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自我批評與經濟困境
二○一五年整個年份，習近平可謂斬獲甚多。上半年，他對四隻大老虎結案：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和令計劃。至此，習近平基本清理對他執政地位造成生死威脅的主要敵手，牢牢掌控中共大局走勢。下半年，他馬不停蹄地出訪世界各國。由於大手筆撒錢，除美國遭遇一些尷尬外，他在其他地方都極盡風光。然而，在歲末的十二月的兩個會議上，他反常地作出自我批評。一個是上旬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另一個會議就是歲末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題民主生活會。在這兩個會上，習近平遇到執政以來最大的現實問題的挑戰：經濟形勢惡化。在會上，習近平罕見地作出自我批評。
七○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經濟局勢走勢一直是影響中國執政核心對大局部署決策主要考量，數次改革開放局勢逆轉的時間點都是在年度經濟工作會議上地方大員普遍反映經濟局勢不好的時候作出的。習近平上台之後，經濟發展主要指標呈下滑趨勢。多數國內經濟學者都認為這是經濟形勢不好的徵兆。有人認為這是國際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周期的必然現象，也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反腐導致官員不作為和消極抵制的結果。國外經濟觀察家則普遍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危機的前兆。各類經濟領域管理者都在準備中國經濟崩盤後的應對措施。但習近平否認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在一系列中國舉辦的國際會議上，他提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說法。所謂新常態，就是不再以增加資源投入的需求擴張促經濟高速發展，而是以改革體制促創新機制造成結構升級然後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直到二○一五年十一月初，他還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的峰會上列舉數字說明：中國經濟的主要宏觀指標在合理範圍內。然而，時隔一個月，中國經濟指標繼續惡化，甚至數度跌出合理區域。儘管習近平以反腐維護政治紀律的壓力巨大，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地方大員普遍報憂。
習近平的態度引起各界的強烈不滿和反彈。各級領導忌憚清洗不敢反對，但經濟學者紛紛以學術探討的形式討伐習近平的說法，集中在新常態和供給側的兩個理論提法上。國內經濟學者警告，處理不善，所謂新常態是中國將陷入中等收入發展陷阱。二○一五年年末，治學謹慎、全年一直看好中國經濟保持增長的著名經濟學者林毅夫公開表示對新常態和供給側思路的不同意見。他分析國際經驗指出，中國經濟有繼續保持高速發展的空間和通過需求擴張刺激經濟增長的空間。
經濟困境引發政治變局
儘管官場對各種非議進行了淡化處理，但爭論還是通過一些財經專業媒體報道出來，通過互聯網和微信有效地傳播。不論學者如何保持政治中立的學術動機，這場關於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戰略討論，在習近平的新政情勢中，不是純粹的學術爭論，一開始就有政治博弈的意義。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顛覆習近平新政。筆者在此推演一個習近平新政瓦解格局，解讀這個前景。筆者要說明，這不是預測，而是解讀一個前景的「思想實驗」。
習近平新政可以概括為兩個基本要素。第一個要素就是通過反腐建立起不容懷疑的政治權威。第二個要素，就是以這個權威創造出全新的治理成就。沒有第一個要素，在鄧小平建立的寡頭獨裁體制中，習近平受制於其他領導，無法實現政治抱負。但沒有第二個要素，習近平的全部成就只是建立個人獨裁，是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政治倒退。不論習近平新政動機如何，如果出現治理混亂甚至災難性崩坍，習近平新政就會像王莽新政與王安石變法一樣，「遺臭萬年」。
目前，習近平成功地建立第一個要素，正積極著手建立第二個要素，第二個要素的重大部署就是以供給側的變化促成新常態。經濟發展大勢下行，會導致一系列政治攻擊。第一波政治攻擊會以專業討論形式出現，通過推翻供給側和新常態說法，動搖習近平的權威。學術討論的政治意義不僅杯葛習近平第二要素，而且打破反腐建立的習近平不容置疑的權威。一旦「習近平的決策可以被批評」進入黨政管理圈。第二波就會開始。這一波將是對著習近平的人事佈局。如果供給側和新常態是錯誤的，習近平不會承擔責任。最可能被問責的是劉鶴。他會首當其衝地被抨擊。那些推行供給側鼓吹新常態的其他人事也會被波及。習近平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十九大人事工程會遭遇重大挫折。應該看到，習近平的反腐雖然掌控了大局，但並沒有真正掌控人事。就連最近出台軍委人事變動方案，都還是郭伯雄和徐才厚的人事格局，習近平的支持者沒有進去。黨政人事更是江胡兩系舊部佔絕大多數。如果權爭再起，江澤民肯定會借勢攪局。第三波將是對習近平新政不滿的黨政官僚們從消極不作為到積極破壞。中國各方面事業都會出現停滯、倒退和混亂，災禍也會層出不窮。這會導致在反腐後強烈支持習近平的民意大翻盤。那時，朝野都會出現政治挑戰者，並被視為英雄。習近平新政將會面臨萬劫不復的危境。
習近平何去何從
筆者需要澄清幾點可能誤解。
首先，上述演進格局不是筆者的預測，而是沙盤推演或思想實驗。第二，這種格局以出現被人們普遍相信並不甘心忍受的經濟危機和治理危機作為條件。如果供給側變化真促成新格局，上述習近平新政崩坍的格局的起點就不存在了。第三，筆者不認為學者或批評習近平新政的黨政領導人都是習的政治反對派；他們的批評是正常的專業的責任理性行為。僅僅因為習近平新政造成的特定政治情勢，使得所有專業討論都成為對他的挑戰或被政客利用並產生嚴重政治後果。這似乎是習近平「咎由自取」。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習近平可以在局勢演變的不同階段做出不同反應。如果真有危機出現，習近平堅持所謂戰略定力，會導致治理崩盤災難。他的任何妥協和退讓，都會使得他此後掌控大局面臨嚴重挑戰。據筆者看，真正的新常態，不應該僅僅是通過供給側的經濟措施而實現；從人類文明經驗看，只能是通過政治改革建立憲政民主體制，這樣才會產生公平發展的新動力機制和對經濟發展中出現問題的承受能力和調適機制。現代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動力機制不是純粹經濟領域的政策能建立的，而是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提供的。然而，在此最重要的機遇上，不僅習近平、而且中共決策圈都是缺乏戰略視野和必要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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