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貪污、捉葛柏”已成七十年代社會運動的標記。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的政府部門貪污問題嚴重，尤其是警隊內部，整個社會的貪污風氣已經令民怨升達沸點，政府不得不立即採取行動，因此才有廉政公署的出現。而當時香港總警司葛柏案又成為廉政公署成立的導火線。
1973年，英國籍總警司葛柏被發現擁有逾四百三十多萬港元財富，懷疑是從貪污得來。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內解釋其財富來源，然而在此期間葛柏竟輕易逃離香港到英國。葛柏潛逃令積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發。學生們在維園舉行集會，抗議和批評政府未能恰當處理貪污問題，集會獲數千名群眾響應。他們又手持寫著“反貪污、捉葛柏”的橫額到街上示威，要求政府緝拿潛逃的葛柏歸案。
香港政府終於明白必須有所行動。在葛柏于1973年6月8日潛逃後，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被任命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葛柏潛逃事件。百里渠爵士之後發表了兩次調查報告，在第二份調查報告書內，他清楚指出：“有識之士一般認為除非反貪污部能脫離警方獨立，否則大眾永不會相信政府確實有心撲滅貪污。”港督麥理浩爵士（後來被冊封為勳爵）迅速接納了百里渠報告書的建議。在1973年10月的立法局會議上，他主張成立一個獨立的反貪污組織。
當時，許多社會人士都看到，政府已開始切實正視貪污問題。1974年2月，廉政公署正式成立。廉署成立後第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葛柏逮捕返港。1975年初，廉署成功將葛柏由英國引渡回港受審。結果葛柏被控串謀貪污及受賄罪名成立，判處入獄四年。葛柏案件充分反映廉署打擊貪污的決心，在社會掀起了一場靜默的革命。
在上個世紀60年代，當時香港警界有四名華人探長（呂樂、藍剛、韓森和顏雄）極其有名，他們四人彼此經歷相近，地位相當，名聲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為整個香港警隊貪污鏈的中堅人物，相互保持著緊密的關係。廉署成立後，持續不斷地打擊警隊內的貪污，一時間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間的聯繫開始收斂，而這四大探長也開始聞風而逃。
1976年11月4日，廉署發出了當時已逃往加拿大的四大探長之首呂樂的通緝令，即時生效。加拿大屬於英聯邦國家，英國政府要在加拿大形成影響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在此前後，有不少被廉署通緝的人士逃到了加拿大等地，香港政府方面也正積極同加拿大聯絡要將這些人引渡。呂樂知道形勢不妙，迅速離開加拿大，到了台灣。從那時至今，呂樂便一直生活在台灣，至今沒有回過香港。
四大探長排行第二的藍剛已于1969年提前退休，當他意識到消息不妙時，便以出境旅遊為名，逃至外地避風頭。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發出對藍剛的通緝令，此後藍剛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臟病在泰國逝世。
四大探長排在第三位的是韓森，和呂樂以及藍剛一樣，韓森也做到了總探長之職。在此期間，新任港督麥裏浩到任，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長官作風不同，頗有肅貪之態。警署內一些人開始擔心自己受累，暗暗做著脫身準備。韓森便在此時提出提前退休申請，結果他僅僅只是當了兩個月總探長便退休了。
1974年廉署在秘密調查葛柏案後發現，韓森服務警隊期間，所有薪酬加起來不足20萬港元，但他離開警隊時各項財產加起來超過了415萬。僅此一條，廉署便可以將其逮捕。但是韓森早在之前就意識到情況不妙，提早一步逃出香港。1976年廉署發出對韓森的通緝令，但此時韓森早已經在海外定居，後來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又來到和香港沒有引渡條例的台灣直到1999年在台灣病逝。
