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3日 星期一

今最精銳驅逐艦 宋瓦特號移交美海軍


美國海軍20日正式接收新一代驅逐艦宋瓦特號。(美國海軍)
【記者李洋/報導】
美國海軍20日正式接收新一代驅逐艦「宋瓦特號」(USS Zumwalt)。這是美國海軍最大、具備先進科技的驅逐艦,其隱形能力超強,擁有先進火炮系統。「宋瓦特號」將於今年10月15日正式服役。
美國海軍20日正式接收美國首艘最大、有未來戰艦之稱的隱形驅逐艦──宋瓦特號。這艘驅逐艦以已故海軍上將宋瓦特(Elmo Zumwalt)命名。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接任艦長的海軍上校柯克(James Kirk)在記者會上說,艦上船員為了迎接這一天而努力訓練了數個月,他們興奮,並已準備好代表海軍管理這艘驅逐艦。
宋瓦特號計畫經理陶尼(Jim Downey)說:「宋瓦特號具備先進科技,這將引領美國海軍進入到新一代作戰能力的整合。」
美國海軍原擬建造32艘與宋瓦特號同級軍艦,但因經費問題縮減至3艘。3艘艦船的造價預估將達225億美元。另兩艘仍在建造中分別是麥可蒙梭號(Michael Monsoor)和詹森號(Lyndon B. Johnson )。
宋瓦特號於2009年2月開始建造,2013年10月下水,進行船體、機械和電氣測試及試驗,並於去年12月及今年3月海試,4月順利通過海軍的檢測,20日正式交付美國海軍,將於今年10月15日在巴爾的摩舉行服役儀式。
不過,宋瓦特號的作戰系統將於明年才完成,預計最遲於後年測試作戰系統。通過該測試後,宋瓦特號才可實戰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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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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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勢力」山頭林立


香港眾志:短期內不見香港有獨立可能但不應扼殺討論。
台灣在「三一八」太陽花運動以後,雖然成立了許多團體,但是被稱為「第三勢力」而真正組織政黨參加選舉並且爭取到立法院席位的,就是「時代力量」。
城邦自治派開啟先河
香港還沒有真正「第三勢力」的稱呼,但是除了泛民與建制以外的其他政團,包括主張本土、自決、港獨等等,他們多為年輕人的組織,大致也可以劃為「第三勢力」,但是不但名目繁多,情況也比台灣複雜得多。
大約在二○一○年,嶺南大學助理教授陳雲根(筆名陳雲)開始撰寫有關香港城邦自治的文章,尋求香港的出路,在年輕人中產生巨大影響,被稱為「城邦派」。此後,有關香港前途的問題,引發社會關注與討論,尤其是對政治和社會現實日益不滿的年輕人。 其實陳雲雖然主張政治上與中國完全切割,但是卻認為香港的文化就是傳統的華夏文化,所以也有人認為他不是真正的港獨。他本人在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的臉書上就說:「我們城邦自治者,與主張香港獨立的行動派,絕無聯繫。港獨派在行動上,到了如今,已經走上與香港利益為敵的道路。」
陳雲經常批評泛民,也批評佔中三子、雙學(學聯、學民思潮)主張的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有如中共的「維穩派」,因而主張「勇武抗爭」。

舊的分裂,新的出現
與城邦派比較接近的是「熱血公民」,成立於二○一二年。他們是非常活躍的政治團體,負責人是黃洋達。
與「熱血公民」有點「血緣」關係的是「人民力量」。這個組織當年的精神領袖是黃毓民與另一位資深媒體人蕭若元,但是後來黃、蕭分手,「人民力量」歸蕭若元。他們也積極參選,在立法院裡有一席議員陳志全。
「人民力量」又與「社民連」有「血緣」關係。「社民連」原有三位立法會議員,即黃毓民、梁國雄(長毛)、陳偉業。黃毓民後來退出,與其支持者成立「人民力量」,後來再退出。
去年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參與雨傘運動的「傘兵」紛紛以不同名義參選,有八人當選。其中比較有組織性的是「青年新政」,召集人是梁頌恆。宗旨當然也是本土優先與主張香港核心價值,並且走激進路線。
但是「青年新政」的光芒似乎很快被今年年初一因為「勇武抗爭」而成名的「本土民主前線」搶走。「本民前」成立於雨傘運動後期,不滿「雙學」與泛民行動的溫和,因而提出「勇武」口號。兩個發言人是黃台仰與梁天琦,在意識形態上與城邦派接近。梁天琦因為主張「抗爭命運底線」大獲年輕人的支持,參與新界東立法會議員的補選,在「棄保」效應之下奪得一成六的選票而令人刮目相看。但這是不滿建制又不滿泛民的所有選票大集中,如果其他本土派都派人參選,選票肯定就會分散。

民族黨打出「港獨」旗號
上述政團,都沒有正式打出香港獨立的口號。正式把「香港獨立」與「香港民族」拿來討論的是香港大學的學生會刊物《學苑》,但是他們不是政團,更沒有參與選舉。到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才有正式打出港獨旗號的「香港民族黨」宣佈成立,召集人是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陳浩天。在記者會上,陳浩天宣讀六大建黨綱領,包括建立獨立和自由的香港共和國、捍衛港人利益及鞏固香港民族意識、支持並參與一切有效抗爭及廢除《基本法》等。現今有黨員近五十人,平均二十餘歲。
范國威是民主黨分裂出來的新民主同盟的創黨黨員,該黨因為主張本土而有別於泛民,在選舉中都取得良好成績。毛孟靜則是公民黨黨員,也以本土為號召。二○一三年九月三日,三百多位香港人集資在台灣及香港主要報章刊登廣告,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文中更指「香港面對嚴重中國化,請台灣引以為鑒」。這是宣揚香港本土化的廣告,也暗批馬英九國民黨的親中路線。二十七名泛民議員中,只有范、毛兩位參與聯署,另外有二十二位泛民議員發表另一個宣言,反對歧視中國人,被視為「大中華膠」。可見范、毛兩位是真正的本土派,只是他們仍然主張關心中國,而不是完全切割,也主張溫和的抗爭手段,因此屬溫和本土派。
四月一日,香港民族黨發表《再論香港民族——與「公民民族主義」商榷》的文章,批評港大《學苑》所主張的公民民族主義無法解釋民族的形成。文章認為:「否定公民民族主義,不等於我們就是人種民族主義的支持者,我們不欲自縛於這些概念上的二元對立,而認為必須回歸現實,承認敵人、族裔和地域對香港民族的影響,才能真正理解香港民族,正視當下香港民族的存亡。」他們認為的「香港民族」是什麼,將引起極大爭議。

