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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3日 星期四

分析:為何各國希望退出「一帶一路」計劃


中共從未放棄任何可能的機會,將「一帶一路」全球投資計劃描繪成一個共同打造世界未來的積極願景。但實際項目的發展卻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局面。(Getty Images)
中共從未放棄任何可能的機會,將「一帶一路」全球投資計劃描繪成一個共同打造世界未來的積極願景。但實際項目的發展卻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據《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報道,在去年,中共甚至發佈了一些影片,影片中的一群孩子們對「一帶一路」熱烈歌唱,展示了連孩子們都對基礎設施投資衷心擁護,誇張得令人感到有些尷尬。
但無論是對中共本身還是對它所投資的國家而言,並非所有人都相信「一帶一路」是一個偉大的計劃。馬來西亞已經在周二(8月21日)宣佈,由於成本高昂,該國擱置了中共公司正在建設的兩個主要基礎設施項目。此舉可能會導致參與「一帶一路」各國的領導人都開始思考,拿中共的投資是否真的是一筆好買賣。
實際上,「一帶一路」不是指某個單一項目,而是一個中共在世界上60多個國家進行涵蓋範圍廣泛投資的術語。建立該投資網絡的目的,是更好地將中共與這些貿易夥伴聯繫起來。具體來講,通常就是讓外國獲得中共的大量貸款,用來在該國建設龐大的基礎設施項目,而這些建設項目通常又會由中國公司自己承建。
顯然,所有這些做法都很符合中共的利益。在短期內,在國內經濟放緩的同時,中共有機會向海外轉移部份過剩工業產能。從長遠來看,它可以幫助中共的企業走向國際化,並使中共政府在全球貿易運作方式上發揮關鍵作用。
此外,「一帶一路」還有一個政治動機:美國五角大樓在上周發佈的一份報告中稱,中共正試圖「與其它國家建立強有力的經濟聯繫,塑造相互間共同的利益,以便使其與中共保持一致,並阻止針對中共處理敏感問題的對抗或批評。」
即使如此,許多外國合作夥伴仍然渴望加入「一帶一路」。主要原因是,與西方國家的貸款相比,拿中共貸款受到諸如人權和獨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限制要少得多。
但馬來西亞的決定表明,「一帶一路」計劃可能最終會因各國退出而分崩離析。首先,「一帶一路」的投資項目有時根本就沒有任何經濟意義。在斯里蘭卡,中共向一個被設計為每年接待100萬乘客的機場提供了大量貸款。結果現在,它被稱為是世界上最空的國際機場。曼谷作家布魯克‧拉默(Brook Larmer)對此寫道:「該機場生意如此慘澹,以至於機場從出租用來儲存大米獲得的利潤,高於機場真正的用途。」
另一個「一帶一路」項目位於斯里蘭卡的深水港口,如今已經落入了一家中共國有企業的手中,該項目無法吸引到足夠業務來償還貸款,不得不將其變成歷時99年的中共公司「租界」。
類似情況可能會蔓延,最終變成一個更大的問題: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3月份對外發佈的一項研究表明,吉布提、吉爾吉斯斯坦、老撾、馬爾代夫、蒙古、黑山、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都面臨著將難以償還中共「一帶一路」貸款的局面。
一些批評者指出,這實際上就是中共的一個計劃,而不是一個經濟錯誤或投資失誤。有批評者說,中共正計劃通過「債務外交」(Debt diplomacy)來霸凌規模較小的國家。而針對其中一些國家的計劃可能會更進一步,是為了在未來的某一天能夠將「一帶一路」上的戰略要衝地區用於軍事目的。

來源轉自:
【高杉編譯報道 2018年08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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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必亡 ☆

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紅磡月台被剪短鋼筋過千

沙中綫分判商中科高層暗示港鐵講大話 揭禮頓施壓刪證據

中科董事總經理潘焯鴻估計沙中綫紅磡站月台被剪短鋼筋近千支,並被要求刪掉在工地拍攝鋼筋被剪短的影片。(蔡雯文/大紀元)
港鐵沙中綫紅磡站擴建月台被揭有鋼筋被剪短造假,事件發生近一個月,分判商「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昨日再現身說明,披露更多細節,包括暗示港鐵講大話,並估計被剪短鋼筋近千支;同時又披露承辦商「禮頓建築」要求中科簽署保密協議,並要求他刪除在工地拍攝鋼筋被剪短的影片。
高鐵「一地兩檢」草案被強行通過後,負責高鐵項目的港鐵公司醜聞纏身,旗下鐵路工程近月接連出事。當中沙田至中環的「沙中綫」工程,如「骨牌式」爆發醜聞。從紅磡站擴建地盤的新建月台,被揭露有鋼筋被剪短造假事件,到土瓜灣站「削筋」偷薄結構牆事件,以及日前會展站建造工程疑因承建商「禮頓中國建築聯營公司」為求趕工,挖掘工程未按程序要求,偷工少放工字鐵臨時支撐架,層出不窮。
自上月底,沙中綫紅磡站擴建地盤被指疑有鋼筋被剪短、接駁位造假,事發至今,負責該工程的分判商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昨日分別出席商台及港台節目,親述事件。

大規模有系統隱蔽地剪
負責混凝土工序的中科興業,之前曾多次書面回應鋼筋被剪短事件。潘焯鴻在電台上再披露更多細節,透露曾和同事親眼見過有人剪短鋼筋:「我們見到有另一機構有系統地剪,事件經過思考,經過策劃,經過一些步驟,甚至中間作出優化,去做一件事,而該事其實不合法,不合邏輯、不合規則。分了32倉做,不是每一倉都有剪到,有剪的倉數可能佔了七成以上。每一個倉計算,絕對每一倉都多過港鐵指的17支。」
至於有多少鋼筋被剪短,潘焯鴻在另一電台指,沒有5,000支那麼多,估計大約1,000支。他並強調事件發生是由2015年7月持續到2016年6月,有系統地進行;而且自9月開始還大規模地做,除了改用油壓剪加快速度去剪外,還改為用較隱蔽的方法去做,利用燒焊圍封來進行。他說,雖然港鐵前線人員曾嘗試阻止,但阻止不了。

禮頓高層對剪鋼視若無睹
他透露,自2015年9月已經見過有人剪鋼筋,有一晚專程帶總承建商禮頓的高層去看:「我自己親眼看到在地上被剪出來的最少有30粒從螺絲頭剪出來的尾,接著看到有工人將剪短的鋼筋螺絲啞收入螺絲帽。就算我帶他們去看都阻止不了事件。那邊的回應是惡劣的,覺得是理所當然,是正當的事。」
潘焯鴻又暗示港鐵講大話,港鐵的說法「日日變,甚至夾硬變,變來變去」。他又形容港鐵自打嘴巴,根據本月15日港鐵提交的報告顯示,早在2017年1月已知情:「港鐵作為鐵路的監管機構,早應查清此事,而非拖了一年半被問到還口啞啞。」
潘焯鴻並透露,有很多事情因為跟禮頓有保密協議不能說,包括一段拍到有人剪鋼筋的片段,都在禮頓面前刪除了。
對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稱鑿石屎需視乎科學理據,潘焯鴻建議抽樣鑿開半成至一成的石屎檢驗,用科學方法證明紅磡站是否安全。
中科曾批評港鐵在公開調查報告時將其證供刪走,潘焯鴻說:「我們的證供其實將事件具體更講得清楚,市民大眾應該知道更多,不知為何港鐵全部屏蔽。」
他又說,港鐵更在去年工程尾段終止中科餘下工程,涉及金額約7,000萬元。
港鐵馬時亨昨日下午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被問到港鐵是否早已知情時,沒有回應問題。

議員促還原手機證據影片
潘焯鴻稱中科在2017年1月向禮頓高層投訴後,對方有將電郵轉發給港鐵,港鐵的工程總監和項目總監沒有理由不知情,同時禮頓要中科簽署保密協議,要求中科不可披露剪短鋼筋事件,又要求潘刪除其手機內拍攝到有人剪短鋼筋的影片,對此,民主黨涂謹申認為事態非常嚴重,他要求運房局回應是否知悉禮頓向中科施壓及要求刪除手機影片。
他又指,禮頓要求潘刪除一段很重要涉及刑事的證據影片,事件涉及刑事,警方應該馬上與潘會面,還原及了解被刪去的手機資料,否則相關的證據有可能會被銷毀。
建制派否決 引特權法查沙中綫
另外,立法會昨日繼續討論由熱血公民鄭松泰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港鐵沙中綫紅磡站工程剪短鋼筋事件的動議。運房局局長陳帆前日缺席會議,被鄭松泰發言時狠批,昨日終現身。
民主派支持動議,公民黨的陳淑莊批評陳帆在傳媒揭發事件後,才得悉事件,質疑和港鐵簽訂的委託協議是否令政府欠缺監管能力。她指,工程的分判商中科的口供,並無加入港鐵的報告內,加上中科董事總經理潘焯鴻向傳媒透露曾目擊多條鋼筋被剪短並拍攝了影片,故支持引用特權法,有權力傳召相關人士作證,有助查找真相。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批評路政署監管工程後知後覺,猶如「紙老虎」,質疑在事件中是否監管不力、有沒有包庇港鐵、聯手隱瞞之嫌。有必要引用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找出真相。
但動議最終在建制派議員的反對下,在分組點票以25票贊成、31票反對被否決。
早前已表明不支持動議的田北辰沒出席投票。身為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委員林卓廷對小組主席田北辰在關鍵時刻沒出席投票,感到難以理解。他表示已致函田北辰,希望對方能在下周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特別會議上,邀請中科董事總經理潘焯鴻講述事件及接受提問。他同時致函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指中科代表公開表示願意到立法會詳細解釋事件,希望梁君彥考慮到公眾利益,批准引用特權法,要求港鐵提供與中科、另一分判商「泛迅」等公司的通訊記錄。

來源轉自:
【林怡報道 2018年06月29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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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必亡 ☆

20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馬克思主義的謬誤


紅魔馬克斯曾污染大半個地球,更因而令大多支持或執行的人不得善終永世遭人明唾暗貶!(網路圖片)
         統治中國大陸六十多年的「馬克思主義」,其實當中有許多只是簡單直接的「線性思維」和謬誤,已被蘇聯、中國等世界上幅員最大和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長達大半個世紀殘酷和規模宏大的社會實驗無情証偽。玆舉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如下:
         馬主義批評資本主義社會「不合理」和「荒謬」之處所舉的著名例子是:資本家為了保持和提高商品在市場的價格,寧願毀滅商品也不讓它們無償地歸還生產者,直接放到消費者和窮人的手裡。比如寧願將牛奶倒入海也不給有需要的人。資本主義國家遍地高樓大廈,而窮人們卻只能露宿街頭,形成了「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不合理社會現象。馬主義簡單地認為:只要解決了這種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改變和消滅了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社會生產力便會「得到極大的發展」,社會就會得到「極大的進步」,從而進入人類最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
         可是,經過人類歷史上最龐大最殘酷的社會主義大試驗,結果如何呢?人們親眼目睹的是:牛奶不倒海裡了,可是牛奶沒有了。房子都分配給員工們住了,擠得滿滿的,可是新房子卻沒有了。
         七十年代筆者在廣西、貴州工作,生活極為艱苦,「半月不聞肉味」是常事,想買一小包內蒙奶粉難於上青天,直至婚後調昆明工作,八十年代才能憑新生兒証明每天大清早排隊購得一百克鮮奶。中國從未有過將牛奶倒海裡吧?怎麼市場上不見牛奶呢?原因在於公社化、普遍公有制,農牧民完全沒有生產的積極性。直至「改革開放」後,把部份的生產自由還給了農牧民,才真正有了牛奶及奶製品供應,今天各大中城市的超市才有了盒裝鮮牛奶和袋裝罐裝奶粉供應,這在毛澤東時代是難以想像的。
         七十年代末,筆者開始在昆明建築設計院工作,對毛時代和後毛時代建築業的蕭條泠落體會更深。那年代,土地無償佔用,誰佔歸誰,一切實行「單位所有制」的計劃經濟,各行各業死氣沉沉,鮮有建設新房子。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全靠「解放前」國民黨留下的高樓大廈撐門面。「解放」三四十年,幾乎沒有建過什麼像樣的新房子,住宅建設就更不用說了。人們普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擠在「舊社會」留下的破舊房子裡,以致發生上海年輕人為婚房鬧出人命的慘劇。那年代昆明各單位建的職工宿舍全都是紅磚與製板的四至六層簡陋紅磚房,不少連獨立廚廁都沒有。很多房子剛完工甚至未完工就被擠進來搶住,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有房無人住」的現象,房子都住得滿滿的,可是新房子卻沒有了。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學習資本主義社會,土地有償使用,開放民營建築,房產私有、允許買賣,才出現了各地城市高樓大廈雨後春筍的蓬勃局面,中國老百姓才第一次見識了什麼是現代高層住宅。
         事實証明馬主義的「線性思維」謬誤太簡單幼稚了。牛奶不倒海裡了,可是牛奶沒有了。房子都無償分給員工,可是新房子卻沒有了。
         馬的著眼點(聚焦點)錯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不取決於產品的分配和使用,只在於社會制度(所有制)是否能促進全社會的生產積極性。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曾說:「中國人勤勞聰明,善於營商,中國之所以近年取得如此巨大的經濟成就,中共承認只是給他的子民解開了幾個扣子,鬆了綁而已。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把捆綁完全解開,或者從來就沒有捆綁過人民,今天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果呢?」

來源轉自:
【2017年9月號 爭鳴總479期 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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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必亡 ☆

2017年12月25日 星期一

《裸體共產黨人》 揭45個顛覆美國的目標

★垃圾如共產黨一向都是策劃謀反的匪徒,有中共存在的一天,世界也只有永無寧日,落得人類文明滅絕境地!

《裸體的共產黨人》作者之子Paul Skousen介紹這本著作名稱的由來。(視頻截圖)
文/高天韻
1958年,《裸體的共產黨人:揭露共產主義及恢復自由》(The Naked Communist: Exposing Communism and Restoring Freedom)在美國出版。此書勾勒了有關共產主義的完整圖畫: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美國保守派人士紛紛給予高度評價,稱之為「美國價值觀的試金石」。本書出版後幾次重印,最新一版於2017年印刷,共計銷售近200萬冊。
雷根總統讚揚說:「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討論共產主義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威脅。你將被警醒,得到訊息,你也會為聽聞此言感到高興。」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首任局長胡佛曾表示,作者W‧克里昂‧斯考森(W. Cleon Skousen)在此重大事件上做出的努力將會獲得廣泛的關注。
W‧克里昂‧斯考森是個響噹噹的人物。他著有包括《裸體的共產黨人》在內的三本暢銷書,還是著名的演說家和老師。他曾經在60多個國家及北美的各個州、省發表過演講。斯考森研習歷史,是法律學者,專業領域涉及自由原則、美國憲法、經濟學和古代歷史及經文,曾受邀為加拿大編寫新憲法。斯考森在聯邦調查局(FBI)工作了16年,也擔任過大學教授。他認為,知識和理解是維繫國家自由的關鍵。
《裸體的共產黨人》發行時,正值「紅色恐慌」時期。斯考森創作此書的原因是,他發現,他找不到一本探討共產主義威脅的簡明書籍,而當時急需此類書目來引導美國公眾的討論。因此,他利用自己在FBI的工作經驗,經過數十年的研究,閱讀了100多本有關共產主義的書籍和條約,推出了具有開創性的新著。
斯考森剝下了共產主義宣傳和虛偽的外衣,描繪出這種學說的細圖,幫助讀者們透視共產主義的內部運作——它的訴求、歷史、基本而不變的概念,甚至還有它的祕密征服時間表。
該書回答了許多問題,例如:「共產主義最祕密的武器是什麼?」「前景如何?」「我能做什麼來阻止共產主義?」「我們如何能不通過一場大戰對抗共產主義?」
艾森豪總統內閣的農業部長Ezra Taft Benson說過:「我們相信道德準則。而共產主義否定內在的對錯判斷,正如斯考森在他的及時作品《裸體的共產黨人》中所說:共產主義『令人相信,利己為先,沒有什麼是邪惡的』。這是最該詛咒的教義。真正接受這種理念的人既無良知,也無榮譽。暴力、詭計、背信棄義,全都成為合理。」

