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陰霾數據造假 2010年後都是數字遊戲

重度霾中的央視大樓（網絡圖片） 【記者李淨／綜合報導】
根據中共環保部門的數據，2015年以2010年的環境統計數據為基礎進行減排，2020年以2015年為基礎進行減排。但據環保局內部人士披露，2010年的最初數據都不準，而以後的官方數據都是數字遊戲。
環保部、統計局環統數據失實
上個月持續了將近10天的陰霾，使得京津冀及周邊地區49個城市空氣質量為重度及以上污染，其中16座城市屬於空氣嚴重污染。 據官方報導，16日至17日，華北中南部、黃淮、陝西關中等地有輕至中度霾，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陝西關中等地有重度霾，最強時段出現在16日夜間至17日，局地能見度不足200公尺。
臨近新年，陰霾又捲土重來，官方前期的減排和環保督查似乎並沒有生效。《第一財經日報》日前引述一名基層環保局工作人員的話，「每次減排任務的制定基礎都來源於2010年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但因為公報的數據跟事實有誤差，所以空氣污染仍沒有減輕。」
中共官方的環境統計數據開始於2007年。2010年2月，全國性的環境污染物統計數據出爐，即由中共環保部、國家統計局、農業部聯合發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官方公報顯示全國廢氣排放總量637,203.69億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中，二氧化硫為2,320萬噸，煙塵1,166.64萬噸，氮氧化物1,797.70萬噸。
而數年過去，這期間官方減排措施與環保督查也在不斷地推出與加強，為何空氣污染仍然嚴重？
該名環保人員披露：「2015年以2010年的數據為基礎進行減排，然後2020年以2015年為基礎進行減排，2010年都不準，以後都是數字遊戲。雖然污染物排放量逐年減少，但是霧霾反而加重。」
「一般來講，環保系統有著三套以上的系統數據，分別為監測數據、排污收費數據和環境統計數據。這三套數據都跟污染負荷、污染物排放量相關。在全國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前，這三套數據間，有的統計相差一個數量級。」
據其介紹，2010年出台的環境統計數據，是應用環境統計軟件，把區域環境污染負荷80%的企業篩選出來，作為重點企業錄入，其它作為非重點源錄入。然而年度環境統計的基數，會因為出現企業漏報或者企業數據失真等問題，造成數據失真。
「而多方面原因導致基礎數據不準，一是統計不全面，例如煤矸石自燃污染量、石油焦、殯葬業等沒有統計，以及沒有包括進一些間斷性生產的、打游擊的小企業等；二是一些國控源、市控源等重點名單企業數據失真。」該名環保人員表示。
該名環保人員也稱，「最致命的是，現行環統有個問題，就是環統篩選出污染負荷占比80%的企業具體名單進行錄入，其它20%打包錄入。然而事實上，地方為了工作省事，不可能錄入80%的名單，造成20%的數據也失真。」
2017年，中共環保部將啟動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摸清環境污染狀況。上述環保人員最擔心的是能否實事求是、否定以前、真正摸清底數。
地方政府為「政績」造假 給採樣器戴「口罩」
除了上述中共環保部、國家統計局、農業部的環統數據涉假外，地方政府甚至對空氣質量數據公開造假。
2016年11月2日，河北電視台報導，為防止列入空氣污染排行榜，石家莊市政府出奇招，僱用保安為石家莊市學府路和柳蔭街交口附近的空氣質量監測站「保駕護航」。
當地工作人員說，這個工作主要是為防止環境污染，「這都是上面領導決定的」。
從2016年2月起，陝西省西安市環保局長安區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以下簡稱長安區監測站）竟然用棉紗堵塞採樣器，如同給採樣器戴上了「口罩」，過濾了空氣，使得數據失真。事件曝光之後，多名官員被調查。
據報導，官方空氣質量數據造假手段五花八門，不僅在西安，大陸不少城市公布的空氣質量數據，與民眾所感受的不盡相同，甚至差異還很大。
比如，有環保部門修改參數；還有的干擾自動監控設備的正常運轉，把空氣質量採樣站點設在公園等遠離污染源的位置；改變空氣質量監測站點附近的環境，在周邊灑掃、噴水，人為降低污染濃度等等。
中共環保部曾公布，自去年以來發現二千六百多宗環保監測數據造假案例，涉及到空氣、水、土壤等多種監測，而這些數據還只是冰山之一角。
而中共環保部門對監督治理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睜隻眼，閉隻眼。一旦問題被曝光，也只是找個「臨時工」頂罪，使得問責制屢屢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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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17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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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任人唯親 無視民情留禍患

梁振英任內有許多構想都無法實現，譬如是提出將政府架構擴展為「五司十四局」，其中為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各設立一名副司長，陳茂波便是當時財政司副司長的人選，現在便趁曾俊華有意更上層樓而辭職，終可安排「愛將」主管財政事務，而且是「獨當一面」，不用坐歪，梁振英縱然放棄連任，但還是要在其餘下五個月任期內，伸出手來掌控公共資源，最擔心的更是他企圖令影響力延續至下一屆政府，而陳茂波會在7月1日之後，仍然可以住在財政司司長官邸。
陳茂波在2006年出任會計師公會會長期間，加入梁振英創立的專業聯盟，當年梁振英出馬選特首時，他是唯一提名梁的立法會議員，其後未能成為財政司副司長，而原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被廉署拘捕後辭職，還是可加入問責班子，成為發展局局長。任內多次被指涉及利益衝突，剛上任便遭揭發其妻許步明旗下的景捷發展持有物業在經營劏房，更涉違反建築物條例；在2013年，陳茂波家族遭揭發在新界東北發展區囤積農地1.8萬呎，可因政府發展而收取逾千萬元賠償，於同年7月，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曾以11比7票通過無約束力議案，要求陳茂波辭職。
醜聞令他贏得「劏房波」及「囤地波」的稱號，並且長期在民意調查中不受歡迎，根據今年1月初的港大民研民意調查，陳茂波的支持率淨值（支持率減去反對率）為負28%，在一眾司局長中排名倒數第二，壓倒的是民望一直墊底的吳克儉，兩人同為「梁粉」班底，齊齊令人煩厭，可說是難兄難弟。
陳茂波雖然是執業會計師出身，但並未在行內四大會計師樓內工作過，比起曾在四大之一畢馬威工作過的現任民建聯主席李慧琼，還似乎有所不如，履歷稍嫌不夠亮麗，而且他亦未有在政府財金系統工作的經驗，其綜覽全局的能力亦受到質疑，凡此種種，都顯示他並非一個理想人選。
