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2016政治倒退，2017經濟衰退？

二○一六年，世界發生了許多「黑天鵝事件」，諸如：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普京與埃爾多安意外和解──進而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三國取代美國、歐洲成為敘利亞戰局的主導者，菲律賓政府從南海排頭兵變為「首席和事佬」──幾乎一夜之間從親美反華轉為親華疏美。這些事件真實的後果、長遠的效應，將在二○一七年及以後的歲月裡逐漸展開。衝突的種子正在發芽，變局的能量正在積聚，轉折的苗頭已經顯現。毫無疑問，二○一七年注定是不平凡、不平靜的一年。
在中東、歐洲、美國發生一波波「變」、「亂」之際，一些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中共官方媒體禁不住洋洋得意，喜形於色，一副「天下大亂，亂了敵人」的嘴臉，「中國或成最大贏家」成了他們的口頭禪。但是，在政治相互影響、經濟彼此交融的當今世界，一切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言論和情緒都是靠不住的。
其實，二○一六年的中國同樣處於「變」「亂」之中：經濟持續減速，「L型」尚未見底；資金加速外流，外匯儲備銳減；房價泡沫繼續膨脹，股市一度瀕臨崩盤；政局持續緊繃，官場人人自危；數十位維權律師受審並「電視認罪」；數萬名退伍老兵集體上訪、進京「鬧事」；烏坎維權領袖被秋後算賬；雷洋離奇死亡事件觸及中產階級最敏感神經；涉外NGO被打入另冊，互聯網監控與封鎖升級；《炎黃春秋》、共識網遭強行關閉，公民言論空間更趨窄小；銅鑼灣書商事件持續發酵，香港議員宣誓風波引發人大「釋法」，陸港政治關係與兩地人民感情進一步惡化；「九二共識」成為歷史名詞，台海兩岸官方溝通機制被大陸單方面凍結，兩岸關係「現狀」由冷和平轉向新冷戰。
簡而言之，二○一六年是中國大踏步倒退的一年：政治在倒退，經濟在倒退，人權在倒退，法治在倒退，外交在倒退，兩岸三地的關係在倒退，就連自我感覺良好的、「永遠在路上」的反腐敗、「打老虎」其實也在倒退──不僅「老虎」越打越小了，反腐敗的目標對象也越來越與權力鬥爭的目標對象趨同了。
而要說到二○一六年中國最大的倒退，還得說是中共政治體制的倒退。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六中全會上自封「核心」，成為名副其實的新一代獨裁者，「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斯大林─毛澤東式黨國獨裁政體，在文革五十周年、毛死四十周年之時重新粉墨登場，成為民主化、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中共體制新正統，而行之有年的所謂「集體領導」原則在中共最高層被束之高閣。此舉使得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黯然失色。這一趨向於新毛化、新極權化、新文革化的政治體制倒退，是二○一六年中國所有倒退之中最令人心寒的倒退。與此倒退相比，歐美各國由民粹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極右翼思潮所引發的大選、公投之「變」與「亂」，也就相形見絀了。
習近平封「核心」，「習家軍」走上前台、紛紛晉升疆臣樞吏，這些動作都為著一個共同的目的：在二○一七年中共十九大上組建一個具有「四個意識」的「絕對忠誠」的新中央、新政治局、新常委會，輔佐強人習近平邁入第二個任期，為未來五年以至十五年的中國政治走向和高層權力分配提前謀篇佈局。因此，二○一七年的中共高層政治畫面必定看點多多、熱點頻頻、高潮迭起。十九大究竟會出現哪些高層新面孔，會有哪些「野心家、陰謀家」被踢出局，會產生哪些黨章上、政策上、制度上、理論上或「提法」上的新修改、新變化，迄今為止，黑幕仍未撕開，暗戰仍在進行，結局尚未明瞭。
這就意味著，在中國，二○一七年首先是一個權力高度敏感的年份。中共政治的一般規律是，在黨代會召開的年份裡，像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獨裁者，為了擴大權力，往往會對內外挑戰採取過激的攻擊性行為，而華國鋒、胡錦濤這樣的弱勢領袖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領袖個人的面子，寧願得過且過、息事寧人。習近平作為新科獨裁者，更有可能對真實的或想像中的對其權力的威脅作出預防性或報復性的過度反應。
其次，二○一七年將是中美台三角關係極其脆弱敏感的年份。台灣再度政黨輪替之後，海峽兩岸一邊是不可能承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政府，另一邊是不可能放棄「一中原則」的習近平當局，雙方很難找得到可以相互對接的主權立場和可以彼此對談的共同話語。習近平既然早就放出了「地動山搖」的狠話，二○一七年經濟窮台、外交困台、軍事懾台的對台政策方案或將隨時推出，兩岸有極大的可能重新走回政治對抗、軍事對峙的老路上去。而特朗普政府如果按其在推特上所預報過的那樣，推出任何傾向於改變「一中政策」或使「一中政策」籌碼化的對台新政策，將使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陷入三十七年來前所未有的困境。
但是，除了十九大的權力分配和中美台之間「一個中國」的陷阱議題之外，二○一七年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對習近平當局執政能力最大的考驗，卻是說起來不敏感、看起來不脆弱的經濟問題。
經過了二三十年超過兩位數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共當局早已產生了一種對經濟增長的慣性依賴。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大半要靠「GDP合法性」來支撐；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領導人在世界舞台上的面子、尊榮，也多半要靠大筆訂單、大額經援等「大撒幣」手段來獲取。與此同時，中共當局產生了一種慣性思維：認為經濟增長唾手可得，是「中國模式」題中應有之義；也產生了一種暴發戶式的盲目自信：認為凡是能用人民幣擺平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凡是能用錢解決的國際問題，都不是真正的問題。基於這樣的慣性思維和盲目自信，習近平上台以來，放棄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小平路線，而以政治集權、官場整肅為中心工作。也沒有把經濟改革當回事，而是粗暴干預股市、房市、匯市，「三去一降一補」、「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流於形式，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一帶一路」進展緩慢，代價巨大，輸出產能的效果卻不顯著。但是，中國以低人權、低環保、低法治、低道德和高杠杆、高泡沫為代價的高速GDP增長已經到了不痛加改革便難以為繼的地步。即使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之計，「核心」可以晚點再當，「中國夢」可以慢慢去做，但為挽救統治合法性，挽救三十七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不毀於一旦，經濟改革必須馬上進行，已經耽誤不起。這一兩年不出事只是僥倖，出大事、出全局性經濟金融危機的風險已迫在眉睫。而一旦中國經濟出了大事，「核心」也罷，「中國夢」也罷，全都等於零。
屋漏偏逢連夜雨，正當中國經濟形勢搖擺不定、岌岌可危的時候，特朗普任命了三位對華貿易鷹派人物出任美國新政府貿易部門要職。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為商務部長，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E Lighthizer）為美國貿易代表。這三人都認為中國操縱匯率、傾銷商品、侵犯知識產權，美國是對華貿易的最大受害國；他們都主張用「公平貿易」取代自由貿易，用「美國優先」的經濟民族主義取代要素自由流動的經濟自由主義。特朗普政府已經拉開了對華貿易戰的架勢，一場惡戰勢在必行。中共當局原本認為，在中美之間，台灣問題最敏感，人權問題最鬧心，達賴喇嘛不能談，中國最不怕和美國談的就是貿易問題，這是大錯特錯。中國經濟危如纍卵，若貿易戰引爆人民幣資產泡沫破裂，造成普遍的恐慌和經濟崩潰，中國版金融危機一旦爆發，那就不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而是中國經濟體系的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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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號 爭鳴 總4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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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突棄梁振英 中美角力成戰場

