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過去香港有一句老話：如你要令人破產（或破財），就鼓勵人去辦雜誌。所以文人，讀書人，要撐起一份正正經經的雜誌是太難了。自古文章不值錢，而今天，要對中國人宣傳民主也實在不易。當年章家敦說中共十年後會崩潰，我就不信。不是他論據不確切，而是這個中華民族太窩囊！今天沈大偉又重提問題，當然他們是看到了中共的眾多亂象，只是他們實在對漢人的民族性缺乏瞭解。所以我還是傾向於何清漣的看法：潰而不崩。
中國人實在不能和俄羅斯人比，中國人首先是太能忍，只要還有一個供呼吸的小孔，他們就會忍下去。第二是中國決不敢或不願為人先，所以劉曉波是中國人的異類。共產黨正是利用中國人這種弱點，軟硬兼施，既打擊又攏絡，而中國人只要有一點甜頭，便會連祖宗十八代都忘記了。
我現在在國內的老同學，基本上都有一份退休金，多者上萬，少者也有三幾千，生活可以無憂，你想他們會反對現政權嗎？他們也不需要民主，他們生活寫意，要民主何用？
我有一個老女同學，最近在微信給我傳來一個美女唱的毛語錄歌，說是太有才了。我很反感，回了一句：「什麼屁歌不好唱，卻唱毛語錄歌，聽壞人的耳朵。」我想這是一句玩笑話，誰知她馬上回說：「你可以不聽嗎？」她丈夫（也是老同學）還加了一句：「斯文點，不要造次。」大家都是同期從東南亞回國的僑生，現在他們有共產黨養著，便認賊作父，你想中國人還有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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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雞儆猴恐嚇知識分子，習近平下令重判高瑜得不償失。
中共司法當局重判高瑜，企圖達到習近平的兩個目的：一是殺雞儆猴，利用國家機器製造恐懼效應，威懾一切敢於向黨國挑戰的知識分子，企圖迫使他們屈從黨國路線和政策。二是阻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真實信息自由傳播，以便推行愚民政策，迫使民眾耳目閉塞、不明真相而接受中共欺騙性、蠱惑性宣傳。然而，其結果適得其反。上述兩個目的不僅沒有達到，反而撕下了習近平依法治國的假面具。
損害習的國內威信國際形象
高瑜被重判在國內外都對習近平的聲望造成不良後果，網上對於習近平惡評如潮。雖然中國大陸網絡監管部門指令各個網站不斷刪貼，網民仍然想方設法、轉彎抹角對習表達不滿，稱習近平為「習禁評」；誰不與習近平一起做同樣的夢就得下大獄，去做噩夢；有的網友說這麼愚蠢的判決，可以給高瑜申請諾貝爾和平獎了。
重判高瑜也嚴重損害了習的國際形象。國際社會紛紛譴責中共當局打壓異己和禁止言論自由的行徑。國際人權團體痛斥中國當局對高瑜的判決，指控習近平公然政治迫害。國際特赦組織表示，這一判決踐踏公義，是「假借司法名義攻擊言論自由」。
國際記者聯合會強烈譴責中共對高瑜的判決企圖恐嚇、窒礙新聞自由，呼籲全球媒體和國際社會關注。記者無疆界等國際機構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施壓和制裁。國際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譴責中國當局重判高瑜，並指出習近平不但禁止任何批評性言論，也對此予以嚴厲懲罰。
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士和美國等十五國外交官試圖旁聽高瑜案宣判，雖然均被拒諸法院門外，但表明了西方對於中共司法當局審判高瑜的嚴重關切。歐盟駐華代表團的代表對中國維權人士的整體情況表示擔憂。歐盟發言人發表聲明表示，「高瑜案突顯了在中國捍衛人權的人士，包括記者、網絡博客作者等，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遭受迫害的情況」。在高瑜案的法律程序被高度質疑的情況下，「我們呼籲中國當局按照國際標準，重新調查案件」。
法院隱瞞九號文件發至級別
中共司法當局必須澄清三個問題：九號文件發至哪個級別、事關意識形態有何機密、為何既要貫徹又要隱藏書面內容？
