去過台灣」,「迷信」周恩來到了向其泄漏華府中國政策最高機密的程度(演講全文另發)。
二○一○年被《外交政策雜志》評為全球頂尖的一百位思想家Ian Buruma發表了研究中國專制制度的見解;《中國崩潰》一書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律師的發言題目是《中國動盪的第三紀元:民主的前景》。
會議組織者之一、中國民主論壇的秦晉認為,會議最大的亮點,是探討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即在過去四十年中、更早的從杜魯門時代開始,對中國的政策錯了。從八九年後,美對華政策更是完全錯誤的。錯誤在於縱容,才導致今天它不進行民主政治轉型。
夏明強調,在研討會上由西方主流的學界發出的聲音,美國學界已出現較大的變化,從過去討論「中國崛起」到如今討論「中國有多大的麻煩」、「在中國的危機中如何做好準備」。還有一些年輕的華人教授的演講也值得關注,比如中國民主發展以及有關國際因素,由於西方本身就有很多問題,那麼西方對中國民主發展到底有沒有貢獻……。

多元包容與因地因時的推進
這次研討會從歷史學的角度對中國的「獨特主義」進行的探討,邀請了少數民族的代表,他們從民族角度、地區角度對中國民主化進行分析和探討。
世界維吾爾大會創始人之一Enver Jan介紹了「伊力哈木‧土赫提倡議」,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闡述了「習近平在東土耳其斯坦的佔領政策及其後果」,尤其在重判維族學者伊力哈木之後,維漢雙方的溝通已經封死,維族民眾特別是青年人極度絕望。
前藏人行政中央駐美代表、現任西藏基金會主席的洛桑念扎描述了中共以洗腦宣導的方式,發送不實消息給中國境內公民的情況,以及目前境內藏人所受到的打壓。實際瞭解藏地情況的中國公民非常少,也有曾經被誤導,但後來接觸到外界信息的中國民眾,看清了中共宣傳的不實。洛桑念扎強調,西藏文化的保存也是藏人的基本訴求,「藏人以自己的文化為傲,我們相信我們的文化有潛力能夠利益他人,讓他人的生活更美好。達賴喇嘛尊者常說藏傳佛教文化是一種提倡和平、非暴力以及包容性的文化。」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副主席佈瓊次仁,審視了中國民主化中的西藏;西藏行政中央美國辦事處華人事務聯絡官貢噶扎西在會上介紹了藏人的訴求:中間道路的來龍去脈。
在第二天會議上,還邀請了美國自由黨科羅拉多主席及科州參議員候選人唐蓉到會演講,她「以美國華人本土參政促進中國民主進步」的經歷,為與會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這次會議的出席者裡有烏坎村民選村委會的莊烈宏,研討會上還放映陽光電視台拍攝的紀錄片《烏坎》,並由莊烈宏與聽眾分享互動。旅居美國的維權活動人士李煥君,也同與會者交流了自己的實踐經歷及訴求。

中國堅持黨國體制政改難行
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及佐治亞帕里米特學院教授劉亞偉,是中共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解放軍上將劉亞洲的胞弟,在國內辦有「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站,他出席這次研討會備受矚目。他以《中國的政治改革之路:一九八七──二○一七》為題用英文發言,透露出他內心的矛盾,以及對中共政治前景和中國前途的憂慮。
劉亞偉梳理了自一九八六年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後,歷屆中共領導人和黨代表大會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提法的變異。習近平至少在公開的講話沒有提過政改,但有傳聞說,軍改之後,將會有實質的政改。一方面劉亞偉表示,習近平對政改相當認真,他握有權威及政治資本,唯有政改,才可以維繫共產黨的存續。另一方面,他也坦言中共過去的政改藍圖都無法落實,只要中國一日是黨國體制,政改就難以推動。
另一位令人矚目的出席者是前解放軍總參謀部高級軍官羅宇──中共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子,在會上回顧了自己六四時公開反對中共開槍屠殺,與之決裂。他認為自己和與會眾人的根本理念相同,都是為了推動中國民主化,只是在「技術問題」上有分歧。他當年與習近平家庭相熟,稱習仲勛為「習老叔」,從二○一五年底開始給習近平寫信,發在《蘋果日報》迄今共寫了十二封,他給習近平建言,希望習近平學蔣經國,引導中國逐步有序朝民主化方向,走這條溫和的路不流血,付出代價最小。
習近平會這樣做嗎?羅宇「不能保證」,但他表示這是自己善意的願望,做不做在習近平,也希望大家推動習近平這麼走。因為這不僅是共產黨和中國的出路,也是習近平他個人及其家人的唯一出路。羅宇希望他能超過「習老叔」。

