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欲將「殘局」轉為「中興」

只有他還在發著「帝皇夢」，夢想憑他一己之力及極重奴性，便可提振共產黨狼藉的聲威，至死不渝。（網路評圖） 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充滿信心，他絕不會同意這一統治正在進入「殘局」的判斷。相反，他「不信邪」，一定要為中共創造「中興」的局面。
不過，「中興」是需要條件的，不可自說自誇或閉門造車，以為所謂「頂層設計」可以再圓行政型計劃經濟的黃粱大夢。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壟斷
在理論方面，習近平墨守成規，其「自信」建立在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礎之上，而這種「理論」的成果，即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成為「中興」之大忌。
加拿大籍學者貝淡寧在清華大學教授政治學理論十多年，他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談他的授課情況。他說自己「幾乎從未受到過政治干預」，「唯一的一次例外發生在我二○○四年到北京後不久。當時，我想教授一門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課程，但卻被告知這個想法不可取，因為我的解讀可能與官方意識形態不同。人權和民主都可以，但馬克思主義不行。」這雖然是件小事，但細想想，很有意思。
馬克思學說源於西方，現在中共力圖屏蔽「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的聯繫。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奉為「神聖」，吹得天花亂墜，孰知它其實很脆弱，經不起同國外的馬克思學說流派碰撞。中國大學課堂上可以講人權和民主，中共御用學者可以拿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對其或限制或歪曲，或批駁或抵制，然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卻經不得風雨，清晰地反映出中共理論的貧乏。
理論的貧乏，折射出政治上中共維護其一黨專政的信念及粗暴施政，致使中共逐漸失去民心。不過，改革開放的市場化慣性尚未消失，而改革開放若能夠真正在經濟中深化，進而向政治領域伸展，倒也可以為「中興」之夢帶來希望。
習近平的行動戳破自己的夢
然而，習近平熱衷於作夢，卻也不惜以他的行動斷送他的夢想。
習近平當政以來，其所作所為的主旋律，是改變毛鄧之後集體領導之常態，集中權力於他一人之手，其突出表現，一是反腐敗，一是以「四個全面」勾畫其「中國夢」的「戰略思想」和「戰略佈局」，實際的大手筆，是所謂「一帶一路」。
中共腐敗之嚴重無人可以否認，中共高層在社會共識面前不得不有所收斂，其權力鬥爭借此展開，而習近平以「打虎」而制約「垂簾聽政」式老人干政，也有其合理性，於是，反腐敗轟轟烈烈，取得進展。
但是，中共腐敗的特色是壟斷權力。「紅二代」將權力私有化，以世襲方式進入政界、軍界和商界為最大腐敗。權貴集團吞噬財富，權力為第一要素，而習近平反腐敗，同樣作為其權力鬥爭的手段，矛頭指向黨政官僚機器，被其視為政治上有威脅的「紅二代」權貴也會有所涉及，不過，廣泛揭露的貪污受賄及濫權罪行，與紅色權貴弄權斂財的手段根本無法相比。
經濟中的困境則為增長放緩，其背後，是增長的「奇蹟」之中不可避免且迅速蔓延的產能過剩。黨國專政下的市場經濟，產能過剩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而消解，就要拼命尋求國際市場，而出口遇到麻煩，就動「一帶一路」的心思。
從鄉村書記起家的「紅二代」
習近平欲為「中興」之君，以「一帶一路」施展他的抱負，無可厚非。然而，國內經濟中市場自由仍然受到重重限制、對外國企業的排擠性規定也日益增多，相形之下，這種對外以國家行為、以鉅額資金推動經濟發展的實踐，儼然前三十年國內計劃經濟實驗的國際版，其實風險極大，而嚴令不准否定前三十年，恰好為其背書。
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作說明，他歷數中共十四大以後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在所謂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上徘徊多年，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才下決心承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不過，即使如此，看來習近平其實還是不願意輕易放鬆黨國對市場的控制。
習近平曾在浙江當政，而浙江乃民營經濟較為發達之地。不過，他在赴任浙江之前，先是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然後擔任縣委書記三年，再到福建，從市委、地委到省委，為官七年。或許，這位從鄉村書記起家的「紅二代」，固然對農民生活有瞭解，對民營經濟有接觸，而從農村幹部到各級黨政機構的磨練，特別是其中的專制與弄權，看來對他更有影響，薰陶更深。
毛澤東起家於農村割據，嘯聚山林的「山大王」經歷無可避免。他感念張聞天為「開明君主」，但他得勢後便顯露霸氣，根本學不來張聞天的開明。習近平對毛澤東頂禮膜拜，視而不見民眾對公民社會的嚮往，而對市場經濟，則以計劃經濟思維予以曲解、扭曲，這對他的「中國夢」，實乃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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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動向總357期 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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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黨必自毀，江河終長流

土共每一代匪首也有新點子（主義），但也絕不是帶動中國文明進步，只是引開人民注意力（民怨），使其麻痺於金錢享樂道德墮落中，這一期（末期）主要是發夢－－－「中國夢」。 近一段時間，從美國學者沈大偉發表中共已進入最後階段及其後續文章起，世界和中國輿論關於中共和中國的前途評論不斷。筆者不才，竊以為尚有商榷，或為一說是也。
習氏靠「中國夢」執政
習氏上台已經兩年半，從上台前的「收拾民心」到上台時的「中國夢」，從強力反腐、「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到集權一身、鎮壓輿論、張揚海外，習氏想做什麼，應該已經明明白白。可以肯定，習氏要的就是：在堅持中共一黨專政萬世一系的統治下，以黨法治國，求黨國無復腐敗，求百姓穩定順從（不是民主富足），求中共張揚世界，這就是他的「中國夢」。
其中，救黨保黨，讓共產黨一黨專政萬世一系是核心的核心。讓老百姓日子過好點，國際上有點風頭，是既有對載舟之水的認知，也有收拾和提振民心的考量。而反腐、「深化改革」和以黨法治國是實現這個「中國夢」的手段。
說習氏反腐是權鬥，已有的事實（例如所謂至今反腐不反紅二代）並不足以充分證明，應該是有權鬥的成分，但收民心同樣是目的。事實上，已清除的貪腐分子並非全是周徐令薄之流直接的死黨。反問一句：周徐令薄等等這些大大小小的「老虎」「蒼蠅」，難道不是罄竹難書其罪，難道不是世人皆欲殺，憑什麼「我」意獨憐才？
說習氏要當皇帝，更沒有依據。時代發展到今日，不能想像習及其楊度們蠢到要效法袁世凱，或者想做毛二世。袁氏大才，只為稱帝八十一天即亡。毛生前就已是孤家寡人一個，死後只剩一個牌位（或許還可說有一個連阿斗也不如的孫皓式的「嫡孫」），習不會昧於此理。集權，是對九龍治水的反思，也必定有對李光耀經驗的認同在內。歷史上，雍正的軍機處是指揮軍事、保證內勤的正確措施（所以清皇朝平定西北後僅僅短期取消了這一制度，很快就恢復並保存到最終）。雍正天生龍子龍孫，年羹堯絕對威脅不了他，他不需要借軍機處集權來爭皇位。
毀習者，保黨也
以上這樣說，並非對習氏歌功頌德，更不認同習氏能中興永遠。恰恰相反，習氏必敗！習氏很可能真是中共的崇禎（這裡沒有說習氏是皇帝的意思）。
習氏之毀，毀在他死守救黨保黨，妄圖求共產黨萬世一系。這裡有歷史的基因，也有現實的利益。
