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姓黨」與「娘是女人」理論有何差別？低智兼無知夾膚淺，共產黨的所謂大理論不過如「廁」－－臭夾冤！
「媒體姓黨」是維護謊話宣言
幾十年來，有幾代人「是黨媽媽通過黨媒的乳汁養大的」。五十年代「抗美援朝」，說美國在侵略朝鮮。事實是朝鮮首先以武力進攻韓國，美國等十六國是以聯合國的名義到朝鮮制止侵略。我們缺衣少食的時候，黨媒告訴我們生活在幸福的毛澤東時代，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套對比論是效法蘇聯的。「數百萬穿著軍裝的蘇聯工人和農民隨著戰爭推進走出國門後才發現，他們生活其間的『社會主義天堂』簡直無法同『資本主義地獄』相比，甚至戰敗的德國人生活水平也要高於戰勝的蘇聯人的生活水平。」（沈志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的中國》）當我們處於大饑荒，餓殍遍野之時，六○年一月初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宣稱：六○年將又是一個大躍進年，形勢比五九年更好。《人民日報》六○年元旦社論《展望六○年代》說「我們對整個六○年代的繼續躍進，也充滿信心。」一月二日又發社論《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克維斯托夫‧金（美籍華人）說「在那些課本中（他當時在中國唸中學）對資本主義的堅強堡壘美國描述格外令我記憶深刻：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吃不飽穿不暖，掙扎在死亡線上。罷工浪潮洶湧，貧富懸殊，紅燈區林立，失業者流落街頭」（《美國，還是第一》）。我們「姓黨」的「媒體」還推出過「大連紅旗造船廠」「萬噸巨輪」的「下水典禮」。不過那條萬噸輪只是一個空殼，「船肚裡空空如也，像個大海碗」（韋君宜《思痛錄》）。
（美）愛德華‧薩義德，戴維‧巴薩米安在《文化與抵抗──薩義德訪談錄》中說「語言可以被操縱，用來製造誤導。」（該書P123）幾十年來我們「姓黨」的「媒體」造出的謊言豈止多如牛毛。而今北京外國語學院的黨委書記韓震在中央網站的公開課上講：「中國是最大的民主國家」。恐怕韓書記壓根兒就不知「民主」是個什麼勞什子。二○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中紀委的一位副書記吳玉良稱：民眾「對我們黨的滿意度已經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一點五」。大家愕然，這是怎麼統計出來的？
十八大以來，反腐已使幾萬名黨政官員榜上有名，有上百位省部級高官落馬。如果這事兒發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內閣不推倒重組才是天下第一等怪事。
自由媒體是向前發展潤滑劑
中共高層在呼叫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同時，卻沒有把監督權力的媒體放出籠子。習近平不僅宣示「媒體姓黨」還不准妄議中央。俄羅斯有專家把媒體喻為三權以外的第四權力。資中筠女士在《美國的強盛之道》中說：「事實證明，只靠政府內部的監督機制（按：何況我們只靠「姓黨」的「媒體」）無論怎樣嚴刑峻法，效果都有限，社會改良最根本的動力是公民爭取權利的各種行動，包括聲勢浩大的勞工運動及公眾監督和批判。」「如果沒有不斷地反對、抗議和改良的傳統，以美國所處的時代和位置其制度就會成為純粹的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大約不會發展成現在這樣。」（《坐觀天下》）美國的媒體不「姓黨」。在美國誰都可以辦電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國什麼報紙雜誌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黨報黨刊；在美國誰的財產都可以保密，但是政府官員的財產必須公開；在美國誰的隱私權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員的隱私，不受保護。一句話：在民主國家，政府官員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而是公僕，他們是納稅人的錢養著的，他們處於納稅人的監督之下，但在中國卻倒了個個兒。「媒體姓黨」，人民就失去了監督的權利。只有在中國才形成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頌揚文化」。在國外，災難就是災難，在中國可以把災難變成慶典（按：礦難死了幾十上百人，可是該慶賀啊！有這麼一個黨委、政府在組織人員救援！）。在國外，哀傷就是哀傷，在中國可以把哀傷變成喜悅（按：地震中，你死了親人嗎？你該高興，黨委不是組織人來慰問你了嗎？做鬼也幸福啊！）。在國外，管它大小事故，都有媒體問責，窮追不捨，在中國卻可以把問責變成感恩（按：地震中，校舍塌了，砸死了那麼多中小學生，但你該感謝黨！現在不是用救災款修起了新校舍麼？）。冤假錯案算什麼？不是過了十年八年幾十年有的已經逐漸平反了麼！
「媒體姓黨」扼殺思想市場
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勒說，中國當前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思想市場還待進一步發育，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壓抑思想市場會招致更壞的結果。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培育寬容，這又是對偏見和自負的有效解毒劑」。讓大家講話，天不會塌下來，何況有些「偏見」經過歷史的驗證正好是合情合理的「正見」。正由於我們採取的是鉗制思想的專制舉措，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年公佈的有影響的一百本書、影響世界的一百種報紙、影響世界的一百條新聞、影響世界的一百首歌曲中，中國基本上不能入圍。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二○一四年在北京電影節表示，中國將永遠不會有世界級電影文化，直到中共停止審查並允許藝術家批判性地看中國。中央部委的出版社、報社、雜誌社很難有公信力，應統統改革變成傳媒集團、出版集團，歸入行業獨立運作──這是新聞出版署署長柳斌傑的改革設想。但這個「媒體姓黨」一出來，似乎又在開倒車，走回頭路。做過美國總統的托馬斯‧傑裴遜草擬的《宗教自由法》說：「人的思想見解既不是政府管理的對象，也不屬其管理的範圍」。「媒體姓黨」不但管理思想導向，又框定了對思想管理範圍，在治國方略的大棋局上真是一步臭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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