四大探長的最後一位是顏雄，此人的最後職務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長，于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署的通緝，但此前他也已經外逃，目前定居在泰國。
1973年9月2日，數千香港市民冒雨在摩士公園舉行的“反貪污、捉葛柏”遊行。 鴉片戰爭後，英國佔香港為殖民地。當時在香港不論陸上或是海面，到處集聚著許多苦力、水手和海盜。生活的艱難使得犯罪案件層出不窮。駐在香港肩負維持治安工作的英國軍隊被搞得昏頭轉向，因此想到必須要成立專責治安機構。被委任為維多利亞裁判司的英國軍官威廉堅于1842 年正式招募了28 名香港本地的“差人”，企圖整頓香港混亂的社會秩序。這就是近代香港警察組織的起源。後來，這個香港警察隊逐年擴大與加強，于120 多年後，即1970 年獲得了英國女皇的欽賜，授予了“皇家”（ROYAL）的頭銜。這也是英國對香港實行“以華制華”的最有效的殖民管理形式。
當年，英國政治部將香港市民劃分三大類。第一類資本家、有錢人，管治這班人很容易，只要讓他們有錢賺，他們便會服服貼貼。第二類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較難統治，因為他們有思想。但這在殖民地教育制度之下，造就了一群對政府唯命是從的精英，組成執行政策的班底。第三類最難統治，就是佔多數的普羅大眾。憑一班少數英國，如何統治大多數的華人？靠黑社會。
三十年代上海灘頭外國租界的管治，是靠黑社會。當年國民党在大陸要管治大多數人，也是靠黑社會。香港政府一樣靠黑社會。他們需要黑社會去在普羅階層維持他們所無法管治的秩序。但是幾個皇家警察，管治幾百萬大字不識的老百姓，怎樣管？最好就是讓華人自己管，反正黑社會由來已久，就讓他們維持那個階層的秩序。於是，那些洋警司就默許黑社會對普通民眾收保護費，好使黑社會秩序繼續存在。而以“以華制華”的形式，利用華人探長鎮住各大黑社會堂口，便可以憑少數力量去管治大多數的人。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警察部門原來的制度是這樣的：每區只有一名華探長，而港、九、新界三區又各設一位總華探長一名。可以說，在當年洋警司幾乎把整個香港的都交給這幾位華探長去管理，自然華探長的權力非常大，油水也非常多。因此，要當上一個分局的華探長，單憑資歷、才幹及功績並不夠，最重要的仍然是向洋大人奉獻金錢，才能達到目的。“廉政公署”成立之前如果一名高級探目企求高升一級，一升便是華探長，這一級真是難似登天，但如果有錢奉獻，可又另當別論了。
因此，各大黑社會堂口就會傾囊相傾外幫助高級探目競升，而一旦“榮任”華探長之後，對曾拔刀相助的撈家們，自然允許其有若干特權，以作酬勞之意，這是對內的；對上級呢？升為華探長後，不能沒有一點表現，否則知名度不高，更高層的洋上司對你也不會滿意。要有表現，自然是破獲幾宗大案，幹得有聲有色才行。但大案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轄區內竟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又從何得而表現呢？於是使有了買案之舉。買案的導演自然是新紮或已成名的華探長。演員自然是黑社會中人，而且認為相當可靠的才會被聘為“主角”。就這樣黑社會與華探長之間就“欺上瞞下”地共同發財。
在那個年代，罪惡場所充斥市內，使人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感。但市民們不時也會從報章上看到某處破獲白粉窟，某華人探長英勇神明接連破獲幾大要案等消息。表面看來，警方對反罪惡活動，並非不盡全力，只不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無法根絕而已。但有誰知道，這些反罪惡行動，在當時警黑挂鉤之下，有多少次是真的，又有多少次是假的呢？原來舉凡鴉片煙檔、白粉棚仔、紅丸檔、地下賭場、酒簾、音樂廳、浴池、女子美容院以及大小妓寨娼寮等等，都雇用有“替死鬼”。經營上述架步的“撈家”，100％都是黑社會人物，雇用的“替死鬼”，自然也是同道中人。
