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3日 星期一

習中央在困境中如何突圍?

習近平的第一次突圍
習近平當政已有三年,這三年,某種意義上,他一直在困境中實現突圍。
他首先突圍的是舊有高層勢力的監政與聽政,江澤民時代,一直有鄧小平監政或聽政,直到鄧小平老去;胡錦濤時代,既有江澤民的首長辦公室置於胡中央的幕後,又有其它常委,擁有不同領域的「總統」權勢,胡因此是一個弱君,胡示人以庸君形象,也被人稱之為耽誤的十年。
所以,習近平的第一波突圍,是突破舊有政治勢力的包圍圈,習上台之後,對曾威脅過自己的政法系周永康予以清除,並對團系的核心人物令計劃予以清除,最為關鍵的,當然是對江澤民時代培養起來的軍中重臣徐才厚、郭伯雄及其勢力的清除。
在這一系列打擊政治異己的過程中,習近平組建了多個領導小組,希望自己的權力意志能夠超然地決策,並得到強力的貫徹執行。江系的力量,團系的力量,還有體制內的權貴結盟,形成無數看不見摸不著的山頭,為了使自己人身與權力安全,習只能徵用自己的老部下、老同學,讓自己信得過的人團聚到自己的中央,成為重要人物或關鍵位置上的把門人。
為了這一決定性的突圍,習近平只能依靠紅二代的力量,甚至要借助文革的一些方式,以確立自己的新威權,其威權甚至一步步正在演變為極權。

突圍過程中產生的畸變
在這一突圍過程中,人們不斷驚呼,第二次文革又要來臨了,我曾撰文說,中國的文革並沒有實質性的結束,因為毛的形象還高懸在天安門城樓,戰無不勝的毛思想萬歲口號,還書寫在中南海南門紅牆上。所謂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只是得到了有限的經濟自由權,政治自由權一直沒有落實。沒有政治自由權的國家,必然一直處於準文革狀態,只是由於市場經濟的成本規律,國家與民眾的逐利本性,使文革發動起來成本巨大,人們如果都共同復活第二次文革,並不能得到實際的利益,所以,文革是因為市場經濟因素,而難以大規模啟動。
有人說現在的文革是二點零版本,這是非常錯誤的判斷,文革的最高境界與形式,是在毛時代,那個時代是真正的二點零版本,就是上下互動,人人主動參與,各人無私奉獻力量。當時的文革代價巨大,但成本極低,官方只是給紅衛兵免費路費,免費吃住,紅衛兵們就四處串連,並將各種權貴力量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千隻腳。
我們現在看,極端毛粉在攻擊茅于軾的過程中,也頂多是上街示威(曾發生於河南鄭州),或者擾亂會場秩序,而對任志強的攻擊,也多是網絡言論,或西城區委級別的對任的一定程度的打壓,中共已無法無成本無代價地發動另一次文革。現在的文革只能通過政府暗中資助的方式,讓一些「朝陽群眾」們鼓噪或揭發,更多的時候只能動用警察國保來實施。
高層並不願意看到文革戰火真的蔓延開來,因為一旦蔓延,更多的民怨可能燒向權貴整個階層,那些基層官員,警察、城管、暴富的權貴,而這一切並不是習中央願意看到的、或者希望得到的結果。
習需要的是民粹或毛粉們,以效忠的方式,承認或崇拜習的核心威權地位,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巍然屹立,這樣既可以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志,又可以威懾政治對手。

國際上的突圍與被反制
中國軍方或所謂的軍方鷹派人物極力誇張美國及其盟軍的海洋島鏈,認為中國應該不斷增加海上軍力,以抗衡與突破美國對中國海上島鏈,增加海上對抗性,甚至在通過標誌性事件,來顯示中國的強大崛起與軍事實力。
軍中力量與毛左派希望有一個新的毛澤東,讓中國在國防上揚眉吐氣,所以要捨棄鄧小平確立的隱忍戰略,人們看到的始於中國東海的防空識別區,落實於南海的造島,甚至建立機場、設立導彈發射裝置,都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國的肌肉或牙齒。結果,突圍島鏈是子虛烏有,而引來美國與南海諸國共同對付中國,卻成為現實。
中國意識形態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更加強化反普世價值,侵犯人權事件更為普遍,並不斷突破法治與人倫底線。在人權問題上,中國受到國際社會愈來愈強烈的指責,中國與西方的蜜月期已過,人權問題日益提上日程,中國加入的關貿總協定WTO要兌現的承諾許多不能兌現,特別是美國開始做大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使中國陷入新的國際經濟困境。
習中央此時在軍事上虛擬突圍之時,在經濟上用一帶一路戰略,進行經濟突圍,試圖在過去的第三世界政治圈中,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以投入巨量美元,刺激這些不發達國家經濟,以此輸出中國過剩的產能。但實際效果如何?巨量美元被揮霍成為現實,而它直接或間接給中國經濟帶來多大效益,無從評估。
中共在經濟上與世界接軌已近四十年,但意識形態上不僅不接軌,反而大倒退,反普世價值成為中共最響亮的政治口號。也正因此,習中央面臨國際主流社會的抨擊與指責,而這種指責與攻擊,可能引發國際社會對習的不信任,特別是某些領域的制裁與反制。 據媒體報道,前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出,習近平對內鎮壓、對外冒險挑釁的政策,已經使美中關係陷於暗淡和緊張。他表示,這並非只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已經成為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學者的共識。為應對習近平當局將人權侵犯擴張到海外和對美在華記者、學者的嚴重騷擾,洛德建議美國政府採取反制措施:加強對華廣播,有選擇地拒絕中共宣傳部門和傳媒負責人赴美簽證,考慮關閉在美的中共喉舌機構,審查孔子學院。

封閉自我還是突破自我
看齊意識與核心意識的提出,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政治封閉,也是一種政治不自信的表現。毛時代沒有提出以毛為核心,也沒有人提出向毛中央看齊,只有一句: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鄧小平則有三個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鄧儘管犯過嚴重的罪錯,但畢竟還有政治改革的提議,以及八九十年代的兩次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形態。
而習時代,開始明目張膽地提出媒體姓黨,連毛時代開始的媒體頂個人民的帽子,都摘除了,人民養育軍隊,軍隊姓黨,人民養育國家,國家姓黨,媒體應該服務於國家人民,現在也被嚴令姓黨,習中央在意識形態領域也有「突破」,就是突破了中共原有的虛偽面紗,直接以強權者霸道形象示人。
我們看到,各地省委書記紛紛表態,要以習近平為核心,顯然,習的核心團隊在將打造習個人威權當成重大國家戰略在做,而保衛習的身體安全,保衛習的個人形象,也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一篇勸諭習下台的信件,也成為重大政治事件,不僅相關網站負責人、編輯、技術人員被失蹤,國外的報道者或披露者,其內地的家人也被拘審。
習正在深陷文革怪圈中,無力自拔。習近平最應該突破的,是毛的意識形態,還有個人崇拜的文革陷阱。

(作者為旅美學者專欄作家)

來源轉自:
【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美國)吳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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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夢酣本性依然


