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漫長而單調的地方官員生涯中，習近平刻意壓制內心的反社會傾向，把自己裝扮成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技術官僚。等到終於登上大位，他才露出真面目：他是獅子，是潑猴，是皇帝，是救世主。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平庸，他要用權力改變中國乃至世界。他更要像毛太祖那樣，給中共政權打上強烈的個人烙印，而一切攔路的障礙，無論是黨內反對派還是民間異見者，都要冷酷無情地掃除掉。於是，習近平統治的中國，像一輛沒有剎車的火車，朝著法西斯主義的方向高歌猛進。一場巨大的災難，近在咫尺，迫在眉睫。誰能製止這個希特拉式的重度「狂妄症候群」患者呢？
當你們為某件事感到憤怒時，也要像我曾被納粹激怒時一樣，要變成一個強悍的戰士，獻身投入歷史的洪流。而這股巨大的歷史洪流也會因為我們的加入，往正義與自由的方向更為邁進。————史蒂芬．黑塞爾（Stephane Hessel）
二零一五年，中共政權大張旗鼓地「紀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其中最盛大的活動是具有濃鬱的法西斯特色的大型閱兵式，全球不禁為之側目。澳大利亞《雪梨晨鋒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俄羅斯，中國，所謂的伊斯蘭國政權都是法西斯」的社論，國際版編輯彼得．海切爾（Peter Hartcher）將中共列為法西斯政權并猛烈抨擊：中國是一個正在成形的法西斯帝國，它有什麽資格「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呢？這篇社論引發了中國外交部的強烈抗議——以後，該報記者若申請中國簽證，恐怕會遇到故意的刁難。
何謂法西斯？這篇社論明確指出，法西斯有三大決定性特徵，首先是專制，其次是權力高度集中，第三是國家高於個人。作者指出了這三個政權的本質：俄國的普亭妄言「西方打算拔掉俄國熊的爪子和牙齒」，並試圖恢復「俄羅斯的偉大」；中國企圖克服西方帝國主義帶給他們的「百年恥辱」，一直對孩子們進行愛國主義洗腦，讓孩子「勿忘國恥」；ISIS則宣佈要恢復哈利法，恢復伊斯蘭教的偉大。以灌輸仇恨、鼓動民粹、訴諸暴力而論，三者何其相似！文章最後得出結論：「雖然在政體表面上三家各有不同，但實際上它們都是法西斯主義實體，它們放棄民主自由，追求暴力，對外擴張不願受道德與法律的約束。」
從「次法西斯」到法西斯的飛躍
彼得．海切爾並非發現中共政權法西斯化的第一人。早在二零零四年，中國獨立學者余世存就發表了一篇題為《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長文，梳理了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精神現象。
毛時代之後，中國一步步地演變成一個「四不像」的國家。在某些方面，它相當資本主義；在某些方面，它又極端社會主義。有時，它慷慨資助那些意識形態上與自己近似的「小兄弟」，比如奉行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的北韓和古巴；有時，它又瘋狂的煽動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聲稱要向近代以來欺壓過中國的西方列強展開復仇計劃。它一邊宣稱要弘揚毛澤東思想，一邊又抬出孔夫子和佛教來裝點門面、收拾人心，可謂「左右逢源、古為今用」，急迫之下甚至顧不上這些觀念、思想和宗教之間難以彌合的矛盾與裂隙。因此，如何「定義中國」，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而言，成為一個莫大的難題。
余世存認為，在全球範圍內，只有大陸中國，在內政的基本觀念、外交的基本原則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這個文明古國在數千年間充當過東方世界的發動機，如今它倔強地保持另類、個色，它不合群。那麼，人們該怎麼談論它，怎麼稱呼它，怎麼指望它呢？余世存對中國的定義和概括是：「這個時代同極右專制的法西斯主義類似，而在精神氣魄、社會動員能力、對外輸出等方面不如遠甚，稱之為次法西斯時代也許最為精準。」
