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由大衛．喬高、大衛．麥塔斯和伊森．葛特曼三位作者組成的團隊發布了一份報告，詳述中共如何構建摘取政治犯器官（據信主要為法輪功學員）的龐大移植產業鏈。（Getty Images）
【文 ／羅宇（英文大紀元記者） 譯／張小清】
中國的移植外科醫生們完全被人體器官淹沒了：有的醫生抱怨要24小時連軸轉、幾台移植手術同時做；另一些則承諾，萬一手術失敗，他們還有新摘取的器官備用。有的醫院只需數小時就可拿到器官供體，還有的則說手術失敗，他們的備用器官多達2個至4個……
在沒有自願的器官捐獻體系、每年只有幾千死刑犯（中共官方所稱器官來源）的情況下，上面描述的場景在中國已上演10多年。在電話中，醫生們說，器官的真正來源是國家機密。與此同時，法輪功修煉者失蹤案例層出不窮，許多人說，他們在被關押期間曾接受抽血化驗。
經過不懈調查，6月22日，由三位作者組成的團隊發布了一份里程碑式的報告，以令人驚訝的細節記錄了自2000年前後以來中國各地數百家醫院和移植機構的運作生態。
報告指，總體而言，過去16年來這些機構有能力完成的移植手術總數在150萬至250萬例之間。作者們懷疑，2000年以來，每年器官移植手術的實際數字在6萬至10萬例之間。
6月22日，該報告的新聞發布會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新聞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舉行，主要作者之一，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表示：「本份新報告的最終結論——其實是我們先前工作的總結——就是中共涉嫌大規模屠殺無辜。」
這份題為「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的研究報告，以作者們先前出版的同名著作為基礎。繼6月13日美國眾議院通過譴責和呼籲制止中共強摘器官罪行的343號決議案之後，該項研究提出了一個爆炸性的問題：醫療系統的大規模屠殺是否一直在中國上演？
《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的三位作者，左起大衛．喬高、大衛．麥塔斯和伊森．葛特曼合影。（Simon Gross／Epoch Times）
主要為中共高層和軍隊官員提供醫療服務的解放軍總醫院，是中國最先進、設施最齊全的醫院之一。
到2000年代之初為止，其大部分收入都來自器官移植。作為其臨床醫院的解放軍309醫院網站如是介紹：「近年來，中心作為醫院的重點效益科室醫療毛收入由2006年3000萬元增漲至2010年2億3000萬元，5年增長近8倍。」
解放軍總醫院並不是抓住這一暴利商機的唯一醫療機構。重慶第三軍醫大學附屬大坪醫院的利潤，也從該院剛踏足器官移植產業的1990年代末期的3600萬元，增長到2009年的近10億，漲幅達25倍。
即便是中共器官移植發言人、前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2005年年末在接受大陸《財經》雜誌專訪時也曾表示：「器官移植有成為醫院掙錢工具的趨勢。」
在缺乏自願器官捐獻系統、死刑犯人數逐年減少的情況下，病人的等待時間卻可以周、天、甚至小時計，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如何能獲得如此卓著的成績？這正是這份新報告所回答的問題。
2012年8月16日，河南省某醫院的醫生手持待移植的新鮮器官。（網頁截圖）
該報告涵蓋了所有已知的700多家中國器官移植中心，逐一分析了其床位數、使用率、外科醫生編制、培訓計畫、新設施、移植病人的等待時間、官方宣傳的移植數字，以及免疫抑制劑的使用情況等。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幾位作者估計，移植總數超過100萬例。
而報告並未止步於這一結論。正如李揮戈教授在電話採訪中所說：「這是個龐大的系統。每個醫院都有那麼多醫護人員，那麼多外科醫生。這本身並不是問題，中國是個大國，只是，所有這些器官從何而來？」
圈養的供體
從屍體上摘取器官儲藏備用，並不能滿足器官移植所需；器官供體需要在人死前或剛死去時新鮮摘取，然後迅速移植到受體上去。對時間和運輸的嚴苛要求，使得找到匹配的器官在多數國家都是個複雜領域，面對長長的排隊名單，敬業的醫療團隊會鼓勵事故罹難者的親屬同意捐出遺體器官。但在中國，「捐助者們」則處於被拘禁狀態，等待著「受助者」的出現。
中共解放軍下屬的一家主要醫療中心——上海長征醫院稱，該院在2006年4月進行了120例「緊急肝移植手術」（又稱急診肝移植手術）。這一術語是指，有生命危險的病患住院之後，在72小時之內即為之找到匹配的器官，這種情形在其他國家非常罕見。
