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工減料？陸SUV製造商放棄安全功能

研究發現，配有ESC的汽車翻車的機率比不配ESC的汽車低2/3。（Getty Images） 【記者秦雨霏／報導】
在中國的運動型多功能車（SUV）市場中，據外媒報導，許多汽車製造商並未把電子穩定控制（ESC）作為標準配置，將顧客的生命置於翻車事故風險之下。
路透社報導，中國的SUV銷售去年飆升到600萬輛，成長50%，相比之下，整體汽車市場成長不到5%。隨著中國經濟疲軟，對價格敏感的司機從外國品牌轉向更便宜的國產SUV。而為了降低價格促銷，許多汽車製造商只把ESC作為選配功能。
SUV的重心較一般車輛高，翻車的風險也增加。ESC可以抵消這種風險，快速重新定位打滑的車輛，阻止它翻車。《汽車醫學進展年鑑》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配有ESC的汽車翻車的機率比不配ESC的汽車低2/3。
但在中國，由於沒有法律強迫要裝ESC，德國汽車零部件製造商博世（BOSCH）說，有43%的SUV不配置這項功能。專家指出，其實中國對於防鎖死剎車系統（anti-lock brakes）也沒有法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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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0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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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民眾：只剩裝傻的人 不知六四真相

中共最怕真相，因為脫掉人皮後，裏外都不是人！


六四屠殺，時至今日在中國仍是敏感話題，禁止討論或悼念。（Getty Images） 【文／記者吳旻洲】
1989年6月4日，中共以坦克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震驚世界。這場被稱為「六四事件」的學生運動，陳情抗議民眾曾一度高達百萬人。但面對學生要求解決中共高層腐敗、開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訴求，北京當局卻選擇用血腥大屠殺驅散群眾，死亡人數估計至少3千人。
這場駭人聽聞的六四屠殺，時至今日在中國仍是敏感話題，禁止討論或悼念。
生於中國山東省的李華表示，當年發生六四事件時，他還只是位17歲準備升大學的青年，由於長年受中共的洗腦教育影響，所以與普遍中國人一樣，都對政治非常冷漠，且因為當時還沒有網路，只能靠電視和報紙獲取資訊，所以中共說什麼就相信什麼，完全沒有思辨的能力。
當時因為北京學生到全中國各學校串聯，所以吸引了許多熱血青年加入，社會總體上也傾向支持學生，許多單位都義務捐糧食、送水，甚至地方媒體也稱這些青年愛國。
但可怕的是，媒體輿論卻突然在一夜之間大翻轉，開始對學生抹黑、造謠，甚至把學生認定為革命動亂的根源。李華感嘆，「報紙怎麼寫，中國人就相信什麼」，所以中國社會的輿論馬上轉向，突然大家的態度丕變、都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學生。
李華說，當時中共地方的團中央為了對學生摸底，還把學校裡的學生、公務員等各階層代表都叫去問話，他因為擔任團支部的書記，所以也參加了會議。當時中共官員為了讓與會者放下戒心，還帶頭批評黨中央、力挺學生，為的就是要了解大家的立場。
「所以當下很多人被騙，真的把心底話說出來了」，李華表示，被摸底後，中共就開始個別對付，有人甚至因為立場明確、態度堅持，還被抓去刑場「陪死」，雖然槍打的是隔壁的死刑犯，但這種恐懼比死更嚇人，深植在心中；還有的人則是因為公開支持學生，又不願接受中共洗腦轉化，所以中共派人到家裡威脅，讓父母、妻子出面下跪求他回家。
整整被中共矇蔽10年
但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共卻堅稱沒有死人，對內宣傳也說沒有開槍，李華說，他整整被矇蔽10年，真的相信中共的造假宣傳，直到1999年他到北京天安門時，看到護欄上全都是一道道細小的裂痕，令他好奇問說「天安門代表國家門面，怎麼不修補？」 地方的司機回說，「你是外地人不懂，那下邊全都是機槍槍眼，那都是軍方一塊塊補上去的」，李華說，他聽完後才開始認真思考六四到底是不是真的開過槍、是不是真的殺過人。後來一位中國政治教授給他看了幾張照片，他才看到學生被坦克壓成肉醬、肉餅的慘況。
看清六四的真相後，李華表示，他才真正看清共產黨的殘暴，以及無所不用其極的掩蓋事實。「但真相是無所不在的」，李華說，六四事件後，坐火車時出現一種場景，每個人都在談六四、談學生被鎮壓、共產黨的殘暴等等，但誰也不認識誰，下火車後就不再談論，「所以今天再有人說六四沒殺人，我說他是裝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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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0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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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殺：中共坦克橫衝天安門廣場

「六四事件」坦克橫衝天安門廣場圖片驚人（網絡圖片） 又到了「八九六四」27週年受害者紀念日。雖經中共的封殺和洗腦，但當年中共坦克衝入天安門廣場血腥屠殺人民的暴行無法抹殺，十年後它們使用更陰毒的手法屠殺法輪功學員。以下是大紀元匯集的中共動用坦克屠殺學生的相關文字和照片。
六四天安門事件親歷者吳仁華曾於2007年出版了《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今年4月份又出版了該書的增訂版，書中增加了關於戒嚴部隊的部分。他也曾寫了一篇《六四事件中的坦克第一師 》，從中都可以讓民眾了解當時坦克接上級命令強行進入天安門廣場所發生的血腥屠殺過程。
中共當局為了鎮壓1989年的民主運動調動逾20萬軍隊進京，其中有兩個坦克師，即第38集團軍的坦克第6師和天津警備區的坦克第1師。
6月4日凌晨6點05分，戒嚴部隊指揮部命令坦克第1師立即出動，驅散新華門前的學生。坦克突擊隊從天安門廣場出發，8輛坦克分列成4排，每排2輛，並駕齊驅，沿著西長安街由東往西行進約2華里，有幾百名學生和群眾橫躺在地上，用血肉之軀組成一道長約十幾米的「人體路障」。坦克沒有減速，100米、50米、30米，距離「人體路障」越來越近，路面劇烈震動，坦克的轟鳴聲震耳欲聾，但躺在地上的學生和民眾堅持不動，坦克的速度不得不降下來。
當局無奈實施了3個方案，最後施放軍用瓦斯彈，坦克突擊隊慢慢地向前拱著人群，終於將新華門附近的人群驅散。從天安門廣場出發，到驅散新華門前的人群，坦克突擊隊總共只花了30分鐘。
坦克突擊隊驅散了新華門附近的人群，繼續沿著西長安街往西高速行駛，一路鳴槍，施放軍用瓦斯彈，將學生和市民全部驅逐到電報大樓以西，一部分坦克在六部口設卡鎮守，另一部分坦克在新華門前一字排開。
坦克突擊隊經過新華門西側不遠處的六部口時，正遇上從天安門廣場撤離出來的學生隊伍。數千名學生打著校旗，從六部口東邊的新華北街拐上西長安街，有秩序、 和平地在自行車道上往西行進，準備返回各自校園。坦克突擊隊不走寬闊的快車道、慢車道，沿著自行車道快速追軋學生隊伍。學生們萬萬想不到坦克會從背後追軋，不少人躲避不及，或死或傷。
在這裡發生了六部口慘案，造成11人遇難，多人傷重致殘。文中這樣寫道，現場怵目驚心，痛哭聲震天動地。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散亂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遺體距離人行道兩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一個大洞，像豆腐腦一樣的腦漿摻雜著許多紅色的血絲向前噴射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具遺體倒在這具遺體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具遺體被軋到了自行車上，與自行車黏到了一起。
文中還這樣寫著，一些學生一邊哭一邊商量，是否將這些遇難者的遺體運走，免得被戒嚴部隊搶去消屍滅跡。在民眾幫助下，幾位學生將遇難者遺體一一抬到了西長安街後面一個胡同裡。一位個體戶司機流著淚建議把五具遺體運往中國政法大學，作為戒嚴部隊屠殺平民百姓的法律證據。學生們聽從了他的建議，把五具遺體（一具遺體連著自行車）抬上了他的小卡車。
當小卡車到達中國政法大學時，已有數千名師生簇擁在學校東門口迎接，當時整條大街上什麼聲音也聽不見，聽到的都是哭泣聲。 文中最後寫著，六部口慘案最能反映六四鎮壓的殘暴，製造六部口慘案的指揮官是羅剛，那輛瘋狂軋人的坦克編號是「106」。羅剛後來升任坦克第1師副師長、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讓歷史記住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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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0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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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造神」面臨難產