「雙學」相對溫和求自決
在雨傘運動發揮相當作用的「雙學」一些骨幹,也決定成立政黨。學民思潮一分為二,一部分人留下,繼續從事學生運動,一部分人加上社會人士,於四月十日成立政黨,取名「香港眾志」,由剛卸任的學聯秘書長羅冠聰任主席,原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任秘書長,常委有香港導演兼影評人舒琪,副主席為原學民的黎汶洛,原學民的周庭則是副秘書長。他們的口號是「自發、自立、自主、自決」,並且會在未來十年爭取游說國際社會支持香港民主自決運動,決定香港的二次前途,並爭取民間、政府、半官方組織支持。他們還提出「和理非」的抗爭手段,顯然要與激進本土派有所區隔。
在雨傘運動期間擔任學聯正副秘書長的周永康與岑敖暉正在籌組「香港列陣」,將聯合「香港眾志」一起投入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香港政局發展很快,加上泛民與本土派山頭林立,要求他們團結共同對付建制派,在目前也是緣木求魚。但是北京與特區政府越是打壓,只會加強他們的合作與整併。總之,無論怎樣分分合合,香港民主這條道路,誰也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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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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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者的質素決定國家的命運 話說中國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在中國的古代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是唐王朝。作為中國人,我也贊成上述觀點,只是要進一步對這一觀點精確化。我認為中國最強盛的時期是唐帝國的「貞觀王朝」,也就是李世民大帝當政的時期,那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說貞觀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恐怕沒有幾個人會提出異議;但如果問及貞觀王朝因何強盛和具體強盛到什麼程度,恐怕多數的中國人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貞觀王朝因何成為中國古代的黃金時代呢?
貞觀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來的,他是唐帝國實際上的開國皇帝。在古代中國的開國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過良好系統的教育,出身也最為高貴。他胸襟開闊、文武全才、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在當政期間創立了蓋世絕倫的文治武功。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裡,皇帝的質素決定國家的命運。李世民除了具備歷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優勢外,下面的幾個優勢還是李世民獨有的。
強烈責任心和濃厚的危機意識
責任心是領導人物必須具備的第一要素,沒有或缺少責任心的領導縱使才華蓋世,也一樣會禍國殃民,不是瀆職就是濫用職權。李世民的民族責任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坐上皇帝寶座後,並沒有像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多數權力人物一樣自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來好好放鬆一下,利用手中的職權盡情享受一下榮華富貴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於政事,一頭埋在公務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時間,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討論國政,裁決案件和辦理公事,有時一連幾個小時也不肯停下來休息一下,以至常常忘記了吃飯睡覺。
和那些志得意滿的權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濃厚的危機意識,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個幅員遼闊、兵強馬壯的強盛帝國(那時的唐帝國確實如此);而是一個危機四伏隨時可能被又一次民變推翻的他的眼睛緊緊地盯着那個剛剛瓦解的、曾經強盛無比的隋帝國,不斷地琢磨隋王朝滅亡的原因,不時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轍,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導他的帝國走出荊棘,走上繁榮,走向輝煌。
在李世民當政的中期,唐帝國已成了當時已知世界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繁榮和富庶達到頂峰。這時李世民應該滿足了,可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華和輝煌,而是帝國漫長而艱巨的未來之路,並為夯實未來的路基繼續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強責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體現。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執政風範,中國的古代歷史上許多統治者擁有無窮無盡的小聰明,並以耍小聰明為榮;很少有人想到誠實執政、坦白對人。結果當政者用詭計馭使部屬;部屬也依樣畫葫蘆用詭計蒙蔽首腦。李世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真正做到誠實執政的帝王,他在任時對臣僚敞開胸懷,不行欺詐之術;臣僚也恪盡職守,不搞欺瞞哄騙的傳統官場伎倆。
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氣整治吏治,下決心要在官場根治貪污受賄的不治之症。為了偵查那些暗中受賄或有受賄跡象的貪污官吏,李世民令親信暗中向各部官員行賄,結果還真查處了幾個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餘把他的謀略告訴一位隋朝遺臣,沒想到這位大臣當場潑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時總告誡臣民要誠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卻先行欺詐之術,上樑不正下樑歪,臣民會一樣用欺詐的手段報答你。
李世民認為大臣的話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這句可能會使當權者惱羞成怒的逆耳忠言。
還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齡雖不滿18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徵入伍,魏徵拒絕在詔書上副署(這是李世民最為智慧的傑作,他的命令沒有分管大臣的簽字沒有法律效力,沒有哪個皇帝會主動限制自己的無限權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釋說:「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報年齡。
」魏徵回答說:「陛下常說要以誠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詐欺;可你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詐欺。」李世民深以為然並立即收回成命。胸懷寬闊,愛才如命,海納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否興旺強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質外,還必須有足夠的人才來執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為世人的共識,因為人才決定國家的命但並不是所有的當權人物都重視人才的,實際情況是佔半數以上的權力人物漠視甚至仇視人才,只有那些胸懷寬闊、膽識過人,能夠認識到人才的重要並能寬容人才無傷大局的弱點,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夠任人唯賢。
李世民執掌的貞觀王朝可謂人才濟濟,文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武有李靖、程咬金、尉遲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圍繞李世民組成一個堅強高效的領導核心。可李世民還是感到人才不夠用,並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德彝薦舉人才,在久久沒有消息後又一再催促他。封德彝委屈萬狀地說:「不是我不努力,實在是今世沒有人才。」李世民當即糾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隨所長。自古人君致治,難道能借才異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訪求,奈何輕量當世?」聽了這樣的真知灼見,封彝德除了慚愧外還是慚愧。
人類文明的真正內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弘揚人性和儘可能地克服惡的一面。人性的多少和一個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關係,地位極低和極高的人身上獸性的成分容易蔓延滋長,前者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後者會恣情縱慾亂用職權。
中國的皇帝因為位高權重的緣故,愛聽甜言蜜語幾乎是人類的通病,權力人物對好話的偏愛則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縱觀歷史上的那些亡國之君,只有極少數敗在強大的敵人手裡,絕大多數是被身邊的甜言打倒的。只有那些鳳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夠不被好話所誤導,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
他充分意識到絕大多數的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因此對阿諛逢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誡身邊的官員:「君主如果剛愎自用,自以為比別人聰明,他的部下一定會諂媚他。結果君主失去國家,部下也不能單獨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諛楊廣,以保全他的富貴,結果也難逃一死。各位應以此為戒,對國家大事有意見,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報喜不報憂。」

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它具有如下幾大特徵:
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630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唐帝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平氣和的人也不易走極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開放的國界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像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中國人民簡史》引一位現代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處。
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兇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唐帝國的各國人民,多以成為唐帝國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20萬人以上。

貪污降到歷史最低點
貞觀王朝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唐帝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警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王朝的朱元璋對貪污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可明王朝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仍屬罕見。可見防範貪污主要取決於一套科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剷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高度發達的商業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
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文明有了迅速和長足的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像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國。除了沿海的膠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回顧貞觀王朝的燦爛文明史,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華民族曾經是世界上優秀的民族,中國人也曾經是優秀的國民!當今天的中國人回首先輩輝煌的過去時,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是死抱着「四大發明」和「文明古國」等早已消逝的光環自欺欺人;還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華民族的理性和自信,還是每個中國人自己來抉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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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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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造神」面臨難產


是神是鬼人心已知,毛魔作惡,不爭事實。
這裡所說的「神」,與宗教信仰無關,而是指在政治領域,把獨裁者極力吹捧、神化,妄圖使其成為全能、全知的「完人」、「聖人」,於是其一言、一行人們不得「妄議」,只能服從、學習、敬仰、頂禮、膜拜。這樣的權勢獨裁者就是所謂的「神」。
中國人吃夠這種「神」的苦頭
在中國,「毛澤東」三字幾乎就是個人崇拜、人為造「神」的同義詞。從一九五七年「反右」,迫害上百萬知識分子,再到所謂「大躍進、人民公社」導至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特別是所謂「史無前例」的文革,更把對毛的個人崇拜,弄到比邪教還更勝一籌的荒唐地步,把中國帶入了黑暗與野蠻的淵藪。
毛死後,他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才上台不久,又一度被捧為「英明領袖」。只是由於汪東興等「凡是派」被鄧小平聯合葉劍英、陳雲等「走資派」打敗,華國鋒最終黯然下台。這場「造神」運動,終於胎死腹中。鄧小平雖不在台面上當「神」,卻在背後「垂簾聽政」。他自己也狂妄放言:毛主席在,毛說了算。毛不在了,我說了算。終於在一九八九年由他「說了算」造成了六‧四屠殺的悲劇。而由鄧指定的「江核心」,也在其任內對一個準宗教團體法輪功廣大信仰者大規模的迫害而震驚世界。由此可見,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權後,這「個人崇拜」引發的「造神」,就像瘟疫一樣地流行著。而每一個「神」的出世,都給中國帶來一場場的大災難。

獨裁者越強勢對民眾危害越大
在胡、溫當政時期,是中共在大陸奪取國柄後,「神」的色彩相對最弱的時段。胡、溫雖然也奉行的是一黨專政,卻沒有搞「個人崇拜」,單就這一點而言,比毛皇與鄧、江兩朝都要好。不過偏偏有人(包括自認為是倡導民主的人士)批胡溫軟弱、平庸。殊不知在獨裁專制(特別是共產極權專制)下,一個強勢的獨裁者對國家和民眾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也就是說,獨裁者越強勢,對外財大氣粗,以為只要甩出一大把訂單,就可堵住批評中共人權記錄不佳的國家的「嘴」,乃至令美國也得讓它三分。對內自然動不動就以今天抓人,明天抓人來「維穩」。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會今天要「三個自信」,明天要「七不准講」。對任何希望社會變革的意見,都會橫加打壓。這樣「一言九鼎」集大權於一身的權勢者,也就必然產生想成「神」、成「聖」的欲望。
十八大後呼之欲出的「神」
有人曾半開玩笑地說:中國最不缺的「人才」就是馬屁精。還在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便有自稱為「救黨派」的幾個馬屁精,說從高層得到內部消息,這位「新君」上台後將「舉重若輕」(其原文如此)地「去毛、非毛化」,即清除毛澤東思想對中共的影響,以此顯示新君的開明。並說已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相關文件,連文件編號都說了出來,真是有鼻子有眼,叫人不相信都難。然而「新君」上台後卻給了這些人一記響亮的耳光。此君不但不「非毛,去毛」,而是熱衷於尊毛,崇毛。其作派基本上都繼承了毛澤東的那一套。幾乎是言必稱毛,行必仿毛。不僅毛語錄、毛詩詞常不離口,而且諸如什麼「整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批評與自我批評」……,無一不在「毛規習隨」。而且習「學毛」的重點在於集權於一身。除了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將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這些中共的「傳統」外,更成立了諸如「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等六個這樣的「小組」,均由習總擔任組長,這些所謂的「小組」實際上是繞開了人大、國務院甚至中共政治局、中常委,直接由「小組」來決策指揮。這完全近似當年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主宰一切的翻版。實則是廢除常委集體領導,集權於一人。
自二○一五年七月以來,更瘋狂管控新聞言論自由,打壓知識分子,大抓維權律師至少已有二百五十名。同時封網、銷號、刪帖,以污名化的莫須有罪名迫害網絡名人,甚至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合法行為,亦均在打擊之列。今年二月十九日,習近平更御駕親征,一日之內赴《人民日報》、央視和新華社三大官媒進行閃電式的視察,高調指示黨和政府主辦的官媒「必須姓黨」。央視則誠惶誠恐地在其辦公大樓內的電子屏幕上打出了「央視姓黨 絕對忠誠 請您檢閱」的迎接口號。此情此景與當年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發「炮打司令部」的號召何其相似乃爾!人造之「神」已呼之欲出。