《成報》一直報道中共放棄梁振英，甚至把其背後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打成是「亂港四人幫」。由於缺乏進一步的佐證，各界都對《成報》這些消息將信將疑，而且西環與梁振英全力反撲，土共陣營上下都以為梁振英九成九連任，因此星期五梁振英突然以「照顧家人」為理由棄選，全香港都感到極之突然。
強調中共本質時不忽視其手腕
外界一直對《成報》為習近平「開脫」，即對香港強硬的立場以至種種倒行逆施，說成是和習近平無關，相信只是中共權鬥的一部份，以至認為這是為中共某些派系造勢；然而當事實擺在眼前，即原本土共深信「九成九」可連任的梁振英居然被中共勸退，甚至無法「入閘」時，以往對中共的權鬥解讀，必須重新審視。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指，自鄧小平以來，中共對香港的本質就是強硬，無論是當年二○○三年七月一日的七一大遊行，以至二○一四年的「八三一」決定，都清楚看出中共根本沒有誠意去兌現《基本法》給香港雙普選的承諾；因此無論中共是誰掌權，都不會對香港政策有根本的改變。
這點所謂「終極」或本質的「不變」，實際上忽視了執行手腕，以至香港退化的速度。的確有中共一日，香港人不用幻想香港有真正的民主或者雙普選，更不用幻想香港人可以真正當家作主，為香港人的命運自決，甚至搞港獨。但事實上，香港急劇退化成為和中國大陸沒有分別的城市，對中共而言，卻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以往香港對中國的角色，就是所謂中國「文明的窗戶」，當中共不守約以至從不守法的作風，令大陸臭名遠播之時，香港作為法治社會，以西方世界能夠接受的規則，對中國要在經濟繼續發展而言，例如人民幣的開放問題上，尤關緊要。梁振英上台以來的強硬作風，以至「寧左勿右」，搞「香港版文革」等的做法，在奧巴馬對中國軟弱的時刻，或者西方以至亞太各國，只能夠「敢怒不敢言」；但當奧馬巴退下換來一個不按理性出牌的特朗普時，在香港問題上繼續自尋煩惱，則只會令西方輿論一面倒的同情，甚至形成對中國的完全包圍網，令中國的全盤外交有崩盤的危機。
香港年輕一代的「台灣牌」
事實上自民進黨「四大天王」退下，蔡英文以至一批更年輕與西化的班底接掌民進黨，贏出選舉以來，台灣民進黨對香港政策的改變，至為明顯；十幾年前台灣民進黨幾乎完全不理解香港，或對香港民主派的認識，都是主張「一個中國」的民主黨、支聯會等的「統一」派系；近年由於CEPA（台版的CEPA），民進黨訝然發現，香港幾年前就已經發生過所有他們擔心的事；主張港獨的「青年新政」在香港孤立無援，在台灣卻成為了頭版關心的「盟友」，香港年輕一代的「台灣牌」，未必能夠影響到中共對港的格局，卻更促進了台灣特別是年輕一代反中共的分離決心。中共對香港愈硬，台灣就愈被迫離，自五月份蔡英文上台以來，中共對台灣的全方位打壓，例如減少大陸遊客數字，不但沒有起到預期「餓死台灣」的作用，反而令國際旅台人數創新高，台灣經濟更自馬英九下台以來，出了「景氣」的正面指數。在今日互聯網的年代，中共官員在香港的惡形惡相，得到如今學識玩網絡戰、傳媒心理戰的民進黨大篇幅報道，「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幾近成為了台灣綠營的「王牌」。中共口說不緊張台灣問題，說香港問題對台灣不重要，這不但是自欺欺人，更是掩飾其外交全部破局的遮醜布。
然而中國外交部更大的錯誤，是在美國總統選舉之中竟動員美國的「華僑」為特朗普助選，他們以為相對於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希拉莉，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理論上較易和中國「交易」，而且還欺其不懂政治。
他們忘記了一個最大的問題──中共以往對歐美各國的最大法寶，就是以其政治獻金、投資等收買外國的政要權貴以至大商家，因此政治人物往往為了金錢問題，不敢開罪中國。如今特朗普卻有一最大優勢──他本身就是錢花不光的富豪，比起其他要擔心錢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如今最關心的就是要穩固其政治地位，以至在歷史留名。在美國各種問題上，共和、民主兩黨（除奧馬巴外）最一致的，或者是對中國強硬的立場。因此對目前急於表現的特朗普來說，有甚麼「假想敵」比起中國更適合呢？
破壞一國兩制令中國被孤立
不按理出牌的特朗普，不但打破台美斷交以來四十幾年的慣例，接聽台灣總統蔡英文親自打出的賀電，近日更不斷批判中國，甚至威脅中國如不在貿易條約上低頭，則美國可重新檢討「一個中國」政策。幾十年來，西方傳統政治人物只受到中國的恐嚇，如今恐嚇卻反過來落在中國頭上。中國對此不但極低調，甚至在台美通電話問題上，只敢攻擊蔡英文，卻不敢對特朗普開炮，可見中國如今在此問題上的被動是前所未有。
美國自一九九二年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如今中共在香港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強硬」政策對中國真的有利嗎？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以至粗暴踐踏《基本法》，甚至近日在新加坡裝甲車問題上等等，中共「橫挑強鄰」，而且是幾乎所有區域內的國家，究竟對中國有甚麼好處？相比於無法干預的台灣，香港操控在中共的手中。
中共如果在香港繼續施以高壓，那麼美國的一眾關心香港的議員，將更加有藉口要守緊香港政策。因此對中共而言，擱置爭議，減少爭拗，才是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如今問題的關鍵，就是中共高層有否這種視野與胸襟，能理解真正的一國兩制，才是對中國最有利的做法。破壞香港的兩制，除了那些打算以權謀私的貪官，只會令中國更被孤立包圍。問題是，究竟習近平有沒有這樣的視野？即使有，能否動搖到這幾年扶梁振英上台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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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 動向總376期 林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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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何德何能領導世界？──毛、鄧、習的國際戰略變異

何德何能領導世界？ 從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說起
熟讀中國歷史、熟知中國政情、講一口流利中國話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曾經是基辛格、拉姆斯菲爾德所倚重的中國問題專家，從尼克松政府以來一直擔任美國政府對華戰略顧問，現在他又成了特朗普總統主要的中國事務顧問。
白邦瑞對共產黨中國的認知與態度經歷過一場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曾經是最熱烈的「熊貓擁抱者」，是基辛格聯中反蘇戰略最早的設計者，一度強烈主張美中軍事結盟；九十年代幡然悔悟，痛感美國人過於老實厚道，「人善被人欺」，被中共的偽善言詞所迷惑而認敵作友，此後變成了最激進的對華戰略鷹派、「中國威脅論」者，轉而主張聯俄反中、扶台抑中。
兩年前，白邦瑞寫過一本《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世界的秘密策略》的書。這是一本典型的「陰謀論」作品（白氏所謂「秘密戰略」即是中國所謂「陰謀」），大量引用了中共軍方鷹派人物的言論作為立論依據。白邦瑞認為美國學術界、外交界「嚴重低估了中國鷹派的影響力」，事實上，習近平的「中國夢」便來源於中共軍方鷹派、陸軍上校劉明福的著作《中國夢》。白邦瑞說，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一直在欺騙美國、忽悠美國，「誤導和操縱美國的決策者」，以便從美中合作中獲得美國政府慷慨無私的扶持和幫助，廉價取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但中共從骨子裡對美國和西方價值的反感、對美國實力和美國制度的敵意與仇恨從未改變，戰勝美國、取代美國而統治世界的陰謀亦從未改變。他還說，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就是春秋戰國時代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現代版。
某種意義上，白邦瑞的判斷是正確的。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超英趕美」、「反帝反修」，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習近平的「兩個一百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僅在時序上具有連續性，在政治涵義上也具有針對美國和西方的意味分明的意識形態對壘性以至戰略攻擊性意圖。這就使得毛的「不稱霸」、鄧的「不當頭」、習的「不衝突、不對抗」顯出心口不一、表裡不一的偽善性和欺騙性。但是，說中共政府從一九四九年起便確立了一項持之以恆、一以貫之的取美國而代之「領導世界」的「百年馬拉松」「秘密戰略」，卻也未免高估了中共的政治確定性和戰略定力。