45個目標——顛覆美國
《裸體的共產黨人》曝光了共產黨針對美國制定的45項顛覆行動目標,這是書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1963年1月10日,弗羅里達州的眾議員Albert Herlong在國會發表演講,讀出了該書收錄的共產黨的45個目標,提示人們警惕共產主義的潛在威脅。
今日,對照現實,人們發現,其中大多數目標竟然已經在美國社會成為現實。因此,有學者提出,審視共產黨人的部署,有助於人們深入了解所謂自由派菁英們的思維和策略。
以下摘錄部分目標。(括弧內的注釋為後人加注,並非原作者所寫。)
第6個目標:向所有國家提供美國援助,不管該國是否由共產黨執政。(後注:幾十年前,此類援助和貿易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導致了左派共產主義消亡了世界上一億多人口。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和貿易,左派國際共產主義巨獸就會更快地自生自滅、從內部瓦解,而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將得以脫離貧困、苦難、飢餓和死亡。)
第7個目標:承認紅色中國,允許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
第12個目標:抵制將共產黨定為非法。
第15個目標:掌控在美國的一個政黨,或兩黨並取。(後注:Peter Schweizer在其所著《雷根的戰爭》中,呈現了共產黨人及共產黨的支持者對美國民主黨滲透的驚人程度。)
第17個目標:控制學校。利用它們作為社會主義思想和當前共產主義宣傳的傳送帶。軟化教學教程。控制教師協會。
第18個目標:控制所有的學生報紙。
第20個目標:滲透媒體。控制書評、社論寫作、決策職位。
第21個目標:掌控廣播、電視、電影機構的重要位置。
第22個目標:讓所有的藝術表現形式走向低級墮落,以此不斷敗壞美國文化的名聲。一個美國共產主義小組被告知,要「從公園和建築裡清除所有好的雕塑」,代之以不成樣子、不倫不類、毫無意義之物。
第23個目標:控制藝術評論家和美術博物館館長。「我們的計畫是宣揚醜陋、醜惡、毫無意義的藝術。」
第25個目標:在書籍、雜誌、電視和電影中推廣色情,打破道德文化準則。
第26個目標:把同性戀、墮落、濫交呈現為「正常,自然,健康」。
第27個目標:滲透教會。用「社會的」宗教替代「天啟宗教」,詆毀《聖經》。
第28個目標:從學校中消除祈禱或任何階段的宗教性質的表述,理由是這破壞了「政教分離」。
第29個目標:敗壞美國憲法,指其為不充分、過時的、不符合現代需要,阻礙世界範圍的國家之間的合作。
第30個目標:質疑美國的開國先父。將他們刻劃為自私的貴族,不關心「普通人」。
第31個目標:貶低各種形式的美國文化,不鼓勵教授美國歷史,理由是那只是「大圖畫」的一小部分。更加重視自共產黨人掌權後的俄羅斯歷史。
第32個目標:支持所有社會主義運動,集中控制文化的任何一個部分——教育、社會機構、福利計畫、心理健康診所等等。
第39個目標:控制精神科職業,把心理健康法律作為一種手段,用以強行控制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士。
第40個目標:貶低家庭。鼓勵濫交和輕易離婚。(注:目標實現!對於極權控制來說,家庭是最有力的阻擋。)
第42個目標:製造這樣一種印象:暴力和起義是美國傳統中的合法方面。學生和特殊利益群體應該起來,組成「聯合力量」去解決經濟的、政治的或社會問題。

今日美國與共產主義的蠶食
將近60年前,《裸體的共產黨人》所揭露的共產黨人的周密計畫,正在美國有序地實施著。驀然回首,人們方才驚覺,美國正被一種可怕的勢力拖向歧途。共產主義的蠶食,是對自由新大陸的最嚴重的威脅。
2007年,Ken Braun在著作《我們,盲從者》(We the Sheeple)中列舉了以上幾個紅色目標,並說:「這不正是我們現在所目睹的嗎?你說是不是?」
2014年,著名神經外科醫生、川普內閣的住房與發展部部長Ben Carson表示:「《裸體的共產黨人》呈現了進步主義分子的整個布局。這一計畫實現得如此之快,令人難以置信。」「你讀這本書的時候,你會以為它是去年寫的。」
美國暢銷書作家、廣播主持人、政治評論員Glenn Beck說:「我回過頭去看《裸體的共產黨人》,在書的結尾,斯考森預測說,很快,有一天,你在學校或圖書館或任何地方,都不會找到真相,因為在印刷品中,真相不復存在。因此,你必須收集這些書籍。」Beck說,作者當時就預見到,「有一天,這個國家的歷史將會遺失,因為它會被知識菁英和共產黨人等分子劫持。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那個地步了。」
2010年、2015年,美國愛達荷州前眾議員Curtis Bowers製作了紀錄片《蠶食美國》(Agenda: Grinding America Down)及續集《蠶食美國2:欺詐大師》(Agenda2: Masters of Deceit),以理論和事實例證揭露了共產主義對美國的侵襲和已經造成的可怕的危害。
Bowers以及他所接觸到的保守派學者呼籲,美國民眾必須意識到美國所陷入的危機,必須肩負起捍衛國家和自由根基的責任。
共產主義者對美國進行的一系列滲透和顛覆活動,其實也在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著。紅色的風暴就是要歪曲歷史、敗壞道德、破壞傳統、變美為醜、以假代真。共產主義要抹去人們對神的尊崇和信仰,把人變成不信神、泯滅良知和人性的機器。如此蓄謀已久的變異,是針對人類文明而來。因此,辨識共產主義的本質和危害,守護傳統和道德原則,至關重要。
《裸體的共產黨人》無疑是抵制共產主義的一部力作。它的前瞻性,令後人震驚。今天,此書仍然具有啟發性和重大的現實意義。當全世界都正在面對共產主義的各種形式的入侵和滲透時,我們需要反思、警醒和切實的行動。拒絕共產主義,就是拒絕謊言、暴力、壓迫,就是在保衛自己和人類的明天。

來源轉自:
【自由評論 第551期 201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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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小學教科書兩處「致命錯誤」


大陸中小學教科書頻現錯誤,有學者表示劣質課文比毒奶粉的危害更深遠。圖為湖南平江縣一小學。(AFP)
9月4日,大陸湖南的小學教科書《生命與健康常識》中,關於「溺水怎麼救護」的內容被發現致命錯誤。大陸中小學教科書頻現錯誤,有些是編審人員知識不足,有些則是為政治目的故意篡改。有學者表示劣質課文比毒奶粉的危害更深遠。
文/徐亦揚
湖南省義務教育地方課程實驗教科書《生命與健康常識》中,關於「溺水怎麼救護」的內容被發現兩處「致命錯誤」:一處已經完全超出孩子的能力範圍,會誤導孩子涉險;另一處是國外30年前就已經被淘汰的錯誤方法。
據大陸媒體報導,湖南長沙戶外運動教練羅格,從事中小學生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已有多年。9月1日,學生家長戴女士給他發微信稱,她上小學五年級的女兒開學領了教科書,其中關於「溺水怎麼救護」的內容和羅教練教的不一樣,因此產生了疑問。

錯誤內容恐誤導孩子涉險
看到戴女士發過來的教科書照片後,羅格很震驚。他表示書裡所提到的「水中救護要點」是對專業救護員的考核要求,完全超出了孩子的能力範圍,會誤導孩子涉險。此外,「控水方法」中,將溺水者提腳倒立、膝頂腹部等方法是錯誤的,國外30年前就已經淘汰。
羅格說:「那種認為『溺水者因為喝多了水,把水倒出來就行』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解釋道,溺亡的主因是溺水者大腦缺氧,救援者最應該做的是心肺復甦、人工呼吸。而提腳倒立、膝頂腹部控水,不僅耽誤了寶貴的搶救時間,還可能導致溺水者胃部食物殘渣回流,從而堵塞喉嚨、鼻腔,再次造成窒息。
羅格將教科書中錯誤的部分發到了長沙市專業救護員微信群,群裡立即炸鍋。
對此,編寫該教材的湖南省教育科學院基礎教育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員聲稱,他們會盡快修訂書中的錯誤內容。當被問到多久能修訂時,該工作人員稱:「不好說。」
大陸中小學教科書頻現錯誤,一直為人詬病,數學、語文、歷史教材中均被發現有不少問題。有些錯誤是審校的疏漏,有些是編審人員知識的不足,有些是為政治目的故意篡改。有學者曾表示,這種劣質課文,比毒奶粉的危害還要深遠。

來源轉自:
【焦點新聞 第551期 201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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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爆「抗美援朝」真相




中共這個不知所謂的政權,將一批批年輕中國兒女,以民粹愛國愛黨洗腦垃圾主義騙到鴨綠江過三八線送死!而以中共領導人歷來的智商皆偏低,民智又緩步不前,估計歷史慘劇可能還會重演。
         愛說假話的人,某些時候也會情不自禁說點真話,比如酒酣耳熱之際或得意忘形之時,以及極端憤怒的時候。這樣的真話,其可信度是很高的,而且也很難得,堪稱「彌足珍貴」。最近,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大概在極端憤怒的情況下說出幾句真話,實在是意味深長,值得玩味,故立此存照!
「小兄弟」炮打司令部
         近年來北韓金氏王朝,一再無視國際社會的譴責,無視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一意孤行,先後五次試爆核彈,反復試射導彈,從短程到中遠程,並揚言要將韓國的總統府青瓦台「變為火海」,甚至揚言要對美國進行核攻擊。這個政權,甚至把核彈弄到中朝邊境來試爆,造成中國東北延邊等地發生地震,土地出現裂縫。一些小學被迫停課,核塵埃污染就更不用說了。著名政論家陳破空先生作客「美國之音」,與中共軍方人士陳軍(音)激烈辯論薩德問題時,就特別指出了上述情況,並質問陳軍:北韓的這些行為是否威脅到了中國民眾的安全?令中共軍方人士陳軍當場啞口無言。不妨設想,如果試核彈的是日本或韓國,中共能不暴跳如雷?可是面對北韓,中共卻一再忍氣吞聲後,才發表了幾句支持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反對北韓核武裝,支持半島實現無核化的談話。不過馬上又「退回去」說不要刺激北韓,而且強調只有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此事,一副生怕有誰去動了他金家小兄弟核設施一根汗毛似的。不過「老大哥」的憐愛,並未獲得「小兄弟」的半點認同。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北韓官方通訊社「朝中社」像當年老毛批赫魯曉夫般使用極其尖酸刻薄的言詞對北京發難,來了個「炮打司令部」的「突然襲擊」。該文章稱:那個「口口聲聲標榜『友好鄰邦』的周邊國家」以及「以大國自居的國家」,卻「對美國隨波逐流」,並辯稱「這一卑鄙做法意在制止核計劃,而非對朝鮮的民生造成影響」。如果再添上「現代修正主義」幾個字,那肯定能以假亂真,說是摘自《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沒人會不相信。

黨媒揭「抗美援朝」真相
         「小兄弟」如此犯上作亂,自然氣壞了「老大哥」。於是只好把他們所謂「鮮血凝成的兄弟般的情誼」也丟進太平洋裡,顧不得是否會把雙方的矛盾公開暴露在「敵對勢力」的面前這些「黨性原則」了。《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信公號「俠客島」予以反擊。畢竟是「大哥」,教訓起對方來自然底氣十足。不過悲憤之中,有些話令我等草民百姓看了,實在有點「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俠客島」在文中說:對於中國的無核化立場,朝鮮似乎也有「委屈」──朝鮮在長達七十多年反美的第一線,維護了中國大陸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用的是中國大陸)。按此,順理成章的是,中國應該支持和滿足朝鮮所有的要求,並且應該「感謝朝鮮」。這完全是對中朝關係乃至東北亞格局的顛倒。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統一半島,半島怎麼會爆發戰爭?中國捲入其中,付出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引發了中美長達二十年的對抗,甚至使兩岸問題擱置至今,中國承擔了朝鮮當年「任性」與妄動的大部分成本。
         真的該謝謝《人民日報》,你若不說,我們許多草民百姓還不知道,你這一說,真把我們給嚇了一跳。打從筆者讀小學起,從教師到課本上都說的是:「一九五○年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於是後面才有「抗美援朝」和「保家衛國」。好像都是美國的錯。三人市虎,眾口鑠金,中國老百姓早都信了這些如「宇宙真理」一般的定論了。現在卻由黨中央喉舌的《人民日報》來鄭重其事地告訴世人:當年「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統一半島,半島怎麼會爆發戰爭?」換言之,那場死傷上百萬(其中絕大部份是中國軍人)的戰爭是「金日成要統一半島」才爆發的,所以不是美帝發動了戰爭,而是金日成要併吞韓國才導致戰爭爆發,金日成才是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什麼「抗美援朝」就更是指鹿為馬的胡說八道,因為赴朝制止金日成發動戰爭的並非只是美軍,而是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派遺的、十多個國家聯合組成的聯合國軍。所以中共軍雖化妝成了「志願軍」去對抗的是聯合國軍,去援助的是發動戰爭的金家王朝。所以一九五一年聯合國以壓倒多數票通過決議,將當時中共入侵韓國的行為定為侵略性質。《人民日報》說:「中國承擔了朝鮮當年『任性』與妄動的大部分成本。」完全正確!中國軍人完全是去為不義之戰而送死,不僅死得輕如鴻毛,且咎由自取。中共被聯合國定為侵略者也是「實至名歸」。這段歷史公案至此便蓋棺論定了,而且是由中共的人民日報不打自招的。真堪稱超級的黑色幽默!

歷史可能還會重演
         現在流行一個詞叫「曝料」,就是揭露黑幕。然而最有力的曝料莫過於他們內部的人出來反戈一擊。想當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批判斯大林的報告,實則是揭露共產極權統治的制度性罪惡。這比任何批判共產專制的文章更能帶來震撼,引起當時共產陣營一片慌亂,敲響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喪鐘。接下來毛澤東自以為高明,組織一幫御用文人,挖空心思寫成系列的大塊文章《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大肆批判蘇共的所謂修正主義。在這場中、蘇兩共黨的互咬、互廝中,人們看到了它們之間許多見不得人的醜事和這種制度的罪惡,看到了當年中共不過就是蘇共用來顛覆中國合法政府的僱傭軍,蘇聯對中國的壓榨剝削勝過任何所謂的帝國主義。反過來蘇聯也把毛當局的胡作非為、好大喜功、浮誇、瞎指揮、弄得民眾餓肚子、喝清水湯等殘民以逞的醜惡大量抖了出來,從而使全世界都看到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如此不堪,最終導至共產陣營徹底覆亡。由此可見,其內部人自揭黑幕,比任何外部的揭露批判威力更加強大。
         而今中、朝雙方的互咬、互廝,不禁又使人想起了當年的蘇中大論戰。
         但時移而勢易,角色也完全轉換。如今北韓反而站上了共產教義的「道德」制高點,指責中共對「帝國主義」的美國「隨波逐流」,這與當年中共批赫魯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投降主義」只不過是換了個用詞而已。更值得玩味的是,中共也失去了當年批蘇共時,那股捍衛馬列原教旨主義的「銳氣」,反而聲稱:我們「無意與之論戰」,「論戰並不能解決問題」,十分像當年蘇共一副被動防守的姿態。北韓則更是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樣兒。行文滔滔不絕,洋洋灑灑,既狠批中共如何對朝鮮背信棄義,又細數幾十年來北韓對中共如何「無私奉獻仁至義盡」,更對中共進行無情地嘲諷。除了國名、黨名不同,完全就是當年「九評蘇共」的翻版,而且還自稱北韓七十多年站在「反美的第一線,維護了中國大陸的安全」。這句話當然更刺痛了北京。無異於說,你中共把我北韓當棋子、走卒,牽制美國,撈足了戰略利益後,現在又要卸磨殺驢來討好美國了。
         雖然北韓的話也是真假摻半,但中共一貫支持、利用北韓作棋子來牽制美國,利用北韓作籌碼在台灣、西藏、人權等問題上換取美國的讓步,則是人所共知的。直到最近,據美國媒體披露,中共仍借朝核問題迫使特朗普推遲了對台灣的軍售。這一「局」對台灣的「勝利」,難道其中沒有北韓的「功勞」?反之,北韓離開了中共暗地裡的支持,離開有中共軍方背景的公司向北韓提供相關的材料與技術,這個連民眾吃飯都無法解決、要聯合國提供救濟的窮破落戶,根本不可能搞出核彈、甚至中程導彈。真是相互勾結,又相互爭奪。它們這樣互咬,互廝,讓醜惡的黑幕在白日下大曝光,又何嘗不是好事?!
         當年中、蘇兩黨反目互罵互批,終導自國際共產陣營大瓦解、大崩潰,蘇聯滅亡,東歐重獲自由,現在,北京──平壤又是當今世界上已為數不多、「碩果」僅存的兩個極權專制國家,歷史再現驚人相似的一幕。上一次的鬧劇、醜劇所導至的結果是否會重現?讓我們拭目以待。

二○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來源轉自:
【2017年6月號 爭鳴總4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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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模式崩潰 習19大破局

自從1976年毛澤東死後,吃盡苦頭的中國人都對個人獨裁心有餘悸,從鄧小平開始就有所謂「八大元老」主政的集體領導模式,檯面上的最高權力者也從「黨主席」變成了「總書記」,總書記只是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以及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無權做主。然而四十年後,習近平開始第二屆任期的前夕,習總書記對19大所做的種種安排,都完全打破了以往中共高層的潛規則,19大破局的勢態非常明顯。