十多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坐二望一」，可以支撐習近平的帝國夢了。習近平「朕即天下」的自戀和自信，來自於其太子黨的身分，以及紅衛兵時代「不怕血」、「不怕死」的青春記憶。鄧小平的遺訓「韜光養晦」被拋棄，習近平發誓要「有所作為」和「大有作為」。如是，余世存所提出的、適應技術官僚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次法西斯主義」的概念，在習近平掌權之後就要將「次」字刪去了——正在成形中的習近平主義，就是崇尚鐵與血、貨真價實的法西斯主義。
習近平大大提升了中國的「仇恨教育」的烈度。如同希特拉對內將猶太人、基督徒、社會民主黨人當作內姦和叛徒，習近平對內也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非政府組織、各類宗教信仰者和各少數民族當作不穩定因素和危險分子。如同希特拉將西方民主國家和蘇俄當作勢不兩立的外敵，習近平將美國、日本當作是「必有一戰」的敵人（黨國的宣傳機器特別將民主體制成熟而穩固的日本妖魔化為「軍國主義復活」的國家）。經過長期的洗腦教育，許多中國人一提起美國和日本，就牙齒發癢，恨不得「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一說起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就夢想著大軍遠征，秋風掃落葉般地將「叛逆之地」夷為平地。中國已經擁有了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基礎，就等着習近平的應運而生了。
習近平秉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被很多港台學者命名為「天朝主義」。台灣學者曾昭明如此梳理天朝主義論述的歷史脈絡：「漢帝國透過「經學」（儒教釋經學）建構起來的天命神學，是「帝國認同」的原型、典範與核心；乃至更為細緻的天朝主義論述，還會考慮宋代「理學」對儒教天命神學的佛學式「改造」——但眾所周知，這種「理學」式的帝國儒教神學，是更為嚴明「華夏—夷狄」的哲學人類學區別的。」當然，除了中國固有的帝國傳統文化，習近平還從納粹、蘇俄乃至今天的普京那裡「偷學」到不少「獨裁術」，使之變成一鍋「東北亂燉」。
習近平的「天朝主義」初露端倪，有不少御用學者為之鍍金抹粉。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天朝主義「左派」學者汪暉的「理論概括」：習近平的一帶一路策略「是一條超越冷戰格局、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未來之路，一條突破近代以來形成的霸權體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條以深厚的歷史文明及其近代歷程為背景的、綜合當代各種先進經驗的繼承創新之路。」希特拉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聲音，過了八十年之後，在遙遠的中國的迴音壁中起死回生。
西方的對華綏靖主義政策，何時夢醒？
習近平与希特拉一樣，都是會念魔咒的巫師——和平、民主、法治、自由，是這兩個獨裁者常常挂在嘴邊的名詞，人們一不小心就被催眠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納粹德國口頭聲稱尋求和平、暗地裡卻擴軍備戰，西方民主國家信以為真，採取綏靖政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災禍一發而不可收拾。如今，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學者和媒體，也對習近平的法西斯主義和擴張政策缺乏警惕，敞開大門，引為上賓。習近平笑容可掬地告訴西方國家，一起發財吧，中國的人權問題與你們無關，假裝沒看見就好了。一些陷入經濟衰退的西方國家，與中共稱兄道弟，被關押在獄中的劉曉波成了「隱形人」。習近平宣布成立中國擁有一票否決權的亞投行，除了美國和日本之外，歐亞各大國均奮不顧身地加入，幻想點石成金，殊不知這是一處深不見底的「爛泥潭」。對此，彼得·海切爾發出明確警告：「西方的領導人們不應該再玩文字遊戲了。……我們的世界面臨著法西斯主義的復甦，而陷入經濟泥潭的歐洲和困於政治內鬥的美國，都還沒有意識到它們要面對的危險、憤怒的敵人是誰。」承平日久的西方諸國，對這一沉痛而尖銳的呼籲充耳不聞。
