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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0日 星期四

對文革受難者的褻瀆

★宋彬彬的道歉掩蓋真相,為自己洗白,還以保護人自居。這場葉維麗策劃的公關,不邀請卞家人出席。欲蓋彌彰。讓更多人看到宋彬彬的品德和文革遺毒的嚴重性。


●1966 年8 月,毛8次至少檢閱1200 萬紅衛兵,煽動青少年要武,造反,掃四舊。造成紅色恐怖。
        一月十二日,在原北師大女附中部分一九六六年在校學生和老師,以及老師後人的見面會上,原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主要負責人宋彬彬和劉進,在安放著卞仲耘副校長銅塑雕像的會議室裡,向當年的老師、同學以及老師的後人道歉,也向卞仲耘雕像鞠躬道歉。卞仲耘副校長年逾九十的丈夫王晶堯和他們的孩子沒有出席這個見面會。卞仲耘的家人在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說,他們並沒有被邀請出席見面會;同時,卞家人也表示,他們對這次見面會的「思想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請也不會出席。
不能忘記:卞仲耘被害的經過
        歷史學者王友琴對卞仲耘被害經過的記述是這樣的:一九六六 年八月五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玉冰。當時該校沒有正校長。七月底,毛澤東下令把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走。七月三十一日,女附中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走後,控制學校的是紅衛兵及「文化革命委員會」。革委會也是紅衛兵頭負責。
        八月五日下午二時左右,高一的紅衛兵首先開始暴力行動。副校長胡志濤提出,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麼。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下去,墨汁立即染黑她全身。五個被鬥領導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脖子套上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紅衛兵把他們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臺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台下。人群中,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還有人去開水房取來開水,要燙被鬥者。
        接著,五個被鬥者被從高臺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邊走邊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勞改」。用扁擔和筐子挑土。卞仲耘挑的大筐裡沙土太沉,她擔不起,就被劈頭打倒在地——五個被鬥者被亂棒橫掃。有壘球棒,跳欄上的橫檔,還有舊桌子椅子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開始流血。
        「勞改」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裡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黑幫」的斑斑血跡。
        五十歲的卞仲耘在三副校長中排名第一,也就是「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鐘,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有人叫來了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部送垃圾的手推車上。另外四個人還在繼續被鬥。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手推車旁邊。胡志濤看到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嘴巴還在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
        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那時天色還亮。有紅衛兵說這樣把卞仲耘推出學校「影響不好」。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用大字報紙蓋著,上面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七點多鐘,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醫生檢查時,她已經死亡多時,屍體已經僵硬。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他們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身心傷害極其深重。


●卞仲耘兩名女兒在母親被打死後的遺體前痛哭。
鄧榕企圖改卞仲耘死因為心臟病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被通知到了郵電醫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屍體。特別是卞仲耘的頭部,腫得很大,而且全是烏青色。當時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王晶堯。王晶堯不認識他們,請求他們寫下了名字。他保存下來了,有七人名字,六人是紅衛兵學生。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王晶堯第二天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保存至今。為卞仲耘的屍體處置,王晶堯和大女兒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鄧小平女)。鄧榕身穿軍裝,腰繫皮帶,臂纏袖章,一副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醫生作屍體解剖。用意在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非被打死。王晶堯反對解剖屍體。死亡原因如此明顯,他不要讓妻子慘死後還遭受切割。鄧榕轉而凶狠地責問卞的大女兒:「你們什麼態度?」然後,就離開了。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三十四年後,鄧榕出版《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0年)。書中,鄧榕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師大女附中是北京的重點中學。卞仲耘是1941 年老黨員,1949 年就在校任教,備受稱讚。死時50 歲,四個孩子。1957 年照片。
女附中陶洛誦和張敏的見證
        原師大女附中初二學生張敏,是卞仲耘校長被毆打時的現場目擊者之一。二○一○年,張敏以敏一鴻的筆名發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鈎沉與省思》。她回憶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上午,在各班級開完班級批鬥會時,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如果說八月四日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另一部分學生的絕對權力,八月五日則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某些校領導的絕對權力⋯⋯有同學掄著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離她最近時,大約兩米。看到鐵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著象牙白色柞蠶絲短袖衫,鐵釘扎進皮肉,再拔出來,留下一個紫黑點,不是想像中的鮮血淋漓。誰決定用這樣的方式打校長?
        最近看到宋彬彬說卞仲耘被群毆時她在現場,沒有參與,還作了勸阻,對此說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對當時情況的瞭解,如果劉進、宋彬彬、馬德秀(編按:劉宋馬三人聯名寫第一張大字報。馬德秀後來一路順風當了上海交大黨委書記、全國人大代表。她的紅衛兵履歷一片空白。)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當時大喝一聲「不要打了!」以她們標誌性的地位和影響力,一定有很多同學會跟著制止打人,卞仲耘當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場的大操場毆打全過程,沒有人出來喝阻。
        另一位見證者陶洛誦二○○七年六月在《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二○○七年證詞》這樣寫道:幾天以後,八月五號,我親眼看到,在學校裡,三個校長,兩個主任一字排開跪在操場的高臺上。紅衛兵勒令他們說:「我是黑幫,我是牛鬼蛇神。」有幾個女學生提著棍子不時打他們。校長卞仲耘當晚死去。紅衛兵頭目第二天在學校的大喇叭裡恐嚇:「任何人不許往外說,誰說出去誰負責。」
        文革前學校學生裡有些人入了黨,後來改名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黨員。她爸爸是宋任窮,是東北局書記,總管東北三省。校領導和老師對家庭有勢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們學校由鄧榕傳達她爸爸鄧小平的指示,我看見白老師(共青團負責人)與鄧榕並肩而行,鄧榕滔滔地說著什麼,白老師謙恭的態度就好同對待首長一樣。
        宋彬彬是紅衛兵的頭頭之一。八月五號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臺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我們學校是「紅八月」打人風的始作俑者。她後來去了美國。她對八月五號發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還沒有表示過道歉。