(Getty Images)
文/王淨文(資深撰述員)
自主破格調換海陸空三軍司令
19大在即,習近平繼7月24日拿下前朝給他準備的隔代接班人孫政才之後,最明顯的動作就是9月初中共軍方出現的人事大變動,其中最惹人矚目的是陸海空三軍司令,統統破格換人。
9月6日,自由亞洲電臺發表未普的一篇評論文章〈三軍易帥 習近平急於掌控全域〉。文章表示,7月28日,習近平提拔了5位中將為上將,其中最有看頭的是韓衛國。韓衛國兩年前,也就是2015年7月,剛由少將軍銜晉升為中將軍銜,至今剛滿兩年就晉升為上將,這一速度在現役上將中絕無僅有。習近平自18大以來晉升的28名上將中,絕大多數是在晉升中將四至六年後晉升上將的。
就是這位韓衛國在晉升為上將後一個月,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跟韓衛國相比,被任命為海軍總司令的沈金龍和空軍總司令的丁來杭,上升速度更快,甚至連常規的表面文章都不做了。沈金龍和丁來杭都是中將,被習近平直接拔擢到通常只有上將才能做的三軍統帥的位置上。

9月初中共陸海空三軍司令統統破格換人。韓衛國在晉升為上將後一個月即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而海軍總司令沈金龍和空軍總司令丁來杭的上升速度更快。(新紀元合成圖)
除陸海空三軍司令外,接替房峰輝出任參謀長的前陸軍司令李作成更是破格提拔。中國官媒《北京日報》官方微信「長安街知事」9月1日報導,李作成為「雙非」將領,即既非中央委員,也非中央候補委員,這表示他是在18大後獲得提拔的高級將官。
三大軍種新成立之時,6位軍政主官中便有一半是「雙非」,分別為陸軍司令員李作成、陸軍政委劉雷以及火箭軍政委王家勝。 8月30日由新華社和《解放軍報》記者推出的長篇特稿〈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和推進強軍興軍紀實〉,強調「做到一切重大事項由習主席決定、一切工作對習主席負責、一切行動聽習主席指揮。」
未普的評論文章認為,軍隊人事安排上習近平破除常規,按照自己意志布署,反應習近平掌控軍隊的緊迫性。
9月6日自由亞洲電臺還報導了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觀點。他認為,現在作出最終決定的還是習近平,他一個人可以頂著多方面的反對聲音。現在中國沒有第二個人或力量跟習近平對抗,他也可以作最後的改動。所以到19大之前的最後一次中央委員的會議裡面,那個時候怎麼決定才最重要。

王岐山能否留任是習破局的關鍵
習近平打破常規、不拘一格不僅體現在軍隊上,中共黨內同樣如此。
9月6日《世界日報》文章分析,王岐山已年屆69歲,19大後王岐山是留是退成焦點,不是因王在政壇分量舉足輕重,反而是因為他的進退,可折射出習近平未來動向、派系勢力消長,進而窺探中南海全域。

19大後王岐山是留是退成焦點,他的進退折射出習近平未來動向、派系勢力消長,進而窺探中南海全域。圖為2005年5月17日王岐山以北京市長身分在全球財富論壇開幕式致辭。(Getty Images)
文章表示,王岐山能否打破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矩。能打破,意味習能頂住中共元老們壓力,此建制一破,意味習也能一手主導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選,不再沿襲常委席位派系均衡分配的前例。衝破常規,就意味習家班主控全域,符合前五年任期集權的目的。
文章還稱,打破「七上八下」後,無論王岐山留任中紀委,或外界猜測的出任國務院總理等更重要職務,常委和所有高層人事安排,都可習一人說了算,則常委集體決策制是否還維持?或常委會蛻變成參謀幕僚群,進而恢復毛澤東時代的黨主席制。甚至習順勢修憲,將政制從「國家主席」制,改為世界普遍採用的「總統制」;總書記不再受十年任期限制,進而讓習順理成章成黨主席,繼續延任並兼任總統,都變成「情理之中」可進可退的選擇。
8月29日,《日本經濟新聞》援引中共核心人士的言論說,北京當局計畫在19大上,廢除「七上八下」的退休制度。該核心人士表示,中共黨內「不存在明確的退休年齡規定,與外國首腦相比,68歲的年齡也還很年輕。」

港媒建議當局改用西方元首制
認為習近平應該採取總統制的人還很多。9月3日,港媒發表署名羅依北的文章指,自1980年代以來,中共最重要的治理機構是集體領導,以規避「文革」中毛澤東個人領導所造成的傷害。文章質疑,隨著大陸內外環境改變之後,這種治理架構與機制已不能有效應對當下的政治環境。
文章表示,中共的集體領導缺少最後的裁決者,隨著各種利益集團的形成,這些年出現新挑戰,民間將集體領導稱為「九龍治水、集體不負責」。
文章指,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推行元首制或總統負責制、總理負責制,很少像中共這樣,只由幾個政治局常委共同進行最高決策。
文章建議,在中共19大或者之後,試用元首制來取代集體領導,再接著試行內閣制。同時建議取消對集體領導所要求的年齡劃線機制,就是取消要求政治局常委在68歲就放棄連任的規定。
2016年12月,新紀元出版的暢銷書048《習近平的總統制》,詳細介紹了習陣營在這方面釋放的信號。比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孫立平曾刊文稱,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導致內鬥不止,並提出最有效的體制是代理關係明確前提下的首長負責制。

去年12月,新紀元出版的暢銷書048《習近平的總統制》,詳細介紹了習陣營在這方面釋放的信號。(新紀元)
2016年4月,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外媒採訪時提到,中國未來可以由國家主席制變為總統制。如果中國的政治體制變為總統制,從目前中國的政治生態看,必須是「系統性改革」。
王岐山一周三次上央視 前所未見
外界公認,王岐山能否留任是兩派交戰的核心和19大人事安排的關鍵。9月3日,王岐山被傳已罹患癌症晚期,時日無多,此前,王岐山的行蹤處於忽隱忽現狀態。阿波羅網報導,消息來源溫雲超(網名北風),被分析是倒習公開信和馬航中國烈士旅公開信作者,是江派的喉舌。
兩天後的9月5日,新華社率先報導,王岐山3日至5日在湖南省公開視察當地紀檢單位及央企,並公布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官網上。 9月6日,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出席岳父姚依林百歲誕辰座談會。座談會規格非常之高,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講話,常委劉雲山、張高麗出席,中辦主任栗戰書主持,中組部長趙樂際出席。2分半鐘的央視新聞聯播畫面,出現了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及內侄姚慶和其他姚家人的鏡頭。
9月8日,王岐山再度公開亮相。央視報導王岐山出席中國全國紀檢監察系統表彰大會。這是他一周內第三次公開亮相。曝光密度之高,似乎超過他在中紀委書記任內的任何一段時期,頗有為其健康狀況及權位闢謠的意味。

9月初,王岐山一周三次在央視露面。王岐山在敏感時刻高調現身,引外界關注。(新紀元合成圖)
在近2分鐘的報導旁白引用了王岐山講話,裡面三次提到習近平。王岐山說,各級紀檢機關「忠誠執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在「波瀾壯闊的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實踐中,經受了嚴峻考驗和深刻洗禮」,黨中央對紀檢監察工作「給予充分肯定」。
外界認為,官方讓王岐山一周三次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中,力挺王岐山留任常委的意味不言而喻。

王岐山現身湖南 釋放打虎信號
9月5日,中共中紀委官網稱,王岐山於3至5日在湖南省調研並主持巡察工作座談會。外界注意到,這是官方首次提及王岐山「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身分。
香港《蘋果日報》的評論文章表示,王岐山出巡規格極高,陪同他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趙樂際。而李克強、劉雲山同期到山西、河北調研時沒有其他政治局委員陪同。文章認為,王、趙若非正式的巡視工作場合,也不會同時出現。王此行只是調研,由趙陪同,說明行程不是私人安排,這顯示他在高層權鬥中是勝利的一方。
我們也可以另外解釋,王岐山把中組部部長趙樂際安排為巡視組副組長,一旦王在巡視中發現某官員有問題,趙樂際很快就能罷免和查處該官員,這對湖南的貪官污吏們構成了更快速更直接的威脅。
與此同時,9月5日,中紀委官網預告五集電視專題片《巡視利劍》將於7日至11日播出,已落馬的王珉、武長順、黃興國等20多名中共下臺官員將現身說法。
香港《東方日報》的評論文章說,此專題政論片是在宣揚過去五年的巡視成績,這實際上是進一步肯定王岐山的政績,為他19大上留任埋伏筆。按照過往的潛規則,69歲的王岐山已到退休年紀,但當年朱鎔基接任總理一職時也是69歲,因此,一切皆有可能。
上述評論文章表示,王岐山協助習近平反腐,在全國抓捕的省部級以上官員上百名,得罪了大批既得利益者,這些人的親屬、親信、門客利用各種管道糾合在一起,對王進行政治反撲,企圖翻案,重新上臺掌權。如今王高調現身反擊,「倒王派」所掀起的輿論戰也不攻自破。
在巡視湖南的新聞聯播節目中,王岐山強調,要學習習近平「7.26」講話,深入貫徹六中全會精神,樹立「四個意識」等內容,迎19大召開。
時事評論員周曉輝在〈王岐山露面闢謠 話中有伏筆〉一文中分析說,「7.26」講話指的是今年7月26日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中共省部級高官專題研討班上所作的講話,「政治安全」是重點。
按照去年11月21日中紀委網站刊發的〈從高級幹部嚴起〉一文所傳遞的信號,威脅中共政治安全的就在高層,他們在周、薄、郭、徐、令等被處理後,仍在「妄圖攫取中共和國家更大權力,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仍在「搞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分散主義」。既然如此,那麼為了維護政治安全拿下這些高官是題中應有之意。這或許就是王岐山所說要學習領會習近平「7.26」講話精神的言外之意。
王岐山還強調要「深入貫徹六中全會精神」。什麼是「六中全會精神」?從其公報中看出,一是正式確立了「習核心」,二是稱從嚴治黨的關鍵是高官,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他們是中共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
公報突出強調中共高官不僅要「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且尤其要「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向黨中央決策布署看齊,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而這個中央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
對高官們提出如此明確要求,應該是因為習近平上臺以來,一直有高官明裡暗裡對抗習近平,這樣的高官除了張德江、劉雲山、張高麗,還有江派在政法系、軍隊等的高級馬仔。而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就是對這些仍無法與習中央保持一致的人予以約束。如果這些人繼續興風作浪,習當局將對照《準則》和《條例》對其進行處理。
如今王岐山在湖南再次暗示六中全會提出的準則和條例,外界猜測,這很可能是針對曾在湖南任職或卸任的,如周強、楊正午、張春賢、徐守盛等,結果不久就傳出最高法院院長周強落選19大代表。

王岐山及家族澄清傳聞 獲高層力挺
回頭再說9月6日召開的「紀念姚依林座談會」。港媒透露,王岐山及姚氏家族曾就海外「爆料」向中央澄清,並獲得高層共同認可,於是就有了這個高規格的座談會。
新紀元此前分析說,爆料那股倒王岐山的風潮,是黨內既得利益集團、貪官子女親屬們共同合演的「復仇記」。也有網民說,這些傳聞說白了是王岐山的反腐觸動了另一派的乳酪。他們只有採取這種迂迴的手段攻擊王岐山。真真假假,虛實不分,讓習在19大的人事安排受到掣肘。
港媒《東方日報》的文章認為,按照中共內部規定,已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們逢十、五十或者一百,都可以進行紀念座談會。姚依林作為前常務副總理,按理由現任常務副總理張高麗發表談話便可,但今次卻由李克強出面,劉雲山、張高麗出席,再加上中辦主任栗戰書、中組部部長趙樂際、國務院祕書長楊晶這三個要員,說明紀念的層次和檔次提高,這也是力撐姚依林女婿王岐山的體現。
值得關注的是,9月6日這天,張德江在廣西調研並出席第23次全國地方立法工作座談會,而俞正聲在北京出席政協第12屆全國委員會優秀代表大會。由於姚依林級別不夠,習近平不會出席座談會,而且6日那天習要與川普通話,討論朝核危機。由此看來,7個常委,除了3個不能來的,其餘4人全來了,連江派兩常委劉雲山、張高麗都出席了,這暗示王岐山19大進入常委是中南海一致通過的事。
姚依林祖籍安徽省貴池縣,1917年9月6日生於香港。他曾在中共商業部部長等職,1966年文革爆發後,曾受到嚴重迫害。1977年3月,任中共國務院財貿領導小組組長;1979年7月,任中共副總理;1987年,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並兼任常委副總理;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在北京去世,終年77歲。
中共央視報導,座談會前,李克強等人會見了姚依林家屬。畫面顯示,姚依林的多名後人都出席了座談會,包括兩名在世女兒姚明珊(王岐山夫人)、姚明端及長孫姚慶(已故的姚明偉之子)夫婦等人。央視報導播出了李克強等人與姚依林18名親屬的合影。合影時,王岐山與其他領導人站在前排,姚明珊、姚明端和姚慶等人站在第二排。

9月6日,四常委出席姚依林百歲誕辰座談會與王岐山的近20名家族成員一起亮相,被視為間接反擊負面傳聞。(新紀元合成圖)
習遠平鏡頭停留3秒引關注
另外,中組部副部長陳希、中財辦主任劉鶴,發改委主任何立峰,還有劉少奇之子劉源,習仲勛次子習遠平,陳雲長子陳元等「紅二代」也出席了座談會。這次的座談會在央視的新聞聯播用了3分鐘的時間,足足占了當天最為重要的政治宣傳30分鐘的10%。外界認為不同尋常。
習近平今次派出公私兩個代表與會:弟弟習遠平與心腹栗戰書。尤其是央視鏡頭在習遠平身上停留約3秒時間。這樣的鏡頭語言,可能意在表明他身分的特別,也是對王岐山的加持,這使各種炒作習王矛盾的輿論不攻自破。
中國問題獨立評論員李善鑒認為:「對於王來講,他一露面的話就一定要保持一個高調,相當於把那些傳言異議非常輕鬆的很乾淨的把它粉碎。而且這個事情,他是主角,就是說這些常委相當於為他而露面而做事的這麼一個架勢。」

王岐山找曾慶紅談話 曾不敢反擊
體制內專家辛子陵表示,江派在海外爆料,把王岐山弄成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支持他、起鬨,好像王岐山馬上就要倒了一樣,而且好像很有把握要把王歧山從19大上拉下來,這是江派搞的清君側,習近平是不會上當的。他們都是成熟的政治家,這些小伎倆是改變不了中國大局的。」
他很肯定地表示:「王岐山最近的地位看起來很吃重,近日習近平、李克強不在北京時,實際上是王岐山在坐鎮。而且他坐鎮時也沒有閒著,找了曾慶紅、賈慶林、劉淇等五人,讓他們交代問題。」

近期王岐山找了曾慶紅、賈慶林、劉淇等五人,要求他們交代問題。圖為2007年曾慶紅於中共兩會。(AFP)
「曾慶紅貪腐估算480億,如果王岐山真貪腐20萬億,那曾慶紅就會跟王岐山說,你貪了20萬億,你抓我幹什麼!曾慶紅掌握的軍隊、地方的情報部門消息靈通,如果王岐山貪了那麼多,別人不知道,曾慶紅肯定會知道,現在連曾慶紅都不敢反擊王岐山,所以這20萬億是胡說八道。」
辛子陵強調,總而言之,王岐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沒有變化。「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的鐵三角,沒有分裂,也沒有人能分裂得了。19大會按照習近平的意思、習近平的布署開好。」
19大後,辛子陵認為,不僅是中央班子調整、省級班子調整,就是下邊的也要調整。「不光是貪官要驅除、要拿掉,就是一些不作為的庸官也要拿掉。現在好多地方,除了反作為之外,就是不作為。政府機關不作為很厲害。19大之後,組織上要進行一個大清理、大調整。」
談到19大的破局,除了上述不同點之外,很多人認為,關鍵是能否真正開啟改革之路。「709」維權律師謝燕益發表的萬言公開信,希望新的政府能釋放所有政治犯,開啟和平民主之路,若習近平團隊真能做到這點,那才是真正的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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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 2017年0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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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一帶一路」的現實盲目與歷史狂妄

