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偉俊擬譴責鄭松泰倒插國區旗

謝偉俊希望修改《議事規則》阻「拉布」。


西環契弟謝偉俊真廢物出廢物，壞事做盡趕絕自滅，看愛國撚們又點對待牠們的所謂”國家”？閣下又能如何？ 建制派議員曾經將國旗區旗插在桌面。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計劃動議譴責熱血公民的鄭松泰，上月在立法會會議中把建制派議員枱上的國旗及區旗倒插。議案如獲三分之二議員同意通過，鄭松泰將會失去議席。鄭松泰批評謝偉俊的行為，是將政治鬥爭帶入議會。
建議鄭松泰爭取機會道歉
鄭松泰在上月19日的立法會大會點算人數期間，把建制派議員座位上的國旗及區旗倒插。謝偉俊昨天去信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稱，鄭松泰行為不檢，以及侮辱國家和《基本法》，有機會違反《基本法》第104條相關條文，認為不能夠容許這件事完全沒有任何跟進。謝偉俊認為，鄭松泰在民建聯蔣麗芸勸阻下，仍然堅持其行為，明顯是故意，建議鄭松泰「爭取最後機會鄭重道歉」，否則將會繼續推動譴責動議，並爭取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褫奪其議員資格。
鄭松泰稱，完全不擔心失去議席，又認為自己無違反誓言。他批評謝偉俊的做法窒礙議會正常運作，呼籲建制派議員能明白市民對立法會的期望，不要把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帶入議會。
根據《基本法》第79條，立法會議員如因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立法會主席便要宣告他喪失議員資格。
另外，身兼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謝偉俊透露，秘書處正研究針對「拉布」情況修改《議事規則》，包括批准議員於辯論期間，提出動議中止辯論，阻止其他議員無限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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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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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0戰機墜毀7人亡 網文怒揭沈飛集團黑幕

11月12日，中共空軍八一表演隊在河北唐山玉田縣上空訓練時，兩架飛機相撞，男飛行員跳傘受傷住院，女飛行員余旭跳傘失敗身亡。（網路圖片） 【記者張頓／綜合報導】
中共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女飛行員余旭飛機失事，跳傘失敗身亡，是今年以來，中共第10架軍機墜毀，第7人身亡。一名成飛公司「老工程師」刊文批沈飛公司製造的飛機頻頻墜毀，並揭其在研製軍機過程中的種種黑幕。
不到一年 中共10戰機墜毀7人亡
11月12日，中共空軍八一表演隊在河北唐山玉田縣上空訓練時，兩架飛機相撞，男飛行員跳傘受傷住院，女飛行員余旭跳傘失敗，在空中被另一架戰機撞上，粉身碎骨，死無全屍。
據統計，2016年1月至11月，中共陸海空三軍共墜毀10架飛機，包括4架海軍戰機、4架空軍戰機，及陸軍和航校各1架；造成7名飛行員身亡，分別是海軍2人、空軍1人、航校2人、陸軍2人。
據此前經驗，成飛工業公司研製的殲-10A/S戰機墜毀多為發動機故障，而沈飛工業公司生產的殲-11BH、殲-15墜毀多為飛控系統故障造成。
網文怒揭沈飛只會搞「鬥爭」
11月17日，大陸社交媒體流傳一名成飛「老工程師」撰寫的一篇長文，批評沈飛製造的飛機頻頻墜毀，並揭開沈飛在研製軍機過程中的種種黑幕。
文章開篇就說，大家總說中共航空不行，「你可知道瀋陽那幫人多會運作上層關係搞鬥爭」，包括沈飛集團、601研究所、黎明發動機廠等，「個個都是政治鬥爭的高手，個個都是運作上層關係搞鬥爭的人才」。其他廠爭奪資源根本爭奪不過。
文章說，蘇聯援助的最大航空集團就在瀋陽，這些人除了精通整人，仿製蘇聯飛機外，啥也幹不了。蘇聯人一撤走，仿製了一大半的殲-7就沒戲唱啦，後來的殲-7是成飛搞出來的。
80年代後，中共當局把殲-8的任務給瀋陽這幫人，「結果他們只是把蘇聯人的飛機拉長拉大，然後搞出了一個天天出事掉飛機的東西，還使勁吹噓，並以此產生了一大堆院士」。
後來，中共從蘇聯和俄羅斯進口Su-27，讓沈飛和601所接著仿製。結果沈飛搞出的新飛機不能保持平衡，只好用鉛塊配重。當局要搞數字化取代模擬信號，結果沈飛搞的數字化系統導致天天「顫抖」。
沈飛運作奪得仿製殲-20後半身
文章稱，從沈飛集團分流出來的沈飛和601所，是「不擅長政治鬥爭，不擅長上層運作」的人員組成，他們比留在沈飛的那些會鬥爭的當紅人員的業務精通的多。
他們把殲-7仿製出來後，又通過中美蜜月的機會學習了美國的全套業務流程（學的主要不是技術，而是工作組織方式、業務流程，以及電腦CAD輔助設計技術），然後通過和巴基斯坦的合作搞出了「梟龍」（靠著巴基斯坦給的3億美元，成都這幫人終於有錢發工資了，本來連總工程師都要下班後賣麵條謀生的，而且巴基斯坦還給了一架完整的F-16給成飛研究），然後又仿製出了殲-10。 殲-10搞出來後，因為運作不過瀋陽，差點胎死腹中。
中共空軍要仿製四代機殲-20。成飛成功中標，令中航工業總公司非常不滿。在沈飛的運作下，中航工業總公司強行下令成飛把飛機後半機身份包給沈飛，並美其名曰叫做「打破競爭」。
殲-20後半機身頻出狀況
文章說，結果殲-20後半機身隱身性能很差。現在所有對殲20的詬病，都集中在後半機身。
中航工業總公司於是集中全公司各個分公司的錢，給沈飛另起爐灶搞一款四代機。結果研究到現在，也沒見研究出什麼成果來。 隨後，中航工業決定打擊成飛，政策之一就是把601和611的總工程師都調到北京來，然後把雙方的副總工程師對調到對方當總工程師。讓負責殲-20的楊偉，被調到北京來坐冷板凳，換一個瀋陽調來的人來負責殲-20項目。
結果空軍震怒，直接插手國企事務，說人事調動他們無權干涉，但是這個殲-20項目必須是楊偉負責，否則他們就不給項目款。最後在空軍的壓力下，楊偉繼續呆在成都，擔任殲-20項目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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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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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首提執政安全 警告勿跟錯誤跑

【評論文章 漢江泄】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秘魯首都利馬會見行政長官梁振英，曾提出希望梁振英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堅決維護國家統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若套進香港刻下時局，表面說的相信指「港獨」，惟可別忘記此乃偽議題，為攪局之作；若非梁振英及極左陣營頻密「播獨」，根本無人關注。我們應提高「政治站位」來看這話，與中紀委在「習梁會」同日發布的一則文章結合閱讀。反貪腐要員王岐山領導的中紀委首次提出一個重要詞匯：「執政安全」，文中點名指周永康、薄熙來及令計劃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警示現在並非「天下太平」，提醒高級幹部不要渾然不覺、麻木不仁，甚至跟着錯誤跑。
習近平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見行政長官梁振英，長約45分鐘。根據官媒新華社會後發布，指出習主席希望梁振英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堅決維護國家統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據梁振英會後引述習近平表示，在一國兩制下，「港獨沒有空間」，香港要依法辦事。當記者追一步問梁有否向習主席匯報「港獨」實況時，他就指沒有。
