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在於,中南海一把手習近平光芒炙熱──熱衷於模仿毛澤東的大權獨攬──幾乎將所有大權都抓到自己的手中,這種超級大主角的地位是容不得旁人置啄的。一年前宣傳的「習李體制」,如今也和「李克強經濟學」一樣,不見了蹤影。加之在反腐風暴的幌子下,太子黨、紅二代對寒門出身的官二代大清洗的凝重氛圍,李克強除了俯首稱臣已別無選擇。這標誌著鄧後形成的中共權力機制開始某種蛻變。
問題是習近平集權的程度,與其權威和執政能力並不必然成正比。譬如社會輿論所關注的反腐,他提出的「蒼蠅老虎一起打」,到了徐才厚、周永康就「卡殼」了。尤其是對周那種全面圍剿、志在必得的氣勢,確實讓人刮目相看。過去這二、三十年中,也發生過很多大案要案,中南海在處理時都劃出一個範圍和限度,如查到那一級、那一年,或查到那個人為止,因為在一個無官不貪的體制裡,牽一髮動全身,任何徹底清查就意味著有翻船的風險。中共「六四」後所形成的「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所謂共識,蓋出於此。如今,在查處周案的手法上更類似於「前三十年」的毛時代,凡他工作過的地方、部門、系統,他提拔重用的官員、他的家人,甚至相關企業家等,幾乎一網打盡。
據有關專家研判,對周案之所以採取這種手法,除了周本身作惡多端,還有一個極重要原因:周進入權力中樞時間相對較短,又不改其草根作派,嚴重破壞了中共的「規矩」,比如無所忌憚地在高層領導之間「串聯」,比如薄熙來進京表演唱紅,他就對常委不出席的默契置之不理,再比如為了打擊黨內政敵,竟然不擇手段動用情報機構,甚至向國際媒體輸送「彈藥」……。這一切過去除了毛,任何其他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傳說中的薄周「政變」聯盟,在習近平看來就是破壞規矩的後果。徹查周案的要義,就是要把破壞了的規矩重新恢復起來,這是習近平的一項反政變基本建設。
三月號《爭鳴》雜誌有中共元老處理紅二代內訌的報道,其中王岐山對拉幫結私、搞非組織性活動、與中央唱反調、特殊化、在社會活動中危害中央的戰略部署、把內部問題捅到國際上去,提出了「六不准」。這既是薄周兩案的教訓,也是習想確立的規矩。
然而,形勢的發展似乎並不以習近平的意志為轉移,周案遲遲不能收網公佈。探究其中原委:其一是「六四」後的中南海共識、十八大的權力平衡,瓦解之後,各派別間新的共識和平衡尚未形成;二是周炮製的海外定時炸彈──中共醜聞材料,究竟還有多少?如果王立軍事件後,習訪美時仍未掌握到這方面的全部情報;如果周還留有更具爆炸力的後手牌,弄得不好也會玩成同歸於盡的遊戲,習當然不會願意承擔這種打虎不成反被老虎吞噬的「顛覆性」後果。
儘管新權威主義的鼓吹者一廂情願地把習視為中國轉型的大救星,然而,只要他依然在毛式局限中打轉──繼續拒憲政民主於千里之外,他的權威再大,他的「中國夢」再美好,能否推進中國轉型仍是大疑問。不過現在可以定論的是: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權力更替仍未完成!只要不實行憲政,政變與反政變依然是「正在進行時」,那些急不可耐稱頌中共接班已「制度化」的幫閒們,可以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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