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爛漫的三月底、四月初,正是日本的學校畢業典禮和入學典禮最盛的季節。每年到了這時候,也會有幾條花絮新聞吸人眼球,比如,今年有多少國立大學沒唱國歌、沒掛國旗之類。
一般來說,畢業或者入學典禮這些隆重場面正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最理想、也最能讓人亢奮的時候,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會覺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所以不會放過這一大好時機的。但在日本卻很少講究這樣跑龍套式的虛擺飾,處在象牙之塔最頂端的東京大學既不掛國旗,也不唱國歌。
根據日本文科省(相當於文化教育部)的統計表明:全國八十六所國立大學中,東京大學以外,不唱國歌的居然佔七十二、七十三所,這就是說,唱國歌的是極少數。也許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國立大學拿著國家的經費,花著納稅人的錢,如此一個由國家包辦包養的地方不但不聽國家指揮,甚至連國歌都不屑一唱,究竟為的是哪般?
這首先還得從國歌《君之代》本身說起。
當代日本人不喜歡《君之代》
《君之代》,一首選自十世紀的古詩集《古今和歌集》的短歌,單純就語言上來說,歌詞本身典雅優美,無可挑剔。但是,作為一首現代國家的國歌卻有失偏頗。用現代人的觀點來衡量,會發現其中潛在的宣傳忠君的意識,即要求國民效忠天皇,宣揚「皇統永續」的思想。這一以君皇為主的主張,使戰後長期在民主主義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國民顯得窘迫,有如身上穿著西裝,腳下卻拖著木屐走在大路上一樣:以君主為主的思想與以民為主的時代明顯地格格不入。當年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曾直率地說過:「我討厭《君之代》。就個人觀點來說,歌詞的內容含有滅私奉公之意。重新再作一首國歌不行嗎?」
其實對於國歌裡所謳歌的忠君思想,即使是當今的天皇也持有不贊成的意見。在民主主義環境下成長的天皇雖年事已高,但體貼民心民意、關心民生,也經常訪災民、慰問貧民困難戶,所以深受國民愛戴。幾年前,在天皇主辦的例行遊園會上,有個東京都教育委員當著天皇的面討好說:讓全國的學校掛國旗、唱國歌是我應盡的職責。天皇答道:「還是不要強制為好」。這一冷冰冰的回應,讓這位御用教育家碰了一鼻子的灰。
就此意義上來說,國家的意志與國民的自由思想存在著難以逾越的溝壑,所以,圍繞著有關畢業、開學典禮時要求唱國歌是否有違憲法規定的「思想良心上的自由」的訴訟一直不斷。
正因為《君之代》的陳腐內容與民主時代的格調不符,所以,長期以來一直遭到來自精英和培育精英的大學的抵制。
日本憲法保障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
政府歸政府,大學是大學,大學並非政府的御用工具。
當然,一個政府在國家管理上,為了貫徹自己的政策,要讓國民產生一個政府的政策總是正確的、政府辦事都是在為國民服務的錯覺、假象。所以,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培養「看齊意識」。無論在政策國策上,還是經濟、思想、學術上,在一個「國定」的標準尺度下行事最為便捷省力,所以,需要統一思想,排除那些不贊成政府的所謂異端邪說。殊不知長此以往,整個社會最終會產生一個唯上、唯權、唯黨、唯己的思維方式,與此相反就會打擊不同觀點和思想,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市場,或者沒有在野黨生存餘地的恐怖的社會體系。
感受到這些危機的就是在大學、高等學府的精英們,他們懂得大學存在的價值是什麼,所以,便充分利用憲法的保障來捍衛獨立思想的尊嚴。
日本憲法保障大學在學術上的自由和批判精神,學術的獨立性不容侵犯。比如,兩年前日本共同社就有過此類的報道,說防衛省在研製最新式的軍用運輸機的尖端技術上曾要求東京大學協助,但遭到拒絕。校方的理由是東大禁止軍事研究。此事令防衛省尷尬,想通過文部省向東大施加壓力,但是在憲法保障下的大學不是軍隊,大學有自治權,文部省也不得不予以尊重,最終壓力無效,不了了之。
在一個高度民主的國家裡,政府要讓大學屈從已非一件容易的事。高壓手段、蠻不講理只存在於那些無視民主、無視法律的國家,日本政府能操縱大學的伎倆實在有限,唯一能抓住國立大學的地方就是靠國家的經費在運行的這一環節上作文章,所以只有用財政來誘導走向,造勢說國家養活了大學。
但是,有學者反駁說,國家為什麼要對大學提供經費?是為了讓他們掛國旗、唱國歌嗎?是為了讓他們唯命是從地聽政府的命令嗎?不,是為了在大學作學術研究的人員自由地進行研究活動而提供的,以求社會在不斷發展中有連續性。大學如果屈服於政權,大學的研究也會成了阿諛討好政權的御用工具。
所以,近來政府干涉大學事務管理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關注,年初全國有一百多位憲法研究者譴責現任大臣的「國立大學不唱國歌是丟臉」的發言有違憲法。因為憲法第二十三條明文規定大學的自治,有思想和言論上的獨立,保障學術自由。
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沒有應有的獨立精神和擔當道義的職責,屈服於政權,就稱不上是民族的脊樑、時代的良心,不過是一群御用文人、文化傀儡。唯上、看齊的行為在一個國民有尊嚴的民主社會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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