江派陳佐洱激化「米字旗」增多 筆者從開始至今也堅持「港獨」是偽議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日前指「港獨已囂張一段時間，中央有需要表態」，實不苟同，因令到所謂「港獨分子」感樂趣的，是京官、梁振英及左派陣營對他們的一言一行高度關注和回應，只是在網上寫些倡議「港獨」的話，就給「西環」喉舌整版、甚至數版報道，能夠「出風頭」自然令他們加把勁去挑釁。梁振英去年在施政報告炮轟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主張香港「自立自決」，又朗讀《香港民族論》內容後，反而令到大批年輕人及研究政治的人跑去買書，結果賣斷市。
另一個激化所謂「港獨」的人，是屬江澤民派系的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他於梁振英2012年上任不久後，便開始炒作「港獨」。當時已退休的陳佐洱訪港後，曾發表「見米字旗感心痛」言論，並聲稱「近年來確有股港獨勢力在抬頭，像病毒一樣蔓延得很快」。緊接着，抓文宣系統的江派人物劉雲山，動員《環球時報》等配合地連篇發文，炮轟所謂「港獨」勢力。本來，香港的遊行示威間中也會有「米字旗」，但當陳佐洱炮轟後，有心人故意抬槓，拿出更多「米字旗」示威，變成「旗海」。
只要你生活在香港，就會知道只有極少數人倡議「港獨」，但沒有市民會當真。若有人站在街頭說要「香港要脫離中國獨立」，肯定被廣大市民以為這人活生生是電視劇《致命復活》內郭晉安飾演那位被困荒島地牢10年、與世隔絕的角色，只有不在現實世界生活的人才會這樣想。在「港獨」無市場下，泱泱大國，要對付所謂的「港獨」思潮，根本不費吹灰之力。要靠全國人大釋法這「重型武器」來對付，已令香港社會政治動盪。
筆者認為，習近平所言的「堅決維護國家統一」是大道理，有否「港獨」，也是恒久不變的鐵律。我們或者應提高政治站位來看「堅決維護國家統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說的是「執政安全」問題。自從習近平執政以來，面對各個領域存在的問題，從不避諱，從不掩蓋。金融安全、外交安全，這些問題還好應付，但偏偏執政安全卻是最惱人，必須除惡務盡，否則只會引發極大危機。
威脅執政安全的人 應除惡務盡
從習近平過往講話中，可以感受到他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在談黨建時說：「我們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在2014年6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上，習近平當時指出：「要深刻認識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深刻認識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深刻認識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
那時候，在習近平還只是用「執政考驗」來形容。時至今天，雖然在習近平未把「執政安全」宣諸於口，但由其反腐悍將王歧山領導的中紀委監察部網站推出的《從高級幹部嚴起》（刊11月21日）一文內所提出，值得關注。中委紀首次提出「執政安全」，顯見野心家激烈反撲、攪局，置民眾於不顧。
中共中央紀委機關報《中國紀檢監察報》刊登了一則意義深長的文章，題為《從高級幹部嚴起》。
警示現非「天下太平」 政治警覺不可鬆
文章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從自身做起、嚴起，十八大後第一次會議就制定政治局工作規則，嚴格執行八項規定，帶頭開好民主生活會，有交流討論、有思想碰撞、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體現了『嚴』和『實』的要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率先垂範，高級幹部以身作則，對全黨是最好的示範。」文章解釋，因黨歷來把高級幹部當作政治家來培養，講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高級幹部離中央最近，對中央精神最了解，更要帶頭講政治，做增強「四個意識」的模範。
對於「習核心」來說，高級幹部必須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必須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強調「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最終看實際效果」。「無論是在地方還是部門工作，無論地域遠近，都要牢固樹立黨的觀念，以勇於擔當的精氣神，維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到底。」
在該則文章首次提及一個極重要訊號：「執政安全」，指出「黨和國家安全首先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中最重要的就是黨的執政安全。老一輩革命家政治警覺性非常強，把政治紀律、組織紀律視作自己的生命，才使得我們黨能夠走到今天。」文章點名道：「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發生，警示我們現在並非『天下太平』，政治警覺性須臾不可放鬆。」
要善於從政治高度審視問題
中央要求高級幹部必須「提高政治站位，時刻保持頭腦清醒」，並提出兩個「決不」：決不允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搖擺、是非不分；決不允許漠視政治紀律，以至於出現了嚴重問題，還渾然不覺、麻木不仁，甚至跟着錯誤跑。要「始終繃緊政治紀律這根弦」，善於從政治高度審視問題，對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堅決抵制、勇於鬥爭，以使命擔當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
哪些高官在威脅最高層的執政安全，而且讓天下不太平呢？在香港攪局的張德江、劉雲山應算在其中。從2012年由張德江主管港澳事務開始，就陷入一片混亂。近期的全國人大釋法事件，炮製「偽港獨」陰謀，利用「國家領土完整」綁架中共高層，以達致做大謀權的陰謀，從而給「習核心」出難題。
此外，那些「立場搖擺、是非不分；甚至於出現了嚴重問題，還渾然不覺、麻木不仁」的高官們，有意無意地給江派攪局推波助瀾，也可算在其中。在中紀委的文章指已警告他們要有政治警覺，時刻保持頭腦清醒。在香港，那些政圈中人在釋法事件上當炮手，首推譚惠珠、范徐麗泰等，是時候細讀何謂「執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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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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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涉捲摩通案 疑政界身份介紹生意薦女實習

梁頌昕被揭中學時曾於摩根大通實習。

摩根大通較承認聘用中國高官子女。 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大通（J.P. Morgan）較早前就違法聘用中國官二代一事，以逾20億港元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有社交網站facebook專頁昨天有帖文聲稱從特首梁振英幼女梁頌昕的社交網站LinkedIn紀錄發現，她早在中學時代已在摩通香港辦公室任暑期實習生，而摩通的常規暑期實習生並不適用於中學生，遂質疑梁振英是否透過介紹佣金最少達300萬美元（折合約2,326萬港元）的生意予摩通，令梁頌昕得以做實習生。特首辦回覆《成報》查詢時稱，梁頌昕六年前在摩通實習，事件不涉及金錢，亦與梁振英的公職無關。