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下達，一般分為三個黨政級別和相應的密級：省軍（部）級、絕密；地師（廳）級、機密；縣團（處）級、秘密。有時根據文件背景和內容，又分發至省軍級、傳達至地師級；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發至縣團級、傳達至黨員（無密級）。但是，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高瑜的《刑事判決書》蓄意隱瞞九號文件發至和傳達級別，該判決書載明：「高瑜的打印件中有『此件發至市地師級』字樣」。關鍵在於「市地師級」，邏輯上說不通。在中共體制內，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級別。市分為省級的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這個含糊不清的「市地師級」其中的市指的是哪一級的市？其實，九號文件屬於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法院為了栽贓陷害，製造政治冤案，進行司法迫害，竟然採用在中共體制內子虛烏有的所謂「市地師級」，明顯偽造構陷，漏洞百出。
九號文件並不涉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保密信息，只是一份政黨的意識形態宣傳指引，理應大力宣傳。該判決書卻指出，經北京市國家保密局鑒定，公安局搜查到的高瑜的打印件、和《明鏡月刊》發表的文本與九號文件內容相同，屬於國家機密。既然如此，法院應當公佈原件，以便比較印證高瑜是否泄露國家機密。
九號文件見不得人欲蓋彌彰
該文件旨在要求各級黨組織充分認清加強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重要性，主要內容是「七不講」，認識西方宣揚的觀點、理論的所謂危害性。其主要目的是在思想領域和宣傳方面全面禁言，強化網路管理，加緊媒體控制。文件強調加強黨對媒體的領導，提高條條塊塊負責制，出了問題要追查到個人。
加強對社會輿論和意識形態的管制，全面禁錮言論，嚴厲打壓異見，是逆歷史潮流開倒車，企圖恢復中共過時思想和陳舊觀念，倒退到文革時期，因而見不得人，不敢讓社會及民眾知曉中共的真實意圖，卻又要貫徹執行。這才有了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的安排，秘而不宣，內部掌握。而高瑜「泄露」的那些「國家機密」，卻是中共家喻戶曉，眾所周知。這樣的「國家機密」還用「泄露」？
治理黨國鬼鬼祟祟
正如網友莉莉八八所說，中共下作得像個地下黨，還非要跟「國家秘密」掛鈎？的確，九號文件不敢曬在陽光下的偷偷摸摸的做法，反映了中共仍舊沿襲其地下黨的詭秘行事方式。也反映了習近平是一個沒有現代理念的領導人，不具備信息時代及全球化領袖的眼界。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年代，打壓媒體和禁書就是通過口頭傳達，從上級宣傳部到各媒體總編輯、編輯部主任，直至傳達到底層的記者編輯。「通風會」、「禁止令」，幾乎是媒體人每日做事之前的必修課程。這些全部是以面對面的談話、宣讀指示、電話通知、口頭傳達的形式進行；沒有文件，不落文字，不許錄音。但是必須落實，如不聽話，輕則檢討和罰款，重則撤職，直至監禁。
習近平執政以來，竟然進一步倒行逆施，下發和執行指導工作的中央文件也搞黑箱作業，一切都在幕後悄悄實施。這樣鬼鬼祟祟，黑道治理黨國，讓中國人訕笑，讓外國人嘲笑。
高瑜揭露批評習遭報復
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要求宣傳思想部門強有力，敢抓敢管，並稱，「有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利用互聯網，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誣衊，一定要嚴肅打擊」。習近平的上述講話在中國各大官方媒體上做了詳細報道，而他在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發言時插話說的這一段類似文革大批判語言的話卻沒有公開發表。九月四日，高瑜在推特上披露了習近平的這段插話，外界因此得知，習近平心胸狹窄，對知識分子經常批評他一黨體制非常不爽，記恨在心。
