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丁在《明報月刊》五月號的文章《「六七風暴」的前因後果》（下稱〈西文〉），筆者有以下評說。
西門丁認為使用「六七風暴」這個中性詞，可能比較切貼，亦容易為各方接受，筆者認為未免過於「和稀泥」了，未能反映事件的真實。對事件命名就是定性，應該根據事實，萬不能隨意。查「暴動riot」一詞的定義是：聚眾採取暴力行動，反對統治集團，破壞社會秩序。據戴耀廷先生在文章《暴動罪的法律定義》所引，若集結按《公安條例》第十八條被定為非法集結，而非法集結的人中任何一人，作出了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非法集結就會變成暴動，而所有集結的人就是集結暴動，參與暴動的人即犯暴動罪。
1967 年5 月至12 月在香港所發生的非法集結，放火，燒車，襲警，放炸彈，光天化日殺人，正是嚴重破壞社會安寧的行動，「暴動」一詞當之無愧，甚至達到現代義意的「恐怖主義」程度。何況當時港英當局正實施嚴厲的宵禁和緊急法令，則更罪加一等。暴動就是暴動，即使你賦予它愛國呀或反英呀等這些足以稱之為偉大的目的，這個目的也不能把暴動的罪責缷去而得到平反，這不是冤案。「六七暴動」是根據事件真相而命名的。
（三）〈西文〉以很大篇幅，逐日紀錄暴動的經過，目的是譴責港英軍警的無理鎮壓及殘忍施暴，似乎是為了解答作者自己提出的問題：點火者是誰？但對成為事件轉捩點的兩姊弟及林彬之死則只一筆輕輕帶過，對肇事者不作批評斥責，實有歉公允。〈西文〉指港英警察對被捕者毒打，凌辱，施以重刑，甚至活活打死，我還要補充有一種迫人飲頭髪水的酷刑。五十年了，我至今未知那位受刑者胃裏的頭髪是否己經完全清出。港英為了平亂實施嚴厲鎮壓，警察濫用警權超越緊急法令的規範，是無需迴避的事實。我們可以繼續控訴指責港英政府，但港英的暴行不能成為暴動合理的理由。
（四）〈西文〉有兩個記述需要商榷。其一是：「5 月12 日鎮壓警方槍殺了一個十三歲的洗頭仔陳廣生，這是六七風暴的第一個死者。」據張家偉專著《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中卻另有查證：「防暴隊在黃大仙徙置區搜捕騷動者時，十三歲少年陳廣生在衝突中喪生，左派報章指他是被防暴隊毒打致死，左派稍後成立的各界鬥委會向陳母致送五百元。但非左派報章指陳廣生是被騷動者投擲的石塊擊中致死，陳母更向鬥委會退還慰問金。」網上資料更顯示當時死因庭裁定該少年死於「橫禍」。西門丁把陳廣生之死寫成是警方槍殺，是不是為了更進一步激起階級仇，民族恨，使暴動合理化？
其二是關於「三警案」。〈西文〉寫道：「26 日上法庭時李安死於庭上。事後有三名庭警被控謀殺，審來審去，不了了之，最後無罪釋放。」根據網上資料，李安死後三名警員被捕，法醫官認為李安死於右腎爆裂，三人被控謀殺李安。經審訊後裁定誤殺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入獄八年及六年。至1 9 6 8 年1 月三警上訴，由於死亡時間有疑點而疑點歸被告，三警上訴得直，當庭釋放。翁靜晶有一視頻對案中法官和大律師的理據有詳盡介紹和分析，可知全案經嚴謹法律程序審理。三警幸運脫罪，是彰顯法治的結果，應該尊重。事實上，港英這個殖民專制統治者基本上還是遵守法治的。甚麼「審來審去，不了了之」，西門丁這樣語焉不詳的寫法，實有誤導讀者之嫌。
（五）作為一個當年的地下黨員，全程參與「六七暴動」，我可以答覆西門丁：「六七暴動」並非「文革小組通過渠道要新華社發動的」。其實事情很簡單，當年地下港澳工委（即新華社）的頭頭梁威林，祁烽等人受文革崇毛思潮，特別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影響，為了表現革命豪情，緊跟文革形勢，要幹出一番成績立功勳，學習澳門把香港也變成半個解放區，卻遇上死不投降的港英。他們擱不下面子，於是牙關一咬，實行背水之戰。提出「港英不低頭，便要它走頭」這種進入窮巷的極端口號，引誘煽動熱血勇敢的群眾，視死如歸地衝上前線作出犧牲。中央同意這場鬥爭並全力支持，周恩來全程領導但也受到干擾，有時未能完全控制大局。中央文革小組利用可能的機會不斷激化鬥爭，把形勢推高到好像要解放香港似的。中央與港澳工委在《人民日報》《文匯報》《大公報》上相互輪番升級叫囂，直至鬥爭嚴重影響外交關係，繃緊的鬥爭之弦被周恩來掐斷，才善罷甘休，失敗是必然的結果。