美國《華爾街日報》較早前引述摩通與美國司法部、證交會及聯儲局達成的刑事和民事和解協議報道，摩通在2006至2013年期間，聘請約百名由中國政府官員介紹的員工及見習生，安排他們在集團20間位於內地和香港分行及公司工作。
摩通在本月中旬承認指控，並同意以2.64億美元（折合約20.5億港元）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換取集團及有關員工不被起訴。
特首辦否認涉金錢及公職
facebook專頁「前線科技人員」昨天有帖文聲稱，根據梁頌昕在LinkedIn的紀錄，發現她在2010年仍然是一名中學生時，已曾在摩通香港辦公室做暑期實習生，但摩通的常規暑期實習生並不適用於中學生。該專頁之後談及摩通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一事，認為從和解協議中或能「提供一些線索」，例如「摩通香港在2010年於常規實習生計劃以外，特別開辦『夏令營』（Summer Camp），讓客戶的子女參加」、「夏令營的收生準則只視乎客戶跟投行的關係，而非參與者的能力」，以及「要推薦子女參加該夏令營，該客戶需至少貢獻300萬美金服務費（佣金）的生意給摩根大通」。
該帖文最後列舉梁振英當年有三個身份，包括「戴德梁行亞太區主席、行政會議召集人，以及第11屆全國政協」，並質疑「究竟梁振英用哪個身份踏入摩根大通的USD3,000,000服務費門檻，以推薦自己的女兒參與該『夏令營』？」
特首辦昨晚回覆《成報》查詢時表示，梁頌昕六年前在摩通實習，事件不涉及金錢，亦與梁振英的公職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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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假貨大量湧入俄羅斯市場

俄羅斯聯邦工業和貿易部長曼圖羅夫（Denis Manturov）。（Getty Images） 【記者許蒔／綜合報導】
據俄羅斯新聞網站「Lenta.ru」11月22日報導，俄羅斯聯邦工業和貿易部長曼圖羅夫（Denis Manturov）在22日召開的一個名為「反假冒」研討會上對外表示，俄羅斯市場上有30%的商品為假冒商品，其中大部分為中國來的假冒商品。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俄羅斯官方公開宣布大量中國假冒商品湧入俄羅斯市場。曼圖羅夫在會議上表示，從不同的評估方法來看，俄羅斯市場上各種商品已經有高達5~30%的假貨，對俄羅斯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也使俄羅斯消費者的人身健康受到損害。
曼圖羅夫表示，大量的中國假冒商品湧入了俄羅斯，中國海關統計的對俄羅斯出口商品數量，要比俄羅斯海關統計的從中國進口商品數量多一倍。而這些假貨問題，在俄方建立自由貿易區後將進一步惡化。
此前中國方面曾呼籲俄方加速建設中俄邊境自由貿易區，黑龍江大學俄羅斯研究院院長郭力教授在接受「衛星」新聞通訊社採訪時表示，中俄邊境地區合作至關重要，兩國政府應早日設立邊境自由貿易區。
但有俄羅斯專家擔心，俄羅斯或因擔心「中國假冒商品更暢通無阻地大量湧入」，而對中俄邊境自由貿易區建設不甚積極。
俄羅斯「品牌觀察」公司總經理尤里・瓦皮洛夫曾表示，目前俄羅斯市場上最多的中國假貨就是服裝、飾品、高檔品牌商品，以及假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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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幫港出聲釀災難 張德江鬧劇票房慘淡 醜聞纏身

（大紀元） 【記者宇文銘／香港報導】
最近，富豪海外做器官移植在本港被熱議。目前全港約3,000人輪候器官移植，且等候時間漫長，如換腎至少等上7年，使得很多病人還沒等到合適的器官即已離世。因此，不少富豪都熱衷到其它地方做器官移植，而大陸則是首選之地。前全國人大常委、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是其中一例。
近些年，中共江派不僅用金錢、美女，賄賂等手段滲透香港，更甚者，中國人的器官也被作為誘餌，引誘一些長年患病的政商界知名人士前往大陸進行器官移植。當然，交換條件則是要為江派在香港形成一股政治勢力，關鍵時刻為其站台，攪局香港。
新華社官員親自陪同曾憲梓赴廣州換腎
當年赴廣州換腎的曾憲梓，曾向媒體稱替他做手術的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救了我」，並先後七次向該院捐資近1,800萬，最新一次在今年2月捐贈500萬港元。（中山一院網站） 近期，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對《大紀元》透露，曾憲梓當年換腎是由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的官員陪同去大陸的，當時組了一個團隊到廣州醫院去服侍他，親自幫曾挑選合適的供體。不過，據說曾憲梓還擺架子，陪同的官員曾抱怨說自己被「當丫鬟使」。
而在幾年前，曾憲梓也透露不少自己換腎時的經過。
2010年，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簡稱，中山一院）百年院慶前夕，前往復檢身體的曾憲梓在醫院特診室裏接受了《南方日報》的專訪，透露了他當時換腎的細節。
他說，1995年患上尿毒症後，一直靠血液透析維持生命。「1998年我在北京換腎，但手術後排斥反應很激烈，全身浮腫危在旦夕，送回香港搶救。香港的權威醫生說，我最多只有3個禮拜的命，要我準備後事。我連遺囑都寫好了。危急關頭，是中央派中山醫科大學校長、肝膽外科專家黃潔夫到香港把我接回廣州治療。當時走駐港部隊的特殊通道，車過境時都沒停。」他還稱，當時的幾個中共領導人都打電話給廣東省委、省政府，要求廣東全力以赴、全權負責他的救治工作。
隨後，10月9日，曾憲梓出席中山一院百周年院慶時，也談到他在大陸換腎的經過。當時黃潔夫對他表示，帶他回去雖不保證生還，但有最低希望，並為他安排在廣州換腎，救回一命。
腎源內幕：年輕「三無」囚犯
曾憲梓多次對外談到他換腎的經歷，並表達對「中央」的感激之情，但從來沒有對外公佈他換腎的來源。網上一直流傳他1998年因急性腎衰竭在廣州換腎，斥巨資購買活體死亡不足6小時的新鮮屍腎，但換腎後第五天出現排斥，急需再換腎，當時沒有符合血型的死刑犯。後來曾再斥巨資，當地匆匆把一名剛判死刑的犯人槍斃，「而且即死即割腎，以免不夠新鮮......」
據消息人士向本報透露，曾憲梓在廣州換腎，是由中共官員親自到廣州各大勞教所、看守所、監獄挑選腎源。據說找了幾十個年輕囚犯、在押犯人配型，查驗身體，後來挑選了所謂的「三無」外省年輕人（即無身份證、無暫居證、無用工證明的外來人員），以某個理由將其處死，摘取腎源。而且手法都是和以往一樣。
中共用囚犯的器官移植早已不是祕密，而當年幫助曾憲梓換腎、後升任中共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潔夫更涉嫌參與活摘器官。
北京紅人曾憲梓換腎手術成功以後，開始一次次為中共站台。
1999年7月江澤民下令瘋狂鎮壓法輪功後，曾憲梓多次在港發表反法輪功言論；2003年7月1日，港府執意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惹怒50萬香港市民在烈日下走上街頭，而曾憲梓卻高調支持中共及港府，狠批反對者。他因此成為市民心目中的「禍港」頭目之一。
紅色「臟器移植的勸誘」
這種利用器官作為政治交易的手法不僅發生在香港，其它國家的官員或富豪也是中共物色的對象。
2006年，日本著名暢銷周刊之一的《POST周刊》以「針對安倍政權的中共紅色『臟器移植的勸誘』」的頭條大字標題刊載文章，詳細披露了中共針對日本政界用器官移植作為誘餌的事件。接受了這種好處的官員最終都會對「中共盡忠」了。
「福建幫」助江亂港
中共江派不止通過活摘器官再移植來籠絡香港富商，其實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活摘器官本身，就包含著中共與香港一部份人之間驚人的利益交換。
「福建幫」近年甚為高調，在多個江派亂港活動中都有「落力表現」，除博取政治資本外，背後還涉及大量紅色資金。