筆者多次指出：中共的起家造反至建政，是連陳勝吳廣李自成張獻忠那些人斬木揭竿的那一點點合法性也沒有的、非法的反政府暴動，是從一開始就受以奪天下、求富貴為目的的野心驅動。陳吳李張起初至少還有饑不得食、官逼民反的一點合法性。而在中共起家的時代，中國遠沒有普遍的餓殍遍野、官逼民反的情形（倒是中共至少在「大躍進」期間製造出更大的慘劇）。事實是，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多是不得意的封建地富階層（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之流都是），他們在資本主義日益發展的民國，脫節於時代，又不甘從此沉淪（茅盾的《子夜》有對這一階層活龍活現的刻畫），而毛等更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野心。這與洪秀全七試不中，鋌而走險是如出一轍。這個政權的暴力基礎是當時的暴民和地痞（試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也與洪楊的太平天國毫無二致（所以後來也一樣內訌和腐敗）。毛的幸運在於他卵翼於包藏禍心的蘇俄，又逢上了日寇侵華的「大好」時機，乃僥倖得逞。
而一旦小人得志，其猖狂也就原形畢露。從「土改」、「肅反」直到「文化大革命」以至現在，他們的掠奪本質越發變本加厲。貪則千億計，淫則論百數，直把億萬子民折騰得七死八活，民窮財盡，連地皮也要刮三尺（資源枯竭，天地污染）。事實證明，貪腐正是由中共的基因決定的本質特徵。於是才有了這個貪官倒下去、那個貪官又生出來（「不收斂不收手」），正應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山西的那個書記王儒林不是說蒼蠅到處撲面飛，打幾個「老虎」不濟事嗎？在雲南昆明，不是連續三任書記都是前任倒下去，後任接著貪嗎？煌煌「八項規定」之下，不是吃喝不降反升嗎？事實就是事實。本質的基因決定，豈是區區反腐，能反得盡、能反出個清明政治，百姓安居樂業的？
再說，既然這個邪惡的黨的最高宗旨是一黨專政，以此制定的黨法「依法治國」，能治得出清明昇平嗎？現在還有多少人相信習氏能「依法治國」？有的只是鎮壓輿論，大興冤獄，例如最近的高瑜。這樣的邪惡政權，還能萬世一系？
當前中共的經濟「新常態」其實是每況愈下，搖搖欲墜。除了世界經濟衰退的因素，更大的問題是，在一黨專政下，基於他們的掠奪本性，沒有監督，「深化改革」能「深化」嗎？有的是重稅收低福利，貪腐掠奪等等惡政絲毫不廢。如此，擴大消費、提振內需就成了空話，一旦出口受阻，這經濟怎能不雪上加霜？
習氏一黨專政，堅決反普世價值，當然與美國水火難容。習被「GDP世界第二」之類的假象衝昏了頭腦，拋棄鄧氏韜光養晦而張揚世界。結果，即使大把灑金錢，還是一片唾罵聲。幸而習氏只是嘴硬骨頭酥，連對越菲也不敢動一動。否則，外釁今日開，中共明日亡。
一言以蔽之，一黨專政一切皆敗。如此，則習氏不自毀也難。
政變，只有政變
習氏自毀，中共如何？近來，政變之說不絕於耳。但江、曾真有力量推翻習氏？須知江、曾絕非正義之師，而舉世皆知是中共第一貪。說江、曾的路線相對開放真是無稽之談，充其量也就是手法略有不同。何況他們即使在中共黨內也早已不得人心。當今之時，江、曾敗局已定。政治鬥爭，是否抓捕甚至肉體消滅，其實並不太重要。
暴力革命在任何意義上都只能是社會破壞（至於其後期影響，那要看後來的發展）。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說的就是這麼一個普遍真理。文革就是慘痛的教訓。所以，所有中國人，包括美國和全世界，都不希望中國發生暴力革命。何況，在現代武器之下，沒有外力或外患，老百姓再苦也翻不了天（試看「大躍進」、「文革」和北韓）。
於是，習自毀，政變，改旗易幟，就是唯一可能的中共垮台形式，而且只能是中共內部的健康力量（趙紫陽、方勵之這樣的人物，以前有，現在也不可能完全被消滅）適時接管政權。鄧就是在毛生前、但已窮途末路之際接管了政權，毛不得不起用他。習的上位也是在當今貪腐到根、民心失盡、政權危殆之際必然湧現的人物，此所謂時勢造英雄。現在的問題只是未來領袖姓甚名誰，出現在何年何月，這是需要時機的，但也不會太遠，例如十年左右。但這也就是政變了。政變不一定要動刀殺人。孫中山就都沒有殺人，溥儀還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後來的馮玉祥逼宮是另一回事）。四人幫畢竟也沒有命喪菜市口，華國鋒壽終正寢，胡趙也還是病死的。但筆者不看好習能自己政變自己。習無此識，只能是「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了──中共和中國的前途，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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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爭鳴總451期 李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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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崩潰論 是政治預言還是老虎遺言？

偉大的預言家與糟糕的預言家
人類思想史上不乏偉大預言家的身影，英國人愛德蒙‧柏克精準地預言了法國大革命的結局和長遠後果，他不僅提前預告了暴民專政、政治屠殺、恐怖統治，甚至連軍事強人接管革命爛攤子並進行獨裁統治也預測得分毫不差。法國人托克維爾天才地預言了美國和歐洲民主化時代的到來，他還預言了美國或爆發南北戰爭，將吞併德克薩斯，他甚至提前一百多年準確預報了美、俄兩國將共同統治世界（托克維爾因此而被恭維為未來學的奠基人）。
近代中國人當中也有大師級的政治預言家，如梁啟超便是，梁精準地預言了清王朝的覆滅時間（「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也清醒地預見到了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難免長期內亂和嚴重外患，晚年梁啟超（梁五十七歲早逝，其實談不上晚年）預見到了日本將侵華且將失敗（「若欲戡定中國全國，則所耗日本兵力財力必二三十倍於台灣」，「數十年後其國反以是自取滅亡」），他甚至預見到了五四時期中國剛剛從俄國沾染上的「赤化」、「赤禍」非同小可，將一發而不可收拾。
但總的說來，作預言是極困難的工作，好的預言家如鳳毛麟角，十分稀少，大多數預言家都是濫竽充數，不值得信賴。共產黨的大宗師馬克思、列寧就是成績特別糟糕的預言家，關於未來，他們沒說過幾句靠譜的話。馬克思幸災樂禍地以真理的名義宣判了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死刑，順帶以上帝般的口吻預告了家庭、民族、階級、國家等等一切既有的人類共同體的消亡，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人人平等、個個富足、共產共家、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迄今為止仍將這一套早已破產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奉為圭臬的國家，卻是當年馬克思眼中「東方專制主義」的大本營中共。
「中國崩潰」用詞不當
糟糕預言家的通病是草率、臆斷，好作誇大之論，好出驚人之語，某種程度上近乎「標題黨」。但問題在於，糟糕的預言家往往更加吃香，他們更擅長嘩眾取寵，更容易名滿天下。近些年來關於中國的預言就是如此，要麼「中國第一」，「中國世紀」，要麼「中國大劫」，「中國崩潰」，總之不是好上天，就是壞入地。其實，以中共的立場而言，鼓吹「中國世紀」固然很有面子，驚呼「中國崩潰」──這個詞兒在中文裡通常包含了四分五裂、天下大亂、一塌糊塗、一敗塗地、全面倒退等負面含義──也有政治上的好處：把共產黨政權的倒塌描繪得可怕一些、再可怕一些，不僅禍害本國、禍及周邊，還要禍害子孫、禍延全球，那麼兩害相權，為免於「崩潰」之害，豈不是讓共產黨繼續掌權、再繼續掌權來得更合理一些？
在東歐、蘇聯共產黨政權發生多米諾骨牌式的連續倒台之前，全世界的政治預言家們竟集體缺席，他們全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蘇東各國並非無跡可尋的制度衰竭表徵和政權猝死先兆。似乎是為了彌補在蘇東巨變中後知後覺的遲鈍表現，這些年來，預言家們對中國作為上一波共產政權猝死風潮的倖存者、兩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漏網之魚，給予了超乎尋常的積極關注。預言紮堆，言多必失，倒也無可厚非，但我以為，即使以蘇聯、東歐為參照，像「中國崩潰」這樣的預言也有誇大其詞、聳人聽聞之嫌。嚴格說來，蘇東巨變大多數當事國之擺脫共產黨政權，事變之前前後後，均未產生崩潰性的嚴重後果，相反，都走上了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雖然有些國家走得不太穩健，但也不必以「崩潰」二字相貶。即使前蘇聯、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分裂、國家解體，亦未始不是一種解脫，只有前南斯拉夫是例外，其裂解過程過於血腥暴烈，不值得給予正面評價。