●鄧小平女鄧榕1966-8 也是女附中的紅衛兵頭頭,卞校長死後,她還企圖篡改死因為心臟病,迄今沒有反省道歉。
宋彬彬的道歉聲明邏輯錯亂
        在道歉聲明裡,宋彬彬說:女附中的文革,是從六六年六月她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她先要向師生們道歉。說到暴力致死卞校長的八五事件,她說「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
        宋彬彬認為自己對卞仲耘的死「是有責任的」,不過,她的責任,不是對紅衛兵暴力的領導責任,不是對八月五日批鬥會的組織責任,而是因為她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因為「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從而沒有「保護好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
        這些話,讀來相當奇怪。宋彬彬和劉進勿需「強勢」,就已經「阻止」成功,因為,一經「阻止」,「圍觀的同學」就「散了」。這說明,宋彬彬和劉進在學校是很有號召力的,但那些掄著「帶銅扣的皮帶」和舉著「帶著釘子」的木棒的同學呢?他們也散了嗎?宋彬彬和劉進還以「保護人」自居,似乎其他人沒有命喪黃泉,就是他們保護得好,而卞仲耘死是她們沒有保護好——這是哪門子邏輯:一個暴力組織紅衛兵的頭目,兼任施暴對象的保護人!
        卞仲耘是紅衛兵在北京打死的第一個人。當天晚上,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已經知道卞仲耘被暴打致死;而這個消息,在八月十八日宋彬彬在天安門向毛獻紅袖章之前,為時二周,是不可能不被匯報到毛澤東那裡的。可以說,宋彬彬參與的暴行得到「偉大領袖」的嘉獎,她是踏著卞仲耘的屍體走上天安門城樓的,她的光榮換來的是大規模升級的紅衛兵暴力。她的光榮必然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

葉維麗宋彬彬策劃道歉的破產
        如果宋彬彬真有向受難的老師和他們的家人道歉的誠意,那麼她首先邀請的,應該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還有他們的孩子們。王晶堯和他的孩子們沒有出席這個見面會。在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王的家人說,他們根本沒有被邀請。
        這個師生見面會的主要公關策劃者,是原女附中學生,「紅色大院的女兒」葉維麗。這位受過耶魯正規訓練的歷史博士,長期無視她親眼見到過的由王晶堯保存的《宋彬彬談話記錄》及其他原始材料,放棄一個史家應有的尊重事實的專業品格,劉進馮敬蘭等人一起,長期偏袒宋彬彬的個人立場,更與得到宋彬彬支持的《記憶》網誌主編合作,以尋求細節為藉口,掩蓋卞仲耘案的歷史真相。
        在陳小魯的道歉被社會廣泛認可之後,葉維麗等人看到一個既能獲得社會接受(甚至好評),又能洗白宋彬彬的機會。他們想讓卞仲耘案責任人之一的宋彬彬,搭上陳小魯道歉這趟火車,在眾目睽睽之下,借這個師生見面會,卸掉她已經被歷史定格的責任。應該說,這是一個大膽而聰明的策劃。只是,葉維麗宋彬彬等人,低估了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王晶堯幾年前相信過葉維麗「研究」卞仲耘受難事件的誠意,向她提供了他保存的所有原始資料。然而,王晶堯雖然已經九十多歲,卻是少見的頭腦清明的老人,從葉維麗有關的種種作為,他看清了她的用心。王晶堯的孩子們也表示,對這次見面會的「思想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請也不會出席。
        葉維麗宋彬彬失算了。因為,宋彬彬避重就輕、欲蓋彌彰的道歉,不但是對受難者的褻瀆,也低估了公眾的判斷力。不但不能洗白宋彬彬,反而讓更多人看到宋彬彬品德的陰暗與虛偽,看到文革這場浩劫後果的嚴重,進一步探討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宋彬彬的道歉,不失為一件好事。