11月13日，聲稱有4萬人參加的「反港獨、撐釋法」遊行集會中，有傳媒發現不少參與者均非港人，而是由大陸來港。雖然主辦方聲稱參加人士是自願，更歡迎舉報收錢案例。但有一對來自深圳蛇口的夫婦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收了300元車馬費作酬勞。
類似的手法，在兩年前「8.17反佔中大遊行」也曾出現。當年多個媒體都拍到參與者收錢。外間曾估計當時所花費金錢可能過億。當年有消息稱，遊行是由中聯辦協調，本地「福建幫」等紅色富豪負責開支。
當時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被曝捐出200萬元。
有知情人士稱，紅色富豪付錢辦遊行，幕後資金來自「富可敵國」的江澤民派系。江派則透過生意合作給予巨額的好處，但政治上就要求他們配合打壓法輪功，搞亂香港，阻止習近平當局對江派的清理。
梁振英近日借宣誓風波炒作「港獨」，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中）等親共組織頭目牽頭組成「反港獨、撐釋法」聯盟，發動11月13日包圍立法會。（無線電視截圖） 富豪吳良好與江澤民情婦勾結
多年來，香港一直被中共江派把持。江派人馬利用各方人脈滲透、操控香港。
「福建幫」也是江派在香港攪局的一個工具。消息人士對本報說，吳良好與江澤民的情婦陳至立勾結，借「莆田系」醫療體制大發黑心財。
「莆田系」把持大陸醫院做出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涉嫌夥同軍隊醫院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獲利。
消息又指吳良好為江澤民歌功頌德，並由此當上中共全國政協委員。
據公開資料，「莆田系」特指中國大陸的一個民營醫藥體系，是福建莆田民營醫療從業者的總稱。
吳良好與陳至立同是莆田人
江澤民情婦、中共前政治局委員陳至立，與莆田系關係密切，是莆田（中國）健康產業總會總顧問。與陳至立是同縣人的吳良好，同樣在該會擔任顧問，並掌握莆田系在港上市公司「華夏醫療」股份，今年6月陳至立赴莆田考察時，吳良好在身旁陪同。右圖為2012年陳至立來港時，吳良好等人設宴接待。（網路圖片） 80年代來香港發展的吳良好，1951年生於福建莆田市仙遊縣，1987年創辦金威集團；而此前主管教育、衛生、文化的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至立和吳良好是同鄉，也是仙遊縣人。
2014年，莆田（中國）健康產業總會成立，陳至立是總顧問，吳良好是顧問之一。當時陸媒報導稱，該會將是全球最大的健康產業聯盟組織，擁有全國8,600多家民營醫院會員，提供了100多萬醫護人員就業，年營業額達到2,600億元人民幣。
2015年6月25日，陳至立回家鄉莆田考察時，吳良好也陪在陳身邊一同考察。兩人關係非同一般。
在莆田健康產業總會成立當天，陳至立曾以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發去賀信。
「莆田系」一路走來，飽受社會詬病無照行醫，卻越做越大，在公立醫院改革年代，承包武警及軍隊醫院科室，又在眾多非議不斷之下屹立不倒，其官方的靠山引起關注。
在今年4月魏則西之死令網路沸騰之際，陳至立與「莆田系」的關係也被翻出。
根據公司公告，去年7月在香港上市的莆田系公司「華夏醫療」主要股東「易耀控股有限公司」背後的最後控制人是吳良好全資擁有的GoldenPrinceGroupLimited；另一個主要股東為新希望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最後控制人是劉永好、劉暢、李巍。兩個主要股東都屬「莆田系」。
「莆田系」勾結80所軍醫院
大學生魏則西之死，曝光了「莆田系」與中共軍醫院勾結斂財的黑幕。軍醫院也是中共摘取器官販賣牟利的主要場所。（網路圖片） 「莆田系」今年被推至風口浪尖源自「魏則西事件」。今年4月12日，21歲的西安大學生魏則西因滑膜肉瘤去世。他去世前在網路發文揭露，百度與武警醫院勾結，利用醫學訊息排名給醫院拉廣告，而武警醫院又將腫瘤生物中心外包給「莆田系」，高價向病人提供一種無效的治療方法，直至病人人財兩空。他在花光了家人借錢籌集來的20萬元人民幣後，病情不但沒有好轉，且耽誤了正確治療的時機。
20天後，他的名字成為大陸網路最熱的關鍵詞，撕開了大陸醫療系統的重大黑幕。事件所涉三方，包括百度、北京武警第二醫院和控制大陸逾八成民營醫院的「莆田系」，均捲入風暴中心。
軍醫院的活摘器官黑幕
90年代後期，莆田老闆們盯上了軍隊、武警、消防醫院。他們承包科室，藉著公立醫院的外皮瘋狂斂財。據報，「莆田系」和中共80所軍隊醫院合作，收入達十多億元。
有來自北京的消息向《大紀元》透露，中共所有軍警醫院，均隸屬軍隊總後勤部，是中共軍隊貪腐最嚴重的部門，涉及黑幕最多。軍警醫院不單將專科外判，還利用器官移植等牟取暴利。
中國器官捐贈比率長期極低，軍隊總後勤透過監獄和關押機構獲取受刑人（如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移送到全國各地大量進行移植手術，醫生甚至到其它醫院掛單，為病人做移植手術。
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曾在2014年10月28日發佈了中共軍隊和武警系統100家醫院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2,098名醫務人員的追查名單，其中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被列入追查名單。
港「福建幫」面臨大清洗
稍早前，本報接獲消息稱，北京對香港亂局非常不滿，正加緊在港清理江派亂港勢力。目前首要清理靠花錢買來、或者涉黑的政協委員，連帶整肅中聯辦、統戰部等受賄人士。當中「福建幫」、「廣東幫」是清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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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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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淫亂一路升遷的海軍司令 軍中愛滋病蔓延

中共海軍前司令張定發（左）一路淫亂一路升遷。（新紀元合成圖） 在前中共黨魁江澤民選定海政文工團的宋祖英成其情婦之後， 1991年開始，宋和江之間的醜事就流傳開來。軍委主席如此，下屬紛紛效仿，致使中共軍中愛滋病蔓延。而中共海軍前司令張定發在獲「帶病提拔」下，一路淫亂一路升遷。
文／郭濟林
軍內淫亂盛行 禍首是江澤民
在前中共黨魁江澤民選定海政文工團的宋祖英成其情婦之後，1991年開始，宋和江之間的醜事就流傳開來。
軍委主席如此，下屬紛紛效仿。隨後，中共軍內的文工團成了高級將領情婦聚集地。在大陸頗有名氣的民歌歌唱演員湯燦就是其中一例。
海軍前副司令員王守業曾包養多名軍隊文工團女演員，因情婦勾心鬥角，使得王要貪腐數億元才能擺平。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有句話：「中國的女星我都玩膩了，用錢搞定她們。」
近期，有紅二代公開指責，一些軍隊幹部把文工團當作「後宮」。
徐才厚進京後，在2001年谷俊山跟著進京，歷任總後營房部副部長、部長、總後勤部副部長，8年連升5級。
《明報月刊》報導說，谷俊山對徐才厚施以美人計，走了三步棋：第一步，按摩女。他曾安排一個極為妖嬈的小姑娘給徐才厚按摩。徐才厚的妻子趙黎看見後，發了脾氣：「誰弄了這麼個小妖精來？」谷俊山連忙拉趙黎出去吃飯。晚上回來時，谷俊山是和趙黎勾肩搭背走進屋的，趙黎早沒氣了。第二步，把湯燦等女演員獻給徐才厚。第三步，也是最厲害的，谷俊山把自己只有20歲、還是黃花閨女的女兒送給了徐才厚。據說徐才厚和他女兒在屋裡淫亂的時候，他就在外屋坐看，臉色平靜如常。
海軍前司令張定發 淫亂仍獲升遷
2006年，有報導說胡錦濤在黃海視察時候，海軍曾試圖行刺胡而未成。此後又有報導說，江澤民的親信、前海軍司令張定發參與行動，但行刺之後幾個月內張突然死亡。
《前哨》去年報導說，張定發人生信條就是「及時行樂」，主要是淫樂。張曾經因此遭舉報和批評，但是一路被「帶病提拔」，一直升遷到海軍司令職務。據稱，張與數個女官兵、駐地的女青年保持性關係。張的妻子多次到支隊告狀。