當時的大貪官葛柏（右）成功引渡回港重新贏回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 “替死鬼”的工作，顧名思義，是替僱主去死。所謂死，自然不是上斷頭臺的那種死，只是上庭受審，代替僱主受罰或坐牢而已。報章或電臺就會報道警方昨日破獲某案，被告幾人受審，認罪後又如何判處等等。於是，市民知道警方又添政績，社會又除一害。但其幕後隱藏多少交易，包含了什麼樣的人生血淚，又有多少孽錢流進了貪官污吏的私囊之中？這些是非一般市民所能得知的。
因此對於黑社會來說，只要在警隊裏有自家人，就不怕更厲害的洋警司。而對那些華探長來說，只要有黑社會的幫助，想破什麼案就能破什麼案，這樣也才能在洋警司面前好好表現，才能保住其職位。
但是幾年下來，港英政府發現黑社會膽子越來越大了，整個皇家警隊也越來越不受控制，反而受到黑社會四大家族（新義安、潮州幫、14K、和勝和）的主宰。甚至乎，警務署長已經無法指揮部隊執行他的命令，警員只聽命于華探長。
在這種華探長、黑道與洋警司互相勾結的背景之下，警隊的貪污之風超過任何一個行業，廣大民眾也一直敢怒不敢言，1973年傳出英國籍港英總警司葛柏攜帶鉅款逃回英國，積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發。從最基層的民眾，到普通學生再到上流社會有識之士都站出來要求政府緝拿潛逃的葛柏歸案。當時剛上任的香港總督麥理浩本就有意嚴肅貪污之風，於是就順著要求緝拿葛柏的民意宣佈成立廉政公署緝拿葛柏，同時拿華探長開刀整頓警隊貪污風氣，進而也打擊黑社會四大家族。
生平：
1946年—1966年合作社註冊官、統營處處長、漁農處處長
1967年防衛司、港督特別助理
1967年—1968年副布政司
1968年—1970年香港貿易發展局執行董事
1970年—1972年工商署署長
1972年—1973年新聞司
1974年—1978年廉政專員
1978年—1981年布政司
1979年被冊封為爵士
1981年—1984年香港駐倫敦專員
1995年—2001年道亨銀行獨立非執行董事
2006年4月14日患有老人癡呆症，在英屬根西島（Guernsey）寓所睡夢中離世，終年84歲，留下妻子、三名親生子女、兩名繼子及繼女、以及六名親生及繼孫兒。
香港首位廉政專員姬達(前)，上任後勢要把嚴重貪污的總警司葛柏緝拿歸案。
澳洲乳癌大使韓特笙Sara Henderson（中,C）和丈夫一九六零年在香港結婚，在淺水灣酒店擺酒，前廉政專員姬達夫婦（右一、二）任證婚人。 香港前布政司兼首任廉政專員姬達爵士，2006年4月14日在英國病逝，終年84歲。對姬達爵士的逝世，香港媒體給予了很大的關注，香港政界不少人士也為姬達逝世致哀。港府特首曾蔭權也為此發表申明，形容姬達一生誠摯服務香港，為香港社會的發展建設及帶頭在社會上樹立廉潔風氣作出了許多的貢獻。
姬達1922年在英國出生，在二戰期間于英國皇家空軍擔任飛機師，1946年在香港退役，加入當時的漁務處做見習生，展開長達四十年的公職生涯，到1967年升任防衛司及港督戴麟趾的特別私人助理，專責處理六七暴動。根據近年在英國解封的機密文件，姬達當年曾透過中間人與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溝通，直接了解中央政府對香港暴動的看法。
由於1967年任職防衛司時，處理六七暴動表現獲認同，故當政府打算成立廉政公署，姬達便成為不二之選。不過有政界人士透露，由於姬達沒有讀過大學，自覺晉陞機會有限，加上經歷一場大病，於是決定在1973年提早離開政府從商，出任香港電話公司主席，但其後新任港督麥理浩親自到醫院探望他，邀請他擔任首任廉政專員，他才決定繼續服務公職。
那時候，貪污問題在公共服務機構中十分嚴重，如救護人員在接送病人往醫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錢，消防員開水喉救火要收開喉費，病人要打賞醫院的亞嬸，才可取得開水或便盆。就是連輪候公屋，申請入學或各種公共服務，也要賄賂有關官員。而貪污風氣在警隊中更為嚴重。受賄的警務人員更包庇黃、賭、毒等各種非法罪行，社會治安、秩序受到嚴重的威脅。市民雖飽受貪污的禍害，卻敢怒而不敢言。
