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感謝日本侵華 放棄巨額賠償

毛澤東、周恩來曾多次感謝日本侵華，除了六次官方記載外，1972年9月27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左）會面時，毛澤東再次感謝日本侵華。（AFP） 2017年1月，中共教育部下發文件，要求對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凡有「8年抗戰」字樣的全部改為「14年抗戰」。
此舉引發民間聚焦中共抗日真相。已披露的歷史真相揭示，毛澤東、周恩來曾多次感謝日本侵華及放棄日本巨額戰爭賠償的內幕。
文／謝天奇
長期以來，中共編造謊言宣稱自己是「領導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而已披露的歷史真相揭示，中共在「九一八」事變後就破壞國軍抗日，並與日本情報機構、日軍共謀對抗國軍。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周恩來曾多次感謝日本侵華以及放棄日本巨額戰爭賠償的言行，則進一步揭示中共與日本勾結的內幕。
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
一、早在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便說：「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侵華），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以上是根據大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由王俊彥著的《大外交家周恩來》上，第210頁所披露。）
二、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時說：「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指中共在抗日時期的歷史），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以上據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38頁中提到。）
三、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會談。當時黑田壽男及淺沼稻次郎作為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毛澤東談及1956年時，接見日本日中輸出入組理事長南鄉三郎時談到：「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以上據《毛澤東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一文。）
四、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又再談及南鄉三郎：「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佔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30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120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以上內容來自〈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一文，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
五、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其談話三次提到感謝日本侵華：
毛澤東：「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
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佐佐木：「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澤東：「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毛澤東：「……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30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30萬減至2萬5000人。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120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以上內容來自《毛澤東思想萬歲》原文複刻，1969年716頁版本第532至545頁。中國大陸當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有多個版本，但只有716頁的詳盡版本才有披露上述言論，估計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不同派別的中共官僚互鬥，對消息發放的標準不一所致。）
六、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以上內容來自《毛澤東卷》第六篇「與著名美國記者、《西行漫記》作者愛德格．斯諾的談話」；該書編者：薑義華，出版者：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2月第一次出版內容。）
除了上述六次官方記載外，1972年9月27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時，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這是最惡劣的一次。不過，中共官方文件迄今未有披露這次毛澤東與田中角榮會談的詳細內容。有知情人士透露，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的消息，從當時專供中共官員閱讀的報章《參考消息》、《大參考》中有披露出來。
毛、周放棄日本巨額戰爭賠償
1972年中、日建交前夕，周恩來將經過毛澤東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擬議中的《聯合聲明草案》八項向日本公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長竹入義勝作了披露。其中包括「放棄向日本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這個條款不僅令日本頗為震驚，同時也震驚全世界。
1972年中、日建交前夕，周恩來和毛澤東「放棄向日本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連少數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圖為南京大屠殺紀念博物館。（Getty Images）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按1972年價格計算，在日本侵華14年期間，中國直接損失1200億美元，間接損失5000億美元。國家戰爭賠償是一筆鉅款。1946年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估計，日本賠款不下620億美元（按當時價格計算），1972年為1200億美元，21世紀初約合6000億美元。
戰後進行戰爭賠償是世界史慣例，有國際法作依據。1945年2月，英美蘇首腦舉行雅爾塔會議時，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給予盟國戰爭賠償的原則，甚至對於追隨德國與盟軍作戰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四個幫凶國也提出了賠償要求。
根據國際法的規定，戰敗國的賠償對象是參戰國。亞洲各參戰國以各種方式獲得的日本戰爭賠償如下：緬甸1.4億美元，菲律賓5.5億美元，印度尼西亞2.23億美元，柬埔寨15億日元，老撾10億日元……越南先後要了兩次戰爭賠償，未統一前南越要了3900萬美元，統一後又要了85億日元。
另外，未參戰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馬來西亞2500萬新元，韓國3億美元。韓國李承晚政府自1952年初開始索要賠償，日本政府援引國際法一直置之不理；1961年朴正熙上臺後繼續索要，不依不饒，1965年終於如願以償。
甚至一些中立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瑞士11億日元，西班牙20億日元，瑞典5億日元，丹麥7億日元。另外，外蒙古也得到了戰爭賠償。二戰時期，外蒙古尚未獨立，還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日本一向不承認外蒙古索要賠償的資格；但外蒙政府堅持不懈，終於獲得了50億日元賠款。
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個國家簽署了與戰爭責任有關的54項協議，共賠償了約5000億日元。然而，最大的受害國——中國卻拒絕了賠償。
1968年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到1972年中、日建交談判時，已經具備了完全賠償的超強能力。而日本政府也已經做好了理賠的準備。
1972年5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開闢了道路，一時，日本國內要求中、日友好的呼聲空前高漲，於是田中內閣應運而生。上臺伊始，田中角榮便將與中國復交當做外交第一要務，自然戰爭賠償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當時，日本已經做好了賠付的一切準備，朝野異乎尋常的一致。為此，田中角榮特意委託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充當信使，試探中共政府意圖。
7月25日，竹入訪華，結果竹入喜出望外，田中聞訊也欣喜若狂——因為毛澤東、周恩來拒絕了日本賠償。