西方綏靖政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觀點，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曾在布殊政府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的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提出的「必須尊重中國」的理論。美國在外交上如何處理中國問題呢？柯慶生認為，美國必須找到一種策略，讓美國能「接受甚至鼓勵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崛起、以及享有更大的名聲，但要影響中國的選擇，使其更願意放棄橫行霸道的行為……策略的成功，一方面需要實力和強硬的一種不尋常的組合，另一方面需要有讓中國安心、能傾聽中國聲音的意願。」這種觀點，用中國古話來說，不正是「與虎謀皮」嗎？
曾因報道天安門事件而榮穫年度英國最佳國際新聞記者的梅兆贊（JONATHAN MIRSKY），同是也是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他在一篇書評中直言不諱地批判柯慶生的觀點：「我與許多後來被關押的中國異見人士見過面，多次目睹中國在西藏的行為，眼看着中國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打死和平的示威者，這些經歷讓我很難贊成柯慶生的觀點。」梅兆贊也寫過關於我的報道，他深知中國的真相絕非柯慶生從少數中國御用學者那裡瞭解到的皮毛。
習近平政權對內鎮壓上的殘暴酷烈和對外擴張上的兇猛蠻橫，可謂「兩手抓，兩手硬」。比如，對內打壓媒體、學界、NGO和人權律師的同時，刻意挑動擱置多年的南海爭端，使南海成為比當年的巴爾幹半島還要危險的、一觸即發的火藥桶。北京曾經承諾過，就南海爭端與週邊國家協商談判，不會作出任何挑釁舉動。話音剛落，習近平就下令在南海諸島施工作業、圍海造地，毫不理會美、日以及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印尼、台灣的反對與抗議，一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派頭。
習近平的履歷與性格，宛如希特拉的翻版
習近平最崇拜的人物，是毛澤東，更是希特拉。多年擔任精神病科醫生，又曾出任英國外相的大衛·歐文，在《權力與疾病》一書中，針對身居高位的掌權者提出了「狂妄症候群」這一概念。他列出十四個評判「狂妄症候群」的指標：
一、自戀的傾向，把世界當作在其中施展權力與尋求榮耀的場域。
二、天性喜歡採取行動，以提升他們的形象。
三、對於自己的形象與外表有超乎比例的關心。
四、習慣以救世主的口吻談到自己的所作所為。
五、把自己跟國家等同起來，認為這兩者的形貌與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六、傾向用第三人稱來稱呼自己，或者使用舊日國王的口氣說話。
七、對自己的判斷有過度的信心，對他人的建議或批評有過度的蔑視。
八、對自己所能達成的事情具有誇張的自信心，接近一種無所不能的感覺。
九、相信自己真正要面對的不是人民，而是歷史或上帝。
十、相信在歷史上他們將會得到勝利。
十一、不知休息、輕率魯莽以及容易衝動。
十二、失去與現實的聯繫，常常伴隨着日漸惡化的孤立狀態。
十三、傾向於因為他們的「宏觀視野」，堅信他們行動的道德正確性。
十四、毫無能力執行政策，可以稱之為狂妄的無能。
大衛．歐文指出，若符合以上症狀中的三項，就建議當事人「請及早下台」。以這十四條標凖衡量，希特拉和習近平符合的，至少超過十條。由此可見，習近平和希特拉都是狂妄症候的重度患者。病源來自於他們的家庭教育、少年及青年時代的經歷和思考世界的方式。
以希特拉而論，德國歷史學者克勞斯．費舍爾在《納粹德國》一書中指出，從希特拉最初在維也納遭遇艱苦的生活開始，他就形成了殘酷和冷漠地對待他人的思想，後來他將這種思想理性化為偽達爾文主義的術語。這種思想主張生活是無休無止的為生存的戰鬥，在其中自由最強者才能獲得勝利。希特拉曾向身邊的人說：「殘酷令人激動。人們需要神聖的恐怖。恐怖是政治最有效的方法。」
早年作為流離失所的社會邊緣人，使希特拉具有強烈的反社會傾向，他的一生都仇視確定的、規範的體制。用漢斯·弗蘭克的話來說，希特拉是一個麻木的心理變態者，受到原始的、任意的自我中心主義的驅使。這種反社會的人格，還可以從其孩提世代和家庭生活中的經歷中尋找到，他到身上必然帶有孩提世代在家庭中遭受背叛的印記。儘管這些人通常是聰明的，自然的或者可愛的，但是，他們實際上是冷酷的、欺詐的和喜歡操縱的。
所以，克勞斯·費舍爾得出結論：「希特拉前三十年的大多數時間是在反社會的環境中度過的。在歷史上，強烈的邪惡多次獲得了勝利。無論怎樣有缺陷，希特拉和他的隨從都是些極端的狂熱份子，具有令人驚訝的心理動力。他們對德國的機構發起了猛攻，企圖使它們屈服於他們的意志。」希特拉成功地破壞了魏瑪共和國的憲政制度，一步步地走上獨裁暴政之路，並自我加冕成為歐洲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擁有最大權力的「元首」。