九月五日，高瑜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之後，各地宣傳部門和公安部門對網絡輿論的反應完全印證了習近平所說要嚴肅打擊的真實性。確實，各地公安以制止網絡謠言為名大規模抓捕曾批評或諷刺政府的知名網友和普通網民。高瑜認為，中共當局這次亮劍打擊，其主要對象就是倡導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公共知識分子，特別是對習近平往左轉進行批評的人士。高瑜表示，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和反右這些政治運動中整人和大興「文字獄」的噩夢。
據說習近平對高瑜的揭露和批評非常惱火，下令重判高瑜就是對她的報復，並坐收殺一儆百之功效。高瑜多次獲得新聞自由獎和新聞勇氣獎等國際獎項，是提倡並身體力行新聞自由的旗幟性人物。習近平對高瑜嚴懲不貸，為集權威祭旗，企圖以此威脅公共知識分子的人身自由，迫使他們噤若寒蟬。根據美國華文媒體明鏡集團創辦人提供的消息，一位黨的領導人說，高瑜將黨的「七不講」洩露出去，每一講讓她付出坐牢一年的代價！
習給奧巴馬出外交難題
重判高瑜，習近平被聚焦於世界輿論，遭到空前猛烈抨擊。尤其是西方輿論大嘩，直指習近平是繼毛澤東之後冷酷無情的中國新獨裁者，習近平因此在國際政治博弈中陷於被動挨批境地。奧巴馬政府被美國學者和共和黨國會議員批評對中共專制獨裁有綏靖主義傾向。美國三月份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呼籲中國釋放高瑜。四月十八日，美國國務院代理發言人瑪麗‧哈夫表示，美國對高瑜被判刑表示深切關注，稱中國政府做法令人不安，並呼籲中國當局釋放高瑜，尊重中國在國際上的人權承諾。對此，中共可以置之不理。然而，習近平將於今年九月訪問美國，而高瑜案將會成為習訪美繞不過去的一個坎兒。美國總統大選已經拉開序幕，民主黨和共和黨正在競選各自的總統候選人，高瑜案勢必成為辯論中國議題的熱點。習訪美時，海外民運、法輪功、台獨、西藏流亡團體示威，自不必說。美國及國際記者組織、國際人權團體的抗議也會對習近平如影相隨。在習近平訪美的大背景下，如果習近平在高瑜案上訴二審時妥善處理，或變通解決，將會有助於使習訪美獲得成功，也有利於改善習的國際形象；反之則會成為習訪美的障礙，習近平的國際形象也會進一步惡化。
習能解套塑造法治形象
盡人皆知，法院判決操控在中共領導人手中。如果習近平想找台階下，高瑜案上訴二審是一個不失顏面的解套機會。有兩種處理辦法可供選擇。一是高瑜年逾七十、身患重病，高血壓、美尼爾症及心絞痛等多種疾病導致其身體狀況極差。司法當局出於人道考慮，批准她保外就醫；二是二審推翻原判，發回重審，改判一兩年徒刑並予以緩刑。這樣才能體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高瑜案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的，「中國是法治國家」。習近平也能借機塑造其法治形象，挽回其國際形象頹勢。然而，一貫強勢作風的習近平能夠識時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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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取消深圳居民來港「一簽多行」
四月十一日中午，深圳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張貼一張可能是公安廳的通告，說國務院已通過下周一將深圳居民到香港的「一簽多行」簽證改為「一周一行」，要求各部門在十一日早上十一時集合開會，落實工作部署，才將國務院的此項決定曝光。
歧視香港沒有立即通知
深圳居民到香港是「一簽多行」還是「一周一行」，事關深圳與香港兩地的政府與民眾，北京當局通知深圳比通知香港早幾天，是十分不尋常的事情。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歧視」，說明「高度自治」是個空話。