對與中共高層的決策，連少數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學者Totsuka指出，中共拒絕日本國家賠償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史達林下令要毛周放棄賠償內幕
為了與美國競逐爭奪日本，史達林下令要毛澤東、周恩來放棄日本巨額賠償。圖為1937年8月28日遭日軍轟炸後的上海南火車站。（維基百科） 大陸門戶網站騰訊網2012年在其歷史欄目刊文〈「戰後中日關係」系列〉中，披露了一些中共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的內幕。文章稱，因史料有限，大陸（中共）方面對日本索賠的政策變遷尚難以做全面的評述。但其基本立場是清晰的，即自50年代以來，一直採取放棄索賠的態度。
文章披露，1949年6月，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訪蘇。在談到對日政策時，史達林認為，現在美國正在爭取日本，如果它達到目的，今後中國的困難將更大；中國人民對日本人的仇恨情緒不應成為中共爭取日本的障礙。今後中共的任務就是要幫助日本共產黨及其他進步勢力打擊日本的「反動分子」。隨後，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紀念抗日戰爭爆發12周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長期佔領日本」的口號。
基於這一對日政策，對日索賠問題成了「與美國爭奪日本」的重要砝碼。周恩來在許多場合都講，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犧牲，但戰爭的責任不應該由日本人民來承擔。
中共何時明確提出放棄對日索賠的呢？據《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四輯》刊載的〈中國共產黨對日政策的形成與演變（40年代後期至50年代中期）〉一文介紹：
「1955年11月，周恩來接見日本前首相片山哲、日本工會總評議會主席藤田藤太郎為正副團長的日本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會訪華團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50年代就決定，從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長遠利益出發，放棄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
「1957年10月，日本日中友協第一任會長松本治一郎訪華時，為日本侵略中國當面向周恩來表示歉意，周恩來當時就明確地表示：『日本人民是無罪的，中國根本沒有向日本要求賠償的意思。』從而首次正式宣布了中國政府放棄對日索賠的政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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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7期2017/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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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看中國〉美國亞太政策或鬆動？北京趁虛而入

華盛頓政府忙於處理中東問題及國內激烈的總統大選，無暇顧及其他，而北京政府則伺機而動。圖為10月20日菲律賓總統杜特地訪中。（Getty Images） 《時代》周刊報導，美國華盛頓政府忙於處理中東問題及國內激烈的總統大選，無暇顧及亞太，這個亞太軸心國恐怕無法維持與該地區某些長期同盟國的關係。因為此時中共就會有機可乘。
編譯／李清怡
美正忙大選 菲訪中宣布與美分手
《時代》周刊駐華記者漢娜（Hannah Beech）報導，正當希拉里與川普為競選美國總統而進行最後辯論時，中共則忙於盛情接待一位不太可能的貴賓：今年6月新上任的菲律賓總統杜特地。由於美國忙於總統選戰，這一次菲律賓對中共的國是訪問可能沒太引人注意，但對該地區的地理政治卻有著相當分量。上個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經濟論壇上，菲律賓總統宣布與美國「分離」，包括軍事和經濟。
要知道，菲律賓與美國之間有七十多年的軍事聯盟，曾經是世界上最親美的國家之一，這種話出自於這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之口，著實令人吃驚。現在，杜特地已同意與中共就南海爭端問題進行對話，中共承諾與菲律賓簽訂135億美元的貿易合同。
菲律賓離開美國投向中共在亞洲並非個例，而對將軸心轉向亞洲並將其視為外交政策基石的美國，菲律賓的舉動的確是件令人不安的事。
奧巴馬2011年亞洲之行時曾誓言「美國是太平洋地區的強國」。美國在亞太地區會議中頻頻露面，至少表明沒有忘記亞洲，而且，與亞洲國家新建起來的友好關係日益加固。如：美國與越南的關係，自美國士兵從越戰中撤退四十多年來從未如此密切；緬甸民主活動家昂山素姬所屬黨派獲勝，曾經巴結北京的緬甸政府漸漸遠離中共的投資，華盛頓政府因此為緬甸歡呼。
美忙中東問題分神 中共有機可乘
然而，美國因忙於中東問題而分神，更不要說世代承襲下來激烈的總統大選，這個亞洲軸心國已經無法維持與該地區某些長期同盟國的關係。
如果地理政治是一種零和博弈（表示所有博弈方的利益之和為零或一個常數，即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在零和博弈中，博弈各方是不合作的），那麼，如果美國不在意亞洲的期望，或者是打碎亞洲的希望，中共就會有機可乘。在東亞，美國說的太多，做的太少。
2014年，泰國軍隊政變奪權，陸軍總司令巴育從去年開始與中共軍隊聯合軍演。對於曾經作為美國軍事運作的演習基地——越南來說，泰國與中共的這種軍事合作看上去似乎是個轉折點。雖然泰國仍然受美國軍事聯盟的約束，但泰國政府也開始同意購買中共的核潛艇。泰國與中共發展軍事關係的時機，正是華盛頓政府暫停向曼谷提供軍事援助時，因為美國當時擔心泰國軍政府奪權。
泰國軍政府已經遣返中國出生的異見人士和申請難民的人，全然不顧國際社會對中共缺少最基本人權的呼籲。也許，很難無視經濟現實問題，中國是很多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後，中共持續向泰國大把投資，包括准許大批陸客到泰國旅遊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
就連日本，傲稱是美國在亞洲最大的同盟國，也大失所望。日本在其土地上容納了近五萬名美國士兵，與美國簽署過互助軍事協定。所以，當川普在競選辯論中說：「日本應該付錢給我們，因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軍事）服務。」日本人在琢磨，川普是否忘了，東京每年付給華盛頓20億美元的軍事維護費用。
對日本這一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來說，這是個壞消息。部分因為來自美國的壓力，東京拒絕加入一項新的中共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如果《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也沒結果，那怎麼辦？
TPP若未成 美與11國將付高代價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學者包菲德（Claude Barfield）近期在《政策論壇》刊文，討論TPP的問題。
他提出，該協定並非只是一個貿易協定，如果這個協定沒有成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是否也會隨之消失？由此而引起的經濟後果對美國及其夥伴國來說，代價就太高了。
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稱，TPP等同於「第二個航空母艦」，美國國務卿克里曾經警告說：「我們不能撤出TPP，因為我們仍然被看作是環太平洋的核心，是維護全球和平與繁榮的主導力量。」
同時，東亞的外交與安全環境日益緊張，北韓似乎在失控地大興核武，並想方設法發射武器。與此同時，中共在南海和東海海域頑固挑釁，並竭力構建經濟合作，排擠美國：如貿易方面，達成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和構架協定（RCEP）；在發展方面，成立了亞投行。
長遠看來，毫無疑問，如果在現今發展最快的地區無法從地區TPP經濟體中獲利，那麼，對美國及其11個TPP成員國來說，代價會相當高昂。但是，如果美國沒能通過TPP，沒能實現奧巴馬總統的誓言「21世紀的亞太，美國全身投入其中」，那麼，對美國來說，代價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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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7期201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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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根稻草」──「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前景」國際會議側記

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在政治、社會、外交、意識形態方面出現了大幅逆轉，已經影響到中國政治轉型的進程。為了深入探討中國即將面臨的變局及其民主化轉型的前景，由中國民主論壇主辦、紐約城市大學研究中心政治系和《北京之春》雜誌社承辦，十月二日在紐約舉行為期三天的研討會，美國、歐洲、香港、台灣和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政治社會活動人士和人權活動家近七十位人士參加。
會議組織者、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博士，介紹本次研討會聚焦「正義與邪惡的博弈，國際社會的道義責任和選擇」，目的是建立一個中、西方溝通的橋樑，完成對中國當前政局的研討和分析，以期對未來中國的政治演變與民主化發展作出貢獻。