造「神」遇難產
不過今日的中國已不可能再像毛年代那樣閉塞落後,民眾更不會那樣愚昧無知易於受騙而接受造「神」了。尤其在中國已進入互聯網時代,更不可能再像毛澤東年代那樣,官方的「一言堂」就可以統管天下輿論。互聯網年代不僅民眾眼界大開,民眾的認知能力與見解更已趨多元化,而且一切真相與民意可以通過網絡、微博、推特、微信、QQ等平台瞬間傳送萬里之外,進入萬眾耳目。甚至一台電腦、一個手機就可以成為一個「媒體」。例如這次雖然習總親自出馬號令官媒必須「姓黨」,但立馬便遭到體制內人士、網絡大V名人任志強在微博發文予以駁斥。雖然北京市委控制的千龍網、中青網眾多黨媒立即組織力量瘋狂打壓,說任「妄圖通過資本控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甚至稱「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大概還要想揪背後的「黑手」吧!而任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區黨委也發出威脅要「嚴肅處分」任志強。隨後任擁有三千八百萬粉絲的微博被封號。
但網上仍有不少敢言網民,以調侃或嬉笑怒罵之語表達對任志強的支持。幾天以後,中紀委網站發表文章稱:「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明顯是在針鋒相對。接著《人民日報》也發文稱「有的領導怕丟面子,不願聽群眾逆耳之言」。甚至到了中共的「兩會」上,政協主席俞正聲也說「堅持求同存異……不強求一律、尊重差異而不擴大分歧、包容多樣……」。這些話是針對誰講,說給誰聽的?只要不是傻瓜都應該明白。於是要「嚴肅處分」任志強的威脅,也從此沒有了「下文」。
這個典型的事例充分說明,今日的中國不但整個社會的民心、社情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此誰要想控制輿論宣傳,令媒體「姓黨」,為「我」所用,反而會置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有人曾說過:一切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會出現兩次,不過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則是以鬧劇出現。把毛澤東捧上神壇肯定是中國的一場大悲劇,那麼誰想「效顰」毛皇,他就只能以鬧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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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爭鳴總462期 (大陸)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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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恐慌」席捲中國的啟示──大陸民眾陷入「兩個生態」災難中


誰營造了一個「流氓時代」?
二○一五年四月,山東濟南警方查獲涉案金額為五點七億元的非法疫苗案。隨後濟南警方向全國二十個地級市發出協查函;二○一六年三月十九日晚,山東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公佈:共梳理出向龐某等提供疫苗及生物製品的上線線索107條,從龐某等處購進疫苗及生物製品的下線線索193條,涉及安徽、北京、福建、甘肅、廣東、廣西等二十四個省市。四月五日,國務院山東濟南非法經營疫苗系列案件工作督查組召開會議,專題聽取各個部門聯合調查組工作進展情況匯報。
社會生態災難與道德霧霾
如今,「山東五點七億非法疫苗案」在中國大陸不斷發酵,「疫苗恐慌」席捲全國,家長們人心惶惶,網上惡評如潮。官方再次採取其一貫做法,避重就輕,迴避問責,導致民間公憤浪潮。民眾紛紛譴責司法部門在哪裡?監管部門在哪裡?甚至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原以「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與藥物創新」為主題問答環節,不下二十家媒體同時舉手追問,使食藥監總局副局長吳湞成為眾矢之的。
然而,就在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真相尚未大白,上海又發現一起生產銷售假冒名牌奶粉案,估計至少有一點七萬罐假冒奶粉流入多個省市。經歷了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和三鹿毒奶粉事件後,乳製品市場又發現假冒產品,致使整個中華民族像聚焦自然生態被破壞一樣,開始聚焦大陸社會生態災難,以及遍及中國的道德霧霾。

「兩個生態」的災難性大破壞
世界上本來天理共存,人性相通,普世價值全球共認。然而,中國當政者卻偏要反文明潮流而動,固守「特色」,妄言「自信」,成為人性自由與創造的桎梏,走向了一條經濟貪婪、畸形發展、政治專制、封閉的「北京模式」發展道路,進而導致了當今中國的社會、自然「兩個生態」的災難性大破壞。當今中國的自然環境破壞,最主要表現在空氣、土壤與水源的全面污染;社會環境破壞,主要表現在國家的精神、靈魂、價值觀的全面污染。
中共執政前三十年破壞傳統文化「挖祖宗墳」。傳統文化本是一個民族傳承與發展的靈魂。民國時期,正當中華民族處於千年之變的歷史機遇,卻災難性地遭遇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一統天下的外來「紅色革命」價值觀,以「槍桿子話語」強行否定了中華文化本有的和諧中庸傳承,進而發展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及「蘇維埃」式的紅色道路。直到大陸「十年浩劫」,當權者更以「文化革新」為名,發動以先進階級消滅腐朽階級的「挖祖宗墳」,剷除一切封資修的文化運動。如此人類史上所罕見的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且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文化大破壞,致使千年中華精神資源毀於一旦,中華民族陷入自己滅絕自己文化的社會生態災難中。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對傳統文化的滅絕,在本質上就是「挖祖宗墳」的反文明活動。
中共執政後三十年抵制普世價值「斷子孫路」。毛澤東死後,中共在全球共產運動衰敗的大背景下,開一次黨代會,用所謂鄧小平的「貓論」,就可以把資本家再請回來,給剝削者戴紅花,「社會主義救中國」變為「資本主義救中國」,中共開始了打著「特色」招牌,推行只引進資本家剝削,不接受獨立工會制約;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間社會對治;只接納資本擴張全球化,不接納普世價值全球化的「北京模式」發展道路,形成地位、權力、資源的特色、特權、特供「三特」社會制度。這種既破壞了中華傳統文化又抵制普世價值,先後切斷了兩種精神資源的「北京模式」,已走向了「斷子孫路」的懸崖峭壁,以至整個國家官民對立,社會兩極分化,價值觀紊亂,民族情感焦慮,人們行為放縱、道德滑坡、教育淪落,大陸已經成為舉世聞名的製偽造假、毫無底線的王國。

誰營造了一個「流氓時代」
在如此正義淪喪的社會生態中,孕育出商人們唯利是圖、坑蒙拐騙,官員們損公肥私、貪污腐敗,台前學雷鋒,台後包二奶。這幾年來,行走江湖「國學大師」的雕像轟然倒塌,七旬音樂教授收受報考女生肉體與金錢的雙重賄賂,大學副校長幹起抄襲的勾當……,如此林林總總的社會醜態,為當下中國已經墮落不堪的「主流文化」添油加柴。如此文化生態,正如網絡作家杜君立所言:「精神家園的喪失與淪陷營造了一個流氓時代」。
在如此一種文化上的流氓時代,「問題疫苗」、冒牌奶粉、地溝油、假羊肉、鎘大米、毒生薑、染色橙等事件的層出不窮就有了必然性。山東五點七億元非法疫苗案就如一面鏡子,再次折射出大陸社會價值觀扭曲、道德底線淪陷,中共前三十年破壞傳統文化,和後三十年拒絕普世價值,已經徹底摧毀了這個民族社會生態的正義靈魂。
一種正常社會生態的本質應是社會正義,而「北京模式」對社會生態的破壞,恰恰就在於對社會正義的踐踏。中共所謂「先進文化」,切斷了兩種精神資源,導致人性、人心分裂與扭曲所形成的社會生態大破壞,較之自然生態的破壞更可怕,也更難修復。

民眾認為中共喪失執政資格
如今中共當政者所謂「深化改革」的出發點,依然是堅拒普世價值的權力分立與制約。這就為官商集團結盟腐化、踐踏社會正義提供了無法剷除的政治土壤。而「三個自信」背離社會正義,維護特色、特權、特供的「三特」社會制度所形成的社會生態矛盾就無解。這也就決定了當今中國揮之不去的自然霧霾與社會霧霾互為交織,重重壓頂,令中國人民陷於空前絕後的自然、社會「兩個生態」災難之中。如今「疫苗恐慌」席捲全國就是例證。
習近平於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曾說:「食品安全社會關注度高,一旦出問題,很容易引起公眾恐慌,甚至釀成群體性事件,引起群眾憤慨。」他表示,「在中國執政,要是連個食品安全都做不好,還長期做不好的話,有人就會提出夠不夠格的問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食藥監督總局藥化監管司司長李國慶莊嚴宣告:中國的疫苗監管體系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然而,當年揭露毒奶粉事件的蔣衛鎖被害身亡,毒奶粉受害家長趙連海因堅持維權被判十年,而當年毒奶粉事件責任官員正是當下在食藥監督總局總管疫苗的官員。為此,大陸民眾正以習近平所言,抨擊中共所為,指其已經喪失執政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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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 (大陸)牟傳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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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不唱國歌為哪般?

