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腐到今天固然有腐敗者何以自保的問題，但也有反腐者何以安生的問題。從某種意義而言，後者可能更突顯嚴峻。
其中的主旋律漸漸地清晰。從「全球經濟治理」到「全球治理體系」，中共君臨天下的雄心與姿態，與昔日所謂「韜光養晦」，形成鮮明對照。
「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
不過，「世界夢」以「中國夢」為基礎，「全球治理」之先聲，乃本國的「國家治理」。
先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鬆動計劃生育政策、廢止勞動教養制度，被人們視為亮點，引起普遍關注。於是，人們或許較少關注這個決定中那至關重要的一筆──中共宣佈，「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共的文件以枯燥晦澀為特色，不過，梳理一下，它思路的脈絡還算清楚：十四大確定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改革目標；十年後，十六屆三中全會，宣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再十年後，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才回過頭來，總算是承認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理論上咬文嚼字，實踐中搖搖擺擺。二十多年的光陰過去，市場化改革停滯不前，其釋放的能量日漸消耗，後繼乏力，而經濟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則逐漸顯露。現實矛盾表面化，情況大為不妙。
但是，習近平看來無所畏懼。無論經濟現實如何，都難以動搖他專權的信心。這時，新的關鍵詞是「國家治理」，以及擴展而出的「全球治理」。
避開體制改革，指鹿為馬
現在來看，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承認，只是市場化改革的迴光返照，其實虛幻得很。習氏所謂「全面深化改革」，旨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它意味著市場的作用，即使有其決定性，也只局限於經濟領域，從屬於國家的經濟治理，從屬於國家治理體系。而久已停滯不前的政治體制改革，被規定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自然也屬於「治理」的範疇，「改革」實際只是陪襯或者裝飾。
改革曾經有過成功，其本質是改革國家體制，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則是以現存國家體制為前提。避開體制的「改革」，分明是指鹿為馬，這與將「寬農」誤為「寬衣」，似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最近對烏坎民眾的鎮壓，則可以視為「國家治理能力」升級的典範。
人們判斷「改革已死」，又判斷中共已放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這都沒有錯。然而更須看清楚的是，在中共的視野中，現在情況已經改變：黨國得到先前市場化改革的滋潤，已今非昔比，「改革」轉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軌道上。這「改革」名曰改革，徒具虛名而已。
領導人的興趣是升級專政水平
中共似乎沒有終止改革，沒有放棄改革，還在高舉著「改革」大旗，甚至還煞有介事地「全面深化」改革。但是，道路、制度及其理論的「自信」已經確定，基於國有體制支配地位的半計劃半市場的經濟體制，以及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都是神聖不可侵犯，且不得妄議。習近平們現在感興趣的，其實並非改革，而是治理，無非是升級專政水平而已。
黨國的前三十年構造出「社會主義」，它的慣性延續到後三十年，體現為「四項基本原則」主導市場化改革。這樣一主導，就削弱了市場化改革的革命性。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被悄悄地接受，權力通過市場化而孕育權貴階層也悄悄地進展，而市場化對黨專政的威脅，則被嚴厲制止。後三十年對前三十年的否定，看似順理成章，實則經過「國進民退」的轉折，其鋒芒逐漸消失，因而，習近平的「互不否定」之說，倒也算是說得過去。
更有甚者，黨國駕馭市場化，經歷代價高昂的增長與繁榮，儼然又成一尾活龍，與毛澤東當年領導中共與赫魯曉夫的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固然已不可同日而語，卻繼承著毛澤東的精神。那麼，現在中共將其「治理」的視野投向全球，也就毫不奇怪。
不過，習近平縱然有天大本事，避開市場體制與憲政體制，卻無法避開黨政官僚權力不受社會制約的霸道、貪腐的黨國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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