章家敦律師寫了那本思想性、邏輯性都欠佳的暢銷書《中國即將崩潰》，發佈了一條精確到年份的「中國崩潰」預言，而其核心論據不過是中國經濟經不起WTO衝擊，一經衝擊必全面引爆積聚隱蔽已久的中國經濟──金融危機，於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非「崩潰」不可。他顯然沒有用對「崩潰」這個詞兒──前兩波國際金融危機既然並未導致東南亞與歐美崩潰，同理也就未必導致中國崩潰，或許反而更有利於中共借機強化中央集權統治也說不定，但更糟糕的是，他恰好把整件事情給說反了。比起那些更加成熟的市場體系國家，半吊子市場經濟的中國才是此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最大獲益者。如果章家敦真的相信市場競爭和經濟自由主義的邏輯，他本該知道，國際市場是國內市場的友軍而非敵軍，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金融體系的解藥而非毒藥，如果他非要把WTO與「中國崩潰」掛鈎，他的預測結果本該是：加入WTO若不能有所化解，至少也將延緩某種程度的「中國崩潰」。
沈大偉「中國崩潰」析疑
沈大偉（David L.Shambaugh）教授不同於章家敦律師，第一，他是美國主流的、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是「中國通」，見多識廣、著作等身，而不是章律師那樣比較業餘的中國問題預言家或「占卜士」；第二，他不僅對美國社會的對華態度、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有深厚影響力，曾是駐華大使候選人，也因一向「親北京」、是「熊貓擁抱者」而常常行走於中共高層和政學兩界，對中共官方亦有深厚影響力，所以，沈大偉三月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斷言「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開始進入殘局（endgame）」，讓人既覺得意外，也感到新鮮。這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得說，沈大偉的文章有「標題黨」之嫌。實際上，文章內容並不涉及所謂「中國崩潰」，他只是談到了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以及中共現行統治方式的未來存續問題，而完全沒有談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及其領土完整、主權統一和民族關係結構的未來存續問題，所以，其題目中的「中國崩潰」似應改為中共崩潰為宜。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法預測中國共產黨何時會崩潰，但是不難得出結論我們正在目睹它的最後階段。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歷時第二長的政權（僅次於北韓），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永久統治下去。」他還說：「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長期的、混亂的、暴力的。我也不排除習近平在權力鬥爭或政變中被廢黜的可能性。」此種表述當然不是什麼「中國崩潰」，而只是中共倒台，或者僅僅是習近平倒台而已。如果沈大偉的意見只是中共正走在逐漸失去其壟斷性統治地位的道路上，那麼，沈大偉的預言在內容上倒是完全正確的。
沈大偉提出了五個「跡象」──包括富人移民、政治壓制、宣傳失效、腐敗與反腐敗的風險、經濟衰退陷阱──以論證中共統治已進入尾聲的觀點。但是，這五個「跡象」並非剛剛出現，而是由來已久，而僅僅在幾年之前，沈大偉教授對中共和中國的前景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在二○○八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書中，沈大偉的結論是：「儘管中國共產黨出現了收縮，但它仍然是一個相當強大和具有彈性的組織。確實，問題與挑戰確實存在，但是實際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潰。」他也明確而武斷地排除了當時由江、胡領導的中國「在全面的政治崩潰後四分五裂」，或「陷入長期停滯狀態」，或「墮入法西斯主義制度」，或「回到毛澤東主義制度」等幾種政權衰亡的可能性。
令人不解的還有，在沈大偉的新文章裡，壓制反對派被當作中共崩潰的跡象之一。而在舊著《收縮與調適》中，「中國共產黨也不容許任何反對派出現，因此，一旦任何有組織的政治活動露出苗頭，就會立即遭到壓制」卻被當作中共「執政工具並沒有銹蝕掉」的證據。這兩種說法有著巨大的差異：為什麼二○○八年中共壓制反對派是一種「調適」，二○一四年壓制反對派就意味著「崩潰」？此中差異何以成立？難道他的批評性預言並非對事不對人，而是專門針對習近平當局？
習近平與曾慶紅的路線鬥爭？
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採訪時，沈大偉承認自己發表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標題不當，過於「吸引眼球」，因而引發了不必要的爭議。他沒有繼續糾纏「五個跡象」，而是直截了當切入了習近平與曾慶紅之間的路線鬥爭，以此對文章作出了幾乎全新的詮釋。他解釋說，曾慶紅是中共調適路線的制定人和保證人，曾慶紅路線是中共長治久安的唯一正確路線，當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逐漸背棄了曾慶紅路線，由此走過拐點、掉頭向下，而習近平上台之後拒斥政改、強化鎮壓的執政行為加劇了崩潰走勢，使中共統治更加接近崩潰的臨界點。
沈大偉這番貶習褒曾的講話令人訝異。對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曾慶紅路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從江曾到胡溫，再到習近平，似乎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路線轉向。比如打壓異議，當年江澤民、曾慶紅與當今習近平在程度上、範圍上確有差異，但本質上、方向上並沒有明顯的不同。習近平上台這兩年裡唯一與江、胡兩位前任拉開了差距的作為，只是「打老虎」、反腐敗而已──如果說曾慶紅與習近平有什麼重大路線分歧，似乎也只能是反腐與反反腐的路線之爭。
目前，北京高層權鬥正酣，氣氛緊張，「老虎」很鬱悶，「武松」也很煩躁，用王岐山的話來說，「兩軍對壘，呈膠著狀態」，尚未取得決定性勝利。今年二月，中紀委網站聲討「大清裸官慶親王」，那當然是以古喻今、指桑罵槐的老把戲，矛頭所指，呼之欲出；兩會期間，曾慶紅前秘書施芝鴻氣急敗壞，憤怒回應「全民競猜慶親王」；而曾慶紅勢力染指頗深的國安系統遭清洗，軍委辦公廳、中央警衛局也走馬換將；財新網起底郭文貴，郭文貴隔空叫板胡舒立，……凡此種種，恐怕早就有不止「五個跡象」表明曾慶紅或將淪為習、王新一輪「打老虎」的目標，曾慶紅的勢力眼見得「即將崩潰」，只是困獸猶鬥，還不肯甘心認栽而已。在此微妙時刻，沈大偉教授公開貶習褒曾，此舉疑似介入習曾之爭，人們難免要問：沈大偉究竟是「親北京」還是「親江曾」？他是在替曾慶紅傳話嗎？「崩潰」云云是政治預言，還是「曾老虎」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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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爭鳴 總451期（大陸）楊　光 二○一五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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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賊作父沒得救

記得過去香港有一句老話：如你要令人破產（或破財），就鼓勵人去辦雜誌。所以文人，讀書人，要撐起一份正正經經的雜誌是太難了。自古文章不值錢，而今天，要對中國人宣傳民主也實在不易。當年章家敦說中共十年後會崩潰，我就不信。不是他論據不確切，而是這個中華民族太窩囊！今天沈大偉又重提問題，當然他們是看到了中共的眾多亂象，只是他們實在對漢人的民族性缺乏瞭解。所以我還是傾向於何清漣的看法：潰而不崩。