從毛到鄧的國際戰略轉向
不錯，毛澤東做過「世界領袖」的春秋大夢。斯大林死後，毛對赫魯曉夫的「革命經驗」和領導能力頗為不屑，以為機會來臨、天降大任，欲以「馬、恩、列、斯、毛」排名次序取代「馬、恩、列、斯、赫」的共產正統，要與赫魯曉夫爭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把交椅。但毛的心裡很清楚，以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決不可能領導世界。何況毛的「世界觀」裡永遠只存在一個鬥爭和對立的分裂世界，所謂「世界領袖」也只是領導「革命的世界」反對「反革命的世界」而已。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訪蘇發表了不怕核戰爭、不怕中國死一半人的空前好戰言論，同時大談特談國際共運「以誰為首」的假想議題。但毛也略帶調侃地承認：「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本。……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沒有拋上去。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言外之意是，等中國大煉了鋼鐵、放了衛星、造了原子彈，「以誰為首」的問題就得重新說道說道了。所以，大躍進「超英趕美」只是個噱頭，「超德（東德）趕蘇」才是目標。中蘇交惡之前毛的國際戰略目標與其說是中國要領導世界，不如說是毛澤東試圖領導赫魯曉夫。毛的個人野心，無非是要給蘇聯在意識形態上和國際戰略上下指導棋，借助蘇聯的軍事實力、犧牲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去給美國搗亂、給世界添堵，促成天下大亂、「世界革命」。
等到中蘇分裂、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的孤家寡人，只能靠中國人民的民脂民膏所點燃的「歐洲明燈」阿爾巴尼亞和亞非拉毛派共產黨（即「共產黨（馬列）」）以維護「世界革命」的虛名，偌大中國的國力和民生被迅速起飛的周邊各國拉開差距，毛如白邦瑞一樣也曾幡然悔悟，意識到中共除了「革命」一事無成，乾脆破罐子破摔，宣佈「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與尼克松見面時，毛伸出大拇指對著尼克松，然後用小指頭對著自己說，「你們是這個，我們是這個，因為我們沒有原子彈（那時中國早就有了原子彈和氫彈）」。尼克松曲意恭維毛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毛回答道：「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歪理邪說的毛澤東終其一生沒弄明白一個居於世界領導地位的大國除了敢於殺人、不怕死人之外還需要些什麼東西。
平心而論，鄧小平所確定的友日和美、靠攏西方、對外開放的發展策略和「韜光養晦」的國際戰略，並不完全如白邦瑞所言是對美國的欺騙和忽悠。比起毛澤東爭當社會主義陣營領袖、發動「世界革命」的春秋大夢，鄧小平基於實用主義的「韜光養晦」戰略的確包含有對美國和西方世界減少鋒芒、表達親善的內涵。鄧甚至一度有過傾慕西方的姿態。鄧出訪東南亞時曾頗為真誠地大發感慨：跟在美國後面的國家都發展起來了，跟在蘇聯和中國後面的國家都出問題了。鄧也曾勸過欲效仿中國走「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某非洲小國獨裁者打消這一念頭。這說明鄧小平深知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是將錯就錯、迂迴進取的落後制度和扭曲模式，其所開創的「一黨專制政治+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在世界上毫無推廣利用的價值。雖然韜光養晦的本意是暫時隱忍、將來迸發，亦可解釋為國弱時臥薪嘗膽、國強時報仇雪恨，但鄧小平並沒有想得那麼遙遠。事實上，鄧無意於謀求世界領導地位，蘇聯解體之際，鄧對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說，「別人的事情少管」，「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也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
當然，對於美國和西方，鄧小平所親善、所傾慕者，只是其雄厚的資本、先進的科技、完善的企業管理經驗，而對「西化」的實質內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的西方價值和西方式制度──則極力排拒，且嗤之以鼻。但大體而言，鄧小平及其政策繼承人江澤民、胡錦濤並沒有制定或者執行一套取代美國而領導世界的「秘密戰略」，有的只是搭美國的便車、佔西方的便宜、鑽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空子、得全球化的好處，以便夯實自己一黨專政的執政基礎，即所謂「悶聲發大財」（江澤民語）的實利主義哲學。這基本上是一種投機鑽營者而非體系領導者、攪局漁利者而非秩序顛覆者的國際角色與作派。某種程度上，鄧、江、胡希望「與國際規則接軌」，希望被美國和西方各國接受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成員而非現行國際秩序的邊緣人和破壞者，這一願望是真誠的。只是，中共當局絕不願意為此而在自由、人權、民主、法治方面向國際準則有所讓步，即使有朝一日「領導世界」，這樣的讓步也絕不可能。
習近平的中國能夠領導世界嗎
習近平上台的時候，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二經濟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是世界第一）、第三軍事大國。在全球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中，中國是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但按人均水平計算，中國剛剛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一個更加嚴酷的事實是：中國這個新「崛起」的經濟巨人仍然是人權和法治的侏儒，中華大地仍然是自由的禁地、民主的荒漠。
不過，雖然中國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和軍事實力與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尚不能相提並論，但如果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勢頭得以延續，毫無疑問，中國將是本世紀內最有可能挑戰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這一前景令世人普遍不安，不僅是中國的鄰國感到惶恐，兩岸三地的中國人也大都沒有什麼「光榮與自豪」的氣象，而是感到莫名的緊張與困惑：如果中國成為世界政經體制的主導性大國，如果中國政府把中共當局對大陸人民的壓榨和欺凌推廣到香港、台灣進而輻射到全世界，豈非世界之恥、天下之禍？二十年前，當中共半心半意宣稱「與國際接軌」，曾經給中國帶來了些許進步與繁榮，二十年後，若國際社會在中國強權的壓力之下倡行「與中共接軌」，豈非一副天下大亂的末日景象？
習近平是否有「領導世界」的野心？所謂「崛起」、「復興」、「中國夢」，是否意味著向美國、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發起全面衝擊？人們已經看到：「不爭論」收起來了，「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抬出來了；「辦好自己的事情」收起來了，「一帶一路」走出去了；「少管別人的事情」收起來了，「世界治理」、「人類命運共同體」抬出來了；「與國際接軌」收起來了，「中國聲音」、「中國方案」端出來了；「韜光養晦」收起來了，「核心利益」越來越廣闊了，「亮劍」的姿態越來越高調了；「和平統一」也快要收起來了，「武力收復」的鼓噪聲越來越強勁了。習近平的執政風格讓人產生一種強烈的觀感：友日和美、以西方為師、向資本主義制度求救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已成歷史，以新興強權自命的習近平時代已經到來，而這個新時代，與爭當「世界領袖」、支援「世界革命」的毛澤東時代初期有著形式上驚人的相似之處。