面對變局民運須有軍事準備
前解放軍海軍軍官姚誠以《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軍事準備》為題在會上發言。在他看來,軍事準備重點應該放在推動軍隊國家化方面。目前情況下軍隊已成了他們實行獨裁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中共對軍隊失去控制之時,便是民主憲政實現之機,因此,民主運動必須緊緊抓住這一契機,讓軍隊國家化的理念穿透軍營的每個角落,在不管是現役軍人還是退伍軍人還是普通百姓中都形成共識。
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在他《中國變局的幾種可能性》的發言中,提出用軍事政變和宮廷政變──震盪小速度快來催生中國的變局和轉型。
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夏業良教授提出,現在是網絡時代,可以通過潛移默化的網上公益活動等,把有志之士凝聚起來。
《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以《民運如何再出發》為題發言,覺得作為民運人士,更關心的還是民間力量重新出發。
前美國《大參考》網站主編李洪寬提出,需要大力普及「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根稻草」的概念:我不能告訴你駱駝在哪一天被壓垮,但我知道它一定會垮!所以我把自己當做一根稻草,憤怒的壓在駱駝的身上!不要問駱駝咋還沒有垮,因為你還沒有壓上,他還沒有壓上,大家都還沒壓上。所以!無所畏懼的稻草們,為了自己、為了孩子、為了明天,發出吶喊,表達不滿,抗爭幸福!──無數的稻草聚集,就是天地的重量!
李洪寬還提到,有人手上捏著稻草但沒意識那是壓垮中共的稻草,或者把稻草賤賣了。王立軍事件是壓垮中共的稻草,可惜美國把王立軍交給了中共,沒有利用好這個機會。

顯示推動實現中國民主化的信心
三天會議雖然結束了,但是會上提出的議題、激盪的思想,為各方與會者尤其是中國民間的活動人士的再出發注入了活力。這次研討會創造的就是寬容、多元、民主的空間。整個會議實現了三個嫁接:
一是英文世界與中文世界嫁接;
二是理論與實踐的嫁接;
三是民主團體與華人社會的嫁接。
夏明表示,這是他過去十幾年中,組織規模最大的會議,他為會議的成功感到欣慰:不同的人、不同的觀點,在很多觀點上有很多衝突的情況下,大家能夠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共同討論,這就是一個民主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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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號 動向 總374期 吳子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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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任總統的中國難題


與中共打交道的歷任八屆美國總統,基本上都是照搬同一個劇本,然而,從新一屆美國總統川普開始,與中共打交道將面臨不同的情形。(Getty Images)
中國政局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動,在政治體制變革前夕,瀰漫一股未明的躁動,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政治氣候晦暗不明,外交政策也顯得強硬好戰,這對美國新任總統意味著什麼呢?近日,《亞特蘭大月刊》刊登了記者法羅斯的文章,對此進行了分析。
譯/李清怡
以下是《亞特蘭大月刊》記者法羅斯(James Fallows)文章的節錄翻譯︰在中共一黨專制的體制下,持續的經濟衰退自然會讓人對中共的整個體制提出疑問。在提出疑問的同時,我們要想到兩點:中國的發展方向是否有什麼基本改變;美國是否需要重新考慮對華政策。
在過去的40多年裡,美國對華政策出奇的穩定:持續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保持密切關係;支持中國的現代化與發展;當兩國出現經濟利益或政治價值衝突時,直接表態不同意;冷戰式的敵對不僅使事態變得困難,而且會帶來更大的傷害;美中兩國一如既往的維持著這種不完善的關係。
美國對華政策雖然如此,但是,當中共做出超過美國價值極限的惡行時,如1989年天安門屠殺事件,美國卻對中共無可奈何;美國也未能阻止隨後出現的中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在這種政策下,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決定,出售武器給臺灣,會見達賴喇嘛,就中共審查制度和人權問題方面的「關注」都無濟於事。
與中共打交道的歷任八屆美國總統,從尼克遜到奧巴馬,基本上都是照搬同一個劇本,然而,從新一屆美國總統川普開始,與中共打交道將面臨不同的情形。我(法羅斯)曾在2006年在上海居住過,5年後又在北京居住過,親眼目睹了中國的變化,印象最深的就是:持續出現的跡象表明,現在的中國與之前30多年的中國相比,政府打壓、封閉和抨擊民眾展現出不同的方式。

