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文化與傳統文化有一共同點，就是多不公開否定或顛覆自己的前輩，傳統的學界如此，當代中國的政治也如此，鄧小平完全有能力顛覆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但他沒有，毛像還是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毛思想仍然是指導思想。習近平更沒有勇氣與膽識給毛思想或鄧的改革進行公然的顛覆。
習近平無法顛覆，但卻致力於重建自己的威權。
一是反腐敗，將主要政治對手通過反腐法辦，使其退出歷史舞台，在秦城安度晚年。對周永康的打擊，破了原有潛規則，即：刑不上常委。
二是奪取政治核心權，這是一個虛權，但卻是一個至高無上的虛權。鄧小平視自己為第二代領導核心，並賦予江澤民為第三代領導核心，核心就是一票否決權或確立繼承人的特權。江澤民在胡錦濤當政十年，仍然擁有核心地位，依靠的是軍隊親信對自己的效忠，而習當政之後，江核心並沒有任何力量將其廢黜，怎麼辦，習的團隊主動確立習為核心，從江手中奪得了核心權，今年兩會之時，總理李克強與政協主席俞振聲都在公開的報告中承認了習的核心地位，習的核心威權真正得以確立。
三是佔領理論思想領域至高點，確立習近平思想這樣一個概念。這是繼毛澤東思想之後，敢於建立自己思想體系的新提法，體現習近平團隊的政治雄心壯志。
領導小組建制難逃陳舊發展模式
第一是行政領域：領導小組的破局與建制
習上任就成立多個領導小組，這是外掛服務器，這些小組只能製作一些高大上的項目，但具體如何實施，還得靠原有體制內的官員，習中央決策對了，這些官僚體系完全可以使其異化，變成利己或利於利益集團的項目；習中央如果做錯了，這些體系內力量也無從制約，任其錯謬，釀成災難也不管（沒有獨立的司法或國會制約）。中共的政制，既可以讓習中央雄心萬丈（中央決策什麼，所有官員與媒體只能叫好），也可以讓習中央一敗塗地（市場規則從來不由最高領導人去控制指揮）。
毛澤東當年踢開黨委鬧革命，因為黨系難以體現他的政治意志，所以要成立一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現在習中央成立更多的領導小組，目的是擺脫黨和政府官員體系的不作為，或無法直接體現習核心的政治意志。
現在第一個任期屆滿，誰能對中央領導小組體制進行一個反思與評估呢？
第二是經濟領域的破局與困局
中央是新的，經濟模式是舊的，習李新政，希望擺脫胡溫時代奠定的房地產支柱模式，輔以印鈔的強刺激模式，所以，習李新政伊始，想通過股市吸引民間資金，來救活國有企業，來刺激經濟發展。習李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卻遭遇利益集團的狙擊，一場不流血的「經濟政變」發生，股市不僅沒有助推到一萬點大關，反而跌到谷地，股民與國家都遭到血洗。習中央只好又退回到胡溫印鈔──刺激房地產模式，通過泡沫化貨幣，使整個國家度過經濟危機難關。
我們現在看到，習中央奮鬥五年，仍然沒有破局，還在胡溫模式沼澤中淪陷，用更多的印鈔量、更強的刺激來抬高大城市房價，如果房價崩盤，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怎樣的衝擊，也許一切都還沒有開始（現在只能退而強調金融安全並抓捕金融大鱷）。
第三是雄安特區的破局與困局
今年最大的新聞事件就是習中央親自劃了一個圈，籌建雄安特區，在北京、河北、天津的核心區域，劃出一個經濟特區，以化解大城市各種危機，新生代創業人口無法安居就業，這個特區習中央誓言要超越深圳與浦東，成為一個新亮點。
天津的濱海新區，河北的曹妃甸新區，都已有數以十億、百億的投資，後續難以為繼，因為不是現任中央劃的圈，只會任其爛掉。現在，雄安周邊都支持雄安特區，最後這個特區風景如畫，周邊呢，又形成巨大反差，形成污染坑地，當然難以倖免於污染深重的困境。
國際關係領域的突破與困局
第一是海洋上的破局與困局
中國有一幫所謂的鷹派，既有高校研究機構的學者教授，又有軍方退下來的將軍，共同特點是，公開以美國為敵，以對抗美國為使命，鼓勵中共領導人放棄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國策，激活民族民粹主義熱情，要讓中國走上一條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習中央當政後，一系列的舉措都是這些鷹派們慫恿的結果，在東海劃出航空識別區，並製造釣魚島衝突，在南海人工造島，並建設軍事基地，造島投入數以百億美元，中共最終得到的，卻是外交困局，菲律賓通過國際法庭獲得勝訴，中共陷入被動，只能通過金元外交，使菲國暫時不與中國爭端，而對東盟各國，也如法炮製。
美國因此高調重返亞太，並威逼中共退出所造島嶼，保障海洋自由航行權。現在儘管因為朝鮮問題使這一區域暫時沒有激烈爭端，但它像一條握在別人手中的辮子，隨時可以絞痛中國頭腦。
第二是一帶一路的破局與困局
一帶一路是為了破局，因為中國落後的產能與產品需要更落後的地區去消耗，並擴大相關國家地區的市場，為此中國不惜以數以千億美元的投資，來激活這一落後市場，同時擴張的市場還包括南美與非洲地區，一些政權易變的國家數以百億的投資無法收回，砸了水漂，而落後地區的市場培育，還不如中國自己的西部地區。譬如中國以石油作擔保貸款等形式陸續向委內瑞拉提供了六百億美元的資金，被業界視為賭博性質的投資（2016年10新浪財經頭條曾有題為「這個國家即將破產，欠中國六百億美元貸款「打水漂」的專題報道）。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傾國家之力來進行商業投資，打造所謂的世界性的經濟帶，只要是國家性的投資，就會有人利用國家資源謀利益集團私利，包括外交官員與涉外經濟集團，他們不追求長遠的市場效益，而只會謀求國家更大的投資，以此自己獲利。而沒有監督制約的中共政治體制，驅動市場投資最終的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沒有人最終會對國家投資負責。而在這樣一個宏大經濟敘事過程中，中國鉅額美元鋪到一帶一路上，自己的經濟卻無法升級換代，只能靠無限的印鈔機制與房地產項目，來給自己打雞血，製造盛世泡沫。
第三是朝鮮的破局與困局
在意識形態與經濟領域（還有社會維穩領域），習中央都是困獸猶鬥，或是自造困局，只有朝鮮問題，由困局在走向破局。
習當政近五年，最大的亮點是在朝鮮問題上開始轉型，並獲得了美國新總統的肯定與信任，某種程度上中美第一次獲得空前團結一致，而這背後，是習中央對朝鮮的核遊戲的反感與厭惡，這是歷史性的包袱，朝鮮問題上如果能協力美國解決，習在十九大之前會獲得美國總統的支持，這對中國的經濟或政治轉型都有極其重大的正面影響。朝鮮困局不是習中央造成的，中共如果一攬子解決了朝鮮核危機或朝鮮的政治問題，促成南北朝鮮統一，將是歷史性的巨大貢獻，如果聯手國際社會和平解決，習本人可能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作者為大陸旅美學者、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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