張1993年1月任北海艦隊參謀長，1995年1月任北海艦隊副司令員，1996年11月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北海艦隊司令員。北海艦隊司令部位於青島，而青島「盛產美女」。張定發藉地利之便，對下級和地方商賈提供的性賄賂來者不拒，不時有淫亂醜聞傳出。
到2000年張任海軍參謀長、海軍副司令後，淫亂問題更嚴重。每當周末或休假，他都前往青島、大連趕赴與年輕貌美的女子約會。他還藉到部隊視察之機，在青島、大連、湛江等地的海軍俱樂部以及地方會所尋歡作樂。
301醫院爆發愛滋病 總後緊急指示
2005年底，隸屬中共軍方的301醫院高幹病房死了一名男子，患的是愛滋病。
所有和此人有接觸的醫護人員都進行了嚴格檢查，查出301醫院政治部的一名女幹事染上了愛滋病。
這名女幹事是一名海軍前政委祕書的老婆。她交代就是和死去的男子傍上了才染上愛滋病的，僅301院內她就和二十多個男性發生過性關係，院外的男性還不算。
當時總後勤部就此發出三點緊急指示：第一、301醫院按急性傳染病突發進行內控；第二、對301醫院內外涉及的人按社會關係的圈子，圈定後進行排查，絕不能再蔓延；第三、對全院人員組織專題教育。
當時，連國務院衛生部和北京市衛生局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防止在301醫院爆發的愛滋病再蔓延。
有報導說，就在江和宋祖英搭上後，即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共軍中愛滋病蔓延。團、師、軍一級高級軍官，性病、愛滋病的患病率大增。南京、廣州、瀋陽等大軍區醫院的高幹病房，性病、愛滋病的患者佔了近兩成。
就在江和宋祖英搭上後，即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共軍中愛滋病蔓延。圖為江澤民為中共軍方301醫院題字。（AFP） 2006年10月9日，胡錦濤掌軍權時，軍紀委、總政曾下達文件：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省軍區、警備區，一律不准從社會上招聘女青年任職軍隊、軍事系統俱樂部、招待所服務員，並限期解僱。大多數部隊沒有執行這個文件，只不過走過場、擺樣子，應付上級抽查。事實上，軍隊俱樂部也是地方黨政高層尋歡作樂的場所，不可能禁止，因而也就不可能制止軍中愛滋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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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4期201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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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暴力和極端狂熱主義

從思想原點來看，中國在共產黨建政和執政的六十五年裡，從來都沒有偏離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對暴力的崇拜和濫用。 「文革」期間的中國和「文革」發動五十年和結束四十年後的當今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還是一脈相承的？
從物質層面和經濟層面，兩個中國的反差對比是巨大的。在政治層面，有的人（包括中共前總理溫家寶）說中國有回復到「文革」的危險，或有的說中國正在回到「文革」。在新近出版的《中國的未來》一書中，美國的沈大偉教授擔憂自二○○九年以來的「鋼化的集權專制主義」有回到「新極權主義」的危險。其實從精神層面，尤其從思想原點來看，中國在共產黨建政和執政的六十五年裡，從來都沒有偏離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對暴力的崇拜和濫用。
暴力就是對他人的傷害。這種傷害一般是指肉體上的，但因為人又是一種精神動物，暴力威脅和恐怖也可以產生同樣的驚恐和痛苦，精神折磨和肉體拷打的差別可能變得模糊。所以，人們也會有「語言暴力」、「強姦心智」一說。
文革：毛的暴力政治達到頂峰
如果暴力會給人帶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為什麼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會使暴力浪漫化、神聖化，並常態化為一種恐怖的治理體系和政治生活方式？他又是如何使得這麼一個反自然常識的行為為眾人所接受？「文革」中毛的暴力政治達到頂峰，上至國家主席、元帥大將，下至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這些政治賤民，無不遭殃。用中共官方的結論來說，至少有一億人受到迫害。但「文革」的暴力並非孤立的歷史事件，它只是中共黨史上的最高波峰，在此之前有無數波瀾，此後也有續演，而且我們無法保證中共歷史沒有正在進入新的一輪波峰。
毛澤東有句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林彪也有句名言：「政權即鎮壓之權」。在他們兩人的語境裡，暴力具有獨有的獲得權力、運用權力和維護權力的多項政治功能。在一些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看來，暴力成為最高的或者是最後的權力，但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及其感召的各個思想和意識形態流派中，暴力與權力結合得渾然一體，並能以國家治理形態存在，甚至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持續一個甲子以上的歷史。
我們不難理解，暴力可以成為極強的工具達到短期的功用目的，其急功近利的效力明顯超過非暴力的手段。一個例子是，甘地在印度領導的獨立運動和他留下的政治遺產都是以非暴力為主要特徵的，而印度治理中的低暴力恰好為實行「壓路機推進」模式的中共政治和知識精英所詬病，中共並因此對印度肆行無忌，咄咄逼人。又一個例子是，秉承佛教慈悲和甘地非暴力雙重傳統的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奉行非暴力的「中間道路」，中共甚至不屑一顧。對國人來說最近的例子莫過於宣稱「我沒有敵人」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已被深關大牢達七年之久。
中共暴力泛化於生活各個層面
但暴力終究只是手段，而絕不是人類生活的目的。中共使之泛化於生活各個層面，並成為目的本身，因此政權演變為恐怖的代名詞。做到這一點，中共有下列一些舉措：
（一）高度壟斷暴力。共產黨一手握有「槍桿子」（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另一手握有「刀把子」（維穩隊伍開支甚至超過國防預算），但卻要收繳藏人牧民的獵槍、小孩的彈弓，管制廚房刀具銷售、甚至實行實名購買菜刀，等等。
（二）頻繁以暴力示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閱兵，最高領導借各種由頭，地方官吏也想過把癮。鎮壓運動常態化、戲劇化和娛樂化。大規模槍決和殺人成為領導招待嗜血人民的盛大節日。暴力成為當下中共智囊們樂此不疲的政策選項。從「強拆」、「強遷」到鎮壓維權律師和訪民，從湖北石首到廣東烏坎，從香港到台灣，從西藏到新疆，從「反腐」到反「邪教」，從舉辦奧運到杭州的G20峰會，從東海到南海，從反美國到反日、反越、反韓、反印、反英、反澳，等等，言行舉止無不殺氣騰騰。
（三）神話國家暴力、魔化公民維權。國家暴力的頻繁使用，要麼是為了獨立、解放、主權，要麼是為了和平、穩定、發展；從大局出發，局部和個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可以任意犧牲；任何捍衛個人尊嚴、家庭財產、民族宗教、語言和文化習俗的言行，都可以被任意上升為「自由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招致鎮壓。特警、武警、協警和城管都給予了任意處置老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