現在的中國與之前30多年的中國相比,政府打壓、封閉和抨擊民眾展現出不同的方式。圖為2008年8月13日,北京警察禁止攝影記者拍攝有人抗議的現場。(Getty Images)
下一任美國總統 挑戰也是機遇
下一任美國總統將應驗那句老話:挑戰也是機遇。挑戰是:幾年來,中共的發展變化令人沮喪,對內鎮壓,對外好戰,看上去無視美中兩國的關係;機遇則是:在這個最能引起注意的特別時機,也就是美國政府換屆時,可以試圖建立起嶄新的秩序。
與中共打交道是美國無法迴避的事,這件事變得越來越困難,為什麼中國是美國新任總統最關注和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因為一個重要的假設已經改變。
無論從言語還是行動上,從尼克遜開始的歷任美國總統都強調支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其理論是:比起一個貧窮的中國,變得富有的中國對其他所有相關的國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但現在,這種假設已經不再正確,以下的幾點表明了這種變化。
溝通。中國的互聯網始終是被審查和屏蔽的,如今甚至比以往更加嚴格。去年初,我(法羅斯)在中國待了幾個星期,期間使用旅館的Wi-Fi上網,換了三個VPN才得以登錄國際網站。去年12月,又在中國待了幾天,得費好大勁兒才能登錄所要的網站,不值得,所以乾脆暫且不看西方新聞的資訊了。
對民眾的鎮壓。縱觀共產時代,中共政權一直都在壓制共產黨以外的任何組織形式。如宗教信仰,也僅被限制在五種官方授權的信仰團體,但是,只允許有政府批准的寺廟、清真寺和教堂。工會(都是共產黨的)、非政府組織、凡是與民眾相關的組織形式都一樣,必須經過政府批准。在過去的5年裡,中共對這些組織和其他團體的控制進一步加強。很多公眾辯護律師和維護公眾利益的律師都被關進監牢。
治外法權。近期中共對民眾的鎮壓更加嚴重,因為中共官員企圖將這種壓制延伸至海外。中共政府開始把離開中國的活動人士或異議人士的家屬關進監獄或對他們進行騷擾,並向外國公司和組織施壓,將中共的審查制度延伸到了海外。2年前,美國公司LinkedIn被發現在國際互聯網上屏蔽對中共提出批評的帖子,即使那些帖子只有中國以外的人才能上傳和看到,這是LinkedIn與中共達成的協議,是在中國得以運營的條件。
排外主義。今年春,中共政府屏蔽了蘋果公司在中國的iTunes電影、iBooks服務及其相關軟件,很快,蘋果公司就報出13年來最大的一次全球收入下滑,部分原因是來自中國的收入驟減,公司市值也下跌了400億美元。中共政府對蘋果公司的打壓可能不是單純的商業因素,很可能是政治原因。
美國《綜藝》(Variety)雜誌分析指出,在蘋果及其他智能手機上瀏覽視頻越來越流行,蘋果網站也因此成了下載電影、紀錄片和獲取其他外界資料的大賣艙。但是,不管理論上怎麼講,實際的結果卻是由於蘋果在中國的同行競爭者(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機公司小米)而遭受損失,就如同之前中共對谷歌的政治打壓,當初也是由於谷歌在中國的同行競爭者百度。
這種影響已經擴及至技術行業之外,每年美國商會都對中國境內的非中資公司進行調查,詢問他們對中國經濟環境的看法,最新的一次調查顯示,近乎一半的公司報出持平或收入下跌並感受到商業條件的艱難,四分之三的公司則表示:「外資公司在中國不像以前那樣受歡迎。」
軍事方面。在國際上更加好鬥的中共,不像冷戰期的蘇聯,卻是當今俄羅斯的更大版本的翻版。也就是說,對美國來說,中共是其眾多經濟和策略項目進步中的障礙,而非資產。

