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2日 星期五

西安事變 中共藉邪惡手段避禍竊國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右)和張學良(左)合影。(網絡圖片)
(記者李淨報導)
78年前的今天,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的楊虎城在西安發動軍事叛亂,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
按照中共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和官方喉舌的說法,將西安事變描繪成在中共調停之下得以和平解決,並且將其自身標榜成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但歷史證據表明,中共首先策動兵變並將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後中共當時的主子蘇聯顧及自身利益命令中共釋蔣,中共又轉過身來充當化解危局的「調解人」。
西安事變只是中共施展的流氓手段之一。歷史上,中共依靠其邪惡流氓手段,包括藉日本侵華削弱國軍實力,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發展壯大,向蘇聯出賣國家利益最終竊取政權。

日寇侵華 中共趁國難分裂中國
1927年,中共在蘇聯共產國際支持下,以「國共合作」之名,附體國民革命,企圖篡奪中國國民政府的中央領導權,並阻擾及破壞北伐國軍總司令蔣介石完成北伐,統一中國。
在南京的蔣介石、白崇禧「清黨」和武漢的汪精衛「分共」之後,當時的中共中央指定周恩來、賀龍等人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動武裝暴動,企圖奪取政權。汪精衛急令軍隊進剿,中共被迫向廣東逃亡,隨後被粵系國軍大敗。

1927年的9月9日,毛澤東(左一)對內謊稱計劃發動農民暴動,實則帶領一支隊伍跑到井岡山,從而奪得軍權。(網絡圖片)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中國東北,退入山海關內。而日本侵華得逞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共聽命蘇聯,使中國內亂,讓日本有機可乘。
1931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提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行動「是最露骨的反蘇聯戰爭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後僅僅2個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不僅如此,還頒布「憲法」,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十四條),是徹頭徹腦地分裂國家的行徑,而且客觀上起到了直接的配合日本侵華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僅僅2個月,中共就在同年11月建立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分裂中國,發行偽貨幣。中共紅軍還在山上刻賣國標語:「武裝保衛蘇聯」。(網絡圖片)
1934年10月,中共紅軍在國民政府軍的第五次圍剿中,遭到致命打擊而被迫逃亡到陝甘蘇區。
在面臨國民政府軍力數倍於己的包圍之中,中共為求生存施展邪惡流氓手段:一是騙,在政治上打「聯蔣抗日」的旗號,暗中卻反蔣不抗日;二是煽,利用民眾抗日情緒,在國統區煽動和製造混亂、動亂的所謂「抗日救亡」運動。三是利用特務滲透、離間,挑動國軍內部互鬥,向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派出中共黨員策反張學良和楊虎城。

中日實力懸殊 蔣介石擬「打持久戰」
中共趁日寇侵華分裂中國,破壞抗日,企圖伺機推翻國民政府。為了爭取時間備戰,蔣介石提出「攘外安內」政策,並在暗中秘密備戰。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清楚地知道「中日之戰必不可免」,對如何抗日取勝做過深入思考。他深知中日兩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相差極其懸殊,抗日衛國決不能單憑愛國熱情和空喊口號。若無充分準備,一旦貿然開戰,只要日軍封鎖長江和中國沿海一帶,就有亡國危險。
在1932和1933年期間,蔣介石跟德國軍事顧問和保定軍校校長、軍事理論家蔣百里有很多的討論,決定中國抗戰只能夠打持久戰。
蔣介石在1934年派遣孔祥熙跟德國簽訂了秘密協定,而德國為牽制蘇聯向國民政府提供武器裝備,建立兵工廠,並派軍事顧問到中國幫助訓練國軍。蔣希望有五年或六年時間訓練60個精銳師。同時,他推行了新生活運動,以教育掩護動員,實際上是要國人動員起來,精神上要準備抗日。
不幸的是,蔣介石的全盤秘密抗日計劃被中共煽動的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破壞,全面抗日的時間表被迫提前。

張學良與楊虎成所部被中共赤化
中共在國民政府軍發動的第五次剿共戰爭下遭受嚴重挫敗,不得不撤離江西逃竄至陝甘蘇區。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張的東北軍入陝甘,會同楊虎城的西北軍第十七軍剿共。 實際上,張學良和楊虎城這兩支剿共軍隊已被中共大力滲透。據資料顯示,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曾被調入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特科的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
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人,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中共黨員直接策劃了這次兵變。