         五月十四至十五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這一場精心設計的「萬邦來朝」、「君臨天下」儀典,成為中共十九大之前習近平展示其「崇高國際威望」的最佳舞台,當然,這也是十九大最重要的熱身活動之一。新華社發佈「成果清單」,總結出了「涵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類,共七十六大項、二百七十多項具體成果」,志得意滿之態溢於言表。
         但是,華麗的詞藻難掩峰會的重大缺憾。「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上最重要的經濟大國印度因「中巴經濟走廊」有干預印巴領土糾紛之嫌而公開抵制了這次峰會;「一路」(「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上最重要的幾個經濟體──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其中台灣被排斥於峰會之外,韓國因朝核、薩德、總統更迭等事務正處於對華關係高度敏感期,派團參會非為「一帶一路」而來,實為中韓破冰而來;日本、新加坡本是TPP最熱心的成員,對「一帶一路」壓根兒就心不在焉、意趣了了;作為「一帶一路」終點的西歐各國,則普遍對峰會持半心半意、消極觀望的態度,中國在歐洲的主要貿易夥伴德國、英國、法國都只派來了低級別的代表團;在峰會閉幕日,與會的歐盟多國(德國、法國、愛沙尼亞、希臘、葡萄牙和英國)因為中方沒有回應國有企業的市場透明度、「一帶一路」項目的環保標準與勞工權利標準等問題而拒絕簽署中方提出的《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至於被習近平捧為峰會主賓的普京總統,也因為「一帶一路」必將擴張中國在中亞、西亞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而中亞、西亞從沙皇俄國到前蘇聯均屬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且「一帶一路」與普京主推的「歐亞經濟聯盟」存在著事實上的競爭關係──而對峰會面熱心冷,三分合作,七分保留。倒是與「一帶一路」完全沒有地理關聯的美國對峰會的態度最為誠懇與單純,特朗普總統派出的代表團似乎對峰會沒有任何別的目的,專為對外推銷「用美國貨、僱美國人」而來。
         就目前狀況而言,被習近平稱為「世紀工程」的「一帶一路」,與被他稱作「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一樣,仍然停留在炒概念、炒話題、炒意向的階段,真正形成可操作性方案並落實到行動的項目並不多──而且,那些已實施或即將實施的項目大都是「一帶一路」提出之前早就有的老項目。所謂「二百七十多項具體成果」,明顯是東道主的誇大之詞。中共宣傳部門之所以一味渲染峰會的「成果」而無視其裂痕,亦無視「一帶一路」在地緣政治、區域經貿、國際戰略上所面臨的複雜微妙環境與巨大投資風險,是因為「一帶一路」對於習近平很重要,尤其是對於十九大之前的習近平,非常重要。如果說十八大開創了中共「打老虎」的新紀元,那麼,十九大極有可能成為「一帶一路」的新紀元。「打老虎」為習近平打出了「核心」基業,而「一帶一路」將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築夢工程,這就是習近平的「世紀大戰略」。
         「一帶一路」是一個帶有強烈習近平個人色彩的概念。據說十九大將推出「習近平思想」,「一帶一路」背後的哲學與戰略思維,大概就是「習近平思想」的「精髓」。毛澤東的終極理想是一個一大二公、沒有私產、沒有婚姻、沒有家庭、沒有貨幣、沒有市場、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族別、沒有國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天堂;鄧小平從天堂返回人間,他的理想也從毛澤東的「大同世界」降為「小康社會」,即所謂「共同富裕」、「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某種意義上,習近平的理想是毛與鄧的複合體,他又從人間飄到了半空中,其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即是「大同」與「小康」的複合,而「一帶一路」則是區域化的、初級階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把一個原本以共產主義為底色的區域規劃與古老的絲綢之路掛上,自然會令人聯想到遙遠的漢唐盛世:漢人通西域、滅匈奴,設置西域都護府,迫使中亞各國「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後漢書》);唐人破突厥、平西域,在周邊設立安西(西突厥、西域和吐蕃)、北庭(突厥諸部落)、單于(東突厥)、安北(回鶻、鐵勒)、安東(朝鮮、契丹)、安南(越南)六大都護府,中國的西部邊境一度推進到波斯,唐太宗李世民更被「四夷」各族尊為「天可汗」,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什麼「絲綢之路」,而只知「參天可汗道」。直到十九世紀末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發現了這條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並經波斯、阿拉伯半島最後到達歐洲的貿易通道並命名為絲綢之路之前,這條東西貿易通道在中外史籍中並無任何記載,有記載的,只是一條地緣紛爭之路、帝國擴張之路。漢人對中亞的控制,唐人對周邊的征服,都是過眼煙雲。什麼樣的帝國霸業,什麼樣的地緣格局,都罕有維持長久的,無論羅馬,無論漢唐,無論沙俄。而帝國之路斷絕之後,所長久留存下來的,則是貿易之路、文化交流之路。
         習近平以漢唐盛世一條曾經是地緣紛爭之路、帝國擴張之路的古代絲綢之路為其「世紀大戰略」命名,在他自己,固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粹民族主義使命感的自然表露,但對「一帶一路」沿線及周邊各國,則難免心存疑慮。這也就是日本、印度、新加坡冷眼相待,歐盟各國淡然處之,俄羅斯疑慮重重的歷史心結所在。此次「一帶一路」峰會的與會元首名單表明,該區域最重要的經濟體對「一帶一路」的興趣都不大,「一帶一路」的粉絲主要是亞歐大陸的低收入國家、問題國家、落後經濟體,他們自顧不暇,期盼習近平撒錢救急,但未必認同多邊貿易體制與全球化思路,更未必認同「一帶一路」背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這也就預示著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不僅在經濟回報方面可能遠遠不如預期,在政治抱負方面更加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中共官方媒體稱「一帶一路」為「我國對外開放戰略2.0版本」,但如前文所述,「一帶一路」其實是習近平對鄧小平「小康社會」朝向毛澤東「大同世界」的戰略扭曲,某種意義上,它幾乎完全扭轉了「對外開放」的政策指向與實質內涵。鄧小平所主張的「對外開放」,「對外」雖是泛指,但就其實質而言,主要是指對美國、日本、西歐、港、澳、台、新等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打開門戶,所謂「開放」則主要是指「引進」、「吸收」發達經濟體的資金、技術、設備和先進管理經驗。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的「對外開放」運動才稱得上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如果「對外」不是針對發達市場經濟體而是針對社會主義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如果「開放」不是「引進」、「吸收」而是向外撒錢、出口低端產品或擴張地緣實力,那麼,毛時代其實也並不「封閉」,毛對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坦桑尼亞、贊比亞以及廣大「亞非拉」地區的政策比鄧時代還要「開放」得多呢。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與鄧小平的「對外開放」相比,其重點開放對象從歐美日和發達經濟體轉向亞歐大陸的低收入國家和落後經濟體,其開放的方向自然也不再是「引進」、「吸收」為主,而是對外撒錢與輸出產能為主。所以,與其說「一帶一路」是「對外開放戰略2.0版本」,還不如說是毛澤東「亞非拉戰略2.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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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號 爭鳴 總4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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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變局中的明智選擇

         其實,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已經看到,眾多中國人在中國大變局到來之前,已經作出了明智的選擇。
八九民運與「回歸民國」
         近些年來,人們不斷的從網上看到驚人的消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在南京中山陵,在重慶原抗戰勝利記功碑,在西安大雁塔,有中國大陸青年不懼被逮捕坐牢的危險,勇敢的展示中華民國國旗。近幾年,常有中國大陸人偷渡台灣,不為尋求好生活,而是尋找中華民國。我前年訪問台灣見到大陸「民國派」青年王睿,他表示:在中國大陸,「民國派」已然成型,「民國熱」持續升溫,「回歸中華民國」運動如巨流湧動。
         而在「六四」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中,許多人經二十幾年的痛苦探索,也領悟到「回歸民國」才是未來中國大變局的正確選項。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六四日記》的著作者、《六四檔案》網站創建人封從德,近十年來致力於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中華民國憲政,他總結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得出「回歸民國」的結論,形成了成熟的推進中國民主運動的理念。
         對中華民國給予正確評價的聲音,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便在中國大陸響起。八十年代是中國上下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黃金年代,解放思想包括打破禁忌,重新認識和評價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那時候,學術界、文學界有大量記述中華民國光輝歷史和偉大成就的著作出版,影視界拍出了《血戰台兒莊》這樣的歷史巨片。此後在「六四」屠殺後的嚴酷環境中,二○○三年影視界人士竟然製作出《走向共和》這樣完整再現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歷程的電視劇。

「回歸民國」的理念
         「民國熱」走向成熟,形成「回歸中華民國」的理念,是從中國大陸作家、近代史學家高爾品攜帶書稿出走海外,一九九九年在美國以「辛灝年」之名出版劃時代的著作《誰是新中國──中國現代史辯》開始。這部著作,第一次全面深刻闡述了中華民國的歷史和民國的國統、法統、道統,指出:新中國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是中華民國建立後,中國的封建專制勢力借共產革命的名義瘋狂的反撲和復辟。《誰是新中國》一書,以及辛灝年闡釋此書精神的一場又一場雄辯滔滔的演講,奠定了「回歸民國」的理論基礎,影響著海內外老中青三代華人。此後又有海外青年學者丁毅積十年研究成果寫成的《民憲論》,詮釋了一九四六年國民大會制定的被胡適譽為世界最好的一部憲法的《中華民國憲法》。此前還有中國獨立學人、民間思想家王康主持五十多位畫家耗時五年描繪而成的展現中華民國殊死抗戰的歷史長卷《浩氣長流》,在海內外華人中激起驚天地、泣鬼神的效應。
         二○一四年,辛灝年與一批追隨他「回歸民國」的志士仁人,在辛亥革命海外發祥地美國舊金山成立「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從事回歸民國的研究和運作,並接手編輯辛灝年二○○一年十月十日創辦的《黃花崗》雜誌。「光復委」已成為海內外「回歸中華民國」運動的運籌中心和參與者的精神家園。
         現在回到本文的題目:為什麼「回歸民國」是中國大變局中的明智選擇?
         中國大變局,遲早發生。這一變局發生後,將出現中共解體、中國動盪無序的局面。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中,可能有數十人,自認為能擔任未來中國的總統,他們已經擬定了十部八部未來中國的憲法。變局後的中國群雄並起、各有主張、莫衷一是,於是變局便成了亂局。這樣的亂局很容易為中共的反撲或者軍人篡政提供機會。亂局的出現在於,在變局到來之前,民運人士未能在紛紜的政治主張中形成共識、作出一個最明智選擇。
         為什麼「回歸中華民國」應是變局到來之際的明智選擇呢?因為中華民國已經建立一百多年,至今仍矗立在台灣。百多年來中華民國有完整的國統、道統、法統,歷經了軍政、訓政、憲政的過程,並且有一部成熟的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權益和國家的安全與經濟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於一九四六年經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各派共同參加的國民大會制定,一九四七年正式行憲,至今仍在中華民國台灣施行。「回歸民國」是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一條捷徑,是中國變局到來後人們不必重新探索,避免國家陷入混亂,使得政權不至於回落共產黨手中的保證。

變局到來之際的共識與選擇
         國家與民族的統一也是自辛亥革命以來國人百年的夢想。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六十多年,割讓大片領土給異國,卻以國家統一的名義,企圖將自由民主的台灣置於其專制統治之下,於是迫使台灣人舉起了台獨的旗幟。而當未來大陸在變局中回歸中華民國,建立了與台灣同樣的民主制度,施行同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大陸與台灣還不能在共同的憲政民主之下統一嗎?
         那麼,中國不是有劉曉波主持起草的《零八憲章》嗎?《零八憲章》是理念,不是憲法。中國不也有各種版本的憲法草案嗎?所有的憲法草案都未經實踐檢驗,不足以與經七十年檢驗的《中華民國憲法》相提並論。
         國民黨本應擔負起帶領國人「回歸民國」的重任。但國民黨自馬英九二○○八年執政以來,推行台灣與大陸經濟一體化政策,掏空了台灣產業,出賣了台灣的安全與台灣人的利益,部份國民黨高層涉嫌從中分享共產黨權貴的貪污腐敗。如果不是台灣青年毅然發起「太陽花」運動,阻止「兩岸服貿協議」的通過,繼而讓國民黨敗選失掉政權,國民黨可能早把中華民國台灣賣給中共了。敗選後的國民黨,沒有如人民期望的那樣,重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重操民國復興大業,而是一部分人墮落成引領共產黨侵佔台灣的帶路黨,一部分人致力於將中國國民黨改造成「台灣國民黨」。今日的國民黨高層是孫中山、蔣介石的不肖子孫,但國民黨的辛亥革命基因仍在,大陸有志於「回歸民國」的人士,理應聯合海內外國民黨傳統的健康力量,重組中國國民黨,投身「回歸民國」運動。
         也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後天,也可能今年,或者明年、後年,中國的大變局就要來臨。時局已經沒有時間讓海內外民運人士繼續互相纏鬥了,是團結起來、應對將要來臨的中國大變局的時候了。各民運山頭的領袖們,誰有凝聚共識的大計,請趕快拿出來,不然就讓我們來膜拜孫中山、尊崇蔣介石,「回歸民國」,這應是中國大變局中的明智選擇。

二○一七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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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號 動向 總380期(美國)程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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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第一個任期的破局與困局

習第一任期致力於重建其威權
中國的政治文化與傳統文化有一共同點,就是多不公開否定或顛覆自己的前輩,傳統的學界如此,當代中國的政治也如此,鄧小平完全有能力顛覆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但他沒有,毛像還是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毛思想仍然是指導思想。習近平更沒有勇氣與膽識給毛思想或鄧的改革進行公然的顛覆。
習近平無法顛覆,但卻致力於重建自己的威權。
一是反腐敗,將主要政治對手通過反腐法辦,使其退出歷史舞台,在秦城安度晚年。對周永康的打擊,破了原有潛規則,即:刑不上常委。
二是奪取政治核心權,這是一個虛權,但卻是一個至高無上的虛權。鄧小平視自己為第二代領導核心,並賦予江澤民為第三代領導核心,核心就是一票否決權或確立繼承人的特權。江澤民在胡錦濤當政十年,仍然擁有核心地位,依靠的是軍隊親信對自己的效忠,而習當政之後,江核心並沒有任何力量將其廢黜,怎麼辦,習的團隊主動確立習為核心,從江手中奪得了核心權,今年兩會之時,總理李克強與政協主席俞振聲都在公開的報告中承認了習的核心地位,習的核心威權真正得以確立。
三是佔領理論思想領域至高點,確立習近平思想這樣一個概念。這是繼毛澤東思想之後,敢於建立自己思想體系的新提法,體現習近平團隊的政治雄心壯志。

領導小組建制難逃陳舊發展模式
第一是行政領域:領導小組的破局與建制
習上任就成立多個領導小組,這是外掛服務器,這些小組只能製作一些高大上的項目,但具體如何實施,還得靠原有體制內的官員,習中央決策對了,這些官僚體系完全可以使其異化,變成利己或利於利益集團的項目;習中央如果做錯了,這些體系內力量也無從制約,任其錯謬,釀成災難也不管(沒有獨立的司法或國會制約)。中共的政制,既可以讓習中央雄心萬丈(中央決策什麼,所有官員與媒體只能叫好),也可以讓習中央一敗塗地(市場規則從來不由最高領導人去控制指揮)。
毛澤東當年踢開黨委鬧革命,因為黨系難以體現他的政治意志,所以要成立一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現在習中央成立更多的領導小組,目的是擺脫黨和政府官員體系的不作為,或無法直接體現習核心的政治意志。
現在第一個任期屆滿,誰能對中央領導小組體制進行一個反思與評估呢?