準備走艱辛的路
那怎麼辦呢?美國新任總統將面臨一個難題,即通常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一概念備受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阿里森(Graham Allison)的推崇。這個理論來自於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修昔底德著書中記載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凡是新起的大國(如雅典,或是當今的中國)與現存大國政權(如斯巴達,或是當今的美國),通常都會決以死戰,主要原因是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的為恐懼而戰。阿里森去年在《大西洋》網站發表的文章中寫道:「當一個新起的大國威脅到並正在取代現行的大國,就意味著一定會存在某些危機,如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中,奧匈帝國皇儲被刺,引起一連串的反應,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任何一方都不願選擇卻不可避免的結局。
中美經濟越來越相互交錯、相互依賴。美國大學依靠中國的留學生支付全額學費;美中兩國都需要接觸對方的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文化。問題是,由於惡劣的氣候和可疑的食物,人們在中國生活時經常生病,但是,每天在那裡生動的生活卻令人感到充滿活力。如果美國不與中國發生相互聯繫,就無法充分發揮國家的潛力,但是,美中雙方的合作條件可能得要改一下。

由於惡劣的氣候和可疑的食物,人們在中國生活時經常生病。圖為2013年1月29日,北京空氣質量已達到危險級別。(Getty Images)
如果中國的大學像現在這樣,一直只能登錄國內的網站,那就只能是二流大學;中國的投資環境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政府繼續明顯地干預金融市場,那麼,中國的投資環境就有局限性。
鑒於此,我(法羅斯)建議,美國新任總統開始上任,可以在演講中提出如何與中共相處的新條件:
45年來,我的前任總統們都致力於發展美中雙方關係,期望幫助中國發展經濟,使得中國能在世界承擔起責任。我們一直相信,我們可以幫助中國人建立一個更好的未來,我們自己的國民也因此豐富了生活,這將是中國人、美國人和各國人民都可引以為豪的成就。
但是,這種關係一直以來都是以平衡和互助為假設前提的:我們願意接受中國人和中國的思想理念,中國也願意接受我們和我們的思想理念;我們願意將中國的公司融入我們的經濟,我們的公司在中國也應當得到平等的機會。然而,近些年發生的事迫使我們重新考慮,中國領導人是否還將美中關係視作平衡和互惠的關係。我們希望,他們也能重新考慮一下他們近期的行為,並重新回到相互合作的軌道上來。中國領導人經常引用至理名言,我也要引用一下美國人的名句:「我們可以輕鬆地來,也可以艱辛地做。美國喜歡輕鬆地合作,這樣對雙方兩國都有好處,但是,我們也準備好了走艱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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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不忘初心」背道而馳──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給出答案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已於十月二十七日閉幕,其公報在「堅持不忘初心」掩護下,「習核心」終於粉墨登場,明確今日中國只能「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也即一個領袖)」,中外輿論大跌眼鏡。
習近平刻意熱炒「不忘初心」
今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就聲稱「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他指出:我們黨已經走過了九十五年的歷程,但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奮鬥精神。習近平此次講話竟十次強調「不忘初心」。七月十八日,習近平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考察,再次高調提出「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長征路」。
六中全會前,習近平更是借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發出「不忘初心」,重走長征路的呼喊,宣稱「這是我們的紅色基因」,大有炒作以「不忘初心」領銜六中全會精神之勢。果然,六中全會公報將「不忘初心」記錄在案。然而,習近平刻意三番五次炒作「不忘初心」究竟意欲何為?是要兌現當年中共暴力革命時對民眾的承諾,還是要倒退復辟,重蹈歷史的覆轍?令中外輿論霧裡看花,一頭霧水。