西方對中國民主化的作用與失誤
會議首日在紐約大學舉行，是英文會議，主旨演講人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林蔚（Arthur Waldron）教授作主旨演講，他指出美國對中國已經改變，對美中關係政策缺乏認識，並對美中外交關係正常化的關鍵人物──前國務卿基辛格提出了率直的批評，認為他「完全不懂中國」、「從來沒有去過台灣」，「迷信」周恩來到了向其泄漏華府中國政策最高機密的程度（演講全文另發）。
二○一○年被《外交政策雜志》評為全球頂尖的一百位思想家Ian Buruma發表了研究中國專制制度的見解；《中國崩潰》一書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律師的發言題目是《中國動盪的第三紀元：民主的前景》。
會議組織者之一、中國民主論壇的秦晉認為，會議最大的亮點，是探討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即在過去四十年中、更早的從杜魯門時代開始，對中國的政策錯了。從八九年後，美對華政策更是完全錯誤的。錯誤在於縱容，才導致今天它不進行民主政治轉型。
夏明強調，在研討會上由西方主流的學界發出的聲音，美國學界已出現較大的變化，從過去討論「中國崛起」到如今討論「中國有多大的麻煩」、「在中國的危機中如何做好準備」。還有一些年輕的華人教授的演講也值得關注，比如中國民主發展以及有關國際因素，由於西方本身就有很多問題，那麼西方對中國民主發展到底有沒有貢獻……。
多元包容與因地因時的推進
這次研討會從歷史學的角度對中國的「獨特主義」進行的探討，邀請了少數民族的代表，他們從民族角度、地區角度對中國民主化進行分析和探討。
世界維吾爾大會創始人之一Enver Jan介紹了「伊力哈木‧土赫提倡議」，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闡述了「習近平在東土耳其斯坦的佔領政策及其後果」，尤其在重判維族學者伊力哈木之後，維漢雙方的溝通已經封死，維族民眾特別是青年人極度絕望。
前藏人行政中央駐美代表、現任西藏基金會主席的洛桑念扎描述了中共以洗腦宣導的方式，發送不實消息給中國境內公民的情況，以及目前境內藏人所受到的打壓。實際瞭解藏地情況的中國公民非常少，也有曾經被誤導，但後來接觸到外界信息的中國民眾，看清了中共宣傳的不實。洛桑念扎強調，西藏文化的保存也是藏人的基本訴求，「藏人以自己的文化為傲，我們相信我們的文化有潛力能夠利益他人，讓他人的生活更美好。達賴喇嘛尊者常說藏傳佛教文化是一種提倡和平、非暴力以及包容性的文化。」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副主席佈瓊次仁，審視了中國民主化中的西藏；西藏行政中央美國辦事處華人事務聯絡官貢噶扎西在會上介紹了藏人的訴求：中間道路的來龍去脈。
在第二天會議上，還邀請了美國自由黨科羅拉多主席及科州參議員候選人唐蓉到會演講，她「以美國華人本土參政促進中國民主進步」的經歷，為與會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這次會議的出席者裡有烏坎村民選村委會的莊烈宏，研討會上還放映陽光電視台拍攝的紀錄片《烏坎》，並由莊烈宏與聽眾分享互動。旅居美國的維權活動人士李煥君，也同與會者交流了自己的實踐經歷及訴求。
中國堅持黨國體制政改難行
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及佐治亞帕里米特學院教授劉亞偉，是中共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解放軍上將劉亞洲的胞弟，在國內辦有「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站，他出席這次研討會備受矚目。他以《中國的政治改革之路：一九八七──二○一七》為題用英文發言，透露出他內心的矛盾，以及對中共政治前景和中國前途的憂慮。
劉亞偉梳理了自一九八六年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後，歷屆中共領導人和黨代表大會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提法的變異。習近平至少在公開的講話沒有提過政改，但有傳聞說，軍改之後，將會有實質的政改。一方面劉亞偉表示，習近平對政改相當認真，他握有權威及政治資本，唯有政改，才可以維繫共產黨的存續。另一方面，他也坦言中共過去的政改藍圖都無法落實，只要中國一日是黨國體制，政改就難以推動。
另一位令人矚目的出席者是前解放軍總參謀部高級軍官羅宇──中共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子，在會上回顧了自己六四時公開反對中共開槍屠殺，與之決裂。他認為自己和與會眾人的根本理念相同，都是為了推動中國民主化，只是在「技術問題」上有分歧。他當年與習近平家庭相熟，稱習仲勛為「習老叔」，從二○一五年底開始給習近平寫信，發在《蘋果日報》迄今共寫了十二封，他給習近平建言，希望習近平學蔣經國，引導中國逐步有序朝民主化方向，走這條溫和的路不流血，付出代價最小。
習近平會這樣做嗎？羅宇「不能保證」，但他表示這是自己善意的願望，做不做在習近平，也希望大家推動習近平這麼走。因為這不僅是共產黨和中國的出路，也是習近平他個人及其家人的唯一出路。羅宇希望他能超過「習老叔」。
面對變局民運須有軍事準備
前解放軍海軍軍官姚誠以《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軍事準備》為題在會上發言。在他看來，軍事準備重點應該放在推動軍隊國家化方面。目前情況下軍隊已成了他們實行獨裁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中共對軍隊失去控制之時，便是民主憲政實現之機，因此，民主運動必須緊緊抓住這一契機，讓軍隊國家化的理念穿透軍營的每個角落，在不管是現役軍人還是退伍軍人還是普通百姓中都形成共識。
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在他《中國變局的幾種可能性》的發言中，提出用軍事政變和宮廷政變──震盪小速度快來催生中國的變局和轉型。
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夏業良教授提出，現在是網絡時代，可以通過潛移默化的網上公益活動等，把有志之士凝聚起來。
《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以《民運如何再出發》為題發言，覺得作為民運人士，更關心的還是民間力量重新出發。
前美國《大參考》網站主編李洪寬提出，需要大力普及「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根稻草」的概念：我不能告訴你駱駝在哪一天被壓垮，但我知道它一定會垮！所以我把自己當做一根稻草，憤怒的壓在駱駝的身上！不要問駱駝咋還沒有垮，因為你還沒有壓上，他還沒有壓上，大家都還沒壓上。所以！無所畏懼的稻草們，為了自己、為了孩子、為了明天，發出吶喊，表達不滿，抗爭幸福！──無數的稻草聚集，就是天地的重量！
李洪寬還提到，有人手上捏著稻草但沒意識那是壓垮中共的稻草，或者把稻草賤賣了。王立軍事件是壓垮中共的稻草，可惜美國把王立軍交給了中共，沒有利用好這個機會。
顯示推動實現中國民主化的信心
三天會議雖然結束了，但是會上提出的議題、激盪的思想，為各方與會者尤其是中國民間的活動人士的再出發注入了活力。這次研討會創造的就是寬容、多元、民主的空間。整個會議實現了三個嫁接：
一是英文世界與中文世界嫁接；
二是理論與實踐的嫁接；
三是民主團體與華人社會的嫁接。
夏明表示，這是他過去十幾年中，組織規模最大的會議，他為會議的成功感到欣慰：不同的人、不同的觀點，在很多觀點上有很多衝突的情況下，大家能夠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共同討論，這就是一個民主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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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號 動向 總374期 吳子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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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任總統的中國難題

與中共打交道的歷任八屆美國總統，基本上都是照搬同一個劇本，然而，從新一屆美國總統川普開始，與中共打交道將面臨不同的情形。（Getty Images） 中國政局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動，在政治體制變革前夕，瀰漫一股未明的躁動，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政治氣候晦暗不明，外交政策也顯得強硬好戰，這對美國新任總統意味著什麼呢？近日，《亞特蘭大月刊》刊登了記者法羅斯的文章，對此進行了分析。
譯／李清怡
以下是《亞特蘭大月刊》記者法羅斯（James Fallows）文章的節錄翻譯︰在中共一黨專制的體制下，持續的經濟衰退自然會讓人對中共的整個體制提出疑問。在提出疑問的同時，我們要想到兩點：中國的發展方向是否有什麼基本改變；美國是否需要重新考慮對華政策。
在過去的40多年裡，美國對華政策出奇的穩定：持續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保持密切關係；支持中國的現代化與發展；當兩國出現經濟利益或政治價值衝突時，直接表態不同意；冷戰式的敵對不僅使事態變得困難，而且會帶來更大的傷害；美中兩國一如既往的維持著這種不完善的關係。
美國對華政策雖然如此，但是，當中共做出超過美國價值極限的惡行時，如1989年天安門屠殺事件，美國卻對中共無可奈何；美國也未能阻止隨後出現的中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在這種政策下，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決定，出售武器給臺灣，會見達賴喇嘛，就中共審查制度和人權問題方面的「關注」都無濟於事。
與中共打交道的歷任八屆美國總統，從尼克遜到奧巴馬，基本上都是照搬同一個劇本，然而，從新一屆美國總統川普開始，與中共打交道將面臨不同的情形。我（法羅斯）曾在2006年在上海居住過，5年後又在北京居住過，親眼目睹了中國的變化，印象最深的就是：持續出現的跡象表明，現在的中國與之前30多年的中國相比，政府打壓、封閉和抨擊民眾展現出不同的方式。