可是梁振英卻依然無視公眾觀感，排除在財金系統的官員，包括現時署任財政司司長的陳家強，執意對這一位誠信屢屢遭懷疑的人委以重任，更不理會其背景能力是否勝任，最重要一點就是「信得過」，在曾俊華「自動消失」之後，良機不可再，只是卻令公眾擔心，如此任人唯親，背後會否有一堆計劃只是為部分人利益着想。有網民便擔心庫房會給掏空，這種想法並不算是杞人憂天。
本來令人寬心的事雖然發生了，那就是梁振英必定不是下一任特首了，可是看目前迹象，難免讓港人對前景不敢太樂觀，害怕「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致使香港還是驅除不了霧霾，禍港流毒因為幕後人操縱卡位而未能清絕，甚至可能在掌握庫房鑰匙之後，急於在這剩餘五個月內完成「夙願」，其中會否動搖香港的財政根基，正是我們必須監察，並用盡方法制止的。
當社會上愈來愈多人尸位素餐，甚至是濫權弄法，要說追求和諧，不過是愚民障日，只會製造更多的不滿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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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17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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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選舉兒戲到選舉悖論

選舉不是買賣也非兒戲
時文：二○一六年十一月一日，遼寧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大會舉行了兩次全體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遼寧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選舉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和通過省第十二屆人大各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人選辦法。第二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三一名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通過了八四名省人大各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完成了補選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和補充省人大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任務。此次大會強調「要用實際行動肅清拉票賄選案的惡劣影響」。
至此，無法履行職責的遼寧省人大常委會才恢復正常。
──《遼寧拉票賄選案後省人大常委會一個半月恢復正常》，《中國經濟周刊》二○一六年第四十六期
插嘴：遼寧那個於二○一三年集體賄選，履行了三年「賄選職責」的非法團夥，只須一個半月的折騰，就「恢復正常」作為全省最高權力機關「履行職責」了，這是神話嗎？只從此屆省人大的代表人數來說，三年前第一次會議時應到六百一十九名（實到六百一十四名），賄選涉案五百二十三名，到離今「一個半月」它召開「第七次會議」時，乾乾淨淨的合法代表只有八十五名，絕對低於開會法定人數；事實上也不可能把他們自己通通選成常委和專門委員會官員且需三十人兼職吧？那麼那些湊夠法定人數的幾百「合法代表」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不能玩兒戲啊！
又見顛倒歷史
時文一：菲德爾卡斯特羅同志……為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
──習近平同志就卡斯特羅逝世致唁電，央視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廣播
時文二：菲德爾卡斯特羅是一名狂熱的革命者，他……短暫地把世界推向核戰爭的邊緣。
──《紐約時報》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聞
插嘴：蕞爾小國古巴，難說有什麼為全世界事業的「歷史功勳」，除了一九六二年充當強大的「社會帝國主義」蘇聯的幫兇，在美國門口偷裝核彈「短暫地把世界推向核戰爭的邊緣」。即使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也從未支持過他們的這種勾當，更未獎勵它的「歷史功勳」，毛澤東甚至斥「卡斯特羅無非是豺狼當道」的「狐狸」；那狐狸則回罵「中國是最危險的修正主義者」、毛澤東「已經患了老年癡呆症」！這段「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怎麼突然變成「不朽的功勳」了？真是又搞「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嗎？
中國新常態
時文：「民生觀察」負責人劉飛躍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民生觀察網
插嘴：觀察國民生計則顛覆國家政權，然則民生則國亡，國興則民死。這是中國的「新常態」嗎？
不該「以人責官」
時文：人命關天，記者十萬火急求助，總把「為人民服務」掛嘴邊的李東方主任此事焉能安然入睡？忘記是誰養活你的了？──壓根兒就不知道吧？
──李悔之：《驚天血案記者告急求救，李東方主任你焉能安然入睡？？？》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博客中國》
插嘴：此文評的是三天以前發生在陝西延長縣一位村主任全家老幼被殺得四死四傷的那場血案，當記者獲訊到醫院採訪並電話報告縣委辦公室主任李東方請求行政援助時，那個李主任以他「已睡了」為由掛斷電話不理了。作者由是問他如上云云。我想作者如果把李東方當做一個「人」來責備，那是千該萬該的，是人就不會像他那樣冷血。可是他不是人而是官，你責他「忘記是誰養活你了」卻責錯了。作為官員，他當然不忘他是靠「吃黨的飯」而不是靠人民養活的，所以嚴守不得「砸黨的鍋」之規矩；那是屬當今的「最高指示」，沒有官員敢「掛斷電話不理」的。至於「為人民服務」？好像「掛嘴邊」也多餘了吧！
選舉牽出悖論
時文一：我是昨日（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四點許在居住的小區內向選民發放一張宣傳單《馮正虎向選民拜票》，遭到五角場街道工作人員的非法阻止，妨礙選民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其破壞選舉的行為理應受到追究。不知誰報一一○警察，一一○警車趕到，……說領導要找我談談，要我（隨）警車一同去五角場派出所……接受二十四小時的繼續盤問，……讓我無法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選舉日（十一月十六日）之前完全沒有機會可以進行競選宣傳。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馮正虎微信