中共以推翻國民黨的「初心」自榜
追溯中共革命「初心」,不妨從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解放日報》發表《結束國民黨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的文章談起,該文談到,一黨專制是民主的死敵,黨派只有競爭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於一黨之手。」由此可見,當時中共一定要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初心」,就是「結束一黨治國」。為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中共媒體,都發表了大量的談話和文章,批判國民黨「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三個一」主張。
一九四○年十二月,劉少奇在《論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他說:「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七二至一七六頁)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決不會「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是要「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這是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發出的莊嚴的歷史承諾!這應該就是該黨自榜的「初心」吧。

六中全會高調推出「三個一」
然而,當年中共反對「三個一」,承諾奪取政權後「還權於民」的「初心」是否兌現,現在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的答案已經炮製出台。在六中全會公報文本的五彩繽紛泡沫掩蓋下,「從嚴治黨」背後動機已經凸顯,就是要讓習近平的領袖核心地位在全黨得以擁立。六中全會通過「從嚴治黨」、「黨內監督」兩個文件,就是要確保維護核心權威的黨規、黨紀在全黨有效執行,確保黨的領導幹部「絕對忠誠」、「不得妄議」。這兩個文件的出發點,都是要築牢習近平一統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變色的「永續工程」。
該公報毫不掩飾地表述「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中南海如此高調提出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也即一個領袖)」,堪為繼國民黨統治之後,當代中國「三個一」政治生態的最新宣示。習幕僚栗戰書為此親自出馬,撰文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首先要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並且以「三最」評價習近平:「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
以前中共還提提八大傀儡黨派裝點門面,現在乾脆連這塊遮醜布也扔掉了,赤裸裸地就是一個核心、一個政黨、一統天下。中共如此「三個一」宣示,也是對台灣政府與政黨必須歸順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的昭告,而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更不在話下了。

恢復「一個人說了算」的獨裁體制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就是「權力過份集中」。為此,中共黨內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曾力主「黨政分開」,一再提出執政黨現代化整體建設架構。胡耀邦多次提出要接受「文革」一人制體制、一人說了算的慘痛教訓,要實現民主監督,黨政職能分開,特別強調權力不能過份集中。這正是建立「依法治國」框架的核心所在。
然而,習近平卻在「改革」的美名下,不僅公開設立更加「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各個「領導小組」與「國家安全委員會」體制,將黨、政、軍、經濟、司法等各項國家、政府所有的權力,都高度集中到黨魁個人手裡。如今竟發展到個人權力登峰造極,恢復毛時代「一個人說了算」的「金字塔」體制:一個核心,駕馭一個政黨;以黨統法,以黨統政,以黨統軍,一黨專政,一統天下。

當今中國只能有「一個報紙」
記得中共《解放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刊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
反觀眼下之中國,只許一黨專政,不許百姓「妄議」。習近平一再強調「宣傳陣地,必須姓黨」,連廣告類、娛樂類也必須「講導向」。當今中國,無論軍隊、媒體,還是公檢法,都由百姓供養,但卻都要姓黨。
去年,各個省市區中共黨的宣傳部長在傳達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精神,中央宣傳基調已經明朗,今後決不允許反毛反黨言論在媒體出現,「新三反人員」不能從事輿論宣傳工作,「不換立場就換人」。在此背景下,自律「八不碰」的《炎黃春秋》被強行改編扼殺,政治低調的《共識網》被關閉封殺。中南海不斷升級打造網絡封鎖及「一把手工程」,互聯網各網站人人自危,刪貼封號頻頻發生,微博大V們「被消失」和「被噤聲」。很多中國IT界、新聞界人士和網友都用「血流成河、哀嚎遍野」、「橫屍一片、欲哭無淚」等慘不忍睹的詞來形容難過的心情。中共所能管控的媒體,任何不同的聲音都發不出來。當今中國正如中共《解放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刊文所批:只能有「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由此可見,習近平正在與「不忘初心」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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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 爭鳴 總470期(大陸)牟傳珩】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所有評論非本站立場,有疑似影射幸勿對號入座。)

誰?誰?誰?誰?誰?