現在的中國與之前30多年的中國相比，政府打壓、封閉和抨擊民眾展現出不同的方式。圖為2008年8月13日，北京警察禁止攝影記者拍攝有人抗議的現場。（Getty Images） 下一任美國總統 挑戰也是機遇
下一任美國總統將應驗那句老話：挑戰也是機遇。挑戰是：幾年來，中共的發展變化令人沮喪，對內鎮壓，對外好戰，看上去無視美中兩國的關係；機遇則是：在這個最能引起注意的特別時機，也就是美國政府換屆時，可以試圖建立起嶄新的秩序。
與中共打交道是美國無法迴避的事，這件事變得越來越困難，為什麼中國是美國新任總統最關注和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因為一個重要的假設已經改變。
無論從言語還是行動上，從尼克遜開始的歷任美國總統都強調支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其理論是：比起一個貧窮的中國，變得富有的中國對其他所有相關的國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但現在，這種假設已經不再正確，以下的幾點表明了這種變化。
溝通。中國的互聯網始終是被審查和屏蔽的，如今甚至比以往更加嚴格。去年初，我（法羅斯）在中國待了幾個星期，期間使用旅館的Wi-Fi上網，換了三個VPN才得以登錄國際網站。去年12月，又在中國待了幾天，得費好大勁兒才能登錄所要的網站，不值得，所以乾脆暫且不看西方新聞的資訊了。
對民眾的鎮壓。縱觀共產時代，中共政權一直都在壓制共產黨以外的任何組織形式。如宗教信仰，也僅被限制在五種官方授權的信仰團體，但是，只允許有政府批准的寺廟、清真寺和教堂。工會（都是共產黨的）、非政府組織、凡是與民眾相關的組織形式都一樣，必須經過政府批准。在過去的5年裡，中共對這些組織和其他團體的控制進一步加強。很多公眾辯護律師和維護公眾利益的律師都被關進監牢。
治外法權。近期中共對民眾的鎮壓更加嚴重，因為中共官員企圖將這種壓制延伸至海外。中共政府開始把離開中國的活動人士或異議人士的家屬關進監獄或對他們進行騷擾，並向外國公司和組織施壓，將中共的審查制度延伸到了海外。2年前，美國公司LinkedIn被發現在國際互聯網上屏蔽對中共提出批評的帖子，即使那些帖子只有中國以外的人才能上傳和看到，這是LinkedIn與中共達成的協議，是在中國得以運營的條件。
排外主義。今年春，中共政府屏蔽了蘋果公司在中國的iTunes電影、iBooks服務及其相關軟件，很快，蘋果公司就報出13年來最大的一次全球收入下滑，部分原因是來自中國的收入驟減，公司市值也下跌了400億美元。中共政府對蘋果公司的打壓可能不是單純的商業因素，很可能是政治原因。
美國《綜藝》（Variety）雜誌分析指出，在蘋果及其他智能手機上瀏覽視頻越來越流行，蘋果網站也因此成了下載電影、紀錄片和獲取其他外界資料的大賣艙。但是，不管理論上怎麼講，實際的結果卻是由於蘋果在中國的同行競爭者（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機公司小米）而遭受損失，就如同之前中共對谷歌的政治打壓，當初也是由於谷歌在中國的同行競爭者百度。
這種影響已經擴及至技術行業之外，每年美國商會都對中國境內的非中資公司進行調查，詢問他們對中國經濟環境的看法，最新的一次調查顯示，近乎一半的公司報出持平或收入下跌並感受到商業條件的艱難，四分之三的公司則表示：「外資公司在中國不像以前那樣受歡迎。」
軍事方面。在國際上更加好鬥的中共，不像冷戰期的蘇聯，卻是當今俄羅斯的更大版本的翻版。也就是說，對美國來說，中共是其眾多經濟和策略項目進步中的障礙，而非資產。
準備走艱辛的路
那怎麼辦呢？美國新任總統將面臨一個難題，即通常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一概念備受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阿里森（Graham Allison）的推崇。這個理論來自於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修昔底德著書中記載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凡是新起的大國（如雅典，或是當今的中國）與現存大國政權（如斯巴達，或是當今的美國），通常都會決以死戰，主要原因是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的為恐懼而戰。阿里森去年在《大西洋》網站發表的文章中寫道：「當一個新起的大國威脅到並正在取代現行的大國，就意味著一定會存在某些危機，如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中，奧匈帝國皇儲被刺，引起一連串的反應，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任何一方都不願選擇卻不可避免的結局。
中美經濟越來越相互交錯、相互依賴。美國大學依靠中國的留學生支付全額學費；美中兩國都需要接觸對方的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文化。問題是，由於惡劣的氣候和可疑的食物，人們在中國生活時經常生病，但是，每天在那裡生動的生活卻令人感到充滿活力。如果美國不與中國發生相互聯繫，就無法充分發揮國家的潛力，但是，美中雙方的合作條件可能得要改一下。
由於惡劣的氣候和可疑的食物，人們在中國生活時經常生病。圖為2013年1月29日，北京空氣質量已達到危險級別。（Getty Images） 如果中國的大學像現在這樣，一直只能登錄國內的網站，那就只能是二流大學；中國的投資環境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政府繼續明顯地干預金融市場，那麼，中國的投資環境就有局限性。
鑒於此，我（法羅斯）建議，美國新任總統開始上任，可以在演講中提出如何與中共相處的新條件：
45年來，我的前任總統們都致力於發展美中雙方關係，期望幫助中國發展經濟，使得中國能在世界承擔起責任。我們一直相信，我們可以幫助中國人建立一個更好的未來，我們自己的國民也因此豐富了生活，這將是中國人、美國人和各國人民都可引以為豪的成就。
但是，這種關係一直以來都是以平衡和互助為假設前提的：我們願意接受中國人和中國的思想理念，中國也願意接受我們和我們的思想理念；我們願意將中國的公司融入我們的經濟，我們的公司在中國也應當得到平等的機會。然而，近些年發生的事迫使我們重新考慮，中國領導人是否還將美中關係視作平衡和互惠的關係。我們希望，他們也能重新考慮一下他們近期的行為，並重新回到相互合作的軌道上來。中國領導人經常引用至理名言，我也要引用一下美國人的名句：「我們可以輕鬆地來，也可以艱辛地做。美國喜歡輕鬆地合作，這樣對雙方兩國都有好處，但是，我們也準備好了走艱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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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9期2016/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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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不忘初心」背道而馳──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給出答案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已於十月二十七日閉幕，其公報在「堅持不忘初心」掩護下，「習核心」終於粉墨登場，明確今日中國只能「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也即一個領袖）」，中外輿論大跌眼鏡。
習近平刻意熱炒「不忘初心」
今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就聲稱「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他指出：我們黨已經走過了九十五年的歷程，但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奮鬥精神。習近平此次講話竟十次強調「不忘初心」。七月十八日，習近平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考察，再次高調提出「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長征路」。
六中全會前，習近平更是借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發出「不忘初心」，重走長征路的呼喊，宣稱「這是我們的紅色基因」，大有炒作以「不忘初心」領銜六中全會精神之勢。果然，六中全會公報將「不忘初心」記錄在案。然而，習近平刻意三番五次炒作「不忘初心」究竟意欲何為？是要兌現當年中共暴力革命時對民眾的承諾，還是要倒退復辟，重蹈歷史的覆轍？令中外輿論霧裡看花，一頭霧水。
中共以推翻國民黨的「初心」自榜
追溯中共革命「初心」，不妨從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解放日報》發表《結束國民黨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的文章談起，該文談到，一黨專制是民主的死敵，黨派只有競爭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於一黨之手。」由此可見，當時中共一定要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初心」，就是「結束一黨治國」。為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中共媒體，都發表了大量的談話和文章，批判國民黨「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三個一」主張。
一九四○年十二月，劉少奇在《論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他說：「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七二至一七六頁）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決不會「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是要「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這是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發出的莊嚴的歷史承諾！這應該就是該黨自榜的「初心」吧。