中國人實在不能和俄羅斯人比，中國人首先是太能忍，只要還有一個供呼吸的小孔，他們就會忍下去。第二是中國決不敢或不願為人先，所以劉曉波是中國人的異類。共產黨正是利用中國人這種弱點，軟硬兼施，既打擊又攏絡，而中國人只要有一點甜頭，便會連祖宗十八代都忘記了。
我現在在國內的老同學，基本上都有一份退休金，多者上萬，少者也有三幾千，生活可以無憂，你想他們會反對現政權嗎？他們也不需要民主，他們生活寫意，要民主何用？
我有一個老女同學，最近在微信給我傳來一個美女唱的毛語錄歌，說是太有才了。我很反感，回了一句：「什麼屁歌不好唱，卻唱毛語錄歌，聽壞人的耳朵。」我想這是一句玩笑話，誰知她馬上回說：「你可以不聽嗎？」她丈夫（也是老同學）還加了一句：「斯文點，不要造次。」大家都是同期從東南亞回國的僑生，現在他們有共產黨養著，便認賊作父，你想中國人還有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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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作者： 董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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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暴跌3日 外媒指股市「崩盤勢頭出現」

（記者劉毅報導）
大陸A股近來暴跌，3天下跌了近400點，有外媒稱A股「崩盤勢頭出現」。這個說法較為激進，而有意思的是，這個外媒卻是親共媒體。
5月4日到7日，大陸A股累計下跌超過8%，下挫近400點，這是2013年6月以來最大三日跌幅。連續三日A股總市值蒸發4.2萬億元，股民人均浮虧已超2萬元。有陸媒分析說股市這次調整應該會下探4000點左右，官媒則發文挺股市。
5月7日，有海外中文媒體刊登了《A股崩盤在即 埋葬「羊群」的墳場是甚麼？》一文，文中稱「中國股市連續大跌三日，儼然出現崩盤勢頭」。報導稱，滬深股市的「羊群」們都有愛國之心，喜歡投資國企股票，因為這些公司有政府支持，有壟斷地位，但長期來說它們是埋葬「羊群」的主要墳場。
在大陸媒體紛紛發文力挺股市的時候，這家編輯部設在北京的海外中文媒體卻發出異樣聲音。
目前，習近平和江澤民之間的激戰已經進入關鍵期，雙方在經濟領域對陣。
來源轉自：
【2015年05月08日訊責任編輯：林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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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雞儆猴恐嚇知識分子──習近平下令重判高瑜得不償失

殺雞儆猴恐嚇知識分子，習近平下令重判高瑜得不償失。 中共司法當局重判高瑜，企圖達到習近平的兩個目的：一是殺雞儆猴，利用國家機器製造恐懼效應，威懾一切敢於向黨國挑戰的知識分子，企圖迫使他們屈從黨國路線和政策。二是阻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真實信息自由傳播，以便推行愚民政策，迫使民眾耳目閉塞、不明真相而接受中共欺騙性、蠱惑性宣傳。然而，其結果適得其反。上述兩個目的不僅沒有達到，反而撕下了習近平依法治國的假面具。
損害習的國內威信國際形象
高瑜被重判在國內外都對習近平的聲望造成不良後果，網上對於習近平惡評如潮。雖然中國大陸網絡監管部門指令各個網站不斷刪貼，網民仍然想方設法、轉彎抹角對習表達不滿，稱習近平為「習禁評」；誰不與習近平一起做同樣的夢就得下大獄，去做噩夢；有的網友說這麼愚蠢的判決，可以給高瑜申請諾貝爾和平獎了。
重判高瑜也嚴重損害了習的國際形象。國際社會紛紛譴責中共當局打壓異己和禁止言論自由的行徑。國際人權團體痛斥中國當局對高瑜的判決，指控習近平公然政治迫害。國際特赦組織表示，這一判決踐踏公義，是「假借司法名義攻擊言論自由」。
國際記者聯合會強烈譴責中共對高瑜的判決企圖恐嚇、窒礙新聞自由，呼籲全球媒體和國際社會關注。記者無疆界等國際機構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施壓和制裁。國際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譴責中國當局重判高瑜，並指出習近平不但禁止任何批評性言論，也對此予以嚴厲懲罰。
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士和美國等十五國外交官試圖旁聽高瑜案宣判，雖然均被拒諸法院門外，但表明了西方對於中共司法當局審判高瑜的嚴重關切。歐盟駐華代表團的代表對中國維權人士的整體情況表示擔憂。歐盟發言人發表聲明表示，「高瑜案突顯了在中國捍衛人權的人士，包括記者、網絡博客作者等，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遭受迫害的情況」。在高瑜案的法律程序被高度質疑的情況下，「我們呼籲中國當局按照國際標準，重新調查案件」。
法院隱瞞九號文件發至級別
中共司法當局必須澄清三個問題：九號文件發至哪個級別、事關意識形態有何機密、為何既要貫徹又要隱藏書面內容？
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下達，一般分為三個黨政級別和相應的密級：省軍（部）級、絕密；地師（廳）級、機密；縣團（處）級、秘密。有時根據文件背景和內容，又分發至省軍級、傳達至地師級；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發至縣團級、傳達至黨員（無密級）。但是，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高瑜的《刑事判決書》蓄意隱瞞九號文件發至和傳達級別，該判決書載明：「高瑜的打印件中有『此件發至市地師級』字樣」。關鍵在於「市地師級」，邏輯上說不通。在中共體制內，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級別。市分為省級的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這個含糊不清的「市地師級」其中的市指的是哪一級的市？其實，九號文件屬於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法院為了栽贓陷害，製造政治冤案，進行司法迫害，竟然採用在中共體制內子虛烏有的所謂「市地師級」，明顯偽造構陷，漏洞百出。
九號文件並不涉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保密信息，只是一份政黨的意識形態宣傳指引，理應大力宣傳。該判決書卻指出，經北京市國家保密局鑒定，公安局搜查到的高瑜的打印件、和《明鏡月刊》發表的文本與九號文件內容相同，屬於國家機密。既然如此，法院應當公佈原件，以便比較印證高瑜是否泄露國家機密。
九號文件見不得人欲蓋彌彰
該文件旨在要求各級黨組織充分認清加強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重要性，主要內容是「七不講」，認識西方宣揚的觀點、理論的所謂危害性。其主要目的是在思想領域和宣傳方面全面禁言，強化網路管理，加緊媒體控制。文件強調加強黨對媒體的領導，提高條條塊塊負責制，出了問題要追查到個人。
加強對社會輿論和意識形態的管制，全面禁錮言論，嚴厲打壓異見，是逆歷史潮流開倒車，企圖恢復中共過時思想和陳舊觀念，倒退到文革時期，因而見不得人，不敢讓社會及民眾知曉中共的真實意圖，卻又要貫徹執行。這才有了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的安排，秘而不宣，內部掌握。而高瑜「泄露」的那些「國家機密」，卻是中共家喻戶曉，眾所周知。這樣的「國家機密」還用「泄露」？
治理黨國鬼鬼祟祟
正如網友莉莉八八所說，中共下作得像個地下黨，還非要跟「國家秘密」掛鈎？的確，九號文件不敢曬在陽光下的偷偷摸摸的做法，反映了中共仍舊沿襲其地下黨的詭秘行事方式。也反映了習近平是一個沒有現代理念的領導人，不具備信息時代及全球化領袖的眼界。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年代，打壓媒體和禁書就是通過口頭傳達，從上級宣傳部到各媒體總編輯、編輯部主任，直至傳達到底層的記者編輯。「通風會」、「禁止令」，幾乎是媒體人每日做事之前的必修課程。這些全部是以面對面的談話、宣讀指示、電話通知、口頭傳達的形式進行；沒有文件，不落文字，不許錄音。但是必須落實，如不聽話，輕則檢討和罰款，重則撤職，直至監禁。