「誰」之罪大矣!
時文:懂不懂規矩、守不守紀律、講不講服從,是黨性問題,更是方向問題。這裡的「方向」,意味著道路如何走、旗幟怎麼扛。歸根結柢,服從誰、圍繞誰、擁護誰,檢驗著一名黨員幹部的「核心意識」。
──《人民日報》評論員觀察:《「講服從」沒有任何例外》,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插嘴:中共中央機關報的這位評論員,不知是否臨時僱用的「協評」,說了三句話,一句反對一句。第一句提出「方向問題」,第二句卻不說方向在哪裡,而說道路「如何走」,用腳走還是四肢爬還是打滾走;已經做好的旗幟「怎麼扛」,扛肩上還是舉頭上還是貼肚上?第三句就更加厲害了,前兩句究竟說的還是個人和黨派團夥及其道路目標的關係,至此卻把它「歸根結柢」為服從、圍繞、擁護「誰」即哪個人的「核心意識」了。這位「協評」看來黨史都沒學過,不知多年以來中共最不缺少的正是這個「核心意識」呢。幾十年間,全黨堅決徹底地服從毛主席圍繞毛主席擁護毛主席,怎麼走路怎麼扛旗怎麼說話怎麼吃飯(「平時吃稀忙時吃乾」)都按他的指示辦,結果黨國遭到大災大難,這才有領導們天天念念有詞的「改革開放」!須知在共產黨的語境中,把服從集體改為服從「誰」,正式名稱就叫「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無論中外,它都是禍黨禍國之源呢!此「誰」之罪大矣哉!

被子屬於誰的?
時文: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三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老人說,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
──習近平:《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插嘴:八十年前共產黨的三名女紅軍「自己只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留給老百姓」,由此證明共產黨就是給百姓送被子的人;幾十年以後八百或八萬名共產黨的男女長官把老百姓最後半條被子都化為贓款存在自己床底下,由此又證明了什麼呢?一名或者七名共產黨的最高領袖甚至把老百姓的「百家姓」都變成自己的「一黨姓」,這又證明了什麼呢?
何況共產黨自己並不製造被子,「萬里長征」所用的被子衣服果蔬糧食,無不來自沿途的老百姓呢!

「打贏網絡輿論戰」是誰之福?
時文:根據相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使用微信的人群,已經達到五億多人。微信作為當前社會的主流社交軟件,在帶給人們便捷的同時,也給流言蜚語、謠言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打贏網絡輿論戰,必須建構領導幹部帶頭、全黨參與的大格局。……對於污蔑黨和國家的言論,要勇於亮劍、挺身而出,義正詞嚴地予以回擊。
──張超:《黨員幹部應在「朋友圈」中主動發聲》,二○一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國國防報》
插嘴:把人群「便捷」地自由交流信息交流思想視同大敵,動員全黨「打贏網絡輿論戰」,上述號召如果成功,絕對不是人類之福。設想十來萬年以前「智人」開始以語言交流的時候,如果出個什麼國防部發出以下號召:「目前我國(?)所使用語言的人數,已經達到XX多人。語言作為當前社會的主流社交軟件,在帶給人們便捷的同時,也給流言蜚語、謠言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決定組建一個清洗語言黨去和全民打一場「幹部帶頭、全黨參與」的「語言輿論戰」而且「打贏」了,人類至今除了高呼「國防部萬歲」之外,還可能比禽獸「智」到哪裡去呢?

人民為誰工作?國企為誰賺錢?
時文: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是黨在經濟領域的執政骨幹,是治國理政複合型人才的重要來源,肩負著經營管理國有資產、實現保值增值的重要責任。第一職責就是為黨工作。
──《習近平為國有企業強「根」固「魂」》,新華網二○一六年十月十三日
插嘴:按照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的目標正是「經濟體制上過度集中統一」的「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模式」,從而決定「實行政企職責分開」,讓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發揮活力。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國家還「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最近召開的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二十七次會議又再度重申上述原則,強調「廢止按照所有制不同類型制定的市場主體法律和行政法規,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現在忽然宣佈黨在經濟領域執起「政」來,且由國有企業的頭頭去執。那麼市場的「決定作用」何在?「各種經濟」「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何在?各類市場主體的「平等保護」何在?「政企職責分開」為何變成黨企職責不分的「為黨工作」──也就是為黨賺錢了?
何況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即為人民工作而絕無一黨私利,怎麼能夠下令人民的國有企業及其經理人「為黨工作」為黨賺錢呢?

