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選舉之前，有關「中央不任命」的各種說法甚囂塵上，並且直接針對具體的候選人，有名有姓。這種說法，如果真是北京最高層的意思，則將給香港未來帶來巨大的不確定，對香港一國兩制造成極大衝擊。
為此，大紀元向多名北京權威消息人士反復確認，都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即：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
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習近平目前最擔憂的問題，是中美關係，包括兩國經貿和地區合作的問題，一旦這個關係破局，中國將會十分被動。因此，習當局並不希望在香港，甚至臺灣，出現較大的混亂。尤其是香港，如果未來出現大的麻煩，將給中國處理複雜國際關係帶來很多的掣肘。藉由這樣的判斷，才有習近平「不欽點」，以及「三個候選人中央都信任」的說法。
本來，這是一個簡單預測。因為假如真的發生獲選特首不被中央任命的情況，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則無存，北京政府的信用因此破產，而由此在香港所引起的各種連鎖反應，更是任何人都難以預料。
但問題在於，確實有不少所謂「不任命」的聲音。究其根本出處，大約都可指向某些具體的執行部門，而在這些執行部門的後面，也的確可能存在最高層某些人士的推動。所以，有關「中央」的這個模棱兩可的概念，就頗為耐人尋味了。因為，最起碼在香港選特首的這個問題上，好像北京有不止一個中央存在。
其實，香港社會存在的問題並不複雜。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增長之後，香港已經進入了一個發展瓶頸，跨越這個瓶頸，需要一些結構性的進步。但香港的特區政府並不是一個完整意義的行政權力機構，比如稅制調整、資本控制、利率、匯率等問題，香港特區政府都沒有完整的控制權力。香港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不能決定移民進入資格的關稅區，甚至中國大陸的城市，都可自行決定給什麼人給予或者拒絕發放「戶口」。
2012年，香港的堅尼係數，已經高達0.537，遠遠超過聯合國貧富懸殊警戒線。通常而言，政府必須經由調整稅制和福利政策實行二次分配，但香港不行。
香港的十大家族的年收入，佔據了香港GDP的三成多，而其中九個家族是地產商，因此香港資產佔有的懸殊，更是極為嚴重。香港的高地租，明明已經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但缺乏政策工具的特區政府卻是束手無策，毫無辦法。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恰恰強化了這一問題。因為特首的權力來源，一是香港的商界（因為他們可控制大量功能界別），二是中央的各個功能部門和利益團體，而恰恰兩者卻又高度結合。
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從來都是社會發展的兩個基礎，就像人的兩隻腿一樣，只有分別向前邁進，才能平衡地穩定前進。缺乏了社會公平的跟進，無論祭出什麼樣的專業理論，最後必然導致社會大撕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香港佔中運動，固有政治上的分歧，但究其根本，無非卻是中低產階級中，那些對前景相當絕望的年青人的情緒宣洩。
香港特首權力形成的特點，決定了特區政府政策必然大幅度傾向權貴和商界。依我看來，這才是「中央不任命」中「中央」的真正含義，在這裡，「中央」其實赤裸裸地就是這些具體執行部門官員和商人們的利益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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