日本大學很少唱國歌
櫻花爛漫的三月底、四月初,正是日本的學校畢業典禮和入學典禮最盛的季節。每年到了這時候,也會有幾條花絮新聞吸人眼球,比如,今年有多少國立大學沒唱國歌、沒掛國旗之類。
一般來說,畢業或者入學典禮這些隆重場面正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最理想、也最能讓人亢奮的時候,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會覺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所以不會放過這一大好時機的。但在日本卻很少講究這樣跑龍套式的虛擺飾,處在象牙之塔最頂端的東京大學既不掛國旗,也不唱國歌。
根據日本文科省(相當於文化教育部)的統計表明:全國八十六所國立大學中,東京大學以外,不唱國歌的居然佔七十二、七十三所,這就是說,唱國歌的是極少數。也許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國立大學拿著國家的經費,花著納稅人的錢,如此一個由國家包辦包養的地方不但不聽國家指揮,甚至連國歌都不屑一唱,究竟為的是哪般?
這首先還得從國歌《君之代》本身說起。

當代日本人不喜歡《君之代》
《君之代》,一首選自十世紀的古詩集《古今和歌集》的短歌,單純就語言上來說,歌詞本身典雅優美,無可挑剔。但是,作為一首現代國家的國歌卻有失偏頗。用現代人的觀點來衡量,會發現其中潛在的宣傳忠君的意識,即要求國民效忠天皇,宣揚「皇統永續」的思想。這一以君皇為主的主張,使戰後長期在民主主義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國民顯得窘迫,有如身上穿著西裝,腳下卻拖著木屐走在大路上一樣:以君主為主的思想與以民為主的時代明顯地格格不入。當年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曾直率地說過:「我討厭《君之代》。就個人觀點來說,歌詞的內容含有滅私奉公之意。重新再作一首國歌不行嗎?」
其實對於國歌裡所謳歌的忠君思想,即使是當今的天皇也持有不贊成的意見。在民主主義環境下成長的天皇雖年事已高,但體貼民心民意、關心民生,也經常訪災民、慰問貧民困難戶,所以深受國民愛戴。幾年前,在天皇主辦的例行遊園會上,有個東京都教育委員當著天皇的面討好說:讓全國的學校掛國旗、唱國歌是我應盡的職責。天皇答道:「還是不要強制為好」。這一冷冰冰的回應,讓這位御用教育家碰了一鼻子的灰。
就此意義上來說,國家的意志與國民的自由思想存在著難以逾越的溝壑,所以,圍繞著有關畢業、開學典禮時要求唱國歌是否有違憲法規定的「思想良心上的自由」的訴訟一直不斷。
正因為《君之代》的陳腐內容與民主時代的格調不符,所以,長期以來一直遭到來自精英和培育精英的大學的抵制。

日本憲法保障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
政府歸政府,大學是大學,大學並非政府的御用工具。
當然,一個政府在國家管理上,為了貫徹自己的政策,要讓國民產生一個政府的政策總是正確的、政府辦事都是在為國民服務的錯覺、假象。所以,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培養「看齊意識」。無論在政策國策上,還是經濟、思想、學術上,在一個「國定」的標準尺度下行事最為便捷省力,所以,需要統一思想,排除那些不贊成政府的所謂異端邪說。殊不知長此以往,整個社會最終會產生一個唯上、唯權、唯黨、唯己的思維方式,與此相反就會打擊不同觀點和思想,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市場,或者沒有在野黨生存餘地的恐怖的社會體系。
感受到這些危機的就是在大學、高等學府的精英們,他們懂得大學存在的價值是什麼,所以,便充分利用憲法的保障來捍衛獨立思想的尊嚴。
日本憲法保障大學在學術上的自由和批判精神,學術的獨立性不容侵犯。比如,兩年前日本共同社就有過此類的報道,說防衛省在研製最新式的軍用運輸機的尖端技術上曾要求東京大學協助,但遭到拒絕。校方的理由是東大禁止軍事研究。此事令防衛省尷尬,想通過文部省向東大施加壓力,但是在憲法保障下的大學不是軍隊,大學有自治權,文部省也不得不予以尊重,最終壓力無效,不了了之。
在一個高度民主的國家裡,政府要讓大學屈從已非一件容易的事。高壓手段、蠻不講理只存在於那些無視民主、無視法律的國家,日本政府能操縱大學的伎倆實在有限,唯一能抓住國立大學的地方就是靠國家的經費在運行的這一環節上作文章,所以只有用財政來誘導走向,造勢說國家養活了大學。
但是,有學者反駁說,國家為什麼要對大學提供經費?是為了讓他們掛國旗、唱國歌嗎?是為了讓他們唯命是從地聽政府的命令嗎?不,是為了在大學作學術研究的人員自由地進行研究活動而提供的,以求社會在不斷發展中有連續性。大學如果屈服於政權,大學的研究也會成了阿諛討好政權的御用工具。
所以,近來政府干涉大學事務管理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關注,年初全國有一百多位憲法研究者譴責現任大臣的「國立大學不唱國歌是丟臉」的發言有違憲法。因為憲法第二十三條明文規定大學的自治,有思想和言論上的獨立,保障學術自由。
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沒有應有的獨立精神和擔當道義的職責,屈服於政權,就稱不上是民族的脊樑、時代的良心,不過是一群御用文人、文化傀儡。唯上、看齊的行為在一個國民有尊嚴的民主社會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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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日本)老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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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喜馬拉雅山恐爆發規模8.0大地震


近日,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剛完成的最新研究指出,里亞西斷層(Riasi fault)已累積相當多的能量壓力,一旦爆發,喜馬拉雅山將有可能發生芮氏規模8.0以上的大地震。圖為喜馬拉雅山。(US DEFENCE DEPARTMENT/AFP/Getty Images)
【記者張莉/綜合報導】
近幾年世界各地強震頻發,大家密切關注的焦點是,全球是否進入「板塊運動活躍期」。近日,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剛完成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里亞西斷層(Riasi fault)已累積相當多的能量壓力,一旦爆發,喜馬拉雅山將有可能發生芮氏規模8.0以上的大地震。 奧勒岡州立大學一研究團隊,近日剛完成喜馬拉雅山的地質填圖。除了審查2005年引發巴基斯坦芮氏規模7.6強震的巴拉果德-巴格斷層(Balakot-Bagh fault),研究團隊也重新審視附近的斷層線,竟發現里亞西斷層積聚壓力太久,一旦爆發,威力不可設想,很大可能會發生芮氏規模8.0甚至更大的地震,嚴重威脅當地居民生命安全。
研究團隊稱:「我們發現,里亞西斷層是喀什米爾地區主要活動斷層帶之一,但它已經太久沒有正常能量釋放,這意味著發生大地震的機率相當高。」研究人員還說:「但是問題不在於會不會發生,而僅在於時間點而已,其強度絕對會比2005年巴基斯坦芮氏規模7.6的大地震還要大。」
喜馬拉雅山脈(Himalayas)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脈,位於亞洲的中國西藏自治區與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邊境上。東西長2千4百多公里,南北寬200—300公里。分布於青藏高原南緣,西起克什米爾的南迦-帕爾巴特峰(北緯35°14'21",東經74°35'24",海拔8,125米),東至雅魯藏布江大拐彎處的南迦巴瓦峰(北緯29°37'51",東經95°03'31",海拔7,756米),總面積約594,400平方公里。

──轉引自「新唐人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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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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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抵抗專制的喜劇精神──談中國的段子搞笑時代


巴拿馬有巴拿馬運河,河裡水很深。
前不久曝光的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產生了一種神奇的效果──來自民間的喜劇性狂歡。幾十年跟著中共「摸著石頭過河」,卻不知過什麼河的迷糊百姓,突然清醒地大叫起來:「哇哈!原來這條河名叫巴拿馬運河!」
馬克吐溫說:「人類只有一種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西方文藝理論把喜劇精神視為弱者與智者對抗困境的手段。喜劇精神的實質,是對自由平等的嚮往和追求。
在封牆禁言政治高壓的大倒退時代,不少中國人被迫成為精彩的段子手。他們在網絡上機智地運用片言短語,調侃、挖苦、嘲諷、搞笑,給人帶來認識上的頓悟與心領神會的歡愉,這足以證明,趙家政權無法愚弄所有的中國人。