政府機構內部的集團式貪污，令潔身自愛的公務員反而被排斥。社會對警察內部的反貪污毫無信心，尤其是總警司葛柏受查期間竟能經過眾多關卡順利飛離香港，更令社會掀起反貪怒潮。
姬達上任後，雷厲風行，打擊貪污，掀起了一場廉政風暴，幾年內瓦解官場內的貪污集團，贏得市民拍手稱快。當局又制定高薪養廉的政策，令香港今日有一支優薪又優質的公務員隊伍；廉署又在防貪方面下功夫，改善公私營機構的管理，並且透過宣傳教育扭轉香港的茶錢文化。
1978年至1981年姬達出任布政司，與麥理浩合力推行一系列社會福利計劃，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其間還出任署理港督。1979年被封為爵士。1981年至1984年被委派為香港駐倫敦專員，間接參與香港前途談判。1984年退休，其後又出任香港核電投資公司行政總裁。1982年曾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姬達離開政府後繼續留港工作和生活，直到2001年才辭退所有工作返回家鄉定居，最後一次來港是2002年，之後其病情惡化，轉往根西島專心養病，直至2006年4月14日辭世。
針對打擊警察及公務員貪污，致力洗脫瀰漫社會的賄賂歪風。當年有婦人曾跪在路上向他伸冤，也有年輕人在街頭向他鞠躬敬禮。姬達家人形容他為“香港真正的朋友及僕人。”
姬達在多年來以香港為家，其家人發出的訃文指姬達“在香港服務56年，以令到世界更美好為奮鬥目標”，令人懷念。
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此時的中國內地還處於文革的動亂時期，而地處珠江出海口的香港，作為東亞四小龍之一，正處於經濟起飛階段，當時人口急劇增多，令社會發展步伐迅速，而因製造業蓬勃經濟發展同樣一日千里。
港英政府從稅收中積累了大量資金，在這個時期開始興建公屋，為中下階層的民眾提供符合基本要求而又租金低廉的住房，市民的居住條件逐漸改善，生活水準逐漸提高。
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之一，就是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香港從開埠以來就在英國殖民當局的統治之下，在經濟起飛之前，香港經濟主要是依靠自由港地位從事轉口，經濟規模不大，官員的貪污和腐敗問題不是很嚴重。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香港的製造業迅速發展，成為亞洲主要的輕工業生產和出口地區，財富的迅速增加和積累，官場特別是紀律部隊（包括警察、海關、出入境管理、懲教、消防等部門）內部缺乏約束和懲治機制，官員受賄、貪污的腐敗情況愈演愈烈，市民為了維持生計及快速取得應有的服務，只好被迫用“走後門”的方式。當時“茶錢”、“黑錢”、“派鬼”等各種代替賄賂的名堂層出不窮，市民不僅耳熟能詳，甚至接受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據有關資料記載，當年香港地區腐敗的重災區，一是執法團隊，一是服務業。在執法團隊中，整個警察隊伍幾乎全軍覆沒，難以找到一個不腐敗的警員。這種情況，到底嚴重到了何種程度？沒有人能夠準確地估計。一個名叫韓德的警司，他于1954年進入警察行列至1973年因腐敗而入獄，從事警察生涯19年共攫取非法財產500萬港元。他在入獄時面對記者卻顯得十分坦然，說：“我只是運氣不好，碰到點子上了。貪污在香港警察隊伍中是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刷牙一樣，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他還同時表示，這種情形在香港警察隊伍中是自上而下的人人如此，誰都不覺得這是在犯罪。如果說這些人是罪犯的話，不可能將整個香港警察一窩端吧。
至於服務業，雖然不可能像執法團隊那般容易來錢，可性質顯得更為惡劣。比如在香港住院，病人如果不掏錢給那些護理人員，連開水以及便盆都得不到。一個病人如果要做手術，就得排隊，何時輪上手術臺，不在於醫院是否有空位而在於病人家屬是否打點好方方面面。更令人髮指的是，連消防救火也要給黑錢。一旦發生火災，報警之後消防員會立即到場，但到場之後，他們卻會按兵不動，只有收了“開喉費”後才會打開“水喉”（水龍頭）。業主如果不出錢，消防員可以看著大火將一切燒為灰燼而無動於衷。