南柯夢快醒本性卻依然。
習氏強勢的風險有體制的緣故
習近平身為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和多個重要領導小組組長,把李克強撇在一邊,自己主導經濟與改革事務,掌管軍隊改革,又再把劉雲山撇在一邊,親自主持「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明白無誤地推動「黨天下」,而槍桿子與筆桿子都緊抓在自己手裡。
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的浪潮迅猛湧來,而矛頭指向他獨裁的傳聞也越來越多。
顯然,習近平很強勢,但面臨著風險。應該看到的是,其背後有體制的緣故。
在民主國家,無論總統制或議會制,通過選舉而取得權力的政黨執政,其領袖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在議會和輿論制約下施政。中共則隨意得多,它先是藉口內戰而迴避普選,然後將這一藉口常態化,和平時期也拒絕普選,而毛澤東,先是擔任「聯合政府」國家主席,「聯合政府」消失後他連任了一屆,即由劉少奇接任,他自己專注於黨務和軍務。由此形成了先例,中共最高領袖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到江澤民掌權時,黨權也分散開來,中央常委為保持中共權力而分頭把守黨政各要職,拍馬屁文人譽之為「集體總統制」。
「集體總統」很荒謬,而「總統」,其實在中共體制中已是時隱時現。
中共體制貌似「議會制」,國務院施政,對全國人大負責,然而,中共最高領袖時常會有某種改行「總統制」的傾向。這在毛澤東身上最明顯。他無論是否擔任行政職務,弄權都無所顧忌──發動鳴放、反右,召開中央會議推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直到發動文革,以「抓革命」統率全局,黨政官僚機器可以打碎了再重組,甚至罕見地搬出巴黎公社原則作為理論根據。
華國鋒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較為特殊,似乎體現為毛「總統」的某種慣性。此後數十年,黨政之間還算相安無事,因為老人政治正在盛行,讓人頭疼。

習近平正仿效毛澤東再作一搏
到習近平掌權,黨魁對「內閣」的寬容已久,而這時,老人影響有所變化,「紅二代」力圖展現政治家姿態,施展其雄心、魄力與才幹。於是,他要突破「接班」格局,也不再任由「集體總統」貽笑全球。習近平及其「總統班底」縱橫捭闔,展現「核心」的姿態,黨政「內閣」皆黯然失色。他要大權獨攬,要作「中興」雄主,壓抑黨內黨外一切異議,氣派的確不小。
或許,表面上像是「議會制」,但政府與全國人大都在中共控制之下,而它的黨魁看似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其間就不協調,就會有滑向「總統制」的傾向。
眼前的習近平,顯然正仿效毛澤東而再作一搏。
可以看到,暗藏帝王之心的黨魁,很容易表現其「總統」欲望,而局勢不利之時,他們也很容易退回來,把自己搞爛的局面丟給「內閣」去善後。
反之,心懷政治改革之志的政治家,會注意恪守政治文明準則,努力將中共引向民主之途,但在中共體制裡,往往會陷自身於不利境地。
如趙紫陽,他本來寧願擔任總理而做事情,但胡耀邦被逼退,他不得不為大局而改任中共總書記。他嚴守黨政分制,經濟遭遇市場疲軟之際,他在一旁告誡行政當局,注意借鑒西方經濟危機,引導市場清理積弊,卻被當作耳旁風,而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反而被掌管行政「內閣」的李鵬襲擊。
習近平集權,未來他將如何,是否真能駕馭黨國機器有大作為,甚至扭轉乾坤開闢民主憲政之路,有諸多猜測和議論。中共歷史中,像林彪那樣以忠誠於毛澤東示人,卻終於走到否定文革、反對毛澤東的地步,畢竟罕見。習近平現在若是「無為而治」,或許他能「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而他正躊躇滿志,為推動「黨天下」大業幹得起勁,實在看不出他有改弦易轍的心胸。

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
其實,中共黨魁的位置極其微妙,他可以眷戀昔日帝王之風光而行獨裁,可以攫取權力而迫使黨政「內閣」都聽命於他,成為實際的總統,以保持中共的保守本色,也可以運用權力而對中共及國家政權作根本的改造。只是,後者作為雖然開明,但極其罕見。
問題在於,中共「黨專政」或「黨天下」滲透於中國憲法之中,構成了它獨特的「憲政」特色。久居廟堂而毫無獨裁專制意向的人,實在可遇而不可求,因為個人品質往往靠不住,難以抵禦永久執政體制本身固有的強烈的腐蝕性。
黨外無黨,黨內就有奇特現象。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托洛茨基對此就有認識,毛澤東後來對此也有察覺。他發動「文革」,展現出令全世界驚訝的魄力,但他昧於市場化的大趨勢,終究只是他本人凌駕於「一元化領導」的中共之上而「萬萬歲」,中共黨政官僚機器打碎後再重組仍然是一黨專政。
習近平雄心勃勃,獨攬大權還算順利,對市場化規律可能也比毛澤東有更多認識,看上去似乎有超越毛的機會。不過,政治有其規律,而滿腦子中共文化的習近平,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黨外無黨」及「黨內無派」,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他樂見笑臉與歡呼,陶醉於「總統」的感覺,全然不顧批評與嘲諷,未必有創造歷史的真本事。

來源轉自:
【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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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製造出來的「港獨」



中共趕盡殺絕逼人「含淚港獨」。
自九七年至今,政權移交十九年,香港的港獨思潮卻從無到有,變成了年輕一代秘而不宣的潮流;即使不認同獨立,甚至不肯把獨立說出口,絕大多數香港的年輕人,都不再相信「中國好,香港好」,或者中港融合的前景,相信中國與香港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區隔,而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事實把香港年輕人由八九年六四的「愛國民主運動」,轉化到對中國徹底失望的,源頭就是中共近十幾年中國經濟發展所創造出「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更是令情況變得無可挽回:上一代對中國發展的幻想,就是先搞好經濟,人民就會隨著財富的增長,變成中產階級,然後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然而近十年的情況說明,中國擁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就是經濟發展不會改變人民質素,而人民在飽暖之後,只是思淫慾,卻沒有追求精神上的更進一步或者一個更公義的社會,而只是把暴發戶的嘴臉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對上一代堅持多年的「民主回歸」宣告破滅之後,香港年輕人開始探索未來的種種可能性,無可避免會面對一個現實的問題──政制的改變都被北京完全封殺:由○七○八雙普選,到二○一七年二○二○雙普選,中共全部都悔約,因此年輕人唯一可以憑藉的就是年紀輕,就是要比今日掌權的老人活得更長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年輕一代明知當代老人在有生之年,都不會讓香港擁有真正的民主普選。何況中國人在這樣的政制之下,有能力以至追求理想者,都紛紛移民外逃,因此中國的國民質素根本無法提高。在這樣的前提下,年輕人認清了問題的源頭就是中國本身;既然在中共統治之下擁有民主不可行,那為甚麼不大膽一點,索性要港獨呢?
這種心態上的落差,就是中年以上的有產階級與年輕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差距。老成持重者,只想保有今日的一切不會失去,而年輕的卻認為,以目前這種敗壞的速度下去,到香港年輕一代當家之時,已經甚麼都不會剩下了。年輕人不認同中國的一切,也沒有老一代的文化情懷,因此從愛國的夢醒來,質問為何必須只有一個中國,而香港則為何必須留在中國?