作者: 亦 虹(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俄亥俄河畔)
轉自: 開放雜誌 二月號

2014年1月10日 星期五

外媒中共打壓影子銀行如踩鋼絲 週期性緊縮將頻發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正準備迎接一個坎坷不平的2014年,跡象越來越清楚,北京將容忍極度的短期流動性緊縮來遏制國內銀行的草率借貸。(大紀元資料室)
(記者秦雨霏編譯報導)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正準備迎接一個坎坷不平的2014年,跡象越來越清楚,北京將容忍極度的短期流動性緊縮來遏制國內銀行的草率借貸。外媒評論說,在改變金融系統的過程中,中共不得不小心翼翼踩鋼絲。如果打壓影子銀行太重太快,它可能將造成一個恐慌。如果它不足夠有力的遏制借貸,那麼債務將激增,金融系統將更容易遭受一個急劇的逆轉,中國經濟增長將可能急劇收縮。
路透社:中國市場將在2014年迎來一波波流動性緊張
路透社1月8日報導說,中國人民銀行12月份讓市場感到困惑,它允許第二輪戲劇性的短期貨幣利率飆升。先前,許多經濟學家暗示,曾經攪亂國內和全球市場的六月份那樣的緊縮將只此一次,央行不太可能允許再來一次。
但是這個理論被打碎,當央行再次開始故意遲遲不願注入足夠資金以滿足市場需求時。銀行眼睜睜看著要麼它們支付創紀錄的高利率,要麼它們的提款機就要乾涸了。
交易商現在在問:是否這些教訓將讓銀行學乖,改善它們的流動性管理。
「兩次被咬的銀行應該已經獲得來自央行的信息,即它們必須去槓桿化來更好的管理它們的現金流動。」中國商業銀行一名交易員說。
「但是銀行需要時間來執行,所以週期性緊縮將在2014年一次又一次的再現。」
央行針對外界指責它不負責任製造了迷你信貸危機,自我辯護說,系統內有足夠的流動性,銀行只是錯誤分配了它們。
交易商說,下一波緊縮可能很快在這個月稍後發生,當季節性現金需求在農曆新年飆升時。他們也預計在每個金融季度末,緊縮都會常規性的發生。
交易商也警告說,中國本月重啟IPO可能給短期流動性施加週期性壓力,因為新上市公司通常暫時鎖定大量現金。

銀行間借貸熱潮
路透社報導說,在11月份的季度報告當中,央行已經更加詳細的表達對影子銀行市場日益加大的風險的擔憂。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銀行間市場極少吸引關注,直到六月份開始的緊縮,自從那之後,國內和全球股市都對中國流動性衝擊的跡象變得敏感。
央行五月份發佈的2013中國金融穩定性報告透露銀行間業務的迅速增長。
截至2012年末,它們的銀行間存款達到12.2萬億元(2萬億美元),比一年前飆升30.29%,而銀行間資產達到總資產的15.13%比例,上升1.8個百分點。
「銀行間業務的快速增加將在某種程度上讓銀行規避對貸款額度的限制,規避利率控制和造成監管指標的扭曲。」穩定性報告說。
「一些銀行間資金在市場內部流轉,削弱了金融機構服務於實體經濟的能力。」

收緊流動性
路透社報導說,面對持續的通膨,特別是食品和房屋價格,央行自從2010年以來一直試圖收緊流動性。這些措施包括兩年之內連續12次上調銀行存款儲備金率。
結果,銀行處理季節性需求的能力大大被削弱,大銀行的儲備金率現在保持在總存款的20%,接近歷史高度21.5%。
在2014年,中國銀行間市場的現金流動將更加變幻莫測,隨著美聯儲逐漸結束量化寬鬆政策。
「但是仍然,央行可能將採取一個姿態,即僅僅在急劇短缺的情況下提供有限的現金,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袖手旁觀,以迫使銀行轉移貨幣到核心操作上面。」一個大型國有銀行的高級交易員說。