習近平執政以來，竟然進一步倒行逆施，下發和執行指導工作的中央文件也搞黑箱作業，一切都在幕後悄悄實施。這樣鬼鬼祟祟，黑道治理黨國，讓中國人訕笑，讓外國人嘲笑。
高瑜揭露批評習遭報復
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要求宣傳思想部門強有力，敢抓敢管，並稱，「有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利用互聯網，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誣衊，一定要嚴肅打擊」。習近平的上述講話在中國各大官方媒體上做了詳細報道，而他在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發言時插話說的這一段類似文革大批判語言的話卻沒有公開發表。九月四日，高瑜在推特上披露了習近平的這段插話，外界因此得知，習近平心胸狹窄，對知識分子經常批評他一黨體制非常不爽，記恨在心。
九月五日，高瑜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之後，各地宣傳部門和公安部門對網絡輿論的反應完全印證了習近平所說要嚴肅打擊的真實性。確實，各地公安以制止網絡謠言為名大規模抓捕曾批評或諷刺政府的知名網友和普通網民。高瑜認為，中共當局這次亮劍打擊，其主要對象就是倡導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公共知識分子，特別是對習近平往左轉進行批評的人士。高瑜表示，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和反右這些政治運動中整人和大興「文字獄」的噩夢。
據說習近平對高瑜的揭露和批評非常惱火，下令重判高瑜就是對她的報復，並坐收殺一儆百之功效。高瑜多次獲得新聞自由獎和新聞勇氣獎等國際獎項，是提倡並身體力行新聞自由的旗幟性人物。習近平對高瑜嚴懲不貸，為集權威祭旗，企圖以此威脅公共知識分子的人身自由，迫使他們噤若寒蟬。根據美國華文媒體明鏡集團創辦人提供的消息，一位黨的領導人說，高瑜將黨的「七不講」洩露出去，每一講讓她付出坐牢一年的代價！
習給奧巴馬出外交難題
重判高瑜，習近平被聚焦於世界輿論，遭到空前猛烈抨擊。尤其是西方輿論大嘩，直指習近平是繼毛澤東之後冷酷無情的中國新獨裁者，習近平因此在國際政治博弈中陷於被動挨批境地。奧巴馬政府被美國學者和共和黨國會議員批評對中共專制獨裁有綏靖主義傾向。美國三月份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呼籲中國釋放高瑜。四月十八日，美國國務院代理發言人瑪麗‧哈夫表示，美國對高瑜被判刑表示深切關注，稱中國政府做法令人不安，並呼籲中國當局釋放高瑜，尊重中國在國際上的人權承諾。對此，中共可以置之不理。然而，習近平將於今年九月訪問美國，而高瑜案將會成為習訪美繞不過去的一個坎兒。美國總統大選已經拉開序幕，民主黨和共和黨正在競選各自的總統候選人，高瑜案勢必成為辯論中國議題的熱點。習訪美時，海外民運、法輪功、台獨、西藏流亡團體示威，自不必說。美國及國際記者組織、國際人權團體的抗議也會對習近平如影相隨。在習近平訪美的大背景下，如果習近平在高瑜案上訴二審時妥善處理，或變通解決，將會有助於使習訪美獲得成功，也有利於改善習的國際形象；反之則會成為習訪美的障礙，習近平的國際形象也會進一步惡化。
習能解套塑造法治形象
盡人皆知，法院判決操控在中共領導人手中。如果習近平想找台階下，高瑜案上訴二審是一個不失顏面的解套機會。有兩種處理辦法可供選擇。一是高瑜年逾七十、身患重病，高血壓、美尼爾症及心絞痛等多種疾病導致其身體狀況極差。司法當局出於人道考慮，批准她保外就醫；二是二審推翻原判，發回重審，改判一兩年徒刑並予以緩刑。這樣才能體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高瑜案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的，「中國是法治國家」。習近平也能借機塑造其法治形象，挽回其國際形象頹勢。然而，一貫強勢作風的習近平能夠識時務嗎？
來源轉自：
【2015年5月號 爭鳴總451期 蔣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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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嗆聲的重要意義

港人評你★流氓政權狗共已忘記自己只是一頭豬狗不如的魔獸，有若癌患的傳染香港，其實狗共知否它自己真的令人生厭，這類狗屎垃圾應早早攆到地獄去，免遺害世界，遺臭萬載！
北京取消深圳居民來港「一簽多行」
四月十一日中午，深圳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張貼一張可能是公安廳的通告，說國務院已通過下周一將深圳居民到香港的「一簽多行」簽證改為「一周一行」，要求各部門在十一日早上十一時集合開會，落實工作部署，才將國務院的此項決定曝光。
歧視香港沒有立即通知
深圳居民到香港是「一簽多行」還是「一周一行」，事關深圳與香港兩地的政府與民眾，北京當局通知深圳比通知香港早幾天，是十分不尋常的事情。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歧視」，說明「高度自治」是個空話。
不過深圳居民來港簽證從「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說明北京終於看到了香港人的強烈不滿而「從善」，但是不至於「如流」。因為事件鬧了好幾年，而且官方媒體曾經因此批評香港人，連泛民的某些政治人物也對香港人的這種態度表示不滿，認為「歧視」中國大陸人。但是面對北京中共政府「歧視」香港特區政府，怎麼不開腔了呢？中國官方媒體沒有正確解釋政策改變的原因，指「近年來內地赴港旅客增速較快，給香港的旅遊承載力造成了較大壓力」，而不是水貨客的擾民與某些遊客的囂張態度破壞了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與香港市民的觀感。
梁振英趕快爭功說：政府早在去年六月已向北京提出將「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
如果不是香港市民以不同形式來嗆水貨客，讓北京瞭解民心之不可侮，一向視民意如糞土、自認偉大英明的中共當局豈會低頭？ 某些泛民看不到問題本質
其實，從二○一二年一月因為廣東道海港城分店歧視香港人而有網民發起「D&G門口萬人影相活動」後，香港人與中國遊客（尤其是水貨客）的矛盾就開始突現出來，接著因為《蝗蟲之歌》而更流行。二○一二到二○一三年，在上水發生多起「光復行動」，矛頭對準水貨客。因為北京與特區政府懶理，所以二○一四年流行的是市民以紅衛兵的打扮高舉毛澤東像，手持毛語錄，宣傳「愛祖國、用國貨」。這種反諷形式封住中共媒體的嘴巴，因為這是「愛國愛毛」的表現啊。
去年的雨傘運動的後段，掀起「鳩嗚行動」，以普通話「購物」來諷刺大陸遊客與水貨客，令警方疲於奔命。今年春節前，因為水貨客大舉入侵，再度使嗆水貨客的行動高漲，甚至發生肢體衝突。有的人以為這是一些激進團體所為，實際上是當地許多居民因為不滿大量水貨客破壞他們的生活秩序，例如對交通的影響，因為租金高漲迫使小規模服務性行業倒閉而改為為大陸遊客服務的大財團連鎖店販賣高級奢侈品而使居民生活極為不便等等。
在日益激烈衝突中，一些泛民政治人物看不到問題的本質，沒有基層市民的感受，盲目指責對大陸人的「歧視」，譴責所謂「暴力」言行。
只追究眼前的小事，卻忘記香港的核心價值，這就是某些泛民政治人物被香港年輕人痛罵的原因。可惜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沉浸在「議會鬥爭」中而忘記港人的苦難與香港陷於「中國化」失去核心價值的危機。
大陸遊客減少說明嗆聲成效
民眾的抗爭不但迫使北京讓步，還要看到市民嗆聲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目前公佈的數字，由於民間的抗議行動，已經使大陸遊客的來港數量減少，也使相關地方的昂貴租金可能回落。
四月十六日，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受到港元匯價強勁及反水貨客示威影響，今年復活節假期，內地訪港旅行團數目較去年同期下跌大約兩成，而上月平均每日只有三百二十個內地訪港旅行團，較去年同期約四百七十個旅行團更大幅下跌了約三成，他形容跌幅是自二○○三年「沙士」以來最大。在這以前，旅遊業議會表示，三月每日平均僅一九八團，較去年同期的四百七十團更跌五成八。
香港傳媒報道，清明復活節假期，五星級酒店房價劈價，房價不如時鐘過夜價。有業界估計最壞情況，會有兩成旅館結業。這應該是危言聳聽，因為大陸遊客入住五星級酒店的不多，反而是歐美日旅客看到香港有那樣多的大陸遊客而卻步。