而長征醫院卻在《臨床外科》雜誌（Journal of Clinical Surgery）上發表專文，分享緊急移植手術的成功經驗。文中寫道：「最短時間為病人入院後4h（小時）即進行肝移植。」據悉，2005年4月22日至4月30日的一周內，該院進行了16例肝移植和15例腎移植。
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也發表了類似的研究，稱該院在2000年年初至2004年底之間為46位病患施行了「緊急肝移植手術」。
官方的「中國肝移植註冊」也在2006年年度報告中用一組幻燈片比較了擇期手術（即常規移植）與急診手術的數量。報告中稱當年有3181例常規移植，急診移植有1150例，佔總數的四分之一強。
這些現象，實在難以解釋官方的口徑，卻成為中共「圈養」犯人以待取用供體的初步證據。
「我對此有切身感受，」澳洲麥考瑞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溫迪．羅傑斯（Wendy Rogers）說，她的一位密友因肝衰竭需要在3天內緊急換肝才能活下來。「她非常幸運地在有限時間內找到了供體。但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竟然排隊做46例？除了按需殺人外，很難有其他合理的解釋。」
報告中來自舉報者證詞和中國醫學論文的部分內容表明，一些器官來源人被摘器官時，可能根本沒有死。證詞中包括一位武警持槍警衛敘述自己目擊不打麻藥的移植手術，以及一位濟南前醫護人員的證詞。
以滅絕為目標
依據早先的證據和最新的發現，這份報告的作者們提出，在中國被活摘器官的目標主要是良心犯，多數是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作為傳統的佛家功法，於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弘傳開來。法輪功包括五套功法動作，也要求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則。按中共官方的統計數據，到1999年，修煉者人數至少有7000萬，比中共黨員的人數還多。
1999年7月，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發動了全國性的鎮壓，目標是徹底消滅法輪功。起初，中共高層均表反對，但很快江澤民就將打壓法輪功運動變成了鞏固其黨內權力、排斥異己的政治手段。而滅絕性的強摘器官似乎在次年就開始了。
1999年，中共便衣警察在天安門廣場拘捕打橫幅的法輪功學員。（Compassion Magazine）
這也是報告的三位作者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大衛．麥塔斯和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第一次聯手發布調查結果。
連他們自己也為最終的結論感到驚訝。
「在孩提時代，你有沒有拿起過一塊大石頭，發現下面藏著那麼多的生命——螞蟻和蟲子？這就是進行這項調查的感覺。」獨立調查記者，美國前智囊研究員葛特曼說，他撰著的《大屠殺》（The Slaughter）在2014年出版。
大衛．喬高是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七屆前國會議員、皇家檢察官。大衛．麥塔斯則是著名的國際人權律師，兩位大衛繼2006年7月率先發表題為「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的獨立調查報告後，於2009年合作出版了同名著作。
中共濫用器官移植的研究者們大多覺得，強摘器官在過去幾年中已有所收斂，至少是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已不再是目標群體。幾位作者卻發現，情況並非如此。
「他們造了一個『劍聖』（註：juggernaut，漫畫角色），」葛特曼說，「我們審視的是一隻停不下來的巨大飛輪。我不相信這背後僅僅只是利潤，我相信它和意識形態有關，是大規模屠殺，而掩蓋這一可怕罪行的唯一途徑就是繼續殺戮知道真相的人。」
該報告的核心部分是對已確認的中國全部712家器官移植醫院的完整盤點，包括對其中164家的逐一深入分析。引據的材料全部來自中共官方出版物，包括講話、內部通訊、醫院網站、醫學期刊、媒體報導等等。
器官摘取中心
例如，位於南京軍區的南京總醫院佔去了兩頁，該院腎臟研究中心是成長最快、實力最強的腎臟病研究所之一。報告中包括了該中心創始人、南京總醫院副院長黎磊石的簡歷。受到中共倚重和表彰的黎，於2010年跳樓自殺。