一個嚴酷的社會現實是，大家都在貪，你不貪你就吃虧了。貪污的公開化並不等於合法化，別說是在香港，就是在世界任何地方，貪污行為都是違法的。香港也有反貪機構，這個機構設在警察署內，屬於香港警察的一個下屬機構。整個警務系統全都爛了，這個機構自然也不可能倖免。在此情況下，所謂的肅貪也就是走走過場，只有那些無門無路沒有背景的貪污者，才會被“繩之以法”，稍稍有點後台有點勢力的人根本不可能被法辦。
貪污無疑已成為香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那時的港英政府對此似乎束手無策。普羅大眾對貪風猖獗已達忍無可忍地步，愈來愈多市民就政府漠視此問題的態度公開表達他們的激憤。七十年代初期，社會上匯聚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公眾人士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採取果斷行動，打擊貪污。而當時的港英政府很明白，如果不能比較徹底地展開反腐並且從制度層面防止腐敗，港英的殖民統治就會受到強大的挑戰。1971年被委任為香港第25任總督的麥浩理就是帶著要整頓香港貪污風氣的矢志走馬上任的。
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總警司葛柏攜帶鉅款成功潛逃回英國。這個消息旋即傳遍香港，早已飽嘗貪污禍害的香港市民聞訊大為震怒，來自各階層的市民紛紛上街抗議，“反貪污、捉葛柏”的口號此起彼落。為平息民憤，當時的港督麥理浩（見左圖）委任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葛柏逃脫原因及檢討當時的反貪污工作。1973年10月17日，麥裏浩提請立法局同意建立一個專責獨立的肅貪機構。就在這種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
2009年1月22日，三鹿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在中共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門外抗議。（法新社圖片）
在中國大陸，因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被清盤的原石家莊三鹿集團的「三鹿」品牌及相關保護性商標在沉寂四年後，近日以有機粗糧系列重出江湖。相關消息本週二經官方媒體報道後，引起當年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的強烈反對，有受害者家長星期四告訴本台記者，他們群體的患兒中還沒有治癒康復的記錄，部分患兒由感染初期的單腎結石轉為雙腎結石。政府並沒有兌現負責患兒治療到18歲的承諾。
導致中國約三十萬兒童感染泌尿系統疾病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之一的「三鹿」品牌，在沉寂四年後，又以多種粗糧的品牌面市。
導致中國約三十萬兒童感染泌尿系統疾病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之一的「三鹿」品牌，在沉寂四年後，又以多種粗糧的品牌在大陸面市。（網絡圖片）
據新華網星期二報道，河北石家莊乳企三鹿品牌被拍賣，但神秘買家並未示人，靜默4年後，三鹿以有機粗糧的身份重出江湖。
日前，浙江三鹿實業有限公司透露，當年競拍購得「三鹿」商標，經過幾年的研發籌備，主打有機粗糧系列已經上市。分析師認為，企業此舉可以借三鹿品牌知名度，並努力用高端產品區分市場，但是要打消市場疑慮仍存幾大難點。
但據本台瞭解，當年的受害者無法接受三鹿重現江湖。
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家長、目前居住在浙江的蔣亞林星期四接受本台採訪時說，聽到這個消息後，簡直不敢相信。
「我一聽到這個消息覺得不可思議。一個臭名昭著、已經被確定已死的商標又重出江湖。看到『三鹿』牌子，我聽到的是孩子的哭聲，夢見的是孩子的屍體，我不知道購買它的商家是出於何種想法，在這塊血淋淋的牌子上還繼續投資，還作為糧食品牌，我不會接受這個品牌的任何產品。」