是神是鬼人心已知，毛魔作惡，不爭事實。 這裡所說的「神」，與宗教信仰無關，而是指在政治領域，把獨裁者極力吹捧、神化，妄圖使其成為全能、全知的「完人」、「聖人」，於是其一言、一行人們不得「妄議」，只能服從、學習、敬仰、頂禮、膜拜。這樣的權勢獨裁者就是所謂的「神」。
中國人吃夠這種「神」的苦頭
在中國，「毛澤東」三字幾乎就是個人崇拜、人為造「神」的同義詞。從一九五七年「反右」，迫害上百萬知識分子，再到所謂「大躍進、人民公社」導至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特別是所謂「史無前例」的文革，更把對毛的個人崇拜，弄到比邪教還更勝一籌的荒唐地步，把中國帶入了黑暗與野蠻的淵藪。
毛死後，他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才上台不久，又一度被捧為「英明領袖」。只是由於汪東興等「凡是派」被鄧小平聯合葉劍英、陳雲等「走資派」打敗，華國鋒最終黯然下台。這場「造神」運動，終於胎死腹中。鄧小平雖不在台面上當「神」，卻在背後「垂簾聽政」。他自己也狂妄放言：毛主席在，毛說了算。毛不在了，我說了算。終於在一九八九年由他「說了算」造成了六‧四屠殺的悲劇。而由鄧指定的「江核心」，也在其任內對一個準宗教團體法輪功廣大信仰者大規模的迫害而震驚世界。由此可見，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權後，這「個人崇拜」引發的「造神」，就像瘟疫一樣地流行著。而每一個「神」的出世，都給中國帶來一場場的大災難。
獨裁者越強勢對民眾危害越大
在胡、溫當政時期，是中共在大陸奪取國柄後，「神」的色彩相對最弱的時段。胡、溫雖然也奉行的是一黨專政，卻沒有搞「個人崇拜」，單就這一點而言，比毛皇與鄧、江兩朝都要好。不過偏偏有人（包括自認為是倡導民主的人士）批胡溫軟弱、平庸。殊不知在獨裁專制（特別是共產極權專制）下，一個強勢的獨裁者對國家和民眾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也就是說，獨裁者越強勢，對外財大氣粗，以為只要甩出一大把訂單，就可堵住批評中共人權記錄不佳的國家的「嘴」，乃至令美國也得讓它三分。對內自然動不動就以今天抓人，明天抓人來「維穩」。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會今天要「三個自信」，明天要「七不准講」。對任何希望社會變革的意見，都會橫加打壓。這樣「一言九鼎」集大權於一身的權勢者，也就必然產生想成「神」、成「聖」的欲望。
十八大後呼之欲出的「神」
有人曾半開玩笑地說：中國最不缺的「人才」就是馬屁精。還在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便有自稱為「救黨派」的幾個馬屁精，說從高層得到內部消息，這位「新君」上台後將「舉重若輕」（其原文如此）地「去毛、非毛化」，即清除毛澤東思想對中共的影響，以此顯示新君的開明。並說已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相關文件，連文件編號都說了出來，真是有鼻子有眼，叫人不相信都難。然而「新君」上台後卻給了這些人一記響亮的耳光。此君不但不「非毛，去毛」，而是熱衷於尊毛，崇毛。其作派基本上都繼承了毛澤東的那一套。幾乎是言必稱毛，行必仿毛。不僅毛語錄、毛詩詞常不離口，而且諸如什麼「整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批評與自我批評」……，無一不在「毛規習隨」。而且習「學毛」的重點在於集權於一身。除了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將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這些中共的「傳統」外，更成立了諸如「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等六個這樣的「小組」，均由習總擔任組長，這些所謂的「小組」實際上是繞開了人大、國務院甚至中共政治局、中常委，直接由「小組」來決策指揮。這完全近似當年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主宰一切的翻版。實則是廢除常委集體領導，集權於一人。
自二○一五年七月以來，更瘋狂管控新聞言論自由，打壓知識分子，大抓維權律師至少已有二百五十名。同時封網、銷號、刪帖，以污名化的莫須有罪名迫害網絡名人，甚至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合法行為，亦均在打擊之列。今年二月十九日，習近平更御駕親征，一日之內赴《人民日報》、央視和新華社三大官媒進行閃電式的視察，高調指示黨和政府主辦的官媒「必須姓黨」。央視則誠惶誠恐地在其辦公大樓內的電子屏幕上打出了「央視姓黨 絕對忠誠 請您檢閱」的迎接口號。此情此景與當年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發「炮打司令部」的號召何其相似乃爾！人造之「神」已呼之欲出。
造「神」遇難產
不過今日的中國已不可能再像毛年代那樣閉塞落後，民眾更不會那樣愚昧無知易於受騙而接受造「神」了。尤其在中國已進入互聯網時代，更不可能再像毛澤東年代那樣，官方的「一言堂」就可以統管天下輿論。互聯網年代不僅民眾眼界大開，民眾的認知能力與見解更已趨多元化，而且一切真相與民意可以通過網絡、微博、推特、微信、ＱＱ等平台瞬間傳送萬里之外，進入萬眾耳目。甚至一台電腦、一個手機就可以成為一個「媒體」。例如這次雖然習總親自出馬號令官媒必須「姓黨」，但立馬便遭到體制內人士、網絡大Ｖ名人任志強在微博發文予以駁斥。雖然北京市委控制的千龍網、中青網眾多黨媒立即組織力量瘋狂打壓，說任「妄圖通過資本控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甚至稱「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大概還要想揪背後的「黑手」吧！而任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區黨委也發出威脅要「嚴肅處分」任志強。隨後任擁有三千八百萬粉絲的微博被封號。
但網上仍有不少敢言網民，以調侃或嬉笑怒罵之語表達對任志強的支持。幾天以後，中紀委網站發表文章稱：「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明顯是在針鋒相對。接著《人民日報》也發文稱「有的領導怕丟面子，不願聽群眾逆耳之言」。甚至到了中共的「兩會」上，政協主席俞正聲也說「堅持求同存異……不強求一律、尊重差異而不擴大分歧、包容多樣……」。這些話是針對誰講，說給誰聽的？只要不是傻瓜都應該明白。於是要「嚴肅處分」任志強的威脅，也從此沒有了「下文」。
這個典型的事例充分說明，今日的中國不但整個社會的民心、社情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此誰要想控制輿論宣傳，令媒體「姓黨」，為「我」所用，反而會置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有人曾說過：一切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會出現兩次，不過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則是以鬧劇出現。把毛澤東捧上神壇肯定是中國的一場大悲劇，那麼誰想「效顰」毛皇，他就只能以鬧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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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爭鳴總462期 （大陸）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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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恐慌」席捲中國的啟示──大陸民眾陷入「兩個生態」災難中

誰營造了一個「流氓時代」？ 二○一五年四月，山東濟南警方查獲涉案金額為五點七億元的非法疫苗案。隨後濟南警方向全國二十個地級市發出協查函；二○一六年三月十九日晚，山東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公佈：共梳理出向龐某等提供疫苗及生物製品的上線線索107條，從龐某等處購進疫苗及生物製品的下線線索193條，涉及安徽、北京、福建、甘肅、廣東、廣西等二十四個省市。四月五日，國務院山東濟南非法經營疫苗系列案件工作督查組召開會議，專題聽取各個部門聯合調查組工作進展情況匯報。
社會生態災難與道德霧霾
如今，「山東五點七億非法疫苗案」在中國大陸不斷發酵，「疫苗恐慌」席捲全國，家長們人心惶惶，網上惡評如潮。官方再次採取其一貫做法，避重就輕，迴避問責，導致民間公憤浪潮。民眾紛紛譴責司法部門在哪裡？監管部門在哪裡？甚至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原以「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與藥物創新」為主題問答環節，不下二十家媒體同時舉手追問，使食藥監總局副局長吳湞成為眾矢之的。
然而，就在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真相尚未大白，上海又發現一起生產銷售假冒名牌奶粉案，估計至少有一點七萬罐假冒奶粉流入多個省市。經歷了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和三鹿毒奶粉事件後，乳製品市場又發現假冒產品，致使整個中華民族像聚焦自然生態被破壞一樣，開始聚焦大陸社會生態災難，以及遍及中國的道德霧霾。
「兩個生態」的災難性大破壞
世界上本來天理共存，人性相通，普世價值全球共認。然而，中國當政者卻偏要反文明潮流而動，固守「特色」，妄言「自信」，成為人性自由與創造的桎梏，走向了一條經濟貪婪、畸形發展、政治專制、封閉的「北京模式」發展道路，進而導致了當今中國的社會、自然「兩個生態」的災難性大破壞。當今中國的自然環境破壞，最主要表現在空氣、土壤與水源的全面污染；社會環境破壞，主要表現在國家的精神、靈魂、價值觀的全面污染。
中共執政前三十年破壞傳統文化「挖祖宗墳」。傳統文化本是一個民族傳承與發展的靈魂。民國時期，正當中華民族處於千年之變的歷史機遇，卻災難性地遭遇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一統天下的外來「紅色革命」價值觀，以「槍桿子話語」強行否定了中華文化本有的和諧中庸傳承，進而發展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及「蘇維埃」式的紅色道路。直到大陸「十年浩劫」，當權者更以「文化革新」為名，發動以先進階級消滅腐朽階級的「挖祖宗墳」，剷除一切封資修的文化運動。如此人類史上所罕見的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且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文化大破壞，致使千年中華精神資源毀於一旦，中華民族陷入自己滅絕自己文化的社會生態災難中。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對傳統文化的滅絕，在本質上就是「挖祖宗墳」的反文明活動。
中共執政後三十年抵制普世價值「斷子孫路」。毛澤東死後，中共在全球共產運動衰敗的大背景下，開一次黨代會，用所謂鄧小平的「貓論」，就可以把資本家再請回來，給剝削者戴紅花，「社會主義救中國」變為「資本主義救中國」，中共開始了打著「特色」招牌，推行只引進資本家剝削，不接受獨立工會制約；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間社會對治；只接納資本擴張全球化，不接納普世價值全球化的「北京模式」發展道路，形成地位、權力、資源的特色、特權、特供「三特」社會制度。這種既破壞了中華傳統文化又抵制普世價值，先後切斷了兩種精神資源的「北京模式」，已走向了「斷子孫路」的懸崖峭壁，以至整個國家官民對立，社會兩極分化，價值觀紊亂，民族情感焦慮，人們行為放縱、道德滑坡、教育淪落，大陸已經成為舉世聞名的製偽造假、毫無底線的王國。
誰營造了一個「流氓時代」
在如此正義淪喪的社會生態中，孕育出商人們唯利是圖、坑蒙拐騙，官員們損公肥私、貪污腐敗，台前學雷鋒，台後包二奶。這幾年來，行走江湖「國學大師」的雕像轟然倒塌，七旬音樂教授收受報考女生肉體與金錢的雙重賄賂，大學副校長幹起抄襲的勾當……，如此林林總總的社會醜態，為當下中國已經墮落不堪的「主流文化」添油加柴。如此文化生態，正如網絡作家杜君立所言：「精神家園的喪失與淪陷營造了一個流氓時代」。
在如此一種文化上的流氓時代，「問題疫苗」、冒牌奶粉、地溝油、假羊肉、鎘大米、毒生薑、染色橙等事件的層出不窮就有了必然性。山東五點七億元非法疫苗案就如一面鏡子，再次折射出大陸社會價值觀扭曲、道德底線淪陷，中共前三十年破壞傳統文化，和後三十年拒絕普世價值，已經徹底摧毀了這個民族社會生態的正義靈魂。
一種正常社會生態的本質應是社會正義，而「北京模式」對社會生態的破壞，恰恰就在於對社會正義的踐踏。中共所謂「先進文化」，切斷了兩種精神資源，導致人性、人心分裂與扭曲所形成的社會生態大破壞，較之自然生態的破壞更可怕，也更難修復。
民眾認為中共喪失執政資格
如今中共當政者所謂「深化改革」的出發點，依然是堅拒普世價值的權力分立與制約。這就為官商集團結盟腐化、踐踏社會正義提供了無法剷除的政治土壤。而「三個自信」背離社會正義，維護特色、特權、特供的「三特」社會制度所形成的社會生態矛盾就無解。這也就決定了當今中國揮之不去的自然霧霾與社會霧霾互為交織，重重壓頂，令中國人民陷於空前絕後的自然、社會「兩個生態」災難之中。如今「疫苗恐慌」席捲全國就是例證。
習近平於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曾說：「食品安全社會關注度高，一旦出問題，很容易引起公眾恐慌，甚至釀成群體性事件，引起群眾憤慨。」他表示，「在中國執政，要是連個食品安全都做不好，還長期做不好的話，有人就會提出夠不夠格的問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食藥監督總局藥化監管司司長李國慶莊嚴宣告：中國的疫苗監管體系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然而，當年揭露毒奶粉事件的蔣衛鎖被害身亡，毒奶粉受害家長趙連海因堅持維權被判十年，而當年毒奶粉事件責任官員正是當下在食藥監督總局總管疫苗的官員。為此，大陸民眾正以習近平所言，抨擊中共所為，指其已經喪失執政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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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 （大陸）牟傳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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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抵抗專制的喜劇精神──談中國的段子搞笑時代