公民民族主義VS種族主義
事實上對世界各地越多認識,即會認知中國本身就是特例──單一文化、語言的民族國家才是常態;至於所謂「多民族」,最多是三數個民族,說三四種不同的語言,而非所謂五十六個民族的中華民族。中國所建構的神話──即所謂「中華民族」,根本就不是一個民族的「多民族」;至於漢字之共同使用,其實只等如西方各國使用羅馬帝國遺下的拉丁文;因此把各地的語言貶為「方言」,只是想透過洗腦,從而達到人口與文化清洗的目標而已。
由蘇格蘭獨立運動等啟發,年輕一代認識到「公民民族主義」,開始明白到民族主義不需要由「種族」所建構,而可以由公民身份去建立。一旦對此醒覺,則反過來認為以往用膚色,甚麼黃皮膚、黑眼睛等去區分是不是「中國人」,早在世界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而理應被放棄。亦因此,由此產生的「港獨思潮」,不止是一種「潮流」,更是一種幾乎不可逆轉的過程。在中國沒有希望、政治完全沒有改革的情況之下,香港年輕一代思變,幻想香港獨立的呼聲只會隨著時間改變而變得更高,這點有如台灣,「中國夢」早已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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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林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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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文件」對國人的啟示



關於巴拿馬文件的核心數字,揭秘全球權貴的隱秘財富。
習近平上台後大權獨攬、四面出擊,開罪官僚階層、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客觀上讓黨內「反習大聯盟」到了呼之欲出的臨界點。這是今年春節以來,大陸政經殘局方寸大亂的一個主要背景因素,也因為中共十九大人事佈局擺上議事日程,令中南海權爭更趨白熱化。
屋漏偏逢連夜雨,巴拿馬文件的核風暴不期而至,素以「打鐵還需自身硬」搶佔反腐道德和輿論制高點的習某人,頓時信用破產,他最看重的權威遭到了四面楚歌式的挑戰。即便把「姐夫」列為敏感詞,全方位封鎖巴拿馬網絡信息,短期內也看不到這種趨勢的改變。
習近平王岐山反腐,曾大張旗鼓的要求國際社會給予合作,巴拿馬文件無疑是送上門的線索,北京的反應卻是葉公好龍,這也讓「中國夢」露出了馬腳。
在中共壟斷性控制的慣性之下,表面上的波瀾不驚,無法掩蓋社會內部的暗潮洶湧──中共逆世界進步潮流而行,變成了黑暗腐敗反文明惡勢力的代表。中國只是趙家人的國,民眾對這種極權專制本質深信不疑的程度,已大大超過了一九四九年政權更替的時候。 中共先是通過革命把私有財產變成公有財產,又通過改革把公有財產變成權貴腰包裡的個人資產。如今權貴們預感到:中國大陸這條千瘡百孔的巨輪,覆滅是遲早的事,巴拿馬文件揭示:富可敵國的權貴們正在把鉅額資產轉移出國──做棄船而逃的準備。
大陸著名記者高瑜的訪談錄,和百歲人瑞李銳的特稿,反映了面對習氏的復辟「夢」、空前的高壓管控,黨內外依然還有追求真相、堅守底線的人在,這就是希望不滅的火種!在美中關係逆轉的同時,美國與古巴關係出現的新變化,不僅將重組國際格局,也可能豐富新一輪世界棋局的想像力,有關文章相信讀者不會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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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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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鐘為黨媒而鳴


佯裝人民政府的狗共索性不裝了變成黨政府,不倒也難四字若隱若現。
兩會之前,習近平親自出馬向媒體喊話:「黨媒姓黨」,要用媒體的「正能量」壓制公眾的發聲。這是在打壓網絡之後,再一次明確強調對媒體的管控。
對於中國政治的概括,最簡扼明要莫過於「黨天下」三個字,天下皆姓黨,遑論媒體?習近平說的也是大實話。不過,中國問題的麻煩恰好就在「黨天下」三個字上。「黨天下」諸多問題之中,黨媒壟斷輿論是中國變革最急需解決的問題。習近平多次講依憲治國,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在黨媒壟斷輿論的背景下,「言論自由」不過話一句耳。按理,黨媒壟斷輿論本有違憲之嫌,習近平對此不但沒有依法改正,反倒以「黨媒姓黨」強化壟斷。可見他骨子裡還是一個不講規矩之人,依憲治國不過是夢話而已。前段時期個人崇拜死灰復燃,批普世價值甚囂塵上,據說是有人挖坑陷害這屆班子。當「黨媒姓黨」之說一出,方知挖坑者此人也。繼續壟斷媒體,打壓民間輿論,再現「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的文革場景,於是就有今年的「兩會」氣氛緊張、壓抑沉悶的尷尬場面。

「黨媒姓黨」還原了真相
不過,今天已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後,而非四十年前的文革,毛澤東式的極權暴政已是江河日下。「黨媒姓黨」話音未落,就有了「人民政府還是黨政府,人民媒體還是黨媒體」的任志強之問,如雷貫耳,一下子將執政黨抵到在越權違憲的死角,更是將「趙家人」釘在與人民為敵的恥辱柱上。於是有人勃然大怒,組織媒體大罵任志強反黨,聲稱將開除其黨籍。一時間電閃雷鳴,大有暴風驟雨之勢。幾日後,有文章刊登於中紀委刊物上,間接發表了不同意見,這場圍繞著「黨媒姓黨」的衝突戛然而止,網絡稱之為「十日文革」的小鬧劇。黨內外有良知的人對此驚詫不止,感歎無論如何處置任志強都是政治上作繭自縛的敗筆,也有人怒斥為故意挖坑害主,是一個愚蠢透頂的政治自殺行為。
「黨媒姓黨」引出的不止是場風波,更引出了對黨媒的反思和反彈。聯想到之前的新造神運動,反憲政批普世價值的歪風,人們對「黨媒姓黨」說辭背後的動機有了警惕,進而對言論自由權利有了更深層的認識。
雖說「黨天下」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共始終不忘打著人民的幌子。自一九四九年建政起,國號叫做人民共和國,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報紙叫做人民日報,廣播叫做人民廣播電台,哪裡有過什麼「黨國」、「黨政府」、「黨日報」、「黨廣播」?人民這個幌子豈可輕易放棄?毛澤東那一代領導人是懂這個道理的。「黨媒姓黨」則不然,雖說是句大實話,卻把人民這只馬甲剝得乾乾淨淨,於是黨媒就可裸奔於世。「黨媒姓黨」還原了真相,人民如何如何講,群眾怎樣怎樣說的擋箭牌自無需再用。以往對黨媒的種種惡行不光有敢怒不敢言的恐懼,更有糾結於到底是統治集團的意志還是人民群眾的意見。如今真相大白,「黨媒姓黨」,與人民群眾無關。

引發人民對自己媒體的呼喚
自中共建政起,黨媒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也是中共各級機構中最邪惡部分。遠到院系調整、反右運動、文化革命,近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憲政、批普世價值,他們始終扮演著反動勢力的吹鼓手,文明進步的攻擊者。中國當下的信仰危機、道德危機,很大程度上和黨媒沒有政治倫理的惡意宣傳直接相關。是它們重創了中華文化的價值,扭曲了中華民族的心靈。這個災難性後果,會像幽靈一樣纏繞我們民族幾代人!黨媒有罪於我們民族,是中華復興的死敵,是中華民族的噩夢!
這場由「黨媒姓黨」引發的「十日文革」小鬧劇,是習李新政以來在政治上最拙劣的表演。它不但使人們看到了政治倒退的風險,也引發了人民對自己媒體的呼喚。當我們為人民媒體呼喚抗爭之時,黨媒的喪鐘敲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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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齊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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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習式治國方寸大亂


