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在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中共處理類似迫害海外華人的案件，也是安排在該華人出國或移民外國之前的原籍或主要學習、工作的省份、城市進行。習近平處理銅鑼灣書店事件的地點選擇，與江、胡時代處理類似，一脈相承，其緣由及實質是，習、江、胡都把遭受政治迫害的海外華人視為紅朝政權的臣民，任意糟踐、整治。
中共當局把銅鑼灣書店事件安排在寧波審理，其基本考慮是，銅鑼灣書店的負責人，被中共認定為「主犯」的桂民海生於寧波市，在其老家完成小學和中學教育。他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留學瑞典哥德堡大學，並任職該大學；一九九九至二○○三年，他從瑞典回到故鄉寧波，開辦環保工程公司，任董事兼總經理。中共當局認為他基本上在寧波學習、工作，所以，按照政治迫害海外華人的一貫做法，把他押往原籍處置。
中共妄想統轄全球華人
中共外交、國安、僑務、台港澳事務部門有一條不成文的內部指導原則和行政方式，不管他們移民海外幾代，不管是否出生在外國，也不管是否會說中文或中國方言，只要雙親是華人，一律視為華人，都必須全部歸於中共管轄、奴役。這就是中共漠視國際法、野蠻對待海外華人的思想基礎和行動指引。中共這一條，比希特勒德國更野蠻，因為它僅迫害猶太人，但對於海外的日耳曼族等德國人後裔，它不歧視、不虐待。中共這一條，也比前蘇聯殘忍，因為它只整治十月革命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白俄，而不株連他們的後裔。
中共這一條有何根據？歷史上，封建王朝號稱君權神授。在現代，普世推崇天賦人權。中共自稱馬克思主義政權，這一條卻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語錄或著述。筆者只能說，這一條是中共特色的土產，比世界歷史上最殘暴的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漢名將陳湯在給皇帝的上疏中說：「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到了中共紅朝，這句名言被借用為「犯我中共，其遠必誅」。
何清漣女士說，中共政權有一政治傳統，即視海外華人為本國子民。華人所在國籍分為三六九等，比如美籍華人會優於歐洲及澳大利亞等國，當然比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牌子更硬一點。但「Ｘ籍華人」身份在中共政權眼中是個軟牌子，想抓誰就抓誰，想何時抓就何時抓，全然不顧被抓者的國籍，以及中共與該國的外交關係。曾有一位美籍華裔人權活動家隨歐盟人權代表團訪問中國，被中共國家安全部特工試圖綁架。在綁架過程中，國安部特工對這位人權活動家說了一句很牛皮的話：「只要你是華人，不管你擁有哪國國籍，會不會講中文，中國政府都有資格管你。」
吳弘達周勇軍在出國前地點整治
吳弘達案件和周勇軍案件很能說明問題。吳弘達原籍江蘇省無錫市，文化大革命之前曾經被長期勞動改造。吳曾於北京地質學院就讀，在一九五六年所謂「百花齊放」中，他批評中共，因言獲罪被判入獄；一九六○年，他被打成反革命份子並投進勞改營。他總共曾被中共當局關押勞改營達十九年。
一九七九年被釋放後，吳弘達調到武漢地質大學任教。一九八五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並從此滯留美國，於一九九二年加入了美國國籍。一九九五年六月，吳弘達從中國──哈薩克斯坦邊界的霍爾果斯口岸進入新疆境內時，被中共國家安全部逮捕，隨即押往武漢監獄。同年八月，他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判刑十五年，在美國政府的抗議及營救後，中共被迫宣佈釋放他，但為挽回面子，而把他驅逐出境。
周勇軍是前一九八九年六四學運領袖。在六四學運中，他曾作為北京高自聯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前跪求李鵬接受學生請願書。六四之後，他被捕入獄兩年，隨後流亡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二○○八年，他希望回鄉探親。由於申請回國簽證遭拒，他透過一家中介公司取得馬來西亞護照及假名，其後嘗試經香港前往中國大陸時，被指所用護照的名字涉嫌一起與恆生銀行有關的詐騙案，遭香港警方扣查。香港警方經過簽名對照後稱證據不足，將他釋放，但香港入境處稱，深圳警方有事情要找他談話，把他轉交給大陸司法機關，隨後他被押往其四川老家。
二○一○年一月，周勇軍被他老家四川射洪縣法院以莫須有罪名判刑，其罪名為在境外金融詐騙未遂。他的辯護律師曾提出中國大陸是否對此案有司法管轄權的質疑。但法院不予採納，卻按照中共中央政法委編排的腳本，以詐騙罪重判周勇軍九年，而後押往四川崇州監獄服刑。關鍵問題在於，即使周勇軍在境外金融詐騙的罪名成立，為什麼要押往他老家四川審判並服刑？
吳弘達案件和周勇軍案件說明，中共當局要以武漢和四川司法機構處置他倆，來震懾海外華人，威脅他們不得與中共政權作對。即使你跑到天涯海角，中共政權也有辦法，把你抓回你出國或移民外國之前的原籍或主要學習、工作地，肆意收拾你。
中共自認有權控制全球華人
明朝和清朝視移民海外的華人為叛臣逆子，不保護但也不控制，任其自生自滅。民國時期，由於華僑捐助革命，投資中國經濟建設，積極支持抗日戰爭，中國統治者開始善待海外華人。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幾乎沒有發生迫害海外華人的事件。
中共建政之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華僑首當其衝，被精神侮辱、政治迫害、剝奪財產者不計其數。尤其是文革期間，歸國華僑和海外有親屬的人家慘遭整肅，被誣陷為外國間諜、國民黨特務比比皆是；家破人亡、被批鬥致死、傷殘者遍佈各地。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共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爭奪對海外僑社的控制。由於中共閉關自守，力有不逮，海外僑社大都認同國民黨政府。同時，國民黨政府在海外華人中大力組織、宣傳反共，通過其駐外使領館控制海外僑社，還在海外教育機構中招募特務，監視持有政治異見的留學生和教師。
然而，在爭奪對海外僑社的控制中，過去的國民黨政府與現今的中共政權，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中共財大氣粗，不把壓榨大陸人民血汗的錢財用來扶助弱勢團體、扶貧、改善民眾生活，卻揮霍民脂民膏，用來監視、控制海外華人；有些中共外交官和僑務官員則趁機貪污腐敗。
打進中國海外民運組織，直接控制留學生團體、同學會、同鄉會、作家協會等華僑團體；操縱、利用海外華人媒體，誘迫海外華人歡迎中共領導人到所在國訪問，中共外交、國安、僑務、台港澳事務部門把大筆的錢全都花費在這些方面。對於海外華人，聽話的給予回大陸做生意方便；或小恩小惠，拉攏腐蝕；不聽話的則給小鞋穿；堅決反對中共政權的，則騷擾其家人、親友，甚至回大陸時拘捕，大刑伺候。中共就是以這些卑鄙手段控制全球海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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