習近平跟希特拉和毛澤東的早年經歷和思想模式非常相似。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習近平，是一個被拋入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因為父親被毛澤東設計下獄、家庭支離破碎，尚未成年的習近平一度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兒。作為最年幼的知青中的一員，他被送到陝西的窮鄉僻壤勞動改造。因忍受不了缺衣少食的生活，他跑到父親的老家富平向親友尋求幫助，卻被眾人拒之門外。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中共的鐵血統治已深入鄉村，傳統的古道熱腸不復存在。而後，習近平潛回北京，卻被當局當作「盲流」送入少年勞教所關押。最後，在家族長輩的勸誡之下，他不得已又返回延安的小山村，老老實實地當知青。
那一段生活的陰影，一直籠罩在習近平心頭，大大改變了他的性格和思維方式。吊詭的是，習近平並不仇恨他的家族的仇人——險些害死他父親并導致他本人淪為「賤民」的毛澤東，相反，他對毛澤東的「山大王氣」心儀不已。毛時代的話語方式和政治氛圍成為他的「潛意識」。習近平夢想著有一天掌握了權力，要像毛澤東那樣迅猛攪動社會，乃至創造一個「新天新地」。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漫長而單調的地方官員生涯中，習近平刻意壓制內心的反社會傾向，把自己裝扮成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技術官僚。等到終於登上大位，他才露出真面目：他是獅子，是潑猴，是皇帝，是救世主。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平庸，他要用權力改變中國乃至世界。他更要像毛太祖那樣，給中共政權打上強烈的個人烙印，而一切攔路的障礙，無論是黨內反對派還是民間異見者，都要冷酷無情地掃除掉。
於是，習近平統治的中國，像一輛沒有剎車的火車，朝著法西斯主義的方向高歌猛進。
一場巨大的災難，近在咫尺，迫在眉睫。
誰能制止這個重度「狂妄症候群」患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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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為某件事感到憤怒時，也要像我曾被納粹激怒時一樣，要變成一個強悍的戰士，獻身投入歷史的洪流。而這股巨大的歷史洪流也會因為我們的加入，往正義與自由的方向更為邁進。————史蒂芬．黑塞爾（Stephane Hessel）
二零一五年，中共政權大張旗鼓地「紀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其中最盛大的活動是具有濃鬱的法西斯特色的大型閱兵式，全球不禁為之側目。澳大利亞《雪梨晨鋒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俄羅斯，中國，所謂的伊斯蘭國政權都是法西斯」的社論，國際版編輯彼得．海切爾（Peter Hartcher）將中共列為法西斯政權并猛烈抨擊：中國是一個正在成形的法西斯帝國，它有什麽資格「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呢？這篇社論引發了中國外交部的強烈抗議——以後，該報記者若申請中國簽證，恐怕會遇到故意的刁難。
何謂法西斯？這篇社論明確指出，法西斯有三大決定性特徵，首先是專制，其次是權力高度集中，第三是國家高於個人。作者指出了這三個政權的本質：俄國的普亭妄言「西方打算拔掉俄國熊的爪子和牙齒」，並試圖恢復「俄羅斯的偉大」；中國企圖克服西方帝國主義帶給他們的「百年恥辱」，一直對孩子們進行愛國主義洗腦，讓孩子「勿忘國恥」；ISIS則宣佈要恢復哈利法，恢復伊斯蘭教的偉大。以灌輸仇恨、鼓動民粹、訴諸暴力而論，三者何其相似！文章最後得出結論：「雖然在政體表面上三家各有不同，但實際上它們都是法西斯主義實體，它們放棄民主自由，追求暴力，對外擴張不願受道德與法律的約束。」
從「次法西斯」到法西斯的飛躍