這篇文章內容立論失之偏頗，失去持平中肯的態度。文中顯示他心中有恨，恨港英軍警殘暴鎮壓，恨中共視他們如棄屣，一心用盡一切說詞證明暴動有理。西門丁們現在憤恨地問：我們有甚麼錯？我可以和大家一起說，我們錯在信錯了共產黨。無論是中央或是港澳工委都沒有真正全程為工人爭取利益，他們發動的文革或「六七暴動」都只是為了奪取或鞏固自己的權位。我和大家都是受騙者，而我更是暴動的組織者，不斷地向你們道歉才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也是必要的責任。
筆者非常感激戴耀廷先生為香港引入「公民抗命」的理論。今天，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信念己經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引進對公民抗命行動承擔罪責的法治精神。即使是為了崇高的自由民主理想，參與者亦要自行向執法部門自首，交由執法部門決定是否起訴。這種高風亮節，自我犠牲的精神境界正在香港傳播，佔中三子以及一群朋友正在踐行，做出高尚的典範。回想一下，那時的「六七暴動」與上述的信念和精神真有天淵之別。時代巨輪不斷前進，暴動的參與者實在應該反思過去，跟上時代。
（本文刊於《明報月刊》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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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丁認為使用「六七風暴」這個中性詞，可能比較切貼，亦容易為各方接受，筆者認為未免過於「和稀泥」了，未能反映事件的真實。對事件命名就是定性，應該根據事實，萬不能隨意。查「暴動riot」一詞的定義是：聚眾採取暴力行動，反對統治集團，破壞社會秩序。據戴耀廷先生在文章《暴動罪的法律定義》所引，若集結按《公安條例》第十八條被定為非法集結，而非法集結的人中任何一人，作出了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非法集結就會變成暴動，而所有集結的人就是集結暴動，參與暴動的人即犯暴動罪。
1967 年5 月至12 月在香港所發生的非法集結，放火，燒車，襲警，放炸彈，光天化日殺人，正是嚴重破壞社會安寧的行動，「暴動」一詞當之無愧，甚至達到現代義意的「恐怖主義」程度。何況當時港英當局正實施嚴厲的宵禁和緊急法令，則更罪加一等。暴動就是暴動，即使你賦予它愛國呀或反英呀等這些足以稱之為偉大的目的，這個目的也不能把暴動的罪責缷去而得到平反，這不是冤案。「六七暴動」是根據事件真相而命名的。
（三）〈西文〉以很大篇幅，逐日紀錄暴動的經過，目的是譴責港英軍警的無理鎮壓及殘忍施暴，似乎是為了解答作者自己提出的問題：點火者是誰？但對成為事件轉捩點的兩姊弟及林彬之死則只一筆輕輕帶過，對肇事者不作批評斥責，實有歉公允。〈西文〉指港英警察對被捕者毒打，凌辱，施以重刑，甚至活活打死，我還要補充有一種迫人飲頭髪水的酷刑。五十年了，我至今未知那位受刑者胃裏的頭髪是否己經完全清出。港英為了平亂實施嚴厲鎮壓，警察濫用警權超越緊急法令的規範，是無需迴避的事實。我們可以繼續控訴指責港英政府，但港英的暴行不能成為暴動合理的理由。