六中全會高調推出「三個一」
然而，當年中共反對「三個一」，承諾奪取政權後「還權於民」的「初心」是否兌現，現在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的答案已經炮製出台。在六中全會公報文本的五彩繽紛泡沫掩蓋下，「從嚴治黨」背後動機已經凸顯，就是要讓習近平的領袖核心地位在全黨得以擁立。六中全會通過「從嚴治黨」、「黨內監督」兩個文件，就是要確保維護核心權威的黨規、黨紀在全黨有效執行，確保黨的領導幹部「絕對忠誠」、「不得妄議」。這兩個文件的出發點，都是要築牢習近平一統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變色的「永續工程」。
該公報毫不掩飾地表述「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中南海如此高調提出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也即一個領袖）」，堪為繼國民黨統治之後，當代中國「三個一」政治生態的最新宣示。習幕僚栗戰書為此親自出馬，撰文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首先要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並且以「三最」評價習近平：「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
以前中共還提提八大傀儡黨派裝點門面，現在乾脆連這塊遮醜布也扔掉了，赤裸裸地就是一個核心、一個政黨、一統天下。中共如此「三個一」宣示，也是對台灣政府與政黨必須歸順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的昭告，而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更不在話下了。
恢復「一個人說了算」的獨裁體制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就是「權力過份集中」。為此，中共黨內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曾力主「黨政分開」，一再提出執政黨現代化整體建設架構。胡耀邦多次提出要接受「文革」一人制體制、一人說了算的慘痛教訓，要實現民主監督，黨政職能分開，特別強調權力不能過份集中。這正是建立「依法治國」框架的核心所在。
然而，習近平卻在「改革」的美名下，不僅公開設立更加「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各個「領導小組」與「國家安全委員會」體制，將黨、政、軍、經濟、司法等各項國家、政府所有的權力，都高度集中到黨魁個人手裡。如今竟發展到個人權力登峰造極，恢復毛時代「一個人說了算」的「金字塔」體制：一個核心，駕馭一個政黨；以黨統法，以黨統政，以黨統軍，一黨專政，一統天下。
當今中國只能有「一個報紙」
記得中共《解放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刊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
反觀眼下之中國，只許一黨專政，不許百姓「妄議」。習近平一再強調「宣傳陣地，必須姓黨」，連廣告類、娛樂類也必須「講導向」。當今中國，無論軍隊、媒體，還是公檢法，都由百姓供養，但卻都要姓黨。
去年，各個省市區中共黨的宣傳部長在傳達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精神，中央宣傳基調已經明朗，今後決不允許反毛反黨言論在媒體出現，「新三反人員」不能從事輿論宣傳工作，「不換立場就換人」。在此背景下，自律「八不碰」的《炎黃春秋》被強行改編扼殺，政治低調的《共識網》被關閉封殺。中南海不斷升級打造網絡封鎖及「一把手工程」，互聯網各網站人人自危，刪貼封號頻頻發生，微博大V們「被消失」和「被噤聲」。很多中國IT界、新聞界人士和網友都用「血流成河、哀嚎遍野」、「橫屍一片、欲哭無淚」等慘不忍睹的詞來形容難過的心情。中共所能管控的媒體，任何不同的聲音都發不出來。當今中國正如中共《解放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刊文所批：只能有「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由此可見，習近平正在與「不忘初心」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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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 爭鳴 總470期（大陸）牟傳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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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誰？誰？誰？誰？

「誰」之罪大矣！
時文：懂不懂規矩、守不守紀律、講不講服從，是黨性問題，更是方向問題。這裡的「方向」，意味著道路如何走、旗幟怎麼扛。歸根結柢，服從誰、圍繞誰、擁護誰，檢驗著一名黨員幹部的「核心意識」。
──《人民日報》評論員觀察：《「講服從」沒有任何例外》，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插嘴：中共中央機關報的這位評論員，不知是否臨時僱用的「協評」，說了三句話，一句反對一句。第一句提出「方向問題」，第二句卻不說方向在哪裡，而說道路「如何走」，用腳走還是四肢爬還是打滾走；已經做好的旗幟「怎麼扛」，扛肩上還是舉頭上還是貼肚上？第三句就更加厲害了，前兩句究竟說的還是個人和黨派團夥及其道路目標的關係，至此卻把它「歸根結柢」為服從、圍繞、擁護「誰」即哪個人的「核心意識」了。這位「協評」看來黨史都沒學過，不知多年以來中共最不缺少的正是這個「核心意識」呢。幾十年間，全黨堅決徹底地服從毛主席圍繞毛主席擁護毛主席，怎麼走路怎麼扛旗怎麼說話怎麼吃飯（「平時吃稀忙時吃乾」）都按他的指示辦，結果黨國遭到大災大難，這才有領導們天天念念有詞的「改革開放」！須知在共產黨的語境中，把服從集體改為服從「誰」，正式名稱就叫「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無論中外，它都是禍黨禍國之源呢！此「誰」之罪大矣哉！
被子屬於誰的？
時文：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三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老人說，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
──習近平：《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插嘴：八十年前共產黨的三名女紅軍「自己只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留給老百姓」，由此證明共產黨就是給百姓送被子的人；幾十年以後八百或八萬名共產黨的男女長官把老百姓最後半條被子都化為贓款存在自己床底下，由此又證明了什麼呢？一名或者七名共產黨的最高領袖甚至把老百姓的「百家姓」都變成自己的「一黨姓」，這又證明了什麼呢？
何況共產黨自己並不製造被子，「萬里長征」所用的被子衣服果蔬糧食，無不來自沿途的老百姓呢！
「打贏網絡輿論戰」是誰之福？
時文：根據相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使用微信的人群，已經達到五億多人。微信作為當前社會的主流社交軟件，在帶給人們便捷的同時，也給流言蜚語、謠言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打贏網絡輿論戰，必須建構領導幹部帶頭、全黨參與的大格局。……對於污蔑黨和國家的言論，要勇於亮劍、挺身而出，義正詞嚴地予以回擊。
──張超：《黨員幹部應在「朋友圈」中主動發聲》，二○一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國國防報》
插嘴：把人群「便捷」地自由交流信息交流思想視同大敵，動員全黨「打贏網絡輿論戰」，上述號召如果成功，絕對不是人類之福。設想十來萬年以前「智人」開始以語言交流的時候，如果出個什麼國防部發出以下號召：「目前我國（？）所使用語言的人數，已經達到ＸＸ多人。語言作為當前社會的主流社交軟件，在帶給人們便捷的同時，也給流言蜚語、謠言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決定組建一個清洗語言黨去和全民打一場「幹部帶頭、全黨參與」的「語言輿論戰」而且「打贏」了，人類至今除了高呼「國防部萬歲」之外，還可能比禽獸「智」到哪裡去呢？
人民為誰工作？國企為誰賺錢？
時文：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是黨在經濟領域的執政骨幹，是治國理政複合型人才的重要來源，肩負著經營管理國有資產、實現保值增值的重要責任。第一職責就是為黨工作。
──《習近平為國有企業強「根」固「魂」》，新華網二○一六年十月十三日
插嘴：按照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的目標正是「經濟體制上過度集中統一」的「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模式」，從而決定「實行政企職責分開」，讓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發揮活力。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國家還「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最近召開的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二十七次會議又再度重申上述原則，強調「廢止按照所有制不同類型制定的市場主體法律和行政法規，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現在忽然宣佈黨在經濟領域執起「政」來，且由國有企業的頭頭去執。那麼市場的「決定作用」何在？「各種經濟」「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何在？各類市場主體的「平等保護」何在？「政企職責分開」為何變成黨企職責不分的「為黨工作」──也就是為黨賺錢了？
