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樂觀解讀 官方權宜之計
林祖戀被拘捕，徹底揭穿了中國「基層選舉」、「村民自治」的謊言，雖然烏坎村民在其後仍然自發連續遊行示威一個多月，然而，林祖戀的命運並未因此而改變，輿論對烏坎村命運的關注度亦每況愈下，曾經雄踞輿論場的「烏坎模式」已蕩然無存。
所謂「烏坎模式」，指的是五年前的二○一一年九月，烏坎村民因質疑村官通過非法土地交易謀取私利而舉行了大規模遊行，被警察抓捕的村民薛錦波非正常死亡導致抗爭規模擴大，並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官方在壓力下為平息事態被迫與村民妥協。烏坎事件因此被認為是民間群體維權的標誌性事件，一部分人認為此事件為化解中國的官民矛盾、基層民主自治提供了「烏坎模式」，如《金融時報》在頭條中宣稱：「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典範」。
這種「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不挑戰官方政治正確，不質疑官方的執政合法性」的「烏坎模式」更多是民間期待為中國的變革提供可借鑒的模式而主觀作出的美好願景，冀望能以去政治化的策略自下而上在執政黨的容忍範圍內有限度抗爭，形成體制外民意和體制內健康力量良性互動氛圍，從而建設公民社會實現有序的社會轉型。
但事實上，在官方統治社會模式為「建設和諧社會」，對社會的維穩手段以「不折騰」為主，而烏坎村民以去政治化的手段實現經濟利益的訴求，並沒有觸動官方控制社會的底線，官方作一定程度的妥協可以有效減輕國際輿論的壓力，避免事態擴大影響到主要官員在翌年十八大上的政治前途，需要所謂的大局穩定。這是基於維穩需要而作的緩兵之計，從來就沒有成為過官方化解官民矛盾的「模式」。把烏坎事件上升到解決中國基層衝突的「模式」地位，是把官方的權宜之計作了過度樂觀的解讀。
一切又回到五年前的原點
烏坎村以其五年來事件的後續發展向全世界顯示了目前中國民間維權的困境，基層民主自治的難以為繼，官民矛盾的難以調和。五年來，官方的承諾流於紙面，烏坎村民無法用選票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被非法侵佔的土地依然無法收回，參與抗爭的活躍分子被秋後算賬，核心抗爭者楊色茂、洪銳潮被投入監獄，莊烈宏被迫流亡美國。一直強調「烏坎是一個個案，不是其他地區所能效仿的典範」的民選村支書林祖戀勸說村民保持耐心，作為事實上對現行體制仍持一定希望的中共黨員，他最終還是在土地問題能夠解決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的殘酷現實面前失去了耐心，在準備領導村民重啟抗議爭取權益前被抓走，而烏坎村民被迫重新走上街頭，要求當局釋放林祖戀，並歸還村民被強佔的耕地。一切又回到了五年前的原點。
曾被賦予中國變革希望的「烏坎模式」，在今天注定是一場要破滅的幻夢。與五年前最大的不同是，政治氣候已經改變。
激進革命話語成社會認識主流
在官方來說，現在是他們的亮劍時刻，對民間的一切抗爭要毫不留情的打擊，即使是溫和的去政治化抗爭亦為體制所不容，任何對民間的妥協都視之為政治上的不正確。成立於五年前並在當時的烏坎官民談判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廣東省「社工委」機制（以公民社會思維疏導剛性維穩）如今被邊緣化，社工委主任朱明國已下台，喉舌《環球時報》在六月二十日的評論顯示了官方對烏坎抗爭的零容忍：「如果全國各地的矛盾都用烏坎村民的激進方式表達的話，中國基層看到的將是一片混亂和騷動」。
對民間來說，唱著國際歌、喊著共產黨萬歲的烏坎去政治化抗爭已沒有任何吸引力。近幾年來在體制持續的高壓和掃蕩下，民間對官方的政治變革已不抱任何希望，政治反對成為公民抗爭的起點。在此背景下，擁護共產黨，打倒地方貪官的以經濟訴求為主的烏坎式抗爭自然為民間所冷落。在民間輿論場，與漸進改良有關的聲音在整體上都在遭受冷落，近期圍繞中共體制內改良平台《炎黃春秋》的存亡而發起的網絡簽名在民間反應寥寥即是一例。
六、七月之間，接連發生的烏坎與《炎黃春秋》兩事件，顯示著社會在漸進還是激進這兩條轉型道路抉擇的明朗化。前《炎黃春秋》執行主編洪振快認為：「如果中共官方下決心扼殺《炎黃春秋》，那就意味著溫和改良的道路在中國無法走通，激進革命話語將成為社會認識的主流，中國各界精英的認識將會發生微妙的調整」。
洪振快的看法代表了體制內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觀點，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對轉型路徑的認知開始作調整。而在體制外的異議知識分子的觀察視野裡，這種認識要推前到五年前新極權粉墨登場的時間段，在這五年裡官方對民間社會的全面清場，從奴役走向自由的道路的已無更多抉擇餘地。無論是烏坎還是《炎黃春秋》事件，都隱喻著一場臆想幻夢破滅後這個共產帝國未來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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