時文二：習近平在參加北京市區人大代表換屆選舉投票時強調，保障人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確保選舉工作風清氣正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頭條標題
插嘴：頭天公民被非法阻礙參加競選，次日核心領導就「強調保障人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看來此核心真得民心。不過我的高興過早，細看人民日報上述新聞的內文，核心所「強調」的原文是：「這次縣鄉兩級人大換屆選舉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選舉工作要堅持黨的領導……」。你馮正虎去「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申請和接受過哪一級「黨的領導」呢？須知按照中國特色，如果不由黨來領導，絕對不給人民權利；如果都由黨來領導，自然只是黨的權利了。馮正虎先生以及各地自己領導自己參加競選的公民們，懂得這條悖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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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 動向 總376期 東方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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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或出現憲政危機──質疑梁君彥任立法會主席違反《基本法》

質疑梁君彥任立法會主席資格
十一月二十一日，人稱「司法覆核王」的長洲居民郭卓堅先生，入稟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院頒令禁止「無國籍」的梁君彥擔任香港立法會主席。
在香港中聯辦「關心」，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推舉」下，十月十二日無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梁君彥議員「當選」立法會主席，明目張膽抵觸《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二款關於立法會主席資格的規定。
《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按照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當梁君彥先生定居英國合法取得英國國籍時，毋須辦理申請手續，就自動喪失中國國籍，成為英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根據英國內政部今年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十一日向梁君彥先生發出的函件，提到梁君彥九月三十日申請放棄英國國籍，該項申請獲登記已生效。
問題的癥結是：今年九月二十二日梁君彥先生申請放棄英國國籍，九月三十日英國政府收到後予以批准梁君彥放棄英國國籍。然而依中國《國籍法》，並不如他所說，已從英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自動轉變成為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符合擔任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放棄英國國籍後，並不能自動恢復已喪失的中國國籍，中國《國籍法》第十四條規定：「中國國籍的取得、喪失和恢復，除第九條規定的以外，必須辦理申請手續」。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解釋》第六條：「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指定其入境事務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受理國籍申請的機關」。
無國籍人士不能任立法會主席
按照香港入境事務處依據中國《國籍法》，在「申請恢復中國國籍」專項的規定列明，梁君彥議員在放棄英國國籍獲得書面批准後，如欲恢復中國國籍，必須向香港入境事務處或中國駐外使、領館，辦理申請恢復中國國籍的申請手續。梁君彥先生一定要填寫入境處的表格，親身當面向入境處呈交英國內政部蓋章的放棄英國國籍證明正本，以及出生證明等文件，繳付一千一百五十港元，經入境處審批後，簽發恢復中國國籍證書，從此時開始，梁君彥先生才能成為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方可出任立法會主席。事實上從梁君彥女兒十月十二日剛剛收到英國內政部蓋章的九月三十日批准梁君彥放棄英國國籍的文件，緊接著梁君彥在立法會當著大家面用剪刀剪開信封，取出英國內政部蓋章的文件，十月十二日當天幾分鐘後就「當選」立法會主席。此時此刻前，梁君彥先生在辦公時間內，根本沒有離開過立法會，他怎麼可能親自向香港入境事務處，當面遞交十月十二日才收到的經英國內政部蓋章，批准他放棄英國國籍的證明書正本，向入境處申請辦理恢復中國國籍手續。所以，十月十二日梁君彥在立法會只能提供兩份文件，即九月二十二日梁放棄英國國籍申請書和英國內政部十月六日批准他放棄英國國籍的覆印本，無法提供香港入境處簽發的梁君彥「恢復中國國籍」文件。故此十月十二日「當選」立法會主席這一刻，梁君彥議員是無國籍人士，不是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
因此，二○一六年十月十二日，梁君彥議員身為無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當選」香港立法會主席，抵觸《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二款，是非法的、無效的。凡梁君彥行使立法會主席所有職權，包括主持立法會會議、通過立法會決議等，也全部非法、無效，或造成憲政危機！據此，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明知梁君彥乃英國國籍尚未恢復中國國籍，卻有恃無恐蓄意抵觸《基本法》，操控和欽點梁君彥充當香港立法會主席，應負上政治責任。
梁君彥國籍之謎
二○○四年迄今，梁君彥先生連續擔任四屆香港立法會議員，足見他熟悉立法會規章和運作。
據香港媒體查核立法會資料，直到二○一二年，梁君彥在第三任立法會議員時，才在立法會規定填寫的表格中，公開了英國國籍身份。梁君彥除了出任立法會議員外，曾代理立法會主席；還擔任二○○七年至二○一七年，兩屆共十年的全國政協委員。請問梁君彥先生，在中聯辦和北京全國政協提供的表格中，其國籍一欄，填寫的是英國籍還是中國籍？中聯辦和全國政協機關，是否知道及何時知道你是英國國籍？再則，你說是為了旅遊方便，所以使用英國護照。那麼，你到北京先後出席十次以上全國政協會議和公幹，總不會使用英國護照吧。你使用的是香港居民回鄉證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香港居民向香港政府申請護照和向香港中國旅行社申請回鄉證，第一個必要條件，必須是中國籍香港居民，梁君彥先生究竟有否隱瞞英國國籍？