有藥業批發商為免貨款血本無歸，正互傳一份「可能結業藥房」監察名單，十四間藥房榜上有名。鐘錶業也表示停止擴充。香港人不可能每天光顧藥房或去買名貴手錶，如果藥房、錶店結業，讓一些小型服務業得以恢復，反而是好事。一減一加，對就業問題也沒有太大影響，更有可能因此降低租金，達到政府達不到的壓抑樓價的效果。
樓價租金仍然未跌
但是目前仍看不出樓價與租金已經受到影響，例如三月中旬媒體報道，自由行及水貨客熱門掃貨地點的屯門，不少人貪平租用工廠大廈作為水貨倉，因此帶動該區工廈租金急升，四年來累積升達一點六倍。差餉物業估價署三月公佈的全港物業重估差餉租值結果，上水水貨客掃貨熱點之一的新功街，有地舖租值五年間狂升逾三倍；藥房、化妝品店及日用品密集的新豐路，商舖租值更超越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地舖租值。
立法會議員兼時裝連鎖店老闆田北辰則透露，三月份內地客生意比去年同期大跌兩成半，今年內有五間分店租約到期，但是業主都明言「不加租的話不會續約」，因此他決定最少關閉當中四間分店。
開業三十年的沙田新城市廣場麥當勞分店（曾是全球十大最繁忙麥當勞分店之一），也因為估計每年要交高達一千多萬港元的貴租而在四月十五日結業。
今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做的民調，有超過六成六受訪市民支持收緊自由行政策，比去年同類調查增加近十個百分點，有七成人更贊成取消「一簽多行」。可見只是取消「一簽多行」，大概只會減少一成大陸旅客，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不論特區政府，還是北京當局，必須繼續推出措施解決問題，而不是如同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所誣衊的那樣，說這些反水貨客行動是「別有用心」。難道他拒絕解決問題是因應黨內鬥爭需要的「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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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爭鳴總451期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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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藏區的國家罪行

中共匪人稱自己做國家，但未有做出國家所應有格局及行為，對西藏罪行肆虐無日無之。 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著名記者高瑜被中共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七年徒刑。據說她泄露的「國家機密」是所謂「九號文件」，俗稱「七不講」，即中共禁止高校教學中提及的七項議題。
「七不講」中第五條，「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頗有點意思。這說明中共是知道、也承認自己犯了「歷史錯誤」的，但是他們的錯誤，你們不能講。國內外歷史學家都清楚，只要研究中共黨史或中國現代史，就繞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比方說，研究當代中國農村，繞不開「土改」，講到「土改」就繞不開對原土地擁有者的屠殺；研究「大躍進」，就繞不開「大饑荒」；講到「反右」，研究者不會不知道「夾邊溝」。事實上，不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就沒有真實的中國近代史。
是罪行，不是「錯誤」
嚴格說來，「黨的歷史錯誤」不僅高校不准講、民間不准說，很多重要史實，在中共黨內也是列為機密的。研究當代藏史的人都知道《平息西藏叛亂》這本資料集，是一九九五年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和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共同編纂的。其中收錄了一份文件，「中央軍委通令嘉獎所有執行平叛任務的部隊」。這本書注明「內部發行，不得引用」，屬於保密級別較低的資料集，或許正因為此，其中收錄的這份中央軍委嘉獎令竟沒有注明「節錄」，讓有機會讀這本「內部發行」資料的人以為看到的是全文。所謂「內部發行」就是說，這份一九六一年的軍委嘉獎令中，有些信息到了一九九五年還是不能讓級別不夠高的人知道的，而這本資料集裡收入的其實並不是嘉獎令的全文。
幾個月前，我恰好找到了幾份涉藏機密歷史資料，其中就有「嘉獎令」的全文。完整的「嘉獎令」在一九六一年頒發的時候，保密級別是團級，其中「不可告人」的信息是關於「平叛」的時間、地點和「殲滅」藏人的數據：「從一九五六年平叛開始，到今年八月底止，在藏、甘、青、川、滇高原地區，前後累計共殲叛匪ＸＸ萬餘人……」這個「ＸＸ萬」可圈可點：具體數字連團級幹部也不能知道。
不過，另一份機密資料中給出了一個數字：「叛匪投降二十一萬，佔殲敵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六」。據此推算，被「殲滅」的「叛匪」達四十五萬六千多人。這是什麼概念？根據一份被列為「絕密」的人口資料，五○年代，藏人總人口約為二百七十萬，也就是說，在六年間被「殲滅」的藏人達當時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換言之，不少於百分之十七的藏人總人口直接捲入戰場。這個數據還沒包括為了「防叛」被關押、以及後來「反封建」運動中被抓的人數。真實情況如此驚人，難怪連團級幹部都不可告知。 這幾份不同程度的保密資料說明，為什麼「黨的歷史錯誤」不能講？簡單的回答就是：中共犯下的不是「錯誤」，而是「國家罪行」！犯罪者當然不願意讓人天天提起他們的罪行，特別是當他們還把持國家政權的時候。於是，「黨的歷史錯誤」也就成了機密，是不能讓民眾知道，也不能讓民眾評說的。
那麼，黨既然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又怎能「偉大、光榮、正確」呢？箇中奧妙是：黨告訴你：當時「殲滅」是正確的，只不過「擴大化」了，而黨一向是「光明磊落，有錯必糾」的，因此，黨現在為你平反也是正確的。如此一來，黨犯了一次「錯誤」，卻「正確」了兩回。照此邏輯，黨當然就永遠正確了。
是誰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黨既不准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講述，又不讓內部級別不夠高的人瞭解其「歷史錯誤」，歷史真相就被控制在極少數高階官員手裡，於是，黨就控制了歷史的解釋權，把歷史當作他們的玩偶任意打扮，甚至成了歷史的代表。最近，中共發表的《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個白皮書據說用了大量數據來說明「西藏的發展與進步是歷史的選擇」。
這些數據並無新意，無非是目前在西藏的自治區範圍內有多少（中低級）幹部，中共給了西藏多少財政補貼，諸如此類。「白皮書」當然不會包括那些連他們自己的團以下幹部都不准瞭解的數據。
中共從一九五六年在藏區展開的所謂「民主改革」以及「平叛」和「合作化」、「宗教改革」等運動，對藏民族和藏文化造成了歷史上罕見的災難。即使按照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中共機密資料來敘述，中共在藏區的「國家罪行」所展現的殘酷和悲慘可謂罄竹難書。最有說服力的資料之一是人口變化。根據被列為「絕密」的少數民族工作統計資料，一九五八年藏人人口為二百七十萬，到一九六四年統計時，短短六年間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我根據大量中共地方性資料統計出的數據比這個數據還要高，有些地方，例如青海藏區，人口減少程度驚人。牧區的大量成年男性因「防叛」而被抓捕，大多死在監獄中。由於損失大量男性，中共新華社的機密內參向中央報告，藏區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有些地方性別比甚至達到一比十七的程度。在這樣的數據後面，是難以想像的慘烈的人道災難。