何況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即為人民工作而絕無一黨私利，怎麼能夠下令人民的國有企業及其經理人「為黨工作」為黨賺錢呢？
使誰絕望？
時文：（《炎黃春秋》的淪陷）幾乎沒人抵抗，除了《炎黃春秋》那群大多白髮蒼蒼的老編輯、老編委。但他們尖銳的抗議，不但沒有激起多少響應，反而更加烘托出他們的孤獨，更加烘托出整個言論界死一般的沉寂。當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爆發時，言論界的抵抗是何等壯觀，用山呼海嘯形容，也絕無一點誇張。那是當年人們還抱有希望，人心還沒有死。今天這情景是一去不復返了。今天人心已死。……而這，才可能是最深沉的悲哀，也才可能是今天最大的絕望。
──笑蜀：《〈炎黃春秋〉淪陷是對人心的最後一擊》，《德國之聲》二○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插嘴：上文所說的人心，是指「人們還抱有希望」；心死即不抱希望了。作者沒有明說人們希望什麼和對誰希望，那是屬於「你懂的」。可是希望雖死、人卻活著，人無希望、還有手腳；根據能量不滅原理，在一個活著十幾億「不抱希望」之人的社會裡，「言論界」因失去而「沉寂」了的能量，轉移到「手腳界」裡活躍起來一定更加可怕。昨天綿延三公里長的退伍志願軍人隊伍高唱「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包圍「手腳」們曾經保衛的中央軍委，那樣的能量會給誰「最大的絕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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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號 動向 總375期東方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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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歲「拼音之父」稱國民黨時代好過共產

1月14日，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去世，享年111歲。他曾狠批中共是最壞的獨裁專制政權等，可謂針針見血。（大紀元資料室） 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的周有光，於1月14日去世，享年111歲。他曾狠批中共是最壞的獨裁專制政權，說「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並稱國民黨時代好過共產黨。
文／張頓
1月14日，大陸知名學者周有光在北京去世，這一天剛好是他111歲生日的第二天。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於江蘇常州一個沒落的紳士之家，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學，兼修語言學，曾到日本留學，1945年後，先後被派駐到紐約、倫敦工作。
周有光的一生可謂坎坷、多變。中共1949年建政後，他回到祖國。1955年前，他是銀行家，1955年改行語言，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曾參加並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並主導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1966年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1969年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勞動。
最近幾年，周有光接受媒體採訪時坦承，他們這些回國的知識分子是上了中共和毛澤東的當。周有光說：「我們（當初）都相信他（毛澤東），都相信毛澤東的話，要搞民主的，但不知道他上臺以後，搞了最最壞的專制。」
「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周有光2012年接受英國廣播電臺（BBC）專訪時說，中國大陸若不能向自由民主和平過渡，將會有革命抗暴，「那是遲早的事情」。
對於中共宣稱的「中國不適合於民主」，周有光2013年接受《蘋果日報》採訪時說：「中國不適合民主？這等於說中國人不適合吃西餐一樣荒謬。」他認為民主是社會必然的道路，不存在要不要的問題。「為什麼蘇聯垮臺？因為違背了民主道路，你看本來有41個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只剩3個！」
他還說，中共的「憲法規定得很清楚，（稱）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現在一樣都沒有；憲法上有民主條文，但是空的，沒有真的東西。」
對於當前的反腐「打虎」運動，周有光表示：「貪官當然要抓，但抓了貪官不等於政府就好了，問題在於專制，不是貪官。專制下必然有貪官，民主制度下貪官少，因為人民可以講話，你做壞事我下次不選舉你，專制就不行！」
周有光生於清朝末年，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民國和中共政權統治。他說：「我講老實話呢，最好的是國民黨時代，不是共產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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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6期201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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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選擇美國 因中國不是最佳投資國

中國製造業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在所有成本綜合後，中國勞動力優勢完全喪失，迫使很多企業外流。圖為大陸一玻璃工廠。（AFP） 大陸福耀玻璃老總曹德旺2016年12月宣布將在美國投資10億美元建設玻璃生產基地。他表示，中共徵收的高額增值稅、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喪失以及美國優惠政策扶持是讓他選擇在美建廠的主要原因。
文／蕭律生
據《新京報》報導，70歲的曹德旺準備投資10億美元，將福耀的一家玻璃工廠建在美國。「我們應該思考，為啥曹德旺要『跑』？把我前面說的問題解決了，大家不就不跑了嗎？」
曹德旺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解釋自己為何要「跑」時說，是因為中共徵收高額增值稅，中國製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在所有成本綜合起來的情況下，中國勞動力優勢完全喪失，所以選擇去美國建廠，是作為一個商人必要的選擇。
中國製造業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
曹德旺說：「國內辦企業，增值稅是最大負擔。」
中共的增值稅到底有多高？曹德旺舉例說，若賣一部6000元的手機，增值稅大概是1020元。除了採購費用可以抵扣之外，剩下的諸如工資、折舊費、管理費、運輸費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占到40～50％。這樣算下來，最終大約有一半的營業利潤是被中共收走，使中國製造業的利潤變得非常微薄。
然而，曹德旺表示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35％的所得稅，再加上其他各項稅費，總和約40％的稅費，「中國製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
他還說，增值稅的存在讓很多小微企業長期無法發展壯大，也難以和大企業做生意。這樣一來形成惡性循環，將很多小微企業扼死在搖籃裡。
所以，他認為只有像美國一樣，把增值稅取消，改成所得稅，同時把所得稅提高，賺錢才交稅，不賺錢不用交稅，這樣才能避免高額增值稅阻斷小微企業的發展。
中國勞動力優勢已失去
曹德旺還提到了中國勞動力成本不再像過去那麼低，反而成為企業不考慮在中國建廠的另一重要因素。
他說：「所有的成本綜合加起來，即使在勞動力比美國便宜的情況下，中國也已經沒有突出優勢了；況且勞動力現在也只是比美國便宜，跟周邊國家比，一點競爭力都沒有，跟俄羅斯、波蘭、中歐都差不多，甚至中國的白領工資比這些國家還要高。」
據曹德旺介紹，如紡織業，在越南、柬埔寨，一噸棉花的成本比國內便宜40％；電價、水價、氣價比國內便宜，同時工人工資又比國內低。所以現在中國的很多好企業都搬到歐美了，中小型企業則選擇越南、柬埔寨了。
至於為何中國勞動力成本增高，曹德旺認為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現狀和大學生目前擇業觀念所致。
他說，國內基建速度太快，房地產發展過熱，需要大量的民工；而房地產建築工地招工人是按天招人、按天算錢，不交稅，但是製造業需要交稅、給工人買保險，勞動力價格自然就抬高了。
另外，現在大學生畢業後，首選的職業是去當公務員，退而求其次是選擇進入銀行等金融機構，所以高素質的工人越來越少。
優惠措施佳 美恢復製造業決心大
除了以上兩個原因之外，曹德旺還提到美國政府給予的大力支持政策和優惠措施，這也是吸引他選擇在美國建廠的重要原因。
曹德旺指，美國恢復製造業大國的決心很大，政府上下給予大力支持政策和優惠措施。美國 大企業會先下大單合作兩三年，比如美國通用公司（圖）就提前跟福耀玻璃簽了訂單。（AFP ） 「美國人恢復製造業大國的決心很大，從總統到各個政府部門的一把手都出面為發展製造業『站臺』。」「調研完之後我覺得，我早就應該來了，而不是一直拖在國內。」