鄭重請求香港高等法院，對違反《基本法》規定，無國籍的梁君彥議員十月十二日「當選」的立法會主席，予以宣佈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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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 爭鳴 總470期 德　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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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滅港法治

二○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中共的「人大」第五次對香港的基本法「釋法」，實際上是竄改基本法條文內容，以防止香港的法院作出相反的判決，去驅逐「青年新政」的兩個立法會議員游蕙禎與梁頌恆，更威脅要驅逐另外十三個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所謂「釋法」其實是改寫法律
基本法一○四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只需要在宣誓時「依法宣誓擁護」，而沒有任何的添加條件。至於「依法」，當然是由香港法院來判決的法律，即香港法例第十一章的《宣誓及聲明條例》來宣誓。然而中共所謂的「釋法」，卻是改寫法律，在釋法全文的二（二）加入新條件：「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必須準確、完整、莊重地宣讀包括『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容的法定誓言。」
更荒謬的是在釋法全文二（三）之中，加入「故意」的心理元素，在二（四）中加入「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李飛說「釋法」不存在「追溯期」問題，而是自基本法生效一日就開始是如此。然而真相是，人大在二○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作出如此的決定，才有可能會如此去解釋「基本法」。因此如果香港的法院要依這個所謂「釋法」去判案，包括在二○一二年宣誓時讀漏「香港」的梁振英，或在二○一六年宣誓時讀漏「香港」的民建聯黃定光，都會因此違反釋法的二（二）條例──即未能「準確」、「完整」地宣讀上述的誓詞，而令這些人的當選變成無效。
李飛回應記者對梁振英宣誓錯誤的提問時，卻說出和人大書面寫法不同的解釋：根據二（三）──故意讀錯誓詞屬於宣誓無效，即喪失就任該條例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用香港的法律觀點來看，即使梁振英不屬於二（三）的故意，卻屬於二（二）的未能「準確」「完整」地宣誓，再由於二（四）「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最終只能失去擔任特首的資格。問題來了，就是根據人大釋法的書面全文，以香港法律的理解方式，卻得出和解釋人大釋法的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不同。那麼香港的法律應該根據李飛口說的來判案，還是根據人大書面的內容來判案？還是要理解人大所寫的文字，需要再多一次的「釋法」？
是中國式人治非西方法治
更不要說這條二（三）條例的「故意」寫法，是一種幾乎不見於香港法律的「心理動機」寫法。在普通法中刑事案常爭議心理因素，究竟屬於主觀（subjective），還是屬於客觀（objective）的見解；是以當事人的標準而言，還是加入「理性自然人」（reasonable man）作為準則。最有爭議性的當屬討論立法會議員劉小麗的誓詞是否合法。劉小麗以十秒一字的速度讀出誓詞，當時監誓的立法會秘書長對此沒有異議，以香港法律觀點，只要完整地讀出全文，以至監誓的人沒有發表異議，這根本沒有問題。但人大卻首先加入「莊重」，再加入「故意」的元素。例如梁振英宣誓時說漏了「香港」，是否「故意」向中共表忠？把原本完整的法律邏輯，加入一大堆人為的主觀見解，這就是中國式的人治，而不是西方的法治。
亦因此，中共第五次的人大釋法，其實就是象徵香港的法治死亡──法院未審完先釋法，為打擊政敵無所不用其極，中共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已經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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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窮根

繁榮盛世背後慘絕人寰的哀痛
今年九月，媒體報道甘肅省康樂縣農婦楊改蘭，因被縣政府取消生活最底保障，貧窮活不下去了，用斧頭砍殺四個兒女，然後自己喝下農藥與兒女一起身亡。外出打工的丈夫回家，掩埋了妻兒的屍體，也喝下農藥，一家六口離開了這個使他們貧窮而且絕望的中國。
我被楊改蘭一家的悲慘深深震撼的心還沒有平復，近日又從網上看到一則消息：江蘇省淮安市城東鄉罹患癌症的七十多歲老人王某與罹患糖尿病的老妻，貧病交加，老兩口用一根繩子綁在一起，跳樓自殺，也離開了使他們貧窮而且絕望的中國。
我旅居美國二十六年了，近十多年來，每年都有從中國來的人，或者從美國去中國旅遊、探親回來的人，告訴我：中國富起來了，你看北上廣的高樓大廈，比美國紐約的曼哈頓氣派；就算二線、三線城市的中國人，也比美國人有錢。果然，這些年我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美國旅遊，他們每到一地，就搶購名牌商品，像是有花不完的錢。
這些中國人，包括這些海外華人，不去追尋現象後面的本質：不知道那些高樓大廈的下面就埋著楊改蘭一家六口和王姓老人與他老妻的屍骨；有花不完的錢買名牌貨的中國人，掏出的每一分錢都沾著傾盡全力勞動也吃不飽肚子、養不起孩子、看不起病，唯有走上絕路的楊改蘭們和王姓老人與他的老妻的血淚。而這種普通中國百姓普遍貧窮的情況，現在與三十年前、六十年前並無不同，現在可能比過去更加嚴重。
三十多年前的故事仍在延續
我是個職業新聞工作者。三十年前我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工作，擔任該報駐深圳特區記者。那時《人民日報》駐各省市的記者每年都要回北京開會，是各地記者們每年一次聊各自見聞的機會。我從我的同事那裡，印證了許多關於中國人貧窮的聽聞，而這些事實，記者們是不會寫成報道刊載於報上的。
楊改蘭一家居住的甘肅省，三十年前就和現在一樣貧窮。駐甘肅的記者說：他曾到這個省不算最窮的一個縣的農村採訪，見一戶農家的口糧僅剩下十幾個土豆。甘肅省旁邊是陝西省，駐陝西的記者說：外傳延安十八歲的大姑娘沒有褲子穿，實際情況是：全家人只有一條穿得出去的褲子，家裡有人穿這條褲子出門了，十八歲的姑娘就只能待在家裡。陝西的旁邊是河南，駐河南的記者說：黃河沿岸一位貧苦農民漢子，妻子臨死也沒能給妻子吃上一頓白麵饃，他神經失常了，把吵著要吃白麵饃的兒子一刀砍死，把兒子的頭割下來，用布包上，提著兒子的頭到鄭州共產黨省委大院去找省委書記。
