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6日 星期四

紅二代道歉打開文革罪惡潘多拉 國新辦密令曝光


2014年1月12日,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就文革期間母校副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打死事件,表示公開懺悔。她的道歉收穫了一片質疑,評論人士表示「歷史真相不能被個人道歉模糊。」(網絡圖片)
(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
        據北京媒體《新京報》報導,1月12日,中共前高官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現身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老三屆」師生見面會上,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老師道歉。其中代表案例為:1966年8月5日,時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一些學生發起的遊行和批鬥中,被毆打折磨致死,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難的教育工作者。據《紐約時報》引述一份中共黨內文件資料數據,1966年8月和9月間,北京有將近1800人在遭受了紅衛兵和其他造反派的暴力後死亡。
        宋彬彬一直被視為文革造反派的標誌性人物,其父親是中共建政後的上將宋任窮。宋彬彬在1960至1966年期間就讀於北師大女中。1966年宋彬彬與其同學劉進成立該校「文革籌委會」;1966年8月18日,時值卞仲耘被打死後兩週的時間,劉進、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接見,毛澤東一度稱其為「要武」,宋要武這個名字也成為文革的符號。文革後宋彬彬赴美留學併入籍美國,1989-2003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環保局任環境分析官員。
        宋彬彬在見面會上含淚讀了一篇早已擬好的道歉聲明,該聲明也全文登載在國內政論網站「共識網」上,她反省了自己在文革時作為造反派的行為,她表示「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就卞仲耘之死,她稱在卞仲耘被暴力致死前「曾兩次阻止,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就走了」;「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斗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裝」;宋彬彬還表示:「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去年10月,另一位中共紅二代陳小魯 ,也曾在其母校北京八中組織文革道歉會。宋彬彬成為陳小魯之後的第二位為文革暴行道歉的紅二代。但她的公開懺悔受到民間廣泛質疑,認為她「名為道歉,實在撇清與卞仲耘之死有直接關係,為自己的罪責辯護」;旅美自由媒體人曹雅學在推特上發文評論:「宋彬彬把對老師的暴力迫害說成『抱歉沒把老師保護好』,這樣的道歉與事實無關、與懺悔無關、與歷史反省無關、與批判體制之惡無關,與承擔個人責任更無關,目的是為了把自己身上『紅衛兵』這三個髒字洗白」;另一旅美新媒體人北風認為「有些人認為,拒絕宋彬彬道歉會打斷那些正在猶豫的人道歉的念頭,堵塞社會寬容和進步之路,在我看來,如果接受這種推卸責任式的道歉並成為示範,民眾將徹底失去認清真相及反省的機會。」
        1月13日,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分校創辦的網站「中國數字時代」透露,中國國信辦發出通知:由於網絡輿情複雜,各網站對於「宋任窮之女宋彬彬道歉」報導要降溫,現報導從首頁撤下,互動環節不要推薦相關話題。

「人人都說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中國學者、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前研究員姚監復向德國之聲表示,這次道歉宋彬彬還是堅持了原來的說法,宋彬彬曾在2012年發表一篇回憶文章中稱,她和該校其他紅衛兵領袖曾兩次勸阻毆打卞仲耘以及其他校方人員的學生,當時校領導們被拉到學校的一個操場上,後來才知道卞仲耘快不行了。
        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一直以來對外公開表示,宋彬彬通過煽動或暗中支持學生動武,之後又有意不予施救,對卞仲耘之死起了較大的作用。他也多次公開指責宋彬彬及其他人,掩蓋在卞仲耘事件中的罪惡。
        姚監復也透露,在卞仲耘事件中,還有鄧小平的後代鄧楠、鄧榕都在參與,但至今未見他們發聲。早前中國知名學者章詒和在其著作《伶人往事》中,表示親眼目睹卞仲耘遭受暴力的情景,指行凶者為中共前領導人女兒;王晶垚在早前在澳大利亞SBS電視台記錄片《As It Happened:Mao-A Life, Mao Is Not Dead》中,也曾明確表示鄧榕參與了當時的毆打。
        姚監復也表示,儘管看到一些人已經站出來公開為文革罪行致歉,包括零星的紅二代,但是這些道歉背後的潛台詞都在表示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人們都說我怎麼受害,而不說我怎麼害人,都說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毛澤東和整個共產黨都有責任」
        《紐約時報》就宋彬彬道歉一事,還採訪到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現年93歲的王晶垚表示從未接到宋彬彬直接的道歉,他也認為宋彬彬和其他造反派的作為,都受到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是整個罪惡的根源「整個共產黨和毛澤東都有責任。」
        姚監復也表示中國封建帝制時期,都曾發出200多封「罪己詔」(中國古代君主所下發的進行自我批評的詔書,旨在反省自己的過失,改變政策。),但中共執政者面對不同歷史時期的錯誤,從來不曾省視和問責:「共產黨領導人從來不發『罪已詔』,養成了從不做自我批評、從不認錯誤的傳統,所以大躍進死幾千萬、文革傷害了上億人、六四向老百姓開槍也不認罪。」
        姚監復認為這些個人的道歉,對於文革之惡的問責和歷史真相的公開來說遠遠不夠:「如果德國只譴責打死猶太人的德國老百姓,而不譴責希特勒的話,別人是不會諒解這個民族的;中國到現在沒清算毛澤東的罪,這是根本的問題。」

【大紀元2014年01月14日訊】(責任編輯:蔡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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