笑話源自「不一致」的偽善
笑話的產生有各種原因,其中有一個「不一致理論」。如果假定的事情與真實情況不一致、出現反常乖謬之時,笑話就像春天的蒲公英一樣飛揚起來。
例如,高調反腐的習近平宣揚「打鐵還需自身硬」,並教育手下官員說「要管好你的親戚,不要用權力謀取私利」,而習的姐夫鄧家貴,這次卻被巴拿馬文件揭露在海外隱藏鉅額財富。如此驚人的不一致,導致「姐夫」二字瞬間紅火。曾幾何時,社交媒體裡不知「姐夫」是誰的人,立刻就OUT了。
有詩歌才華的段子手深情地吟誦著:「小時候/巴拿馬是一條寬寬的運河/太平洋在這頭/大西洋在那頭/……而現在/巴拿馬是一堆泄密的文件/姐夫在這頭/小舅子在那頭。」有人展示書法對聯:「只許姐夫離岸,不許百姓入關。」
但是,想跟「中國第一好姐夫」走的人卻找不到門路,因為「姐夫」二字業已在網上失蹤,作為敏感詞而無法搜索了。人們哭泣著到處尋人:「姐夫啊,你在哪裡啊你在哪裡?防火牆回答:他剛離去他剛離去。」人們還創造了與姐夫發音相近的英文名稱「Jeff」,來敘說巴拿馬的驚天秘密。
涉及巴拿馬文件的西方權貴名流不是辭職就是道歉,令中國的段子手們「鄙夷不屑」。他們嘲笑冰島總理缺乏「三個自信」,竟然不出動坦克,屁大點事兒一天就投降了。英國首相卡梅倫面對危機不會刪帖,不會以「嫖娼」和「尋釁滋事」的罪名抓捕反對他的人。
人們嘖嘖稱讚的是:「我們大國領導人展示風範,什麼叫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曾建議給每個中國公民建「道德檔案」,讓人民「知恥」。這一次,網友們紛紛傳閱她的香港護照影印件,驚歎李公主靚麗的身影,竟然又從瑞士銀行飄向巴拿馬。
由此看來,笑話來源於「不一致」,是由於邏輯上的自相矛盾,表象與本質的不符。趙家人極其無恥的偽善與欺騙,因巴拿馬文件禁網拘人,實際上是一種「封鎖式招供」。

思想耗子鑽洞,公民意識滋長
手持世襲的寶杖,篡奪了權力的趙家人漫天說謊,裝腔作勢,讓世人把他們當作「大大」神明來敬畏歌頌。被軍隊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擁著,權貴們毫無顧忌地視人民為無知的群氓。
然而,就像一隻思想的耗子,來自巴拿馬的消息在重重圍困的大牆上鑽出一個小洞來,使沒穿衣服的皇帝成了千古笑談,陷入恐慌之中。
有段子手辛辣地嘲笑說:「共產黨人死都不怕,就怕公佈財產,那是黨內最嚴厲的處罰。」「我深刻理解黨媒姓黨的重要性了」「中國政府打虎的結果是,讓自己變大老虎。」
喜劇性的寓言創作也在此時大顯身手。例如,一頭豬認為自家的院子最好,因為那是它出生的地方。驢子告訴這頭豬說,爺爺把錢全存在城裡了。見蠢豬還是不以為然,驢子只好歎口氣說:「你知道那錢是怎麼來的嗎?那可是賣豬肉得來的!」
趙家集權是腐敗的成因,他們的政治就是要奪取財富分配權。於是有人用點睛之筆總結說:「一直以為土共那個鐮刀錘子代表農民工人,剛才發現這兩件傢伙的真實含義──鐮刀用來收割民眾創造的財富,錘子用來鎮壓敢反抗的人。」
趙家可以封網抓人,但他們無法逃脫喜劇段子射出的犀利之箭。中國人的公民意識也連同喜劇段子一起悄悄滋長,那是人們通往真實與正義的一條迂迴曲折之路。

滑稽表現人的痛苦憤怒與反抗
妙語如珠的詼諧笑話是帶刺的花冠,有著苦澀的餘味。當人們遭受權力政治的踐踏,面對鎮壓的殘酷與當局的謊言,想到自身所面臨的困境,他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荒誕感,想要吐槽的願望油然而生。
去年七月的那個黑色星期五,一夜颶風,中國各地的死磕派律師或被秘密抓捕,或遭威脅騷擾。滿懷悲憤的段子手寫道:「建議以後高考招生的時候,法律系和新聞系招生的老師,負責任地在招生簡章上說明:本系優秀人物有坐牢風險,請各位考生在報考之前諮詢家長。」「我媽說:天通苑的足浴店都停業了,因為坐成一排泡腳屬於聚眾活動……。」
今年愚人節時,國內的一個廣泛流行的滑稽段子是:「我們跟對了黨,天天都是愚人節。」執政黨到處展示他們不可理喻的愚昧,這就使傳統的喜劇觀和悲劇觀不再互相排斥。人們既想哭,又想笑,荒誕與深刻的痛苦相互交融,揭示了許多悲劇無法表現的東西。
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然而,長期遭遇挫折的中國理想主義者,在承受了巨大的焦慮與絕望之後,找到了這種特殊的語言──笑話,一種自我拯救的生存策略。哲學家尼采認為,人因為忍受了極度的痛苦而發笑,「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弗洛伊德把夢和玩笑都解釋為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釋放,以及對自我深淵的窺視。玩笑在這時已經是對社會現實的蔑視、貶斥與反抗。
同樣心懷痛苦的中國人,因為對同一事件發出相同的爽朗笑聲,表現出同樣強烈的關注,於是,他們不再是一個個分裂的原子,而獲得了一種命運相關的親切感。在那個被他們稱為「大精神病院」的國家裡,這些社會批評家們真正懂得了罪惡與苦難,獲得了一種堅定而豁達的人生觀,成為自我反省的社會良知。

如孩子扔石子嘲弄干預社會
毫無疑問,喜劇搞笑是帶有一定的顛覆性,是對現實的挑釁。優秀的段子手其實和政論家一樣嚴肅,只是他們的說理方式特殊。他們講笑話,像小孩子一樣向一潭死水似的社會扔石頭,激發出喧囂而戲謔的聲響。
即使在極其嚴苛的歐洲中世紀,被欺壓的底層人民也可以在狂歡節時,盡情嘲諷權貴。這種嘲笑被稱為「曇花一現的自由」。當今中國網絡上的段子,常遭刪貼,即使是曇花一現,段子手們仍樂此不疲。
例如一個段子說:習主席夜半投宿,老嫗問門外是誰,習主席報上他那一長串黨政軍首腦職務。老嫗回答說:「我這住不下這麼多人!」貪權嗜權之人無法被腐朽的體制所約束,但在公眾幽默中往往出乖露醜。
好的笑話大都講述令人心酸的故事。例如在關於兩會的笑話裡,有一個記者問大會主持人:現在市場的糧食與蔬菜農藥殘留物已經嚴重超標,老百姓還有安全的食品嗎?大會發言人沒好氣地回答:「提問也不動動腦子!你以為農藥就是真的嗎?」又如台灣為什麼不禁摩托車的問題,大陸段子手的答案是:「台灣的每一輛摩托車上都坐著一張選票,沒有任何一屆政府敢限摩。」
喜劇段子就這樣,通過一個小小的場景,幾句簡單的對話,就能使怪誕變得驚人的清晰,令人啞然失笑而又痛心無比。這種無比辛辣的搞笑是對荒謬社會的抨擊。人們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痛恨,經過文字修飾,使其攻擊性與娛樂性融合在一起,將憎恨提高到藝術的高度。

幽默,是非暴力策略
當年差利‧卓別林在嘲諷獨裁者等社會醜陋人物時,以原始的方式進行挑釁,拽別人的鬍子,往別人的湯盆扔鼻涕。這些手法,是當今網絡段子手想幹而不能幹的。但後者同樣能嫺熟地使用多種諷刺技巧,以妙不可言的笑話掀起理智與非理智交鋒的高潮。
一些才華橫溢的段子手充當了先知和預言家的角色。他們在民間社會搜集趣聞笑料,磨礪其鋒芒,創作出很接地氣的犀利段子。表面上來自草根的娛樂文字如同大白話,但卻如弗洛伊德所說:「引起懸念的笑話,讓人們笑五秒鐘之後,再想五秒鐘。」
幽默總是敵視任何形式的極權,帶笑的利箭總是準確射向最直接的目標,這一類段子不僅闡釋問題,而且剖析問題,可視為「思想喜劇」。
正因為段子能夠介入最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在國際非暴力抵抗運動中,「嘲諷」被認為是一種可行策略。這種策略比較容易獲得公眾支持,有著強大的功能,可以削弱獨裁政府的合法性,以令大眾拍案叫絕的手法向專制挑戰。
只會使用暴力手段的趙家人,因為惱羞成怒曾拘留過兩位搞笑漫畫家──上海藝術家戴建勇和廣東維權律師葛永喜。但在經過喬裝打扮的精妙文字段子面前,智商可疑的趙家人幾乎不知所措。
在中國網絡上遍地風流、令人眼花繚亂的笑話段子,來自人心中的一種高尚的痛苦與絕望,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面對自由喪失的絕境,拒絕麻木的中國知識分子相信,閃閃發光的幽默可以戰勝恐懼。不願呆在黑暗的曠野裡空等戈多,他們以充滿智慧的、具有摧毀力的笑聲,打開黑屋之窗,喚醒一個民族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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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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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