我也向同事們講述了我的見聞：七十年代末我去粵中山區紫金縣採訪那裡普及小學教育，來到縣城城郊的一間學校，見學生們的課堂四面透風，課桌是幾塊磚頭支起的一塊木板，?子也是幾塊磚頭；老師沒有粉筆，用像是石灰一樣的硬塊在塗了黑漆的木板上寫字上課。有的孩子每天走幾公里的路來上學，孩子們從家帶來的午飯是糠和米混合的一個飯團。
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的故事。假如現在我的同事們都還自己的記者崗位上，聚在一起，我相信講的還是同樣的故事。不然中國就不會有楊改蘭一家死亡、王姓老人和他的老妻跳樓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一九八七年由《人民日報》調新建的海南省任《海南日報》總編輯。我奉調去海南工作之前，曾多次到海南採訪，海南人的貧窮令人驚訝。有一次，我住在五指山區黎村的一位生產隊長家裡，全村房舍皆茅草搭成，生產隊長家也不例外。我四顧他家，見爐灶是由三塊磚頭支起的一口鍋；床上沒有蓆子，蓋的是一條滿是破洞的?子。我估算了一下，他全家的財產，折成人民幣不超過三十元。生產隊長的兒子到外面摘個生木瓜做菜為我燒飯，肉也是有得吃的：黎族人滿山遍野的抓些青蛙、老鼠、螞蚱、蛇等等，回家倒進一個米水缸裡，漚上十天半個月就可以吃了。平常捨不得吃，生產隊長為招待我，把他們的肉食端上來。海南黎族人有肉吃還算好的，最近我看到一篇網上文章，說四川大涼山有的孩子，十年沒吃過肉，七年沒洗過澡。寫這篇文章的人已經被公安局抓起來了。
中國人貧窮的根源
海南其實是個餓不死人的地方，覆蓋全島的綠色植物，一年四季能為人提供蛋白質和熱量。海南有四大資源：熱帶作物、漁業、礦產和旅遊，是比台灣還要富饒的寶島，但海南人一貧如洗。那一年我隨省長梁湘到文昌縣瞭解民情，那是民國宋氏三姐妹的家鄉。梁湘走進一家農戶，打開米缸，一粒米都沒有，掀開鍋蓋，鍋裡是清水煮的野菜。梁湘老淚縱橫，對那家農民說：共產黨對不起你們！我在中國生活了半輩子，第一次看見共產黨官員為農民的貧窮落淚，第一次聽見一位共產黨官員向百姓說一聲對不起。
中共在海南省辦「大特區」，省會海口市迅速繁榮起來，權貴們爭相來海口掘金、尋歡，一時間，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但離開海口往北走三十里，就見農村死氣沉沉，農民衣食無著。不久前有一位《海南日報》的同事來美國旅遊，抽時間探望我，他告訴我：海口比過去更繁華了，成了銷金窩。我問離開海口三十里便是貧窮農村的現象是否還存在？他說：情況有改變，三十里現在變成五十里了。至於黎村，他說也有變化，黎族人靠與來參觀黎村貧窮落後的漢族遊客合影賺了不少錢。
那時我是共產黨的記者，我得承認，我所看到的與中國人實際的貧窮相差甚遠，不及大躍進後的三年餓死四千萬中國人、農民易子而食的窮困與悲慘之萬分之一。我在中國當記者的任務是報道中國共產黨怎樣為人民謀幸福，但我不止一次在採訪中遇到尷尬情形：我請老農民憶苦思甜，老農民講起逃荒討飯，一問，他們訴的苦都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後。
我寫了我所見到的中國人的貧窮，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人的窮根》，窮根在那裡？誰製造了中國人的普遍貧窮？這是任何人都能講出同樣一個答案的最顯淺的問題。還用問嗎？誰讓中國人遇上了貪婪兇殘、視民如草芥、陷民於水火的中國共產黨呢。
再寫一段故事作為這篇文章的結束吧。在跳樓自殺的王姓老人和他的老妻居住的江蘇省，當年《人民日報》駐江蘇的記者說：有一年聯合國資助一億美元給蘇北一個貧窮農村推廣先進耕作技術和安裝沼氣發電設施，一億美元到了北京，下發到省，就剩下一千萬了；從省下發到專區，剩下一百萬；從專區到縣，剩下十萬；從縣到鄉，剩下一萬；一萬美金對於鄉幹部，是一筆天上掉下來的橫財，於是他們拿出一千美金給聯合國指定的那個地方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其餘九千美金，進了鄉幹部的小錢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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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號 動向 總375期（美國）程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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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與弱主

十八屆六中全會封習近平為「核心」。在中共的政治話語體系中，「核心」意味著不受任期限制、超越法定職務、高於組織程序的終極決定權或一票否決權。簡言之，「核心」就是獨裁者，就是凌駕於「中央領導集體」之上、可以名正言順要求全黨全軍「絕對忠誠」的政治強人。
「核心」權力因時因人而異
中共「第一代核心」毛澤東搞的是職務終身制，行使的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的專斷權力，全黨尊之如帝，全民崇之如神，開口即是「最高指示」，成文即是「光輝著作」。毛對「集體領導」不屑一顧，把他親自組建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大多數成員打成了「反黨集團」、「三反分子」、「走資派」、「二月逆流」，把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一個接一個送進了鬼門關。毛把他的老婆江青樹為「文革旗手」，臨死之前又把他的侄子毛遠新以「聯絡員」名義、前機要譯電員兼「女友」謝靜宜以「方便向主席匯報」名義塞進中央政治局（毛、謝二人按毛的授意從一九七五年四月起列席政治局會議）。
中共「第二代核心」鄧小平既不當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當政治局常委但極少親自參加常委會，卻坐在自己的家裡悠然行使「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高權力。鄧扳倒華國鋒，廢黜胡耀邦、趙紫陽，指定江澤民、胡錦濤，擅行廢立五任中共最高領袖。鄧按自己的意願數度修改憲法，為自己量身定制普通黨員可以出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黨章條款。鄧退而不休，在「全退」之後仍以老邁之身輕而易舉掀起「九二南巡」的改革風暴。
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澤民雖然威權不及毛、鄧，但其任用「上海幫」私人親信，巧立名目排斥萬里、喬石、李瑞環等鄧小平為其配備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十三年任期結束仍然霸著軍委主席職權不放，強行對胡錦濤「扶上馬，送一程」，隔代為沒有「核心」頭銜的胡錦濤指定「接班人」。
中共三代「核心」，毛是生殺予奪、權力無邊的君王兼教主，鄧是僭權越位、垂簾聽政的太上皇，江是小媳婦熬成惡婆婆。由此可見，「核心」權力的形式與內容各不相同，因時因人而異，並無一定之規，而其共同之處，就是僭越黨章、踐踏憲法，實際權力不以固定任期和法定授權為局限。