巴拿馬有巴拿馬運河，河裡水很深。 前不久曝光的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產生了一種神奇的效果──來自民間的喜劇性狂歡。幾十年跟著中共「摸著石頭過河」，卻不知過什麼河的迷糊百姓，突然清醒地大叫起來：「哇哈！原來這條河名叫巴拿馬運河！」
馬克吐溫說：「人類只有一種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西方文藝理論把喜劇精神視為弱者與智者對抗困境的手段。喜劇精神的實質，是對自由平等的嚮往和追求。
在封牆禁言政治高壓的大倒退時代，不少中國人被迫成為精彩的段子手。他們在網絡上機智地運用片言短語，調侃、挖苦、嘲諷、搞笑，給人帶來認識上的頓悟與心領神會的歡愉，這足以證明，趙家政權無法愚弄所有的中國人。
笑話源自「不一致」的偽善
笑話的產生有各種原因，其中有一個「不一致理論」。如果假定的事情與真實情況不一致、出現反常乖謬之時，笑話就像春天的蒲公英一樣飛揚起來。
例如，高調反腐的習近平宣揚「打鐵還需自身硬」，並教育手下官員說「要管好你的親戚，不要用權力謀取私利」，而習的姐夫鄧家貴，這次卻被巴拿馬文件揭露在海外隱藏鉅額財富。如此驚人的不一致，導致「姐夫」二字瞬間紅火。曾幾何時，社交媒體裡不知「姐夫」是誰的人，立刻就OUT了。
有詩歌才華的段子手深情地吟誦著：「小時候／巴拿馬是一條寬寬的運河／太平洋在這頭／大西洋在那頭／……而現在／巴拿馬是一堆泄密的文件／姐夫在這頭／小舅子在那頭。」有人展示書法對聯：「只許姐夫離岸，不許百姓入關。」
但是，想跟「中國第一好姐夫」走的人卻找不到門路，因為「姐夫」二字業已在網上失蹤，作為敏感詞而無法搜索了。人們哭泣著到處尋人：「姐夫啊，你在哪裡啊你在哪裡？防火牆回答：他剛離去他剛離去。」人們還創造了與姐夫發音相近的英文名稱「Jeff」，來敘說巴拿馬的驚天秘密。
涉及巴拿馬文件的西方權貴名流不是辭職就是道歉，令中國的段子手們「鄙夷不屑」。他們嘲笑冰島總理缺乏「三個自信」，竟然不出動坦克，屁大點事兒一天就投降了。英國首相卡梅倫面對危機不會刪帖，不會以「嫖娼」和「尋釁滋事」的罪名抓捕反對他的人。
人們嘖嘖稱讚的是：「我們大國領導人展示風範，什麼叫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曾建議給每個中國公民建「道德檔案」，讓人民「知恥」。這一次，網友們紛紛傳閱她的香港護照影印件，驚歎李公主靚麗的身影，竟然又從瑞士銀行飄向巴拿馬。
由此看來，笑話來源於「不一致」，是由於邏輯上的自相矛盾，表象與本質的不符。趙家人極其無恥的偽善與欺騙，因巴拿馬文件禁網拘人，實際上是一種「封鎖式招供」。
思想耗子鑽洞，公民意識滋長
手持世襲的寶杖，篡奪了權力的趙家人漫天說謊，裝腔作勢，讓世人把他們當作「大大」神明來敬畏歌頌。被軍隊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擁著，權貴們毫無顧忌地視人民為無知的群氓。
然而，就像一隻思想的耗子，來自巴拿馬的消息在重重圍困的大牆上鑽出一個小洞來，使沒穿衣服的皇帝成了千古笑談，陷入恐慌之中。
有段子手辛辣地嘲笑說：「共產黨人死都不怕，就怕公佈財產，那是黨內最嚴厲的處罰。」「我深刻理解黨媒姓黨的重要性了」「中國政府打虎的結果是，讓自己變大老虎。」
喜劇性的寓言創作也在此時大顯身手。例如，一頭豬認為自家的院子最好，因為那是它出生的地方。驢子告訴這頭豬說，爺爺把錢全存在城裡了。見蠢豬還是不以為然，驢子只好歎口氣說：「你知道那錢是怎麼來的嗎？那可是賣豬肉得來的！」
趙家集權是腐敗的成因，他們的政治就是要奪取財富分配權。於是有人用點睛之筆總結說：「一直以為土共那個鐮刀錘子代表農民工人，剛才發現這兩件傢伙的真實含義──鐮刀用來收割民眾創造的財富，錘子用來鎮壓敢反抗的人。」
趙家可以封網抓人，但他們無法逃脫喜劇段子射出的犀利之箭。中國人的公民意識也連同喜劇段子一起悄悄滋長，那是人們通往真實與正義的一條迂迴曲折之路。
滑稽表現人的痛苦憤怒與反抗
妙語如珠的詼諧笑話是帶刺的花冠，有著苦澀的餘味。當人們遭受權力政治的踐踏，面對鎮壓的殘酷與當局的謊言，想到自身所面臨的困境，他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荒誕感，想要吐槽的願望油然而生。
去年七月的那個黑色星期五，一夜颶風，中國各地的死磕派律師或被秘密抓捕，或遭威脅騷擾。滿懷悲憤的段子手寫道：「建議以後高考招生的時候，法律系和新聞系招生的老師，負責任地在招生簡章上說明：本系優秀人物有坐牢風險，請各位考生在報考之前諮詢家長。」「我媽說：天通苑的足浴店都停業了，因為坐成一排泡腳屬於聚眾活動……。」
今年愚人節時，國內的一個廣泛流行的滑稽段子是：「我們跟對了黨，天天都是愚人節。」執政黨到處展示他們不可理喻的愚昧，這就使傳統的喜劇觀和悲劇觀不再互相排斥。人們既想哭，又想笑，荒誕與深刻的痛苦相互交融，揭示了許多悲劇無法表現的東西。
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然而，長期遭遇挫折的中國理想主義者，在承受了巨大的焦慮與絕望之後，找到了這種特殊的語言──笑話，一種自我拯救的生存策略。哲學家尼采認為，人因為忍受了極度的痛苦而發笑，「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弗洛伊德把夢和玩笑都解釋為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釋放，以及對自我深淵的窺視。玩笑在這時已經是對社會現實的蔑視、貶斥與反抗。
同樣心懷痛苦的中國人，因為對同一事件發出相同的爽朗笑聲，表現出同樣強烈的關注，於是，他們不再是一個個分裂的原子，而獲得了一種命運相關的親切感。在那個被他們稱為「大精神病院」的國家裡，這些社會批評家們真正懂得了罪惡與苦難，獲得了一種堅定而豁達的人生觀，成為自我反省的社會良知。
如孩子扔石子嘲弄干預社會
毫無疑問，喜劇搞笑是帶有一定的顛覆性，是對現實的挑釁。優秀的段子手其實和政論家一樣嚴肅，只是他們的說理方式特殊。他們講笑話，像小孩子一樣向一潭死水似的社會扔石頭，激發出喧囂而戲謔的聲響。
即使在極其嚴苛的歐洲中世紀，被欺壓的底層人民也可以在狂歡節時，盡情嘲諷權貴。這種嘲笑被稱為「曇花一現的自由」。當今中國網絡上的段子，常遭刪貼，即使是曇花一現，段子手們仍樂此不疲。
例如一個段子說：習主席夜半投宿，老嫗問門外是誰，習主席報上他那一長串黨政軍首腦職務。老嫗回答說：「我這住不下這麼多人！」貪權嗜權之人無法被腐朽的體制所約束，但在公眾幽默中往往出乖露醜。
好的笑話大都講述令人心酸的故事。例如在關於兩會的笑話裡，有一個記者問大會主持人：現在市場的糧食與蔬菜農藥殘留物已經嚴重超標，老百姓還有安全的食品嗎？大會發言人沒好氣地回答：「提問也不動動腦子！你以為農藥就是真的嗎？」又如台灣為什麼不禁摩托車的問題，大陸段子手的答案是：「台灣的每一輛摩托車上都坐著一張選票，沒有任何一屆政府敢限摩。」
喜劇段子就這樣，通過一個小小的場景，幾句簡單的對話，就能使怪誕變得驚人的清晰，令人啞然失笑而又痛心無比。這種無比辛辣的搞笑是對荒謬社會的抨擊。人們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痛恨，經過文字修飾，使其攻擊性與娛樂性融合在一起，將憎恨提高到藝術的高度。
幽默，是非暴力策略
當年差利‧卓別林在嘲諷獨裁者等社會醜陋人物時，以原始的方式進行挑釁，拽別人的鬍子，往別人的湯盆扔鼻涕。這些手法，是當今網絡段子手想幹而不能幹的。但後者同樣能嫺熟地使用多種諷刺技巧，以妙不可言的笑話掀起理智與非理智交鋒的高潮。
一些才華橫溢的段子手充當了先知和預言家的角色。他們在民間社會搜集趣聞笑料，磨礪其鋒芒，創作出很接地氣的犀利段子。表面上來自草根的娛樂文字如同大白話，但卻如弗洛伊德所說：「引起懸念的笑話，讓人們笑五秒鐘之後，再想五秒鐘。」
幽默總是敵視任何形式的極權，帶笑的利箭總是準確射向最直接的目標，這一類段子不僅闡釋問題，而且剖析問題，可視為「思想喜劇」。
正因為段子能夠介入最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在國際非暴力抵抗運動中，「嘲諷」被認為是一種可行策略。這種策略比較容易獲得公眾支持，有著強大的功能，可以削弱獨裁政府的合法性，以令大眾拍案叫絕的手法向專制挑戰。
只會使用暴力手段的趙家人，因為惱羞成怒曾拘留過兩位搞笑漫畫家──上海藝術家戴建勇和廣東維權律師葛永喜。但在經過喬裝打扮的精妙文字段子面前，智商可疑的趙家人幾乎不知所措。
在中國網絡上遍地風流、令人眼花繚亂的笑話段子，來自人心中的一種高尚的痛苦與絕望，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面對自由喪失的絕境，拒絕麻木的中國知識分子相信，閃閃發光的幽默可以戰勝恐懼。不願呆在黑暗的曠野裡空等戈多，他們以充滿智慧的、具有摧毀力的笑聲，打開黑屋之窗，喚醒一個民族的自由精神。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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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

編者按：北大教授錢理群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研究魯迅的專家，享有崇高聲譽。曾經尖銳批判中國大學培養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篇文章引用魯迅鮮為人知的言論，剖析魯迅和中共的真實關係，非常震撼。