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大批判、綁架、連坐無法無天
一本關於習近平情史的八卦書,兩條「妄議」習「重要講話」的微博,一封要求習辭職的「公開信」,竟導致當局方寸大亂,引發了一輪令人瞠目結舌的文革式大批判和一連串無法無天的綁架、「失蹤」、連坐案件。再聯繫到《南方都市報》「媒體姓黨,魂歸大海」和新華社「中國最後領導人」這兩樁新型文字獄事件,不能不讓人們為習近平執政團隊的「治國理政」方式捏一把汗。在所有這些習近平理應表現出寬容大度的地方,他表現出來的只有小肚雞腸、睚眥必報,而且其肆意妄為的任性,為鄧後時代所僅見;其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緊張,亦為「六四」事件以來所僅見。
一本書、一封信、兩條微博,原本不足掛齒,如果習近平是一個目光遠大、抱負宏偉的幹大事的人,他不應該對這類尋常小事過於敏感,耿耿於懷,以致大發雷霆,大動干戈。大批判、綁架、連坐並不是「治國理政」的好方法,不僅不能消除那本書、那封信、那兩條微博的影響,反而千百倍地放大了它們的影響,恐怕也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只能激起更直接、更激進的反抗,且有全面開罪官僚階層、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三大精英團體,間接幫助「反習大聯盟」形成的巨大政治風險。大批判、綁架、連坐之無法無天的惡劣性質,之損人害己的負面後果,比起那一本書、一封信、兩條微博的事情本身,不知要嚴重多少倍。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查沒查出真相,揪沒揪出後台,嚇沒嚇倒對手,就政治聲望、國際形象以及後七年任期──假如他還有七年任期的話──的黨內外擁戴程度而言,其實習近平已經輸了。
這幾件事情已經使習近平失盡人心,使「一國兩制」受到重創,也幾乎把習當局通過「打虎」運動所建立起來的自信果敢、英察睿斷的正面形象敗壞無遺,讓那些對習存有幻想、以為他集權完成之後將厲行政治改革的人徹底絕望,把習在知識階層、中產階級中獲得的好感全都賠了出去。事到如今,如果習近平仍然要大發雷霆,他的怒火似乎不應該針對桂敏海、任志強或《無界新聞》,倒應該針對那些製造了越境綁架書商案,發動了批判任志強運動,錯抓了賈葭、株連了長平、北風等人無辜親屬的愚蠢的習氏親信們。

政治器量不如溫家寶江澤民
正常國家的正常領導人絕沒有這麼幹的。像奧巴馬、安倍晉三、卡梅倫、默克爾或者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碰到了八卦書、「妄議」、「公開信」這樣的事情,大都不予理睬,不以為意,即使真的戳到了痛處,也至多向選民訴訴苦,向司法討公道,想都不敢想動用政府暴力,去幹綁架、株連、懲治政敵、了結私怨的罪惡勾當。
即使是在中國這樣的非正常國家,習近平前面的那些個中共領導人,也不是人人都敢、或人人都願意像習近平這麼幹。溫家寶訪英在劍橋大學演講時遭到一位德國小夥兒扔鞋「襲擊」,把溫家寶氣得手足無措,語無倫次,竟上綱上線把那隻鞋子擺在了「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人類的進步、世界的和諧」的對立面。但溫回國後感到不妥,立即寫信給英國政府,表明他對年輕人一時衝動之下的冒犯行為並不介意,請求英國法庭從輕發落。溫家寶的名字也曾經被官媒記者寫成了「溫家室」,溫為記者開脫說,這是用五筆字型打字打錯的,他自己也這麼打錯過。溫家寶是官場做秀高手,曾被譏為「影帝」,但溫秀寬厚、秀大度,總比習秀狠毒、秀恐怖好得多了。
江澤民曾親自打電話給央視新聞聯播編輯室,批評他們把他會見的一個外國人的名字搞錯了。江解釋說,他之所以沒有通過中宣部和央視的領導,而是直接給編輯室打電話,是因為他不想把事情搞大,不希望有人為此受處分而影響前程。江澤民與某歌星偷情的八卦書不知出了多少種版本,香港的書商們也都安然無恙,無需「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協助調查」。這些事情都讓習近平相形見絀。
採訪過鄧小平的美國著名記者華萊士曾當面指責江澤民侵犯人權,並毫不客氣稱江為「獨裁者」,若按照習近平執政團隊的處理方式,想必中共有關部門應該封殺華萊士這種「吃飽了飯沒事幹,對中國的事情指手畫腳」的外國人,或許還要切斷華萊士、他所在的媒體、以及他的親戚六眷與中國的一切商務聯繫與文化往來;如果華萊士某個親戚的公司不幸以中國為主要市場,那他就苦不堪言了;要是還不解恨的話,再把國內凡稱讚過華萊士的網絡大V通通請到國保辦公室,讓他們按規定的格式各寫一篇譴責華萊士反華言論的嚴正聲明交給《環球時報》發表……,但是,江澤民並沒有那麼做,相反,江對華萊士的推崇一如既往,視其為傳媒界泰山北斗,認為「他比你們(指香港記者)不知道要高到哪裡去了」,還把華萊士當面斥責並羞辱他的那次火藥味十足的訪談稱作「我和他談笑風生」。而事實上,那是江澤民在媒體面前最丟臉、最窩囊、最尷尬的時刻,也是江最後一次接受西方記者現場直播式的專訪。那次採訪之後,包括江、胡、習在內的三位中共最高領導人再也沒有勇氣以自由對話的方式,在不預設話題、不規定敏感詞、不預審台詞的前提下接受外媒採訪。
一直以來,人們都把江澤民借華萊士的名氣為自己壯膽,當眾發飈貶低香港記者「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作態當作笑料,但如今,此事一點兒也不好笑了。對比習近平,對比當下針對陸港兩地具有「反習」傾向的媒體人、出版人的報復性綁架和株連,人們發現,江澤民當年因激動而失態的滑稽表現反而要顯得真實得多,至少是正常得多。在當今世界,動輒對觸犯龍顏的某本書、某封信、某條微博發動圍攻批判,甚或動用黑社會手段綁架嫌疑人、恐嚇當事人、株連親屬、法外施刑的最高統治者,當首推金正恩,第二把交椅大概非習近平莫屬。

攻擊性個人崇拜
對「公開信」的文革專案組式追查方式,對香港書商的越境綁架,對任志強的文革式批判,這些事件絕非自發,絕非偶然,絕不是下屬部門擅自妄為的孤立個案,而是高度相關、「高度一致」的政治行為,是自上而下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迫害。
這些事件透露出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當局亟欲確立「習近平神聖不可侵犯」的新「政治規矩」。具體言之就是:炒誰的緋聞也不能炒習夫婦的緋聞、妄議誰也不能妄議習、要求誰下台也不能要求習下台,如此等等;誰若冒犯了習近平,就有可能遭到「姓黨」媒體群起而攻之,也有可能遭到秘密機關和專政機構無需司法手續、不受國境限制、可以任意株連的嚴厲追查和可怕報復。──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文革時期兩句家喻戶曉的口號,其一為「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是林彪的發明;其二為「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這是北京紅衛兵的發明。也許習近平和他身邊的親信所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誅」、「討」、「砸」的政治氛圍。
人類歷史上的崇拜現象大概有兩種,一種是勵志性、感召性的,一種是強制性、攻擊性的。前者比如近代基督教對上帝的崇拜、中國人對自己祖宗的崇拜,崇拜者與反對崇拜者相安無事,任何人毋須擔心受到「誅」、「討」、「砸」;後者則意味著將反對崇拜者視為異己或仇敵,意味著不崇拜者不升官,甚至不崇拜者不得食。銅鑼灣事件、任志強事件、公開信事件,以及南都和新華社的新版「文字獄」事件,都標誌著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正在發生質的轉變,習團隊正試圖從最初的自娛自樂、自吹自擂,升級為文攻武衛、「誓死捍衛」。他們要塑造這樣一種恐怖政治氛圍:習近平是不能碰的,習的至高地位是不容質疑、不容反對的,習是看齊的對象、緊跟的目標,是是非的標準、黨國的化身,反對習就是反黨,反對習就要「拿下」,黨員必遭批判,黨外或遭綁架,即便港台、海外者亦「雖遠必誅」,總之逃不脫無法無天、花樣繁多的政治報復。銅鑼灣事件、公開信事件就是攻擊性個人崇拜的最佳示範。

