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一上台，就很明顯推翻過去的做法，採取共產黨鬥爭哲學的方式來治理香港。
來吧！土共！
旺角暴亂還是「魚蛋革命」？
統治者一向誣衊革命就是暴亂。其實革命有溫和、有暴力。英國在一六八八年發生的光榮革命，就是和平革命；台灣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寧靜革命，也是和平革命。本世紀以來在全球發生的顏色革命大多也是比較和平地進行，或者有些小衝突，但不是暴亂。像法國大革命、俄羅斯十月革命，尤其中國長達數十年、死亡幾百萬人的毛澤東革命，逐漸被世人所拋棄。
這次旺角騷亂，參與者幾百人，規模遠比不上前年的雨傘運動，但是受傷幾十人則超過當時。從數量上遠遠沒有達到「暴力革命」的規模，但是反抗暴政的意識卻在年輕人中已經植根了，所以在警察出手鎮壓時遇到民眾的強烈反抗。這次發生警察鳴槍事件，表明他們具有強烈的「敵我意識」。其實在雨傘運動，這種「敵我意識」已經表露。有些民眾出於民怨的宣洩也好，一時的衝動也好，用焚燒垃圾雜物與丟擲磚頭來對抗。
梁振英從上任開始就有明確的「敵我意識」，這完全推翻了過去港英統治時期講究和諧與妥協的政策，例如左派（共產黨）與右派（國民黨）的和諧，勞方與資方的和諧，英國殖民者與本地華人的和諧等，以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即使董建華與曾蔭權出任特首，雖然要討好北京，也盡量維持過去的統治方式，雖然越來越難以為繼。
鬥爭哲學治理香港
但是梁振英一上台，就很明顯推翻過去的做法，採取共產黨鬥爭哲學的方式來治理香港。這除了他是依照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之外，也因為他出任特首時，民調就低於當年的董建華、曾蔭權，周圍還有虎視眈眈想取代他的建制派對手，因此他就必須採取與他們不同的方式來治理香港，讓北京覺得他才是不可或缺的人選，是北京心目中真正可以「收服」香港，讓北京放心的人。這樣，他才可以避免中途被替換，還可以再連任一屆，以後再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
梁振英的「敵我觀念」並非出任特首開始，在董建華擔任特首期間，他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就要求商業電台封殺鄭經翰與黃毓民主持的節目，並且主張動用防暴警察來對付抗議民眾。當唐英年與梁振英競逐特首時，唐英年爆出梁振英在高層會議的這些驚人主張，就被「愛國集團」警告為「賣國」，見證的高官們遂全部閉口。
「延安」與「西安」的區別
在雨傘運動期間，梁振英也認為有全球外部勢力的干預。對此，連親共的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都表示不能認同。 由此可見梁振英頭腦裡充滿「敵對勢力」，有時候忍不住才洩露出來，然後又否認。但是也因為這個意識形態，讓他治理香港時，將香港撕裂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延安」（革命根據地），也就是梁振英集團；一個是「西安」（國民黨統治區），以泛民為主，還包括相當多的市民。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作的閉幕報告中說：「劃清兩種界限。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劃清這種界限。例如，他們反對官僚主義，就把延安說得好似『一無是處』，而沒有把延安的官僚主義同西安的官僚主義比較一下，區別一下。這就從根本上犯了錯誤。其次，在革命的隊伍中，要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例如，成績究竟是三分還是七分？說少了不行，說多了也不行。」
這點，梁振英立場是非常鮮明的。在民眾與梁振英統治的抗爭中，稍微有點激進或過火的行為，就有人出來指責，或擺出「各打五十大板」的客觀樣子，在雨傘運動中對一些激進事件糾纏在是否合法。這次旺角發生暴力事件，就全部譴責。如果香港是民主地區，沒有基本法規限民主發展，如果香港是新聞自由地區，民眾的聲音可以充分表達出來，那麼就可以不必用激進的手段。可是基本法有結構性的反民主問題，北京又拒絕修改，新聞自由也大步倒退，如果不採用特別手段，什麼時候可以在立法會達到多數來實現普選？恐怕很快泛民主派連三分之一的席位也保不住，失去否決重要議案的能力。
有壓力才能逼政府讓步
我不反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但是當武裝警察痛毆手無寸鐵的民眾而遭到反抗的時候，難道不會對這些受壓迫的民眾有點理解，而要指責他們嗎？這樣指責的人是站到「延安」一方，還是無意墮入「延安」的陷阱？
港人需要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香港，不需要被分為「延安」與「西安」的香港。但是這必須有待全體香港民眾的努力，只有給予必要的壓力，才能逼使政府作出讓步，這點港人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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