第二是經濟領域的破局與困局
中央是新的,經濟模式是舊的,習李新政,希望擺脫胡溫時代奠定的房地產支柱模式,輔以印鈔的強刺激模式,所以,習李新政伊始,想通過股市吸引民間資金,來救活國有企業,來刺激經濟發展。習李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卻遭遇利益集團的狙擊,一場不流血的「經濟政變」發生,股市不僅沒有助推到一萬點大關,反而跌到谷地,股民與國家都遭到血洗。習中央只好又退回到胡溫印鈔──刺激房地產模式,通過泡沫化貨幣,使整個國家度過經濟危機難關。
我們現在看到,習中央奮鬥五年,仍然沒有破局,還在胡溫模式沼澤中淪陷,用更多的印鈔量、更強的刺激來抬高大城市房價,如果房價崩盤,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怎樣的衝擊,也許一切都還沒有開始(現在只能退而強調金融安全並抓捕金融大鱷)。

第三是雄安特區的破局與困局
今年最大的新聞事件就是習中央親自劃了一個圈,籌建雄安特區,在北京、河北、天津的核心區域,劃出一個經濟特區,以化解大城市各種危機,新生代創業人口無法安居就業,這個特區習中央誓言要超越深圳與浦東,成為一個新亮點。
天津的濱海新區,河北的曹妃甸新區,都已有數以十億、百億的投資,後續難以為繼,因為不是現任中央劃的圈,只會任其爛掉。現在,雄安周邊都支持雄安特區,最後這個特區風景如畫,周邊呢,又形成巨大反差,形成污染坑地,當然難以倖免於污染深重的困境。

國際關係領域的突破與困局
第一是海洋上的破局與困局
中國有一幫所謂的鷹派,既有高校研究機構的學者教授,又有軍方退下來的將軍,共同特點是,公開以美國為敵,以對抗美國為使命,鼓勵中共領導人放棄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國策,激活民族民粹主義熱情,要讓中國走上一條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習中央當政後,一系列的舉措都是這些鷹派們慫恿的結果,在東海劃出航空識別區,並製造釣魚島衝突,在南海人工造島,並建設軍事基地,造島投入數以百億美元,中共最終得到的,卻是外交困局,菲律賓通過國際法庭獲得勝訴,中共陷入被動,只能通過金元外交,使菲國暫時不與中國爭端,而對東盟各國,也如法炮製。
美國因此高調重返亞太,並威逼中共退出所造島嶼,保障海洋自由航行權。現在儘管因為朝鮮問題使這一區域暫時沒有激烈爭端,但它像一條握在別人手中的辮子,隨時可以絞痛中國頭腦。

第二是一帶一路的破局與困局
一帶一路是為了破局,因為中國落後的產能與產品需要更落後的地區去消耗,並擴大相關國家地區的市場,為此中國不惜以數以千億美元的投資,來激活這一落後市場,同時擴張的市場還包括南美與非洲地區,一些政權易變的國家數以百億的投資無法收回,砸了水漂,而落後地區的市場培育,還不如中國自己的西部地區。譬如中國以石油作擔保貸款等形式陸續向委內瑞拉提供了六百億美元的資金,被業界視為賭博性質的投資(2016年10新浪財經頭條曾有題為「這個國家即將破產,欠中國六百億美元貸款「打水漂」的專題報道)。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傾國家之力來進行商業投資,打造所謂的世界性的經濟帶,只要是國家性的投資,就會有人利用國家資源謀利益集團私利,包括外交官員與涉外經濟集團,他們不追求長遠的市場效益,而只會謀求國家更大的投資,以此自己獲利。而沒有監督制約的中共政治體制,驅動市場投資最終的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沒有人最終會對國家投資負責。而在這樣一個宏大經濟敘事過程中,中國鉅額美元鋪到一帶一路上,自己的經濟卻無法升級換代,只能靠無限的印鈔機制與房地產項目,來給自己打雞血,製造盛世泡沫。

第三是朝鮮的破局與困局
在意識形態與經濟領域(還有社會維穩領域),習中央都是困獸猶鬥,或是自造困局,只有朝鮮問題,由困局在走向破局。
習當政近五年,最大的亮點是在朝鮮問題上開始轉型,並獲得了美國新總統的肯定與信任,某種程度上中美第一次獲得空前團結一致,而這背後,是習中央對朝鮮的核遊戲的反感與厭惡,這是歷史性的包袱,朝鮮問題上如果能協力美國解決,習在十九大之前會獲得美國總統的支持,這對中國的經濟或政治轉型都有極其重大的正面影響。朝鮮困局不是習中央造成的,中共如果一攬子解決了朝鮮核危機或朝鮮的政治問題,促成南北朝鮮統一,將是歷史性的巨大貢獻,如果聯手國際社會和平解決,習本人可能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作者為大陸旅美學者、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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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號 動向 總379期 (美國)吳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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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看「兩會」

時間踏入三月,中國一年一度的最大政治秀「兩會」又熱鬧登場了。儘管中國黨媒官媒憋足了勁為「兩會」宣傳造勢、搖旗吶喊,但在海外的我看來,卻不知召開這勞民傷財的「兩會」有什麼實際意義。自中共建政伊始,「兩會」就素有「橡皮圖章」和「政治花瓶」的美稱,它們的政治地位何曾改變過?除了照例的通過、同意,哪個有膽去非議、反對執政黨領導下的政府作出的任何決定?再說那麼多煞有介事地出席「兩會」的「人代」和「政委」,哪一個是經過選舉產生的?又能代表誰?他們除了贊同執政黨領導下的政府作出的任何決定,又能做什麼?
政協委員提案不敢讓人民看
  海外輿論普遍認為:在今年的「兩會」上,談論政治話題變得更加敏感,以往的「兩會明星」們也紛紛噤言。中國官網「中國網」最近曾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民進」中央第一副主席羅富和在政協提出的《關於改進和提高境外網站訪問速度的提案》,引起了外界的廣泛注意。但這篇涉及當下敏感議題的報道隨即「見光死」,在「中國網」上被迅速刪除。羅富和雖貴為「副國級」領導人,但他在執政黨的心目中始終屬於「非我族類」,這份「哪壺不開提哪壺」的提案更證明了是「別有用心」,說不定「副國級」也照樣「和諧」掉你沒商量。
政協委員崔永元向本屆政協提交了一份《關於追究農業部在轉基因監管上失職的提案》,可該份提案居然在崔永元的微博裡被刪。該提案只是談到轉基因濫種形勢依舊嚴峻,提出要嚴肅追究監管失責者的責任,毫無保密需要可言。「政委」們事關民生大事的重大提案,卻千方百計地設法不讓人民看到,這「兩會」還開它們幹什麼?小小網管警察就有權刪除堂堂全國政協委員的提案,既不事先通知你,也不告訴你理由,這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究竟值幾個錢?

魚龍混雜的「人代」「政委」
  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兩會」前因歌唱節目被離奇下架而身陷「被查」風波的解放軍前總政歌手譚晶,其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就像件貨物一樣,被從北京的軍隊代表團轉至雲南省代表團,外界對此卻毫不知曉。譚晶日前表示:自己已經退役,不再是軍人。譚晶的籍貫是內陸的山西新絳,可脫下軍裝搖身一變就「代表」起了遙遠西南邊陲的雲南人民。雲南人民選她了嗎?她瞭解雲南嗎?這種如天馬行空般獨往獨來的「調動」充分暴露了中共視「人民代表」如玩偶、視「人民代表」的神聖權利如兒戲的本質。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是個「領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奇葩國度,只要「領導」點頭認可,什麼法律法規都可棄之如履。
「色而優則仕」、「賭而優則仕」在「中國國情」下,譚晶的跨部門跨省區神速「當選」還不算什麼頂尖奇聞。前香港「肉彈」彭丹於二○一三年「當選」為甘肅省政協委員一事才真正夠拍案驚奇。中國是立法禁止拍攝色情片的國家,甘肅省政協讓彭丹「當選」,不僅公然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更是在公然鼓吹「色而優則仕」。無獨有偶的是,澳門某賭王的四姨太也「當選」為江西省政協常委。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是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國家,博彩業在中國更是非法行業。此姨太的「當選」不僅鼓勵人們「賭而優則仕」,更對國內無數的「小三」們是個最佳示範,因為再怎麼說「小三」也比「小四」要「更上一層樓」。退一步說,就算「英雌不問出身」,難道地處大西北的甘肅需要香港人彭丹大老遠地跑去推廣AV事業,昔日的「紅色革命根據地」江西需要澳門人千里迢迢跑去開辦博彩公司嗎?如果都不是,那這兩省的政協邀請這兩位毫不相干的「英雌」「入夥」,又是為了什麼?
出席今年中國政協會議的還有一些「海外列席人士」。我不知道政協什麼時候增加了這些新名額,但看這些人在海外的頭銜,無一不是世界各地親共的「僑領」、「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之類。這些人在「兩會」期間說的話,聽起來比國內的「政委」們還要愛國、還要共產黨,被網民斥為「一群馬屁精」、「說的全是一堆空話」。他們既然這麼「愛國」,為什麼賴在海外不回國?美國的中共喉舌報道稱:「由於他們(『海外列席人士』)來自海外的獨特背景,他們在『兩會』期間建言的內容無疑最能代表當下海外華人群體關注的熱點。」這是公然強姦民意,海外華人誰讓他們代表自己的?他們的發言徵詢過海外華人的意見嗎?中共那套「自然代表人民」的傳統邏輯都嫺熟地玩到海外了,令人惟有歎息。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從嚴格的新聞管制中漏網的公開報道中拮取的,有關「兩會」的沒有被公開的醜聞、笑話、段子還不知道有多少。儘管這些例子只是冰山的一角,但已足可管中窺豹,一探究竟。

紅N代、富豪、明星的俱樂部
  「兩會」是中國參政議政的最高殿堂,按理說特別有德有賢有能者經公開公平的選舉並當選後,方能佔據這莊嚴之地的一席之位,但如今「紅而優則仕」、「演而優則仕」、「唱而優則仕」、「體(育)而優則仕」、「富而優則仕」早已成為「當選」為「人代」和「政委」的潛規則和必要先決條件。對長期佔據「兩會」莊嚴席位的體育、演/唱明星,以及毛太孫毛新宇、李鵬千金李小琳這類靠祖蔭父庇「當選」的紅N代庸人,民眾早已見怪不怪,這裡只談談「富而優則仕」。
BBC中文網三月二日報道:「兩會」召開之際,全國人大和政協代表裡的富豪再度成為關注的焦點。「兩會」中被列入《胡潤富豪榜》、個人財富在二十億元人民幣(二點九億美元)以上的「富豪代表」共有二百零九人,其中約半數人的財富超過十億美元。《胡潤富豪榜》的數據還顯示:全國人大和政協代表「百富榜」上的一百名富豪在過去四年裡財富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從二○一三年到二○一六年,他們的身家總和從一萬八千多億元人民幣漲到三萬億元人民幣,「兩會」已成為頂級富豪們象徵身份的俱樂部。全國人大和政協之外,各級人大和政協也同樣如此。具有各級「人代」和「政委」的身份為各級富豪們帶來了很多實際利益,他們除了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保護,也為自己的商業王國罩上了一圈「政治正確」的光環,生意上更有「官商相護」的巨大收益。路透社引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助理教授特魯艾克斯的話說,讓富豪們進入全國人大或政協,是執政的共產黨經過權衡計算後制定的政策,希望以此贏得富豪們的忠誠,並使他們成為共產黨政權的利益相關者。
執政黨將國之重器──各級「人代」和「政委」的身份作為手中「黨相授受」的籌碼,以換取各級富豪們的政治投靠和經濟支持。共產黨哪裡還有一絲「窮人黨」的影子,它早已和各級人大、政協中的富豪們結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統一戰線和利益共同體。這個政權雖然仍掛著共產黨的羊頭,卻賣的是金光黨的狗肉,這是共產黨的悲哀,更是中國人的悲哀。

來源轉自:
【2017年4月號 爭鳴 總474期(美國)周 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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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4日 星期日

中國信心崩盤

中國十九大剛剛於十月十八日召開,北京政府的為這個會的準備工作真令人傻眼。據很多的報導,北京地鐵車廂裡有武警,站口全是武警,手拿微衝(即無托的自動衝鋒槍),人物同被檢查。

中共有信心讓全國幼稚園小朋友聽習近平作做夢報告。
北京人必須帶著身分證,警察手持電腦,對一下你的身分證號碼,要沒有馬上帶走,外地人上街一律帶走。天安門附近居民不准開火做飯,一律派送盒飯;警車鳴笛滿街呼嘯;外地郵寄到北京的包裹也被暫停;位於東、西長安街兩側沿線樓宇停火;加油站禁售散裝油;網絡封鎖再升級,很多翻牆軟件打不開;連菜刀都要禁止出售,快遞都要暫時停業,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維穩」。
為了開十九大,搞得雞飛狗跳,如臨大敵。儘管很多人可能認為習大大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權力,很了不起。對我來看,他是全世界最可憐的人。這些動作表示了他不能相信他的百姓已經到了草木皆兵、全國皆敵的地步。一個將軍對他的部隊沒有信心,擔心隨時子彈從後面打來,還能帶部隊打仗嗎?
雖然這樣,中共的官方喉舌新華社的社論還在讚揚中國式民主,說它是優於西方式民主。真是把百姓當白痴,以為可以欺騙全世界。記得70年代很多美國黑人開最大型的 Cadillac 轎車,比我早來的留學生解釋說因為他們的自卑感很重,他們以為開名車就不會被別人輕視。同樣的道理,新華社的說法只不過是走夜路吹口哨壯膽而已。懂得一點心理學的人,聽了只會心裡笑笑而已。
近年來,中國的高官及精英的逃離潮,已經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據說中共的中紀委做了一份祕密調查,2012年經香港「動向」雜誌曝光,有九成中共中央委員、八成五中央候補委員、八成八中紀委委員的直系親屬,與情人,小三,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報導還引用美國政府的數據,說中共部級以上官員(包含已退修)的第二代有七成五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分,第三代擁有美國公民身分者更達到九成一以上。除高官外,外逃人員還有大陸知識界的專業人士,以及大陸富豪。這些逃離者進到西方國家後,在當地大力置產,移轉資產。在2010年,僅僅被立案調查的外逃貪官轉移到海外的資金就有2,378.2億人民幣。如果將那些未被立案調查的貪官污吏所貪污轉移的資金總和起來,數量更是驚人。據說到2015年,從大陸逃到西方的資金達到8.7萬億人民幣。
這種只要有能力的就出逃的現象,顯示這些中國百姓住在中國沒有安全感,對將來沒有盼望,沒有信心。對那些沒能力外逃的中國百姓,那就更是如此了,除了接受命運,他們還能怎樣?
所以今天的中國,上對下沒有信心,下對上也沒有信心,甚至對內幕最清楚的領導階層的官員,對中共的最高領導及國家的將來也沒有信心。對一個國家來講,還有比這樣更嚴重的信心崩盤嗎?而習近平政府採取什麼政策?原則上他只採取更嚴格的控管政策,控管力道愈來愈大,美其名為維穩。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學到鯀採用堵塞方法治理洪水,結果失敗,而他的兒子禹則採用疏導的方法,結果成功,這是多麼基本的道理。我們可以斷言中共會失敗,問題只在他們還可「維穩」多久?

作者: 蕭東賢

來源轉自:
【蕭東賢 於南加(原載台灣公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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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支票簿的誘惑


巴基斯坦與美國關係惡化,轉而加深與中共的關係。北京在巴基斯坦的投資也在逐漸增加。圖為一位中國工程師與巴基斯坦工人在建一座橋。(Getty Images)
中共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歐洲,正在使用投資、利用「一帶一路」項目,日益增加在該地區的財政和政治影響力,拿取自己所需。為需要的政府和國家使出金錢誘惑,中共這一戰略的下一步是什麼?未來又會取得哪些收穫?
編譯/李清怡
中共用投資在他國拿取自己所需
一個政府在國際舞臺上可以有很多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有的靠軍事力量,有的靠破壞顛覆或恐嚇囂張。歐亞集團主席布雷默(Ian Bremmer)近日在《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 Review)發表文章指,中共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歐洲,正在使用投資來從這些國家和政府那裡拿到自己所需要的。
亞洲
最明顯的例子是在亞洲。巴基斯坦與美國的關係近年來急劇惡化,巴政府和軍方有充分的理由加深與中共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北京在巴基斯坦的投資也在逐漸增加。一個55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作為「一帶一路」規劃的一部分,正在為巴基斯坦創造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作為回報,中共正在開發瓜德爾港,這將有助於加強中共在印度洋的地位。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不喜歡來自美國和歐洲對他的批評,而北京已經承諾幫助他改善菲律賓不發達的基礎設施。到目前為止,中共還沒兌現多少承諾,但是僅僅這個承諾,就足以讓菲律賓總統在對待中共南海擴張的問題上態度不那麼強硬。
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Najib Razak)對南海主權問題已經倒退,因為他的國家也需要有錢投資道路、橋梁,特別是鐵路,而且由於主權財富基金一馬發展(簡稱1MDB)資金被挪用的醜聞,導致馬來西亞政府財政緊縮。

非洲
長期以來,中共依靠其雄厚的財力在非洲買下不少影響力,還通過其政府支持的私營企業四達時代——一家中國媒體電信公司在非洲30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將中共的世界觀滲透到非洲的千家萬戶。
作為金磚集團成員國,自2010年以來,南非為中共提供了進入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的門戶,允許中共開採其自然資源以支持中國經濟增長,並助其增強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力。中國是南非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於2015年簽署了價值65億美元的商業交易。作為對中共的回報,自2009年以來,南非政府三次拒絕達賴喇嘛入境南非。
2017年早些時候,肯尼亞總統肯雅塔(Uhuru Kenyatta)受邀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論壇,只有兩名非洲領導人在被邀請之列,肯尼亞可望成為中共基礎設施投資的主要接受國。作為「一帶一路」項目海上航線的一部分,中共已經在肯尼亞內羅畢和蒙巴薩之間建了高鐵,肯尼亞政府對此表示感謝。感謝的方式是:支持中共在南海的擴張行動,以及支持國際貨幣基金IMF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

拉丁美洲
中共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金錢以成為巴西、智利、古巴、祕魯和烏拉圭最大的出口市場。這些國家加上玻利維亞現在從中國的進口量超過從世界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量。巴拿馬也在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共對巴拿馬運河的擴建投資使得中國的大型貨輪能夠到達美國的大西洋和東部海岸。2017年6月13日,巴拿馬宣布不再承認台灣主權,中共因此取得了又一次外交勝利。
中共資金湧入歐洲 背後玄機?
北京甚至將這一戰略延伸到了歐洲,投資撒向希臘。希臘通過「一帶一路」項目贏得了中共的投資。特別是,一家中國國有企業現在在希臘商業港口比雷埃夫斯運營,這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今年稍早,希臘否決歐盟批評中共打壓國內政治異見人士的聲明,還在海牙國際法庭與匈牙利共同支持中共對南海的領土擴張。
美國、歐盟以及任何其他在國際上扮演角色且國內急需投資的國家,要從中吸取教訓。川普強調美國的強大,但他明確表示,他沒有興趣買單。
現在,從接受者的觀點來看看中共:中共為需要的政府和國家提供如此好的金錢誘惑。那麼,這一戰略的未來是什麼呢?唯一的疑問就是中共下一步將會取得哪些收穫。
中國的投資者繼續延伸至歐洲,日益增加中共在該地區的財政和政治影響力。專家認為,歐洲市場的吸引力並不是近期投資熱潮背後的唯一原因。
2016年,歐洲取代美國成為中共海外併購的主要目標。金融專家和股票市場分析師特拉特斯(Dmitry Tratas)指出,其中一個原因是華盛頓的對華經濟政策。
特拉特斯向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中國分社透露,美國政府及其監管機構已經不斷加強防範,阻止中共投資進入美國市場。他評論說,在針對外來投資方面,歐洲經濟比美國更為寬鬆;然而中國企業在歐洲市場也感受到了壓力,但是這種壓力是中國商品能否進入歐洲市場的壓力,而不是關於併購和收購交易的壓力。
2016年,中國企業與歐洲企業達成了309項併購交易,價值近860億美元。特別是中國投資者在德國市場創下併購紀錄。根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報告,2016年,中國企業與德國公司達成了68項併購和收購交易。

來源轉自:
【西方看中國 第551期 201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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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3日 星期六

對峙結束中印都稱勝利 究竟誰贏了?

