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納粹德國崛起的原因，學界針對不同面向都有深入研究。德國學者維克多·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多年來致力於分析納粹使用的語言，他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一書中指出：
「納粹主義是通過那一句句的話語、那些常用語、那些句型，潛入眾人的肉體與血液的；它通過成千上萬次的重複，將這些用語和句型強加給了大眾，令人機械地和不知不覺地接受下來。……言語有如微小劑量的砷：它們不知不覺地被吞食了，似乎顯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時間以後，這種毒性就會體現出來。」
從某種意義上說，納粹的語言比它的軍隊和蓋世太保更可怕——軍隊和蓋世太保心甘情願地為第三帝國「拋頭顱、灑熱血」，是因為他們真心相信納粹的語言、思維方式、意識形態及其對未來的應許。
毛語言和毛思維，主宰中國人心靈世界
語言被獨裁者當作殺人不見血的武器使用，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克萊普勒呼籲人們千萬不要忽視語言在締造極權體制過程的關鍵作用：
「納粹語言改變了詞語的價值和使用率，將從前屬於個別人或者一個極小的團體的東西，變成了公眾性的語彙；將從前一般的大眾語彙收繳為黨話，並讓所有這些詞語、詞組和句型浸染毒素；讓這個語言服務於他們可怕的體制，令其成為他們最強大的、最公開的、也是最祕密的宣傳蠱惑的手段。」
從同樣的角度分析中共的統治術和權力模式，許多難題即可迎刃而解。中共黨內無與倫比的語言大師，無疑是毛澤東。毛操一口難懂的湖南土話，在公眾場合演講的能力和效果未必趕得上納粹德國元首希特拉，但毛的書寫能力優於希特勒——如果說希特拉主要靠廣播演講征服德國的人心，那麽毛澤東則主要靠毛選和語錄征服中國的人心——在收音機普及的二十世紀，無論是獨裁者還是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如希特拉、邱吉爾、羅斯福、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古巴的卡斯特羅等人，都喜歡對民眾發表長篇廣播講話，偏偏毛澤東極少這樣做。
文革時代，毛式語言和毛式思維在中國人的生活中無孔不入。在毛漫長的造反和獨裁生涯中，文革並非一次「偶然而短暫的變異」，乃是毛主義的「最高升級版」或「高度濃縮版」。文革研究不能單單研究作為政治運動的文革正式上演的十年，而應當「放寬歷史的視界」，將其「前因」追溯至中共建黨之初，將其「後果」延伸至正在預演「二次文革」的習近平時代。
文革之前的時代，可稱之為「前文革時代」；文革之後的時代，可稱之為「後文革時代」——今天的中國並未走出毛的陰影和文革的陰影。
中共歷屆領導人，無不染上「毛毒」
毛的語言結構和精神結構，仍在主宰著從習近平到億萬普通中國人的心靈世界。習近平是毛澤東時代之後最多引用毛語錄的最高領導人，他的政治鬥爭手腕和對世界的看法都直接來自於毛。習近平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那些被稱為「小粉紅」的盲目愛國的年輕人，那些到日本駐華使館門口喊口號、扔磚頭的民眾，那些到台灣總統蔡英文的臉書上發表謾罵言論的中國人（他們掌握了翻牆技術，很多都是一九九O年代出生的），或許都沒有在文革時代生活過，卻是文革精神毒素的受害者。
若想解救他們，必須先弄清楚毒素從何而來。
俄裔美國學者潘佐夫在《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中指出，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毛，那就是，毛「通過欺騙和暴力，把極權的社會主義強加在苦難已久的中國人民身上，逼迫他們墜入血腥的社會實驗深淵。數億人因此吃盡苦頭，數千萬人更因饑荒和鎮壓而死於非命。整個世代在孤絕於世界文化的狀態下成長。」中共現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就是一個「在孤絕於世界文化的狀態下」長大的人，習的所作所為必須放在這個背景下才能理解。
毛肉身已死，精神卻未死。如儲百亮、狄雨霏在〈從文革浩劫中走出來的習近平〉一文所言：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發動的清洗運動、狂熱和群眾衝突，在他之後繼任的每一位中國領導人身上都留下了永久的印記。」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不同程度地染上「毛毒」。比起多年與毛共事的鄧小平以及不曾與毛親身接觸過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習近平對毛的精神遺產更有興趣。毛與習之間的血緣紐帶，是毛式語言和思維方式——一位政治觀察家指出，多名北京黨內外民主人士都認為，最高領導人熱衷於長串的外國書單，但是「除了正式文件外，他所有的即席談話，都是毛時代的一套言論」。
習近平在出訪時列舉的那些體現歐美文明最高水準的書單，對他而言，如同油浮在水面一樣；真正像鹽溶入水中一樣滲透到他骨子裡的，是文革文化和文革語言。習近平訪問英國時宣稱，他在農村插隊時就讀過莎士比亞。英國女王信以為真，特別送給他一本莎士比亞的詩集。
學者艾曉明在博客發表文章〈怎樣告訴別人你讀過書〉，揭穿習的謊言：「學者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民國時代的版本在過去老大學的圖書館是有收藏的，新版本三十一種也在一九五四年面世。一九七O年代如果要讀莎士比亞，可以來自後面這個版本。」習近平哪裡知道莎士比亞的書有這些不同的版本。