中共所謂改革開放是何等脆弱
攻擊性個人崇拜不是習當局的創舉,而是毛澤東時代的遺存。近兩年多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讓人強烈地感受到,毛時代曾經盛行、改革初期中共曾「徹底否定」的那些東西正在復活,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所建立的那些東西則正在死去。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說,「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同志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所以,那個時代流行「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紫陽同志」的去姓簡稱,現在叫「習近平總書記」、「習主席」已經不過癮,要叫「習大大」才過癮;那個時代包括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的講話,也必須經過政治局批准之後才能在黨內傳達和公開發表,現在習近平的講話一說出口就是「最高指示」,即使是「媒體姓黨」這樣的蠢話也是不容「妄議」的聖旨,自動加入「習總書記系列講話」之列,而所謂「系列講話」似乎已經莫名其妙取得了類似於毛思想、鄧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同等地位,只供「學習、教育」,不可說三道四。
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用其他形式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不許用……阿諛之詞稱頌無產階級的領導人」、「由於認識錯誤而講錯了話或者寫了有錯誤的文章,不得認為是違反了黨紀而給予處分」、「對於任何黨員提出的批評和意見,……不允許追查所謂動機和背景」、「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株連無辜的家屬和親友」、「黨的領導幹部……不能以為自己講的話不管正確與否,別人都得服從」,……然而,習近平用十多個「領導小組」架空甚至代替黨中央、國務院;近兩年的官媒上、今年的省級「兩會」上,出現了大量對習近平的阿諛之詞;當局對任志強事件、公開信事件的處理更是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站在了《準則》的對立面。這真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由此可見,中共所謂改革開放是何等脆弱。
習近平大講「政治規矩」,四川省長魏宏被立案調查了幾個月,最後查出來倒似乎是個清官,竟以「對黨不忠」的「政治規矩」對其施罰。對比三十五年前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究竟是誰在破壞中共的政治規矩?究竟是誰在復興早已被《準則》所「徹底否定」了的那些東西,已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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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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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是「協助調查」還是「被調查」?


李波「被偷渡」釋放回港後「忽然愛黨」。
銅鑼灣書店涉「非法經營罪」
香港入境事務處三月二十四日早晨接獲深圳出入境機關通知,表示會將李波先生移交港方。下午二時香港入境處人員將他接回香港,在與入境處人員會面時,李波堅拒透露他用什麼方法偷渡離港返大陸。隨即,李波與警方會面也不肯透露是甚麼朋友用什麼方法偷渡到大陸,只重申是自願返內地協助調查書店合夥人桂民海案,事件不涉綁架,要求警方銷案。耐人尋味的是李波返港不到二十四小時,又被「朋友」帶回大陸;二十八日再次露了面,僅僅三幾天更是全家回大陸,彰顯去內地「自由」,不知回香港是否「自由」!
據傳媒報道,相關辦案機關近日透露,桂民海為牟取「非法利益」,指使呂波、林榮基等人,在未取得中國新聞出版部門發行許可的情況下,「以對書籍封面進行偽裝的方式,躲避海關檢查,通過郵寄方式,大肆向境內銷售,並在境內開設專用銀行卡結算境內購書款」,桂民海已「供認不諱」。
報道引述警方稱,二○一四年十月以來,銅鑼灣書店共向內地三百八十名購書人,郵寄書籍四千餘冊,涉及全國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

李波涉「非法經營罪」「男二號」?
李波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被失蹤」後,三個多月來通過警方和親中媒體,發表了很多違反邏輯、背離法律的「自說自話」。「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可以明辨「口供」真偽;釐清李波涉「非法經營罪」案應該承擔的責任,是開啟事實真相之鑰匙。
有人稱香港銅鑼灣書店案是一場「爛劇」,李波不是台下看熱鬧的觀眾,而是粉墨登場的「演員」。李波接受媒體訪問稱,「受書店老闆桂民海指使,向內地銷售未經許可書籍」,已親口承認涉案。李波身為股東及負責人,他理所當然是「非法經營罪」犯罪嫌疑人和「共犯」之一。有人說桂民海與李波涉案角色是「平起平坐」,若桂民海是「爛劇」「男一號」,李波就是「男二號」,涉案要比已被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可能判刑的呂波、林榮基、張志平嚴重。犯非法經營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二○一五年十月,桂民海、呂波、張志平、林榮基先後落網,公安對他們全部採取強制措施,唯獨「男二號」李波,因人在香港尚未歸案「逍遙法外」。公安境外緝捕部門為早日結案,緝捕李波歸案勢在必行。
李波應否定罪處刑,涉及國籍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一九九六年五月《國籍法解釋》中,已有言在先:中國同胞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及因英國政府「居英權計劃」而獲得「英國公民身份」,均不承認;他們都還是中國公民。故而,李波若犯「非法經營罪」,需依《刑法》定罪量刑。
去年十一月十日李波給桂民海女兒電郵稱:桂民海可能因政治原因而遭中國特務帶走。媒體報道,李波夫婦相約不再去大陸,並且隨身不帶香港居民回鄉證,以為《基本法》規定「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大陸警方鞭長莫及,不會夠膽破壞「一國兩制」,到香港越境緝捕抓人。殊不知銅鑼灣書店案「通天」,公安境外緝捕工作機構神通廣大得很,公佈於世的二○一五年境外緝捕碩果纍纍,成績輝煌!
李波說回內地是協助調查。究竟李波是「協助調查」還是「被調查」?輿論認為,李波所謂「協助調查」乃自欺欺人之談。
李波若「用自己的方法」回內地,他除了涉非法經營,又涉偷越國境共兩宗罪。依《刑事訴訟法》首先是接受公安機關的訊問、「被調查」。李波需要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如實回答公安提出的問題。接受「被調查」。在交待涉案事實後,才有可能「協助調查」,對桂民海等檢舉揭發。李波自始至終矢口不談必須履行的「被調查」刑事訴訟程序,仿佛他是與兩宗罪無關的局外人,藏頭露尾捉襟見肘,違反事實違反法律。
再從時間論,去年十月中、下旬,桂民海、呂波、張志平、林榮基均落入羅網。公安對四名犯罪嫌疑人實施六、七十天的偵查、訊問等刑事訴訟程序,基本上已事實清楚。李波在兩個多月後才到大陸「協助調查」,此時此刻能夠「協助調查」的內容及所起的作用,可謂「多乎哉,不多也」,爭取充當「污點證人」,則關鍵是他檢舉揭發公安尚未掌握桂民海的「罪行」。