魯迅（1881～1936）當年曾認同中共，但保留懷疑，不當喇叭。和郭沫若不一樣。 前幾年，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曾透露：毛澤東曾經在1957年反右後期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有兩種可能，不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或者就是被關起來，但還是會寫。」
這個事情引起較大的震動。也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很多人就開始討論…
我怎麼看毛澤東對魯迅的如此評價？我還寫了一本書叫做《遠行以後》，講魯迅的「接受史」。我覺得毛的回答是可信的，以魯迅和毛澤東的關係來說，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實際上周海嬰的這本書裡面還提到了一個叫做楊繼雲的魯迅研究專家，和魯迅本人關係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顧許廣平和周海嬰的。但這個楊繼雲有件事情大家都不理解，在四九年以後，他一直沒有寫關於魯迅的任何回憶。
後來他才透露，「我最想回憶的人就是魯迅」，「魯迅曾經和我討論過，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權後，魯迅對新政權和自我命運的分析。但這個是不能公佈的，所以沒有寫出來。」魯迅對共產黨掌權後的自我命運，是有相當且細緻的思考的。
1936對馮雪峰說：你們革命成功後，第一個要殺我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魯迅去世後，李濟也有一個回憶錄，他就談到了，魯迅曾和這個馮雪峰（中國共產黨和魯迅的連絡人，也是魯迅相當器重的學生）說：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因為你們第一個要殺我。馮雪峰連忙說不會不會。1934年四月三十號，他給曹聚仁的一封信裡面說：如果有天舊社會崩潰了，我將有一天要穿著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
後來大家看了都很震撼。
魯迅為什麼生前就有如此預感?他和毛澤東之間冥冥中有個對話。
在當代中國最瞭解毛澤東的是魯迅;最瞭解魯迅的，也是毛澤東。
這是二十世紀中國不可回避的兩個歷史人物。
對他們兩人的瞭解，可以使我們獲得一些訊息。我們要來回顧梳理一下他們兩人的關係。毛澤東開始思考魯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時，魯迅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一九三一年，毛因為黨內鬥爭失勢，非常鬱悶，他曾說過「那時連一個鬼也不上我家的門。」在極度的孤獨寂寞中，他讀了許多書，也讀了魯迅的書。失意困頓的人最瞭解魯迅。毛澤東那種心境下一讀，他即把魯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馮雪峰回憶，毛澤東到他家來，說今天我們不談別的、專談魯迅。
馮雪峰就說，有一個日本人說過：全中國懂得中國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蔣介石、一個魯迅，還有半個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
後來，有共產黨人要把魯迅搶救出上海，讓他到蘇區當教育委員，毛澤東也反對。毛說，還是讓他留在黨外作用大一點。毛澤東也曾說，我們是不可以給魯迅出題目讓他作文章的。
馮雪峰又是個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來，又迅速跑到魯迅家裡，聊到半夜一兩點才回家睡覺。
許廣平常常聽到兩人間的對話，馮雪峰說「先生，做這個」魯迅說，不行。馮雪峰再勸、又勸，最後魯迅就說，好吧!
許廣平後來描述：這些是莊嚴工作、努力工作的人，為了整個中國未來的光明，他是連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
這個看法，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魯迅對那個時候對共產黨的看法。
魯迅對共產黨認可，同時又有懷疑，不當喇叭
魯迅是經驗主義者，從那些具體的個人共產黨員身上，魯迅看到他們為國家忘我犧牲的風格。後來，馮雪峰為魯迅寫過一篇文章：《答託派的信》，信裡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了現在中國人而流血奮鬥者，我都引為同志。」
這段話非常值得著墨，魯迅提出了一個衡量個人或集體政黨的標準：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夠能反抗那些妨礙中國人生存的黑暗勢力？你是反抗黑暗、還是助長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腳踏實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國人生存狀態的事情。
魯迅當時是一個非常激烈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知識份子，所以他認為共產黨是反抗這種專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腳踏實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魯迅認可共產黨，還有一個理由：他個人的理想。
有一個在蘇聯革命初期在蘇聯待過的中國工人寫過見聞錄，魯迅為這書寫序，序中說「這是一個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幾萬萬的群眾湧現出來，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魯迅表示了對社會主義的肯定。
當然，我們可以說魯迅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判斷有誤，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機當中，唯獨蘇聯經濟還在保持高速成長，那時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識份子都紛紛傾向於蘇聯。
在此背景下，魯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認可，一個層面是建立在認定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生存而努力奮鬥的;另一個層面就是認可社會主義。
魯迅還有更大一特點：雖然認同共產黨、但他又有懷疑主義思想;一方面認可、一方面又再觀察。這和其它左翼知識份子不一樣，不像他們一旦堅信不疑、就不再懷疑。
經過這樣的觀察，他很快發現問題：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產黨提出要搞統一戰線，於是在文學上有個提法：國防文學。
魯迅並不反對抗日的統一戰線，但是他擔心，在愛國的旗號下、過分強調對抗日本的氣氛下，會不會反過來損害工農利益、認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因此他提出另一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從今天來看這兩個口號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共產黨說，我提了這個口號，你不能再提另一個，你必須決對服從。
我順便舉例子，郭沫若開始時也對國防文學的口號持保留態度，但是當共產黨告訴郭沫若說：這是黨提出來的，郭馬上改口支持，說我要做黨的喇叭。
如果你不絕對服從黨，你就是背叛;當時左翼知識份子就有很多爭議：到底是要做獨立的知識份子、還是要做黨的喇叭？

魯迅（左）最後照片，1936-10-8和青年畫家談話。8天後去世。 稱共產黨領袖是奴隸總管、革命工頭
如此，魯迅就和上海黨組織起了衝突。有個共產黨員說：你這是要破壞統一戰線！如果你不聽從指揮，我們要對你「實際解決」。 魯迅一聽勃然大怒，問他：什麼是實際解決？是要充軍呢？還是要殺頭呢！魯迅他會說：我支持你，但這也是出於我的獨立判斷和選擇。這個不能妥協。因此他才說，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第一個要殺的，是他自己。
魯迅常能從事件中提煉概念：稱這些共產黨領袖是奴隸總管、革命工頭。魯迅認為，這些人一旦掌權，他就可能反過來奴隸別人。 這個就形成他對共產黨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權了就要奴役別人。
魯迅和毛澤東之間還有另外一節也很好玩。
馮雪峰回到上海時，給魯迅帶去了一闕毛的詩詞。我估計，就是西江月•井崗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聞」那個。魯迅一看，哈哈大笑說，毛澤東這首詩有山大王的氣概。
問題是，馮雪峰又把此話傳到毛處，毛一聽也哈哈大笑說：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辦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慶問他：你還寫詩嘛？毛澤東說，現在沒什麼心情寫。我以前是白面書生，現在是土匪了。毛澤東還說過，我是小學教員，但我沒上過大學。我上過綠林大學。
魯迅怎麼看這個山大王、綠林好漢？這就涉及到魯迅的一個經驗：20年代，現代評論派和魯迅論戰，當時英美派的紳士稱魯迅為學匪。魯迅答曰：說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麼樣呢？他曾說，綠林書屋東壁下。
他對綠林的認可，可說是因為魯迅對來自民間，對於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氣的人，都是認可的。
認定共產黨的革命就是農民造反，要過皇帝癮
但我們不要誇大他的認同，他是有非常嚴峻的批判的。他曾經說過，中國歷史上就說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們其實是農民革命軍，是農民起義。而他們的最大問題，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過皇帝癮。他不是要根本結束封建統治，魯迅其實清楚看到：共產黨的革命就是農民造反。
他說：你們說，幹什麼活是最賺錢的?造反!他某種程度是一個投資，今天犧牲，但將來是要大貴大富的。阿Q的作夢，夢到大把的元寶、女人、夢到小弟不聽話就打他，說「給我幹活」。說到底，就是為了女人、金錢和權力，就要這三東西。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號，魯迅逝世前三個月，他在一封信裡就說：阿Q正傳的真正涵意還沒有人懂。他有個說明：很多人以為，我寫阿Q造反是寫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寫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後的中國。
這裡可以看出來，我們這就懂了，魯迅對共黨的基本判斷就是，實際上是農民造反，要當皇帝，彼可取而代之。這是魯迅對毛與共產黨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說 「你來了，我要逃亡。」
那麼魯迅就陷入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左翼知識份子，他為了要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參與反抗社會運動，而且唯一反抗國民黨的獨裁力量，就是共產黨。他不能不支持共產黨。
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場。這就是魯迅在去世之前在遺書裡說，我死了就趕快收，趕快忘掉我。一想到死後可能被利用、甚至被迫害，他只想保證自己死了，就完結了。
但魯迅的悲劇大概就在這裡：一切無法結束。不可能隨著他的死而結束。
人們從不同的意義和原因不能忘掉魯迅，包括毛澤東。毛澤東還是要緊緊地抓住魯迅，毛澤東在魯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毛澤東利用魯迅狂捧魯迅，為了捧自己
首先，一九三七年魯迅逝世周年時，毛澤東曾做過一個演講：論魯迅。
毛澤東做了兩個判斷：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我覺得吧，毛澤東把魯迅說成這樣，是最不符合魯的意願的。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論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說人們都把孔夫子當成敲門磚，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被歷代的統治者捧起來的。他萬萬沒有想到，他才剛死，就被毛澤東給捧起來了。
為什麼毛要說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呢？毛澤東內心有個情結：在他的早期著作裡，強烈地表示了自己想當聖人的願望。他說，中國有兩種人，豪傑和聖人。前者是在某一領域取得非常成就的人；但聖人，是要影響人的思想、成為人的精神導師的人。而毛澤東就是又要當豪傑又要當聖人，且更深的是想要當聖人。但在一九三七年的時候他不可能當聖人，他只好先把魯迅抬出來，他看出了魯迅在知識份子當中的巨大思想影響力。
第二點，再論魯迅的演講裡，毛澤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這也很有意思。在此之前，共產黨對魯迅評價最高的人是瞿秋白。但即使是他，也只把魯迅看成黨的同路人、黨的朋友，不會把魯迅看成自己人。但是毛澤東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顯然就是要把魯迅的旗幟拿到黨的手裡。
第二篇文章是《新民主主義論》。他對魯迅又做了兩個重要評價：第一，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這也就包含了毛澤東對於五四的評價。
在此之前，中共黨人對五四的評價並不高，因為認為這是由胡適等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一場運動。但現在對五四，毛的評價變了，說這是由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所領導的。毛又說，五四運動在思想和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又把五四的旗幟高高舉起，他就變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合法繼承人。
我就認為國民黨比較笨，他始終不去跟五四拉關係。毛澤東因此爭取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毛對魯迅的評價，就是要爭奪知識份子和文化思想的正統地位。
第二，他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貴的信仰。這個話是對的。毛澤東從個人來說，他對魯迅的認識還是深刻的，還把魯迅給納入了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這種民族情緒！這可以看出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特質。我至今，我也這麼認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
當然，毛又在這裡把魯迅英雄化，但若說魯迅是文化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麼毛澤東的潛臺詞是，誰是全面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呢?顯然是毛澤東他自己。毛一方面舉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子、一方面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子，瞬間贏得了很多的知識份子同情。
1957年反右時毛在上海說，魯迅活到今天，他不閉嘴，就去監獄裡說。一語洩天機：那些把魯迅捧上天的話都是騙人。（油畫） 毛延安文藝講話抵制魯迅對中共革命的批判精神
最典型的之一就是胡風。因為胡風對魯迅評價非常好，但一直不為人所認同，直到看到毛澤東。這使他非常興奮。胡風就連臨死的時候，還是肯定毛澤東的。
但毛澤東自己也知道，高舉魯迅旗幟是有風險的，因為魯迅的批判鋒芒是很徹底的，這種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自己的。抗戰開始後，到延安的知識份子中，他們許多人是魯迅的及門弟子。延安當時也成立了魯迅文藝學院，開會時也要專門為魯迅默哀。但是知識份子一旦接受了魯迅，就會把他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貫徹到底。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王實味。
他是深受魯迅影響一作家。他就用魯迅的思想來觀察延安，於是就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並且用魯迅的方法來批判，寫了個《野百合花》，結果遭難。他強調，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就應該把批判精神貫徹到底、應該勇敢正視社會和心靈的黑暗，特別是他還用了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王實味發出號召「我們要用硬骨頭精神來對抗我們的上司！」
延安據說有個輕騎兵壁報，這兒有王實味的文章。毛也提著燈去看了壁報，看完之後說：現在的問題，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主義掛帥?他看到了爭奪領導權的危險。但是他不能一下批評魯迅，所以只能去批判王實味。就說呢，王實味是背叛魯迅的，只好這樣。你舉了魯迅的旗子，這個旗子就可能倒過來對著你。於是，這就有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批判說，今天還是要用魯迅的筆法，要分清敵我。對敵人可以用魯迅雜文筆法；對人民、尤其對人民政權用雜文筆法，那就是人民的敵人，要剝奪他自由民主的權力。最後王實味被槍斃了。當時魯迅在延安的學生們，大部分的知識份子都投降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她說：我回頭是岸。但王實味迎頭衝撞最後被殺害。用我的話來說，他隨著魯迅而遠行。
王實味這樣的結局，正好印證魯迅的預言：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說，他在反抗舊社會時，文藝家和政治家是一致的。但是革命勝利以後、政治家們掌權後，他們就想維持現狀，他們不希望繼續批判現實。但是作家和文藝家還要繼續批判，這時政治家只有壓制文學家，甚至殺他的頭。如果你要繼續堅持獨立的知識份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殺害。
王實味死了，胡風還在。已經到了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快要掌權了，未來的新中國的思想文化要向什麼方向發展、誰來領導呢?毫無疑問是毛澤東思想。但是毛澤東又說過啊，魯迅的方向就是新中國的方向啊。這是個悖論。
對胡風來說，應該要堅持魯迅的方向，而且他還振振有辭：是你（毛澤東）說的啊！這個問題怎麼解釋是非常頭疼的問題。所以毛就動員了黨內一些理論家來解釋這個難題，展開對胡風的批判。
毛澤東提出，他把魯迅分成前期和後期，說魯迅最偉大的地方就在於從小資產階級出發，向無產階級轉變到後期的魯迅。前期的魯迅則都是魯迅的局限性。胡風恰好強調懷疑主義、改革國民性，因此毛澤東就批判胡風是抓住魯迅的局限性來反對黨，實際上是反魯迅的。
49年後，對魯迅的政策：利用、限制、改造
一九四九年，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我有一解：他說的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過就是一時之豪傑。數風流人物，還要看我毛澤東。我要當聖人。當他掌權後就要進入他夢寐以求的，毛澤東當聖人的新時代。但是，你已經說魯迅是聖人了、那怎麼能要再出一個呢？
如果一九四九年魯迅還活著，他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我們可以從魯迅生前的言論看出，一來，他可能對共和國的成立是持歡迎態度的，因為有可能實踐他的理想。二來，魯迅不是又說，共產黨來了我要跑嘛。
很多知識份子在那個時代都在想這個問題，於是就出現兩種不同說法：一個佔主流地位，郭沫若寫了一首詩：魯迅笑了。胡風也說魯迅在微笑。「微笑在他寧靜如水的目光裡、微笑在他桀傲不遜的牙刷鬍子裡」，胡風還是比較天真的。胡風的學生張中曉在建國初期提出了另外一看法。張中曉說，隨著共和國誕生，魯迅非常孤獨和寂寞。因為魯迅是永遠不滿的。這就是在四九年的兩個想像。 回到剛才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文化的發展方向是誰領導?聖人是誰?據說有一次開會時，江青在會上說，文藝發展方向應該是毛澤東思想，胡風立即站起來反對說，應該繼續發揚魯迅！
另外一個是文字報告。周揚曾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方向就是唯一方向，只能是這個方向，要有別的，那就是錯的。那怎麼處理魯迅這個燙手山芋呢?在紀念魯迅的一個會上，就提出了「學習魯迅與自我改造」，把魯迅又納入了自我改造的系統了。
對魯迅的認識和操作，我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這其實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策略。要改造出一個新的魯迅。
怎麼改?首先，是通過對歷史的重新敘述和記憶，來建立一個魯迅和共產黨與毛澤東的所謂歷史的聯繫。所以馮雪峰就發表了回憶魯迅的回憶錄。他繪聲繪影地說了這麼一個事情：「有一天，在我和魯迅談到我黨和毛主席，魯迅面向著窗子、撫著胸口，淡淡地說：我想，我作為一個小兵，還是勝任的。」
下面，悲劇就發生了：因為這樣的話從馮雪峰口裡說出來不是這麼有說服力，一九五九年，許廣平出版了魯迅回憶錄，她說：魯迅在上海時期的工作是在黨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他對黨的尊敬是到最高點的，他對毛主席的思想是虛心接受。我想許廣平她說這樣的話，也有半被迫、也有半自主的成分。我的理解是，許廣平可能不是真正懂魯迅。
第二個辦法：從學理上去重新解釋、從學術上重新闡釋。有一個老共產黨員寫了一論文：《論魯迅小說的限制》，把魯迅學說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框架下。他說，革命民族主義的魯迅得到的結論，與毛澤東完全一致；有些不合乎毛澤東的，就是他的局限性。魯迅作品的傳播研究和閱讀出版，也成為一個政治行為，由黨來操辦。魯迅全集的出版完全控制在黨手上，刪去了魯迅很多罵周揚的書信。所以五八年出的魯迅全集不全，還把魯迅的作品選入中小學課本，而且顯然是用意識形態的角度選的。
應該說，成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幾代人，顯然是透過國家來理解認識魯迅；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有機會能夠接觸到魯迅的原文，因為一讀了魯迅，思想就會發生改變。他的批判性不是政治可以控制住的。
錢理群說，到文革鬧劇破產時，他的魯迅觀也改變了。文革後期，真正的魯迅才走進知識青年的心靈。 我們那個時候是把黨、毛澤東和魯迅看成三位一體的，一方面有三位一體的崇拜、一方面又被獨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我們這一代對魯迅，是有著心裡的迷霧和心裡的覺醒，是交織在一起的。
一九五七年的毛搞了兩個運動：先是發動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來打擊黨內的反對派和黨的官僚;二方面，又聯合黨內官僚來打擊知識份子。
這個過程中，第一階段時毛澤東極力鼓動魯迅的造反精神，對大家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毛說，我看魯迅如果到今天，還會繼續寫雜文、而且會當文聯主席。（這個位置後來是郭沫若當了），意思就是說，如果魯迅活著，他會是你們的頭，他會講（共產黨的缺點）、而且勇敢講，鼓勵大家講！
第二階段，到了反右階段了。毛澤東就在一次和知識份子的談話中說，魯迅或者再說話就進監獄;若他顧全大局，沉默吧，他就安全。這其實也是在跟這些知識份子打招呼，也算是毛澤東的一個「好意」。大部分的人確實顧全大局了，毛還說：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人，還是有的。他們就成了萬劫不復的右派。
接著說到文革：當毛澤東已經到一九六零年，因為大災荒而很多人對他不滿，覺得他應該負責。毛澤東正在醞釀一場更大的動作，其實就是後來的文革。
那段時間他非常孤獨，是高處不勝寒;當時他很孤獨寂寞，所以又想到魯迅。那是魯迅誕辰八十周年。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這是毛澤東當時的心境。文革一開始，毛給江青的信裡又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孤獨，因為他知道，他在向全中國挑戰。
魯迅這個人非常不幸，每到中國歷史轉捩點總被提出來。1966年10月19號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開了一個規模極大的會，郭沫若又做了演講：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郭沫若是非常敏感的喔，他總能喊出他那時代的最強音。他知道，要堅持兩條：造反，要服從黨的最終領導;造反的目的，是要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認識。郭沫若把毛澤東的心思揣摩透了。
悲劇繼續產生：許廣平說，毛澤東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魯迅是毛澤東的小兵。之前還說是黨的小兵，現在是毛澤東的小兵了。
我們在文革時代的年輕人，只能讀毛澤東或者讀魯迅。文革時期，魯迅完全被完全地歪曲了，他真正成了敲門磚、真正成了打人的石頭。因為除了毛著外不能讀別的書，大家找出路的時候，只能從魯迅來找。特別是在文革後期。因為文革前期的影響，年輕人都在誤讀魯迅，但到了後期就反映了，主要是人們開始獨立地接受魯迅。
有一個因素：毛澤東把大批青年知識份子趕到農村去。這些大批的知青到農村後，開始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了魯迅筆下的種種人。他們對魯迅作品發生了全新的認識。魯迅的藝術的根、他的靈魂是深深扎在農村的土地上。很多人都發現：中國的人民多麼苦；中國的人民多麼好。這個時候再讀魯迅，大家就發現魯迅跟底層人民的血肉連繫。不瞭解中國農村，實際上是無法真正瞭解魯迅的。我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真正瞭解魯迅，那時讀魯迅讀得熱淚盈眶，跟在書齋裡讀書完全不同感覺。那時候才感到魯迅和我們息息相關。
第二個原因是林彪事件發生。這對我們這些知青來說，那是一個晴天霹靂。一下子就產生懷疑了。以前對毛澤東堅信不疑，但現在會想，你指定的接班人怎麼會成了叛徒?大家開始用懷疑精神和批判現實來看現實的、擺脫了黨的魯迅。
總而言之，今天只有到文革後期，魯迅才真正走進了中國的青年和知識份子的心靈。
我的魯迅觀，基本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當一個人處在絕望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真是絕望到底的，但是恰恰就在那個時間點，魯迅來打開了你的思路。他不一定能給你答案，但他會對你有所啟發，讓你的腦子動起來。
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林彪同樣給毛致命的打擊，他再次陷入不可解除的孤獨和寂寞。這一刻，毛再次想起了魯迅。1971年10月份，毛澤東大病剛好，到武漢視察時說：我勸同志們看魯迅的雜文，今年讀一遍、明年讀一遍，魯迅的書不好懂。
它的結論是什麼?這幾乎是毛澤東最後的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代聖人。第一代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尼克森訪問中國時，恭維毛澤東說：你的思想改變了世界和中國。毛澤東回應尼克森說，我的思想沒有改變世界和中國，我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而已。
這時，魯迅遠行已久。
（來源：2014年網易，2016-5-12共識網。原題：魯迅與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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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好總理」周恩來竟殺人如麻