習近平比他所有的前任都更熱衷於參加各種國際峰會，從上合組織、金磚五國到APEC、G20，從博鼇論壇、達沃斯年會到聯合國大會，他都親身與會；為主辦APEC、G20，不惜勞民傷財、大興土木；習也比他所有的前任都更熱衷於國際事務和「大國外交」，上台四年已遍訪五大洲，去過除日本之外的各主要大國，地球村裡到處留下中國元首「大撒幣」的身影。習近平對自己的國際形象和所受到的外交禮遇有一種近乎病態的偏愛，唯一能蓋過習國際風頭的大國領袖，只有美國總統，習欲在國際舞台上所比照、所爭寵的對象，也是美國總統。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確有與美國爭雄、改造國際格局、參與「世界治理」、建立紅色帝國的政治宏圖。和毛澤東當年講「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意味著正謀求「為首」一樣，習近平講「中美兩國不衝突、不對抗」、「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意味著他正在將中國帶入與美國衝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邊緣。對中國國運而言，這絕非善途。
特朗普與習近平交接棒？
當習近平對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國際角色心懷覬覦之際，美國新總統特朗普卻對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其所擔負的超級大國責任表示反感、厭倦和憤懣，認為它們正是「美國不再偉大」的重要原因。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發表了維護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批評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飽含「正能量」的「中國方案」，特朗普則在美國發動了一場大張旗鼓以「美國優先」、「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為口號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運動，試圖從束縛美國、「傷害美國」的全球化與多邊經貿體系中脫身。
習特對立的這一幕是對當今世界局勢的一個意味深長的反諷：在國內最反對自由、在國際上最不遵守規則的大國的獨裁者居然成了國際自由經濟體系的捍衛者，而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締造者、保證者和全球化運動發動者的超級大國的新總統，卻成了國際貿易秩序的「革命」者。「變」「亂」如此，這個世界將往何處去？
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表示，若國際社會有需要，中國願意從美國手中「接棒」擔任世界領導者角色。他說，「若中國被要求扮演領袖角色，那麼中國會承擔其責任」。這番大言不慚的表態與張司長的身份明顯不符，他是在替習主席向國際社會傳話並試探外界反應。習近平不願意背上白邦瑞們中美爭霸、取而代之的指責，他要把「世界領袖」的權力轉移當成一場「禪讓」，以「萬國懇請，天朝俯就」的方式「登基」。然而，中國何德何能領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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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號 動向 總377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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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癡夢：想當世界領袖

習近平剛剛在達沃斯論壇上吞吞吐吐的表露出要做國際貿易市場上市場秩序的維護者，沒過幾天，中國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公開說「若中國被要求扮演領袖角色，那麼中國會承擔其責任」，清楚的表達了中國、習近平想當世界領袖的欲望。
沒市場共識怎能當市場領袖？
上世紀中國毛澤東曾經幾次想當世界領袖。斯大林死後毛澤東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領袖，因為當時中國國力遠不及蘇聯，毛澤東沒有當成，為此毛澤東還在國內發動大躍進以圖趕超蘇聯，結果餓殍遍野。之後，毛澤東還想當過世界革命領袖，第三世界領袖，都沒當成，抱憾終身。
這一次，毛澤東紅衛兵思想已經滲透骨髓的習近平覺得有機會當世界領袖，源出於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伊始，便簽發行政令退出TPP，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溢於言表，其陣營中甚至有「美國退出聯合國」的聲音。鑒於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有不當世界領袖之意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中國想當世界領袖的想法油然而生，這對於極力提倡做中國夢的習近平來說似是理所當然的。
問題是這個夢做得成嗎？
當今世界已經有一個民主自由公正和平的共識，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這個共識，主要國家都已實行了這個共識的標準，沒有實行的也在努力實行，可是中國政府根本不承認有這麼個普世共識。
人家講言論自由，中國講刪帖封號；人家講司法獨立，中國講向司法獨立亮劍；人家講保護人權，中國講干涉內政；人家講開放互聯網，中國用防火牆實行局域網。中國政府什麼都得管。可是，民眾吃什麼，住哪裡，生病了，小孩能不能隨父母讀書等等政府應該管的事情，中國政府全不管。
中國GDP總量的確是全球第二，但是人均GDP只排名第六十九位，全球稅負排名第二，城鄉貧富收入差距全球排名第一，衛生醫療公平全球倒數第四，官員清廉指數全球第一百七十八名，官員行政成本排名第一，全球收費公路有十四萬公里，中國就佔了十萬公里。
外資新政，外商仍無信心
或許在中共眼裡，這些都是社會、政治方面的共識，中國現在想做的世界領袖是經濟領域的，是想以經濟來影響世界社會政治格局。
習近平在達沃斯表達了擁護和維護國際市場的市場經濟、自由經濟的意思。他在一貫主張自由貿易而現在卻有保護主義傾向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面前，以自由貿易維護者自居準備充當世界領袖。
誰都知道，即使在經濟領域，在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對外開放仍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大概為了呼應習近平的中國擁護經濟全球化並有意充當國際自由貿易維護者的形象，中國國務院正式發佈「吸引外資二十條」。外資新政進一步放開製造業，取消軌道交通設備製造、摩托車製造、燃料乙醇生產、油脂加工等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允許外資更多的進入中國的銀行類，金融機構，證券機構，包括證券基金、期貨公司、保險及保險的代理機構等等；支持在華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股票市場，資本市場，包括主板市場，新三板市場等等；放寬限制，構建一個公平競爭的內外一致的營商環境。
所謂外資新政的二十條，其實中國是早就應該實行了。在中國加入WTO時就承諾，中國進入開放的世界市場，中國市場同樣應該向世界開放。可是中國即使過了加入WTO時人家允許給予中國十五年的過渡期，中國仍然沒有過渡完，在許多重要的領域依然沒有對外資開放。
具體來看，構建公平競爭內外一致的營商環境，不僅是中國加入WTO的第一天就應該這樣做的，而且是中國建設完善自己的市場機制所必須的。過去十五年不能做到，誰能保證今後就能做到呢？
外資新政開放一些製造業，既是應對美國特朗普重振美國製造業吸引製造企業回美國的措施，也是提升中國製造業檔次的需要。然而，在當前的國際市場環境下，這能有多大作用？
至於放開對外資在金融領域的限制，目前還未見到實施細則，不知能夠吸引多少資本進入中國。就資本大量流出中國境內還要維持相當一段時期的大趨勢看，其作用可能相當有限，它可能只會吸引到一些短期的投機資本。
從實際效果看，中國外資新政發佈之後，外商依然樂觀不起來。據中國美國商會年度調查報告稱，八成企業感到，外商在中國不那麼受歡迎了，只有一半左右的企業還將中國列入三大投資目的地。儘管習近平在達沃斯的演講中稱，中國的大門對世界始終是打開的，美國商會超過六成的成員對於未來三年中國市場的開放度「持很少或沒有信心」。
正在失去改革開放的信譽
竊以為，外資對中國沒有信心，可能更多的不是在中國許多重要領域的遲遲不予開放，譬如金融、通訊、能源等都被中國國企霸佔，而是對中國持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事業逐漸失去信心。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確不遺餘力的招商引資，引進更多的境外資金和境外先進技術，可是這幾年來，中國自以為國內資金富裕，新的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都已引進、模仿、抄襲成功，而中國經濟持續不景氣，人民幣匯率操控則越發困難，鉅額外匯儲備流出，於是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突然停擺，出現逆向倒轉。