習近平要如何行使「核心」之權？就目前的政情而言，顯然，他首先要解決的是明年中共十九大的高層人事主導權，其次是二○二二年中共二十大的「接班人」指定權，其三則是由「核心」頭銜所衍生的、二十大之後的幕後操控權。
中共的四個核心、四位弱主
一九四九年建政至今，中共一共產生了八位名義上或實際上的最高領袖：毛、華、鄧、胡、趙、江、胡、習，其中，有四個「核心」、四位弱主，時序上，大致強弱相間，人數上，正好平分秋色。但官方的歷史編纂學一向以權勢為本，只認政治強人為歷史主角，毛、鄧被描述為「一代偉人」，尤其是視民命如草芥、視功臣如仇寇，殺人如麻、整人無數，導致冤獄遍地、餓殍遍野的毛澤東，因其打贏國共內戰、為紅色政權開基建業之功，成為中共世世代代感恩戴德的不二真神。而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的名字則是黨史敘事的禁忌，要麼消聲滅跡，要麼一筆帶過。如今，沒有「核心」冠冕的弱主胡錦濤夾在新老兩位「核心」之間，已是形單影隻：黨統皆強人，斯人獨憔悴。
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重新審視這六十七年的中共建政史，則會不無驚奇地發現：凡弱主在朝時期，幾乎總是黨內政治氣氛比較輕鬆、社會寬容度比較高、思想學術界比較活躍的時期；而強人當政時期，全都是政治氣氛沉悶、社會控制嚴密、思想文化僵化的時期。
胡耀邦、趙紫陽雖然只是名義最高領導人，但他們在任之時，對鄧小平的政治獨裁傾向、陳雲的經濟保守傾向形成了牽制和緩衝。鄧小平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陳雲堅守的國有為主、民營為輔，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鳥籠經濟政策，之所以沒有對改革開放的大局造成重大的衝擊和干擾，八十年代之所以成為思想啟蒙、經濟開放、體制改革的黃金時代，胡趙的牽制與緩衝作用至關重要。
即使是在尚未脫離文革思維且領導能力嚴重不足的華國鋒當政時期，政治狀況也因為華的弱勢執政風格而有所補益。華國鋒為人謙和、順從眾意，對復出掌權的鄧小平、陳雲處處退讓，為「黨內民主」提供了自然天成的政治環境。那時候，西單民主牆沸沸揚揚，「真理標準討論」空前熱烈，中央工作會議暢所欲言，十一屆五中全會制定出異常開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此時華雖失勢但仍在台上），……這正是華國鋒弱主當朝所提供的「自由化」與「黨內民主」福利。
江、胡、習三任之中，最強的是習近平，最弱的是胡錦濤。胡溫執政時期一直以對上不能擺脫前代「核心」掣肘、對中不能抑制「九龍治水」分權、對下不能管束地方諸侯各行其是而廣受詬病，以至有「政令不出中南海」、「抱著炸彈擊鼓傳花」的譏評。但若放在縱向比較的角度看，對於展現中共專制體制的改革彈性，激發地方經濟的自治活力，恐怕仍以胡錦濤任上的弱勢中央治理更加有效且有益。中國經濟規模躍升為世界老二、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連年大幅增長之所以發生於胡溫十年，並不全是慣性使然、幸運所致，弱勢治理是原因之一。
如今，習近平中央的「集中統一」、「核心意識」已至阿諛之輩競相攀比「絕對忠誠」地步，「從嚴治黨」已至地方實力官員不思進取、怠政惰治地步，政治肅殺、經濟僵持，是習式強人治理的必然後果。不要說內地的地方政經系統活力與胡溫時期已有極大差距，即便在「一國兩制」的香港，胡溫政府對反二十三條立法風波和反國民教育風波的軟性處理，與習近平當局對真普選運動和議員宣誓風波的強硬態度，弱勢治理相對強人政治的優勝之處，也是一目了然的。
弱主之治優於強人之治
其實，不僅中共治下的弱主之治明顯優於強人之治，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上，這也是一個普遍現象。晚清第一強人非慈禧太后莫屬，在慈禧長達半個世紀的強勢統治中間，弱主光緒帝曾經短暫親政。在當時人眼裡，慈禧固然是「核心」，聽政頒旨，言出法隨，而光緒則是畏畏縮縮、戰戰兢兢的傀儡。但光緒帝一次弱弱的「百日維新」嘗試，開中國政體改革之先河，便勝過了慈禧一生乏善可陳的強人之治。
袁世凱是中華民國首位政治強人，袁氏之後北洋政府的掌舵者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則全是「混戰」與割據時代裡權位朝不保夕的弱主。然而，強人袁世凱將主要精力放在改內閣制為總統制、改終身總統為洪憲皇帝，權力愈大愈集權無度，最終釀成了國家的鬧劇與個人的悲劇。而袁世凱之後的弱主執政時期，雖然政令不出中南海、軍令不出本派系，卻是中國民族資本發展最快的時期，第一架飛機、第一艘萬噸輪船均誕生於此際。那時也是近代以來思想最解放、言論最自由的時期，一時間湧現出近百位彪炳後世的思想文化大師。那時更是有史以來結社最容易、組黨最便利、政治最多元的時期，建黨立派，議政謗政，幾乎沒有任何門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一群被後世史家污名化的北洋政府弱勢領袖，其實都是道德素養很高、民族氣節極其堅定的人物，段祺瑞面對三一八慘案死者當街長跪、終身素食，曹錕面對日本人威逼利誘「喝粥也不當漢奸」，這群弱主之中，沒有一個投蘇附日的賣國賊。
中國的政治文化具有「恃強凌弱」的偏好，強人強到蠻不講理的程度，往往成了「偉人」，弱主弱到弱不禁風（政治風波的風）的程度，必然淪為廢主。這種政治文化誇大了專制政體中政治強人的「核心」作用，也貶低了政治弱主的歷史價值。而事實上，在沒有憲政民主的權力體系中，倒是弱主留給下屬、地方政府的發揮餘地更大，留給對手、民間社會的自由空間更多，因而，弱主之治比強人政治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治績。基於此，習近平執意要做「核心」，不是一個好兆頭。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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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 爭鳴 總470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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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高棉是毛主義的產物──推薦《毛澤東主義的興亡》

放在我面前的，是一部厚達近千頁的大書《毛澤東主義的興亡──中國「革命」與紅高棉「革命」的歷史》（以下簡稱《興亡》），由美國陽光出版社二○一三年出版。作者宋征是一個科學工作者，他先在法國工作，後來在美國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做研究。
文革影響在東南亞的替身和傳人
近幾十年來，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吸引了很多人成為「業餘歷史學家」。「業餘歷史學家」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會有，因為歷史本來就是和個人生活經驗有關的知識和思考，是開放給所有人的。但在當代中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由於官方和公開的歷史研究有太多的禁區，很多民間思想者自發地加入了歷史研究的行列。他們對歷史真相的關心和對宏觀歷史演變闡釋之執著，可以令很多專業歷史學者汗顏，儘管在後者看來，這些「業餘歷史學家」的著述和觀點很多是絕難苟同的。