★這問題當然是賠貼400億美圓的一方輸囉!黨方面來算,一個貪官掠一趟混水,也可能不止這數目;橫豎錢是13億人攤分的微末,就當搓麻將輸鋪自摸爆棚,兼捏一把汗而已,無乜特別,況且宣傳了幾個月噃,抵賠喇!

7月28日,習近平在北京會見金磚四國(左起:巴西、印度、南非、俄羅斯)安全部門的高官。(AFP)
就在金磚五國峰會在中國廈門召開前,劍拔弩張的中印洞朗對峙局勢突然逆轉。當時雙方都稱各自一方取得了勝利,究竟真相如何,讓外界看得一頭霧水。印媒則披露了雙方斡旋背後的一些內幕。
文/薛飛
8月28日,中國和印度雙方宣布達成協議,結束了這兩個亞洲大國之間在中國和不丹邊境爭議地區洞朗的兩個多月的對峙。
印度外交部最初的聲明說:「印中兩國軍隊正從對峙區域撤軍。」但中共外交部的聲明卻說:「印方將越界人員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方一側,中方現場人員對此進行了確認,中國邊防部隊繼續在洞朗地區巡邏駐守。」暗含中方並未撤軍。
但對於引發這次爭端的中方修路一事,是否停止以及是否會繼續,中共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只是稱:「鑒於現場情況已出現變化,中方將根據現地情況做出必要的調整和布署。」
這裡所說的「調整和布署」是否意味著停止修路?當局沒有說明。中共媒體紛紛將此形容為中國的勝利,幾乎不提中方做出了哪些讓步。

中印都宣稱勝利
中共官媒新華社8月29日稱:「印度撤回越界人員和設備,是認清形勢後的正確選擇。」中共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也聲稱提醒印方從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訓。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蘇曉暉作客央視時稱,印度方面是「主動撤出」。
而另一方面,印度的媒體都在紛紛高調強調印度的外交勝利。
據BBC的報導,印度媒體引述印度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JP)官員的話說,這是莫迪政府在金磚五國峰會前的一次「巨大的外交勝利」。
屬半官方性質的印度最大通訊社「印度報業托拉斯」將洞朗對峙結束稱為一個「重大外交突破」。
印度英文日報《經濟時報》說,此事令中共「非常難堪」,顯示中共「會發出威脅,但不一定會付諸行動」。

印媒揭中印高層斡旋內幕
外界普遍認為,印度撤軍的條件是中方停止修路。如果中方停止修路舉動,印度就達到了派軍的目的。
印度軍事問題專家戈卡萊(Nitin Gokhale)早前接受印度媒體採訪時表示,印度的目的也是讓中方停止修路。儘管中方對「停止」在該地區修路保持了緘默,但讀過雙方的聲明很明顯可看出,印方撤軍的條件是中方停止修路。
倫敦皇家三軍防務研究所的研究員Shashank Joshi也對《華盛頓郵報》表示,他不認為印度在沒有得到北京暫停修路的些許承諾的情況下就同意撤退。
《印度快報》(The Indian Express)援引一位不願具名的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話說,雙方幾乎同時回到自己先前的位置……按照標準的撤離程序。
8月29日,《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引述消息來源說,在雙方斡旋過程中,印度提出要求,中方不能單方面改變地面事實,只有雙方都撤軍才能結束對峙,當中方意識到印方不會對此討價還價時,雙方就此達成共識。
消息說,印度為中共提供了保留顏面的撤退方法,就是不會去挑戰中方關於撤軍的說法。所以中方宣布印度撤軍,並稱將繼續在當地巡防的信息出來後,印度沒有公開挑戰,直到晚些時候第二份聲明才明確稱雙方都撤軍。
BBC報導稱,但不管哪方「低頭」,事件最終沒有升級為武裝衝突,對兩國都是好事。由於邊界爭端解決了,印度股市當天大漲,SENSEX指數上漲155點。印度外交部也於29日發表簡短聲明指,總理莫迪將於9月3日至5日前往中國參加金磚峰會。
此前分析認為,對於印度來說,莫迪正全力推進國內改革和基礎設施建設等諸多問題,並不想開戰。對於北京來說更是內憂大於外患,特別是中共將於秋天召開19大,面臨重大高層人事調整,亂象頻生。並且中方要在廈門主辦本屆金磚峰會,不想因洞朗對峙對此次峰會造成負面影響。

來源轉自:
【焦點新聞 第547期 201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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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1日 星期四

中國向左轉加劇國內外危機


北京當局把政權穩定作為首要任務,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呈現出向左轉的趨勢。此舉加劇了中國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危機。(Feng Li/Getty Images)
2017年以來,隨著中共召開十九大的日期臨近,北京當局把政權穩定作為首要任務,在對社會和民眾全面加強管控的同時,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呈現出向左轉的趨勢。此舉加劇了中國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危機。
政治不斷向左轉向
進入2017年之後,北京當局不斷做出政治左轉的動作。
中共中央下令對8千9百萬黨員使用互聯網的管控。8月1日,中共中央公佈新規定,嚴禁中共黨員幹部登陸「違禁」網站,如《紐約時報》、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國際社交網站。中共黨員在社交網站上註冊必須首先得到黨組織批准,黨員在網站上轉發任何「有損於黨和國家的負面信息」將會受到嚴厲懲罰。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不久前列出對黨員的100條禁令,排在最前面的4條禁令是:
1. 嚴禁公開發表反黨言論;
2. 嚴禁妄議中央方針;
3. 嚴禁公開醜化黨和國家形象;
4. 嚴禁製作、販賣和傳播反黨讀物和視聽資料。
美國《華爾街日報》綜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數據得出,從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國企提出變更企業結構,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設立黨委的條款。寫入公司章程的新條款包括以下表述:
將黨組織發揮核心作用「組織化、制度化、具體化」以及黨組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把黨置於每一家集團的核心地位。
這些在香港上市國企,包括中國最大的證券公司中信證券、石油和天然氣巨頭中石化、眾多鋼鐵和能源集團等,這30多家企業的總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佔據了香港股市總市值的近三分之一。如果算上私營企業,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內地企業合計達999家,佔總市值的近63%。
最新發生的另一個鬧劇是,日前澎湃新聞網報道了《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期刊發表的一篇論文,題為「馬克思主義在北京市臭氧檢測及分析中的應用」。該文引發網民質疑回到「文革」時代。雖然此文數小後被刪除,但此事件折射出當前大陸意識形態方面的左轉現狀。

中國左轉加速國內危機
中國左轉加劇國內的危機主要表現在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
在經濟方面,中共把「黨」寫入國內許多大公司的成立章程,此舉打擊了國內外投資者對於北京方面將放鬆對市場掌控的期盼;同時,中共嚴厲控制中國的全部企業,把中共政黨利益置於企業利益之上。此舉與現代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融入國際社會格格不入,長期以往將對中國經濟產生致命傷害。
在2012年中共兩會上,中共前總理溫家寶在回答記者關於王立軍事件的提問時稱,「『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薄熙來在重慶全面左轉,對民營企業家洗劫一空,唱紅打黑,再現文革,對重慶經濟造成致命傷害。薄熙來的復辟文革鬧劇的殷鑑不遠,如今中國政治的全面左轉,將有可能造成大量外資加速撤離。
在社會方面,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多年,對於中華民族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和夢魘。六十多年來,近一億中國人非正常死亡,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五千年文化被強力摧毀,中國的環境遭到巨大污染,傳統秩序和道德被摧毀後中國社會一片亂象:坑蒙拐騙、貪污腐敗、假冒偽劣、賣官鬻爵、娼妓泛濫、黑社會肆虐等等觸目驚心,讓人們對未來失去了信心。中國社會繼續左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將會繼續肆虐中華,加劇中國社會的危機。

中國左轉加劇國際危機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開始對中共採取強硬姿態,近期啟動對中國貿易進行調查。此舉的深層原因在於,中國共產主義體制違背了經濟發展和市場規律,對中國、美國和國際市場都帶來傷害和災難。中共體制下的經濟發展已經走到了盡頭,而美國和國際社會也給了中共足夠多的時間,希望與中共的經濟合作來改變其政治體制,但是,一次次被中共所欺騙。如今,北京當局在國際上遭遇的政治衝突、貿易衝突和邊境衝突,與目前中國政治左轉密切相關。
從更加寬廣的視角來講,自1848年共產主義出籠以來,共產黨的種種暴行和其反人類的本性,給人類帶來重大災難,人類超過一億人死於共產邪惡的暴虐之下。
歷史證明,共產主義所宣稱的「人間天堂」帶給人們的是可怕的「人間地獄」;而共產主義宣揚的「按需分配」,只不過是把民眾財富轉移到統治者手中的一場財富重新分配的遊戲。共產主義所宣揚承諾的一切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共產主義制度和政權是對人類最大的威脅,而如今的中共政權,就是當今人類共產主義的最後代表,其威脅著世界和平和安全。而中共政權又把中國和全體民眾與其緊緊捆綁在一起,把中共政權自身的危機變為中國和中國民眾的危機。
因此,處於內憂外患的中共政權,因為其與自由世界的天然對立,正不斷遭受著國際社會的壓力和圍剿,從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危機重重。
中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左轉,使得國際社會更加深了對共產主義紅潮來襲的恐懼和擔憂,這使得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陷入更大危機之中。

共產主義走到盡頭
近期以來,在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北京當局突然遭遇內外交困,步步不順。內部政治博弈不斷升級,外部竟然同時面臨捲入印度朝鮮兩場軍事衝突的風險,與此同步,中華大地地震連發,天災人禍不斷,這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
在中國的歷史上,一旦天災人禍頻發,帝王一定都會返躬自省,是否其施政有做錯或做的不足的地方。目前北京當局所遭遇的內憂外患,與中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全面左轉密切相關,與其施政方向密切相關。
中共政權維持統治需要暴力和謊言作為手段,中共的邪惡基因和本質,決定了中共所有行為的最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其政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必然以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代價。中共的本性與國家利益是無法調和,天然對立。
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民眾的共同認可,無論何種政經體制,公平自由都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而中共永遠把其自身的利益凌駕在人民和國家利益之上,一次次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從歷史到現在,中共政權都已經沒有任何合法性可言。
在中國傳統文化裏講善惡有報,個人如此,團體如此,政權也如此。一個政權迫害信仰,最後的結局就是政權的解體。中共迫害、殺害了那麼多中國人,如今還在迫害殺戮法輪功學員,犯下大規模活摘器官這樣的反人類罪,中共是註定要被淘汰的。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中共去承擔這份血債與罪惡。
拋棄中共已經是天意、民意、歷史的潮流。繼續維持、加強中共統治、替賣國殘民的中共拔橛子是不智的,也是徒勞無功的。逆天行事、逆潮流而動,結局是不言而喻的。這樣的歷史教訓實在是太多了。
雖然,目前中國政治左轉的現狀,也有可能是政權中奸佞小人、以及執政者的政敵所煽動或所為,這個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是,無論當政者個人如何打算,繼續中共的意識形態和統治,都將繼續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

拋棄中共 開啟生路
中國社會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復興,不需要依靠中共。相反,中共只會是阻礙與桎梏。中國在世界和歷史上最稱雄、最繁榮的時期,並沒有中共。同樣,當政者要建立自己的功業,留下自己的歷史聲名,也不需要依靠中共。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多少千古帝王,政治清明,愛民如己,絕不是中共這樣為了一黨私利而犧牲、殘害百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任何統治者要建立功業真正能依靠的是民眾,相反,依靠專制權力,尤其是想依恃中共這樣殘暴專橫邪惡、站在民眾對立面的政黨,是行不通的,也是極其危險的。
中華傳統文化是神傳文化,其中包含著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以致更高層次的功用和內涵。恢復中國的傳統文化,與世界普世價值接軌,順應天意,拋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權,從中華傳統中尋求施政和治國的方略,中華將會重獲新生。

來源轉自:
【夏小強撰文 2017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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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0日 星期三

限制香港自由致多輸局面


777對豬頭雜(共犬的CEO,CFO及COO)的所謂表忠宣誓『表演會』。
         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回歸二十年來,香港漸漸趨向衰落,其中固然有多種因素,但香港的自由不斷遭到限制和侵蝕,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香港以往的發展和繁榮完全是建立在自由體制的基礎上,因而對自由高度敏感。自由的不斷被侵蝕,香港的不斷大陸化,不僅損害了香港,也導致了一個相關各方包括中共自己多輸的局面。
港人移民人數再度上升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公佈後,許多擔心回歸後自由受限的香港人開始考慮移民,至回歸前兩年,港人向外移民達到一個高峰。雖然九七後移民人數有所回落,但港人向外移民一直沒有停止。近年來,隨著香港加速大陸化,港人向外移民的人數又再度上升。許多香港人甚至把一向認為不如香港發達的台灣作為移民的目的地。港人這種持續不斷的向外移民也嚴重影響了資金對香港的信心。
         九七前後,中共把香港富豪階層作為統戰的對象,給以各種優撫,使香港富豪階層在回歸後過了一段安心的日子,有些人甚至因回歸而大獲其利。但是,專制體制終究不能像民主法制社會那樣給人們提供長期可靠的保障。隨著香港的自由不斷被剝奪,大陸化程度加深,香港富豪階層日益感到不安。

多行業走向衰落
         香港自由受限的惡果,是多個行業不斷走向衰落。對自由最為敏感的文化產業首當其衝受到最大影響。
         香港曾經是僅次於好萊塢的世界第二大電影製作中心。回歸之後,香港電影業不斷衰落。香港電視業曾經十分發達,目前被認為其黃金時代已經終結。香港報刊出版業也曾經十分發達,但最近二十年經歷了一個持續收縮的過程。
         香港近二十年來文化產業的大幅萎縮固然有受到互聯網衝擊的因素,但自由受到限制是最重要的原因。長此以往,靠市場生存的文化傳媒業,難以避免衰落的命運。
         同樣受到影響的,還有香港的另一支柱產業金融業。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僅次於倫敦、紐約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但在二○一六年,這個排名已被新加坡超越。由於本地居民和資金逐漸撤離,影響到了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如果香港持續走向衰落,其房地產業將難以獲得支撐。
         香港旅遊業,以及與之相關的商業、餐飲、酒店、公共交通等行業同樣受到影響。許多大陸人到香港旅遊,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與大陸的不同,有著大陸所沒有的自由,到香港有一種近似出國的感覺。如果香港完全大陸化了,那些已經去過香港的大陸人,可能不會有太大的興趣再來香港。實際上,近幾年大陸人赴香港旅遊的意願已持續下降。
         自由是香港繁榮的基礎,香港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在於失去了這個基礎。

「一國兩制」對台示範效應破產
         香港自由受限的受害者不僅僅是香港,也包括中共自己。
         香港回歸後因自由受限而不斷衰落,使中共的管控能力受到質疑,也使中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受到質疑,這些都使中共信譽受損。
         但中共遭到的最大損失是「一國兩制」示範效應在香港的破產,導致中共在統戰台灣上嚴重受挫。統一台灣涉及中共核心利益,能大幅提升中共的安全態勢、執政合法性和執政能力。中共為此不惜投入大量資源,以用於對台統戰和在國際上維持「一中」的認同。但是,由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破產,致使今天統一台灣的前景變得渺茫。這是中共統戰工作和核心利益遭遇的重大損失。