先是嚴格管制外資企業的資金流出，要求外國投資者每月匯出資金總額不得超過上年底境內總資產的百分之二十。在外資企業剛開張之初執行這個規定沒有問題，在外企正常運營時執行這個規定也沒問題，可是在當前大批外企撤離期間，這個規定不就是給外資撤離製造困難嗎？
中國持續嚴格管制資金流出，今年元旦剛過，外匯管理局發佈了個人購匯六大禁令。今年春節前最後一個工作日一月二十六日（小年夜），外匯管理局還發出擴大外匯流入防止外匯流出的新規。
種種改革開放的倒行逆施，雖然在中國經濟這麼一個龐大的體量當中，吸收外資總數還是不小，但是在中國千辛萬苦總算使人民幣成為IMF的SDR（特別提款權）並且規定佔比百分之十點九二，據美元、歐元之後而高於日元、英鎊以後，就在今年一月二十六日，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表示，與二○一五年相比，人民幣國際支付額下滑了百分之二十九點五，在二○一六年各幣種國際使用量排行榜上，人民幣僅排在第六位。顯然，中國的資本管制削弱了人民幣的吸引力。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退潮，其原因錯綜複雜，但是中國在全球化進程當中一面對外利用開放一面對內保護壟斷，擾亂了市場規則和自由貿易的正常秩序，這肯定是本輪經濟全球化退潮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樣一個攪局者，想當國際自由貿易秩序的維護者和領導者，不啻是對自由經濟的諷刺，更像是癡人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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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號 動向總377期 張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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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撤離──改革開放大倒退

九月二十五日網上熱播一則新聞：據日媒《日本經濟新聞》二十三日報道，由日本大企業的大佬們組成的經濟訪中團，二十二日拜訪了中國商務部，希望中方能夠對日本企業的撤退計劃，予以配合，使他們能夠迅速撤退，離開中國。
外資企業離開中國大陸，這已算不得新聞了。這幾年，中國美國商會和中國歐盟商會的年度報告裡一直提到外資企業大規模撤離中國大陸的問題。
二○一五年開始，外資企業加速撤離中國大陸。廣州日資西鐵城公司決定關閉在廣州的工廠。其他如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日資企業都在計劃關閉在中國的工廠，把企業搬回日本。另有優衣庫、耐克、富士康、船井電機、歌樂、三星等世界知名企業則在東南亞和印度設立新廠，計劃撤離中國大陸。
現在那些日資企業應該撤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些掃尾和後續問題。可是，掃尾、後續工作居然需要大佬們親自出動，並且希望中國政府能夠予以配合。那是些什麼問題呢？
官方反感提起外資撤離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官方對此是什麼態度。
中國商務部如何回答日企大佬，無從得知。不過，對日企大佬組團訪問中國，撤退大陸日企的消息，中國官媒一律未予報道，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對此是不滿意的。
今年中國歐盟商會發佈了《商業信心調查》報告。報告中列舉了在華歐盟企業多方面都是好的，他們只是「希望通過能夠建立惠及大眾、更加公平、更加開放的環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很不高興的立馬回應：「外國在華投資環境好不好，事實和數字最能說明問題。」，「今年一至七月，中國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同比增長百分之九點七，其中歐盟二十八國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百分之三十一點三。我想對於任何公司或商界人士來說，如果沒有回報和利潤是不會輕易作出投資決定的。」
誠如外交部發言人所講，中國吸收外資在增長。一至八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五千四百八十八點三億元人民幣（折八百五十八點八億美元），同比增長百分之四點五。那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資來華總會有投資機會的，可是，與過去三十多年裡中國利用外資同比增長一直在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相比，目前的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的增長縮水了十倍。
中國出口現在明顯下降。今年一至八月出口總額同比下降百分之七點一，其中外資企業出口下降百分之十點一，而外資企業出口佔中國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九。這說明外資企業尤其是外資加工、製造企業在萎縮。
外資不斷撤離的還有一個證據，就是中國外匯儲備不斷下降，這其中除了中國外貿順差越來越小的因素，還有就是資金外流。不說去年一段時期外匯儲備急劇下降，今年前八個月海關進出口順差三千五百四十九億美元，而國家外匯管理局公佈的貨物貿易結售匯順差一千二百一十六億美元。中國外匯管理局對此輕描淡寫說沒有什麼異常，其實明眼人都知道，結售匯與進出口順差相差那麼多，就說明有相當多的中資或外資企業、中國大陸居民或境外個人願意更多的持有外匯而不是人民幣，換句話說，中國大陸境內資金在外流。
內心深處有排外情緒
中國政府對外資企業撤離中國很敏感、反感，主要是在面子上過不去。因為中國政府擔心，人家說外企撤離中國、資金外流都是因為中國商務環境不好，進而說中國社會、中國政府不好。而實際上中國黨政最高領導內心深處對外資撤離是不怎麼在乎的。
中國早已不是資金稀缺國了，不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拼命要招商引資了，現在是資本淨輸出國。
當然，眼下中國最高領導不在乎外資撤離，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不缺錢，更要命的似乎還存在一種深層次的若隱若現的紅衛兵排外心理。近兩年，中國政府表現出的不僅是不在乎外資撤離中國中低端製造業、服務業，就是在高端行業似乎也排斥外資。
中國高層領導大概是看到了，中國趕走谷歌自己便有了百度，拒絕推特、臉書自己便有了微信，排斥亞馬遜自己便有了阿里巴巴。兩年前來自中央的通知，中國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不得購買外資的電腦軟件和咨詢企業產品。軟件和咨詢行業恐怕不是簡單的抄襲一次就能完成一個新的企業的日常運營的，其運營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中國當局雖然一直號召創新，但大陸缺乏一個自由獨立遐想和言論的空間和環境，不可能有創新。結果，那項禁令只好無形中作廢，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仍然是外資電腦軟件和咨詢企業的大客戶。
外資撤離中國經濟活力不再
外企大規模撤離大陸，對中國最高領導大概沒有什麼，但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傷害極大。
從高端服務業來說，通過抄襲，中國的確有了阿里巴巴、百度和微信，其企業規模和業務覆蓋客戶量都接近甚至超過被抄企業，那是因為中國人口最多市場最大的緣故。不過，抄襲難免會走樣。阿里巴巴充斥假貨，甚至還有騙子；亞馬遜則還是誠信企業。百度本身沒啥進步，市值隨行情上上下下；谷歌被趕出大陸這個世界最大市場，非但沒有萎縮，反而開發出「阿爾法狗」。微信倒是比推特、臉書多了些東西，那是刪帖和封號，是把禁錮思想和言論搬到了網上。
這一次日資撤離所以要有大佬組團訪華，希望中國政府配合他們撤離，我估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撤資困難。根據中國現行規定，要求外國投資者每月匯出資金總額不得超過上年底境內總資產的百分之二十。如此一來，日資企業如何能夠快速乾脆撤離？
中國現在迫切希望與美國及歐盟簽訂投資協定，以便走出去，以便讓中國經濟能夠有新的增長點。可是，像目前這樣對待外資外企，如何能方便的去美歐日投資呢？
從中國引進外資三十多年的歷史看，外資對中國經濟的作用不僅是引進資金引進技術引進管理引進商業模式，而是引進了新的活力，讓死水一潭的中國經濟活起來。可惜，外資引進三十多年了，佔中國經濟統治地位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仍然死氣沉沉效率低下，如果缺少了完全市場化的外資外企，中國市場還會有活力嗎？中國市場還能成為市場嗎？