《興亡》全書分十七章，在時間和內容上涵蓋了從共產主義運動的起源直到一九八九年以後國際共運的巨變。但它的主線，是尋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革命和後來建立的政權之間的關聯。作者認為，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是毛主義的產物，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性影響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文革的思想和實踐在中國難以繼續後，在東南亞找到的替身和傳人。文革把中國引入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和道德瓦解的深淵，而在柬埔寨，它把這個民族驅入了更殘酷的屠殺和種族滅絕的境地。
英薩利最能代表毛主義影響
從這個角度，作者對柬埔寨革命和紅色高棉做了考察，尤其是中共和柬共之間在組織、思想和人員來往上的關係。作者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在紅色高棉最高層領導人中，最能代表毛主義影響、和中國關係最密切、企圖把柬埔寨作為繼中國文革之後又一個徹底改造社會的巨大實驗場的，不是波爾布特和其他人，而是英薩利。作者對英薩利和中共的關係以及他在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後回到金邊的時機和作用作了分析，在我看來這是對文革究竟是如何影響紅色高棉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作者比較第一手的材料有兩個部分值得一提。一是在巴黎生活期間，他接觸了很多從紅色高棉統治下逃出來的柬埔寨華裔，對他們作了訪談，收集了很多建立在個人生活經歷之上的資料。從他們那裡，作者不但瞭解了很多紅色高棉進城後所發生的具體情況，而且對那段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二是存有相當數量的當年在柬埔寨出版發行的華文報刊資料，對這個東南亞國家華社在紅色高棉奪權之前的發展狀況有一定的瞭解，從而對估量紅色高棉對柬埔寨華裔的種族滅絕政策的背景和結果提供歷史的根據。
全書不足之處，是對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的宏觀描述和理論分析。在這些問題上，國際學術界和中國國內的很多學者都做了嚴謹細緻的工作。作者把很大的篇幅放在了這些問題上，反而會削弱以上所說的真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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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號 動向 總375期（美國）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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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亂倫 江青在萬人面前大哭

本名李雲鶴的江青，是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毛則是她的第三任丈夫。（維基百科） 有學者刊文披露毛澤東嫡孫毛新宇進不了中南海，是因為江青很恨其母邵華。江青曾在公開講話中歇斯底里地批判邵華，甚至在萬人面前嚎啕大哭。而網上有多張毛與「兒媳」邵華的合影顯示，兩人十指相扣。有消息稱，毛新宇可能是毛澤東與兒媳亂倫的結果。
文／鐘合
毛澤東從未見過親孫子
周海濱題為〈低調的「紅三代」：被改變的人生軌跡〉一文發表在2014年第12期《同舟共進》上。文章稱，毛岸青是毛澤東身邊最小的兒子，毛新宇是毛岸青之子。
1970年1月17日，77歲的毛澤東晚來得孫，毛高興之餘為其取名為「新宇」。然而直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這6年間祖孫倆未曾謀面，沒有留下一張合影。
為什麼毛澤東爺孫一直未能相見？因為江青對邵華（又名張少華）曾有段不近人情的口誅筆伐，毛新宇的母親邵華不敢也不能將兒子送進中南海。
文章稱，特里爾在《江青全傳》裡披露，邵華一直是江青在家中最恨的人物。文革中，江青一次到北大去，就是要和邵華辯論的，「她媽是政治騙子！」江青用最冷酷的詞彙說邵華，並把邵華和資本主義的「文藝黑線」以及國際「反華力量」聯繫在一起，並稱，她和毛澤東不承認邵華是毛的兒媳婦……。
江青在會上似乎講個沒完……陳伯達碰碰她的肩膀，小聲對江青說：「我想該結束了。」江青暫停了詛咒，凶狠地瞪著陳伯達，一萬多人坐在地上鴉雀無聲。
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也曾回憶說，1966年6月25日，江青在北大辱罵邵華，而邵華就在台下。據稱江青的一番話，馬上就被作為「中央首長講話」印成傳單，撒向全國。邵華和其母連夜轉移，在北京東躲西藏，以避江青派人追鬥。
文章稱，由此可見，毛澤東有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政治原因而無法與孫子毛新宇相見。至於毛澤東與毛新宇沒有留下一張合影是因為沒想到拍攝，這種說法更不成立。邵華酷愛攝影，曾擔任中國女攝影家協會主席。
江青大哭 台下一萬多人都傻了
網上〈由邵華同志逝世想起江青哭訴家醜〉一文中有一段比較詳細的敘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66年7月24、25日兩天，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來到北京大學，親自主持北大全校師生關於工作組問題的辯論會。
當輪到江青講話時，台下一片寂靜。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的是，江青不但發出非常怪非常怪的聲音，真的就像相聲演員捏著嗓子說話一樣，她高聲叫道：「毛主席向你們問好。」又喊了幾句政治口號後，她的臉突然陰沉下來。
她突然說：「你們學校有個張少華，她根本就不是毛主席的兒媳婦！」聽了江青的話，學生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媽是政治騙子！是個壞人！讓她女兒和毛岸青搞對象是有陰謀的，我從來就不承認她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認！大家知道，毛主席有個兒子毛岸青，精神受過刺激。張少華看岸青精神有些不正常，就強迫他和自己結婚。」
江青似乎講個沒完，不一會兒，陳伯達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江青背後，要和她說什麼，被江青一把推開。她又開始攻擊毛岸英的妻子、邵華的姐姐劉思齊（又名劉松林）。她把家庭政治和文化大革命聯繫起來，越講越激動。陳伯達碰碰她的肩膀，江青暫停了她的詛咒。前邊的人聽到陳伯達小聲對江青說：「我想該結束了。」江青凶狠地瞪著陳伯達，—萬多人坐在地上鴨雀無聲，幾乎能聽到針掉在地上的聲音。