自稱「偷渡」乃天方夜譚
李波說用自己的方法偷渡出香港,或說是在朋友的幫助下偷渡回內地。
若真如此,李波來回香港、內地,不想留下出入境記錄,必須偷渡香港、大陸;大陸、香港來回共四次。李波先生一介書生,其神通廣大可謂天方夜譚。
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及「在朋友幫助下從香港偷渡回內地」如屬實,且不論香港是否犯法,但按中國法律已構成「偷越國境罪」。《中國刑法》第321條,幫助李波的「朋友」,涉嫌運送他人偷越國境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一定情況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李波涉偷越國境罪,也要判刑。
李波又說:巨流公司出事後,我就想偷偷地回內地,盡快解決自己的事情,再偷偷地回香港,不想留下出入境記錄。就算在香港有「朋友」幫李波偷渡出境及偷越國境到內地,難道內地又有另一批「朋友」助李波偷越出內地國境,外加再偷渡回香港!李波把來回四次偷越港境、國境,仿佛是從港區銅鑼灣來回九龍旺角那樣方便。似乎中國國境及港境形同虛設,出出入入都是無人之境!一句「協助調查」,內地司法機關竟會既不依法追究「男二號」李波的「非法經營罪」,也不追究「偷越國境罪」,豈非自認犯下「瀆職罪」?!
排除了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偷越港境、國境後,誠如《環球時報》所說: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
所謂「強力部門」和「被調查者」,可與李波事件完全不折不扣「對號入座」。面對香港群情激憤、舉世嘩然,美、英、法等國家在聯合國提出銅鑼灣書店案等質問,「強力部門」兩害相權取其輕,只能「放小弟一馬」,因此才出現暫不追究李波「非法經營罪」,演出「爛劇」「捉放曹」,對李波在內地、香港,捉捉放放現象:同時將「被調查」的李波打扮成「協助調查」,為的是對越境綁架、破壞「一國兩制」掩蓋真相。此地無銀三百両,用謊言來掩蓋謊言,用偽造橋段炮製假象來逃避罪責,堵世人悠悠之口。 中聯辦高官畫龍點睛之說
如此這般又給香港律政司出了難題,明知李波離港乃「強力部門」規避法律所為,李波對此是無罪的;然而「強力部門」西洋鏡又不能戳穿,為掩蓋「強力部門」露出的馬腳,只能順水推舟按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偷渡離港情節來定罪處刑,如此香港政府就淪為內地有關部門製造「冤假錯案」的幫兇。然而萬一李波或律師在香港法庭上,面臨坐牢危險而鳴冤叫屈講出真相,怎麼收場!另一可能是香港律政司認同李波偷渡港境,不構成犯罪案例成立!那麼從今以後每位港人都可依樣學樣偷越港境,今後警察追捕偷越港境的黑社會的行動將不再出現。
四月十二日,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說:李波案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無人想見到或再見到這些事件在香港再次發生。實乃畫龍點睛之說。中聯辦高官猶抱琵琶半遮面地間接承認「強力部門」越境抓人;更證實李波不是「協助調查」而是「被調查」!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 四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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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全面倒退


遭中共魔爪染指,香港正處風雨飄搖境地,而香港人還有相信中共的所謂:中國夢、一帶一路,真須要自求多福。
【撰文⊙林忌】
記得90年代初,我年幼時前往歐洲旅行,在如瑞士、法國的四、五星級酒店內的房間中,「竟然」只有黑白電視機,電器又殘又舊,遠落後於當年的香港。事實上當年的香港有很多科技與發明,都居於世界前列,例如97年的電子收費系統八達通,98年的互動電視服務;又例如開放電訊牌照後全面競爭,令手機上台的價格之廉冠全球等等;才不過10年之前,香港人還在驚訝歐洲手機上網費用之高昂,而慶幸香港收費之低廉,然而這10年不知不覺間,這一切原本可引以為傲的事情都改變了,變成了香港全面落後於歐洲了。
先以電子收費系統為例,很多人來香港過隧道,都驚訝於長長的車龍,竟然多數選擇人手繳費,而非使用電子系統;當香港發行的信用卡,可適用於英國以至義大利的電子路橋收費的時候,反過來卻不能在香港的隧道使用,這是否荒謬至極?真相就是,由於官商勾結的壟斷,特區政府任由隧道公司不提供免費的電子收費服務,甚至人為製造塞車——提供不足以應付車龍的收費人手,利用擠塞作壓力,迫市民繳費每月35元電子付款的「行政月費」——即使不使用,每月也要繳款的荒謬制度;結果大量駕車人士寧可排隊,也不願電子收費,結果成本由誰負擔?就是所有市民更塞車來負擔。
多年來香港的電訊業收費都幾乎全球最便宜;然而香港的通訊局卻在梁振英上台之後一年,即2013宣布要收回電訊商手頭上的3G頻譜「再拍賣」,很多評論都認為,這是為沒有香港3G頻譜的中國國企「中國移動」貼身訂造的安排。亦自此,香港的行動網路供應商立即取消「無限上網」,然後大幅加價,如今香港4G行動網路上網的月費,已經貴過英國一倍至幾倍--反而英國的4G供應商,大約200~300港元,即可享受4G無限上網,其中一間英國著名的網路電信商,更是富商李嘉誠旗下的,是2003年才在英國推出服務的,為何短短13年之間,原本貴很多的英國服務,如今竟然比香港廉價呢?
至於電視服務方面,則更加令香港人羨慕了;英國的電視不但擁有超過100個頻道,更流行數碼電視盒,由官方的BBC到其他電視台,都紛紛提供大量的節目內容,供Catch-Up之用,實際上就是當年香港電訊所想提供的VOD(Video on Demand)服務;買起足球轉播權的電視台,更提供一些單日、一星期的合法服務,讓球迷可以用百多港元,買入電視盒之後,付幾十元去合法付費收看單日或多日的球賽,而不用好似香港要支付1年或2年的月費。各個電視盒以及電視台,紛紛跨平台提供服務,而不似香港「有你無我」,令市民要轉換一個又一個不同的解碼盒,去收看不同頻道的節目。
這一切倒退,不是香港的公司缺乏創意,也不是香港市場規模不足;香港人口有730萬,比起很多歐洲的國家的人口還要多;真相就是中國政府為了政治理由,干預香港的市場;為了國企的利益,為了官商勾結的利益,出賣香港人的利益;結果香港原本由90年代,比起歐洲進步的水準,跌至如今全面落後,這一切都是令到香港人感到無助,以至產生憤怒的基本緣由。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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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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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歡呼任大炮,只緣妖霧又重來──丙午文革五十年祭



共產黨本義。
如果從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發佈《五‧一六通知》算起,到本年五月,中國大陸史無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就是整整五十年了。但五十年後的今天,大陸形勢似乎又有了這場浩劫的某些氣象,甚至有所謂「十日文革」之驚心動魄。於是反思這場浩劫的緣由和教訓,似乎比一九四四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述說明末李闖造反的歷史教訓),有了更現實的必要。
共產專制下的個人崇拜是文革之源
這場浩劫的罪魁禍首,無疑是毛澤東。但對於毛為何要發動這場「革命」,至今居然還有人以為其「目的之一」是為了「徹底剷除黨內的『修正主義路線』」,「遏制執政黨的制度性腐敗蛻化」。這其實是中共官方一貫堅持的鬼話,即毛氏「好心辦壞事」。由此出發,則文革有理,毛氏居功厥偉;由此出發,則值此中共愈加腐敗蛻化,「二次文革」或如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黑格爾辯證法那樣,攫取其「合理的內核」?
其實,從文革一開始,明眼人就已看出,這其實就是毛澤東因為擔心劉少奇及其系統要奪走他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作的拼死一搏。當年,「大右派」章伯鈞就說過:「斯大林病亡後赫魯曉夫上台的事實,讓他憂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誰搶了他的金交椅。這個運動,說是文化革命,我看還是圍繞著那把金交椅轉罷了。」(章詒和:《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但章氏這段話還沒有點出文革更深一層的緣由:即毛何以能有如此逆天大力,陷中國大陸於萬劫難復?緣由恰恰是首先由劉少奇本人極力鼓吹造成的毛氏個人崇拜!再深一層說,個人崇拜也非劉一人所能吹起,而是共產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共產專制──個人崇拜──無所制約──社會劫難,這就是文革的全部因緣鏈。蘇共出了斯大林,柬共出了波爾布特,中共毛之後又出了鄧小平(六四屠殺),現在習近平也在蠢蠢欲動,甚至北韓出了金正恩,都源於同樣的一條因緣鏈。這是共產專制制度的鐵律!沿著這條因緣鏈,毛從他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起,得志便猖狂,一意孤行於他的罪惡的烏托邦(美其名曰「社會主義」),也為著自己的「金交椅」而狗烹他昔日的同夥(「走資派」)。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所謂「路線鬥爭」和「反修防修」。