外資撤離中國中低端製造行業，那是正常的。可是，那麼多年過去了，中國在被國企壟斷的金融、能源、通訊乃至軍工行業，究竟向非國資開放了多少呢？在外資撤離中低端行業時，如何讓外資樂意進入中國的高端行業，幫助中國經濟升級換代，活潑中國市場？中國政府對此似乎無動於衷。
外資的大規模撤離，會否是三十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倒退的一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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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號 動向 總374期 于怡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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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國家皆因有「偉大領袖」

卡斯特羅死後，習近平在唁電中稱其「是古巴人民的偉大領袖」，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卻認為這位古巴前領導人是一個「殘暴的獨裁者」。如果不能說前者是「惺惺相惜」，那就只能說是與後者大相徑庭了。
「偉大領袖」都是強人
不必忌諱，能成為偉大領袖者，一般來說，都是很強大的人，這是特點，也是優點，古今中外皆然。懦弱者，一定是成不了偉大領袖的。據說，有一次，卡斯特羅陪伴一個外國訪問者在古巴遊覽了一個星期後說：「簡直不可思議，那傢夥居然比我還會說！」可見，連在「說」這一點上，偉大領袖都不太相信別人能超過自己。
而在人類史上離我們已經比較久遠而又留下記載的「偉大領袖」是古希臘赫赫有名的亞歷山大。二十世紀，希特勒想霸佔全球，也不知遭到多少人的謾罵和唾棄，其實，在他之前至少還有一個亞歷山大，理想就是要征服世界。公元前三二三年亞歷山大不幸患上傳染病，死於巴比倫，西方文明史上說「人們猜測，亞歷山大曾因未能征服全世界而傷心落淚」。你說人類有幾個會因「未能征服世界」而傷心落淚的人呢？據傳說，亞歷山大臨終前，他的朋友要他指定繼承人時，他回答說「給最強的人」，真是臨死也不忘彰顯強人本性，這與我們這個東方民族所說的什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點都不相符。
也許正因凡「偉大領袖」都是強人無疑，因為自己強，就以為自己可以「無往而不勝」；又因相信自己無往而不勝，轉而認為自己想的、說的、做的都是正確的，別人都應該聽自己的，按自己說的去做。而當一群人發現有這樣一個強人之後，可憐的大夥們往往與強人所想「不謀而合」：也認為就應該聽強人的，按強人所說的去做。
上世紀六十年代，林彪那幾句題詞雖然是他造作出來的，然而也確實符合毛澤東以及把毛澤東當作「大救星」的億萬人民尤其是軍隊官兵的想法，這就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幾句當時雖然只是林彪給軍隊的題詞，對部隊的要求，可後來就衍變成了林副主席向中國大陸所有民眾（那時候叫「工農兵」）發出的號召。
「偉大領袖」都會膨脹
一個人到了千萬人要讀他的書，聽他的話，要按照他的指示辦事，這個人想不成為「偉大領袖」都難。這時候就有點「火借風勢，風助火威」的意味兒：強人借助自己「一人之下」所有人的歌頌讚美來抬高自己，而強人之下的眾人也樂於對強人吹捧崇拜把強人推得更高，於是強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萬眾愛戴的「偉大領袖」，成了「大救星」。
一個人，當其從強人走到「偉大領袖」，就一定會接著繼續膨脹，有著所謂更「偉大的抱負」，更「遠大的理想」。馬克思、恩格斯不說，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到卡斯特羅，這些「偉大領袖」雖然未必像亞歷山大、希特勒那樣想征服全世界，但他們至少都想在本國建造自己的「天堂」。至於在建造天堂的過程中，無論是多麼荒唐，多麼罪惡，與要建造天堂比起來都算不了什麼。中國大陸在「三面紅旗」下餓死百姓無數，那個「偉大領袖」以及他的一班人馬，至今沒有得到任何追究，更沒有向全體中國人尤其是像那些成為「餓死鬼」（書面語稱之為「餓殍」）的家庭以及他們的後人認罪、道歉，也正是這個緣故。
然而歷史和事實告訴人們，一個人，只要從強人變成「偉大領袖」，那麼往往也就會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路子，這在人類史上幾乎毫無例外。
也不知卡斯特羅活著或臨終前是否想到了，作為一個「偉大領袖」，他的死會讓很多古巴人歡欣鼓舞。據《每日郵報》十一月二十六日報道，「古巴前總統卡斯特羅周五去世，結束傳奇一生。美國有不少流亡的古巴人，特別是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當地甚至有一個名為小哈瓦那的社區，足見當地古巴人之多。在卡斯特羅的逝世消息傳出後，當地不少古巴人上街，為的不是悼念他，反而慶祝他的死訊。」如果這位偉大領袖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
「偉大領袖」建造地獄
這不能怪。偉大領袖總以為只有自己想的做的才是正確的，只有讓偉大領袖領導才能走向幸福。可從歷史的教訓中我們看到，這不是規律，也不是真理。更像規律或真理的反而是：一個人不自由，可能有很多原因；一個國家不自由，一定是因為有一個「偉大領袖」。古人講國家不昌，必有妖孽，其實，「偉大領袖」正是那「妖孽」。
我們已知的事實是：凡偉大領袖，往往都是獨裁者，人民在他的面前都只能趴著甚至跪著。偉大領袖往往不明白，作為個人，只能是來去匆匆，永存的將是民族大眾！因此，國家不需要偉大領袖，人類更不需要偉大領袖，「偉大領袖」不過是「獨裁者」別名。這個世界上，「偉大領袖」根絕的那一天，才是人類徹底走向自由民主的一天。
現在已當上「將軍」的毛新宇在二○一○年接受鳳凰周刊採訪時，回憶上世紀末與其母邵華到陝北，說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崇拜者們的激動場面，沿路看到迎接的人群，有個別人還跪著，手裡舉著「毛主席萬歲」和毛主席像歡迎他們。這對母子當時的感覺，自然是「味道好極了」，甚至忍不住還流下了激動的淚水。可那些至今過著艱難生活而可憐的陝北人民哪裡想得到，正是那個讓他們至今還在喊著「萬歲」的人創造的一種社會，讓他們今不如昔。
至於偉大領袖往往想建造「天堂」，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也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偉大領袖真正建成；相反，偉大領袖在下令建造天堂那一天起，實際上就是在建造地獄。正如生活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所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而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經濟學家哈耶克在他那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開篇的「引言」中說的是：「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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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 動向總376期 （大陸）閔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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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為何難以割捨文工團？

腐敗源頭，高妓及豬排出沒地，共黨文工團。（天網評你） 在事實與「謠言」之間
近年來，人們對中共軍隊中「非作戰機構」的文工團詬病紛紛，以至坊間一度盛傳部隊文工團將會隨著習近平大刀闊斧改革軍隊後被撤銷。
軍隊中設置文工團的編制，是對前蘇聯紅軍的效仿，打從中共井岡山紅色割據時代起，這一傳統就一直延續到了八十多年後的今天。毛澤東曾說過：「筆桿子與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他所說的「筆桿子」，包括在總政系列中的所有文藝創作與表演機構：解放軍藝術學院、八一電影製片廠、各級文學創作室與各級文工團，其中，文工團這一塊比重最大，編制也最龐大。既然毛把「筆桿子」的功能形容得如此重要，那麼，只要中共與它的軍隊存在一天，文工團就將繼續存在下去，而任何期待它會被解散的傳言，則將會變成不折不扣的「謠言」。
我們姑且不論文工團與中共大佬之間關係的既往歷史，單看中共「核心」習近平的現任妻子彭麗媛，就知道這支「非作戰部隊」在共軍整個系列中牢不可破的地位了。彭麗媛不僅是資深軍隊文工團團員，而且還是前任總政歌舞團團長與現任解放軍藝術學院少將院長。「我有兩支部隊，一支是幾十萬的作戰部隊，一支是五百人的文工團。」前空軍總司令、開國上將劉亞樓曾說過的這段話，不妨用來描述文工團在習近平心中的份量。