紐約時報:對付影子銀行 中共小心翼翼踩鋼絲
《紐約時報》1月7日發表社論說,中共最高官員似乎在採取行動解決它的金融系統當中快速增長的影子銀行構成的風險。中共國務院在尋求增加對缺乏監管的公司借貸的政府監督。
經濟學家長期以來擔憂中國所謂的影子銀行系統,其中銀行和金融公司以高利率貸款給企業和地方政府,並且處於監管之外。分析家擔憂不受監管的借貸機構——它們自己從受監管的銀行那裏借錢——已經作出太多的可疑貸款,其可能導致違約和引發一個更廣泛的金融危機。在最近幾個月,中國利率時不時出現飆升,部份原因是因為金融系統當中受監管和不受監管部份的聯繫。
影子銀行系統在最近幾年已經增長,因為中共政府太嚴密的控制傳統銀行。它保持傳統銀行以極低的利率支付儲戶,而向國營企業發放廉價的貸款,但它們可能無能力償還資金。
當然,低利率導致儲戶投資錢到投機性房地產項目或可疑的投資,即所謂的理財產品,它們由銀行和金融公司提供,承諾更高的回報。許多這些錢然後借給私人企業和地方政府,後者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因為銀行被要求優先供應國營公司。
在改變金融系統的過程中,中共官員不得不小心翼翼踩鋼絲。中科院估計,影子銀行的規模相當於該國GDP的40%。如果政府打壓影子銀行太重和太快,它可能將造成一個恐慌。如果它不足夠有力的採取行動來遏制不受監管的借貸,那麼債務將激增並在日後難以解決。
監管機構改革中國銀行系統並且讓它擁有更穩定的基礎將需要數年。他們的成功將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結束鼓勵影子銀行增長的有缺陷的政策的意願。

華爾街日報:債務增長將讓金融系統遭受急劇逆轉
《華爾街日報》1月6日報導說,中共對於它希望如何對付它的日益增長的債務問題發出一個清晰的信號:那就是要非常小心翼翼。
中共國務院起草了一份法規框架,承認影子銀行貸款的增加已經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並且試圖把處理這個問題的責任分配給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
在生硬的官話當中,國務院要求針對影子借貸活動的不同類型法規必須「一個一個」的執行,要求「有關機構」設立恰當的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系統。
但是同樣重要的是國務院沒有說的話:它沒有提及它試圖急劇遏制中國的債務。根據惠譽評級,自從2008年以來,它已經從GDP的128%上升到216%,並且可能到2017年攀昇到271%,如果不予以糾正的話。的確,這個法規框架打破慣例,稱影子銀行是金融革新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並且在服務經濟當中扮演了一個「活躍的」角色,並且拓寬了中國個人投資渠道。
國務院的文件沒有詳細闡述中國監管機構將如何做,它們將跟自己,跟銀行以及跟地方政府一決雌雄。後者希望維持現狀。
中共領導人仍然擔憂保持經濟增長,就業和社會穩定。增長仍然依賴於借貸。影子銀行,包括傳統銀行的表外借貸分支,信託公司,保險公司,典當行和其他非正規貸款機構,在金融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後者是中國快速增長的中心。
扭轉債務積累可能特別損害大型國營中國銀行的利潤,它們常常跟非正規借貸機構如信託投資公司和貸款擔保人聯手合作。的確,有關國務院打壓影子銀行計劃的傳言已經造成自從上週以來中國股市拋售。
對於2013年,中國可能將增長7.6%,僅僅比增長目標高出0.1%。在2014年,經濟學家預期中共領導人再次設定增長目標為7.5%。但是他們不太可能達到這個目標,如果他們進行一波嚴肅的去槓桿化。
在短期內,這意味著更多的建築和投資,對外國供貨商意味著一個更富裕的市場。
但是如果中共任由它的債務負擔繼續增長——即使影子銀行機構被更好的監管——它將使金融系統更容易遭受一個急劇的逆轉。如果那樣的事情發生,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急劇收縮,讓外國和國內企業受到重創,中共領導人不得不想好如何阻止他們極力避免的社會不穩定。

【大紀元2014年01月09日訊】(責任編輯:高靜)

2013年11月22日 星期五

中共「審判」四人幫 江青爆黑幕



1980年11月20日,由鄧小平操控的中共特別法庭開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網絡圖片)

