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了，發了公報。不瞭解中國政治與歷史的局外人看了公報會著實驚詫，以為共產黨從此將有嶄新的面貌──你看：必須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要著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執政水平，增強反腐力度、抵禦風險的能力；在原有三個自信（按：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外加上了文化自信。是對「黨文化」的自信還是中國文化的自信？草擬公告的筆桿子是否忘了幾年前小悅悅被多輛車輾壓的慘狀，是否忘了不久前中國遊客首創幾百年來在葉卡婕琳娜宮木質地板上大便的噁心事，是否忘了陝西農村一家數口遭遇不公生活無望而全家自殺的悲劇。道德與關愛應該是文化的一隅吧？以及堅持再堅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文化。先不說這些羅列的同義反復，我們要問：按下「理論體系」不表，我們有「理論」嗎？一句違背常識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幾代領導人炒了又炒而不知膚淺與愚昧！還要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用了這些排比之外意猶未盡還要加上「及其他方面的創新」！
除了「偉、光、正」之外簡直是一個萬能黨了。不知道「其他方面的創新」包不包括更多的有毒食品與泛濫，五光十色的電信詐騙？或毒疫苗什麼的？最後，還要「堅決看齊：高級幹部向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看齊、和路線看齊、向中央看齊──看齊之外還加上堅決響應、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這顯然是「不准妄議中央」的宣誓版。《尚書‧周書》：「臣僕諛，厥後自聖」──「厥」，其也，他的；「後」，國君。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幕僚諂諛，領導也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了。我們可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S‧A阿列克謝耶維奇《二手時間》中的一句話概括之：「人們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會鍾愛自己的奴性」。末了，還搬來了幾十年前的一段富麗堂皇的老話：於是形成了全黨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等等。
這比柏拉圖的《理想國》還理想國，比馬克思恩格斯描繪的共產主義藍圖還更像藍圖。
但凡瞭解內情的人一眼就能看穿西洋鏡，這是在舊文牘作風熏染下的新文牘。文章是做出來的，是舊衙門中紹興師爺的手筆。「家兄江南歿，舍弟塞北亡」賺足了讀者的同情與哀憐，某文士卻說他家兄與愛弟都還健在，不如此寫，文不成對偶。
新瓶裝的仍是舊酒
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序中說：他的結論是以「認真的批判研究為基礎得出的」，而一些不學無術的評論家則企圖用「烏托邦的詞句」等等一類的空話去「掩飾自己極端無知的思想貧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P45-46）。
「公報」正是用「烏托邦的詞句」與空話在掩飾尷尬的現實。就在「公報」堂而皇之地宣講之時（六大講師團正開赴全國各地），一些官員在內鬥，一些官員在怠工，一些官員惶惶不可終日，畢福劍事件之後許多黨內人士都擔心禍從口出。鴕鳥以為把頭埋在沙丘之下就萬事大吉，全然沒想到那露在沙丘之外的肥臀。
用華麗的辭藻和公式化的修辭鑄就的文檔在中國有幾千年的經驗與積累。它的劣根性及消極後果，早被前人聲討過。劉勰說「碌碌（平庸的）麗辭，則昏睡耳目」（《文心雕龍‧麗辭》），也許宣講的人口若懸河，但聽的人（看文件的也是一樣）卻昏昏欲睡。
鍾嶸也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這種平庸的麗辭與虛談在十年「文革」中，我們領教多多。可說記憶猶新。不妨抄錄幾則以作比較：我們要心懷一個「忠」字，突出一個「用」字，打破一個「私」字，堅決打倒……；我們要心更紅，眼更亮，志更堅，膽更壯；我們要千遍萬遍地歡呼，我們要千遍萬遍的歌唱，我們要千遍萬遍地讚美……忠於您就是幸福，忠於您就是勝利……。可見，六中全會的新文牘原來有驅之不去的舊文牘的影子。
再看兩個號稱標誌性成果的文件：《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它被吹噓者視為黨建與反腐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舉措、制度創新的亮點。以「黨的法規形式，確認輿論監督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這兩個文件，以後黨就「偉、光、正」，官員們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太平盛世來了。
共產黨無法自我革新
但我們的疑問仍不能消解。《南方周末》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時局」版統計：「僅從中共十五大至二○○八年年底的十一年間，中央各省制定的事關黨紀的法規性文件就超過三千件」。注意：沒有筆誤，三千件！這些文件的頒發者中共中央、中央辦公廳、中紀委、中組部赫然在目。文件規範了黨員、官員的工作、生活，不管是在職還是退休，肉體還是精神，自己還是親戚，面面俱到，無一不包。但結果仍然是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說沒有任何效果。問題在哪裡？黨內黨外都心知肚明，但就是無人道破──我們缺了一個重要環節，因為「媒體姓黨」，我們沒有輿論監督。這次六中全會強調的仍然是舊手段：著力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這等於在說昏話，分明是要夏洛克自己放棄那割一磅肉的權利。德國前政要施密特與鄧小平對話時講到「腐敗的滋生來自人性（按：共產黨人也是人，並不是什麼特殊材料製成的。）」，「只要有空隙」就會「快速地不合法地獲取金錢」。
這就是費爾巴哈與中國的荀子講的人本性惡。這就告誡人們監督與法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中共如要進入現代社會，走出中世紀的陰影，只有一法：開放媒體，給媒體以自由，讓醜事變為醜聞成為常態。美國前總統傑斐遜說：「若要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一個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資中筠《坐觀天下》P073引）傑斐遜充分意識到一個廉潔的政府不需要自己的報紙為自己貼金。相反，民間的報紙會緊緊盯住政府的一舉一動，你是不是公僕，是不是在為公民辦事！《冷眼向洋》上有段話很值得執政者（按：特別是我們標榜的制度自信者）玩味：「從這段歷史中還可以吸取另一條教訓，那就是：一個政府越是鞏固，他就越不怕別人挖他的牆腳，它給予新聞報刊的自由就越多。直到目前為止，情況依然如此。」（資中筠《實現輿論監督的奮鬥史──〈美國新聞史〉讀後》）
給傳媒以權利，而不是打壓它，這是現代社會──標識是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如列寧、毛澤東期待的腐爛下去而仍有生命力的社會──這是一個鐵律。從這點看，六中全會決議、公報的百靈鳥不管你唱得多麼動聽，如果缺少解放媒體，給傳媒以說話的自由，百靈鳥的鳴叫就成不了和諧社會的交響樂。（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說「以誇誇其談來掩飾思想」，「極端劃一的黨國語言」是「獨特的社會毒品」（《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P39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三年一月第一版，內部發行）。摒棄毒品，放棄舊手段，中國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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