那個時代，在中國農村讀莎士比亞是要冒風險的，就像在白色恐怖的台灣讀魯迅一樣。如果沒有追求精神自由的勇氣，不可能去讀西方文化經典。艾曉明指出：「那個年代能進入到與中國的政治廝殺絕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膽識，又正可以成為一種契機，即對那個烏托邦世界的審視與決裂……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間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那通向民主牆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閱讀這條暗河。奇怪的是，在這些自由派著名知識份子的朋友圈裡，怎麼沒有當代一位最偉大的同齡人。」
習近平顯然沒有讀過莎士比亞，他只讀過毛選，他的「武器庫」裡只有這一種「武器」。
習近平對毛語言，有出於本能的熱愛
據《人民日報》旗下微信公眾號「學習小組」報導，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座談會」上引用若干毛的經典名句，例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等等。
官媒以此讚美習「理論功底深厚」，其實這僅僅是當年中學生紅衛兵的水平而已。
在其他公開場合，習引用毛原話的次數數不勝數，如「手中有糧，心裡不慌」、「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等。習對毛語言的引用，很多時候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毛的語言、文體和思想，已內化到習近平的血液和骨髓中，毛就像進入其體內的有生命力的病毒，習心甘情願地成為其「宿主」。
毛澤東通過控制中國人的語言，進而控制中國人的靈魂。作家查建英在《弄潮兒》一書指出，毛文體這種「粗鄙蠻橫的口號式語言污損了優雅精緻的文人白話，無產階級專政的語言充滿了牛皮、大言與謊言，毛對此負有責任。在中共統治了幾十年後，毛文體就像一種蔓延開來的語言毒素，已經嚴重地污染了中文寫作。」
文革在名義上早已結束，但毛的語言方式仍然充滿活力地存在於整個華人社群之中，就連香港和台灣的政治辯論中，也常常批評對方使用「文革語言」。
習近平對毛語言有一種出自本能式的熱愛。不是習近平的文膽的文風影響了習近平的語言方式，而是習近平的文膽為之撰稿的時候，竭力揣摩習近平的語言方式——服侍三代總書記的王滬?，給江澤民寫稿時模仿江澤民的口吻，給胡錦濤寫稿時模仿胡錦濤的口吻，給習近平寫稿時當然模仿習近平的口吻。所以，習近平的文稿是研究「被文革污染的文體」的範本。
政治語彙消長：習近平向毛時代回歸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一黨專制的權力格局之下，最高領導人的語言風格迅速被大小官媒「克隆」（clone）和傳播。長期研究中共政治語象的中國資深媒體人錢鋼指出，作為列寧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重視宣傳、迷戀口號、習慣動員。政治表述是政治發展的風向標，通過觀察這些「關鍵」詞彙的誕生、消長與衰亡，可以從中讀出中共政治的發展方向。
錢鋼說，中共政治詞彙可以用深藍、淺藍、淺紅、深紅來分類。深藍是被中共批判的強烈自由化詞彙（如：多黨制、輪流執政），淺藍是官方不倡不禁的溫和自由化詞彙（如：公民社會、公民權利），淺紅是官方的門面修飾用語（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深紅則是露骨的毛時代用詞（如：刀把子、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後三類語彙的使用頻率，可以顯示中共宣傳領域的嚴厲或鬆懈。
錢鋼以三組淺紅詞語（黨內民主、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三組淺藍詞語（憲政、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做觀察，得出結論：2014年以來，這三組原本為官方所用的淺紅色詞語被打入淺藍，官方基本不再提及。原本可以出現在市場化媒體的淺藍色詞彙，直接被打入深藍禁區，媒體不得再使用。而深紅詞語，如「刀把子」、「階級鬥爭」等毛時代的粗鄙詞彙，則一個接一個復活。
由此可見，習近平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停滯在毛時代，他甚至不願用「後毛時代」中共在口頭上接受的普世價值當作面具或遮羞布，他的「自信」乃是恢復毛主義的自信。正像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程映紅所說，習近平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就是：「我野蠻是因為我文明了，所以我有資本野蠻。你能拿我怎地？我文明又是因為我堅持了我的野蠻，所以我這個文明是獨特的，現在你不也只好認可了嗎？這種情況下的野蠻其實是蠻多於野。蠻不講理，強詞奪理，雲遮霧罩中拋下的高端政治語言越來越像碼頭上的切口、江湖上的行話甚至按摩院裡的風月豔詞，一點身份的忌憚都沒有。」
習近平的語言具有典型的反邏輯和反法治精神之特徵。
毛主義或毛思想，是中共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毛之後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否定了文革等毛發動的政治運動，卻將毛主義或毛思想列為神聖不可觸犯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不僅寫入黨章，而且成為憲法序言的一部分。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因為未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下台。