2009年在一個拍賣會上三鹿品牌被以730萬元成交，買家是一位浙江商人，而在此之前的2008年9月11日，三鹿奶粉被揭發含有導致嬰幼兒腎結石的三聚氰胺，一度令國產奶粉銷量一落千丈。
新華網報道說，記者瞭解到，三鹿在人員培訓，管理、研發上都做了充分準備，嚴格執行食品安全可追溯體系，把管理鏈延伸到有機種植基地，將原材料檢驗樣本數量提高到國家標準的3倍進行檢驗，生產車間採用十萬級空氣淨化通風系統。
對此，蔣亞林質疑道，當年三鹿企業也曾強調其產品經過嚴格把關。
「當時三鹿也說它有幾百道工序，（2008年）9月11日前一天，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後的黃金時段，不是說產品經過上百道程序檢驗安全合格嗎？我是絕對不會相信這種沒有外來監督，自說自話所謂的經過檢測合格。我不會相信。」
毒奶粉事件曝光後，中國政府曾經表示，會妥善處理，並負責患兒的治療到18歲。
四年後的情況究竟如何，「結石寶寶之家」成員蔣亞林說：「我們群裡的孩子基本上沒有確定是好的（完全康復）。我的孩子雙腎結石一直存在，她現在經常突然感到不舒服。上兩個月我帶她去看老中醫，有名的一位中醫，老中醫說，就是因為雙腎結石造成體質特別弱，他說，這個病沒有辦法的，只能靠調理。圈子裡面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孩子好了。」
家住鄭州的「三鹿」患兒王琳已由四年前發現時的單腎結石轉為目前的雙腎結石，她的母親朱茉涵對記者說：「我們當時是單腎積水，現在是雙腎積水，一直發高燒，結石還是很多，小的結石，但是腎積水已經發展到雙側，抵抗力很差。今年上小學一年級，總是請假看病。」
記者：現在醫療費用是你們自己負擔，還是政府協助？
回答：賠過兩千元錢，還是去香港（2010年3月告奶企）之前，（政府）說是管到18歲。但到現在為止，孩子的藥費全都是我們自己出。2011年（黑龍江）天鶴乳業（相助），我很感謝人家，給孩子贊助了六萬元錢，幫我們扛過了兩年。
河南魯山的六歲「三鹿」患兒王琳娜的母親郭彩虹告訴記者，她的孩子還算是比較幸運的，結石已經沒有了，但體型瘦弱，老師說，她接受能力有問題，另有頸淋巴結腫大多年，肝功能和腎功能的幾項生化指標不正常。
還有一位北京「三鹿」患兒家長張戈說，三鹿品牌再現江湖，無疑是向患者傷口上撒鹽，她堅決抵制三鹿品牌上市。
「我肯定不滿」。
記者：您孩子現在的情況怎麼樣，有沒有康復？
回答：沒有，還是那樣。
記者：治療的花費是自己還是政府給錢？
回答：自己花錢，我們今天剛查完，還是有（結石）。醫生說硬度還不小，還要回家多喝水。
她說，目前正在統計患兒的恢復情況。
「大概半個月之後，我會在郵件組裡繼續發佈，您可以留意。」
中國各地眾多網民也在熱議三鹿重出江湖，網民「烘焙強」寫道：三鹿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恥辱和痛楚，唯一的價值就是掛在恥辱碑上警示後人，他們的先輩中曾經吃過如此道德敗壞的無恥敗類品牌。
另一位網民「青年沒有明天」寫道：坑害老百姓的、在食品裡下砒霜的都是打著民族品牌。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道。
附：毒奶粉導致結石患兒死亡情況
| 姓名 |
年齡 |
死亡日期 |
| 馬雪菲 |
八個月 |
2008年12月4日 |
| 宋妍霖 |
一歲七個月 |
2008年8月中旬 |
| 唐琳兒子 |
一週歲 |
2008年8月19日 |
| 周夢馨 |
一週歲 |
2008年6月 |
| 王思宇 |
不詳 |
2008年5月2日 |
| 李小凱 |
九個月 |
2008年9月10日 |
| 田進 |
一歲 |
2008年 |
| 甜甜 |
一歲 |
2008年 |
| 王寶寶 |
不詳 |
2008年9月 |
| 侯海淇 |
一週歲 |
2009年1月6日 |
| 郭偉 |
兩歲 |
2009年7月23日 |
新疆一名被政府確認為毒奶粉死亡患兒。
江西一名6個月嬰兒因毒奶粉死亡。
（結石寶寶之家提供）
【大紀元2013年12月13日訊】（責任編輯：辛民）
