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著西服反西方的一幫蟊賊共匪。
習近平的十九大之路
二○一二年底習近平接位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以來，他一直在為當一個實際上絕對掌控中共的最高領導而鬥爭。此前，不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不是絕對最高領導，都受制於其他派別和中共權力運作的明規定和潛規則。自繼位那天起，習近平就有一個很清楚的時間表，要在今年的十九大上完成奪權過程。為此，他在四年間進行了一場非典型政變，將全黨全國置於一個非常狀態，幾乎掌控了全部的黨國權力運作機制。今年的十九大，將是最後摘取果實的時刻。回顧習近平通向十九大之路，會對研判十九大有重要意義。
在奪取和建立最高權力方面，今天的人類政治已經有豐富的經驗和教訓。習近平的十九大之路，不是民主化的道路。許多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國家的新生民主國家領導人都是領導國家在從威權或極權體制走向民主體制的過程中，獲得權力的。他們被人民衷心擁戴，被選票確認為最高領袖。中國東邊同文同種台灣和北部相同意識形態的前蘇聯都是這樣完成政治轉型的。這樣的過程是現代政治文明中最認可的權力道路，是最具堅實的合法性基礎的道路。這樣的過程也許起自高層核心的發動，但都是由全民在自由討論和選擇中完成的。習近平的道路顯然不是。他的道路是專制政體中的道路，是通過宮廷密謀和陰狠權力鬥爭，清除異己而奪取權力的道路。
專制政體中依靠專制方式奪權，也有不同模式。現代政治中最典型的模式是政變。通過一次軍事行動或者宮廷政變行動，突襲抓捕或驅逐主要政敵，宣佈掌控所有國家大權，然後系統清理政治反對力量，建立新的統治。習近平的奪權不是這種典型的現代模式，而是採取某種非常規政變模式。他以反腐為名，通過一系列清洗，先後將公安、軍隊、國家安全等專制國家要害部門抓在自己手中，然後建立一系列小組接管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權和日常運作的管理權。雖然這不是典型的現代政變奪權方式，但卻是中國古代宮廷政治中慣用的方式。在弱主強臣的權力繼承關頭，有作為的弱主常常以各種方式在強臣間製造矛盾，逐步削弱強勢集團，最後清洗掌控大權的所有人事的和制度程序的障礙。
習近平在十九大前的成功，可以集中體現在一點：在十九大的前一年，他已經被確認為中共領導核心。核心與總書記不同；總書記的權力來自權位，如果卸任，就不再有權。但歷史上成為核心的中共領導，即使名義上不在位，也是掌控人事和大政方針的一號人物。這意味著，習近平的最高領導不僅可以對所有重要事務一言九鼎，而且他的實際任期，可以超越總書記的任期。
十九大的變數
作為最高領導核心，習近平正在通過兩種方式緊鑼密鼓並有條不紊地掌握十九大的絕對多數：一是將各省各部門一把手換成對他效忠的人提出所屬範圍的十九大代表名單，二是通過反腐和查所謂賄選堵死自己人落選的可能。
然而，習近平的十九大不是沒有變數。首先，習近平在目前運作中可以穩操勝券的勝利範圍還不確定。例如，常委人事安排、常委人數、甚至常委制度據說習近平都有不同尋常的想法，但現在他還僅僅是通過外媒放出風聲，沒有正式展開討論。目前多數觀察家都認為他很難如願以償。
習近平的另一個十九大變數還是人事。由於在待位期間必須韜光養晦，他沒有安排自己的人事，而胡溫後期中共人事選拔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潛規則，主要崗位甚至在縣處級就被各派系瓜分完畢。他現在重要崗位缺乏合格和可靠的幹部填補，只能按照自己的印象大量啟用自己其實不了解的人，多數恐怕是「招降納叛」。這些人也許在十九大前就會被政敵查出歷史和現實的問題，這都給人事安排甚至習近平的十九大佈局帶來變數。就筆者在海外接觸到的幾個所謂大案，都是正在被習近平的親信或他暫時重用的人故意或疏忽製造的錯案冤案假案。這些案件的荒唐和惡劣甚至超過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在權爭關鍵時刻，習近平必須要為他的追隨者的罪行和錯誤洗地，被迫背上不該背的包袱，甚至限制未來實施良政的空間。
儘管現在坊間普遍認為習近平的十九大勝利是穩操勝券，懸疑只是斬獲多少的問題。但習近平也不是沒有大翻車可能，權爭到這種惡鬥地步，政敵不可能全部就此罷手。雖然習近平可以監控所有高層人事和要害部門關鍵人事的一舉一動，但他遠沒有掌握黨國運行機制。許多在正常情況下應該發出紅色警報的事態都在他監控之外，例如，半年內退伍老兵兩次大規模進京（而且一次比一次大）就沒有被事先發現和制止。其實，說習近平身處險境並不過份，在傳統社會，他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天下是最高權力者的私產。除了極個別廢君政變外，沒有任何事件可以導致最高領導易位。但現代社會沒有君權神授的合法性，一些小事都可能釀出合法性危機，導致政治災難。習近平集權如此周密，幾乎將所有大小災難的責任都要承擔下來了。有人開玩笑，如果底層出一個二百五，在習近平監視視野之外又有機會接觸要害，做點出格的事兒就會導致政局大翻盤。專制極權到極端的時候的政治翻盤，包括革命，大都是這類小人物的偶然衝動引發的。
十九大之後
按照目前發展格局看，十九大上習近平掌控人事大局後，勢必清黨整風。就像鄧小平八十年代初在高層核心清除凡是派後，要以「四化」標準和對改革開放的態度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一樣。鄧小平真正能將改革開放政策變成基本國策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完成幹部隊伍改造後。習近平要花三到五年在實施自己的治國方略中，以「不換思想就換人」的原則，考察和整頓幹部隊伍。
然而，一個新的問題提出來，習近平要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治國方略？筆者認同在中國建立一個更合理和文明的程序規則的普世價值，因此評價政治人物和事件就是一個標準：是否有助於建立憲政民主。其他的左右政策取向爭論都交付程序規則中公平表達和競爭決定，但是，在尚未建立憲政民主時，對那些專制統治者，還有一個次要標準，就是是否有助於國家進步和人民幸福。
習近平在政體方面的改進乏善可陳。他的高度集權登峰造極，顯然是退步。就他認同毛澤東和傳統共產黨理念初心看，這不像是某些他的海外說客所說的權宜之計。即使他是權宜之計，但殘酷權爭讓他背上諸多包袱，按照路徑相關的實際觀察結果，他在種種危機中不由自主地會在專制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現代專制統治者，不少都是在獨裁方式奪權中，嘗到獨裁的甜頭然後將權宜之計永久化的。
如果習近平要建立的非憲政民主政體，該如何判斷和評價他的治國方略。從最初兩年的「六十條」改革措施和依法治國的方案看，有一個威權政體中自由化色彩的整體構思。但從他最近兩年就具體問題的講話看，特別是他強力貫徹供給側加一帶一路的作派看，他是一個佔有欲和進取心非常強烈的專制獨裁者。
不論中共十九大是什麼結果，只要不是憲政民主改革，而是習近平的獨腳戲，就是中共治國的失敗。三十年毛澤東災難和三十年鄧小平改革後，中共還是產生習近平的專制獨裁「十九大」，這既是悲劇，也是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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