第一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竟殺人如麻。(網絡圖片)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十年文革是一部整人、殺人史。
已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在10年文革期間，前中共領導人、第一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自保不斷出賣自己的“同志”和曾經的“戰友”甚至親兄弟、養女、救命恩人。
李肅在“回首文革”中寫到，文革前期幹將周恩來，“惡毛之所惡、打毛之欲打”。1975年6月16日，已經動了三次大手術的周恩來在病榻上給毛澤東寫了最後一封信。他寫道：“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周恩來從來沒有寫出這樣一份總結。這對他來說也許是有利的。否則，即使以當今中國政治價值觀念來判斷，周恩來在文革中“保持晚節”的所作所為也很難和他“人民好總理”的形象相一致。
周虛偽的一生一直保持到死，為取悅其主子毛澤東，臨終前仍在演戲，想保住“忠君到死”的美名，同時也將文革中殺人的罪名都統統推給了毛。宋永毅在《文革周恩來：一個被掩蓋了的形象》中指，要完整地評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現，恐怕要從文革的發動談起。毛無疑是文革的發動者，但毛絕無可能獨立寒秋地呼喚出漫天狂飆……。
劉少奇、賀龍、彭德懷、陶鑄被迫害致死，彭、羅、陸、楊冤案等，周恩來都直接插手。對於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毛澤東意欲置於死地而後快。《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周恩來當然在路線上是比較同情劉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發動的時候，他選邊站。他比劉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圖。周在政治上是非常清楚的一個人。他後來選擇站在毛這一邊。”
他曾在江青定性劉少奇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的專案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周恩來甚至連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親弟弟周同宇蒙冤時，他都親自簽字逮捕他們。他還將跟隨他、伺候他數十年的貼身警衛，親自送到江青手中，任其殘害。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銘，在1994年發表的〈旋轉舞台上的周恩來〉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
1931年周恩來親自策劃並參與了顧順章家的滅門血案，對所謂的中共“叛徒”顧，中共殺了包括顧妻、顧5歲的兒子、岳父母、小舅、保姆、小姑等30多人，甚至包括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斯勵。當年周帶一群武功高強的殺手，闖進顧家時，顧順章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正在打麻將，其中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斯勵也在場。斯勵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藉著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將周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正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周索性把恩人一起殺掉。被殺的無辜者還包括當時來串門的鄰居。
文革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誠信被“人人為敵”取代
文革初期，薄一波即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被打倒。在批判薄一波的鬥爭會上，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響應當時的“革命潮流”，聲明和被打為反革命父親的薄一波斷絕父子關係，並狂呼口號，親自帶頭踢打薄一波，暴抽薄一波耳光。
作者楊光在《我所經歷的歷史故事：劉少奇叛徒罪是這樣被認定的》一書中寫道，1983年，楊秉城（黑龍江省參事室主任）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黨校與薄一波聚首長談，薄一波感慨的說：“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
《北京之春》曾發表文章披露，周恩來文革中下令殺害中國人權先驅遇羅克。文革初期，中共的“血統論”把人分成“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軍人、烈士）、“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很多人僅僅因為出身問題就受到殘酷迫害，有的家庭因出身問題滿門遭殺戮。
1967年1月18日，遇羅克的長篇文章《出身論》發表在《中學報》第1期上。他在文中表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羅克在他的另一文章《談鴻溝》中明確宣稱，“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呼喚平等與尊嚴，籲求基本的人權。因此觸怒了中共當局，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中共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在北京被槍殺，年僅2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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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必亡！中國已進入專制最易崩潰期

