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一本關於習近平情史的八卦書，兩條「妄議」習「重要講話」的微博，一封要求習辭職的「公開信」，竟導致當局方寸大亂，引發了一輪令人瞠目結舌的文革式大批判和一連串無法無天的綁架、「失蹤」、連坐案件。再聯繫到《南方都市報》「媒體姓黨，魂歸大海」和新華社「中國最後領導人」這兩樁新型文字獄事件，不能不讓人們為習近平執政團隊的「治國理政」方式捏一把汗。在所有這些習近平理應表現出寬容大度的地方，他表現出來的只有小肚雞腸、睚眥必報，而且其肆意妄為的任性，為鄧後時代所僅見；其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緊張，亦為「六四」事件以來所僅見。
一本書、一封信、兩條微博，原本不足掛齒，如果習近平是一個目光遠大、抱負宏偉的幹大事的人，他不應該對這類尋常小事過於敏感，耿耿於懷，以致大發雷霆，大動干戈。大批判、綁架、連坐並不是「治國理政」的好方法，不僅不能消除那本書、那封信、那兩條微博的影響，反而千百倍地放大了它們的影響，恐怕也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只能激起更直接、更激進的反抗，且有全面開罪官僚階層、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三大精英團體，間接幫助「反習大聯盟」形成的巨大政治風險。大批判、綁架、連坐之無法無天的惡劣性質，之損人害己的負面後果，比起那一本書、一封信、兩條微博的事情本身，不知要嚴重多少倍。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查沒查出真相，揪沒揪出後台，嚇沒嚇倒對手，就政治聲望、國際形象以及後七年任期──假如他還有七年任期的話──的黨內外擁戴程度而言，其實習近平已經輸了。
這幾件事情已經使習近平失盡人心，使「一國兩制」受到重創，也幾乎把習當局通過「打虎」運動所建立起來的自信果敢、英察睿斷的正面形象敗壞無遺，讓那些對習存有幻想、以為他集權完成之後將厲行政治改革的人徹底絕望，把習在知識階層、中產階級中獲得的好感全都賠了出去。事到如今，如果習近平仍然要大發雷霆，他的怒火似乎不應該針對桂敏海、任志強或《無界新聞》，倒應該針對那些製造了越境綁架書商案，發動了批判任志強運動，錯抓了賈葭、株連了長平、北風等人無辜親屬的愚蠢的習氏親信們。
政治器量不如溫家寶江澤民
正常國家的正常領導人絕沒有這麼幹的。像奧巴馬、安倍晉三、卡梅倫、默克爾或者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碰到了八卦書、「妄議」、「公開信」這樣的事情，大都不予理睬，不以為意，即使真的戳到了痛處，也至多向選民訴訴苦，向司法討公道，想都不敢想動用政府暴力，去幹綁架、株連、懲治政敵、了結私怨的罪惡勾當。
即使是在中國這樣的非正常國家，習近平前面的那些個中共領導人，也不是人人都敢、或人人都願意像習近平這麼幹。溫家寶訪英在劍橋大學演講時遭到一位德國小夥兒扔鞋「襲擊」，把溫家寶氣得手足無措，語無倫次，竟上綱上線把那隻鞋子擺在了「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人類的進步、世界的和諧」的對立面。但溫回國後感到不妥，立即寫信給英國政府，表明他對年輕人一時衝動之下的冒犯行為並不介意，請求英國法庭從輕發落。溫家寶的名字也曾經被官媒記者寫成了「溫家室」，溫為記者開脫說，這是用五筆字型打字打錯的，他自己也這麼打錯過。溫家寶是官場做秀高手，曾被譏為「影帝」，但溫秀寬厚、秀大度，總比習秀狠毒、秀恐怖好得多了。
江澤民曾親自打電話給央視新聞聯播編輯室，批評他們把他會見的一個外國人的名字搞錯了。江解釋說，他之所以沒有通過中宣部和央視的領導，而是直接給編輯室打電話，是因為他不想把事情搞大，不希望有人為此受處分而影響前程。江澤民與某歌星偷情的八卦書不知出了多少種版本，香港的書商們也都安然無恙，無需「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協助調查」。這些事情都讓習近平相形見絀。
採訪過鄧小平的美國著名記者華萊士曾當面指責江澤民侵犯人權，並毫不客氣稱江為「獨裁者」，若按照習近平執政團隊的處理方式，想必中共有關部門應該封殺華萊士這種「吃飽了飯沒事幹，對中國的事情指手畫腳」的外國人，或許還要切斷華萊士、他所在的媒體、以及他的親戚六眷與中國的一切商務聯繫與文化往來；如果華萊士某個親戚的公司不幸以中國為主要市場，那他就苦不堪言了；要是還不解恨的話，再把國內凡稱讚過華萊士的網絡大Ｖ通通請到國保辦公室，讓他們按規定的格式各寫一篇譴責華萊士反華言論的嚴正聲明交給《環球時報》發表……，但是，江澤民並沒有那麼做，相反，江對華萊士的推崇一如既往，視其為傳媒界泰山北斗，認為「他比你們（指香港記者）不知道要高到哪裡去了」，還把華萊士當面斥責並羞辱他的那次火藥味十足的訪談稱作「我和他談笑風生」。而事實上，那是江澤民在媒體面前最丟臉、最窩囊、最尷尬的時刻，也是江最後一次接受西方記者現場直播式的專訪。那次採訪之後，包括江、胡、習在內的三位中共最高領導人再也沒有勇氣以自由對話的方式，在不預設話題、不規定敏感詞、不預審台詞的前提下接受外媒採訪。
一直以來，人們都把江澤民借華萊士的名氣為自己壯膽，當眾發飈貶低香港記者「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作態當作笑料，但如今，此事一點兒也不好笑了。對比習近平，對比當下針對陸港兩地具有「反習」傾向的媒體人、出版人的報復性綁架和株連，人們發現，江澤民當年因激動而失態的滑稽表現反而要顯得真實得多，至少是正常得多。在當今世界，動輒對觸犯龍顏的某本書、某封信、某條微博發動圍攻批判，甚或動用黑社會手段綁架嫌疑人、恐嚇當事人、株連親屬、法外施刑的最高統治者，當首推金正恩，第二把交椅大概非習近平莫屬。
攻擊性個人崇拜