不過深圳居民來港簽證從「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說明北京終於看到了香港人的強烈不滿而「從善」，但是不至於「如流」。因為事件鬧了好幾年，而且官方媒體曾經因此批評香港人，連泛民的某些政治人物也對香港人的這種態度表示不滿，認為「歧視」中國大陸人。但是面對北京中共政府「歧視」香港特區政府，怎麼不開腔了呢？中國官方媒體沒有正確解釋政策改變的原因，指「近年來內地赴港旅客增速較快，給香港的旅遊承載力造成了較大壓力」，而不是水貨客的擾民與某些遊客的囂張態度破壞了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與香港市民的觀感。
梁振英趕快爭功說：政府早在去年六月已向北京提出將「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
如果不是香港市民以不同形式來嗆水貨客，讓北京瞭解民心之不可侮，一向視民意如糞土、自認偉大英明的中共當局豈會低頭？ 某些泛民看不到問題本質
其實，從二○一二年一月因為廣東道海港城分店歧視香港人而有網民發起「D&G門口萬人影相活動」後，香港人與中國遊客（尤其是水貨客）的矛盾就開始突現出來，接著因為《蝗蟲之歌》而更流行。二○一二到二○一三年，在上水發生多起「光復行動」，矛頭對準水貨客。因為北京與特區政府懶理，所以二○一四年流行的是市民以紅衛兵的打扮高舉毛澤東像，手持毛語錄，宣傳「愛祖國、用國貨」。這種反諷形式封住中共媒體的嘴巴，因為這是「愛國愛毛」的表現啊。
去年的雨傘運動的後段，掀起「鳩嗚行動」，以普通話「購物」來諷刺大陸遊客與水貨客，令警方疲於奔命。今年春節前，因為水貨客大舉入侵，再度使嗆水貨客的行動高漲，甚至發生肢體衝突。有的人以為這是一些激進團體所為，實際上是當地許多居民因為不滿大量水貨客破壞他們的生活秩序，例如對交通的影響，因為租金高漲迫使小規模服務性行業倒閉而改為為大陸遊客服務的大財團連鎖店販賣高級奢侈品而使居民生活極為不便等等。
在日益激烈衝突中，一些泛民政治人物看不到問題的本質，沒有基層市民的感受，盲目指責對大陸人的「歧視」，譴責所謂「暴力」言行。
只追究眼前的小事，卻忘記香港的核心價值，這就是某些泛民政治人物被香港年輕人痛罵的原因。可惜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沉浸在「議會鬥爭」中而忘記港人的苦難與香港陷於「中國化」失去核心價值的危機。
大陸遊客減少說明嗆聲成效
民眾的抗爭不但迫使北京讓步，還要看到市民嗆聲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目前公佈的數字，由於民間的抗議行動，已經使大陸遊客的來港數量減少，也使相關地方的昂貴租金可能回落。
四月十六日，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受到港元匯價強勁及反水貨客示威影響，今年復活節假期，內地訪港旅行團數目較去年同期下跌大約兩成，而上月平均每日只有三百二十個內地訪港旅行團，較去年同期約四百七十個旅行團更大幅下跌了約三成，他形容跌幅是自二○○三年「沙士」以來最大。在這以前，旅遊業議會表示，三月每日平均僅一九八團，較去年同期的四百七十團更跌五成八。
香港傳媒報道，清明復活節假期，五星級酒店房價劈價，房價不如時鐘過夜價。有業界估計最壞情況，會有兩成旅館結業。這應該是危言聳聽，因為大陸遊客入住五星級酒店的不多，反而是歐美日旅客看到香港有那樣多的大陸遊客而卻步。
有藥業批發商為免貨款血本無歸，正互傳一份「可能結業藥房」監察名單，十四間藥房榜上有名。鐘錶業也表示停止擴充。香港人不可能每天光顧藥房或去買名貴手錶，如果藥房、錶店結業，讓一些小型服務業得以恢復，反而是好事。一減一加，對就業問題也沒有太大影響，更有可能因此降低租金，達到政府達不到的壓抑樓價的效果。
樓價租金仍然未跌
但是目前仍看不出樓價與租金已經受到影響，例如三月中旬媒體報道，自由行及水貨客熱門掃貨地點的屯門，不少人貪平租用工廠大廈作為水貨倉，因此帶動該區工廈租金急升，四年來累積升達一點六倍。差餉物業估價署三月公佈的全港物業重估差餉租值結果，上水水貨客掃貨熱點之一的新功街，有地舖租值五年間狂升逾三倍；藥房、化妝品店及日用品密集的新豐路，商舖租值更超越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地舖租值。