熟嫻中國問題的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到專制政權最易垮台的時期，中國將無可避免走向變革，未來改革式革命（Refolution）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
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中提出，未來10至15年後，改革式革命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網絡圖片） 美學者同聲：中共統治將終結
美國之音報導，日前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裴敏欣在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將出現改革式革命，中共一黨專政統治將終結。
裴敏欣表示，他通過對近30個與中國有相似性國家的民主轉型研究後發現﹐只有達到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專制集團才容易垮台。而目前，中國已經具備向民主化轉型的社會經濟條件，未來10至15年後，這些條件只會更加成熟，以人均”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計算，中國目前人均GDP為1,3500美元，正好處於政治轉型範圍的中間值。
如果按教育年限計算，中國目前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時間為7年半，剛好也處於轉型範圍的中間值。而且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還在以每年700萬的速度增長，10年後，這一數字將提高到8年半。這也是別國沒有的促進轉型的重要因素。
如果從歷史經驗來看，也有可比性國家，即地處亞洲、中等收入或共產黨執政在達到同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時，都發生了某種形式向民主的轉型。
因此，裴敏欣認為，在民主轉型條件不斷成熟的同時，中共政權體系也已經開始衰落。根據近40年歷史顯示﹐專制垮台的過程會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是長期的衰落；第二階段是發生突然的崩潰。
中國政治轉型有三種選擇
裴敏欣認為，未來中國發生政治轉型可能有三個選項：改革、革命或二者結合，即改革式革命。不過他又說，中國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時機已經錯過，改革的窗口正在關閉或已經關閉，且時機不復返，而目前最有可能發生的是「改革式的革命」，裴敏欣希望執政菁英能夠帶領中國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在稍早，裴敏欣在接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訪時也曾表示，「一黨專制在中國將難以永久維持下去。」
裴敏欣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執政74年，一夕崩潰。到2030年，中共就已經當權81年，因此可以合理推測，只需再過10至15年，共產黨壽命上限即將到來。
裴敏欣還舉例說，“從2012年以來薄熙來、令計劃、周永康以及他們的親信遭到清洗便可以看出來。意識形態的衰落，讓共產黨失去了使命感和調動普羅大眾的重要工具。通過鎮壓來維持一黨統治的經濟和道德成本，也達到了難以持續的水平。”
因此，他總結，在面對環境惡化、公共服務差、社會不平等、腐敗盛行等諸多問題，中共一黨制下的中國注定是失敗的，中國擺脫專制是一個必要抉擇。
裴敏欣是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專長研究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的專家。著作包括《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和蘇聯的消亡》、《中國的轉型陷阱：專制制度發展的限制》等。其新書《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政權衰敗的動態》將於今年夏天出版。
來源： 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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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夢酣本性依然

南柯夢快醒本性卻依然。 習氏強勢的風險有體制的緣故
習近平身為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和多個重要領導小組組長，把李克強撇在一邊，自己主導經濟與改革事務，掌管軍隊改革，又再把劉雲山撇在一邊，親自主持「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明白無誤地推動「黨天下」，而槍桿子與筆桿子都緊抓在自己手裡。
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的浪潮迅猛湧來，而矛頭指向他獨裁的傳聞也越來越多。
顯然，習近平很強勢，但面臨著風險。應該看到的是，其背後有體制的緣故。
在民主國家，無論總統制或議會制，通過選舉而取得權力的政黨執政，其領袖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在議會和輿論制約下施政。中共則隨意得多，它先是藉口內戰而迴避普選，然後將這一藉口常態化，和平時期也拒絕普選，而毛澤東，先是擔任「聯合政府」國家主席，「聯合政府」消失後他連任了一屆，即由劉少奇接任，他自己專注於黨務和軍務。由此形成了先例，中共最高領袖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到江澤民掌權時，黨權也分散開來，中央常委為保持中共權力而分頭把守黨政各要職，拍馬屁文人譽之為「集體總統制」。
「集體總統」很荒謬，而「總統」，其實在中共體制中已是時隱時現。
中共體制貌似「議會制」，國務院施政，對全國人大負責，然而，中共最高領袖時常會有某種改行「總統制」的傾向。這在毛澤東身上最明顯。他無論是否擔任行政職務，弄權都無所顧忌──發動鳴放、反右，召開中央會議推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直到發動文革，以「抓革命」統率全局，黨政官僚機器可以打碎了再重組，甚至罕見地搬出巴黎公社原則作為理論根據。
華國鋒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較為特殊，似乎體現為毛「總統」的某種慣性。此後數十年，黨政之間還算相安無事，因為老人政治正在盛行，讓人頭疼。
習近平正仿效毛澤東再作一搏
到習近平掌權，黨魁對「內閣」的寬容已久，而這時，老人影響有所變化，「紅二代」力圖展現政治家姿態，施展其雄心、魄力與才幹。於是，他要突破「接班」格局，也不再任由「集體總統」貽笑全球。習近平及其「總統班底」縱橫捭闔，展現「核心」的姿態，黨政「內閣」皆黯然失色。他要大權獨攬，要作「中興」雄主，壓抑黨內黨外一切異議，氣派的確不小。
或許，表面上像是「議會制」，但政府與全國人大都在中共控制之下，而它的黨魁看似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其間就不協調，就會有滑向「總統制」的傾向。
眼前的習近平，顯然正仿效毛澤東而再作一搏。
可以看到，暗藏帝王之心的黨魁，很容易表現其「總統」欲望，而局勢不利之時，他們也很容易退回來，把自己搞爛的局面丟給「內閣」去善後。
反之，心懷政治改革之志的政治家，會注意恪守政治文明準則，努力將中共引向民主之途，但在中共體制裡，往往會陷自身於不利境地。
如趙紫陽，他本來寧願擔任總理而做事情，但胡耀邦被逼退，他不得不為大局而改任中共總書記。他嚴守黨政分制，經濟遭遇市場疲軟之際，他在一旁告誡行政當局，注意借鑒西方經濟危機，引導市場清理積弊，卻被當作耳旁風，而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反而被掌管行政「內閣」的李鵬襲擊。
習近平集權，未來他將如何，是否真能駕馭黨國機器有大作為，甚至扭轉乾坤開闢民主憲政之路，有諸多猜測和議論。中共歷史中，像林彪那樣以忠誠於毛澤東示人，卻終於走到否定文革、反對毛澤東的地步，畢竟罕見。習近平現在若是「無為而治」，或許他能「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而他正躊躇滿志，為推動「黨天下」大業幹得起勁，實在看不出他有改弦易轍的心胸。
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
其實，中共黨魁的位置極其微妙，他可以眷戀昔日帝王之風光而行獨裁，可以攫取權力而迫使黨政「內閣」都聽命於他，成為實際的總統，以保持中共的保守本色，也可以運用權力而對中共及國家政權作根本的改造。只是，後者作為雖然開明，但極其罕見。
問題在於，中共「黨專政」或「黨天下」滲透於中國憲法之中，構成了它獨特的「憲政」特色。久居廟堂而毫無獨裁專制意向的人，實在可遇而不可求，因為個人品質往往靠不住，難以抵禦永久執政體制本身固有的強烈的腐蝕性。
黨外無黨，黨內就有奇特現象。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托洛茨基對此就有認識，毛澤東後來對此也有察覺。他發動「文革」，展現出令全世界驚訝的魄力，但他昧於市場化的大趨勢，終究只是他本人凌駕於「一元化領導」的中共之上而「萬萬歲」，中共黨政官僚機器打碎後再重組仍然是一黨專政。
習近平雄心勃勃，獨攬大權還算順利，對市場化規律可能也比毛澤東有更多認識，看上去似乎有超越毛的機會。不過，政治有其規律，而滿腦子中共文化的習近平，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黨外無黨」及「黨內無派」，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他樂見笑臉與歡呼，陶醉於「總統」的感覺，全然不顧批評與嘲諷，未必有創造歷史的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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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製造出來的「港獨」

中共趕盡殺絕逼人「含淚港獨」。 自九七年至今，政權移交十九年，香港的港獨思潮卻從無到有，變成了年輕一代秘而不宣的潮流；即使不認同獨立，甚至不肯把獨立說出口，絕大多數香港的年輕人，都不再相信「中國好，香港好」，或者中港融合的前景，相信中國與香港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區隔，而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事實把香港年輕人由八九年六四的「愛國民主運動」，轉化到對中國徹底失望的，源頭就是中共近十幾年中國經濟發展所創造出「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更是令情況變得無可挽回：上一代對中國發展的幻想，就是先搞好經濟，人民就會隨著財富的增長，變成中產階級，然後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然而近十年的情況說明，中國擁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就是經濟發展不會改變人民質素，而人民在飽暖之後，只是思淫慾，卻沒有追求精神上的更進一步或者一個更公義的社會，而只是把暴發戶的嘴臉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對上一代堅持多年的「民主回歸」宣告破滅之後，香港年輕人開始探索未來的種種可能性，無可避免會面對一個現實的問題──政制的改變都被北京完全封殺：由○七○八雙普選，到二○一七年二○二○雙普選，中共全部都悔約，因此年輕人唯一可以憑藉的就是年紀輕，就是要比今日掌權的老人活得更長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年輕一代明知當代老人在有生之年，都不會讓香港擁有真正的民主普選。何況中國人在這樣的政制之下，有能力以至追求理想者，都紛紛移民外逃，因此中國的國民質素根本無法提高。在這樣的前提下，年輕人認清了問題的源頭就是中國本身；既然在中共統治之下擁有民主不可行，那為甚麼不大膽一點，索性要港獨呢？
這種心態上的落差，就是中年以上的有產階級與年輕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差距。老成持重者，只想保有今日的一切不會失去，而年輕的卻認為，以目前這種敗壞的速度下去，到香港年輕一代當家之時，已經甚麼都不會剩下了。年輕人不認同中國的一切，也沒有老一代的文化情懷，因此從愛國的夢醒來，質問為何必須只有一個中國，而香港則為何必須留在中國？
公民民族主義VS種族主義
事實上對世界各地越多認識，即會認知中國本身就是特例──單一文化、語言的民族國家才是常態；至於所謂「多民族」，最多是三數個民族，說三四種不同的語言，而非所謂五十六個民族的中華民族。中國所建構的神話──即所謂「中華民族」，根本就不是一個民族的「多民族」；至於漢字之共同使用，其實只等如西方各國使用羅馬帝國遺下的拉丁文；因此把各地的語言貶為「方言」，只是想透過洗腦，從而達到人口與文化清洗的目標而已。
由蘇格蘭獨立運動等啟發，年輕一代認識到「公民民族主義」，開始明白到民族主義不需要由「種族」所建構，而可以由公民身份去建立。一旦對此醒覺，則反過來認為以往用膚色，甚麼黃皮膚、黑眼睛等去區分是不是「中國人」，早在世界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而理應被放棄。亦因此，由此產生的「港獨思潮」，不止是一種「潮流」，更是一種幾乎不可逆轉的過程。在中國沒有希望、政治完全沒有改革的情況之下，香港年輕一代思變，幻想香港獨立的呼聲只會隨著時間改變而變得更高，這點有如台灣，「中國夢」早已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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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文件」對國人的啟示