編者按:北大教授錢理群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研究魯迅的專家,享有崇高聲譽。曾經尖銳批判中國大學培養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篇文章引用魯迅鮮為人知的言論,剖析魯迅和中共的真實關係,非常震撼。


魯迅(1881~1936)當年曾認同中共,但保留懷疑,不當喇叭。和郭沫若不一樣。
前幾年,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曾透露:毛澤東曾經在1957年反右後期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有兩種可能,不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或者就是被關起來,但還是會寫。」
這個事情引起較大的震動。也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很多人就開始討論…
我怎麼看毛澤東對魯迅的如此評價?我還寫了一本書叫做《遠行以後》,講魯迅的「接受史」。我覺得毛的回答是可信的,以魯迅和毛澤東的關係來說,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實際上周海嬰的這本書裡面還提到了一個叫做楊繼雲的魯迅研究專家,和魯迅本人關係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顧許廣平和周海嬰的。但這個楊繼雲有件事情大家都不理解,在四九年以後,他一直沒有寫關於魯迅的任何回憶。
後來他才透露,「我最想回憶的人就是魯迅」,「魯迅曾經和我討論過,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權後,魯迅對新政權和自我命運的分析。但這個是不能公佈的,所以沒有寫出來。」魯迅對共產黨掌權後的自我命運,是有相當且細緻的思考的。

1936對馮雪峰說:你們革命成功後,第一個要殺我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魯迅去世後,李濟也有一個回憶錄,他就談到了,魯迅曾和這個馮雪峰(中國共產黨和魯迅的連絡人,也是魯迅相當器重的學生)說: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因為你們第一個要殺我。馮雪峰連忙說不會不會。1934年四月三十號,他給曹聚仁的一封信裡面說:如果有天舊社會崩潰了,我將有一天要穿著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
後來大家看了都很震撼。
魯迅為什麼生前就有如此預感?他和毛澤東之間冥冥中有個對話。
在當代中國最瞭解毛澤東的是魯迅;最瞭解魯迅的,也是毛澤東。
這是二十世紀中國不可回避的兩個歷史人物。
對他們兩人的瞭解,可以使我們獲得一些訊息。我們要來回顧梳理一下他們兩人的關係。毛澤東開始思考魯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時,魯迅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一九三一年,毛因為黨內鬥爭失勢,非常鬱悶,他曾說過「那時連一個鬼也不上我家的門。」在極度的孤獨寂寞中,他讀了許多書,也讀了魯迅的書。失意困頓的人最瞭解魯迅。毛澤東那種心境下一讀,他即把魯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馮雪峰回憶,毛澤東到他家來,說今天我們不談別的、專談魯迅。
馮雪峰就說,有一個日本人說過:全中國懂得中國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蔣介石、一個魯迅,還有半個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
後來,有共產黨人要把魯迅搶救出上海,讓他到蘇區當教育委員,毛澤東也反對。毛說,還是讓他留在黨外作用大一點。毛澤東也曾說,我們是不可以給魯迅出題目讓他作文章的。
馮雪峰又是個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來,又迅速跑到魯迅家裡,聊到半夜一兩點才回家睡覺。
許廣平常常聽到兩人間的對話,馮雪峰說「先生,做這個」魯迅說,不行。馮雪峰再勸、又勸,最後魯迅就說,好吧!
許廣平後來描述:這些是莊嚴工作、努力工作的人,為了整個中國未來的光明,他是連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
這個看法,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魯迅對那個時候對共產黨的看法。

魯迅對共產黨認可,同時又有懷疑,不當喇叭
魯迅是經驗主義者,從那些具體的個人共產黨員身上,魯迅看到他們為國家忘我犧牲的風格。後來,馮雪峰為魯迅寫過一篇文章:《答託派的信》,信裡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了現在中國人而流血奮鬥者,我都引為同志。」
這段話非常值得著墨,魯迅提出了一個衡量個人或集體政黨的標準: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夠能反抗那些妨礙中國人生存的黑暗勢力?你是反抗黑暗、還是助長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腳踏實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國人生存狀態的事情。
魯迅當時是一個非常激烈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知識份子,所以他認為共產黨是反抗這種專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腳踏實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魯迅認可共產黨,還有一個理由:他個人的理想。
有一個在蘇聯革命初期在蘇聯待過的中國工人寫過見聞錄,魯迅為這書寫序,序中說「這是一個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幾萬萬的群眾湧現出來,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魯迅表示了對社會主義的肯定。
當然,我們可以說魯迅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判斷有誤,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機當中,唯獨蘇聯經濟還在保持高速成長,那時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識份子都紛紛傾向於蘇聯。
在此背景下,魯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認可,一個層面是建立在認定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生存而努力奮鬥的;另一個層面就是認可社會主義。
魯迅還有更大一特點:雖然認同共產黨、但他又有懷疑主義思想;一方面認可、一方面又再觀察。這和其它左翼知識份子不一樣,不像他們一旦堅信不疑、就不再懷疑。
經過這樣的觀察,他很快發現問題: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產黨提出要搞統一戰線,於是在文學上有個提法:國防文學。
魯迅並不反對抗日的統一戰線,但是他擔心,在愛國的旗號下、過分強調對抗日本的氣氛下,會不會反過來損害工農利益、認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因此他提出另一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從今天來看這兩個口號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共產黨說,我提了這個口號,你不能再提另一個,你必須決對服從。
我順便舉例子,郭沫若開始時也對國防文學的口號持保留態度,但是當共產黨告訴郭沫若說:這是黨提出來的,郭馬上改口支持,說我要做黨的喇叭。
如果你不絕對服從黨,你就是背叛;當時左翼知識份子就有很多爭議:到底是要做獨立的知識份子、還是要做黨的喇叭?


魯迅(左)最後照片,1936-10-8和青年畫家談話。8天後去世。
稱共產黨領袖是奴隸總管、革命工頭
如此,魯迅就和上海黨組織起了衝突。有個共產黨員說:你這是要破壞統一戰線!如果你不聽從指揮,我們要對你「實際解決」。 魯迅一聽勃然大怒,問他:什麼是實際解決?是要充軍呢?還是要殺頭呢!魯迅他會說:我支持你,但這也是出於我的獨立判斷和選擇。這個不能妥協。因此他才說,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第一個要殺的,是他自己。
魯迅常能從事件中提煉概念:稱這些共產黨領袖是奴隸總管、革命工頭。魯迅認為,這些人一旦掌權,他就可能反過來奴隸別人。 這個就形成他對共產黨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權了就要奴役別人。
魯迅和毛澤東之間還有另外一節也很好玩。
馮雪峰回到上海時,給魯迅帶去了一闕毛的詩詞。我估計,就是西江月•井崗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聞」那個。魯迅一看,哈哈大笑說,毛澤東這首詩有山大王的氣概。
問題是,馮雪峰又把此話傳到毛處,毛一聽也哈哈大笑說: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辦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慶問他:你還寫詩嘛?毛澤東說,現在沒什麼心情寫。我以前是白面書生,現在是土匪了。毛澤東還說過,我是小學教員,但我沒上過大學。我上過綠林大學。
魯迅怎麼看這個山大王、綠林好漢?這就涉及到魯迅的一個經驗:20年代,現代評論派和魯迅論戰,當時英美派的紳士稱魯迅為學匪。魯迅答曰:說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麼樣呢?他曾說,綠林書屋東壁下。
他對綠林的認可,可說是因為魯迅對來自民間,對於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氣的人,都是認可的。