炭疽桿菌。(維基百科)炭疽病為炭疽桿菌所引起致死率高的急性傳染病，於1850年由法國人發現並且證實，且為一種人畜共通病。病畜的症狀是高溫發燒、痙攣、口和肛門出血、胸部、頸部或腹部腫脹。人感染後，則發生皮膚膿皰、咳嗽、吐痰、呼吸困難、脾臟腫脹等症狀。其名稱源自希臘文的「ἄνθραξ」，意為煤炭，用以形容感染者皮膚上焦黑的損傷病變。
炭疽桿菌一種棒狀的革蘭氏陽性菌，長約1至6微米，這種細菌通常以內孢子之型態出現在土壤中，並可藉此狀態存活數十年之久，一旦由牲畜攝入，孢子便開始在動物體內大量複製，最後造成死亡，隨後於屍體中仍能繼續繁殖，而當細菌將宿主養分用盡，又將重回睡眠態的孢子。
歷史
德國醫師兼科學家羅伯·柯霍（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首先於1870年分離出造成炭疽病的細菌，此項研究亦於十九世紀後期，首度證明微生物具有造成疾病的能力，在一系列開創性的實驗中，他揭開炭疽桿菌的生活史和傳播途徑，不僅增進醫學對炭疽的認識，更闡明微生物在疾病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當時科學界，卻認為生命的來源，在自然發生論和細胞理論之間爭論不已。柯霍進一步研究其他疾病致病機轉，於1905年因研究結核桿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因此今日生物相關學科將羅伯·柯霍視為細菌學之父。
炭疽病罕見於人類，偶發於牛隻、綿羊、山羊、駱駝和羚羊等反芻動物，由存在於世界各地土壤中的炭疽桿菌造成，較易發生在沒有公共獸醫計畫的發展中國家，相對來說，北美、西歐、北歐、澳大利亞僅發生過零星案例，目前已分離出至少89株的炭疽桿菌，最為人所知的品系乃是2001年美國炭疽攻擊事件使用之Ames株，這一型炭疽又稱為肺炭疽。而1935年從英國牛隻分離出的Vollum株也可用作生物戰劑，曾是1960年代英美兩國生物戰劑計畫的研究對象，至於毒性較弱的Sterne株，則可作為疫苗使用。
2006年7月，一位英國藝術家因接觸未經處理之動物皮革，成為該國30年來首位死於炭疽的病人。
感染過程
炭疽可透過消化道、呼吸道、皮膚接觸等途徑進入人體，但人與人之間傳染則較為罕見。
肺（呼吸）炭疽病
肺炭疽病人X光攝影，可見局部腔室擴大。(維基百科)呼吸性感染初期，表現為類似普通感冒或類似流行性感冒的症狀數天，隨後乃是嚴重、甚至致命的呼吸衰竭，若接觸病源後，在症狀產生前不立即處理，死亡率近乎100%，而吸入的炭疽致死劑量介於1萬至2萬顆炭疽桿菌之芽孢。這種形式的炭疽病因歷史因素，以及炭疽桿菌在自然界中分布狀況，過去首先在接觸大量牲畜排泄物或皮革相關製品的牧場工人、以及與土壤接觸頻繁者中發病，因此又稱為羊毛工病或拾破爛者病。其他暴露的可能因素，還包括動物角、毛、皮的加工等。
腸胃炭疽病
腸胃道受感染將伴隨諸如嘔血、嚴重腹瀉、急性腸炎、食慾不振等症狀，不治療致死率達100%。
皮膚炭疽病
皮膚炭疽病焦黑似炭的模樣。(維基百科)皮膚炭疽感染1至2週內即發病，初期為滋擾、發癢的皮膚損傷或黑點狀的水泡，狀似麵包久放常見之黑色黴菌，接著形成大而無痛的壞死性潰瘍，不同於一般瘀青或大多數其他皮膚損傷，皮膚炭疽並不造成任何疼痛感，不加以治療卻仍有20%的致死率，雖較其他形式之炭疽病低，對於醫學統計上來說仍是非常高的數據，但治療後幾乎不會有危險。
炭疽孢子先被侷限並且受到免疫系統專門用來對付侵入者的吞噬作用吞食，在吞噬細胞內，孢子轉變為桿菌，開始大量複製並且最後脹破被寄生的細胞，釋放大量細菌進入血液循環，並釋放具有三部分的毒素，包括保護細菌的莢膜成分、炭疽毒素、水腫因子及致死因子，攻擊許多特定的細胞和組織。
研究者認為致死因子可能造成巨噬細胞製造過多的腫瘤壞死因子α和第一介白質β，這兩種免疫系統經常用來引發發炎反應的介質，最終導致敗血性休克、甚或死亡；然而近年研究證據指出，炭疽桿菌也會針對血管最內層的內皮細胞，造成類似出血的血管細縫，將可進一步成為缺血性休克，而非敗血性休克。
治療
炭疽感染和其他細菌性感染的治療包括高劑量靜脈注射和口服抗生素，例如青黴素、環丙沙星、四環黴素、紅黴素、和萬古黴素，以肺炭疽為例，卻唯有在暴露於病原體後一天之內施用抗生素，才能有顯著效果，而以抗生素預防法防止病人死亡對肺炭疽而言則是極為關鍵的程序，否則以其快速的病理進展，將難以避免病人死亡，而目前已發現具抗藥性的菌株。
疫苗注射