「二次文革」在行動?
專制下的個人崇拜,成為了今天我們必須吸取的最重大教訓和面臨的最嚴酷現實。
有人以為毛之後,大陸不可能再有二次文革的條件,也沒有任何人再有發動二次文革的力量。此言大謬!文革得以風生水起是靠了共產專制下的個人崇拜,中共專制不除,憲政不行,個人崇拜就完全可能再起,而二次文革怎麼不可能再起?君不見習近平在「小組治國」以及攫取個人權力的邪路上越走越遠,掀個人崇拜甚至還欲自封「核心」。「核心」者,即鄧氏「毛在毛說了算,毛不在我說了算」的帝王代名詞也。現在甚至連個人崇拜、集權獨裁、思想管制、摧殘網路大V公知維權律師等所使用的方式、語言(圍攻任志強)和歌曲(《要嫁就嫁習大》、《東方又紅》)也都是文革的翻版。如此,「二次文革」難道不是在蠢蠢欲動中?

警惕向帝國轉型
二○一三年十月,習氏上台不到一年,大陸著名獨立學者王康指出當前中國存在兩種轉型的可能性:民主憲政轉型或帝國轉型,並指出後者可能性更大。考察今日中國之情勢,這一觀點實在值得嚴重注意。首先,中國兩千多年漫長的專制體制,使大陸百姓對皇權專制真有點麻木不仁。直到今天,參觀故宮的蕓蕓眾生,還是不時流露出對皇家的無比尊崇,「老佛爺」還經常掛在嘴邊;直至今天,大陸百姓很多還奉毛如帝如神,不時祭拜乃至跪拜。這就充分證明,專制和個人崇拜的土壤其實還相當肥沃。其二,在這樣的沃土裡,共產黨略施小惠(「讓步政策」),民眾就很容易感激涕零。如朱鎔基「六四」期間對上海工人略施籠絡即見效就是明證。最後,習氏爭霸海外(非洲、釣魚島、南海),使相當部分大陸百姓在「民族主義」的幽靈下視習氏為可令「中華崛起」之君。僅此三條,大陸再次滑向共產帝國就絕非沒有可能,雖然預料習氏還不會傻到啟動帝國的名稱和僭用皇帝的稱號。所以,如果不徹底反思和剷除造成文革的專制個人崇拜,二次文革和向帝國轉型就是當前中華民族的最大危險。
二○一五年九月,習仲勳故居擴建成為佔地至少百畝的大型陵園。陵,帝王「龍馭上賓」之居也,如秦始皇陵、明十三陵、清東陵,國民黨也建了個中山陵,而習仲勛,即便有功,區區一「副總理」耳。這使人聯想起明王朝嘉靖的「大議禮之爭」。嘉靖靠過繼當上了皇帝,硬是給自己的生父興獻王加上個帝號為明睿宗,並配享太廟。想不到不到五百年,此類事竟然重演於今日!這麼大的工程,習本人不知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此,習氏究竟要做什麼?

希望在於知識分子的覺醒
按毛澤東之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毛氏此處所稱的「人民」,明顯是指處於社會底層的農工,但這一說法完全經不起推敲。固然,造反、打天下,需要諸多的炮灰,但真正推動(無論是正向還是逆向)社會革命或變革的核心力量,只能是貴族(在現代就是中產階層)及其知識份子。例如在中國只能是項羽劉邦而不是陳勝吳廣,只能是李世民而不是程咬金;而在共產黨,也只能是毛澤東而不是湖南的暴民。朱元璋似乎是個例外,但朱的背後還是有李善長(「在世蕭何」)和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樣的知識份子謀主;而李自成之所以失敗,正如《甲申三百年祭》的分析,一個重要的甚至是致命的原因就是他拒絕並殺害了李岩這樣的精英知識份子。面對薄熙來的文革復辟勢力,溫家寶提出要依靠「人民的覺醒」。這「人民」,首先就只能是中產階層及其代表知識份子,他們才是阻止中國向帝國轉型,並推動向民主轉型的旗手。正是他們,才是中國希望之所在。正是這樣,方勵之、劉曉波以至最近的任志強、蔡霞、賀衛方等的風起雲湧前赴後繼,就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而從「十日文革」的迅速破產,我們看到了十年文革之為人所深惡痛絕,看到了中國民主轉型的希望和曙光。
一九六六的文革,在中國農曆恰是丙午年,似乎正應了中國「丙午紅羊劫」之數。龔自珍有詞曰「無奈蒼狗看雲,紅羊數劫,惘惘休提起」。當年岳飛《滿江紅》詠歎「靖康恥,猶未雪」(徽欽蒙塵高宗南渡北宋滅亡),就是發生在一一二六的丙午紅羊年;洪揚的「太平天國」(一八五一),也是在一八四六的丙午紅羊前後,洪揚紅羊,諧音也。讖緯之說,未可全信,姑此存照。
俱往矣,丙午文革!人們期望,下一期丙午,即十年之後的二○二六年,當是中華民族萬象更始、朗朗乾坤、紅紅火火的新時代。 是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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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大陸)李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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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對習近平的四個迷思


習近平毛左真面貌已呼之欲出。
習近平上台以來的內政外交,中外備受爭議。特別是,他的人品如何?政績何在?對此眾說紛紜。筆者認為,要客觀評價習近平的政績/敗績,要認清習近平的真實面目,必須破除對他的四個迷思。
迷思之一:子繼父業,承繼習仲勳反左開明
很多中國人信奉有其父必有其子,以為習近平會仿效習仲勳,反左、開明。這是把對習仲勳的讚賞投射、轉移到了習近平身上。八十年代,習仲勳對《人民日報》社長秦川說,我一輩子沒整過人,沒犯「左」的錯誤。一九八七年,鄧小平等老人幫非法召開中央生活會,把胡耀邦拉下台時,習仲勳拍桌怒吼,痛斥「逼宮」違反黨章,堅決反對。
然而,習近平的個人品質、信條及其施政卻令人大跌眼鏡。他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左的總書記。他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三個自信」、「七不講」,大搞極左、政治倒退,還企圖開展文化小革命。他對毛澤東耍弄權謀情有獨鍾,對毛禍國殃民的統治術五體投地。例如,習仲勳主張言論自由,建議制定法律保護不同意見;而習近平卻對不同的聲音不寬容,更不允許尖銳的批評。他甚至違反黨章,不許妄議中央,搞「一言黨」。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習近平這個兒子,與他的父親背道而馳。
習近平上台之初,互聯網上熱情期待,對他寄予厚望,以為習近平理當更溫和、更開明。而習近平種種政治倒行逆施卻令很多人大失所望,改變看法。因此,互聯網上流行一種觀點,即習近平不是習仲勳的兒子,而是毛澤東的孫子。
其實,有其父未必有其子。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基本含義屬封建時代的血統論。當今,人們應當將其理解為父親對子女的影響極大,或者比喻子女的思想行為深受父親的影響。
分析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治理台灣的事例,有助於認清父子是否必然政治傳承。敗走台灣後的一九五○年初,蔣介石「復職」重任「總統」,此後連任四屆,成為終身總統。他以「反共復國」為名,在台灣箝制言論自由,以莫須有罪名監禁《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十年,制止台灣人組織反對黨,以鐵腕維持他的威權統治。
蔣經國接父親班之後,前期子繼父業,繼續威權統治,壓制民主運動;後期則開始政治改革,推動台灣向民主化轉型,限制執政黨濫用權力;宣佈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允許反對黨存在。特別是對民進黨組黨,蔣介石是一個專制者,而蔣經國卻成為民主改革的推手。
蔣經國、習近平都是反其父親之道而行之。不過,前者進步;後者反動。這說明人們不應對習近平抱有封建血統式、不切實際的期待。