（四）製造和深化民眾的「原子化」狀態。任何對國家暴力不合作、不支持的公開質疑行為都會成為「被屏蔽」、「被刪帖」、「被喝茶」、「被旅遊」的理由，甚至招致「被黑頭套」、「被失蹤」和「被起訴」。三百多名維權律師的「七○九大逮捕」更是撕破了所謂法治社會的遮羞布，國家隨意暴力踐踏國家法制。
（五）在幹部用人體系裡招募和提拔心理變態的施虐狂。中共政治迫害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所有遭受迫害和清洗的領導人（從鄧小平、劉少奇、林彪、陳伯達、康生、「四人幫」到薄熙來、周永康等）都是積極參與迫害前任領導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生涯始於鎮壓民主牆、軍事入侵越南和「嚴打」，定格於天安門屠殺。江澤民和胡錦濤受到鄧小平的青睞，因為他們像他在北京主持屠殺一樣，在上海和西藏都採取了異常強硬的路線，胡錦濤還頭戴鋼盔，親自參與拉薩的鎮壓。施虐狂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儘管王立軍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參加會議，他也要在重慶行刑時離開會場，打開手機，喜聽刑場上的槍聲。「比狠」、「比更左」成為中共官場的制勝法寶，而心懷仁慈、拒絕屠殺的領導人，例如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都被排擠出局。
人類文明社會的第一塊奠基石
濫施暴力是中共強大的表現嗎？其實不然，它恰恰是中共權力衰落的徵兆。毛澤東的權力衰落在「文革」發動後就不可避免。正如漢娜‧阿倫特在《論暴力》一書中所說，「無能滋生暴力。權力的喪失變成一種用暴力來替代權力的誘惑。」權力是需要服從的，所以，民眾的人數就變得重要。而暴力只需要執行，所以可以不顧到底有多少人反對。所以從政治學的意義上來說，阿倫特認為，「權力和暴力是對立物。暴力可以消滅權力，但暴力不可以製造權力。」
在現代政治社會，暴力存在的唯一合法性是在生命遭到直接威脅情況下的自衛。因為自由構成生命的根本價值和最高意義，暴力也只有在集體自由受到威脅時用來自衛。在這一點上，幾乎所有的全球性宗教都有一個共識：第一戒律是戒殺。從消極神學的解讀來看，我們無法肯定上帝是誰（非人格化的在空間和時間意義上的終極統一是超乎我們的理解力的）、或要我們做什麼，但我們可以肯定，上帝、神、阿拉或佛陀都立下戒殺的規矩。對每一個人和人類整體的愛，這幾乎是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第一塊奠基石，其他所有的宗教、倫理、哲學、社會學、法律、政治學的原理都從此引申而出。無論我們看到的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的衝突（從一戰、二戰到冷戰）或是二十一世紀的宗教文明衝突，其根本分歧就在於選擇的這個原點是博愛還是暴力。
一個問題值得注意：世界史上的意識形態衝突和當下的文明衝突，其實都是建立在西方思想體系和亞伯拉罕一神宗教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是源於西方的極端狂熱主義的意識形態。猶太教、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都可追蹤到亞伯拉罕。一神論和善惡二元論成為這些衝突的主要認識論根源。其實，東方思想（尤其以印度為代表）儘管也會認同萬物歸一，但在人類社會層面上奉行的是多神論和中道，所以，狂熱主義的精神根源反而會在西方更盛。「文革」其實不是中國文化的獨特產物，而是中國皇權與西方極端狂熱主義思潮雜交的結果。毛的文革與法國學生的「五月風暴」、美國的「動盪」歲月、歐洲和拉美的「紅色旅」、「毛主義運動」等互動，就很自然了。
中共黨的歷史也揭示出，當中共自認為正確並達到狂熱主義境界時，中共權力的暴力度就增加，人民就遭殃。只有當中共經歷瘋狂、耗盡體力進入短暫反思時（也就是「實事求是」狀態），中共權力運作才會有點理性，人民也可以休養生息。不幸的是，現任領導人又進入到了絕對自信（「四個自信」）的狂熱狀態，中國文革式的滅頂之災愈加成為政治現實。
普通中國人如何選擇？首先，站在博愛的基點上評價所有的政策和走向；其次，接受一點懷疑主義精神，絕不相信任何世俗制度和個人會是「偉光正」，守住非暴力的底線。最後記住，暴力只會滋生更多的暴力，而不會推動社會進步。相反，甘地和達賴喇嘛都認為，「哪裡有非暴力，那裡就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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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號 動向總373期（美國）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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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理學看習近平的恐怖政治──習仲勳與當今維權律師的命運

是在侮辱中國民眾的智力！這不是審判，是。披著法庭外衣的文革批鬥會，審判維權律師彰顯中國打壓人權進入新階段。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 中國剛度過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審判」如同一場卡夫卡式的荒誕噩夢，又如奧威爾的諷刺小說《一九八四》之翻版。昔日優秀的律師、堅定的維權人士，在被告席上面對「煽動顛覆」的指控，一個個認罪、懺悔、譴責他人、讚美並感謝審判他們的官方。
曾是中國政治犯的筆者從未見過這種「人人誹謗自己」的法庭奇景，禁不住淚流滿面。身在廣州的艾曉明教授說，她的「心都虐碎了」。由於這種大肆張揚的「官媒審判」戲目已經多年罕見，海內外一片錯愕憤怒。人們驚呼：「這是一場騙局！是在侮辱中國民眾的智力！」「這不是審判，是披著法庭外衣的文革批鬥會。」「審判維權律師彰顯中國打壓人權進入新階段。」「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
深感困惑不安的人們尋找原因，但對這種畸形嚴酷的政治現狀，傳統的政治分析已經不敷使用。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作出這個政治決定，不僅出於自身權力與利益的考量，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還有他本人的病態心理。習仲勳一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難與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兒子掌權的這幾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
難道這些還不足以讓我們意識到，有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如同巨大的魔咒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當年習家那個受虐的可憐孩子，長大後變成施虐者，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為此，我們有必要借鑒心理學作為補充，來深入認識習近平時期非同尋常的恐怖政治。
新一輪打壓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至今為止，海內外媒體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學的分析上。對於這場「大國崛起」出現的殘暴的人權鎮壓，有人認為，當局有兩個目的：一是懲罰活動人士，二是利用其來強調習近平的主張。還有人說：審判過程滿足了投射國家權力、把人權倡導者詆毀為敵人的需要。
分析家們的疑問是，為什麼前一屆胡溫政府執政時期，自由派感覺要寬鬆一點，而在習政權治下，卻發生了一個徹底反自由主義的逆轉？專家們將之歸結為執政者的一種恐懼，說是由於當前經濟放緩、內部政治鬥爭激烈，使得習政權擔心，公眾對官員的極端腐敗及濫用職權的憤怒，有朝一日會爆發為得到國外支持的公開反抗。
這樣的政治分析當然有一定道理，既得利益集團確實是為了維護權力不擇手段。但我們還是不能完全肯定，習政權受到的壓力與威脅就真的就比胡溫時期更大，以致他們不得不使用如此可憎的文革手段？