國民黨成最大受害者
         二○一六年台灣大選國民黨遭遇慘敗,有大陸官員在失望之餘指責國民黨「無能」、「扶不上牆」。這些大陸官員在指責時可能沒有想到,正是香港回歸後自由受限致「一國兩制」示範效應的破產,使台灣國民黨深受其害。二○○五年,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率國民黨代表團首訪大陸,開啟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的破冰之旅。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的兩次合作之後,再次開始了某種程度的合作。這種合作,不僅有利於兩岸的和平與發展,更有助於實現國家統一大業。但是,這一願景要能夠實現,需要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已經回歸的香港,還能夠繼續保持其繁榮與自由。既要限制香港自由以掌控香港,又想借香港「一國兩制」的示範統戰台灣,可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年間,對中共干預的各種抗議、遊行、示威不斷,嚴重影響到台灣人的統一意願。二○一四年香港大規模「佔中」,對台灣選情產生了重大影響,導致國民黨在當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和二○一六年一月的大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利。在民主社會,一個政黨的前途取決於民意的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失敗使台灣抗拒統一的民意大幅上升,在青年一代中成為主流,且看不到逆轉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秉持「一個中國」理念的國民黨前景難言樂觀。從這個角度說,國民黨是香港自由受限的最大受害者。

暫時獲益者終將受損
         有兩種人看似能夠從香港的大陸化中獲益。一種是與香港相關的大陸官員或商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或與權力的關係,從大陸化的香港獲取種種不當利益。但是,利用權力從香港獲取不當利益,難免會留下把柄,因而有可能成為反腐敗鬥爭或政治權鬥中的被清理者,這是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          另一種人是協助中共實施大陸化的香港政商界人士,可以因此獲得一些個人的好處。但是,如果有一天香港完全大陸化了,這些人是否能適應一個完全大陸化的體制,能否在一個完全大陸化的體制下正常生存,都將是一個問題。
限制香港自由導致多輸局面
         中共,或者說中共內部的某些權勢集團,部分出於習慣性的專制思維,部分出於借權力謀取超額利益的欲望,在香港回歸後,非但沒有維護和借鑒香港運行良好的西方現代社會體制,相反不斷限制和侵蝕香港的自由,使香港大陸化,這種「極左」政策既使香港前景日漸黯淡,也使大陸社會失去通過借鑒香港實現向現代體制轉型的機會。
         中共若不能或不願改變管控香港的思路和政策,繼續限制香港的自由,繼續促使香港的大陸化,則相關各方多輸的局面還將繼續下去。

來源轉自:
【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 王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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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全都為中共付加班費


中共要求外企「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事實上,中國人乃至世界人民,可能都在為共產黨支付加班費!圖為中共軍方代表參加中共黨代會。(Getty Images)
文/謝田(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
中共試圖在所有企業,包括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加強控制、設立黨支部的企圖,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開始;等大規模外企進入中國,中共試圖用黨支部控制外企的努力,也一直沒有削減。在中共統治日趨沒落的今天,據路透社報導,中共反而加大力度逼迫外企建立支部,這正應了中國的古語,所謂負隅掙扎、困獸猶鬥。
中共官媒引述中石化領導人的話說,公司要求所有外國合資伙伴在公司章程中「列出黨建工作的要求」。以前,外企高管還指望中共的要求只是走形式、象徵性的,也許會在外企的拖延、敷衍之下,慢慢淡化、消失,但這些希望看來是落空了。有趣的是,中共似乎在其勢力和影響力越發式微的時候,反而加強了控制外企的願望。
中共的努力有些成效,按中共官媒的說法,在186萬家私人公司當中,有70%設立了黨支部。顯然,還有至少50多萬家私人公司在暗中抗拒,沒成立黨支部,不讓中共插足。不難設想,這50萬公司的大部分,應該都是外企或中外合資的企業。
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際貿易專家克勞德.巴菲爾德(Claude Barfield)給美國企業和政府的對策建議,頗有新意。他認為中共的做法違反了國際規則,世貿組織(WTO)和美國政府應該進行干預。「中共逼迫外企建立黨支部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做法,違反國際商業規則。」巴菲爾德形容中共的做法非常荒誕,類似美國商務部長、財政部長要求成為通用、IBM、西門子或豐田的董事會成員一樣。
巴菲爾德最精采、入木三分的比喻是:「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真是瘋了!」事情起因於一家在華的歐洲製造業公司。其高管說,去年末該公司允許黨支部在下班後使用公司場地開會。然後黨支部得寸進尺,居然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費!從而遭到公司的拒絕。
巴菲爾德說,「共產黨官員完全不知道如何運營一個公司;世貿組織有責任反對這種做法,應該反對這種讓政府代表進入董事會,幫助私人公司做決定的做法。」這其實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中共插手企業、設立黨支部的目的,根本不是在意公司運營的績效如何,它們只在意公司內部是否有對共產黨反抗和抵制的情緒,公司是否會成為反共的人才基地和資金基地,這才是中共需要干預的原因。中共的目的,是從人員、思想、組織上完全控制,最後達到從經營、預算、財務、商業機密、智慧產權和實體的最後操縱和全面掠奪。
如果對中國社會結構仔細觀察,人們就會發現,沒錯兒,我們的世界還真是瘋了!不光是全體中國人在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可能也或多或少自覺和不自覺的,都在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
為什麼呢?中國的政治結構中,沒有其他政黨的活動空間,只有中共在唱獨角戲。人們知道中共有8000萬黨員,有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還有紀委、對外聯絡部、宣傳部和組織部。但中共的機構設置中,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治組織,居然沒有財務部、會計部,甚至沒有銀行帳戶!有誰知道中共的財務總監、司庫是誰嗎?這可是一個驚天的奇蹟!
今天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團體、組織、國家,甚至聯合國,都要有預算、收入、支出、會計報告、銀行帳目,但中國共產黨沒有,完全沒有!無疑的,中共還在進行著大規模的組織活動,包括其人頭費、宣傳費、中南海的水電費、北戴河的維護費、中聯部外訪的花費,以及運行中共自己的黨校等等天價的費用。支持中共運作的錢,是從哪來的呢?我們當然知道,是直接從國庫支付的!中共甚至不需要任何收入,也不需要報銷,直接就從國庫支付了一個政黨、社會團體的全部運作費用!這難道不是全體中國人民在為中共付加班費嗎?
中國的武裝力量,是中共的軍隊、中共的黨衛軍,因為他們要對中共效忠,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中共作為一個社會團體,可以擁有具備核武器的武裝力量;中國的百姓和其他社會團體,連槍枝都不能擁有,連菜刀都要登記。中國的全部軍費,實際上首先是為了保護中共用的,但軍費的來源,卻是中國政府的預算,也還是中國人民在為中共付加班費。
中國的政府,是世界出名的黨政「雙系統」。中國人已經習慣了聽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稱謂。「黨的領導人」和國家、和國民、和不認同這個政黨的廣大人民,有什麼關係?一毛錢的關係也沒有。但為什麼人民要為這個黨和黨的日常運作付費?
中國的官方媒體,明明白白的說自己是「黨的喉舌」,但自己的喉嚨自己不去保養,反而要作為受眾的百姓付錢。媒體宣傳的是黨的聲音、黨的方針、黨的政策,但黨不需要付廣告費、製作費、播音費、衛星租用費和地面中繼站的費用,這也是中國人民在為中共付加班費。
實際上,中國的整個國家機構、國家機器,都為黨服務,但都不是由黨買單,現在也沒有蘇維埃的支持,就只有靠中國人民來付上班費和加班費了。中國在海外設立的孔子學院,不宣傳孔夫子,而實施中共的大外宣;中國的經濟命脈、企業的董事會,都掌控在中共手中;中國的領土,中共總書記想割讓給誰就給誰,不管是俄羅斯還是北越;中國的文化部,不弘揚中華文化,而宣揚黨文化。不只如此,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們,對中國投資、貿易,去中國旅遊,他們花的錢,一部分直接去了中共的口袋或「赤龍的錢囊」,如筆者在《赤龍的錢囊》書裡所述。所以,從實效看,全中國人,甚至世界的許多人、公司和政府,其實都在明裡和暗裡為中共支付著加班費!
巴菲爾德在無意之間,觸及了一個驚天的祕密!那就是,全體國人,包括許多世人,其實都在為中共買單、為中共輸血、為中南海付加班費,在支持著這個嗜血的邪惡政權。現在人們應該問自己的問題是,這是我們願意的嗎?我們願意繼續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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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智慧 第551期 2017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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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 俄國共產黨和德國納粹——談俄國革命及共產黨研究的思想與方法問題


《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封面(網路圖片)
文/仲維光
筆者按
去年夏天,孟浪先生來信約稿——總結反思十月革命百周年,為此,我為他編輯的《致命的列寧》一書撰寫了一篇紀念文字。這篇文章以德國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為案例,具體介紹了這一百年的思想史,以及共產黨問題的出現、發展及變化特點。在這篇文字中,我不僅強調了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且介紹了研究這個問題的一些理論及歷史框架,以及具體的思想線索。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一位嚴肅的思想工作者總結紀念十月革命百周年不是口號,不能夠繼續停留在意識型態的泛泛空話中,而應該深入研究具體歷史及思想問題。為此,對於在共產黨真理部培養下的這兩代人來說,方法問題、應該閱讀什麼樣的資料,也可以說是閱讀能力及方向問題——說到底是如何研究,如何表述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最忌諱的就是沽名釣譽的信口開河,切忌在一場總結反思中,最後無論在思想還是歷史問題的認識上都毫無推進。
為了這個目的,現在在十月革命百年,這個噩夢般的日子,11月6日即將到來之際,我把這封介紹如何進行近代思想,如何進行俄國問題研究的私人通信發表出來,再次籲請當代和下一代年輕學人注意方法問題、閱讀方向及研究能力問題。不是誰都有能力談論俄國問題,但是沒有能力談論也沒關係,老老實實地承認,然後去看和介紹有能力談論的盧克斯教授等人的工作。
我為什麼推薦盧克斯,他所強調的方法和觀點是什麼,請您看下面我的這封信。
XX小友,你好!
由於剛買的這本書無論就方法還是思想理論框架都和我非常一致,甚至可以說說出了我要說的話,因此想到應該介紹給你這個一貫喜歡和我談論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年輕朋友。
普天之下一個偌大的中國,十幾億人口,居然談論科學哲學和思想,只有你這個非這個領域的人士的反應和思索最為對味,這真讓我唏噓,可說是中國人的悲劇;人。當然,細想起來就是在民國,在洪謙先生剛剛回到中國的那個時期,比如今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當時即如馮友蘭,乃至胡適們,對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啟蒙以來的思想史的認識也是極為有限的,所用的不過都是從西方物質的強大到大而化之的文化全面西化、意識型態化,即觀念化的宣傳而已,而沒有進入非常具體的研究解析階段。
當代十字軍式的的世俗宗教的東征,不僅起自西方,也起自我們自己的所謂知識菁英。而問題和方法的借鑒及學習,互相影響交流的起步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到了方法和認識論的根本性,所以我們也就能夠說到一起去了。

從西方思想家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
這兩周買的兩本書都是07年左右出版的書,我十年後才購來閱讀,想來其實也是延誤了我的很多思索。這同時也再次說明,青年學生有一個好的導師的重要,會事半功倍,省去很多在路上尋找的時間。
這兩本書一本是《試論歐洲極權主義及對東德的分析》,一本是《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Zwei Gesichter des Totalitarismus—Bolschew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Vergleich. 16 Skizzen)。前一本我已經跟你提過,後一本書,前幾天郵寄到。打開書,翻過兩頁就讓我直呼過癮。因為再次找到了知音。
過去幾十年來,對於任何一個西方問題,我都不會輕易地提出自己的感覺和看法。有了想法後,我永遠首先去到西方學者中找,他們是否提出過,如何討論的。如果找不到那就對自己的想法要提出懷疑,寧肯放到抽屜裡繼續琢磨。因為西學,你是外人、外行,人家不會沒有聰明人如此提出過。如果真的是你提出的,那麼你也要找到你的提法的多方來源基礎,以及和這些提法的聯繫。過去四十多年,對此我有著深切的經驗。
例如現在你經常和我討論的認識論問題、波普問題。我1969年走向反叛和哲學之路就是循著這條路而來,我認為,中國知識界在1949年後之所以走向這樣一條荒謬的路,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有著深刻的認識論根源,尤其是那些跟著共產黨推行過並且實踐過專制的知識菁英。可這個問題從我認識許良英先生開始就發生了激烈的對抗。而就是這個認識論問題使得我進入了波普,並且在他那裡找到最直接的論述。因為波普之所以自稱是啟蒙主義學者,自由主義學者,就是因為其一生都是在認識論問題上尋找極權主義的根源,並且和追隨極權主義的知識菁英對抗。
在認識論問題上的對抗,貫穿了我和許良英先生1975年到2003年28年的交往歷史。1988年我來到德國,此後我和許良英先生有幾十萬字的通信,後世的人可以通過這些通信看到活生生的一個在黑暗中,在崎嶇的路上,對於科學思想的自學和探索的年輕人,如何與一位投身於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晚年變為共產黨異議人士的人在思想上的對抗交鋒。在和許先生的對抗中,我幾乎所有的思想和論述都可以在西方思想家,特別是波普那裡找到。同樣這四十多年來的,我的每一個思想幾乎都有著同樣的經歷,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而我現在之所以敢於提出後基督教社會論,也是因為它的每條血管都連著西方學者和前人的思想,它能夠和所有過去的解釋和判斷相容。
如是,現在我來向你推薦介紹這兩本書中的《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因為唯讀了幾頁就讓我看到,這本書的內容幾乎都是我很久以來一直在思索並且想要尋找的文獻。
這本書的作者是盧克斯(Leonid Luks),他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學中歐東歐問題研究所的主任。這本書吸引我的當然是他提出問題的出發點及使用的方法。

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
思想領域的問題和人生的很多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一樣,不是你可以不勞而獲,能夠輕易騙取,或者糊弄而來的。你沒有反叛過,沒有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下過功夫,沒有在思想史和文史上一招一式地下過功夫,你當然就不會得到真經,得到有實質性的、有分量的看法。這就是愛因斯坦說的,你只選擇薄的地方鑽,你得到的不會有好結果。
思想問題、思想史的研究絕對和自然科學問題的研究一樣,不可能輕易有所發現、有所真正的解答。淺嘗輒止,不可能對當代這個複雜紛紜的世界有所真正的認識,不然歷史就不會如此撲朔迷離、乃至混亂,發生如此巨大的災難。
1949年後,一方面中國發生了很多人為的災難,另一方面鎖國和知識封鎖讓人們對外只知道蘇聯和俄羅斯,馬克思和德國;對內只知道反封建、反傳統。為此,這個狀態對於已經喪失了感覺和思維能力的兩代知識分子來說,就成了唯一的一種知識和精神的出發點。它使得這兩代文化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稍有空隙鬆動的社會,卻依然充滿對俄羅斯傳統假大空的歌頌,及囫圇吞棗地歌頌德國的思想及歷史、永恆的昏話。而這其實也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象徵性的符號:凡是像以往一樣留戀依附,不假思索與疑問地歌頌俄羅斯及黑格爾以來的德國哲學傳統的,都是一些沒有感覺、沒有思想,缺乏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能力的人!因為事實上為什麼德國會出現奧斯維辛,在二次大戰後已經成為一個顯學問題,而七十年代後,蘇聯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平行於奧斯維辛問題成為世界文化政治思想生活中反省二十世紀的兩個大問題。
為此,為什麼會出現奧斯維辛,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我們稱這兩個問題是二十世紀的核心問題也毫不為過!
在對這兩個問題的探究及回答中,作者盧克斯說:它至今讓歐洲一想到自己所發生的一切,就感到心驚肉跳。因為這兩個人類文明中的巨大災難顯示的是歐洲所獨特具有的特點及現象。它記錄的恰恰就是這德國和俄國,兩個對於自己的學術、技術、文學和藝術成就感到驕傲自豪的古老的文化民族的情況。在歐洲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啟蒙思想的解放勝利進軍之後,這個進程卻在他們那裡發生了中斷。這個中斷是間或性的,只是短時期的。在這樣的中斷之後,在法治平等、普遍的選舉權以及從任何類型的家長制甚至更為甚的專制統治下的個人解放出來的方向上,歐洲都再次加速了向前發展。為此,或許可說這個中斷是史無前例的。
對於上個世紀發生的災難,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和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性的大屠殺雖然曾經被匆忙地、或偶然地稱為亞細亞式的行為,例如德國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這樣的說法誤導了對於人們對此的認識。因為事實上,甚至在亞洲建立的那些極權主義政權,也完全是按照歐洲模式及其規則建立的。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而在歐洲,具有古老文化的俄國和德國,才是當代對抗歐洲近代傳統中的發生災難的圖景中心。
盧克斯認為,這個針對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發展的對抗涉及了兩種類型的革命,這兩種類型的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毀壞了歐洲的基督教和猶太教文化的基礎,使得這種文化的捍衛者捲入兩方面的對抗戰爭。他們不僅以平等、公正和全世界團結起來的名義,而且也以等級結構分明的精英原則的名義,毫無妥協寬容的階級、國家和地區孤立主義名義,種族思想的名義出現在當代。