在二○一六年軍隊文工團改革結果出來之前，據官方公開資料表明，「全軍專業文藝院團大概包括七大軍區政治部文工團、西藏、新疆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空政文工團、海政文工團、二炮文工團、總政歌舞團、總政歌劇團、總政話劇團、解放軍軍樂團等，一共有十六個團。加上八一電影製片廠等影視製作和舞蹈藝術機構，全軍各類文藝兵的總數至少一萬人。」在二○一五年九月底時，中國軍控裁軍協會理事、總參謀部某部原副部長徐光裕曾對媒體這樣透露：「調整之後，如果部隊有文體方面的需求，可以向社會買服務，無需養著那麼多的專業文體工作者。」
透過三個事件反觀新的文工團
那麼，改革後的軍隊文工團，事實上又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據查二○一六年八月九日官方公佈的信息，我們可發現，所謂文工團改革，除了伴隨七大軍區改編為五大戰區而把原各大軍區所屬文工團相應整編為五大戰區文工團；同時把原總政歌舞團翻牌成了軍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團、原二炮文工團翻牌為火箭軍文工團之外（當然，人數也隨著總兵員的減少相應有所精簡）；最終並未實現人們對撤銷部隊文工團的期待。
文工團改革之後，又有那些新變化呢？農曆二○一六年的最後幾天，網絡上曝出了幾個有關文工團的新聞，下面，我們不妨逐一掃描一番：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事件是，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因請來前軍隊文工團團員、現好萊塢豔星白靈飾演專題片《震撼世界的長征》中的紅軍女戰士，此片在中央電視台播放後，招來網民的聲討，傳劉亞洲因此而被免職。
第二個是一九五八年出生的前廣州軍區戰士文工團團長吳社洲，僅用四年半時間，就被提拔為全軍最年輕的正職主官──中部戰區政委。
第三個則是，在大年三十的春晚直播節目中赫然出現了造假大穿幫。一個身著文藝兵軍裝，名叫朱光斗的打快板老演員，竟被央視春晚微博作為八十六歲高齡的「老紅軍」介紹給觀眾，節目直播後，瞬間就在央視春晚微博上掀起了排山倒海的質疑與調侃浪潮。 接下來，我們來梳理一下這三個事件中所隱含的各種意義。
第一個事件發生後，不僅激怒了左右兩派網民們，而且《人民日報》的市場寵兒《環球時報》也迅速在其社交媒體上雖不點名但卻措辭嚴厲地撰文批評了起用這個「污蔑解放軍的『豔星』」的攝製單位。此篇署名為「耿直哥」的批評文章指出：「在她演藝事業走底谷的二○一一年，她還曾為製造熱點，造謠說她之所以愛『暴露』自己，是因為她小時候曾經在文工團裡給多個軍官當過『性奴』，並引起了一大批反華媒體的瘋狂轉發。」
通過此事件的發生，習近平終於找到了一個扳倒狂妄自大、自以為是的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駙馬爺劉亞洲上將的機會；從而，也給了那些仍有權勢，但卻離心離德的太子黨們一次嚴重警告。而此事件的另一後果則是，文工團向中共高官輸送如花似玉的女演員充當泄慾器的潛規則，通過了「耿直哥」的文章間接地得以被再放大。此一消極後果，使得人們又聯想到了共軍文工團自文革以來的歷史污點，比如：毛澤東的「孟夫子」、林立果的「妃子」張林、江澤民的「阿英」，還有「公共情婦」湯燦等等。
第二個事件則揭示出了這樣的意義：在習近平急遽左轉之時，中共高層竟然將一個大軍區正師級文工團團長以火箭般的速度提拔為新組建的戰區主官，這一方面暴露出了中共軍隊花拳繡腿的實戰能力；另一方面也給人們製造了一個無盡的想像或推測空間：究竟誰是火箭般被提拔的吳社洲的巨大靠山？
一個著名公知在微信群裡說：「我掰開手指頭數了數，從二○一二年到今天，一個管理吹拉彈唱耍雜耍的大軍區文工團長，不到四年半，就變成了比大軍區還大的戰區正職主官！看來還是老毛說得對：『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第三個事件與其說是事件，倒不如說令人捧腹的醜聞。自紅軍時代的文藝宣傳隊發展至今，中共為鼓舞士氣而建立的軍隊文工團，除增加了「慰安婦」功能之外，還增加了給軍隊與大眾洗腦的特種功能，這一功能實際上就是用撒謊的形式來愚弄人民。為了達到此目的，中央電視台竟把一個抗戰勝利後才入伍的文工團員，包裝成了「老紅軍」。如此低劣的騙術，只能證明中共的黨宣已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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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號 動向 總377期 威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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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再現司法獨立 曾蔭權和七警被判刑

2014年10月15日，香港佔中期間7名警員涉嫌毆打市民被判兩年，不可緩刑。說明梁振英政府不能用警察來壓制民主、壓制爭取民主的港人。（Getty Images） 經過2年多的審理，香港佔中期間，7名涉嫌毆打市民的警員被判刑兩年，不可緩刑。另一案，香港前行政長官（特首）曾蔭權涉貪案，被裁定其中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罪名成立。這兩事件突顯了香港的司法獨立。
文／王東東
港7警毆打佔中者獲刑 釋警告信號
2014年10月15日，香港佔中期間，香港7名警員涉嫌在金鐘龍匯道的變電站毆打曾健超而被告上法庭。
此案經過2年多的審理，2017年2月14日法庭作出判決，裁定7名被告的全部罪名成立，並在三天後宣布，7名被告全部被判兩年，不可緩刑。
7名香港警察得知被判刑後非常震驚，有人還差點落淚，因為他們只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執行公務，但法官認為7名被告動手傷人，損害了香港警察聲譽、令其蒙羞。警方在執勤時犯法，須判處「阻嚇刑罰」，以防止他人仿效及避免損害公眾信心。
香港前區議會議員林詠然接受《大紀元》採訪時高興地表示：「對爭取民主、公義的市民來說，這是非常好的消息，說明梁振英政府不能用警察來壓制民主、壓制爭取民主的港人。」他認為，梁振英在佔中這個事情上，本身也有責任，做得不好，這個判決也是打擊梁振英的一種信號。
曾蔭權成首位獲罪特首 可被囚7年
就在法庭宣布7名佔中違法警察被判刑2年的同一天晚上，香港法院還做出了另一驚人判決，突顯了香港的司法獨立。
香港前行政長官（特首）曾蔭權涉貪案，陪審團在2月17日晚裁定其中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罪名成立，該罪名最高可判囚7年及罰款。曾蔭權成為香港首名被判罪的卸任特首。曾蔭權於2005年接替董建華出任特首，於2012年卸任。卸任後被香港廉政公署起訴。
香港前特首曾蔭權涉貪案，陪審團在2月17日晚裁定其中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罪名成立。曾蔭權成為香港首名被判罪的卸任特首。（蔡雯文／大紀元） 現年72歲的曾蔭權被控一項「行政長官收受利益」，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曾蔭權涉嫌在任期間收受利益及行為失當，隱瞞接受租賃深圳豪宅300萬港元裝修，並用職權提議向負責裝修工程的建築設計師何周禮授勛一案，陪審團自2月16日起退庭商議逾15小時後，17日晚8時開庭宣讀裁決。
曾蔭權被控的三項罪，第一項控罪指曾蔭權在審批雄濤廣播有限公司（DBC）的廣播牌照申請案時，沒有向行會申報他與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就深圳東海花園物業進行的商議。陪審團表決以8比1裁定罪名成立。
根據相關法例，該罪名最高可判囚7年及罰款，曾蔭權也成為首名被定罪的香港特首。曾蔭權獲准交保外出。
第二項指控曾蔭權涉嫌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期間，建議提名建築設計師何周禮獲授勛時，無申報何周禮當時獲聘為東海花園物業進行室內設計工程，以及他欲利用授勛及嘉獎回饋何周禮。陪審團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
另一項專為特首訂立的「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此罪陪審團無法達成裁決。
曾蔭權聽完判決後臉色漲紅，離庭時神情呆滯，眼泛淚光，被大批媒體包圍。曾蔭權在家人陪同下離開，沒有回應會否提出上訴。 對於曾蔭權被定罪，有公務員團體代表指，曾蔭權作為前特首所享有的禮遇、福利都會被褫奪。此外，其之前作為公務員所得的每月約8萬元退休金，以及2002年所獲頒的大紫荊勛章都可能會全失。
2月20日下午，曾蔭權涉貪案再次在香港高等法院審理，法官陳慶偉聽取辯方求情後表示，將案件延至22日宣判，並表明不可能緩刑，同時不准曾蔭權獲得保釋，須即時還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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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0期201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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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媒體自曝遼寧艦最大風險是安全問題