傳統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的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統治者作出的政治決定，一定是對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種理性算計的行為。然而在這場大審判裡，人們沒有看到習政權有什麼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顏無恥的欺詐，瘋狂的倒行逆施。由此引起針對習近平本人的惡評如潮，無論國內國外，他已樹敵眾多。
在習政權的鎮壓中充滿了精神病態的非理性成份，損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學的解釋，領導人的政治行為有時只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例如，毛澤東早年曾受過知識分子名流的輕視，他掌權後實行的仇視踐踏知識分子的政策，被認為是為了滿足其報復心理。
由此可見，在政治個體研究中，引入心理學作為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與理性有時會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個性心理特質嚴重影響他們的政治決策。
其實，早就有人注意到習近平的心理問題。包括筆者在內的多位評論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習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有人甚至直指：「習近平不是習仲勳的兒子，而是毛澤東的孫子。」其理由是：習近平曾因其父的「反黨」問題慘遭株連，但他卻不肯清算毛澤東的罪惡，反而對毛的政策情有獨鍾。這就像一九七三年發生在斯德哥爾摩銀行的搶劫案：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了強烈的愛的情感。
受虐孩子為何長大成為施虐者
然而，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病人只是出於自我防衛機制，對加害者產生感情並為之辯護而已，他們並不模仿加害者去迫害他人。習近平的症狀比較奇特，身為當年的受害者，他在上台的這幾年卻高舉施害者毛澤東的旗幟，對他不喜歡的人實施毛式政治迫害，製造文革式的恐怖。
幸好有生態學家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觀察認識人類的新角度。在秘魯鵜鶘鳥繁殖棲息地，研究者發現，成年鳥兒去鄰居鳥巢啄咬那裡的雛鳥，而那些沒有被啄死的雛鳥成年後，就像曾向它施虐的成年鳥一樣，殘忍地攻擊其他雛鳥。這種「暴力的怪圈」現象在人類被稱作「虐童」。當然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人類的「虐童」現象遠遠不像野生鵜鶘鳥那樣普遍。
現代心理學家一致承認：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的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有的影響是正面的，例如，因為童年曾遭受過苦難，有些人會終身致力於消除產生苦難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獻身於崇高事業的人權、環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數受過虐待的兒童，由於心理創傷過於深重，長大後變成施虐者。很不幸，習近平就是其中一個。
一九六二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被毛澤東、康生迫害，全家遭株連。當時才九歲的次子習近平成了「黑幫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視、欺凌和折磨。文革中，習近平曾被紅衛兵追趕羞辱，被戴上高帽批鬥，被威脅說要槍斃他。他挨饑受餓，被逼流浪，還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為犯人關押。後來他下鄉在陝西最貧困的窯洞村，被變相勞改了七年。
令這個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個事件，是他在落難時曾被自己的母親告發。據媒體報道，當年習近平被關押時，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讓媽媽給饑餓的他弄點吃的。但他沒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鬥時舉手喊口號打倒他的媽媽，見兒子逃回家不但沒給他東西吃，反而冒著大雨告發兒子去了。絕望的習近平只能痛哭著從家裡逃走，第二天又被抓進少管所。
從心理學角度看，這個非同尋常的事件是「不帶血的心靈殺手」，它的後果幾乎是毀滅性的。精神虐待打擊的是人的生命內核，會扼殺孩子對親人的最後的一點信任感以及自我尊嚴感。遭受過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會人格破碎，陷入嚴重的心理危機。如果沒有及時獲得愛之溫暖撫慰或者專業的心理治療，那麼，這個孩子很可能從此就帶著殘破冷酷的心靈生活。
報復快感獲心理解脫
從那之後，習近平學會隱藏起他對世界的仇恨與報復心理，一味低調賤化自己，原本不討人喜歡的他在鄉下學會了如何「來事」。他貌似忠厚地與群眾打成一片，十次爭取入黨表現政治進步，終於在險惡的環境裡咬著牙活下來。當年，父親習仲勳曾老淚縱橫地對一個叫楊屏的小朋友說：「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二○○○年，在接受《中國時報》採訪時，習近平這樣談他對政治的認識：「幾乎不曾有過權力的人，那些一直距離權力很遙遠的人，往往認為這些東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過表面的東西──權力和鮮花，榮耀和掌聲──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際關係。對政治我有更深層的瞭解。」
心理學家一定會從這段話裡認識到：這個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從未痊愈。因為父親平反後重登高位的緣故，習近平在文革後仕途一帆風順。雖然被前妻拋棄，但他後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這一切外在的顯赫的成功都幫不了他，他那在成長階段受到損傷的人格仍然支離破碎。
在共產黨高層權欲熏心、勾心鬥角的世界裡，沒有人教給他愛與自愛、重建人格的課程，他無從獲得有關自我尊嚴、尊重與理解他人的人生智慧。長年積蓄壓抑的痛苦與仇恨無法化解，在大權在握之時，他終於有了機會懲治他人，以尋求報復的快感，獲得自我心理解脫。於是，我們看到這位紅二代出手「高調亮劍」。
十五年前，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曾給「敬愛的爸爸」習仲勳寫過一封拜壽信，其中有這樣感人的句子：「您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並且要求我也這樣做。我已把你的教誨牢記在心，身體力行。」但對這位曾被生活嚴重欺騙、已不知誠實為何物的兒子來說，父子關係只是他自己所說的「浮躁的人際關係」中的一種。事實上，他在攫取最高權力之後，處處違背父訓，走到「從不整人」的父親習仲勳的反面。
習家在文革所遭迫害今日重演
國際人權組織可以擬出一個長長的名單，證明習近平上台後對中國公民所實施的各種嚴重的人權侵犯，此人現已被視為一個惡名昭彰的「整人霸王」。如果我們將習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迫害，與當今「七○九維權律師」所遭受的折磨做一個比較，可以發現二者驚人的相似。