如果剝離官方對毛主義的修辭潤飾，毛主義大致可解讀為：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階級鬥爭維持政權，政治上一黨壟斷權力，經濟上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外交上輸出革命，將中國視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或一群寡頭的獨裁統治。
個人崇拜再起：從海外喊出習近平主義
毛死掉之後，再沒有哪個中共最高領導人用自己的姓名命名某種「主義」，習近平卻要打破這種「過於謙虛」的局面。雖然中國官方尚未提出「習近平主義」，但北美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率先刊出了一篇署名「文揚」（作者為在香港的智庫「中國力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文章〈習近平主義早晚亮相成必然〉，似有投石問路、出口轉內銷之意。
這篇文章寫道：「官方文件中避免直接提『習近平主義』……但人們實際上完全可按照『習近平主義』來簡化理解『中共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個冗長表述。如果哪天『習近平主義』在中國官媒上正式亮相，人們也不必大驚小怪。……當『以人民為主體的發展主義』成為一個時代潮流，『習近平主義』也就成為了一個應運而生的必然事物。」
作者進而指出：「能被稱為『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的『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不可能還是別的東西，也就是可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並列的『習近平主義』。」
這篇文章似乎有意打破中共黨內論資排輩的傳統，刻意抹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思想和理論，直接將習近平與馬克思和毛澤東併列。如果說這只代表作者個人的想法，背後沒有特別的力量運作，恐怕沒有人相信。
作者最後指出：「中國是當今世界大國唯一的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國，以及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國集團中唯一的世界大國，這樣一個特殊國家的特殊道路，正是『習近平主義』所代表的。」
這裡顯示出習近平對外實施話語和思想擴張的野心：當年，毛輸出革命，讓第三世界國家風起雲湧，讓美蘇兩強疲於奔命；今天，習則輸出「中國模式」，並伴隨著轉移中國過剩產能的經濟目標，使中國在非洲、中亞和南美等欠發達區域成為一個咄咄逼人的「新殖民主義者」。
這篇文章的作者文揚成為首先提出「習近平主義」的「先知」，而《世界日報》成為首先發表「習主義」的媒體。耐人尋味的是，首次提出「習主義」的學者，不是中央黨校、中央政策研究室等要害部門的文膽，而是一名在海內外學界籍籍無名的作者；首先發表「習主義」的媒體不是中央級的《人民日報》、《求是》等黨媒，而是具有台灣統派背景的《世界日報》。
習近平上台後，處理港台問題的手段強硬激起兩地民眾本土認同之反彈，卻偏偏以港台背景的作者和媒體發佈習近平主義，是否可以顯示他在港台亦「眾望所歸」呢？
習近平主義的三大要點
那麽，什麽是「人民」？什麽是「以人民為主體的發展主義」？所謂「以人民為主體的發展主義」，從未得到「人民」的認同和授權。
「人民」是一個近代才出現的左翼概念，如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一書所論：「作為民族主權的基礎，人民必須經過創造而成為人民。」毛澤東一生最熱衷的事情，就是以「人民之父」的名義改造和規訓人民。同樣，在習看來，人民是想怎麽捏就怎麽捏的橡皮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是順民、便是暴民。習本本不想順應民心，而要征服民心。 如果說真的存在「習近平主義」，我將其概括為三個要點：首先，在共產黨內部，以反腐為名掀起政治清洗，改寫毛時代結束後三十年來中共「寡頭集體統治」之模式，回歸毛式個人獨裁。
其次，以法西斯式的全面鎮壓，摧毀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民間社會，締造由「無所不能的國家」和「原子化的個體」二元組成的國家主義結構；「中國夢」的核心是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
第三，重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直接挑戰二戰之後、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建帝制時代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體制」和「天下觀念」，至少在東亞成為第一霸權。
「習近平主義」的三個層面，恰好與在文革中基本定型的毛式語言和思想模式的三個層面遙相呼應：五四以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史觀、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和激進理想主義；痞子、流氓和遊民的「小傳統」（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幽暗和最劣質的部分）；「兩千年皆秦制」的帝王個人專制模式。習毛之精神同構，就在這三個方面漸次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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