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精粹：我們的社會和妓院相似組圖。
前兩天得知北師大物理系的劉遼教授去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許良英先生發起的多封公開信上，都有劉遼的簽名，他不僅是一位有專業成就的物理學家，更是一位有良知、有風骨的知識人，曾與許良英、方勵之一起站在爭取人權、民主的行列中，作為愛因斯坦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者、闡釋者，他們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經歷一九八九年的時代風暴，那一代有擔當的知識人正在凋零，中國依然在幽暗的中世紀長夜中徘徊，曾讓多少人懷抱希望的一九八○年代被坦克碾碎了，國在人心碎，國在山河破，每天耳聞目擊都是令人沮喪的消息，這一切都是二十七年前當局用鐵血手段鎮壓正義呼聲的結果。
方勵之夫人李淑嫻女士得知劉遼先生去世的噩耗，托人送上哀思：「我幾乎沒有面見過劉遼，但我從我丈夫方勵之的言談中知道，劉遼是一位學識淵博、人品高尚、也曾經歷過我們同樣的『五七』之災，且能奮起，不僅在學術上達到高水平，道德上一直保持獨立的人格。這都使方勵之將劉遼引為知己。……二○一二年，方勵之不幸在不期情況去世，劉遼當時已在病中，得此消息，淚流滿面，並囑他的學生發來悼念的信。這都標誌他們的友誼不同尋常。我被阻隔在遙遠的大洋之外，願你和勵之在天庭相會。那裡，不再有禁錮，你們又可以自由地交談。」
二十七年前，方勵之夫婦首遭中共通緝，方勵之自述的前言即以《對一張通緝令的注釋》為題，通緝令證明了他們在八十年代推動中國歷史進程的努力，即使通緝令下達之後，仍有許多朋友認同他，願與他同「罪」。他特別提及，當他一年後離開中國，到達英國後，曾收到摯友許良英從北京寄給他的信，附了兩篇大批判文章，一篇是由公安部副部長顧林昉署名的文章，一篇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的文章。文章的目的是為了論證對要求民主自由者的通緝及鎮壓是正確的。許先生要他注意，文中嚴厲批判的最「反動」的言論之一正是自己說過的話，那也是他們在那個時代所達到的認識。相距二十七年，他們已陸續離開這個世界，如今認同他們觀點和選擇的劉遼先生也走了。時間的改變並沒有更新眼前的世界，中國還是那個古老的中國，我心中常常浮出這些少年時熟悉的詩句：
我被釘在監獄的牆上／黑色的時間聚攏，一群群烏鴉／從世界的每個角落從歷史的每個夜晚／把一個又一個英雄啄死在這堵牆上（江河）
許良英倡民主科學為精神財富
二十七年了，我手頭仍保存著兩篇大批判文章，那是許先生從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出版的《半月談》特刊《時事報告》月刊上複印下來的。署名「鍾禮」的這篇就是中宣部理論局的大作，題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理論上的主要表現》，概括了五個方面，「一、在經濟領域鼓吹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二、宣揚政治多元化，主張多黨制」；「三、歪曲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四、在民主、自由、人權問題上製造混亂」；「五、大談反傳統，搞所謂新啟蒙運動」。此文批判的對象有《世界經濟導報》、王元化主編的《新啟蒙》叢刊、電視政論片《河殤》涉及的言論，有被點名的蘇紹智、嚴家祺、方勵之、李洪林、包遵信、金觀濤、蘇曉康等的言論，有未點名的溫元凱、許良英等的言論。其中，有關民主、自由、人權的言論，集中批判了這些觀點──
把民主視為「普遍的人性的體現」，說什麼「民主的本質是沒有階級性的，也不存在國界。何謂東方特色，不過是傳統的封建專制的烙印……」提出：「民主與科學是全人類共同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一切現代化國家的立國之本。」這些集中反映了在民主問題上的自由化觀點。
上述言論全部來自許良英發表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世界經濟導報》上的一篇二千來字的短文，原文說：
在理論上，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形態，因此，民主與科學更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國之本。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人們沒有認識到：民主與科學是全人類最寶貴的共同精神財富，也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和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根本談不上什麼社會主義建設。
……
