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它還很強大，很有活力，很有韌性，也有人認為，它的統治已進入「殘局」。奇妙的是，它很頑強地表現它的自信，而它的不自信，同樣表現得很明顯。
比較體制的活力、創新性
不知怎麼，這讓人想起了那個曾經很著名的說法，即「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個百年前的論斷出現之際，全球化正在成為趨勢，資本的全球本性正在顯現，於是，資本主義的「垂而不死」更引人注目。
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資本主義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大蕭條，依然顯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新的技術革命，新的產業革命，匯聚為互聯網時代，還伴隨著人工智能新進展，以及新的軍事革命。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與印度兩大國，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進程，標誌著資本主義正在進入其晚期，而它所容納的生產力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同時，民主政治也在紛亂的危機壓力下有新變化的跡象。
再看中共及其體制，它們的活力，它們的創新性，與資本主義相比，差得太遠了。
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下，依靠政權之力量，創建了它的「社會主義」，然而，因為「苦於資本主義不發展」，也就是，缺乏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缺乏資本主義全球化支撐，這種「社會主義」先天不足。即使以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作為其驅動力量，也無法改善其元氣，反而不斷地地損害著社會主義對於民眾的吸引力。「文革」失敗，社會普遍貧困，思想壓抑，在沉重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改弦易轍，以改革開放轉向市場化，而這一過程，仍一再地受制於中共僵化的黨國思維，市場的支配地位在政府干預下被扭曲，經濟轉型難以進展。
顯然，中共及其創建的黨國體制，缺乏內在的生機與活力。當它承諾「耕者有其田」、承諾民主政治之時，它得到民眾支持，奪取了政權，但是它隨即背棄諾言，從根本上喪失人心。它的「社會主義」脫離社會現實，脫離民眾生活，失去了自然的本源，就逐漸枯竭。
不過，一向自詡其「先進性」的中共，倒是沒有人說它「垂而不死」，而「殘局」，往往因其特殊的格局，反而顯出獨特魅力。不過，資本主義正在進入其晚期，仍有「中盤」氣象，這就使得中共及其體制難相形見絀。
這其中的諷刺意味，在中共理論的演變中表現得很明顯。
思想貧乏依賴口號補救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是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實際是拋棄馬克思學說而另搞一套的開端，而其實踐，亦即「文革」，理所當然地慘敗，如今只是在「左派」思維中維持其「精神勝利」，而所謂「鄧小平理論」，則是正視現實的務實態度與墨守黨國教條、迴避爭論的混合體。此後，「三個代表」勉強算得上屬於黨建理論，「和諧社會」為掩蓋社會矛盾尖銳化而做，「科學發展觀」掩飾經濟高增長背後更高的社會生態環境代價，而「中國夢」和「四個全面」之類，則盡顯思想貧乏而依賴口號補救的窘境。
更大的問題是，習近平要繼承毛澤東的衣缽，但是他難有毛澤東的幸運。
中共走上武裝對抗國民黨，以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之路，毛澤東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從嘯聚山林到逐鹿中原，非同兒戲。毛澤東的幸運，來自朱德的支持。
朱德是從戰爭實踐中走出來的軍事家，既有豐富經驗，又有留學經歷，更為微妙的是，他避開了率領軍隊起義而失敗的厄運，從率領敗兵起步，實踐他的軍事思想，形成獨特的作戰風格，奠定了他在中共軍隊中的地位。
周恩來到軍中之時，毛澤東正在失勢，但最終仍是毛而非周得到朱德支持。毛澤東並非庸才，他能夠敏銳領悟朱德的戰略戰術，辨別朱德的價值，把握兩人之間分歧的分寸。而周恩來，他與朱德本來更有淵源，但他習慣於盲從共產國際及其顧問，儘管政治上的狠毒與毛澤東不相上下，但領袖素質相形失色，後來他逐漸失勢，直至淪為毛的僕臣，就不奇怪了。
戰爭結束，中國終於再次面臨進入市場經濟長期發展階段的機會，這時，軍事家退到一邊，在市場中運作的企業家展現身手的時代到來。毛澤東的運氣用完了，他領導的中共無視歷史趨勢，想方設法繼續支配一切，幹部集團壓在企業家頭上，致使中國發展之路極其坎坷。
現在，中共扭轉改革開放的勢頭，轉為「國進民退」，繼而再將國企置於中共黨委控制之下，同時，屢對外國企業、非政府組織，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顯然，習近平與毛澤東一樣，對「馬上得天下」的歷史津津樂道，迷戀權力的控制與運用，而對於市場，對於企業家，他嘴上會說說漂亮話，其真本事，比毛澤東還差得遠呢。
既如此，這位自以為全能的「全面主席」，會把中共引入更深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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