曹德旺提到中國製造業成本太高，政府優惠遠遠不及美國。天然氣，美國每立方相當於人民幣0.7元，中國在政府的優惠政策下是2.2元；電價，美國是0.3元左右，中國是0.6元多；高速公路，美國不收費，中國過路費一噸0.5元。
同時，曹德旺還講述了本次在俄亥俄州建廠房，當地政府給出了相當好的優惠：18萬平方米，675畝地，收取1500萬美元，但因俄亥俄州政府給的各種補貼，目前得到的第一筆補貼就有1500萬美元左右，所以是免費用土地。
另外曹德旺還披露：國外的大企業是先拿大單和你合作兩三年，讓你先賺到錢再出錢建工廠。他尤其舉例美國通用公司，就是提前跟福耀玻璃公司簽了訂單，曹德旺答應通用2016年在美建廠。
據曹德旺介紹，福耀玻璃公司做了三十幾年的汽車玻璃，這次在俄亥俄州建的汽車玻璃工廠投資6億多美元，在其他兩個州建的配套上游材料工廠和倉庫，花了3億多美元，總共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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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3期201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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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黨章橫遭篡改到支部建在床上

篡改黨章就是反黨
時文：（天津市委新任書記）李鴻忠強調，……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體現了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我們要堅決維護黨中央作為全黨的領導核心，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堅決維護領導核心的絕對權威，政治上堅定不移、組織上堅決服從、感情上深刻認同，赤膽忠心，聲由心發，確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天津市委常委會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專題討論》，二○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天津日報》
插嘴：中央領導一再要求全黨「守規矩」。黨的最大規矩乃是黨章，它規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職權乃是「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第二十二條），並無當「核心」號令各委員的權力。小小一個市委書記李某，不僅篡改黨章擅自任命「中央核心」，還制定只要坐上核心的交椅就一定「體現了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理論」。
按黨章第十條確有「維護一切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導人的威信」之規定，但是第一，它既然指出有「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導人」，自然也有並未如此者，代表利益云云並非任何「領導核心」都能做到都願做到的。毛澤東當了幾十年「黨中央的領導核心」，至少未能代表大躍進大饑荒餓死的幾千萬饑民的「最高利益」吧。第二，即使合格的「代表」同志，黨章在規定維護他們的威信之前，還特別「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呢，哪能給他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威」！李某這種比「妄議中央」更為嚴重的篡改黨章，還不算反黨嗎？還不該制止嗎？
公檢法命百姓穿「新衣」
時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依法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電子數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插嘴：「公檢法」衙門上述「規定」所自授「調取電子數據」的權力，涉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中形成的「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絡平台發佈的信息；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用戶註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誌等信息；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不僅直接剝奪憲法第三十五條至四十條的種種公民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結社、信仰、人身自由權利，以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的權利。以「公安六條」大破憲法的文革歷史不僅正在重演，更使全體公民都在皇帝面前穿上「百姓的新衣」裸奔了。
資深佳人慎寬衣
時文：習近平同志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這一重要論斷，深刻闡明了中華文化發展繁榮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也深刻闡明了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的時代使命與責任擔當。
──王蒙：《著眼民族復興偉業推進文化發展繁榮》，二○一六年九月十九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插嘴：且不論封網禁言砌牆塞聽不准妄議必須姓黨的「文化發展」如何能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只看那「習近平同志」組務繁忙日理萬機，連引領全球經濟的G20國際會議的主旨發言都無暇自撰，所以才把臣僚草呈的「寬農」念成「寬衣」。王前部長究竟曾是一代文霸，而今即使甘願屈尊屈膝為後學習某鳴鑼跪台，又焉知他口裡哪句話是該同志自己的「重要論斷」、哪句話是奴僕們的深刻或未必深刻的「闡明」，你的鮮花究竟插向何物呢？唉，卿本資深佳人，何苦跟著寬衣呢？
無人「有效當選」
時文：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遼寧省人大選舉產生的部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當選無效的報告，確定四十五名全國人大代表因拉票賄選當選無效。……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賄賂代表的，其當選無效。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經審查認為，這四十五名全國人大代表違反選舉法的有關規定，以違法行為當選，應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其當選無效。
──《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遼寧四十五名全國人大代表因拉票賄選當選無效》，新華社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電
插嘴：遼寧賄選曝光，全省沸沸揚揚，六百零一名省人大代表有四百五十四位因涉案而（被）終止資格，不知再開會時怎樣才能湊夠法定人數，該會多數非法代表此前通過的決議是否有效？不過那究竟是別人省裡的事，與我並無直接關係。要緊的乃是以上引文裡「拉票賄選」的四十五位全國人大代表，就已經代表到我本人了。查十二屆全國人大首次會議召開於二○一三年，這些「以金錢或其它財物賄賂代表」的代表居然非法代表了我本人逾三年！我正準備拍案而起質問他們，突然轉念一想，他們之花錢花物去買代表當，無非表明如果不花財物就當不上；而其他不花一文穩坐當選的代表們又真是自下而上被「選」上去的嗎？他們可是經過各級黨委層層「民主協商」進入「候選名單」而「拔」上來的啊。這樣看來，真正違背上意而被「選」出來的，倒是那四十五位「無效當選」的人士了？那麼我們的全國人大代表裡面，究竟誰是「有效當選（非當『拔』）」的呢？
支部建在床上
時文一：在遼寧盤錦有一個四世同堂的幸福之家，八十二歲的卜奶奶三年前成立了家庭黨支部，如今三年過去了，一共十八名成員的大家庭，黨員由六名增加到了十名。……卜鳳彬說：在家裡也得有黨支部。習近平不是說，哪裡有黨員哪裡就得有支部。
──央視新聞客戶端：《家庭黨支部，家風來育人》，二○一六年九月十六日
時文二：湖北宜昌「王秀英家庭黨支部」掛牌成立，這是該市首個「家庭黨支部」，七十七歲的王秀英老人任黨支部書記，女兒李忠奉任組織委員，侄兒李尚軍任宣傳委員。……伍家崗區組織部和大公橋街辦得知後十分重視，經過審批後，「王秀英家庭黨支部」正式成立。
──中國新聞網：《宜昌首個「家庭黨支部」成立》，二○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時文三：今年七月一日，在黨的八十八歲生日當天，湖北省黃梅縣黃梅鎮大勝坡村黨總支第三黨支部宣告成立，與別的支部不同，這是黃梅縣第一個正式成立的「家庭黨支部」，成員是大勝坡村黨總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鄒習民一家父子四名黨員。……全家四名黨員，成立了全縣首個「家庭黨支部」，每月至少召開一次支部會議，三兄弟間相互借鑒成功經驗，共同分析預判經濟形勢，規避市場風險，遇到困難大家相互通氣，一起商量解決。
──新華社：《黨旗在創業路上高高飄揚》，二○○九年七月七日
插嘴：以上三條新聞，其實都已不「新」：所報的「家庭黨支部」，最晚的也成立於「三年以前」，而今三歲了；更大的已有五到七周年。查政黨的基層組織建在何處，其依據為各黨的任務。當年孫中山為推翻滿清的起義而組織秘密團體，把「興中會」與其它民間會黨組織包括青紅幫聯合成立「同盟會」，以後的國民黨的基層就實際是種種團團夥夥了。中國共產黨要實行「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就把支部建在造反軍連上；取得政權以後須對全民實行「單位管理」，支部於是建在「基層單位」。倒是在國共以前的千年皇權社會裡，天子（天的兒子）「以孝治天下」，天下「總老子」的統治權力最終乃靠家族血緣而遍及每一個家庭。看過陳忠實的《白鹿原》的朋友們當很清楚，那白鹿村裡的白鹿兩姓祠堂，就是代表帝王統治村民的「支部」，要緊得很呢。要是說，國共兩黨建黨所依靠的是黨員的忠誠，那麼白鹿原似的「支部」就是依靠血緣關係亦即床上關係了。現在媒體如此這般地宣傳該關係，是否意在使每個家庭都因血緣而「姓黨」，因而個個支部都「任人唯親」呢？