1936年,蔣介石第四次到西安時與張學良(左)、楊虎城(中)的合影。(網絡圖片)
西安事變爆發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張學良進剿紅軍,張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一致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絕,兩人大吵。
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向蔣介石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介石前往訓話。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再次到西安,並調動三十萬中央軍嫡系部隊進剿紅軍。蔣向張、楊表示:要麼進兵,要麼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2月11日晚,蔣介石宣佈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照計劃進行綁架行動,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佈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行動部署上,包圍華清池和西安至臨潼間的警戒,歸東北軍擔任;西郊市內和隴海路西安車站、西郊飛機場、包括解除中央憲兵、特務、警察、中央軍駐在上述地區部隊武裝,扣留飛機,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處的南京軍政大員,都由楊虎成指揮十七路軍執行。
12月12日晨6時,張、楊在西安、臨潼兩地,同時發難,張學良派了四百多人進攻蔣介石的住地,蔣的衛兵奮起抵抗,死亡二百多人。蔣剛做完早操,正穿衣服;聽見槍聲連續不斷,蔣跑進後山,最後在一個荊棘叢生的巖穴裡被抓住,背部受傷。跟蔣一道越牆而逃的隨從被打死。
中央要員在陝同時被十七路軍扣於西京招待所的,計有內政部長蔣作實、福建綏靖主任蔣鼎文、錢大鈞、陳調元、陳誠、朱紹良、陳繼承、萬耀煌、衛立煌、邵力子、馬占山等多人,陳誠當時且戰且走,最後在西京招待所繳械,是最後受制的一人,而邵元沖則於槍戰中不幸遇難。
張學良隨即宣佈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任正副委員長,並通電全國。

南京國民政府剿撫並用 宋美齡飛陝救蔣
南京國民政府12月12日獲知西安事變消息後,於當晚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一面以于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
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澳籍記者、曾為張作霖父子謀士的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學良。
12月15日,端納到達西安後,張學良請他勸蔣介石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張。端納見到蔣,並告知南京政府已決議討伐張、楊。蔣介石委託轉交遺囑給宋美齡:「余決為國犧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決不愧對余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余靈。但余妻切勿來陝。」
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衝突升級。
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達西安,宋在張學良和端納陪同下前去見蔣介石,並獲准單獨與蔣談話。宋子文將宋美齡、孔祥熙之信面交蔣,宋美齡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蔣看到此處,不禁落淚,一再叮囑宋子文不要讓宋美齡來。宋子文匆忙返京,向宋美齡等人匯報。宋美齡決心飛陝救蔣。
12月22日,宋美齡、宋子文、端納飛赴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
蔣介石突然見到宋美齡十分驚異,「愀然搖首,淚潸潸下」,蔣要求宋美齡等與張、楊談判時,不要「簽訂某種文件」。宋美齡向蔣通報南京情況,勸他珍惜生命,不宜輕言「殉國」,而要「為國家努力」。

西安事變結束後,蔣介石離開西安,由宋美齡陪同到武康山休養。(網絡圖片)
中共決意殺蔣 斯大林為蘇聯利益叫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當晚,中共驚喜交集,以毛澤東、周恩來名義給張學良發去「萬萬火急」的「文亥電」,鄭重建議張必須把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裡,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不可將其交其他部隊,緊急時誅之為上」;並立即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要周恩來說服張學良「執行最後的措施」(即殺掉)。
為促使張學良早日殺掉蔣,毛於13日電張謊稱「我們已經與共產國際安排,詳情將隨後告知。」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會議的基調是「審蔣」、「除蔣」。李維漢回憶說:「我們在定邊獲此消息,欣喜若狂,當即在大廟裡召開群眾大會,由高崗主持,廣為宣傳,與會群眾高呼:『槍斃蔣介石!』」
但出乎中共意料,蘇聯竟聞訊大怒,斯大林親自擬電給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斯大林認為,張學良份量不夠,不能做中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美國記者斯諾的《紅色中國散記》中說,宋慶齡曾告訴斯諾,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凶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
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張國燾說:「周恩來於14日與張密談,逕行表示蘇聯大致不會援助西安,張學良最初的反應甚為憤慨,他似覺得為中共所賣,以往共方老是吹噓蘇聯可以援助,現在他已成騎虎,中共竟臨陣抽腿,不兌現了。」
12月14日,斯大林經第三國際指示中共釋放蔣。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電毛澤東譴責綁架蔣介石。 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向張學良宣戰,並派軍機轟炸了張學良在西安城外的東北軍。蔣介石立即向外遞送一信息,要國軍停火,於是南京停止了軍事行動。
12月23日,宋子文、張學良和周恩來舉行談判,蔣介石拒絕與周直接談,即便被告知若不見周恩來,就不可能釋放,蔣仍然拒絕見周。莫斯科知道,可以用一種方法讓蔣介石見周恩來。12月24日,博古來西安轉達莫斯科同意讓蔣經國回國,周恩來才被允許於聖誕節進入蔣的房間,周告訴蔣他的兒子經國將回國。最終,蔣介石接受停止「剿共」、聯合抗日等協議內容,但拒絕為他的承諾簽訂任何協議書,蔣讓週到南京直接談判。
12月25日,張學良決定親自護送蔣介石離開西安。蔣在宋美齡及張學良陪同下,由四架軍機護送,由西安飛抵洛陽。26日,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中央黨政軍人員均在機場迎候,蔣座車經過市區時,萬人空巷,市民夾道歡呼,其情況之熱烈,實為空前所未有。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民眾抬著蔣介石的畫像遊行慶祝。(網絡圖片)
1936年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李烈鈞為審判長,對張學良進行軍法會審。12月31日,軍法會審結果,張學良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1937年 1月4日,國民政府發佈「特赦令」,但仍將張學良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張從此開始幽居生涯。1995年離台,張僑居美國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去世,享年101歲。
二次附體國民政府 中共乘國難賣國奪權
西安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被迫停止了剿共政策,併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蘇聯期望的抗日統一戰線。
按照中共編寫的教科書和官方喉舌的說法,西安事變是張、楊逼蔣抗日的「兵諫」,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赴西安商討事變善後事宜,從而令事變和平解決,並扭轉了中國的危局,中共在抹黑國民政府的同時將自己描繪成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但是中共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

