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本義。
共產專制下的個人崇拜是文革之源
這場浩劫的罪魁禍首，無疑是毛澤東。但對於毛為何要發動這場「革命」，至今居然還有人以為其「目的之一」是為了「徹底剷除黨內的『修正主義路線』」，「遏制執政黨的制度性腐敗蛻化」。這其實是中共官方一貫堅持的鬼話，即毛氏「好心辦壞事」。由此出發，則文革有理，毛氏居功厥偉；由此出發，則值此中共愈加腐敗蛻化，「二次文革」或如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黑格爾辯證法那樣，攫取其「合理的內核」？
其實，從文革一開始，明眼人就已看出，這其實就是毛澤東因為擔心劉少奇及其系統要奪走他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作的拼死一搏。當年，「大右派」章伯鈞就說過：「斯大林病亡後赫魯曉夫上台的事實，讓他憂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誰搶了他的金交椅。這個運動，說是文化革命，我看還是圍繞著那把金交椅轉罷了。」（章詒和：《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但章氏這段話還沒有點出文革更深一層的緣由：即毛何以能有如此逆天大力，陷中國大陸於萬劫難復？緣由恰恰是首先由劉少奇本人極力鼓吹造成的毛氏個人崇拜！再深一層說，個人崇拜也非劉一人所能吹起，而是共產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共產專制──個人崇拜──無所制約──社會劫難，這就是文革的全部因緣鏈。蘇共出了斯大林，柬共出了波爾布特，中共毛之後又出了鄧小平（六四屠殺），現在習近平也在蠢蠢欲動，甚至北韓出了金正恩，都源於同樣的一條因緣鏈。這是共產專制制度的鐵律！沿著這條因緣鏈，毛從他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起，得志便猖狂，一意孤行於他的罪惡的烏托邦（美其名曰「社會主義」），也為著自己的「金交椅」而狗烹他昔日的同夥（「走資派」）。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所謂「路線鬥爭」和「反修防修」。
「二次文革」在行動？
專制下的個人崇拜，成為了今天我們必須吸取的最重大教訓和面臨的最嚴酷現實。
有人以為毛之後，大陸不可能再有二次文革的條件，也沒有任何人再有發動二次文革的力量。此言大謬！文革得以風生水起是靠了共產專制下的個人崇拜，中共專制不除，憲政不行，個人崇拜就完全可能再起，而二次文革怎麼不可能再起？君不見習近平在「小組治國」以及攫取個人權力的邪路上越走越遠，掀個人崇拜甚至還欲自封「核心」。「核心」者，即鄧氏「毛在毛說了算，毛不在我說了算」的帝王代名詞也。現在甚至連個人崇拜、集權獨裁、思想管制、摧殘網路大Ｖ公知維權律師等所使用的方式、語言（圍攻任志強）和歌曲（《要嫁就嫁習大》、《東方又紅》）也都是文革的翻版。如此，「二次文革」難道不是在蠢蠢欲動中？
警惕向帝國轉型
二○一三年十月，習氏上台不到一年，大陸著名獨立學者王康指出當前中國存在兩種轉型的可能性：民主憲政轉型或帝國轉型，並指出後者可能性更大。考察今日中國之情勢，這一觀點實在值得嚴重注意。首先，中國兩千多年漫長的專制體制，使大陸百姓對皇權專制真有點麻木不仁。直到今天，參觀故宮的蕓蕓眾生，還是不時流露出對皇家的無比尊崇，「老佛爺」還經常掛在嘴邊；直至今天，大陸百姓很多還奉毛如帝如神，不時祭拜乃至跪拜。這就充分證明，專制和個人崇拜的土壤其實還相當肥沃。其二，在這樣的沃土裡，共產黨略施小惠（「讓步政策」），民眾就很容易感激涕零。如朱鎔基「六四」期間對上海工人略施籠絡即見效就是明證。最後，習氏爭霸海外（非洲、釣魚島、南海），使相當部分大陸百姓在「民族主義」的幽靈下視習氏為可令「中華崛起」之君。僅此三條，大陸再次滑向共產帝國就絕非沒有可能，雖然預料習氏還不會傻到啟動帝國的名稱和僭用皇帝的稱號。所以，如果不徹底反思和剷除造成文革的專制個人崇拜，二次文革和向帝國轉型就是當前中華民族的最大危險。
二○一五年九月，習仲勳故居擴建成為佔地至少百畝的大型陵園。陵，帝王「龍馭上賓」之居也，如秦始皇陵、明十三陵、清東陵，國民黨也建了個中山陵，而習仲勛，即便有功，區區一「副總理」耳。這使人聯想起明王朝嘉靖的「大議禮之爭」。嘉靖靠過繼當上了皇帝，硬是給自己的生父興獻王加上個帝號為明睿宗，並配享太廟。想不到不到五百年，此類事竟然重演於今日！這麼大的工程，習本人不知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此，習氏究竟要做什麼？
希望在於知識分子的覺醒
按毛澤東之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毛氏此處所稱的「人民」，明顯是指處於社會底層的農工，但這一說法完全經不起推敲。固然，造反、打天下，需要諸多的炮灰，但真正推動（無論是正向還是逆向）社會革命或變革的核心力量，只能是貴族（在現代就是中產階層）及其知識份子。例如在中國只能是項羽劉邦而不是陳勝吳廣，只能是李世民而不是程咬金；而在共產黨，也只能是毛澤東而不是湖南的暴民。朱元璋似乎是個例外，但朱的背後還是有李善長（「在世蕭何」）和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樣的知識份子謀主；而李自成之所以失敗，正如《甲申三百年祭》的分析，一個重要的甚至是致命的原因就是他拒絕並殺害了李岩這樣的精英知識份子。面對薄熙來的文革復辟勢力，溫家寶提出要依靠「人民的覺醒」。這「人民」，首先就只能是中產階層及其代表知識份子，他們才是阻止中國向帝國轉型，並推動向民主轉型的旗手。正是他們，才是中國希望之所在。正是這樣，方勵之、劉曉波以至最近的任志強、蔡霞、賀衛方等的風起雲湧前赴後繼，就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而從「十日文革」的迅速破產，我們看到了十年文革之為人所深惡痛絕，看到了中國民主轉型的希望和曙光。
一九六六的文革，在中國農曆恰是丙午年，似乎正應了中國「丙午紅羊劫」之數。龔自珍有詞曰「無奈蒼狗看雲，紅羊數劫，惘惘休提起」。當年岳飛《滿江紅》詠歎「靖康恥，猶未雪」（徽欽蒙塵高宗南渡北宋滅亡），就是發生在一一二六的丙午紅羊年；洪揚的「太平天國」（一八五一），也是在一八四六的丙午紅羊前後，洪揚紅羊，諧音也。讖緯之說，未可全信，姑此存照。
俱往矣，丙午文革！人們期望，下一期丙午，即十年之後的二○二六年，當是中華民族萬象更始、朗朗乾坤、紅紅火火的新時代。 是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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