不過白鹿原的祠堂是只認親屬的；而中共的支部卻有上級黨委管著，以上三個家庭黨支部有兩個已經寫明批准或領導自己的上級，另一個更說明其建立是遵照上上上級總書記的指示。准此我倒為黨卜奶奶黨王秀英黨鄒習民三同志有個擔心，就是哪天你們的上級組織發個黨內文件，說你們應該按規定年齡退休，茲另派某同志去擔任府上的支部書記兼法定代表人，家人未得法定代表人批准不得出門買菜或交往，你們和你家怎麼過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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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號 動向 總374期東方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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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牘 舊手段

黨八股的實質是空洞虛偽
中共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了，發了公報。不瞭解中國政治與歷史的局外人看了公報會著實驚詫，以為共產黨從此將有嶄新的面貌──你看：必須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要著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執政水平，增強反腐力度、抵禦風險的能力；在原有三個自信（按：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外加上了文化自信。是對「黨文化」的自信還是中國文化的自信？草擬公告的筆桿子是否忘了幾年前小悅悅被多輛車輾壓的慘狀，是否忘了不久前中國遊客首創幾百年來在葉卡婕琳娜宮木質地板上大便的噁心事，是否忘了陝西農村一家數口遭遇不公生活無望而全家自殺的悲劇。道德與關愛應該是文化的一隅吧？以及堅持再堅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文化。先不說這些羅列的同義反復，我們要問：按下「理論體系」不表，我們有「理論」嗎？一句違背常識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幾代領導人炒了又炒而不知膚淺與愚昧！還要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用了這些排比之外意猶未盡還要加上「及其他方面的創新」！
除了「偉、光、正」之外簡直是一個萬能黨了。不知道「其他方面的創新」包不包括更多的有毒食品與泛濫，五光十色的電信詐騙？或毒疫苗什麼的？最後，還要「堅決看齊：高級幹部向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看齊、和路線看齊、向中央看齊──看齊之外還加上堅決響應、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這顯然是「不准妄議中央」的宣誓版。《尚書‧周書》：「臣僕諛，厥後自聖」──「厥」，其也，他的；「後」，國君。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幕僚諂諛，領導也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了。我們可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S‧A阿列克謝耶維奇《二手時間》中的一句話概括之：「人們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會鍾愛自己的奴性」。末了，還搬來了幾十年前的一段富麗堂皇的老話：於是形成了全黨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等等。
這比柏拉圖的《理想國》還理想國，比馬克思恩格斯描繪的共產主義藍圖還更像藍圖。
但凡瞭解內情的人一眼就能看穿西洋鏡，這是在舊文牘作風熏染下的新文牘。文章是做出來的，是舊衙門中紹興師爺的手筆。「家兄江南歿，舍弟塞北亡」賺足了讀者的同情與哀憐，某文士卻說他家兄與愛弟都還健在，不如此寫，文不成對偶。
新瓶裝的仍是舊酒
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序中說：他的結論是以「認真的批判研究為基礎得出的」，而一些不學無術的評論家則企圖用「烏托邦的詞句」等等一類的空話去「掩飾自己極端無知的思想貧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P45-46）。
「公報」正是用「烏托邦的詞句」與空話在掩飾尷尬的現實。就在「公報」堂而皇之地宣講之時（六大講師團正開赴全國各地），一些官員在內鬥，一些官員在怠工，一些官員惶惶不可終日，畢福劍事件之後許多黨內人士都擔心禍從口出。鴕鳥以為把頭埋在沙丘之下就萬事大吉，全然沒想到那露在沙丘之外的肥臀。
用華麗的辭藻和公式化的修辭鑄就的文檔在中國有幾千年的經驗與積累。它的劣根性及消極後果，早被前人聲討過。劉勰說「碌碌（平庸的）麗辭，則昏睡耳目」（《文心雕龍‧麗辭》），也許宣講的人口若懸河，但聽的人（看文件的也是一樣）卻昏昏欲睡。
鍾嶸也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這種平庸的麗辭與虛談在十年「文革」中，我們領教多多。可說記憶猶新。不妨抄錄幾則以作比較：我們要心懷一個「忠」字，突出一個「用」字，打破一個「私」字，堅決打倒……；我們要心更紅，眼更亮，志更堅，膽更壯；我們要千遍萬遍地歡呼，我們要千遍萬遍的歌唱，我們要千遍萬遍地讚美……忠於您就是幸福，忠於您就是勝利……。可見，六中全會的新文牘原來有驅之不去的舊文牘的影子。
再看兩個號稱標誌性成果的文件：《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它被吹噓者視為黨建與反腐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舉措、制度創新的亮點。以「黨的法規形式，確認輿論監督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這兩個文件，以後黨就「偉、光、正」，官員們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太平盛世來了。
共產黨無法自我革新
但我們的疑問仍不能消解。《南方周末》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時局」版統計：「僅從中共十五大至二○○八年年底的十一年間，中央各省制定的事關黨紀的法規性文件就超過三千件」。注意：沒有筆誤，三千件！這些文件的頒發者中共中央、中央辦公廳、中紀委、中組部赫然在目。文件規範了黨員、官員的工作、生活，不管是在職還是退休，肉體還是精神，自己還是親戚，面面俱到，無一不包。但結果仍然是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說沒有任何效果。問題在哪裡？黨內黨外都心知肚明，但就是無人道破──我們缺了一個重要環節，因為「媒體姓黨」，我們沒有輿論監督。這次六中全會強調的仍然是舊手段：著力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這等於在說昏話，分明是要夏洛克自己放棄那割一磅肉的權利。德國前政要施密特與鄧小平對話時講到「腐敗的滋生來自人性（按：共產黨人也是人，並不是什麼特殊材料製成的。）」，「只要有空隙」就會「快速地不合法地獲取金錢」。
這就是費爾巴哈與中國的荀子講的人本性惡。這就告誡人們監督與法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中共如要進入現代社會，走出中世紀的陰影，只有一法：開放媒體，給媒體以自由，讓醜事變為醜聞成為常態。美國前總統傑斐遜說：「若要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一個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資中筠《坐觀天下》P073引）傑斐遜充分意識到一個廉潔的政府不需要自己的報紙為自己貼金。相反，民間的報紙會緊緊盯住政府的一舉一動，你是不是公僕，是不是在為公民辦事！《冷眼向洋》上有段話很值得執政者（按：特別是我們標榜的制度自信者）玩味：「從這段歷史中還可以吸取另一條教訓，那就是：一個政府越是鞏固，他就越不怕別人挖他的牆腳，它給予新聞報刊的自由就越多。直到目前為止，情況依然如此。」（資中筠《實現輿論監督的奮鬥史──〈美國新聞史〉讀後》）
給傳媒以權利，而不是打壓它，這是現代社會──標識是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如列寧、毛澤東期待的腐爛下去而仍有生命力的社會──這是一個鐵律。從這點看，六中全會決議、公報的百靈鳥不管你唱得多麼動聽，如果缺少解放媒體，給傳媒以說話的自由，百靈鳥的鳴叫就成不了和諧社會的交響樂。（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說「以誇誇其談來掩飾思想」，「極端劃一的黨國語言」是「獨特的社會毒品」（《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P39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三年一月第一版，內部發行）。摒棄毒品，放棄舊手段，中國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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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 爭鳴總470期 （大陸）楊十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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