彼得．海切爾並非發現中共政權法西斯化的第一人。早在二零零四年，中國獨立學者余世存就發表了一篇題為《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長文，梳理了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精神現象。
毛時代之後，中國一步步地演變成一個「四不像」的國家。在某些方面，它相當資本主義；在某些方面，它又極端社會主義。有時，它慷慨資助那些意識形態上與自己近似的「小兄弟」，比如奉行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的北韓和古巴；有時，它又瘋狂的煽動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聲稱要向近代以來欺壓過中國的西方列強展開復仇計劃。它一邊宣稱要弘揚毛澤東思想，一邊又抬出孔夫子和佛教來裝點門面、收拾人心，可謂「左右逢源、古為今用」，急迫之下甚至顧不上這些觀念、思想和宗教之間難以彌合的矛盾與裂隙。因此，如何「定義中國」，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而言，成為一個莫大的難題。
余世存認為，在全球範圍內，只有大陸中國，在內政的基本觀念、外交的基本原則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這個文明古國在數千年間充當過東方世界的發動機，如今它倔強地保持另類、個色，它不合群。那麼，人們該怎麼談論它，怎麼稱呼它，怎麼指望它呢？余世存對中國的定義和概括是：「這個時代同極右專制的法西斯主義類似，而在精神氣魄、社會動員能力、對外輸出等方面不如遠甚，稱之為次法西斯時代也許最為精準。」
十多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坐二望一」，可以支撐習近平的帝國夢了。習近平「朕即天下」的自戀和自信，來自於其太子黨的身分，以及紅衛兵時代「不怕血」、「不怕死」的青春記憶。鄧小平的遺訓「韜光養晦」被拋棄，習近平發誓要「有所作為」和「大有作為」。如是，余世存所提出的、適應技術官僚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次法西斯主義」的概念，在習近平掌權之後就要將「次」字刪去了——正在成形中的習近平主義，就是崇尚鐵與血、貨真價實的法西斯主義。
習近平大大提升了中國的「仇恨教育」的烈度。如同希特拉對內將猶太人、基督徒、社會民主黨人當作內姦和叛徒，習近平對內也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非政府組織、各類宗教信仰者和各少數民族當作不穩定因素和危險分子。如同希特拉將西方民主國家和蘇俄當作勢不兩立的外敵，習近平將美國、日本當作是「必有一戰」的敵人（黨國的宣傳機器特別將民主體制成熟而穩固的日本妖魔化為「軍國主義復活」的國家）。經過長期的洗腦教育，許多中國人一提起美國和日本，就牙齒發癢，恨不得「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一說起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就夢想著大軍遠征，秋風掃落葉般地將「叛逆之地」夷為平地。中國已經擁有了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基礎，就等着習近平的應運而生了。
習近平秉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被很多港台學者命名為「天朝主義」。台灣學者曾昭明如此梳理天朝主義論述的歷史脈絡：「漢帝國透過「經學」（儒教釋經學）建構起來的天命神學，是「帝國認同」的原型、典範與核心；乃至更為細緻的天朝主義論述，還會考慮宋代「理學」對儒教天命神學的佛學式「改造」——但眾所周知，這種「理學」式的帝國儒教神學，是更為嚴明「華夏—夷狄」的哲學人類學區別的。」當然，除了中國固有的帝國傳統文化，習近平還從納粹、蘇俄乃至今天的普京那裡「偷學」到不少「獨裁術」，使之變成一鍋「東北亂燉」。
習近平的「天朝主義」初露端倪，有不少御用學者為之鍍金抹粉。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天朝主義「左派」學者汪暉的「理論概括」：習近平的一帶一路策略「是一條超越冷戰格局、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未來之路，一條突破近代以來形成的霸權體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條以深厚的歷史文明及其近代歷程為背景的、綜合當代各種先進經驗的繼承創新之路。」希特拉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聲音，過了八十年之後，在遙遠的中國的迴音壁中起死回生。