關於巴拿馬文件的核心數字，揭秘全球權貴的隱秘財富。 習近平上台後大權獨攬、四面出擊，開罪官僚階層、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客觀上讓黨內「反習大聯盟」到了呼之欲出的臨界點。這是今年春節以來，大陸政經殘局方寸大亂的一個主要背景因素，也因為中共十九大人事佈局擺上議事日程，令中南海權爭更趨白熱化。
屋漏偏逢連夜雨，巴拿馬文件的核風暴不期而至，素以「打鐵還需自身硬」搶佔反腐道德和輿論制高點的習某人，頓時信用破產，他最看重的權威遭到了四面楚歌式的挑戰。即便把「姐夫」列為敏感詞，全方位封鎖巴拿馬網絡信息，短期內也看不到這種趨勢的改變。
習近平王岐山反腐，曾大張旗鼓的要求國際社會給予合作，巴拿馬文件無疑是送上門的線索，北京的反應卻是葉公好龍，這也讓「中國夢」露出了馬腳。
在中共壟斷性控制的慣性之下，表面上的波瀾不驚，無法掩蓋社會內部的暗潮洶湧──中共逆世界進步潮流而行，變成了黑暗腐敗反文明惡勢力的代表。中國只是趙家人的國，民眾對這種極權專制本質深信不疑的程度，已大大超過了一九四九年政權更替的時候。 中共先是通過革命把私有財產變成公有財產，又通過改革把公有財產變成權貴腰包裡的個人資產。如今權貴們預感到：中國大陸這條千瘡百孔的巨輪，覆滅是遲早的事，巴拿馬文件揭示：富可敵國的權貴們正在把鉅額資產轉移出國──做棄船而逃的準備。
大陸著名記者高瑜的訪談錄，和百歲人瑞李銳的特稿，反映了面對習氏的復辟「夢」、空前的高壓管控，黨內外依然還有追求真相、堅守底線的人在，這就是希望不滅的火種！在美中關係逆轉的同時，美國與古巴關係出現的新變化，不僅將重組國際格局，也可能豐富新一輪世界棋局的想像力，有關文章相信讀者不會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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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習式治國方寸大亂

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大批判、綁架、連坐無法無天
一本關於習近平情史的八卦書，兩條「妄議」習「重要講話」的微博，一封要求習辭職的「公開信」，竟導致當局方寸大亂，引發了一輪令人瞠目結舌的文革式大批判和一連串無法無天的綁架、「失蹤」、連坐案件。再聯繫到《南方都市報》「媒體姓黨，魂歸大海」和新華社「中國最後領導人」這兩樁新型文字獄事件，不能不讓人們為習近平執政團隊的「治國理政」方式捏一把汗。在所有這些習近平理應表現出寬容大度的地方，他表現出來的只有小肚雞腸、睚眥必報，而且其肆意妄為的任性，為鄧後時代所僅見；其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緊張，亦為「六四」事件以來所僅見。
一本書、一封信、兩條微博，原本不足掛齒，如果習近平是一個目光遠大、抱負宏偉的幹大事的人，他不應該對這類尋常小事過於敏感，耿耿於懷，以致大發雷霆，大動干戈。大批判、綁架、連坐並不是「治國理政」的好方法，不僅不能消除那本書、那封信、那兩條微博的影響，反而千百倍地放大了它們的影響，恐怕也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只能激起更直接、更激進的反抗，且有全面開罪官僚階層、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三大精英團體，間接幫助「反習大聯盟」形成的巨大政治風險。大批判、綁架、連坐之無法無天的惡劣性質，之損人害己的負面後果，比起那一本書、一封信、兩條微博的事情本身，不知要嚴重多少倍。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查沒查出真相，揪沒揪出後台，嚇沒嚇倒對手，就政治聲望、國際形象以及後七年任期──假如他還有七年任期的話──的黨內外擁戴程度而言，其實習近平已經輸了。
這幾件事情已經使習近平失盡人心，使「一國兩制」受到重創，也幾乎把習當局通過「打虎」運動所建立起來的自信果敢、英察睿斷的正面形象敗壞無遺，讓那些對習存有幻想、以為他集權完成之後將厲行政治改革的人徹底絕望，把習在知識階層、中產階級中獲得的好感全都賠了出去。事到如今，如果習近平仍然要大發雷霆，他的怒火似乎不應該針對桂敏海、任志強或《無界新聞》，倒應該針對那些製造了越境綁架書商案，發動了批判任志強運動，錯抓了賈葭、株連了長平、北風等人無辜親屬的愚蠢的習氏親信們。
政治器量不如溫家寶江澤民
正常國家的正常領導人絕沒有這麼幹的。像奧巴馬、安倍晉三、卡梅倫、默克爾或者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碰到了八卦書、「妄議」、「公開信」這樣的事情，大都不予理睬，不以為意，即使真的戳到了痛處，也至多向選民訴訴苦，向司法討公道，想都不敢想動用政府暴力，去幹綁架、株連、懲治政敵、了結私怨的罪惡勾當。
即使是在中國這樣的非正常國家，習近平前面的那些個中共領導人，也不是人人都敢、或人人都願意像習近平這麼幹。溫家寶訪英在劍橋大學演講時遭到一位德國小夥兒扔鞋「襲擊」，把溫家寶氣得手足無措，語無倫次，竟上綱上線把那隻鞋子擺在了「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人類的進步、世界的和諧」的對立面。但溫回國後感到不妥，立即寫信給英國政府，表明他對年輕人一時衝動之下的冒犯行為並不介意，請求英國法庭從輕發落。溫家寶的名字也曾經被官媒記者寫成了「溫家室」，溫為記者開脫說，這是用五筆字型打字打錯的，他自己也這麼打錯過。溫家寶是官場做秀高手，曾被譏為「影帝」，但溫秀寬厚、秀大度，總比習秀狠毒、秀恐怖好得多了。
江澤民曾親自打電話給央視新聞聯播編輯室，批評他們把他會見的一個外國人的名字搞錯了。江解釋說，他之所以沒有通過中宣部和央視的領導，而是直接給編輯室打電話，是因為他不想把事情搞大，不希望有人為此受處分而影響前程。江澤民與某歌星偷情的八卦書不知出了多少種版本，香港的書商們也都安然無恙，無需「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協助調查」。這些事情都讓習近平相形見絀。
採訪過鄧小平的美國著名記者華萊士曾當面指責江澤民侵犯人權，並毫不客氣稱江為「獨裁者」，若按照習近平執政團隊的處理方式，想必中共有關部門應該封殺華萊士這種「吃飽了飯沒事幹，對中國的事情指手畫腳」的外國人，或許還要切斷華萊士、他所在的媒體、以及他的親戚六眷與中國的一切商務聯繫與文化往來；如果華萊士某個親戚的公司不幸以中國為主要市場，那他就苦不堪言了；要是還不解恨的話，再把國內凡稱讚過華萊士的網絡大Ｖ通通請到國保辦公室，讓他們按規定的格式各寫一篇譴責華萊士反華言論的嚴正聲明交給《環球時報》發表……，但是，江澤民並沒有那麼做，相反，江對華萊士的推崇一如既往，視其為傳媒界泰山北斗，認為「他比你們（指香港記者）不知道要高到哪裡去了」，還把華萊士當面斥責並羞辱他的那次火藥味十足的訪談稱作「我和他談笑風生」。而事實上，那是江澤民在媒體面前最丟臉、最窩囊、最尷尬的時刻，也是江最後一次接受西方記者現場直播式的專訪。那次採訪之後，包括江、胡、習在內的三位中共最高領導人再也沒有勇氣以自由對話的方式，在不預設話題、不規定敏感詞、不預審台詞的前提下接受外媒採訪。
一直以來，人們都把江澤民借華萊士的名氣為自己壯膽，當眾發飈貶低香港記者「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作態當作笑料，但如今，此事一點兒也不好笑了。對比習近平，對比當下針對陸港兩地具有「反習」傾向的媒體人、出版人的報復性綁架和株連，人們發現，江澤民當年因激動而失態的滑稽表現反而要顯得真實得多，至少是正常得多。在當今世界，動輒對觸犯龍顏的某本書、某封信、某條微博發動圍攻批判，甚或動用黑社會手段綁架嫌疑人、恐嚇當事人、株連親屬、法外施刑的最高統治者，當首推金正恩，第二把交椅大概非習近平莫屬。
攻擊性個人崇拜
對「公開信」的文革專案組式追查方式，對香港書商的越境綁架，對任志強的文革式批判，這些事件絕非自發，絕非偶然，絕不是下屬部門擅自妄為的孤立個案，而是高度相關、「高度一致」的政治行為，是自上而下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迫害。
這些事件透露出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當局亟欲確立「習近平神聖不可侵犯」的新「政治規矩」。具體言之就是：炒誰的緋聞也不能炒習夫婦的緋聞、妄議誰也不能妄議習、要求誰下台也不能要求習下台，如此等等；誰若冒犯了習近平，就有可能遭到「姓黨」媒體群起而攻之，也有可能遭到秘密機關和專政機構無需司法手續、不受國境限制、可以任意株連的嚴厲追查和可怕報復。──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文革時期兩句家喻戶曉的口號，其一為「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是林彪的發明；其二為「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這是北京紅衛兵的發明。也許習近平和他身邊的親信所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誅」、「討」、「砸」的政治氛圍。
人類歷史上的崇拜現象大概有兩種，一種是勵志性、感召性的，一種是強制性、攻擊性的。前者比如近代基督教對上帝的崇拜、中國人對自己祖宗的崇拜，崇拜者與反對崇拜者相安無事，任何人毋須擔心受到「誅」、「討」、「砸」；後者則意味著將反對崇拜者視為異己或仇敵，意味著不崇拜者不升官，甚至不崇拜者不得食。銅鑼灣事件、任志強事件、公開信事件，以及南都和新華社的新版「文字獄」事件，都標誌著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正在發生質的轉變，習團隊正試圖從最初的自娛自樂、自吹自擂，升級為文攻武衛、「誓死捍衛」。他們要塑造這樣一種恐怖政治氛圍：習近平是不能碰的，習的至高地位是不容質疑、不容反對的，習是看齊的對象、緊跟的目標，是是非的標準、黨國的化身，反對習就是反黨，反對習就要「拿下」，黨員必遭批判，黨外或遭綁架，即便港台、海外者亦「雖遠必誅」，總之逃不脫無法無天、花樣繁多的政治報復。銅鑼灣事件、公開信事件就是攻擊性個人崇拜的最佳示範。
中共所謂改革開放是何等脆弱
攻擊性個人崇拜不是習當局的創舉，而是毛澤東時代的遺存。近兩年多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讓人強烈地感受到，毛時代曾經盛行、改革初期中共曾「徹底否定」的那些東西正在復活，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所建立的那些東西則正在死去。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說，「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同志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所以，那個時代流行「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紫陽同志」的去姓簡稱，現在叫「習近平總書記」、「習主席」已經不過癮，要叫「習大大」才過癮；那個時代包括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的講話，也必須經過政治局批准之後才能在黨內傳達和公開發表，現在習近平的講話一說出口就是「最高指示」，即使是「媒體姓黨」這樣的蠢話也是不容「妄議」的聖旨，自動加入「習總書記系列講話」之列，而所謂「系列講話」似乎已經莫名其妙取得了類似於毛思想、鄧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同等地位，只供「學習、教育」，不可說三道四。
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用其他形式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不許用……阿諛之詞稱頌無產階級的領導人」、「由於認識錯誤而講錯了話或者寫了有錯誤的文章，不得認為是違反了黨紀而給予處分」、「對於任何黨員提出的批評和意見，……不允許追查所謂動機和背景」、「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株連無辜的家屬和親友」、「黨的領導幹部……不能以為自己講的話不管正確與否，別人都得服從」，……然而，習近平用十多個「領導小組」架空甚至代替黨中央、國務院；近兩年的官媒上、今年的省級「兩會」上，出現了大量對習近平的阿諛之詞；當局對任志強事件、公開信事件的處理更是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站在了《準則》的對立面。這真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由此可見，中共所謂改革開放是何等脆弱。
習近平大講「政治規矩」，四川省長魏宏被立案調查了幾個月，最後查出來倒似乎是個清官，竟以「對黨不忠」的「政治規矩」對其施罰。對比三十五年前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究竟是誰在破壞中共的政治規矩？究竟是誰在復興早已被《準則》所「徹底否定」了的那些東西，已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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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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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是「協助調查」還是「被調查」？