過去，人們習慣於把西方發達國家早已行之有效的民主制稱為「資產階級民主」，而輕率地予以否定，並宣稱我們應建立有東方特色的民主。只要我們認真考查一下世界文明發展史，對東西方文明的歷史和現狀作一客觀的比較，就不難發現：民主同科學一樣，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是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即區別於獸性的人性）的體現，它沒有階級性，也沒有國界。所謂東方特色，實際上是封建專制的烙印，主要表現為特權思想、等級制、世襲制和人身依附關係，這是同民主水火不相容的。
批判文章的摘引與原文不完全吻合，就是以下的反駁也顯得軟弱無力──
其錯誤在於：首先，把民主看成「普遍的人性的體現」，這是離開社會關係抽象地看待人性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它就像把自由或自私看成人的固有本性一樣的荒唐。其二，由此出發，認為民主是超階級、超國界的，而且美其名曰「民主的本質」。再次，把「民主」、「自由」、「人權」作為「現代國家的立國之本」，其目的是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的立國之本。
「民主沙龍」與《新五四》刊物
由公安部副部長顧林昉署名的那篇文章《從動亂和暴亂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鬥爭》，強調「這場風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長期泛濫的惡果」，「他們從三個方面採取行動，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了這場社會動亂和反革命暴亂。」
「一是製造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方面輿論。」列舉了于浩成、嚴家其、方勵之等人的言論，其中也有不實之辭，比如說：
王若水、許良英等人紛紛登台亮相，搞什麼「首屆倖存者詩歌藝術節」，給「西單牆」過十歲生日，大造推翻共產黨的輿論，鼓吹要形成最大的「壓力」，要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為爭民主而鬥爭。
所謂「大造推翻共產黨的輿論」一看就是危言聳聽，與當時的事實不合。許良英先生在旁邊用紅筆寫了一句話：「這個會係北島發起，雖有請柬給我，但我因路遠沒有去，方勵之夫婦倒是去了的。」
「二是搞簽名上書活動，要求釋放政治犯，向黨中央施加壓力。」列舉了方勵之和北島發起的三十三人、許良英發起的四十二人、戴晴等發起的四十三人這一系列簽名運動。
「三是蠱惑和煽動高校的青年學生，挑起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主要列舉北大研究生劉剛和在校生王丹搞的「民主沙龍」，邀請方勵之、吳祖光、許良英等人演講──
在「民主沙龍」活動的基礎上，王丹等人籌辦了《新五四》刊物，聘請了三十名「顧問」，都是李淑嫻介紹的，大部分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包括許良英、方勵之、李淑嫻、于浩成等人。據頭面自己透露，他們通過這個沙龍，第一步要在校園裡建立民主堡壘，達到校園生活充分自治，像波蘭一樣形成「壓力集團」。第二步要聯合嚴家其之類的所謂「精英」，建立自治組織，成立反對黨。第三步就打算聯合黨內「民主派」，搞多黨制，三權分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胡耀邦同志逝世後，他們自以為時機已到，加快了製造動亂的步伐。
這一指控沒有來源，只是含混其辭地說「據他們自己透露」，與歷史的事實不合，屬於誇大其辭，上綱上線。當然，到了「六四」之後，坦克登場，赤裸裸以武力說話，出現這些子虛烏有的說法也沒有什麼好吃驚的。如果真像這篇大批判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中國知識人如此有準備、有謀劃、有組織，二十七年前的那場民主風暴也不會如此慘烈的收場了。王丹回憶錄提及《新五四》的顧問夏衍、冰心是邵燕祥介紹的，此外有吳祖光、孫長江、林自新、牧惠等，與此頗有出入，更不要說那三「步」謀劃。
二十七年後，重讀官方當年的大批判文章，令人遺憾的是，即使那個時代最露頭角、最有見地、最有擔當的知識人，也並沒有像官方批判的那樣走得那麼遠，至少八十年代他們對於改革還是抱有希望，絕大多數人對共產黨的自我更新沒有絕望，他們還是在尋求「補天」之路，即使在廣場的山呼海嘯中，絕大多數青年學子又何嘗不是如此。悲劇就是這樣演成的，坦克出場，只是為了維護絕對權力，不惜流血、不惜後果，不計一切代價。斲喪的卻不止是一代人，而是整個民族的正氣，走向現代文明的正常道路又一次被折斷。哀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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