1980年11月,江青等「四人幫」成員被鄧小平操控的中共特別法庭審判、定罪,成毛澤東和中共集體罪惡的替罪羊。左起被告:張春橋,王洪文,江青,姚文元。(AFP)

1974年,文革後期,被打倒的鄧小平被毛澤東重新啟用出任中共副總理。(網絡圖片)

1966年,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掀起十年文革腥風血雨。(網絡圖片)

中共總理周恩來的魔鬼真面目正在不斷被揭露,圖為周恩來、江青在文革期間。(網絡圖片)

1969年4月,毛澤東和林彪在中共九大會議會議上。(網絡圖片)
(記者李明綜合報導)
33年前的今天,1980年11月20日,在十年禍國殃民的文革浩劫後,為了平息巨大的民怨、民憤,繼續延續中共所面臨的岌岌可危的獨裁統治,由鄧小平操控的中共特別法庭開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
不甘被作為毛澤東和中共集體犯罪替罪羊的江青,在法庭上公開爆料中共高層黑幕: 她只是毛澤東棋盤上的一個卒子,毛的「一條狗」,而鄧小平等中共高層都對文革罪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毛澤東發動文革浩劫 禍國殃民
1966~1976,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動 「文化大革命」,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浩劫和災難。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說,在文革期間有「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文革徹底摧毀了中華傳統古訓的三綱五常、師道尊嚴等倫理道德。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子女揭發批判父母、學生批鬥毆打老師、徒弟毆打師傅、辱聖人、謗神佛、砸孔廟、焚古書,各種無法無天、逆天叛道的亂象司空見慣。從中共高官到普通平民百姓,人人置身其中,難以自保。文革造成的慘案和冤案堆積如山,民怨、民憤極大。
文革期間,在北京、湖南、廣西等省竟然發生黨員幹部帶頭組織的大屠殺和「吃人肉」滅絕人性的慘劇。香港《動向》雜誌今年10月號刊載署名宋永毅的文章,披露僅廣西一地「非正常死亡」接近20萬人,甚至發生吃人肉的人間慘禍,而84%吃人者是中共的黨員或幹部,其中不少案例是中共的黨員幹部「殺父姦女」、「殺夫姦妻」、「先姦後吃」。
文革浩劫也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造成中國人民生活貧困,教育科學領域出現一個長達十年以上的空白,廣大青少年學業荒廢,不學無術,只懂得黨文化的「鬥爭」哲學。
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到1976年文革結束,中國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
比起城市居民,中國農民的生活更悲慘。1977年6月,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到任後,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安徽一個20多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復員軍人,一家10 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

為保中共政權 鄧小平力主對毛澤東功過「三七開」
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毛澤東神話的破產,給當時中國朝野上下所造成的強烈衝擊和震撼,不亞於一顆原子彈。中共一向自我標榜吹噓的「偉光正」形象開始分崩離析,人民開始質疑和不信任共產黨,開始反思文革浩劫並逐步認識中共對中華民族所犯罪惡和邪惡本質。
文革結束後,中共黨內許多高級幹部和理論界、知識界人士都要求對文革悲劇加以總結,明辨是非。當時,身處「撥亂反正」第一線的胡耀邦,從大量實踐中發現,對於「文革」及此前長期存在於各個方面的「左」傾錯誤,進行全面清理和認真總結,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不然的話,不僅許多冤假錯案無法平反昭雪,許多歷史遺留問題無法公正解決,各領域的「撥亂反正」也無法進行。
正是在這樣的巨大民怨、民憤和中共統治危機中,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打倒並「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壓制黨內民主派對毛澤東的強烈不滿和要求黨內生活應民主化的聲音,為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下基調,力主對毛澤東的功過進行「三七開」(只承認毛澤東有三分錯誤,七分功績)。
為了保住中共繼續對中國人民實行一黨獨裁統治,鄧小平強調中共不能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恐懼亡黨的鄧小平很清楚,徹底否定毛澤東,也就等於徹底否定了中共的繼續存在和統治地位。

鄧小平操控下 中共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由鄧小平主導操控的中共特別法庭在北京公開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兼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在長達兩萬多字的起訴書中,列舉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的四大罪狀:「一、誣陷和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二、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三、謀害毛澤東,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四、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1981年1月25日,中共特別法庭判處「江青反革命集團案」 主犯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陳伯達十八年;判處「林彪反革命集團案」主犯黃永勝有期徒刑十八年,吳法憲十七年、李作鵬十七年,邱會作十六年,江騰蛟十八年。
1981年6月27日,鄧小平主導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將「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並指控「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了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
通過這個《決議》和操控法庭對林彪、江青集團進行審判,鄧小平中共在實質上是把毛澤東和中共的集體罪責推卸給了林彪、江青等少數幾個人,讓其當替罪羊為共產黨揹黑鍋,而中共魁首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和共產黨則繼續得以「偉光正」,從而轉移視線和平息民憤,使中共統治得以繼續延續。