(Pixabay.com)
奧斯維辛和古拉格的出現
為什麼這兩個敵視當代文明的潮流出現在俄國和德國,並且採取如此極端的形式?為什麼當代這種極端的反人類政治思想企圖能夠在這兩個古老文化的民族中如此輕易地取得勝利?盧克斯同意並且引述海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解釋。
普萊斯納認為,至少是德國,也包括其他一些國家,他們錯過了十七世紀,也就是他們沒有經歷過啟蒙思想和在政治上人道主義的開創性的擴展洗禮。這尤其是對於德國,由於它錯過了這個世紀,因而使得他們變成為遲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成為對西方的攻擊者,並且由此在其後引發出來一些獨特的觀念。
至於俄國,盧克斯接下來明確地指出,在德國錯過了十七世紀的時候,俄國則是錯過了整個中世紀以及近代早期歷史,而發展出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自己的判據。為此一道看不見的牆使得俄國和西方隔絕開來。直到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改革才開始努力填補這一段空白,重新構築俄國和歐洲的聯繫。但是作為這個動向的反應,在俄國同時就產生了一種所謂民族認同的傾向。這種對於「民族認同」的強調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兩個多世紀,在俄國親西方派和親斯拉夫派之間的爭論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對此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現在回到奧斯維辛和古拉格問題,難道因此就可以說,這是因為在歐洲近代形成的價值在德國和俄國沒有足夠深入到他們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社會中去?或者西方的思想對他們來說讓他們感到是外來的,或者是一種退化瓦解的思想?而這是否也就是對西方來說,感到德國和俄國是遲到的民族,而對於德國和俄國來說,是他們在尋找一條特殊的第三條道路的原因?
亦或這就是一些批評家所說的,歷史不是火車站,不是鐵路交通,我們不能夠用有的人早到了火車站,有人準時也有人來晚了?
上述這些疑問也在對「特殊道路」的分析討論中詳盡地進行討論過。他們提出,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會展現出他們獨自的特點,但是在他們的發展中我們也能夠看到某些規範,有的是遵循這些規範發展,而有的則離開了這些規範。
為此,究竟如何來解答這些疑問,盧克斯認為,歐洲的學術界、思想界一直等待對於左的——在俄國產生的共產黨極權主義,和右的——在德國產生納粹極權主義的根本原因更為詳實準確的研究,以及進一步對於這兩個方向的研究的對比及分析研究。1945年,納粹失敗,二次大戰結束,使得很多納粹時期的檔案得以研究,這讓對於納粹的研究在1945年後能夠不斷深入具體地展開。但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由於鐵幕及共產黨的封閉統治,卻是直到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才有了可能。而這個可能也就使得對比兩個極權主義的產生的研究,在八九年後有了一個在共同的水平線上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

極權主義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
然而,這一比較的可能卻絕非人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它其實依然面臨很多問題。首先就是對於納粹與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實際上並非如人們想的那樣,在過去幾十年已經非常富有成效。盧克斯說,實際情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當時的社會氣氛、知識界的氣氛,一方面史達林去世後解凍給人們造成的幻象,讓世紀初的迷霧繼續蔓延,另外一方面民主社會的實用主義及綏靖,即所謂緩和政策,使得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在經歷了短暫的二次大戰後,冷戰初期的重視以後,在六十年代不僅在知識界,精神文化界,而且在歐洲社會都被排擠到邊緣,而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八十年代對於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在描述、解析、揭示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特點,及其起源問題上,可以說只有少數學者關注這方面。為此可以說,它遠非今天人們所想像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深入並且充分。對此,盧克斯甚至認為,極權主義理論甚至在六十年代後歐洲對於法西斯納粹問題的討論中,完全遭到了忽視。因為在這二十多年的討論中,學界或者更多地使用的是所謂現代專制,或者乾脆就是把法西斯及納粹作為一種獨特專門的概念使用,而很少有用極權主義這個更為普遍化的概念。
由於這樣的偏差,盧克斯認為,這就使得幾乎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後在德國歷史學界發生的關於納粹問題爭論,都很少有共產黨和納粹的比較分析。
對於盧克斯提到的這個問題,我在研究德國的極權主義研究家布拉赫教授時就已經注意到,布拉赫教授是少有的堅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的人,他並且在堅持使用這個理論時就指出,這個理論可以清楚地讓人們看到這兩個極權主義的共性。
所以盧克斯開章明義地強調讓我們再次看到,實際上對於法西斯納粹極權主義和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對比研究不是如一般中文界認為的已經展開並且有著豐富的文獻,而恰恰相反,它幾乎是在很晚才被認識到,並且依然是在一個起步階段。對於這種情況,盧克斯還特別引述了主持1996年後在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斯特凡•庫爾圖瓦(Stephane Courtois)的看法。
庫爾圖瓦自己就曾經是一位毛澤東主義的崇拜者,他在主持出版的黑皮書的前言中明確地提出,應該把共產黨和納粹相提並論,為此這引起了異常激烈的爭論。在這場討論中,庫爾圖瓦在談到共產黨問題和法西斯納粹問題的比較研究問題時,提到在此前不久,即在1986年到1988年在德國發生的關於如何認識納粹問題的歷史學爭論。對於在專業領域中回答這一問題的現狀,他說,能夠進行比較研究的「歷史學家必須同時對納粹和蘇聯制度都有卓越的認識,但是這樣的具有雙重知識的歷史學家到今天還沒有。」
實際上,庫爾圖瓦的這個看法,對於這種知識的缺乏可能會導致這一研究步入歧途的擔心,引發德國這場爭論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也早已經看到。他在這場爭論爆發後的第二年,1987年就公開做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訓練及知識造成對於蘇聯研究的欠缺和無能。
他說,他自己淺薄的俄語知識只能夠索引有限的文獻及內容。他的知識不足讓他直接並且廣泛地閱讀原始的俄語文獻,從而使自己具有直接了解並且把握真正在俄國發生的意識型態等問題的發展變化情況的能力,他只能夠泛泛地談論蘇聯的問題。
然而,儘管在這一領域中的學者都認識到這個必須,但是盧克斯說,過去幾十年在這一領域中的情況還是,在對於納粹的研究和對於蘇聯問題的研究之間依然沒有可以提供溝通比較的橋梁,依然是分立隔離的。為此,他還特別強調,正是因為這個比較研究對於瞭解極權主義及二十世紀的問題極為必要,所以就一定要避免那種泛泛的、大而化之的空洞比較。

布爾什維克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烏托邦
盧克斯的這本文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並不是想要對於為什麼極權主義會產生雙重面孔這個問題給出答案,填補隔離這兩個研究之間的鴻溝,而是只是試圖提供一些接近這個題目的途徑和資料。這本文集由十六篇文章組成。這些文章以前曾經發表過,結集出版時只是做了少量的修改。
對於這本共分為三部分的文集,盧克斯說,它的第一部分圍繞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這個雙重革命的發生。對此他指出,上世紀初期發生的致使歐洲文明災難性的中斷和破壞的這兩個革命,首先是在歐洲人的頭腦中形成的,為此,他研究了最初提出這些觀念思想的人及其思想特點,以及在當時一些作家、知識分子對此所提出的警告,及他們試圖阻止這一切發生的努力。
為此,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有兩篇文章涉及到列寧,一篇是〈二十世紀的雙重革命的綱領性的說明: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基礎》和列寧的《怎麼辦》〉;另一篇是列寧和當時俄國敵對國德國的合作和互相利用關係。其餘兩篇涉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萊徹克(Heinrich Gotthardt von Treitschk),在俄國和德國文化思想領域中的反猶問題,以及另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弗朗克(Semen Frank)對於極權主義的分析。
該書的第二部分的標題是,布爾什維克和納粹對於權力的極權主義烏托邦,是這本書的核心部分,包括十二篇文章。在第二部分中,盧克斯不僅對比描述分析了左的和右的這兩種極權主義基本的不同,而且對比分析了二者之間的令人困惑的類似性。為此,他還討論了為什麼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型態專家往往錯誤地判斷極右翼的運動,以及為什麼人們往往都忽略了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區別。此外,他還分析了三十年代,本來是一個意識型態化結構布林什維主義運動如何成功地演變成一個領袖型的政黨制度。
這本書的第三部分題為「後蘇維埃俄國的極權主義運動」。它包括兩篇論文。在這裡盧克斯描述了一個極為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在後蘇維埃俄國,過去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左的極權主義潮流和右的潮流之間存在的鴻溝,在過去十幾年中卻在逐漸彌合。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極右翼和極左翼極權主義潮流所共同具有的反民主的傾向。這種共同的傾向只是在1923年在德國發生魯爾危機中共產黨的行動中,在1939年到1941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結盟中讓人們看到過。但是,在這兩個時期,人們看到的二者只是短暫的聯合,而在後共產黨社會的俄國,人們看到的卻是一種永遠的合作現象。為此,盧克斯描述了俄國出現的新的法西斯主義傾向,以及一種新的、對抗傳統歐亞社會的,新的極權主義的歐亞國意識型態的復興。

研究一定要從原文及原始文獻開展
我之所以非常推薦這本書有以下三個原因,我想,這也是你最感興趣的三方面:
第一在方法論上,我想這也是你我最重視的問題,這同樣也是盧克斯強調的問題。對此,盧克斯認為,如果是研究,就一定要從原文文獻、原始文獻來研究問題。否則就至多只是一種茶餘飯後的閒談,或者轉述。任何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避免泛泛地空談,或者從一些道聽塗說的資訊中肆意發揮。
寫到這裡,我必須加一筆,在徹底被意識型態化的中國大陸,以及受到近代意識型態污染的海外知識界,居然這一最基本,最簡單的研究的基礎和前提遭到徹底地忽視和遺忘。所以,在這裡我認為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或許比具體的納粹和共產黨對比研究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盧克斯所特別強調的「方法論」問題和「知識基礎」問題,即原始資料的閱讀能力和研究能力。
我之所以在以前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曾經明確地把金觀濤作為典型提出,因為我認為,被中國這一代年輕學人在八十年代引為導師,同樣居然也被港臺捧紅的金觀濤,無論他談的問題,還是在該問題的領域,他既沒有閱讀能力,更沒有研究能力。而正是這一點導致任何嚴肅認真的學者是不可能認真對待金觀濤的所謂討論及著述的。因為那都是一些不著邊際、不懂學術規範及語言概念的東拉西扯。
事實上,金觀濤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是典型的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培育的一代的代表。他繼承的是他的前輩王元化及顧準的傳統,他們的所謂研究工作同樣存在著如此荒謬的問題。他們以為有了史觀,即所謂教條教義,以論帶史就是在研究歷史。所以他們以為憑藉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知識,讀幾本通俗通史讀物,看幾本黑格爾翻譯文字,就可以談歷史發展規律,談黑格爾和德國哲學,就什麼都可以談了。這個傾向一直持續至今,特別是在最近十幾年談論俄羅斯及其傳統問題上的氾濫。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盧克斯對於俄羅斯問題的研究,不僅觀點而且方法,對中國學界都是一個當頭棒喝!?
對於這個在華人學界居然依然沒有引起重視的方法論問題,我以為無論盧克斯的看法和研究,還是他引述的庫爾圖瓦、諾爾特對於討論一個問題的基本能力問題的看法,都足以讓中文知識界振聾發聵。如果中文界的知識菁英稍微還有一點感覺和理解能力,就應該立刻看到:當今中文界,不是膚淺,而是意識型態化的胡扯、癌變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災難。

極權主義雙重面孔下的共同根源
第二,盧克斯描述分析這個極權主義雙重面孔問題的思想及理論框架和我高度的一致:
我驚奇地發現,在對於文藝復興後,歐洲在政教分離後發生的社會及其文化思想的變化,即最近二百年的歷史的看法上,我和盧克斯驚人的一致。首先我們都認為,當代極權主義是歐洲文化特有的產物,其次我們都認為極權主義在表面上表現出極不相同的左右的兩副面孔,但是它們有著同樣的社會及文化思想根源。這個根源就是他們缺少,或者說偏離了近代歐洲人所特有的精神及思想覺醒的啟蒙運動。
大約三十年前,由於我完全持這種觀點,所以我到德國的目的就是想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以及親身體會一下這種文化思想的氣氛。為此,在九零年,當我看到波普直接指出,德國從康得後選擇了黑格爾而背離了歐洲文化傳統,導致他們在二十世紀發動了對抗歐洲的世界大戰,覺得一針見血、十分深刻。但是這樣一種思想在解釋義大利、法國等出現的這種傾向的思想潮流的時候,在解釋包括像薩特、哈貝馬斯等那些左派,以及弗格林那類保守思想的時候,卻是變得極為複雜和模糊。這尤其是在解釋為何極權主義會出現左右兩副面孔,他們的共同性在何處。為此,最近幾年,我把這個理論框架推展到後基督教社會論。這就使得對此的解釋變得極為簡單。無論極左還是極右的極權主義,都是這個基督教社會被世俗化以後,產生的一種世俗宗教、替代宗教、政治化宗教的結果。所以極權主義的一黨制特點,泛政治化特點,控制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乃至人的精神的特點,黨同伐異的殘酷性,都是基督教文化世俗化的獨有特點。極權主義的這種綜合性的集大成,是別的任何文化中的專制制度及社會所從來不曾有過的。
在這個框架下,我把政教分離,基督教從歐洲社會退出去,在近代化中歐洲社會重新尋找一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多元包容基礎上的新的社會及文化型態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為此,曾經被我自己及盧克斯看作是遲到的民族或者錯過了一課的德國和俄國,就可以和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一樣,同樣被看作是在向現代化發展中,基督教世俗化、世俗替代宗教的強烈表現。而遲到的民族的解釋,卻使得解釋美國、義大利、英法的問題,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極權主義問題,以及時下在伊斯蘭社會的問題變得極為複雜,甚至無法自洽。
第三就是盧克斯這本書關注研究的現象及資料,都是我早已經關注,但是或者是因為我不掌握那門語言,如俄語,根本沒有能力談及研究,或者是我沒有精力顧及,如諾爾特發起並且參與的那場歷史學,我收集了資料,但是卻還沒有細緻地閱讀思索的。所以這本書填補了我所關注的思想問題中,我必須了解把握的領域的很大的一個空白點。它讓我直呼過癮!

搭便車又搭錯車的中國民族
在結束這封信的時候,由於我們關心的實際上還是歐洲問題對於中國問題的影響。因此對於中國時下陷入及面臨的問題,我很想借用一下盧克斯的描述方法。他認為,德國和俄國錯過了文藝復興及其後啟蒙主義運動,後來才輾轉曲折地跟隨歐洲的民主之車,是遲到的民族。對比借鑒這個說法,我認為,對中國來說,沒有「錯過」和「遲到」的問題,因為中西不是在同一條文化之路上,但是,卻大約可以把當代中國看作是「搭便車的民族」。
對於遲到的民族,八九年時大家都聽到的戈巴契夫的名言:「誰來得太晚,誰就會受到生活的懲罰」。對於懲罰,這二十多年的俄國是一個歷史案例。德國經歷了兩次大戰的懲罰,而俄國還在接受懲罰。
但是,對於「搭便車的民族」中國來說,事情卻也並不簡單。搭車首先就是要拋棄傳統家園,拋棄了自己的行駛工具。其次既然是搭車,就存在一個搭錯車的問題,即誤上賊船問題。我們居然搭上的是遲到的或者說在航線外游離的德國及俄國的船。人家是遲到、迷路,可你,由於根本沒有人家的家底和遺傳,由於那船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受到的就不僅是懲罰,而是蹂躪和毀滅。
上船容易下船難!當代中國人在人性上、文化上、思想上、傳統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個無家可歸的、讓人鄙視的流浪兒、寄生者!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淪落於此,情何以堪!
藉此,對比中世紀的西方,它讓我想到中國現在真正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文藝復興、文化復興,找到自己的支點、落腳點。這就是說,在這個徹底世俗化、物質化的後基督教社會,中國人最需要的是自己的啟蒙運動。我這裡所說的啟蒙,是中文的啟蒙,而不是特指西方的啟蒙運動的啟蒙。藉此對比也讓我感到,這個中國人迫切需要的啟蒙,或許和西方類似的是:五百年前,西方回到希臘汲取靈感和衝動,尋找新的出發點,而我們則可能是回到先秦,亦或是大唐!
暫此祝好!

(全文完)

來源轉自:
【自由評論 第557期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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