根據中共自己的機密資料，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藏區四千六百一十六座寺院只剩下百分之二點五（一百一十七座），以「滿足群眾的宗教需要」，其餘悉數被拆毀、佔用、破壞。如果不算「四省藏區」，僅以「白皮書」涵蓋的「西藏自治區」為例，原有的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寺院中，二千六百零六座被摧毀，「保留寺院」僅佔原有寺院的百分之二點六（七十座）。這些留下來的寺院，也無法正常活動。寺院被系統性地毀滅，等於摧毀了藏區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載體，對藏文化造成了滅絕性的災難。 中共在藏區的「民主改革」、「平叛」、「合作化」、「文革」，一直到現在的「牧民定居」，對於藏人來說，無異於一種文化上的種族滅絕政策。中共的公開宣傳竟然還好意思說什麼「歷史的選擇」。「歷史選擇」這種歷史決定論的說法，只能用來掩飾藏區曾經發生的國家罪行。其實，歷史自己是不會選擇的，作出選擇決定的是人。藏區半個多世紀的悲慘境遇，不是藏民族自己的選擇，而是中共武裝佔領藏區後強加給藏區和藏人的。隨著更多機密和絕密文件逐漸公佈於世，這種國家罪行終將大白於天下。到那一天，歷史將對那些罪犯作出判決，就像歷史已經對中共支持下的紅色高棉作出了審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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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動向總357期 （美國）李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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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九二共識」，不做「裝睡的人」

★「苟異共識」？又一個野豬騙人的鬼主意？土共堪稱：「地球毒瘤」，簡直當之無傀！
明年一月份將進行台灣首次總統立委聯合大選。民進黨乘著去年九合一選舉拿下全台十三個縣市首長座席的氣勢，已經於四月中旬正式提名蔡英文競選總統。國民黨一方雖然還要有兩個月才能完成提名程序，但四年前以蔡英文為對手、以統獨為中心議題的宣傳趨勢已再次出現。民意盡失的總統馬英九，國民黨人士和海峽對岸紛紛搭台作場，遊走兩岸的政商精英高調重彈「九二共識」，試圖再次以外力影響台灣人民的選舉意願。目前，「太陽花」以來積極參政的青年世代網路民意對此多半不以為意，但政治老手已經在頻繁交鋒。總統馬英九幾次幫腔喊話，意圖向民進黨和蔡英文施壓。前總統李登輝則表示，從來就沒有過什麼「九二共識」。那麼，「九二共識」究竟遮掩了什麼謎團，又將如何影響台灣明年的大選呢？
真真假假的「共識」
很多否認「九二共識」的人，大抵從用詞著眼，指出國民黨官員蘇起早已承認，這是他個人創造出來的詞語，沒有其他史實依據。蘇起本人也沒有提供更多解釋。近來，即將下台的馬英九摻合選舉熱身，忽然熱衷談論「九二共識」。不滿於此，前副總統呂秀蓮四月三十日召開「掀開九二共識的黑盒子」記者會，提出反駁。
據呂秀蓮陳述，一九九二到九三年首次舉行辜汪會談時，為確保兩岸結束軍事敵對、順利過渡到實質交往，當時台灣「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內部曾確認談判底線為：兩岸都相信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包括台灣；但是兩岸也了解各自對「中國」有不同認知，談判時需要擱置差異。這個求同存異的立場，得到當時參與談判的海基會和海協會雙方口頭宣示，為兩岸逐漸開放合作打下基礎。從這裡上溯，不難看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時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先例，這時轉換為台海之間「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在千禧年被蘇起冠以新名頭，成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以實質概念論，「九二共識」不能簡單說成是蘇起的臆造。目前爭執的關鍵其實在於，是強調「一中」還是堅持「各表」。
呂秀蓮並不這樣看。她認為，李登輝後來曾先後提出「兩國論」（和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前總統陳水扁任期內又終止了國統會運作和國統綱領適用性，這些變化足以令「九二共識」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嚴格講，她未免一廂情願了。雖然台灣民主化進程已經改變並確立為國家建基於在地人民的政治授權，但國體正式定位仍是「主權及於中國大陸、治權限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至今沒有放棄對大陸和外蒙等地的主權要求。因此，就算李登輝「兩國論」有效，台灣內部變化也沒能改變兩岸（「兩國」）交往的基礎。
朱立倫的國際視野
如今談論「九二共識」的誤區在於，所有人都紮進「一中」圈套，沒有人堅持「各表」。幾方勢力中，渴望台灣自主的民進黨對「一中各表」整個不滿意故不待言，北京當然是刻意於「一中」、忽略乃至打壓「各表」。可怪的是最應當固守「各表」底線的國民黨，卻是最早放棄陣地的逃兵。作為總統的馬英九，在呵護「中華民國」聲譽和尊嚴方面，充滿沒有原則的小心眼和政治近視的盤算。遠的不說，前年秋冬，歌手張懸英國演出時接過台下歌迷送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向觀眾展示，遭到大陸留學生嗆聲抗議，延燒至兩岸網民爭吵，直至張懸北京場次被取消，台灣還有評論指責她混淆藝文和政治。始終保持距離和沉默的馬英九，為了表示自己在意「中華民國」的國格，在台北故宮文物赴日展覽時，為了日語文宣在「故宮」之前漏掉「國立」兩字發飆，要求對方道歉。可是去年夏天歐洲漢學會雙年會，北京政府漢辦官員強行收回主辦方為與會者印好的日程，一份份將內文裡有「蔣經國學術基金會」的專頁撕下來，馬英九卻始終沉默。陸委會只是在事發將近一周後，才發出聲明表示遺憾。
種種事情都令經常進出國門的台灣年輕人和專業人士，痛感政府無能；再看到馬英九談論「九二共識」，就會覺得充滿欺瞞。去年九合一選舉清楚地表明，馬英九執政七年來，「九二共識」已經成為國民黨的負資產，他竟然還以為舉起這個標語就能踩到民進黨的痛腳。台北市長柯文哲被人為哄起的統獨議題圍剿時，曾簡捷答覆說，這些人真有道義良心的話，就應該到中國大陸去談論「中華民國」，而不是縮在台灣用這個來打擊島內的政壇對手。
太陽花學運帶來的社運新潮和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失利顯示，北京在「一中」框架下偏袒台灣政商精英以圖操縱民意的經濟放利，未能達到預期，反倒激起台灣社會特別是青年世代的反彈。國共兩黨對此不能無視。五月初新科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率團訪問大陸，會見中共主席習近平。「朱習會」前後，主客雙方都多次提到「九二共識」，朱立倫反覆強調要通過「一中」為台灣開闢國際空間，兩岸交往要公開透明，也要更加有利於青年。隨團國民黨官員則向島內媒體解釋說，這些提法都得到對岸官員的默許和認可。北京企圖將台灣輿情不滿的國際打壓轉化成朱立倫帶來的利好，顯然是要促成國民黨徵召朱立倫並助其當選。
陷入永久「裝睡」的無奈？
大塊文化總裁郝明義指出，隨行官員特意說明朱立倫這次在大陸公開談及「中華民國」；但仔細閱讀後發現，朱談的是孫中山當年建立中華民國的歷史，這在大陸從來沒有被封殺過。但關於「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次「習朱會」並沒有實質進展。蔡英文也反覆警告，兩岸關係必須基於台灣民意，不能以國共關係代替。那些刻意迴避「九二共識」完整內涵，每到選舉就拿著「一中」的棍子找靶子的人，其實自己也不相信如今這個基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要反攻大陸或者想重新統治外蒙。「習朱會」後美聯社曾報道朱立倫意在終極統一，國民黨都趕緊抗議澄清說沒有這回事，那為甚麼我們要真心相信這些人的「一中」言論？
大陸學者周濂有一篇題為《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的著名隨筆，其中說道：「無論是高貴的謊言還是冷酷的意識形態，……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殘喘，但只要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它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那麼它就仍然功能健全、運轉良好」。此時，謊言變得赤裸裸，信任蕩然無存，「支撐謊言繼續運轉的動力要麼是利益要麼是暴力」，其結果是大家都參與作假，集體裝睡。
北京持續操弄「一中」框架下的「九二共識」，威脅利誘台灣民眾，實際上是在向台灣輸入「裝睡」的政治文化。台灣的青年人，想要接收這個禮物嗎？