1937年蔣介石在國立武漢大學閱兵(網絡圖片)
蔣介石堅信,造成中共坐大、神州沉淪之導火線就是西安事變。蔣雖安全獲釋,但剿共功虧一簣,導致日本對蔣凝聚中國團結而加快侵略,影響日後歷史發展極深,讓蔣惱恨不已。
事變後,蔣對國民黨元老張鈁說:「安內才能攘外,他們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記裡有計劃,風聲透漏出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要升級了。你看目下這個爛攤子,怎樣對外?張楊掀起這樣的風波,真是壞了我的大事!」此時,蔣備戰計劃在事變中有洩露,引起日本注意,華北形勢日益緊張。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歷經數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網路圖片)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歷經數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發動了淞滬會戰等10萬兵力以上的大型會戰 22次,血戰台兒莊這樣的重要戰役1,127次,國軍206位將軍壯烈殉國(其中包括8名上將),陸軍傷亡321萬多名官兵,海軍艦艇全部打光,空軍 4,321名飛行員犧牲,2,468架戰機被擊落,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1945年8月24日,蔣介石代表南京國民政府簽署《聯合國憲章》。(網絡圖片)
在日寇侵華,民族危難期間,中共實行「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內部政策,在延安搞整風,種鴉片。
在全面抗戰期間,中共沒有一個將軍死在抗日戰場。左權是病死的,也有資料揭露說是被中共自己人整死的。新四軍彭雪楓是在偷襲國軍的戰鬥中死亡的。到抗戰結束時,2萬人的中共軍隊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20多萬軍隊。

1945年9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作為中國全權代表在侵華日軍投降書上簽字。(網絡圖片)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後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出賣祖國權益和東北資源,換取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雙方協定蘇共經常供應50架飛機補充中共,將收繳的日本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蘇方控制的東北的彈藥、軍用物資平價售給中共。國民黨一旦對東北發動兩棲登陸攻勢,蘇共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蘇聯協助中共奪取新疆控制權;建立蘇中聯合空軍力量;裝備中共11個師。把美國援助蘇聯的130億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
中共為了獲取蘇聯支持,承諾蘇聯對東北陸路、空中交通的特權;對蘇提供國民黨政府和美軍行動情報;以東北物產、棉花、大豆、戰略物資供應蘇聯,換取精良武器;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礦產的權利;有權在東北和新疆駐軍;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在中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中共應派遠征軍10萬,勞工2百萬支援蘇聯。除此之外,中共還承諾將遼寧、安東省的特別區域在適當時併入朝鮮。
國共戰爭期間,國民政府潛伏共諜、國防部作戰廳長郭汝瑰和參謀次長劉斐參與或直接制定了多項國軍剿共作戰計劃,將計劃提前密報中共,並誤導蔣介石和國防部做出錯誤判斷和決策,加上共諜策動國軍叛亂投共,中共又以人海戰術分割圍殲國軍,導致國民政府軍的剿共計劃不斷失敗。

中共竊國後 毛感謝日軍侵華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滯留在東北的日軍被編入中共第四野戰軍。據中共官方媒體稱當時日籍官兵約有3萬人。1956年,周恩來在接見日本代表團時,褒獎了編入中共軍隊的日籍士兵。

2010年7月,時任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在會見來訪的日本籍老戰士代表團一行。(圖片來源:中共國防部網站)
在中共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合作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裡,多處記載毛澤東感謝日本人侵略中國的類似言論。
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說:「日本皇軍過去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張學良的飛機駕駛員海嵐.里昂所收藏的西安事變私人文件曝毛澤東中共賣國鐵證。2013年,部份與「西安事變」有關的密件在美國紐約拍賣,此前美國某大學研究所出價十幾萬美元,後被中共得知,急忙由西安文管所出面竟以二十多倍的高價購得。(網絡圖片)
中共起家史貫穿九大流氓基因
中共從其作為蘇俄亞洲支部成立之初,到抗戰期間勾結日寇對付國民政府軍,到蘇聯簽訂《哈爾濱協議》和《莫斯科協議》出賣東北資源換取蘇共支持內戰奪取政權,中共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賣國政黨。1949年建政之後,從毛澤東到江澤民更是連續出賣了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大紀元》網站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一書認為,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共產黨稱革命勝利靠的是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國民黨根據自己的教訓,給共產黨加了兩條:宣傳和使用間諜。中共的各大「法寶」都貫穿著共產黨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才最終奪取了政權。這些基因承傳不斷,手段和惡性程度在危機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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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號入座的邪教鑑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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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2日訊 責任編輯:李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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