在2008年的一次採訪中，82歲高齡的他表示，自己過去每年做120台腎移植手術，現在只做70台。該院做腎移植的主刀醫生共11名和6名副醫師，每年的手術總量可達千例。其中一名主刀醫生僅2001年就做了數百台腎移植手術。
令人咋舌的器官移植規模在這份報告中隨處可見。
2008年加拿大渥太華的一次集會上，法輪功學員演示中共活摘器官。（大紀元）
位於重慶的第三軍醫大學附屬新橋醫院到2002年為止已做了2590例腎移植，一天就曾做24例。
北京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朱繼業在2013年表示：「我們醫院曾在一年之內做過4000例肝腎移植手術……」
2004年6月發表於《武警醫學》月刊的一篇論文附有一張很說明問題的表格，表明北京友誼醫院和廣州南方醫院到2000年年底已進行了2000多例腎移植手術；另外三家醫院到當年年底也都做了1000多例。
多數手術應該是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完成的，因為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器官移植在中國還是非常小眾化的醫療實踐。
國家殺人機器
這些醫院無一例外，都報告從2000年開始出現器官移植案例的攀升：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醫生培訓計畫，以及驕人的手術數量，都是從那時開始對外公布——那正是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剛剛開始之時。
817頁的報告，近2000個註釋，逐步引導出驚人的結論：在有了新的供體源頭之後，整個產業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被創造了出來。 整個國家機器——中央和地方層面都普遍涉入這一產業。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醫療體系就在相當程度上走向了私營化，國家只負擔基礎設施，醫院不得不自己融資。
以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為例，2004年在兩周內就從13張移植病床發展到23張，到2007年和2014年，則分別增至90張和110張。
2006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則建起了一座17層的器官移植中心，設有500張病床。這樣的醫院屢見不鮮，報告中附有許多這類觸目建築的照片。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醫院資料圖）
正如瀋陽中國醫科大學下屬移植中心在網站上所說，能完成如此數量的移植手術，與中共政權的支持分不開；該中心並稱中共的「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以及民政部於1984年10月9日聯合頒布有關法律，確立提供臟器是一項政府支援行為。這可謂世界絕無僅有。」
幾位作者拒絕估計具體的死亡人數。雖然某些情況下多個供體可能來自同一名受害者，但到2013年為止，中國只有一個特設的、地方化的器官配型體系；中國的外科醫生們也抱怨中國的移植行業浪費嚴重，往往一個「捐助者」只提供一個器官。如果每年進行6萬到10萬例移植手術的話，2000年以來，中國強摘器官的案例可能高達150萬，死亡人數則難以推測。
在輿論氣候發生轉變的情況下，這份報告的發表可謂正當其時：媒體記者們更願意關注這一議題；不止一部有關強摘器官的紀錄片被授予獎項；獲知中國器官移植情況而為之震驚的醫生和醫學倫理學家們也越來越多。
近日，美國眾議院更一致通過343號決議案，其中直指中共的做法「殘忍」又「令人噁心」。
美國PBS電視台眼下正在播出2015年的紀錄片《難以置信》（Hard to Believe），檢視了新聞界和醫學界是如何開始正視在中國已發生15年以上的強摘器官問題。
澳洲學者溫迪．羅傑斯向記者轉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她發現，要讓別人相信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困難。「我不得不仔仔細細地解釋給我的德國朋友聽，她是一位探討很多爭議性話題的生物倫理學家，而她硬是不相信我，還問：『為什麼我不知道這些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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