（四）〈西文〉有兩個記述需要商榷。其一是：「5 月12 日鎮壓警方槍殺了一個十三歲的洗頭仔陳廣生，這是六七風暴的第一個死者。」據張家偉專著《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中卻另有查證：「防暴隊在黃大仙徙置區搜捕騷動者時，十三歲少年陳廣生在衝突中喪生，左派報章指他是被防暴隊毒打致死，左派稍後成立的各界鬥委會向陳母致送五百元。但非左派報章指陳廣生是被騷動者投擲的石塊擊中致死，陳母更向鬥委會退還慰問金。」網上資料更顯示當時死因庭裁定該少年死於「橫禍」。西門丁把陳廣生之死寫成是警方槍殺，是不是為了更進一步激起階級仇，民族恨，使暴動合理化？
其二是關於「三警案」。〈西文〉寫道：「26 日上法庭時李安死於庭上。事後有三名庭警被控謀殺，審來審去，不了了之，最後無罪釋放。」根據網上資料，李安死後三名警員被捕，法醫官認為李安死於右腎爆裂，三人被控謀殺李安。經審訊後裁定誤殺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入獄八年及六年。至1 9 6 8 年1 月三警上訴，由於死亡時間有疑點而疑點歸被告，三警上訴得直，當庭釋放。翁靜晶有一視頻對案中法官和大律師的理據有詳盡介紹和分析，可知全案經嚴謹法律程序審理。三警幸運脫罪，是彰顯法治的結果，應該尊重。事實上，港英這個殖民專制統治者基本上還是遵守法治的。甚麼「審來審去，不了了之」，西門丁這樣語焉不詳的寫法，實有誤導讀者之嫌。
（五）作為一個當年的地下黨員，全程參與「六七暴動」，我可以答覆西門丁：「六七暴動」並非「文革小組通過渠道要新華社發動的」。其實事情很簡單，當年地下港澳工委（即新華社）的頭頭梁威林，祁烽等人受文革崇毛思潮，特別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影響，為了表現革命豪情，緊跟文革形勢，要幹出一番成績立功勳，學習澳門把香港也變成半個解放區，卻遇上死不投降的港英。他們擱不下面子，於是牙關一咬，實行背水之戰。提出「港英不低頭，便要它走頭」這種進入窮巷的極端口號，引誘煽動熱血勇敢的群眾，視死如歸地衝上前線作出犧牲。中央同意這場鬥爭並全力支持，周恩來全程領導但也受到干擾，有時未能完全控制大局。中央文革小組利用可能的機會不斷激化鬥爭，把形勢推高到好像要解放香港似的。中央與港澳工委在《人民日報》《文匯報》《大公報》上相互輪番升級叫囂，直至鬥爭嚴重影響外交關係，繃緊的鬥爭之弦被周恩來掐斷，才善罷甘休，失敗是必然的結果。
這篇文章內容立論失之偏頗，失去持平中肯的態度。文中顯示他心中有恨，恨港英軍警殘暴鎮壓，恨中共視他們如棄屣，一心用盡一切說詞證明暴動有理。西門丁們現在憤恨地問：我們有甚麼錯？我可以和大家一起說，我們錯在信錯了共產黨。無論是中央或是港澳工委都沒有真正全程為工人爭取利益，他們發動的文革或「六七暴動」都只是為了奪取或鞏固自己的權位。我和大家都是受騙者，而我更是暴動的組織者，不斷地向你們道歉才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也是必要的責任。
筆者非常感激戴耀廷先生為香港引入「公民抗命」的理論。今天，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信念己經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引進對公民抗命行動承擔罪責的法治精神。即使是為了崇高的自由民主理想，參與者亦要自行向執法部門自首，交由執法部門決定是否起訴。這種高風亮節，自我犠牲的精神境界正在香港傳播，佔中三子以及一群朋友正在踐行，做出高尚的典範。回想一下，那時的「六七暴動」與上述的信念和精神真有天淵之別。時代巨輪不斷前進，暴動的參與者實在應該反思過去，跟上時代。
（本文刊於《明報月刊》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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