中國大陸航空母艦「遼寧號」日前繞台一周，引起各方高度關注。（AFP） 【記者劉曉真／報導】
遼寧艦編隊去年底赴西太平洋進行首次遠海訓練，引起外界關注。陸媒近日報導，遼寧艦上最大的風險就是安全問題。
艦載航空兵部隊參謀長張葉在接受央視採訪時透露，艦上環境很惡劣，甲板面很小，因此對艦載機飛行員的要求很高，如果出現損失，就不是一架飛機的問題，可能會危及到艦面好幾千人的生命安全。
張葉表示，最艱難就是在飛機起飛和降落時，航母甲板只有正常跑道的十分之一不到，寬度為正常跑道的一半都不到，而且著艦點就是四根索纜，因此飛機要很準確地落到點上。
就在近日，有大陸網友在網上曝光一組從飛機上拍攝青島航母軍港的高畫質晰度照片，包括遼寧艦在內的大量中共軍方主戰艦艇一覽無餘。
去年聖誕節前夕，由遼寧艦與多艘驅護艦組成的航母編隊赴西太平洋進行首次遠海訓練，暴露了遼寧艦及其編隊的諸多短板。
日本《產經新聞》2月20日的報導將遼寧艦與美國卡爾．文森號航母進行對比，指遼寧艦具有三大致命缺陷。
第一大缺陷是速度嚴重滯後；
第二大缺陷是鋼材性能存隱患；
第三大缺陷是氣象應對能力有限。
而澳門資深軍事研究員黃東認為，遼寧艦的三大缺陷為：艦體自身壽命已過半；艦體存在極高的崩裂風險；艦載機遲遲不能形成戰鬥力。
遼寧艦是中共海軍第一艘航空母艦，其前身是前蘇聯在烏克蘭建造中的瓦良格號航母。1999年，香港一名商人和中共軍隊前籃球明星徐增平購買了瓦良格號，宣稱計劃把它建成澳門的海上賭場，但是後來卻送給了中共當局。2012年，經過改造的遼寧艦開始服役，至今已4年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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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21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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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盡頭是統一？學者：問題在北京不在台灣

學者分析，台灣政府要掌握好國內的態勢，要小心不要被有心人士拿來作為挑起內部統獨之爭的藉口。（施典志/CC BY-SA 2.0） 文／記者莊麗存、郭曜榮
中國大陸兩會期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工作報告上，首度提到「港獨沒有出路」，對台工作則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同一天，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出言恫嚇「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並威脅那樣的統一方式會讓台灣社會和民眾付出巨大代價。對於這些強硬的言論，學者分析，問題不在台灣身上，根本原因是北京權力鬥爭。
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2012年上任後致力打貪，老虎蒼蠅等大小官員紛紛落馬，其中更以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派系的官員占多數，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若習近平在今年秋季登場的十九大順利取得連任，未來5年繼續執政，江派處境就非常危險，所以會盡全力阻止習連任，做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港澳台鬧事，例如香港特首選舉出現類似雨傘運動的衝突，或股匯市動盪等，台灣方面的動亂除了股匯市外，最主要是統獨之爭會提高，這些都是江澤民可以派人插手製造的問題。
習近平當然不可能坐視不管，必會反制，明居正指出，採取的做法就是加速整頓港澳台系統，因此日前該系統人事出現大震盪，包括在兩會期間，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和中共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孫懷山紛紛落馬；涉台智庫也出現人事異動，如中國社科院台研所長周志懷卸任，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楊明杰接任，以及大陸前國務委員戴秉國當選中國台研會第七屆理事會會長等。
台師大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認為，習近平對於過去的對台研究工作不滿意。（網路圖片） 台師大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這些事情可從兩層面看，其一是習近平對於過去的對台研究工作不滿意，過去鄭立中這批人有許多誤判，提供給北京錯誤資訊，例如太陽花學運、2014年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大敗和去年的總統立委選舉民進黨大勝等等。另一點就是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常常打台灣牌，台灣問題成為中美關係重要的環節，因此他需要比較懂國際的人才，跳脫過去僵化的涉台研究思維。
「習近平主要想突顯過去對台工作的多項失敗，是前朝所累積下來的問題」，范世平說，鄭立中可說是胡錦濤時期對台工作的最大功臣，號稱最懂台灣，「台語講得比馬英九好」，足跡踏遍全台，可比擬當年省長宋楚瑜的親民作風，可實際上是政商掛勾、貪腐內幕重重，習近平辦鄭立中意在證明，對台工作失敗，「不是我造成的，是胡錦濤造成的」。
下一個落馬的是陳雲林？
由此脈絡來看，「下一個落馬的很可能是前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范世平談到，被免職的鄭立中當初就是陳雲林在2005年把他調到國台辦當副主任，兩人關係密切，「如果鄭立中涉貪，那麼陳雲林問題更大，應該是貪更多，因為陳在對台工作系統的時間更久」；加上陳雲林跟江澤民的親信、大陸前政協主席賈慶林關係匪淺，兩人曾在中共對台工作小組中共事，習近平很可能會「順藤摸瓜」，拿下陳雲林的機率很高。
至於現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對遏止台獨的強硬言論，明居正分析，當前江派想藉著各種事件炒作港獨和台獨合流，例如之前「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來台就被炒作成「播獨」，這樣做的目的是想逼習近平出重手處理；為了防範這種事情的發生，李克強在兩會中才首度提到港獨，「若他們不講給對方講了，那主動權就掌握在江派手上，所以必須搶過來講。」
明居正指出，香港與台灣看起來像是分開的戲，其實是同一部戲，香港鬧香港的，台灣鬧台灣的，有可能「兩盤下成一籃棋」，目的是要拿來對付習近平，因此「問題不在我們身上，是北京在權力鬥爭」。他強調，台灣政府要掌握好國內的態勢，像之前二二八紀念日時，蔣公銅像事件鬧得很凶，要小心不要被江派拿來作為挑起內部統獨之爭的藉口，怎麼處理要看政府的智慧。
港台關係取決於北京政府
此外，對於香港即將於3月26日登場的特首選舉，明居正說，目前江派推出的候選人是香港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另兩位候選人曾俊華和胡國興，目前看不出任何訊息習近平較中意誰，但曾俊華過去是財政司司長，可能有把柄在江派手上，一旦在選前被公布，那曾可能就會垮掉，因此習近平一定會留備胎，這樣看來可能是胡國興，但尚無法下最後定論。
他強調，「港台關係不取決於特首，是取決於北京政府」，若江派的人當選，對台影響較大，因為江派會繼續操作港獨台獨合流，盼有更好的機會對付習近平；若是習派的人當選，只要他不點頭，香港是不會動台灣的。
范世平則表示，蔡英文政府目前處於比較被動的狀態，很難再做讓步，尤其受到獨派的壓力很大，民調又不高，若2020年獨派推出台南市長賴清德跟蔡英文競爭，以賴目前的民調來看，「應會比蔡好」，一旦賴當選，對習的涉台工作來說又是一大挫敗，屆時他就無法推給前朝，必須概括承受，因此習應該會有一些動作，「北京也不能一直硬下去」，例如新換上來的楊明杰和戴秉國都不是傳統鷹派，比較理性一點，由此看來，「兩岸關係在下半年有望出現一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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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22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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