使誰絕望?
時文:(《炎黃春秋》的淪陷)幾乎沒人抵抗,除了《炎黃春秋》那群大多白髮蒼蒼的老編輯、老編委。但他們尖銳的抗議,不但沒有激起多少響應,反而更加烘托出他們的孤獨,更加烘托出整個言論界死一般的沉寂。當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爆發時,言論界的抵抗是何等壯觀,用山呼海嘯形容,也絕無一點誇張。那是當年人們還抱有希望,人心還沒有死。今天這情景是一去不復返了。今天人心已死。……而這,才可能是最深沉的悲哀,也才可能是今天最大的絕望。
──笑蜀:《〈炎黃春秋〉淪陷是對人心的最後一擊》,《德國之聲》二○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插嘴:上文所說的人心,是指「人們還抱有希望」;心死即不抱希望了。作者沒有明說人們希望什麼和對誰希望,那是屬於「你懂的」。可是希望雖死、人卻活著,人無希望、還有手腳;根據能量不滅原理,在一個活著十幾億「不抱希望」之人的社會裡,「言論界」因失去而「沉寂」了的能量,轉移到「手腳界」裡活躍起來一定更加可怕。昨天綿延三公里長的退伍志願軍人隊伍高唱「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包圍「手腳」們曾經保衛的中央軍委,那樣的能量會給誰「最大的絕望」呢?

來源轉自:
【2016年11月號 動向 總375期東方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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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歲「拼音之父」稱國民黨時代好過共產


1月14日,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去世,享年111歲。他曾狠批中共是最壞的獨裁專制政權等,可謂針針見血。(大紀元資料室)
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的周有光,於1月14日去世,享年111歲。他曾狠批中共是最壞的獨裁專制政權,說「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並稱國民黨時代好過共產黨。
文/張頓
1月14日,大陸知名學者周有光在北京去世,這一天剛好是他111歲生日的第二天。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於江蘇常州一個沒落的紳士之家,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學,兼修語言學,曾到日本留學,1945年後,先後被派駐到紐約、倫敦工作。
周有光的一生可謂坎坷、多變。中共1949年建政後,他回到祖國。1955年前,他是銀行家,1955年改行語言,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曾參加並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並主導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1966年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1969年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勞動。
最近幾年,周有光接受媒體採訪時坦承,他們這些回國的知識分子是上了中共和毛澤東的當。周有光說:「我們(當初)都相信他(毛澤東),都相信毛澤東的話,要搞民主的,但不知道他上臺以後,搞了最最壞的專制。」
「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周有光2012年接受英國廣播電臺(BBC)專訪時說,中國大陸若不能向自由民主和平過渡,將會有革命抗暴,「那是遲早的事情」。
對於中共宣稱的「中國不適合於民主」,周有光2013年接受《蘋果日報》採訪時說:「中國不適合民主?這等於說中國人不適合吃西餐一樣荒謬。」他認為民主是社會必然的道路,不存在要不要的問題。「為什麼蘇聯垮臺?因為違背了民主道路,你看本來有41個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只剩3個!」
他還說,中共的「憲法規定得很清楚,(稱)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現在一樣都沒有;憲法上有民主條文,但是空的,沒有真的東西。」
對於當前的反腐「打虎」運動,周有光表示:「貪官當然要抓,但抓了貪官不等於政府就好了,問題在於專制,不是貪官。專制下必然有貪官,民主制度下貪官少,因為人民可以講話,你做壞事我下次不選舉你,專制就不行!」
周有光生於清朝末年,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民國和中共政權統治。他說:「我講老實話呢,最好的是國民黨時代,不是共產黨時代。」

來源轉自:
【第516期201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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