認定共產黨的革命就是農民造反,要過皇帝癮
但我們不要誇大他的認同,他是有非常嚴峻的批判的。他曾經說過,中國歷史上就說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們其實是農民革命軍,是農民起義。而他們的最大問題,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過皇帝癮。他不是要根本結束封建統治,魯迅其實清楚看到:共產黨的革命就是農民造反。
他說:你們說,幹什麼活是最賺錢的?造反!他某種程度是一個投資,今天犧牲,但將來是要大貴大富的。阿Q的作夢,夢到大把的元寶、女人、夢到小弟不聽話就打他,說「給我幹活」。說到底,就是為了女人、金錢和權力,就要這三東西。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號,魯迅逝世前三個月,他在一封信裡就說:阿Q正傳的真正涵意還沒有人懂。他有個說明:很多人以為,我寫阿Q造反是寫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寫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後的中國。
這裡可以看出來,我們這就懂了,魯迅對共黨的基本判斷就是,實際上是農民造反,要當皇帝,彼可取而代之。這是魯迅對毛與共產黨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說 「你來了,我要逃亡。」
那麼魯迅就陷入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左翼知識份子,他為了要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參與反抗社會運動,而且唯一反抗國民黨的獨裁力量,就是共產黨。他不能不支持共產黨。
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場。這就是魯迅在去世之前在遺書裡說,我死了就趕快收,趕快忘掉我。一想到死後可能被利用、甚至被迫害,他只想保證自己死了,就完結了。
但魯迅的悲劇大概就在這裡:一切無法結束。不可能隨著他的死而結束。
人們從不同的意義和原因不能忘掉魯迅,包括毛澤東。毛澤東還是要緊緊地抓住魯迅,毛澤東在魯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毛澤東利用魯迅狂捧魯迅,為了捧自己
首先,一九三七年魯迅逝世周年時,毛澤東曾做過一個演講:論魯迅。
毛澤東做了兩個判斷: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我覺得吧,毛澤東把魯迅說成這樣,是最不符合魯的意願的。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論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說人們都把孔夫子當成敲門磚,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被歷代的統治者捧起來的。他萬萬沒有想到,他才剛死,就被毛澤東給捧起來了。
為什麼毛要說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呢?毛澤東內心有個情結:在他的早期著作裡,強烈地表示了自己想當聖人的願望。他說,中國有兩種人,豪傑和聖人。前者是在某一領域取得非常成就的人;但聖人,是要影響人的思想、成為人的精神導師的人。而毛澤東就是又要當豪傑又要當聖人,且更深的是想要當聖人。但在一九三七年的時候他不可能當聖人,他只好先把魯迅抬出來,他看出了魯迅在知識份子當中的巨大思想影響力。
第二點,再論魯迅的演講裡,毛澤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這也很有意思。在此之前,共產黨對魯迅評價最高的人是瞿秋白。但即使是他,也只把魯迅看成黨的同路人、黨的朋友,不會把魯迅看成自己人。但是毛澤東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顯然就是要把魯迅的旗幟拿到黨的手裡。
第二篇文章是《新民主主義論》。他對魯迅又做了兩個重要評價:第一,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這也就包含了毛澤東對於五四的評價。
在此之前,中共黨人對五四的評價並不高,因為認為這是由胡適等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一場運動。但現在對五四,毛的評價變了,說這是由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所領導的。毛又說,五四運動在思想和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又把五四的旗幟高高舉起,他就變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合法繼承人。
我就認為國民黨比較笨,他始終不去跟五四拉關係。毛澤東因此爭取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毛對魯迅的評價,就是要爭奪知識份子和文化思想的正統地位。
第二,他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貴的信仰。這個話是對的。毛澤東從個人來說,他對魯迅的認識還是深刻的,還把魯迅給納入了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這種民族情緒!這可以看出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特質。我至今,我也這麼認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
當然,毛又在這裡把魯迅英雄化,但若說魯迅是文化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麼毛澤東的潛臺詞是,誰是全面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呢?顯然是毛澤東他自己。毛一方面舉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子、一方面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子,瞬間贏得了很多的知識份子同情。

1957年反右時毛在上海說,魯迅活到今天,他不閉嘴,就去監獄裡說。一語洩天機:那些把魯迅捧上天的話都是騙人。(油畫)
毛延安文藝講話抵制魯迅對中共革命的批判精神
最典型的之一就是胡風。因為胡風對魯迅評價非常好,但一直不為人所認同,直到看到毛澤東。這使他非常興奮。胡風就連臨死的時候,還是肯定毛澤東的。
但毛澤東自己也知道,高舉魯迅旗幟是有風險的,因為魯迅的批判鋒芒是很徹底的,這種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自己的。抗戰開始後,到延安的知識份子中,他們許多人是魯迅的及門弟子。延安當時也成立了魯迅文藝學院,開會時也要專門為魯迅默哀。但是知識份子一旦接受了魯迅,就會把他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貫徹到底。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王實味。
他是深受魯迅影響一作家。他就用魯迅的思想來觀察延安,於是就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並且用魯迅的方法來批判,寫了個《野百合花》,結果遭難。他強調,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就應該把批判精神貫徹到底、應該勇敢正視社會和心靈的黑暗,特別是他還用了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王實味發出號召「我們要用硬骨頭精神來對抗我們的上司!」
延安據說有個輕騎兵壁報,這兒有王實味的文章。毛也提著燈去看了壁報,看完之後說:現在的問題,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主義掛帥?他看到了爭奪領導權的危險。但是他不能一下批評魯迅,所以只能去批判王實味。就說呢,王實味是背叛魯迅的,只好這樣。你舉了魯迅的旗子,這個旗子就可能倒過來對著你。於是,這就有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批判說,今天還是要用魯迅的筆法,要分清敵我。對敵人可以用魯迅雜文筆法;對人民、尤其對人民政權用雜文筆法,那就是人民的敵人,要剝奪他自由民主的權力。最後王實味被槍斃了。當時魯迅在延安的學生們,大部分的知識份子都投降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她說:我回頭是岸。但王實味迎頭衝撞最後被殺害。用我的話來說,他隨著魯迅而遠行。
王實味這樣的結局,正好印證魯迅的預言: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說,他在反抗舊社會時,文藝家和政治家是一致的。但是革命勝利以後、政治家們掌權後,他們就想維持現狀,他們不希望繼續批判現實。但是作家和文藝家還要繼續批判,這時政治家只有壓制文學家,甚至殺他的頭。如果你要繼續堅持獨立的知識份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殺害。
王實味死了,胡風還在。已經到了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快要掌權了,未來的新中國的思想文化要向什麼方向發展、誰來領導呢?毫無疑問是毛澤東思想。但是毛澤東又說過啊,魯迅的方向就是新中國的方向啊。這是個悖論。
對胡風來說,應該要堅持魯迅的方向,而且他還振振有辭:是你(毛澤東)說的啊!這個問題怎麼解釋是非常頭疼的問題。所以毛就動員了黨內一些理論家來解釋這個難題,展開對胡風的批判。
毛澤東提出,他把魯迅分成前期和後期,說魯迅最偉大的地方就在於從小資產階級出發,向無產階級轉變到後期的魯迅。前期的魯迅則都是魯迅的局限性。胡風恰好強調懷疑主義、改革國民性,因此毛澤東就批判胡風是抓住魯迅的局限性來反對黨,實際上是反魯迅的。

49年後,對魯迅的政策:利用、限制、改造
一九四九年,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我有一解:他說的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過就是一時之豪傑。數風流人物,還要看我毛澤東。我要當聖人。當他掌權後就要進入他夢寐以求的,毛澤東當聖人的新時代。但是,你已經說魯迅是聖人了、那怎麼能要再出一個呢?
如果一九四九年魯迅還活著,他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我們可以從魯迅生前的言論看出,一來,他可能對共和國的成立是持歡迎態度的,因為有可能實踐他的理想。二來,魯迅不是又說,共產黨來了我要跑嘛。
很多知識份子在那個時代都在想這個問題,於是就出現兩種不同說法:一個佔主流地位,郭沫若寫了一首詩:魯迅笑了。胡風也說魯迅在微笑。「微笑在他寧靜如水的目光裡、微笑在他桀傲不遜的牙刷鬍子裡」,胡風還是比較天真的。胡風的學生張中曉在建國初期提出了另外一看法。張中曉說,隨著共和國誕生,魯迅非常孤獨和寂寞。因為魯迅是永遠不滿的。這就是在四九年的兩個想像。 回到剛才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文化的發展方向是誰領導?聖人是誰?據說有一次開會時,江青在會上說,文藝發展方向應該是毛澤東思想,胡風立即站起來反對說,應該繼續發揚魯迅!
另外一個是文字報告。周揚曾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方向就是唯一方向,只能是這個方向,要有別的,那就是錯的。那怎麼處理魯迅這個燙手山芋呢?在紀念魯迅的一個會上,就提出了「學習魯迅與自我改造」,把魯迅又納入了自我改造的系統了。
對魯迅的認識和操作,我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這其實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策略。要改造出一個新的魯迅。
怎麼改?首先,是通過對歷史的重新敘述和記憶,來建立一個魯迅和共產黨與毛澤東的所謂歷史的聯繫。所以馮雪峰就發表了回憶魯迅的回憶錄。他繪聲繪影地說了這麼一個事情:「有一天,在我和魯迅談到我黨和毛主席,魯迅面向著窗子、撫著胸口,淡淡地說:我想,我作為一個小兵,還是勝任的。」
下面,悲劇就發生了:因為這樣的話從馮雪峰口裡說出來不是這麼有說服力,一九五九年,許廣平出版了魯迅回憶錄,她說:魯迅在上海時期的工作是在黨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他對黨的尊敬是到最高點的,他對毛主席的思想是虛心接受。我想許廣平她說這樣的話,也有半被迫、也有半自主的成分。我的理解是,許廣平可能不是真正懂魯迅。
第二個辦法:從學理上去重新解釋、從學術上重新闡釋。有一個老共產黨員寫了一論文:《論魯迅小說的限制》,把魯迅學說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框架下。他說,革命民族主義的魯迅得到的結論,與毛澤東完全一致;有些不合乎毛澤東的,就是他的局限性。魯迅作品的傳播研究和閱讀出版,也成為一個政治行為,由黨來操辦。魯迅全集的出版完全控制在黨手上,刪去了魯迅很多罵周揚的書信。所以五八年出的魯迅全集不全,還把魯迅的作品選入中小學課本,而且顯然是用意識形態的角度選的。
應該說,成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幾代人,顯然是透過國家來理解認識魯迅;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有機會能夠接觸到魯迅的原文,因為一讀了魯迅,思想就會發生改變。他的批判性不是政治可以控制住的。