第一，突然襲擊。一九六二年九月，如同晴天霹靂，因為一本叫《劉志丹》的小說，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等人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立案審查長達十六年之久，涉案幾萬人；二○一五年七月，幾百位中國律師、維權人士及其親屬，突然毫無預警地遭到公安當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和刑事拘留。
第二，捏造罪名。一九六三年，習仲勳被毛澤東捏造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點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習仲勳當年出訪東德時，曾用一個雙筒望遠鏡遙望柏林牆，這件事在文革中被指控為「裡通外國」；二○一六年，多位為維護受害者權利的律師和人權人士，毫無根據地被習政權指控為「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三，公開羞辱。一九六七年，習仲勳多次被造反派揪到群眾集會上去批鬥，要求他交代「反黨罪行」。如前所述，年幼的習近平本人也曾被公開揪出去批鬥過；二○一六年，多位被抓捕的「七○九律師」在電視、微博等媒體公開亮相，低頭認罪。
第四，酷刑折磨。文革中，習仲勳在「拼刺刀會」的批鬥會上，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一隻耳朵被打聾，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二○一六年，多位入獄的律師和人權人士被證實遭受了酷刑，例如謝陽和余文生等律師。當今的酷刑不僅是毒打，還有其他種種變態的折磨方式。據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私下透露，中國審訊官強迫他吃一種中藥，使他頭疼如同爆炸，不交代就不給解藥。
第五，逼人互揭。當年為打倒習仲勳，毛與康生動員了一大批習仲勳的老戰友出面揭發。揭發習仲勳的人中有原陝西省委書記張德生、高崗的妻子李力群等人，後來證明都是莫須有的罪名；二○一六年「黑色一周」前後，在媒體現身的多位維權律師，被逼公開揭發指責昔日合作的同事與上司，並攻擊曾幫助過他們的組織和個人。在法庭上，他們如同背書一樣背誦各種不實之詞。
第六，株連親屬。當年習仲勳受迫害時，其妻兒都在劫難逃。妻子齊心在幹校被審查七年之久，幾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被剝奪上學的權利，被迫下放勞動，大姐習和平不堪迫害自殺而死。習仲勳在關押期間曾有四年不准見妻兒，當他於一九七二年再見到妻兒時，竟然連兩個親生兒子都不認識了。今天，一些「七○九維權律師」在被捕一年多之後，仍然不允許見家屬。他們的案件開庭時，其親屬被禁止旁聽。一些律師的妻子也被迫害，被毆打，被限制人身自由並被切斷經濟來源，甚至連孩子也被禁出國。目前，仍然有律師的妻子帶著年幼的孩子奔走在逃亡途中。
問題在醜惡的政治制度
至此，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已經清晰地顯示出來。在文革過去五十年，中國殘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轍，只是再也沒有當年曾拯救過習仲勳的胡耀邦了。
問題不僅在於一個掌權者可怕的心理病態，問題更在於一個權力不被制約的政治制度。這個醜惡的制度無法阻止一個病態的人繼續糟蹋國家、禍害人民，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後制定的「撥亂反正」政策淪為具有反諷意味的笑話。從長遠看，無論希特勒、斯大林，還是毛澤東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滅的命運。但是，如何斬斷眼前這個詛咒之鏈，解除這個巨大的魔咒，是當今中國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責任。
二○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來源轉自：
【2016年9月號 爭鳴總467期 （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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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制派的世代交替

新晉非建制派議員相信互相有合作空間。 本屆香港立法會選舉，非建制派焦點在能否保住三分之一以上席位，維持對重大議案的否決權。由於這次立法會選舉打破了以往建制與泛民的二元形態，加入本土派（包括自決派與港獨派）的競爭，而本土派也非鐵板一塊，不亞於他們與泛民的競爭。這種碎片化情況，實在不容對非建制派的選情抱樂觀態度。
然而由於中聯辦公然插手選舉，踩到香港市民的底線，所以投票率達到五成八的新高，加上「雷動計劃」配票的效應，最後泛民與本土派的總和還比上屆略有斬獲。其中值得關注的一個焦點，就是非建制派基本上實現了世代交替，這將為香港的民主運動注入新動力。
年輕本土派的崛起
這種世代交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年輕本土派的崛起，一個是老泛民內部的世代交替。
年輕本土派出現在這八年來本土社會運動中出現的年輕人，例如以保護歷史建築與環境打響旗號的朱凱迪榮獲票王；在雨傘運動中「打第一槍」的學運代表羅冠聰以二十三歲進入立法會，成為香港歷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還有「青年新政」中的梁頌恆與游蕙禎。本來最有出頭機會的梁天琦則被特區政府禁止參選，否則他將會成為新一屆立法會一顆閃耀的新星。
至於泛民本土派內部的世代交替，以最大的民主黨為代表，現任主席劉慧卿與前任主席何俊仁都退下，由年輕一代的林卓廷與尹兆堅出戰，「老人」則排在選舉名單中的第二位，以示舉薦之意，也是呼籲他們以往的支持者繼續支持他們的接班人。林、尹均當選。而在「超級議員」（由區議員出戰而由全港投票）中，也推舉新人鄺俊宇，在五位當選議員中，取代上一屆涂謹申的票王地位。 在選前的民調中，有預示泛民中的民協與工黨可能「亡黨」，即無一人進入立法會。果然民協的創黨老主席馮檢基落選，他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已經以細微差距落選。而工黨原來三名議員中，李卓人與何秀蘭都落選，張超雄雖然民調低，但是因為以往他關注弱勢群體形象突出，還獲得該區民調高的公民黨議員楊岳橋的讓票，終於保住席位。
馮檢基、李卓人、何秀蘭在九七前已經活躍在香港政壇近三十年，但不願急流勇退，李卓人在二○一一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已經輸給一個二十六歲的中國大陸新移民，然而一直沒有警覺到自己時代的過去，沒有大力栽培新人而險遭「亡黨」。
年輕人譜寫立法會新篇章
當然，最重要的還不是人事上的世代交替，而是思維上的世代交替。
例如五位現任、前任民主黨主席出來挺他們的參選人，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影響。正面作用是繼續吸納他們的支持者，負面影響是會讓年輕選民擔心他們舉薦出來的新人會不會也承傳他們的舊思維、舊作風？
以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來說，我肯定他的貢獻，對他的人品也沒有疑議，但是那天他在講話時痛批港獨，說港獨是反對解放軍啊。這讓我聯想到國民黨常常以不接受共產黨的要求，中共就會用武力打你的陳詞濫調。這種說法，不但港獨人士無法接受，主張自決的年輕人也難以接受。李柱銘對台灣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議場與雨傘運動中一些年輕人的激進行動也有微詞，強調所謂的「法治」。這種無視「公民抗命」的思維，怎能使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死水一潭？這正是未來年輕一代進入立法會所必須改變的舊思維。希望年輕朋友們的努力，譜寫香港立法會的新篇章。
來源轉自：
【2016年9月號 動向總373期 凌　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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