江青爆中共黑幕:你們都舉過手!我只是毛的一條狗!
讓江青集團替毛澤東和中共的主要罪行當替罪羊,當然江青不服氣,在法庭上公開爆出中共高層黑幕。
1980年12月24日,在第一審判庭進行法庭辯論時,江青藐視被鄧小平操控的法庭,極力為自己申辯,她斥責起訴書是「滿紙胡說八道」,並公開爆料:「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我不過是一個卒子。」
江青公開指控,鄧小平等中共高層都對文革罪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他們都舉手同意過。江青在法庭上公開質問道:「你們難道沒有積極參加和擁護過文化大革命?你們沒有喊過『打倒劉少奇』的口號?你們在『九大』『十大』沒有舉過手?你們的出爾反爾說明了甚麼?」
昔日在上海靠「打砸搶」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和文痞姚文元,則完全失去了往昔不可一世的威風,在法庭上「招認」被指控的所有罪行。
深諳中共黑幕的張春橋,過去積極充當毛澤東的打手和幫兇,現在看到鄧小平重新上台,知道申辯無用,索性一言不發,以「永遠沉默」的方式抗議鄧小平中共導演的鬧劇。

「四人幫」、林彪集團是毛澤東和中共集體犯罪的幫兇
歷史研究者史洪願撰文表示,毛澤東應對文革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因為文革中的每一件禍國殃民的大事件都要追溯到毛, 進行「文革」的理論依據——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創立的,發動「文革」的決定是毛澤東做出的,「文革」中的每一項所謂重大戰略部署, 也都是由毛澤東策劃和拍板的。
當然,林彪、「四人幫」集團在「文革」 中也都是有罪的——雖然他們的罪並非中共官方強加的所謂「反革命罪」,而是反人民、反社會罪。他們的絕大多數罪行都是按照毛澤東的旨意明目張膽干的,甚至是毛直接指使干的,並非是背著毛澤東干的。例如,打倒「劉鄧司令部」,揪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毛澤東叫干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等等都是毛澤東授意的。
林彪、「四人幫」也是毛澤東一手扶植起來的政治勢力,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林彪、「四人幫」。不僅如此,作為玩弄權術的老手,林彪、「四人幫」做大後,為了平衡黨內各派政治勢力,維護自己的獨裁地位,毛時而縱容他們,時而又拿捏他們一下。可以說,林彪和「四人幫」特別是後者,始終都被毛捏在手掌之中,命運由毛而定。
中共的邪惡本性和體制決定了其權力中心就像一部永不停止的絞肉機,毛澤東親信和幫兇林彪和「四人幫」 助紂為虐的,最終也難逃兔死狗烹、遺臭萬年的下場。

解體中共 才能根絕「文革」式禍害
80年代,鄧小平中共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所謂「改革開放」為誘餌,把毛澤東和中共的主要核心罪惡推卸給林彪和「四人幫」集團,使得中共統治多延續了幾十年。
自其上世紀20年代成立開始,中共禍害中華民族已經90多年。在其滅絕人性的64年暴政下,已經超過8千萬中國人被迫害致死,中國的生態環境遭到全面摧殘,成為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更為嚴重的是,整個民族的道德、信仰和傳統文化幾乎被破壞殆盡。
中共是近代中華民族一切苦難和災難的總根源。
日前,大紀元編輯部特稿指出:不管中共三中全會確立何種改革路線,在迴避迫害法輪功核心問題前提下,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權力和利益轉移,卻沒有任何共識、權威、道義和信任基礎,要奢望成功,無異於癡人說夢。中共大勢已去,無處逃遁。雖然現任高層試圖通過改革來救黨,但天滅中共是歷史的必然。天網恢恢,不只是針對作惡的個人,也包括罪行纍纍的中共。走到歷史的今天,中共已無可救,無可逃。天道威嚴。天意之下,任何試圖保黨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可悲的。
2004年大紀元《九評共產黨》社論橫空出世,如照妖鏡讓人們認清中共邪教的魔鬼真面目和罪惡。《九評》和由此引發的「三退」大潮促使中國人民在精神上不斷覺醒,找回道德勇氣,自我救贖。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一億五千萬中國人退出了中共邪教的黨、團、隊組織。
只有徹底解體中共,中華民族才能根絕「文革」式災難,重獲新生。