毛澤東（中）和幼子毛岸青、邵華夫妻合影時，毛澤東和邵華也是十指相扣。（網路圖片） 毛澤東和兒媳亂倫 常十指相扣合影
「真的，我很惱火。」江青昂起頭，似乎要把對她忠心耿耿的陳伯達也劃入她的敵人之列。「十年來，我一直受這個女人和她家人的氣，所以我很惱火。」她突然又提高嗓門說：「應該謝謝她，我的心臟病又犯了……」說罷，她嗷的一聲就哭開了。台下的紅衛兵都傻了，不知應該高喊保衛誰。
另據陸媒報導，邵華的母親張文秋，湖北省京山縣人，生於1903年。她從年輕時就認識了毛澤東和其第二任妻子楊開慧，後來在延安讓女兒劉思齊認毛澤東為乾爹，1949年10月15日，劉思齊與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結婚；1960年，其次女邵華與毛澤東次子毛岸青結婚。
毛澤東和邵華合影，兩人十指相扣。（網路圖片） 有回憶錄稱，張文秋的確是想方設法地要成為毛的雙重親家，甚至不惜毀了女兒邵華一生的幸福，讓她嫁給精神疾病者毛岸青。後來，荒淫無度的毛澤東，與兒媳邵華搞在了一起，生下了毛新宇。
文革期間，毛澤東、江青這對「政治夫妻」，為了共同利益聯合起來，昔日被「妻妾成群」包圍的毛，終於轉過身來再同江青講話，此前江青被打入冷宮，要見毛，還得經過批准。於是，帶著仇恨與報復心上台的江青，當然不會允許毛新宇「進宮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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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3期201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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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制大陸手段初現

「大陸沒有任何一個合格的台灣問題專家，至少體制內的不行。」北京一位民間研究人士如此評價官方的台灣問題研究現狀，他還指出：表現在宣傳方面，「逢蔡必罵」的方式證明體制內沒有可資實用的成果。
近期以來，中共黨媒「罵點」有三：
其一，蔡英文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等於危及台灣民眾「維持現狀」的願望，蔡政府支撐不了多久；
其二，台裔日本議員蓮舫說「台灣不是國家」，等於給了蔡政府耳光；
其三，台灣遭遇「鮎魚」颱風，蔡英文出面講話時間太短，是不關心民生的「快閃」行為。
民主政治效率乃體制根本
在北京一次純民間台灣問題研討會上，有異議背景的學者對三個「罵點」作了評價。他說：「維持現狀應當是北京政權未來十年的要求，它沒有打台灣的能力；日本國內總體趨勢親台，但蓮舫的黨派持親中立場；至於蔡英文『快閃』，那是對的，難道國家發生巨災，領導人還要在媒體面前發表長篇大論？」集中到「快閃」問題，台灣藍營媒體均持批判態度，且藍營資訊也是大陸體制內台灣問題專家第一手資料的主要來源。此等專家習慣了北京政權的表演套路，如領導人親臨災難現場的專題性質電視報道，固然無法理解民主台灣的效率政治。
四年前馬英九任總統時，視察漢光演習露面僅六分鐘，以致被媒體指為「六分鐘護台灣」。對比之下，北京政權以批判民主政治損失效率為能事，但自稱有效率的一黨專政遭到體制內中下層全面抵抗，怠政、懶政現象已普遍化──「證明我媽是我媽」成了世界級笑料。
北京政權的台灣問題研究與許多軍事訓練一樣，表面看有模有樣，一到實戰環節則銀樣腊槍頭。有消息稱：「對於台灣問題的重大項目，國內涉台研究機構已經拿不出『不可笑』的思路。所以，軍方（也可能是國安委）經過中間機構找新加坡甚至是澳大利亞的亞太研究機構來做。」而據澳大利亞一位學者說：「台灣問題的許多研究材料源自大陸，只是環境與角度不同，所出的看法不同。比如說，對比今年與去年的國慶招待會涉台信息即可知道大陸對台近期底牌，更能反推至台灣方面的政策本質性取向。」
反打壓與拒武嚇自有遠慮
今年與去年的國慶招待會均是李克強「發表重要講話」，媒體報道套路既定，大有「只是改改報道時間」的意思，但在台灣問題的表述上有所差異。去年講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築兩岸命運共同體，今年講堅持「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簡言之，謀求兩岸維持現狀是北京政權的首選，儘管其有時不得不製造疑似衝突熱點。
正是在兩岸關係博弈中蔡英文政府佔據優勢，台灣才不懼北京政權的武力恐嚇，亦對經濟打壓坦然承受。台灣陸委會副主任張天欽回答國民黨籍立委林德福質詢如何因應中共十九大前施予台灣「同屬一中」壓力時，稱「台灣的抗壓能力應該有，反制手段也是有的，但詳細部分無法說明」。據大陸純民間身份的台灣問題研究人士稱：蔡英文政府有多種策略反制大陸，包括不再堅持根本沒有經緯度的南海十一段（或九段）線，以及在東海中日戰爭時期對日本實施無條件軍援，同樣，在中美南海戰爭時向美軍開放太平島。該人士進一步指出：「這些策略並非十分隱秘，它更多的是陳水扁時代『境外決戰』戰略的擴展。」
在較為細膩的戰略調整方面，蔡英文政府所依據的外部條件也越來越好。比如說，美軍在韓國西北部的烏山基地進駐B-1B戰略轟炸機，不僅對北京政權的黃海傳統練兵區域構成實時威脅，而且還對東北、華北、華東構成了威脅。因此，台灣就不用致力於發展「打到北京」的雲峰中程導彈。雲峰中程導彈研製資金與智力資源轉移到雄二短程導彈改進型（E型為主）則是更有效的選擇，因為後者對大陸沿海重大經濟目標有現實的打擊能力。一句話：「打上海」比「打到北京」更能給大陸民眾施加戰時經濟心理壓力。
民族主義假動作間或有之
在台灣已廣義化「境外決戰」戰略壓力下，北京政權不得不作出一些名義性回應。例如，強化浙江東南海域南麂列島的軍事基地建設，主旨是施壓日本即準備釣魚島戰爭，附帶地也給台灣顏色，在南麂列島發射短程導彈可以打擊釣魚島，也能打擊基隆與台北。再者，派出飛行編隊恐嚇途徑巴士海峽的美軍巡弋南海回程艦隻，造成三方軍機密集特定空域。
九月十二日，美軍一艘伯克級驅逐艦巡弋南海後回程駐日基地，北京方面派出機群在巴士海域威嚇。此舉看似冒險，但可以提振日益萎靡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敢跟美軍較勁」之外還帶有威嚇菲律賓的意思，畢竟巴士海峽南緣即是菲律賓領土巴坦（Batan）群島。同時，該海峽北緣有台灣軍事重地蘭嶼島，大陸軍機至此亦等於再給台灣顏色。該日清晨，台灣起飛十餘架包括F-16在內的戰機臨空監視並在南部啟動戰時狀態，美艦也呼來那霸基地軍機支援。最後，一場可能的空戰由於大陸軍機主動退出而消彌。
此類有驚無險的有意將台灣捲進的軍事動作以後會間或有之，因為北京政權與朝鮮的金氏政權一樣，不持續加溫民族主義情緒，政權就沒法存續。稍微不同的是，金氏政權是逢美必反而北京政權是逢日必反，現在又加上一項「逢蔡必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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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號 動向 總374期 姬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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