李波「被偷渡」釋放回港後「忽然愛黨」。 銅鑼灣書店涉「非法經營罪」
香港入境事務處三月二十四日早晨接獲深圳出入境機關通知，表示會將李波先生移交港方。下午二時香港入境處人員將他接回香港，在與入境處人員會面時，李波堅拒透露他用什麼方法偷渡離港返大陸。隨即，李波與警方會面也不肯透露是甚麼朋友用什麼方法偷渡到大陸，只重申是自願返內地協助調查書店合夥人桂民海案，事件不涉綁架，要求警方銷案。耐人尋味的是李波返港不到二十四小時，又被「朋友」帶回大陸；二十八日再次露了面，僅僅三幾天更是全家回大陸，彰顯去內地「自由」，不知回香港是否「自由」！
據傳媒報道，相關辦案機關近日透露，桂民海為牟取「非法利益」，指使呂波、林榮基等人，在未取得中國新聞出版部門發行許可的情況下，「以對書籍封面進行偽裝的方式，躲避海關檢查，通過郵寄方式，大肆向境內銷售，並在境內開設專用銀行卡結算境內購書款」，桂民海已「供認不諱」。
報道引述警方稱，二○一四年十月以來，銅鑼灣書店共向內地三百八十名購書人，郵寄書籍四千餘冊，涉及全國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
李波涉「非法經營罪」「男二號」？
李波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被失蹤」後，三個多月來通過警方和親中媒體，發表了很多違反邏輯、背離法律的「自說自話」。「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可以明辨「口供」真偽；釐清李波涉「非法經營罪」案應該承擔的責任，是開啟事實真相之鑰匙。
有人稱香港銅鑼灣書店案是一場「爛劇」，李波不是台下看熱鬧的觀眾，而是粉墨登場的「演員」。李波接受媒體訪問稱，「受書店老闆桂民海指使，向內地銷售未經許可書籍」，已親口承認涉案。李波身為股東及負責人，他理所當然是「非法經營罪」犯罪嫌疑人和「共犯」之一。有人說桂民海與李波涉案角色是「平起平坐」，若桂民海是「爛劇」「男一號」，李波就是「男二號」，涉案要比已被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可能判刑的呂波、林榮基、張志平嚴重。犯非法經營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二○一五年十月，桂民海、呂波、張志平、林榮基先後落網，公安對他們全部採取強制措施，唯獨「男二號」李波，因人在香港尚未歸案「逍遙法外」。公安境外緝捕部門為早日結案，緝捕李波歸案勢在必行。
李波應否定罪處刑，涉及國籍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一九九六年五月《國籍法解釋》中，已有言在先：中國同胞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及因英國政府「居英權計劃」而獲得「英國公民身份」，均不承認；他們都還是中國公民。故而，李波若犯「非法經營罪」，需依《刑法》定罪量刑。
去年十一月十日李波給桂民海女兒電郵稱：桂民海可能因政治原因而遭中國特務帶走。媒體報道，李波夫婦相約不再去大陸，並且隨身不帶香港居民回鄉證，以為《基本法》規定「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大陸警方鞭長莫及，不會夠膽破壞「一國兩制」，到香港越境緝捕抓人。殊不知銅鑼灣書店案「通天」，公安境外緝捕工作機構神通廣大得很，公佈於世的二○一五年境外緝捕碩果纍纍，成績輝煌！
李波說回內地是協助調查。究竟李波是「協助調查」還是「被調查」？輿論認為，李波所謂「協助調查」乃自欺欺人之談。
李波若「用自己的方法」回內地，他除了涉非法經營，又涉偷越國境共兩宗罪。依《刑事訴訟法》首先是接受公安機關的訊問、「被調查」。李波需要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如實回答公安提出的問題。接受「被調查」。在交待涉案事實後，才有可能「協助調查」，對桂民海等檢舉揭發。李波自始至終矢口不談必須履行的「被調查」刑事訴訟程序，仿佛他是與兩宗罪無關的局外人，藏頭露尾捉襟見肘，違反事實違反法律。
再從時間論，去年十月中、下旬，桂民海、呂波、張志平、林榮基均落入羅網。公安對四名犯罪嫌疑人實施六、七十天的偵查、訊問等刑事訴訟程序，基本上已事實清楚。李波在兩個多月後才到大陸「協助調查」，此時此刻能夠「協助調查」的內容及所起的作用，可謂「多乎哉，不多也」，爭取充當「污點證人」，則關鍵是他檢舉揭發公安尚未掌握桂民海的「罪行」。
自稱「偷渡」乃天方夜譚
李波說用自己的方法偷渡出香港，或說是在朋友的幫助下偷渡回內地。
若真如此，李波來回香港、內地，不想留下出入境記錄，必須偷渡香港、大陸；大陸、香港來回共四次。李波先生一介書生，其神通廣大可謂天方夜譚。
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及「在朋友幫助下從香港偷渡回內地」如屬實，且不論香港是否犯法，但按中國法律已構成「偷越國境罪」。《中國刑法》第321條，幫助李波的「朋友」，涉嫌運送他人偷越國境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一定情況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李波涉偷越國境罪，也要判刑。
李波又說：巨流公司出事後，我就想偷偷地回內地，盡快解決自己的事情，再偷偷地回香港，不想留下出入境記錄。就算在香港有「朋友」幫李波偷渡出境及偷越國境到內地，難道內地又有另一批「朋友」助李波偷越出內地國境，外加再偷渡回香港！李波把來回四次偷越港境、國境，仿佛是從港區銅鑼灣來回九龍旺角那樣方便。似乎中國國境及港境形同虛設，出出入入都是無人之境！一句「協助調查」，內地司法機關竟會既不依法追究「男二號」李波的「非法經營罪」，也不追究「偷越國境罪」，豈非自認犯下「瀆職罪」?!
排除了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偷越港境、國境後，誠如《環球時報》所說：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
所謂「強力部門」和「被調查者」，可與李波事件完全不折不扣「對號入座」。面對香港群情激憤、舉世嘩然，美、英、法等國家在聯合國提出銅鑼灣書店案等質問，「強力部門」兩害相權取其輕，只能「放小弟一馬」，因此才出現暫不追究李波「非法經營罪」，演出「爛劇」「捉放曹」，對李波在內地、香港，捉捉放放現象：同時將「被調查」的李波打扮成「協助調查」，為的是對越境綁架、破壞「一國兩制」掩蓋真相。此地無銀三百両，用謊言來掩蓋謊言，用偽造橋段炮製假象來逃避罪責，堵世人悠悠之口。 中聯辦高官畫龍點睛之說
如此這般又給香港律政司出了難題，明知李波離港乃「強力部門」規避法律所為，李波對此是無罪的；然而「強力部門」西洋鏡又不能戳穿，為掩蓋「強力部門」露出的馬腳，只能順水推舟按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偷渡離港情節來定罪處刑，如此香港政府就淪為內地有關部門製造「冤假錯案」的幫兇。然而萬一李波或律師在香港法庭上，面臨坐牢危險而鳴冤叫屈講出真相，怎麼收場！另一可能是香港律政司認同李波偷渡港境，不構成犯罪案例成立！那麼從今以後每位港人都可依樣學樣偷越港境，今後警察追捕偷越港境的黑社會的行動將不再出現。
四月十二日，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說：李波案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無人想見到或再見到這些事件在香港再次發生。實乃畫龍點睛之說。中聯辦高官猶抱琵琶半遮面地間接承認「強力部門」越境抓人；更證實李波不是「協助調查」而是「被調查」！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 四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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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全面倒退

遭中共魔爪染指，香港正處風雨飄搖境地，而香港人還有相信中共的所謂：中國夢、一帶一路，真須要自求多福。 【撰文⊙林忌】
記得90年代初，我年幼時前往歐洲旅行，在如瑞士、法國的四、五星級酒店內的房間中，「竟然」只有黑白電視機，電器又殘又舊，遠落後於當年的香港。事實上當年的香港有很多科技與發明，都居於世界前列，例如97年的電子收費系統八達通，98年的互動電視服務；又例如開放電訊牌照後全面競爭，令手機上台的價格之廉冠全球等等；才不過10年之前，香港人還在驚訝歐洲手機上網費用之高昂，而慶幸香港收費之低廉，然而這10年不知不覺間，這一切原本可引以為傲的事情都改變了，變成了香港全面落後於歐洲了。
先以電子收費系統為例，很多人來香港過隧道，都驚訝於長長的車龍，竟然多數選擇人手繳費，而非使用電子系統；當香港發行的信用卡，可適用於英國以至義大利的電子路橋收費的時候，反過來卻不能在香港的隧道使用，這是否荒謬至極？真相就是，由於官商勾結的壟斷，特區政府任由隧道公司不提供免費的電子收費服務，甚至人為製造塞車——提供不足以應付車龍的收費人手，利用擠塞作壓力，迫市民繳費每月35元電子付款的「行政月費」——即使不使用，每月也要繳款的荒謬制度；結果大量駕車人士寧可排隊，也不願電子收費，結果成本由誰負擔？就是所有市民更塞車來負擔。
多年來香港的電訊業收費都幾乎全球最便宜；然而香港的通訊局卻在梁振英上台之後一年，即2013宣布要收回電訊商手頭上的3G頻譜「再拍賣」，很多評論都認為，這是為沒有香港3G頻譜的中國國企「中國移動」貼身訂造的安排。亦自此，香港的行動網路供應商立即取消「無限上網」，然後大幅加價，如今香港4G行動網路上網的月費，已經貴過英國一倍至幾倍－－反而英國的4G供應商，大約200~300港元，即可享受4G無限上網，其中一間英國著名的網路電信商，更是富商李嘉誠旗下的，是2003年才在英國推出服務的，為何短短13年之間，原本貴很多的英國服務，如今竟然比香港廉價呢？
至於電視服務方面，則更加令香港人羨慕了；英國的電視不但擁有超過100個頻道，更流行數碼電視盒，由官方的BBC到其他電視台，都紛紛提供大量的節目內容，供Catch-Up之用，實際上就是當年香港電訊所想提供的VOD（Video on Demand）服務；買起足球轉播權的電視台，更提供一些單日、一星期的合法服務，讓球迷可以用百多港元，買入電視盒之後，付幾十元去合法付費收看單日或多日的球賽，而不用好似香港要支付1年或2年的月費。各個電視盒以及電視台，紛紛跨平台提供服務，而不似香港「有你無我」，令市民要轉換一個又一個不同的解碼盒，去收看不同頻道的節目。
這一切倒退，不是香港的公司缺乏創意，也不是香港市場規模不足；香港人口有730萬，比起很多歐洲的國家的人口還要多；真相就是中國政府為了政治理由，干預香港的市場；為了國企的利益，為了官商勾結的利益，出賣香港人的利益；結果香港原本由90年代，比起歐洲進步的水準，跌至如今全面落後，這一切都是令到香港人感到無助，以至產生憤怒的基本緣由。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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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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