迷思之二:「法學博士」能依法治國
中共官方網站吹捧習為「中國唯一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最高領導人」。然而,海內外輿論對這頂博士帽有諸多質疑。八十年代,中國學位學科門類劃分為十大類,法學包括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等;九十年代,劃分為十二大類,法學下屬的一級學科有: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公安學。習近平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獲法學博士學位。
問題在於,習近平當時是否有能力、有時間攻讀並完成論文。疑點之一是,《星期日泰晤士報》駐遠東記者邁克爾‧謝里丹的報道稱,習近平未完成中學學歷,質疑習近平的學術能力。的確,在一九九八至二○○二年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理省長、省長;浙江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理省長。黨務繁忙、政務龐雜。有學者指出,習近平即使夜以繼日、廢寢忘食也不會有足夠時間自己完成博士論文。
疑點之二是,謝里丹的報道稱,對習近平博士論文的分析顯示,中國學術界傳聞已久的習近平博士論文是請別人代筆一事或者並非空穴來風。學者分析發現,習的論文不但漏洞百出,而且缺乏原始調研結果,很可能是綜合一些中共官方調查報告和一些外國研究成果之後,由一組專人以馬列主義理論詞彙合成的。
疑點之三是,習近平拿到博士學位,登上高層職位後投桃報李。陳希與習近平是清華大學化工系同屆工農兵學員。擔任學生黨支部書記的習近平是陳希的入黨介紹人之一。一九九三年,陳希成為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一九九八年,習近平在職讀博開始的那一年,陳希晉升清華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二○○二年,也就是習近平得到博士學位那一年,陳希再晉升為黨委書記。二○○二年秋季,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成為政治局常委、次年又成為國家副主席之後,習推薦陳希擔任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二○一○年,習委派陳希擔任遼寧省委副書記。二○一一年,經習近平提名,陳希到中國科協接替鄧小平女兒鄧楠出任黨組書記並兼任常務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二○一三年,習近平掌握黨政軍大權之後,提拔陳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陳希的一路升遷得力於習近平,後來陳希成為習的鐵杆馬仔。
五毛黨吹噓習近平是法學博士能依法治國。這是胡亂吹捧,忽悠老百姓。習近平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尊崇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習近平執政團隊基本上由原紅衛兵、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組成,可以稱之為文革一代政府,堅持文革思維,維護一黨專政,蔑視法律。

迷思之三:集權為搞政治改革
海外、香港和台灣、中國大陸流傳一種奇談怪論,即習近平幾近瘋狂地大肆集中權力,是為了進行政治改革。然而,他的所作所為與政治改革背道而馳。習在網絡、新聞、教育、法律、民族關係等方面加強控制和鎮壓;強調思想改造/意識形態控制;殘酷迫害政治異見人士,嚴厲打擊知識分子、打擊批評者。
習近平倒行逆施、政治反動。所謂為了政改成功,要先採取反政改的倒退措施,其種種邏輯十分荒唐。
習近平集權後的一系列施政舉措,沒有任何政改的成分。正相反,他多方面恢復了毛澤東獨裁專制的做法,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現在,人們看到的是,集權後的習近平正在走向獨裁。習在政治上保守僵化,不思進取,反而一再倒退,根本就沒有政治改革的意願和能力。所謂習近平集權為搞政治改革,是當代最大的中國政治神話。

迷思之四:為國為民反貪腐
中共宣傳機器不斷吹捧習近平反貪打虎為國為民,出以公心,積累了民意。實際上,習近平的反腐,未能贏得民心,卻造成民怨,並未給老百姓帶來實際利益。貪官暴力拆遷民居、非法掠奪農民土地依舊。在社會公平、正義方面沒有改善,法制並未得到健全,政府辦事效率由於官員以怠政抵制反腐而下降。一部分民眾抱怨沒有從沒收貪官鉅額贓款中得到實惠。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已經三年多,宣稱揪出數隻大老虎,誓言一定繼續嚴厲打擊貪腐。中外輿論關注焦點有三:一是目的何在,是救黨保權,還是把國民福祉置於黨國利益之上;二是能否在民主法制軌道上打貪反腐,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三是能否以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根治貪腐,進行廉政制度建設(例如公佈官員財產)。
習近平反腐的實踐顯示這是選擇性反腐。其首要目的在於救黨保權,保持紅色貴族的壟斷地位。被處罰的多是出身寒門的草根貪官、少數平民出身的中高級官員和官二代,以平息民眾對中共貪腐的怨恨,增加紅二代執政的合法性。而紅二代尚未有人涉及貪腐問題垮台。其次是名為打貪實為權鬥及清算。薄熙來案、周永康案、徐才厚案、令計劃案都是以打擊貪腐名義進行政治整肅,因為這個「新四人幫」試圖阻止習近平上台當政。再次是以反腐震懾元老諸侯不得干政,否則就以反腐名義收拾他們的家族。習近平還要通過反腐使得地方諸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絕對服從。因此,習近平的反腐目的表明,他個人的權力和威望、黨的利益遠遠高於國家和民族(老百姓)的利益。
四月份披露的巴拿馬文件涉及至少八名現任和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親屬,習近平姐夫鄧家貴名列前茅。這令習反貪打虎爲國爲民的神話破滅,說明習只反政敵及其親屬的貪腐,卻放縱自己親屬的貪腐。習近平的反貪打虎,不過是共產黨以家法處置幹部,反貪的利益沒有回饋人民。平民百姓中有疑問:習的反貪打虎跟老百姓有多大關係?到底能給老百姓帶來多少好處?人們質疑,習近平的運動反腐是治標不治本,沒有解決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今年年初以來中國大陸爆發的疫苗醜聞,說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其實無關民眾,因為他們的健康依舊受到貪官毒害,生活仍然受到腐敗影響。
制度反腐才能扼制貪腐,習近平應當放棄搞政治運動的思維和方式,進行一系列制度建設和立法,確立以增進民眾利益為反腐的終極目標。習近平要真正反腐,不必聲勢浩大,轟轟烈烈,只需採取四項措施,即:
一是像俄國那樣,用法律規定各級官員公佈自己和直系親屬的財產,並監督其大筆花費;
二是學習俄國,法律規定官員不許擁有海外資產;
三是實行新聞自由,允許媒體和社會監督官員;
四是撤銷政法委,實行真正司法獨立。只有這樣,習近平反貪腐才能得到人民的贊同、民意的支持。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 松柏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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