錢理群說,到文革鬧劇破產時,他的魯迅觀也改變了。文革後期,真正的魯迅才走進知識青年的心靈。
我們那個時候是把黨、毛澤東和魯迅看成三位一體的,一方面有三位一體的崇拜、一方面又被獨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我們這一代對魯迅,是有著心裡的迷霧和心裡的覺醒,是交織在一起的。
一九五七年的毛搞了兩個運動:先是發動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來打擊黨內的反對派和黨的官僚;二方面,又聯合黨內官僚來打擊知識份子。
這個過程中,第一階段時毛澤東極力鼓動魯迅的造反精神,對大家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毛說,我看魯迅如果到今天,還會繼續寫雜文、而且會當文聯主席。(這個位置後來是郭沫若當了),意思就是說,如果魯迅活著,他會是你們的頭,他會講(共產黨的缺點)、而且勇敢講,鼓勵大家講!
第二階段,到了反右階段了。毛澤東就在一次和知識份子的談話中說,魯迅或者再說話就進監獄;若他顧全大局,沉默吧,他就安全。這其實也是在跟這些知識份子打招呼,也算是毛澤東的一個「好意」。大部分的人確實顧全大局了,毛還說: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人,還是有的。他們就成了萬劫不復的右派。
接著說到文革:當毛澤東已經到一九六零年,因為大災荒而很多人對他不滿,覺得他應該負責。毛澤東正在醞釀一場更大的動作,其實就是後來的文革。
那段時間他非常孤獨,是高處不勝寒;當時他很孤獨寂寞,所以又想到魯迅。那是魯迅誕辰八十周年。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這是毛澤東當時的心境。文革一開始,毛給江青的信裡又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孤獨,因為他知道,他在向全中國挑戰。
魯迅這個人非常不幸,每到中國歷史轉捩點總被提出來。1966年10月19號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開了一個規模極大的會,郭沫若又做了演講: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郭沫若是非常敏感的喔,他總能喊出他那時代的最強音。他知道,要堅持兩條:造反,要服從黨的最終領導;造反的目的,是要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認識。郭沫若把毛澤東的心思揣摩透了。
悲劇繼續產生:許廣平說,毛澤東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魯迅是毛澤東的小兵。之前還說是黨的小兵,現在是毛澤東的小兵了。
我們在文革時代的年輕人,只能讀毛澤東或者讀魯迅。文革時期,魯迅完全被完全地歪曲了,他真正成了敲門磚、真正成了打人的石頭。因為除了毛著外不能讀別的書,大家找出路的時候,只能從魯迅來找。特別是在文革後期。因為文革前期的影響,年輕人都在誤讀魯迅,但到了後期就反映了,主要是人們開始獨立地接受魯迅。
有一個因素:毛澤東把大批青年知識份子趕到農村去。這些大批的知青到農村後,開始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了魯迅筆下的種種人。他們對魯迅作品發生了全新的認識。魯迅的藝術的根、他的靈魂是深深扎在農村的土地上。很多人都發現:中國的人民多麼苦;中國的人民多麼好。這個時候再讀魯迅,大家就發現魯迅跟底層人民的血肉連繫。不瞭解中國農村,實際上是無法真正瞭解魯迅的。我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真正瞭解魯迅,那時讀魯迅讀得熱淚盈眶,跟在書齋裡讀書完全不同感覺。那時候才感到魯迅和我們息息相關。
第二個原因是林彪事件發生。這對我們這些知青來說,那是一個晴天霹靂。一下子就產生懷疑了。以前對毛澤東堅信不疑,但現在會想,你指定的接班人怎麼會成了叛徒?大家開始用懷疑精神和批判現實來看現實的、擺脫了黨的魯迅。
總而言之,今天只有到文革後期,魯迅才真正走進了中國的青年和知識份子的心靈。
我的魯迅觀,基本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當一個人處在絕望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真是絕望到底的,但是恰恰就在那個時間點,魯迅來打開了你的思路。他不一定能給你答案,但他會對你有所啟發,讓你的腦子動起來。
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林彪同樣給毛致命的打擊,他再次陷入不可解除的孤獨和寂寞。這一刻,毛再次想起了魯迅。1971年10月份,毛澤東大病剛好,到武漢視察時說:我勸同志們看魯迅的雜文,今年讀一遍、明年讀一遍,魯迅的書不好懂。
它的結論是什麼?這幾乎是毛澤東最後的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代聖人。第一代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尼克森訪問中國時,恭維毛澤東說:你的思想改變了世界和中國。毛澤東回應尼克森說,我的思想沒有改變世界和中國,我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而已。
這時,魯迅遠行已久。

(來源:2014年網易,2016-5-12共識網。原題:魯迅與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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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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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好總理」周恩來竟殺人如麻


第一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竟殺人如麻。(網絡圖片)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十年文革是一部整人、殺人史。
已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在10年文革期間,前中共領導人、第一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自保不斷出賣自己的“同志”和曾經的“戰友”甚至親兄弟、養女、救命恩人。
李肅在“回首文革”中寫到,文革前期幹將周恩來,“惡毛之所惡、打毛之欲打”。1975年6月16日,已經動了三次大手術的周恩來在病榻上給毛澤東寫了最後一封信。他寫道:“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周恩來從來沒有寫出這樣一份總結。這對他來說也許是有利的。否則,即使以當今中國政治價值觀念來判斷,周恩來在文革中“保持晚節”的所作所為也很難和他“人民好總理”的形象相一致。
周虛偽的一生一直保持到死,為取悅其主子毛澤東,臨終前仍在演戲,想保住“忠君到死”的美名,同時也將文革中殺人的罪名都統統推給了毛。宋永毅在《文革周恩來:一個被掩蓋了的形象》中指,要完整地評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現,恐怕要從文革的發動談起。毛無疑是文革的發動者,但毛絕無可能獨立寒秋地呼喚出漫天狂飆……。
劉少奇、賀龍、彭德懷、陶鑄被迫害致死,彭、羅、陸、楊冤案等,周恩來都直接插手。對於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毛澤東意欲置於死地而後快。《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周恩來當然在路線上是比較同情劉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發動的時候,他選邊站。他比劉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圖。周在政治上是非常清楚的一個人。他後來選擇站在毛這一邊。”
他曾在江青定性劉少奇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的專案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周恩來甚至連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親弟弟周同宇蒙冤時,他都親自簽字逮捕他們。他還將跟隨他、伺候他數十年的貼身警衛,親自送到江青手中,任其殘害。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銘,在1994年發表的〈旋轉舞台上的周恩來〉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
1931年周恩來親自策劃並參與了顧順章家的滅門血案,對所謂的中共“叛徒”顧,中共殺了包括顧妻、顧5歲的兒子、岳父母、小舅、保姆、小姑等30多人,甚至包括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斯勵。當年周帶一群武功高強的殺手,闖進顧家時,顧順章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正在打麻將,其中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斯勵也在場。斯勵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藉著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將周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正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周索性把恩人一起殺掉。被殺的無辜者還包括當時來串門的鄰居。

文革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誠信被“人人為敵”取代
文革初期,薄一波即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被打倒。在批判薄一波的鬥爭會上,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響應當時的“革命潮流”,聲明和被打為反革命父親的薄一波斷絕父子關係,並狂呼口號,親自帶頭踢打薄一波,暴抽薄一波耳光。
作者楊光在《我所經歷的歷史故事:劉少奇叛徒罪是這樣被認定的》一書中寫道,1983年,楊秉城(黑龍江省參事室主任)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黨校與薄一波聚首長談,薄一波感慨的說:“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
《北京之春》曾發表文章披露,周恩來文革中下令殺害中國人權先驅遇羅克。文革初期,中共的“血統論”把人分成“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軍人、烈士)、“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很多人僅僅因為出身問題就受到殘酷迫害,有的家庭因出身問題滿門遭殺戮。
1967年1月18日,遇羅克的長篇文章《出身論》發表在《中學報》第1期上。他在文中表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羅克在他的另一文章《談鴻溝》中明確宣稱,“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呼喚平等與尊嚴,籲求基本的人權。因此觸怒了中共當局,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中共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在北京被槍殺,年僅2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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