1881年5月，法國人路易·巴斯德進行一項公開的實驗，為了宣揚疫苗的概念，他準備兩組各25隻綿羊，其中一組都注射自製抗炭疽疫苗兩次，兩次間隔15天，另一組綿羊則無注射疫苗。注射組綿羊群再第一次接受注射之後30天，兩組綿羊都施打活體炭疽桿菌，有注射疫苗之綿羊全部存活，而未曾施打疫苗的綿羊無一倖免於死。證明此項疫苗效果後，巴斯德繼而應用在狂犬病疫苗的研發，日後更發展出水痘、霍亂、豬丹毒等疫苗。唯需注意的是，路易·巴斯德乃是第一名發展出針對炭疽病疫苗，並非第一位發明疫苗的學者，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目前認可的疫苗，來自無毒性的菌株，由Emergent BioSolutions企業群下的BioPort子公司研發，商品名稱為BioThrax，但慣用俗稱為炭疽吸附疫苗（Anthrax Vaccine Adsorbed，AVA）第一次注射後起算，第二、第四週及第六、十二、十八個月，共需注射六劑疫苗，往後每年仍須追加註射，以維持對炭疽桿菌的免疫力。
阻擋病原體
空氣懸浮之芽孢可用HEPA濾器過濾，或是P100濾器阻絕，此外，全罩式面罩加上適當過濾功能，也能避免吸入炭疽病原，而皮膚若無傷口，受到污染時僅需以清水和清潔劑洗去。
監測器
因應透過郵件引發恐慌的2001年美國炭疽攻擊事件，美國郵政服務USPS建立一套生物監測系統，並且聯合消防、警察、醫療和公共衛生等機構，架構出完整的防範措施。
生物戰爭
要培養出可用的炭疽芽孢僅需少量的簡單器材，以及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微生物學知識即可，但要製作成粒子狀懸浮顆粒，需要更精密的訓練和進階的儀器。膨潤土是少數幾種可以減少芽孢顆粒之間靜電力吸引的物質，因此也會使其更易於懸浮飄散。炭疽致死率高，因此炭疽芽孢曾多次被用作生物戰爭的武器，最早可溯源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運用130公斤的炭疽桿菌，在中國透過731部隊進行人體試驗。
1942年，英國和美國曾藉實驗之名義，在英國蘇格蘭地區的格魯伊納島使用炭疽研發生物武器，造成4公頃土地之污染。
1942年4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對浙贛地區實施細菌戰，導致大量平民感染炭疽和鼻疽傷亡，預計傷亡人數至少在50萬以上。
1978年，羅德西亞政府曾於黑人國家主義者對戰時使用炭疽在牛和人身上。
1979年，前蘇聯的某軍事研究中心自實驗室外洩至附近數公里內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發生肺炭疽流行，造成68人死亡，是史上最大一次人群中的炭疽流行，由於該次事件死者全為男性，引發西方國家猜測蘇聯政權已研發出性別專一的武器，而蘇聯政府則公開指責事件肇因於食用不潔之肉品，並下令射殺所有流浪狗，也有一項專為18至55歲居民而設的自願撤離計畫。為自圓其說，蘇維埃醫療、法律期刊則刊載成一次誤食肉類所致之人類腸胃炭疽以及誤觸病畜造成人類皮膚炭疽的事件，所有相關醫療和公共衛生紀錄都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收。1986年，美國政府獲准介入調查，發現此次事件肇因於來自軍事武器工廠的吸入性炭疽。1992年，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聲稱他「萬分確定」蘇聯於違反1972年生物武器公約一事屬實，終於將相關內容提交至聯合國，但實際上僅公佈軍事工廠資料，毫無生物武器的任何訊息。
1990年，伊拉克於波斯灣戰爭威脅使用此項細菌武器，並附加在炸彈、飛彈等武器中。
1993年，日本國內真理教人士，亦曾利用炭疽製造恐怖事件，雖未成功，卻引發全日本的恐慌。事實上有十餘個國家軍事工廠都擁有這種病菌，仰賴分子生物學的進步，此項生物武器得以改良戰爭效果，前蘇聯甚至製造出多重抗藥性的菌種，以及毒性更強大的變異品系。
生物恐怖主義者，曾於2001年透過郵件，寄送高品質的炭疽芽孢粉末到美國，這些事件還誘發多起類似的惡作劇，後續有高中生進行科學實驗，發現加熱至華氏400度以上（也就是攝氏200度以上），5分鐘以上即可破壞普通信封中的炭疽芽孢。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