【大紀元2013年11月20日訊】(責任編輯:高靜)

2013年11月14日 星期四

不願再觸碰文革 高行健「已遠離中國」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榮獲說: 文革燒書,迫害知識分子,不是白色恐怖,而是紅色恐怖。
(BBC 中文網)
高行健的《一個人的聖經》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靈山》都以文化大革命為題材,具有自傳色彩。
「我離開中國26年,沒回去過,中國現在發生很多變化,但我不瞭解,我的關心也不在中國,因為我的生活就在歐洲。」
在訪談中,被問及對當今中國發展有何看法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如此回應。
其實,無論是在接受訪問,或者是在座無虛席的演講上,只要談論起中國,他都會如此淡淡地表態。對於那「遙遠的中國」,大家無法從他神情上或語氣中看出一絲的眷戀。

紅色恐怖
高行健是在1987年離開中國前往歐洲,並以政治難民的身份定居巴黎,之後加入法國國籍,在法國「得到了完全自由的創作空間」。
2000年,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登上世界文壇最高殿堂的華人作家。他的作品《一個人的聖經》以及得獎著作《靈山》都以文化大革命為題材,具有自傳色彩。
上周高行健在新加坡接受BBC訪問,回憶起文革時期的經歷時,語氣同樣也是輕描淡寫,但字裡行間卻似乎透露了他對這段往事仍心有餘悸。
「文化革命中燒書、查禁,許多的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更不要說像我這種自由寫作的。我只能偷偷地寫,燒也在偷偷地燒。這種恐怖在《一個人的聖經》裡已經涉及到,這不是白色恐怖,是紅色恐怖。」
不過他也點到為止,並表示文革時期已經是很遙遠的事,而這個題材在他的作品《一個人的聖經》中「已經做了相當充分的了結,沒必要再去談這些問題了」。
在訪談中,他透露現在的作品都不涉及中國,因為他關心的是「與自己的創作直接進行對話」的西方當代創作。
他也坦言離開中國以後,沒有關注中國的發展,「中國作家的作品幾乎沒看過」,而這也包括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作品,
雖然直言對中國不關心,不願再碰觸文革課題,也表示不熟悉中國作家的創作,但對於反映文革時期的作品,他還是提出了一個期望:希望有更多作者書寫這段歷史,作為時代的見證與反思。
「我想這個時代對這種恐怖,人們寫得還不夠,應該把這種歷史的經驗讓後人知道,不能讓它再重新發生。」

不做政治的俘虜
高行健是應新加坡作家節邀請到新加坡主辦演講以及個人攝影及水墨畫展。他的第三部電影《美的葬禮》也在新加坡舉行了全球首映。
他在上週五(8日)的《文學與美學》演講中,分享了自己的新電影的創作過程。他也表示自己是世界公民,現在思考的是歐洲文化以及人類如何在全球化困境中找到新的思想和出路。
今年73歲的他指出,全球化是一種無限瀰漫、無法抗拒的市場和經濟的機制,人們不需要去裁判這種存在,而如果「把文學作為一個武器 ,作為工具要改造社會,是一句空話」。
他說:「蘇俄時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今天有誰去看,沒有人再看。毛澤東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做出來的作品,現在誰去看,沒人看,也沒有任何的價值。」
雖然作家無法改造世界,但他認為他們要保持清醒,超越時代的政治狂潮,不做政治的俘虜,並通過審美形式,把現實體現出來作為時代的見證。

【大紀元2013年11月13日訊】(責任編輯:林遠山)

2013年11月3日 星期日

廣西文革吃人者84%是中共黨員 女性更慘






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真正牛鬼蛇神皆為它自己,令中國人踏入一個暗無天日烏煙瘴氣的奴隸年代。
港媒《動向》雜誌10月號刊載署名宋永毅的文章,披露中國大陸文革期間,僅廣西一地「非正常死亡」接近20萬人,甚至發生吃人肉的人間慘禍,而84%吃人者是中共的黨員或幹部,其中不少案例是中共的黨員幹部「殺父姦女」、「殺夫姦妻」、「先姦後吃」。
廣西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近20萬人
文章介紹,近年來,美國一些主要大學的亞洲圖書館陸續收藏了一套《廣西「文革」檔案數據》(下簡稱為《檔案》)。這套機密檔案是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輯,按地縣和區直機關共編印十八冊,每冊600至800頁。它共分兩大部份:第一冊至第七冊為「文革」大事件部份;第八冊至第十八冊為「文革」大事記部份。
眾所周知,廣西是文革的「重災區」。當年兩派武鬥之慘厲、對黑五類「亂打亂殺風」之血腥,居全國榜首之一。但對於整個文革中廣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無數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語焉不詳。只有1998年出版的《廣西省志》透露了一點:「大約是8萬人」。然而,在這套《檔案》中,幾乎每一個縣市和地區的「大事件」的前言裡都有非常具體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只要大約相加,便不難得出大約是15到16萬的人死於非命。
然而,民間調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還要更高一些,有近20萬之多。