西方的對華綏靖主義政策，何時夢醒？
習近平与希特拉一樣，都是會念魔咒的巫師——和平、民主、法治、自由，是這兩個獨裁者常常挂在嘴邊的名詞，人們一不小心就被催眠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納粹德國口頭聲稱尋求和平、暗地裡卻擴軍備戰，西方民主國家信以為真，採取綏靖政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災禍一發而不可收拾。如今，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學者和媒體，也對習近平的法西斯主義和擴張政策缺乏警惕，敞開大門，引為上賓。習近平笑容可掬地告訴西方國家，一起發財吧，中國的人權問題與你們無關，假裝沒看見就好了。一些陷入經濟衰退的西方國家，與中共稱兄道弟，被關押在獄中的劉曉波成了「隱形人」。習近平宣布成立中國擁有一票否決權的亞投行，除了美國和日本之外，歐亞各大國均奮不顧身地加入，幻想點石成金，殊不知這是一處深不見底的「爛泥潭」。對此，彼得·海切爾發出明確警告：「西方的領導人們不應該再玩文字遊戲了。……我們的世界面臨著法西斯主義的復甦，而陷入經濟泥潭的歐洲和困於政治內鬥的美國，都還沒有意識到它們要面對的危險、憤怒的敵人是誰。」承平日久的西方諸國，對這一沉痛而尖銳的呼籲充耳不聞。
西方綏靖政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觀點，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曾在布殊政府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的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提出的「必須尊重中國」的理論。美國在外交上如何處理中國問題呢？柯慶生認為，美國必須找到一種策略，讓美國能「接受甚至鼓勵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崛起、以及享有更大的名聲，但要影響中國的選擇，使其更願意放棄橫行霸道的行為……策略的成功，一方面需要實力和強硬的一種不尋常的組合，另一方面需要有讓中國安心、能傾聽中國聲音的意願。」這種觀點，用中國古話來說，不正是「與虎謀皮」嗎？
曾因報道天安門事件而榮穫年度英國最佳國際新聞記者的梅兆贊（JONATHAN MIRSKY），同是也是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他在一篇書評中直言不諱地批判柯慶生的觀點：「我與許多後來被關押的中國異見人士見過面，多次目睹中國在西藏的行為，眼看着中國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打死和平的示威者，這些經歷讓我很難贊成柯慶生的觀點。」梅兆贊也寫過關於我的報道，他深知中國的真相絕非柯慶生從少數中國御用學者那裡瞭解到的皮毛。
習近平政權對內鎮壓上的殘暴酷烈和對外擴張上的兇猛蠻橫，可謂「兩手抓，兩手硬」。比如，對內打壓媒體、學界、NGO和人權律師的同時，刻意挑動擱置多年的南海爭端，使南海成為比當年的巴爾幹半島還要危險的、一觸即發的火藥桶。北京曾經承諾過，就南海爭端與週邊國家協商談判，不會作出任何挑釁舉動。話音剛落，習近平就下令在南海諸島施工作業、圍海造地，毫不理會美、日以及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印尼、台灣的反對與抗議，一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派頭。
習近平的履歷與性格，宛如希特拉的翻版
習近平最崇拜的人物，是毛澤東，更是希特拉。多年擔任精神病科醫生，又曾出任英國外相的大衛·歐文，在《權力與疾病》一書中，針對身居高位的掌權者提出了「狂妄症候群」這一概念。他列出十四個評判「狂妄症候群」的指標：
一、自戀的傾向，把世界當作在其中施展權力與尋求榮耀的場域。
二、天性喜歡採取行動，以提升他們的形象。
三、對於自己的形象與外表有超乎比例的關心。
四、習慣以救世主的口吻談到自己的所作所為。
五、把自己跟國家等同起來，認為這兩者的形貌與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六、傾向用第三人稱來稱呼自己，或者使用舊日國王的口氣說話。
