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紀律處分條例第四十六條第二款把「妄議中央」作為撤銷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的違規之例給了人們很多啟示：中央是絕對正確的。因為這一條並未指明可以在什麼條件下議中央，什麼條件下是「妄議」，鐵板釘釘地就是不能議。
且不說流行了幾十年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早已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那裡遭到了否定。《馬克思傳》的作者弗‧梅林講過《資本論》：「正像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一樣，他的這部著作也不是包含著一成不變的最後真理的聖經；但它卻是啟發進一步思考促進進一步研究和為真理而鬥爭的不竭的源泉。」（《馬克思傳》樊集譯本P482）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恩格斯在寫給伯恩斯坦的信中早就坦陳馬克思的學說可以批評，但他說「為此需要一個更進步的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P21）言下之意，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也受著歷史的局限，他表述的不是終極的不可移易的真理。馬克思主義的際遇尚且如此，我們今日的「黨中央」卻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獨享這「絕對正確」，在理論上是說不過去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哲學》九，「道德和法‧永恆真理」中說：如果有人要追求這個永恆真理、絕對正確的真理，得到「除非是一些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例如，人一般不勞動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現在大都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拿破侖死於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如此等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98）但他還說即或是物理學上著名的波義耳定律：「根據這一定律，在溫度不變的情況下，氣體的體積和它所受的壓力成反比」。但雷尼奧卻發現「這一定律不適合於某些情況」，「特別是對於可以因壓力而液化的氣體。當壓力接近液化開始那一點時，波義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義耳定律只在一定範圍內才是正確的。」（同上書P100） 要規定今日的「黨中央」作出的決定是絕對正確的不可議的真理，除了顯出夜郎自大的霸氣而外，還表明今日「黨中央」理論素養上的短板。置於辯證唯物主義（按：恩格斯：「真理和謬誤，正如一切在兩極對立中運動的邏輯範疇一樣，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才具有絕對意義。」（同上書P99））和歷史唯物主義之中，就純屬茶餘酒後的笑談了。
二，歷史的尷尬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口號、主張、主義的提出、實踐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階段──從蘇聯的轟轟烈烈到訇然解體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共產黨、工人黨提出這樣那樣的主張從來就不是顛撲不破的不能「妄議」的，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為此在給白拉克（德國社會民主黨愛森納赫派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的信中說：「我的義務也不容許我即使只用外交方式的沉默方法來承認一個我認為極其糟糕的會使黨墮落的綱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P37）
就中國共產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主導思想的發展歷程也可見出，正是議或曰「妄議」中央的結果。如：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陳獨秀（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所通過的決議的批評與抵制；對一九三一年起王明、博古（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所執行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抵制與批判（到遵義會議始告終結）等等。但毛澤東當權後卻對這種「妄議」下了封殺令。這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彭德懷親眼目睹了大躍進、浮誇風給整個神州大地帶來的災難，給毛澤東呈上了一封為民請命的信件，卻被指為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在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並加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之罪名予以批判打殺之，致使中國在錯誤的路上一滑再跌，餓殍達三千七百多萬。
歷史的教訓若不能引起注意，那災難多是不言而喻的。
三，現實的無奈
毋庸置疑，也不須否認，習李王執政幾年來也取得了一些被老百姓認可的實績，最為耀眼的當數打「虎」一招──一百多位省部級高官落馬，也讓逃往海外的「狐」被抓回了不少，同時撲滅了一些嗡嗡叫的「蠅」們。但「每一個共產黨國家，每一個共產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的歷史，都有其本身所特有的地域和地區的特色。追溯起來，他們都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所締造的模式有關聯。這種關聯像是共產主義遺傳密碼，決定了各國共產黨的性質。」（柯爾多瓦：《共產主義黑皮書》，轉引自《共產主義實錄》） 習近平也顯然受這個「遺傳密碼」所支配，用《共產主義實錄》（美，Richard Pipes著）中的話說，「一黨專政，由黨領導一切，支配一切」，「這個一黨專政，不受任何黨外機構的約束」，「蔑視人權，所有那一類政權都堅持黨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黨永遠是正確的，黨權力高於一切，無遠弗屆」。就中國目前內政外交上所處困境而言，正是這永遠正確的一黨專政的結果。如南海問題、中日問題、中美間不斷摩擦等等，在諸多國際大問題上中國的話語權的喪失；內部的民族問題（自焚與不斷的暴力），醫藥與醫患問題（山東毒疫苗與魏則西醫案），風行的電訊詐騙案，校園暴力與校園兇殺（包括學生殺老師），打殺拘捕維權律師及異見人士，及每年一二十萬起群體鬧事事件，等等。「在現代世界，與非民主體制相比，民主體制往往更不易於引發民間暴力，在對它們的公民使用暴力方面，民主政府要比威權政府少得多。民主國家還為體制內表達反對和不同意見提供得到認可的渠道，政府和反對派都很少有動力針對對方使用暴力。」（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P22-23）又如，以大國大黨的偏狹對待香港與歪釋基本法，導致香港與大陸的矛盾風波，也負面影響到台灣。這正如維吉尼亞‧吳爾夫所言，「為澆一叢玫瑰而把半個屋子噴濕，既無益，又愚蠢。」（《西方名著入門》（四）P6）以上的若干問題都不是一個黨，一個黨的一個人的能力所能解決的。那就應該聽聽「妄議」──如果我們把「妄」釋為「大膽」的話（其實「妄想」就是幻想、空想、大膽地想），就更不應該阻斷黨內大膽評議中央的決議，更不應該阻斷億萬人民包括諸多知識分子大膽地議論中央的決策。群策群智，也許就能解國內外諸多難題，使國家走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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