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條禁令如納粹取締憲法權利
在「朕即國家」的時代，是沒有律師這個職業的，例如中國所經歷的毛時代。但一些獨裁政權往往要披上法制外衣行獨裁之實，製造「以法治國」的假象。因此它們會虛設律師職業以掩世人耳目，再制定各種惡法給律師戴上緊箍咒，把本應為當事人服務的律師控制、操弄在自己手裡。
一九三三年納粹上台後不久，就公然拋棄追求社會正義的魏瑪憲法，頒佈了服務於納粹的幾部惡法，如《民族與帝國緊急狀態排除法》、《保護德國人民法》、《保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政府防止顛覆法》。這些惡法任意剝奪公民的個人權利，取締個人自由、住宅不受非法搜查、通訊秘密、言論和集會自由、結社權甚至私人財產權等公民權益。
就像是有意效法納粹德國，中國司法部日前發佈了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該辦法被稱為「司法部關於律所和律師的六條最新禁令」。在網絡上轉發此文的國內網友為此感到心驚，大都加上「我只看看，不說話」、「我不評論」等語。
這個惡狠狠的六條禁令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縱容律師實施六類行為，違者將遭受不同程度的行政處罰。例如，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或者其他人員到司法機關或者其他國家機關靜坐、舉牌、打橫幅、喊口號、聲援、圍觀等；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式或以個案研討之名，製造輿論壓力，攻擊、詆毀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
這個可與納粹律師制度相比較的六條禁令，不僅強制規範律師的執業行為，就連律師訴訟之外的思想、言論也進行規範，其內容不僅違反現有的中國憲法和《律師法》，還違反《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二十九條基本原則》。袁裕來律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這六條禁令的內容「違憲」，即違反了中國憲法規定的言論、結社自由與媒體新聞自由。
在《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二十九條基本原則》（二○一五）裡，有一些保護律師權利的原則，例如，律師在履行職責時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應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各國政府應確認和尊重律師與委託人之間的聯絡和磋商均屬保密。
既違背本國憲法又違背聯合國基本原則，中國司法部六點禁令有嚴重的造法嫌疑，應該歸於惡法之列，是中共當局向人類文明的又一次挑戰。自去年「七○九大抓捕」以來，當局以各種卑劣殘忍的手段，肆意迫害幾百位堅守道德良知的中國律師及其家屬。現在，他們將威脅與恫嚇律師的做法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將無法無天的迫害合法化了。
六條禁令抵觸中國《律師法》
早在一九一九年，被認為是理性睿智的德國人就創制了一個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憲法──《魏瑪憲法》，「司法獨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則。當時，在法庭上辯護的德國律師，享有刑事辯護豁免權，他們對法官專權與檢察官暴虐起到有力的制約作用。
但到了納粹時期，保護律師權利的魏瑪憲法被拋棄，納粹頒佈了類似中國六條禁令的《律師執業資格法》，對律師進行政治審查，實行種族歧視，幾千位猶太律師以及曾參加共產主義活動的律師被取消律師資格。其他德國律師為了自保而效忠於納粹，無法堅守職業承諾，更無力制約法官的專橫。
中國於二○○七年修訂的《律師法》第三十七條明文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這就肯定了律師的辯護權，但是在六條新禁令裡，司法部無視並抵觸了原有的《律師法》，毫無理由地給律師和律所增設了一些新的義務和罰則。
例如，不准律師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聲援以及個案研討之類，這就侵犯了律師的個人言論以及執業自由。該禁令還授權律所任意辭退、除名律師，這種做法，勢必引起各地方律協、司法局、廳執法混亂，導致官僚濫用職權任意欺壓律師。
由此看來，這個重擊律師群體的新禁令，是一把斫殺公平正義的利器。一個國家的法治進步需要廣泛社會輿論的監督，如果律師不能自由地發表合法言論，正義就難以實現。然而，中國當局卻在審判維權律師時，讓他們央視亮相認罪，利用輿論未審先判。這是赤裸裸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律師自由職業，卻被強迫姓黨
研究納粹德國司法系統的法學家英戈‧穆勒指出：「憲法政府的大多數里程碑式的成就──國家權威屬於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一些不容侵犯的個人權利──在『納粹革命』期間就被廢除了。」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時德國律師被強迫成為國家的「法律衛士」，成為國家公務員的一部分。
古往今來，西方國家一般將律師界定為「自由職業者」被視為是「獨立的司法人員」。日本台灣等國稱律師為「在野法曹」，這些稱呼都強調了律師的民間性質和獨立性。各國法律確立「自由執業原則」，使律師擁有充分的行動自由。他們為客戶提供服務，其關係是私人性質的。
然而，這個普世的律師自由職業原則在希特勒時期被取締了，因為納粹稱「元首的意志為法律的淵源」、「希特勒就是法律」。他們逼迫律師成為公務員的一部分，使律師不再能夠效忠於法律，而只能效忠於領袖希特勒。這樣，就改變了西方律師由行業管理的傳統，把律師完全置於納粹黨的控制之下。
就中國現有涉及律師的法規看，雖然不很完善，卻還是有一些條款肯定了律師獨立的民間性質。例如《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律師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律師的授權大都來源於社會和當事人，而不是來自國家。
當司法部最新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出台，我們只能感歎：中國共產黨的做法簡直與納粹黨如出一轍。納粹強迫自由職業的律師成為公務員，中國當局在這個《辦法》中，除了規定律師要「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之外，還要求律所「及時成立黨組織」。
如果律師都變成納粹公務員或者共產黨員，那麼，這個角色的變化會帶來什麼後果呢？毫無疑問，本來是維護個人權利的律師職業，會因此被徹底扭曲和顛倒。被強迫效忠共產黨的律師，其辯護很可能對其代理人不利。例如，我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因政治言論開庭受審時，中共當局曾要求我的律師必須是共產黨員，而且規定，我的律師在辯護時不能為我做「無罪」辯。
這樣下去，姓黨的中國律師肯定會成為一個偽職業，這個虛設的職業只會是政治的附庸，是執政黨任意使喚的統治工具，甚至可能成為為虎作倀的鷹犬。在趙家人癲狂的時代，許多不甘淪為奴才的中國律師前赴後繼進行抗爭，卻未能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與救援。當真正優秀的律師全都消失，中國的法治就徹底走向腐爛。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這六條禁令不僅僅是針對律師與律所，而是以邪惡的力量，企圖控制與敗壞整個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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