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日 星期五

習近平欲將「殘局」轉為「中興」


只有他還在發著「帝皇夢」,夢想憑他一己之力及極重奴性,便可提振共產黨狼藉的聲威,至死不渝。(網路評圖)
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充滿信心,他絕不會同意這一統治正在進入「殘局」的判斷。相反,他「不信邪」,一定要為中共創造「中興」的局面。
不過,「中興」是需要條件的,不可自說自誇或閉門造車,以為所謂「頂層設計」可以再圓行政型計劃經濟的黃粱大夢。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壟斷
在理論方面,習近平墨守成規,其「自信」建立在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礎之上,而這種「理論」的成果,即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成為「中興」之大忌。
加拿大籍學者貝淡寧在清華大學教授政治學理論十多年,他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談他的授課情況。他說自己「幾乎從未受到過政治干預」,「唯一的一次例外發生在我二○○四年到北京後不久。當時,我想教授一門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課程,但卻被告知這個想法不可取,因為我的解讀可能與官方意識形態不同。人權和民主都可以,但馬克思主義不行。」這雖然是件小事,但細想想,很有意思。
馬克思學說源於西方,現在中共力圖屏蔽「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的聯繫。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奉為「神聖」,吹得天花亂墜,孰知它其實很脆弱,經不起同國外的馬克思學說流派碰撞。中國大學課堂上可以講人權和民主,中共御用學者可以拿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對其或限制或歪曲,或批駁或抵制,然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卻經不得風雨,清晰地反映出中共理論的貧乏。
理論的貧乏,折射出政治上中共維護其一黨專政的信念及粗暴施政,致使中共逐漸失去民心。不過,改革開放的市場化慣性尚未消失,而改革開放若能夠真正在經濟中深化,進而向政治領域伸展,倒也可以為「中興」之夢帶來希望。

習近平的行動戳破自己的夢
然而,習近平熱衷於作夢,卻也不惜以他的行動斷送他的夢想。
習近平當政以來,其所作所為的主旋律,是改變毛鄧之後集體領導之常態,集中權力於他一人之手,其突出表現,一是反腐敗,一是以「四個全面」勾畫其「中國夢」的「戰略思想」和「戰略佈局」,實際的大手筆,是所謂「一帶一路」。
中共腐敗之嚴重無人可以否認,中共高層在社會共識面前不得不有所收斂,其權力鬥爭借此展開,而習近平以「打虎」而制約「垂簾聽政」式老人干政,也有其合理性,於是,反腐敗轟轟烈烈,取得進展。
但是,中共腐敗的特色是壟斷權力。「紅二代」將權力私有化,以世襲方式進入政界、軍界和商界為最大腐敗。權貴集團吞噬財富,權力為第一要素,而習近平反腐敗,同樣作為其權力鬥爭的手段,矛頭指向黨政官僚機器,被其視為政治上有威脅的「紅二代」權貴也會有所涉及,不過,廣泛揭露的貪污受賄及濫權罪行,與紅色權貴弄權斂財的手段根本無法相比。
經濟中的困境則為增長放緩,其背後,是增長的「奇蹟」之中不可避免且迅速蔓延的產能過剩。黨國專政下的市場經濟,產能過剩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而消解,就要拼命尋求國際市場,而出口遇到麻煩,就動「一帶一路」的心思。

從鄉村書記起家的「紅二代」
習近平欲為「中興」之君,以「一帶一路」施展他的抱負,無可厚非。然而,國內經濟中市場自由仍然受到重重限制、對外國企業的排擠性規定也日益增多,相形之下,這種對外以國家行為、以鉅額資金推動經濟發展的實踐,儼然前三十年國內計劃經濟實驗的國際版,其實風險極大,而嚴令不准否定前三十年,恰好為其背書。
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作說明,他歷數中共十四大以後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在所謂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上徘徊多年,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才下決心承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不過,即使如此,看來習近平其實還是不願意輕易放鬆黨國對市場的控制。
習近平曾在浙江當政,而浙江乃民營經濟較為發達之地。不過,他在赴任浙江之前,先是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然後擔任縣委書記三年,再到福建,從市委、地委到省委,為官七年。或許,這位從鄉村書記起家的「紅二代」,固然對農民生活有瞭解,對民營經濟有接觸,而從農村幹部到各級黨政機構的磨練,特別是其中的專制與弄權,看來對他更有影響,薰陶更深。
毛澤東起家於農村割據,嘯聚山林的「山大王」經歷無可避免。他感念張聞天為「開明君主」,但他得勢後便顯露霸氣,根本學不來張聞天的開明。習近平對毛澤東頂禮膜拜,視而不見民眾對公民社會的嚮往,而對市場經濟,則以計劃經濟思維予以曲解、扭曲,這對他的「中國夢」,實乃不祥之兆。

來源轉自:
【2015年5月號 動向總357期 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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