黨員幹部是殺人、吃人肉的惡魔
這套《檔案》披露的事實,徹底顛覆了中共解放軍熱愛人民的神話。在廣西各地區支左的軍隊幹部,從軍區司令員到各公社武裝部部長,絕大多數都策劃直接指揮過大規模的殺人事件。
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夥同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兼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在1968年6月製造了一個莫須有的「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並把它誣陷為422派(廣西反對韋國清的文革派系)的黑手,因此而大開殺戒。
更令人震驚的真相是,共產黨員不僅是殺人凶手,還是廣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歷史恥辱——吃人肉的先鋒。整個廣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靈山、天等、貴縣、橫縣、武鳴、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縣、欽州等近20個縣發生過慘無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蠻事件。
1987年5月28日,中共武宣縣編撰的《武宣縣「文革」大事件》,其中專門有關於該縣文革中發生吃活人肉的記載。據這一機密檔案透露,文革中全縣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據查,參與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農民、國家幹部共有130人,裡面中共黨員91人(黨員幹部27人;黨員工人5人;黨員農民59人),非黨幹部18人,非黨工人21人。換句話說: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黨員或幹部!

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折磨
廣西的兩派武鬥儘管很激烈,《檔案》卻以令人信服的數據告訴讀者:這不是非正常死亡的主要來源,廣西全省在文革中直接死於武鬥的不過三、四千人而已。其餘的10多萬人都是死於以韋國清為代表的「紅色政權」的政治迫害和直接殺戮。
廣西文革中的殺人手法,以其滅絕人性的殘酷使人毛骨悚然。據《檔案》記載的殺人手法,有敲死、溺死、槍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吊、圍捕殺害等數十種之多。使用的酷刑,有「吊半邊豬(手指和腳趾一隻,繩扎、升空中半點吊)」,「點天燈(紙浸透煤油置頭上,點火燃燒)」,「煎干蝦(逼人到灰砂地,讓烈日蒸曬,不准戴帽,不准飲水)」,「滾水淋發(受害者被捆紮後,滾水淋發)」,「空中飛人(繩扎拇指昇天空,用人前後左右推動,曰「飛人」)」和「血餌引螞蝗(受害者被打遍體鱗傷之後,推下山塘讓螞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種之多。

中共黨員對受害者先姦後吃 敲詐「改嫁費」
《永福縣「文革」大事記》記載:1968年6月2日,「在亂打、亂殺成風的情況下,永福縣堡裡大隊革委會召開的群眾批鬥大會上,發生打死黃廣榮後,又逼其子黃明新用菜刀將其父的頭割下祭墓,然後又將黃明新打死的慘劇。」
不僅如此,更發生了成百上千例中共口中的所謂黑五類(其實自己最黑)和422次妻女被強姦的慘案。其中很多都是中共的黨員幹部帶頭:「殺父姦女」、「殺夫姦妻」、「先姦後吃」。
《檔案》記載,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武宣鎮對河生產隊李炳龍夜間夥同韋炳文、左伯洪、韋志華輪姦黎明啟之妻,並抄家洗劫財物一空。
1968年4月2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害180人,凶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打死後對其未滿17歲女兒進行輪姦,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陰部。
受害者的妻女們,在親人被殺後,常常被幹部勒令「改嫁」,還要交付一大筆「改嫁費」。
《浦北縣「文革」大事記》記載:1968年4月13至1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革委主任策劃殺害22人,殺人前,搜刮死者的家產。殺人後,規定地、富寡婦及其女兒出嫁需繳納『改嫁費』」。
據記載,旱田大隊殺人前後,共索取受害者錢物3,066元4角1分。資源縣革委會共收「看守費」、「關押費」、「專政費」、「改嫁費」等罰款83,000元,其中向死者家屬徵收的達35,000元。這些錢全部被殺人凶手們大吃大喝揮霍掉了。

【大紀元2013年11月02日訊】(責任編輯:古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