對「公開信」的文革專案組式追查方式，對香港書商的越境綁架，對任志強的文革式批判，這些事件絕非自發，絕非偶然，絕不是下屬部門擅自妄為的孤立個案，而是高度相關、「高度一致」的政治行為，是自上而下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迫害。
這些事件透露出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當局亟欲確立「習近平神聖不可侵犯」的新「政治規矩」。具體言之就是：炒誰的緋聞也不能炒習夫婦的緋聞、妄議誰也不能妄議習、要求誰下台也不能要求習下台，如此等等；誰若冒犯了習近平，就有可能遭到「姓黨」媒體群起而攻之，也有可能遭到秘密機關和專政機構無需司法手續、不受國境限制、可以任意株連的嚴厲追查和可怕報復。──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文革時期兩句家喻戶曉的口號，其一為「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是林彪的發明；其二為「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這是北京紅衛兵的發明。也許習近平和他身邊的親信所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誅」、「討」、「砸」的政治氛圍。
人類歷史上的崇拜現象大概有兩種，一種是勵志性、感召性的，一種是強制性、攻擊性的。前者比如近代基督教對上帝的崇拜、中國人對自己祖宗的崇拜，崇拜者與反對崇拜者相安無事，任何人毋須擔心受到「誅」、「討」、「砸」；後者則意味著將反對崇拜者視為異己或仇敵，意味著不崇拜者不升官，甚至不崇拜者不得食。銅鑼灣事件、任志強事件、公開信事件，以及南都和新華社的新版「文字獄」事件，都標誌著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正在發生質的轉變，習團隊正試圖從最初的自娛自樂、自吹自擂，升級為文攻武衛、「誓死捍衛」。他們要塑造這樣一種恐怖政治氛圍：習近平是不能碰的，習的至高地位是不容質疑、不容反對的，習是看齊的對象、緊跟的目標，是是非的標準、黨國的化身，反對習就是反黨，反對習就要「拿下」，黨員必遭批判，黨外或遭綁架，即便港台、海外者亦「雖遠必誅」，總之逃不脫無法無天、花樣繁多的政治報復。銅鑼灣事件、公開信事件就是攻擊性個人崇拜的最佳示範。
中共所謂改革開放是何等脆弱
攻擊性個人崇拜不是習當局的創舉，而是毛澤東時代的遺存。近兩年多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讓人強烈地感受到，毛時代曾經盛行、改革初期中共曾「徹底否定」的那些東西正在復活，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所建立的那些東西則正在死去。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說，「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同志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所以，那個時代流行「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紫陽同志」的去姓簡稱，現在叫「習近平總書記」、「習主席」已經不過癮，要叫「習大大」才過癮；那個時代包括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的講話，也必須經過政治局批准之後才能在黨內傳達和公開發表，現在習近平的講話一說出口就是「最高指示」，即使是「媒體姓黨」這樣的蠢話也是不容「妄議」的聖旨，自動加入「習總書記系列講話」之列，而所謂「系列講話」似乎已經莫名其妙取得了類似於毛思想、鄧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同等地位，只供「學習、教育」，不可說三道四。
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用其他形式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不許用……阿諛之詞稱頌無產階級的領導人」、「由於認識錯誤而講錯了話或者寫了有錯誤的文章，不得認為是違反了黨紀而給予處分」、「對於任何黨員提出的批評和意見，……不允許追查所謂動機和背景」、「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株連無辜的家屬和親友」、「黨的領導幹部……不能以為自己講的話不管正確與否，別人都得服從」，……然而，習近平用十多個「領導小組」架空甚至代替黨中央、國務院；近兩年的官媒上、今年的省級「兩會」上，出現了大量對習近平的阿諛之詞；當局對任志強事件、公開信事件的處理更是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站在了《準則》的對立面。這真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由此可見，中共所謂改革開放是何等脆弱。
習近平大講「政治規矩」，四川省長魏宏被立案調查了幾個月，最後查出來倒似乎是個清官，竟以「對黨不忠」的「政治規矩」對其施罰。對比三十五年前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究竟是誰在破壞中共的政治規矩？究竟是誰在復興早已被《準則》所「徹底否定」了的那些東西，已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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