七、對自己的判斷有過度的信心，對他人的建議或批評有過度的蔑視。
八、對自己所能達成的事情具有誇張的自信心，接近一種無所不能的感覺。
九、相信自己真正要面對的不是人民，而是歷史或上帝。
十、相信在歷史上他們將會得到勝利。
十一、不知休息、輕率魯莽以及容易衝動。
十二、失去與現實的聯繫，常常伴隨着日漸惡化的孤立狀態。
十三、傾向於因為他們的「宏觀視野」，堅信他們行動的道德正確性。
十四、毫無能力執行政策，可以稱之為狂妄的無能。
大衛．歐文指出，若符合以上症狀中的三項，就建議當事人「請及早下台」。以這十四條標凖衡量，希特拉和習近平符合的，至少超過十條。由此可見，習近平和希特拉都是狂妄症候的重度患者。病源來自於他們的家庭教育、少年及青年時代的經歷和思考世界的方式。
以希特拉而論，德國歷史學者克勞斯．費舍爾在《納粹德國》一書中指出，從希特拉最初在維也納遭遇艱苦的生活開始，他就形成了殘酷和冷漠地對待他人的思想，後來他將這種思想理性化為偽達爾文主義的術語。這種思想主張生活是無休無止的為生存的戰鬥，在其中自由最強者才能獲得勝利。希特拉曾向身邊的人說：「殘酷令人激動。人們需要神聖的恐怖。恐怖是政治最有效的方法。」
早年作為流離失所的社會邊緣人，使希特拉具有強烈的反社會傾向，他的一生都仇視確定的、規範的體制。用漢斯·弗蘭克的話來說，希特拉是一個麻木的心理變態者，受到原始的、任意的自我中心主義的驅使。這種反社會的人格，還可以從其孩提世代和家庭生活中的經歷中尋找到，他到身上必然帶有孩提世代在家庭中遭受背叛的印記。儘管這些人通常是聰明的，自然的或者可愛的，但是，他們實際上是冷酷的、欺詐的和喜歡操縱的。
所以，克勞斯·費舍爾得出結論：「希特拉前三十年的大多數時間是在反社會的環境中度過的。在歷史上，強烈的邪惡多次獲得了勝利。無論怎樣有缺陷，希特拉和他的隨從都是些極端的狂熱份子，具有令人驚訝的心理動力。他們對德國的機構發起了猛攻，企圖使它們屈服於他們的意志。」希特拉成功地破壞了魏瑪共和國的憲政制度，一步步地走上獨裁暴政之路，並自我加冕成為歐洲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擁有最大權力的「元首」。
習近平跟希特拉和毛澤東的早年經歷和思想模式非常相似。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習近平，是一個被拋入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因為父親被毛澤東設計下獄、家庭支離破碎，尚未成年的習近平一度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兒。作為最年幼的知青中的一員，他被送到陝西的窮鄉僻壤勞動改造。因忍受不了缺衣少食的生活，他跑到父親的老家富平向親友尋求幫助，卻被眾人拒之門外。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中共的鐵血統治已深入鄉村，傳統的古道熱腸不復存在。而後，習近平潛回北京，卻被當局當作「盲流」送入少年勞教所關押。最後，在家族長輩的勸誡之下，他不得已又返回延安的小山村，老老實實地當知青。
那一段生活的陰影，一直籠罩在習近平心頭，大大改變了他的性格和思維方式。吊詭的是，習近平並不仇恨他的家族的仇人——險些害死他父親并導致他本人淪為「賤民」的毛澤東，相反，他對毛澤東的「山大王氣」心儀不已。毛時代的話語方式和政治氛圍成為他的「潛意識」。習近平夢想著有一天掌握了權力，要像毛澤東那樣迅猛攪動社會，乃至創造一個「新天新地」。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漫長而單調的地方官員生涯中，習近平刻意壓制內心的反社會傾向，把自己裝扮成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技術官僚。等到終於登上大位，他才露出真面目：他是獅子，是潑猴，是皇帝，是救世主。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平庸，他要用權力改變中國乃至世界。他更要像毛太祖那樣，給中共政權打上強烈的個人烙印，而一切攔路的障礙，無論是黨內反對派還是民間異見者，都要冷酷無情地掃除掉。
於是，習近平統治的中國，像一輛沒有剎車的火車，朝著法西斯主義的方向高歌猛進。
一場巨大的災難，近在咫尺，迫在眉睫。
誰能制止這個重度「狂妄症候群」患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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