來源轉自：
【2015年5月號 動向總357期（美國）王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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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惡棍 無權主辦奧運

3月28日，國際奧委會評估團閉幕式在北京舉行，查土共最愛利用小孩作嘩眾取寵，人前前簇後擁萬般呵錫，人後自生自滅虐殺姦淫。 體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近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奧林匹克憲章》中，明確規定必須保護人權，包括人格尊嚴權、生命健康權、平等不受歧視權等等。然而隨著奧運會不斷被商業化銅臭污染，人權問題，特別是主辦奧運會東道國的人權狀況長期遭到忽視。隨著決定二○二二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國之日期日益臨近，這個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要點。
體育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
中共與前蘇聯一樣，一向把體育競賽與主辦奧運會這樣大型的國際運動會，作為它最大的「面子工程」，借此宣揚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此它不惜犧牲廣大民眾健身、休閒與中、小學學校體育設施的建設。而把資源挪用來只培養「奪金牌機器」的「尖子」運動員，以便為黨國臉上「貼金」，此風由來已久，還美其名曰為「舉國體制」。以至在中國一些中等城市中也找不到一個像樣的足球場。許多農村小學甚至連個籃球場也沒有，甚至出現有的農村小學乾脆不上體育課的怪現象。這是當局讓體育為政治服務，而嚴重侵害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學子的利益與人權。
不僅如此，為了官方面子工程的光鮮和成為「金牌大國」，某些人更有組織地使用興奮劑殘害運動員健康。最典型的一次是一九九二年巴塞羅拿奧運會上，當中國游泳隊一舉奪下四金五銀時，一時所謂的「五朵金花」成了「民族英雄」，成了「面子工程」中的最大亮點。然而由於這種「大躍進」式的成就來得太突然，同時又發現當時中國游泳隊聘請的就是臭名昭著慣用興奮劑的前東德的教練。於是是否用了興奮劑受到國際上廣泛的質疑。這引來中共官方媒體大加斥責，稱這些質疑為西方的「偏見」。但兩年後在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會上，由於日本採用了一種新的、更精確檢測興奮劑的方法，中國體育代表團一下子被查出了共有十一人（其中七人為游泳運動員）服用了興奮劑。這和當年東德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服用興奮劑如出一轍。於是熊國鳴、呂彬、楊愛華等中國著名選手被逐出廣島亞運會，熊國鳴一人奪得的四塊游泳金牌也被收回。看來所謂「西方偏見」倒是正確答案。
中共覬覦二○二二冬奧會主辦權
而今二○二二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國之爭，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導至一些申請主辦國退出了。最後便出現了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與中國大陸北京的「雙雄對決」局面。這意外的「收穫」自然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大好形勢」，於是中共官媒「央視」便得意洋洋而急不可待地宣稱，北京極有可能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同時舉辦過夏季與冬季奧運會的城市。
但體育與人權密不可分，故上世紀南非因種族歧視被拒於奧運會門外。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申辦二○○○年奧運會主辦權，由於六四慘案記憶尤新，也遭否決。後北京再度申請二○○八年奧運會主辦權，並保證要改善人權，甚至信誓旦旦表示「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驚喜」。然而漂亮的言詞並未兌現。「機會」給了中共，它「還」給世界的卻是遺憾、悲哀與更多侵犯人權的惡行。京奧期間，北京暫停了封網，但這個「驚喜」只維持了十多天，「客人」一走封網依舊。即使在京奧期間也大肆侵犯外來建築工人權益，強制拆遷和打壓民間活動人士，驅趕與迫害上訪冤民。甚至京奧期間按當局規定在其指定的公園中申請遊行的老人，也被送去「勞教」。接下來，更重判劉曉波，迫害譚作人，艾未未、冉雲飛、劉霞……一次比一次惡劣。當局如此食言徹底粉碎了國內、國際上某些人認為讓中共舉辦奧運會可促其改善人權的幻想。
三月二十三，日國際奧委會一個代表團與中共有關官員見面，並開始為期五天的對北京申辦情況的考察。而如今財大氣粗的中共，連改善人權的空頭許諾也不再掛在嘴邊，只是志得意滿地誇耀它在北京的冰球館、滑冰場所和其他設施如何漂亮，賓館如何豪華，以及城外計劃中的滑雪設施等等；卻絕口不提漫天的毒霾，更不提其惡劣的人權狀況。北京二○二二年冬季奧會申委會副秘書長王惠更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度，如果北京成功申辦二○二二年冬季奧會，外國遊客將擁有開放的互聯網訪問。」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不知人間有羞恥。
中國人權狀況不斷惡化
自中共十八大後，中國政局急驟左傾。對民間組織、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甚至只是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公民都進行了嚴酷的鎮壓。例如許志永、浦志強、高瑜、郭飛雄、劉萍、侯欣、袁冬、李蔚、張寶成、丁家喜、趙常青……以及僅僅欲維護女權、反對性騷擾的五位青年女知識份子鄭楚然、武嶸嶸、韋婷婷等都橫遭逮捕。其中武嶸嶸身患重病，檢測肝癌相關數據呈「強陽性」，當局竟對她採取停藥措施。此外八十二歲的老記者鐵流先生也遭逮捕判刑。據美國之音報道，這個八十二歲的老人在看守所因多種疾病被送入「公安部門」的醫院。警方卻給這位老人戴上手銬和幾十斤重的腳鐐。當鐵流哀求警方「高抬貴手」，不要給他戴上腳鐐時，頭戴國徽的警官大人竟振振有詞地答道：「到這醫院來醫病的囚犯都要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憑什麼特殊？」如此不分男女老幼亂抓、濫捕、虐待，中國的人權狀況實在太過惡劣，與奧運精神相去萬里，有什麼資格主辦奧運會？
要北京先給世界一個「驚喜」
國際奧委會在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適合作為主辦國時，不能只考慮其經濟實力，場館設施、交通、住宿條件。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國怎樣對待它的人民，特別是怎樣對待它的底層弱勢民眾。而目前中國對政治異議人士，維權律師，普通弱勢民眾，女權維護者所進行的人權侵害範圍廣，人數多，侵害程度嚴重。與當年南非進行種族歧視，都同屬於群體性的侵犯人權。而且不但看不到當局有任何願意反思、改正的跡象，反而更恃財大氣粗，傲慢至極，根本無視國內外輿論的譴責，而要一意孤行蠻幹到底。就連二○○八年京奧前那樣空頭承諾也不屑作出一點。因此在今年七月即將要對二○二二年冬奧會舉辦地作出決定的前夕，國際人權監察等組織發表聲明強烈呼籲國際奧委會遵守其致力於推動改善人權的承諾。該聲明說：國際奧委會的新規定要求主辦城市致力於改善人權，奧林匹克憲章中也一直有追求人類尊嚴和支持言論自由的內容。而這一規定能否實施將在是否把二○二二年冬奧會主辦權授予北京中得到驗證。
因此希望國際奧委會一切主持公道與正義的委員，應向北京當局施壓，要求其在改善人權上作出切實的行動，例如釋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釋放諸如許志永、浦志強、高瑜、郭飛雄、劉萍、侯欣等政治犯。這次就要讓北京當局先給世界一個「驚喜」，才能再給北京一次「機會」。
來源轉自：
【2015年5月號 爭鳴總451期 （大陸）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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