立法會議員兼時裝連鎖店老闆田北辰則透露，三月份內地客生意比去年同期大跌兩成半，今年內有五間分店租約到期，但是業主都明言「不加租的話不會續約」，因此他決定最少關閉當中四間分店。
開業三十年的沙田新城市廣場麥當勞分店（曾是全球十大最繁忙麥當勞分店之一），也因為估計每年要交高達一千多萬港元的貴租而在四月十五日結業。
今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做的民調，有超過六成六受訪市民支持收緊自由行政策，比去年同類調查增加近十個百分點，有七成人更贊成取消「一簽多行」。可見只是取消「一簽多行」，大概只會減少一成大陸旅客，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不論特區政府，還是北京當局，必須繼續推出措施解決問題，而不是如同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所誣衊的那樣，說這些反水貨客行動是「別有用心」。難道他拒絕解決問題是因應黨內鬥爭需要的「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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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匪人稱自己做國家，但未有做出國家所應有格局及行為，對西藏罪行肆虐無日無之。
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著名記者高瑜被中共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七年徒刑。據說她泄露的「國家機密」是所謂「九號文件」，俗稱「七不講」，即中共禁止高校教學中提及的七項議題。
「七不講」中第五條，「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頗有點意思。這說明中共是知道、也承認自己犯了「歷史錯誤」的，但是他們的錯誤，你們不能講。國內外歷史學家都清楚，只要研究中共黨史或中國現代史，就繞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比方說，研究當代中國農村，繞不開「土改」，講到「土改」就繞不開對原土地擁有者的屠殺；研究「大躍進」，就繞不開「大饑荒」；講到「反右」，研究者不會不知道「夾邊溝」。事實上，不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就沒有真實的中國近代史。
是罪行，不是「錯誤」
嚴格說來，「黨的歷史錯誤」不僅高校不准講、民間不准說，很多重要史實，在中共黨內也是列為機密的。研究當代藏史的人都知道《平息西藏叛亂》這本資料集，是一九九五年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和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共同編纂的。其中收錄了一份文件，「中央軍委通令嘉獎所有執行平叛任務的部隊」。這本書注明「內部發行，不得引用」，屬於保密級別較低的資料集，或許正因為此，其中收錄的這份中央軍委嘉獎令竟沒有注明「節錄」，讓有機會讀這本「內部發行」資料的人以為看到的是全文。所謂「內部發行」就是說，這份一九六一年的軍委嘉獎令中，有些信息到了一九九五年還是不能讓級別不夠高的人知道的，而這本資料集裡收入的其實並不是嘉獎令的全文。
幾個月前，我恰好找到了幾份涉藏機密歷史資料，其中就有「嘉獎令」的全文。完整的「嘉獎令」在一九六一年頒發的時候，保密級別是團級，其中「不可告人」的信息是關於「平叛」的時間、地點和「殲滅」藏人的數據：「從一九五六年平叛開始，到今年八月底止，在藏、甘、青、川、滇高原地區，前後累計共殲叛匪ＸＸ萬餘人……」這個「ＸＸ萬」可圈可點：具體數字連團級幹部也不能知道。
不過，另一份機密資料中給出了一個數字：「叛匪投降二十一萬，佔殲敵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六」。據此推算，被「殲滅」的「叛匪」達四十五萬六千多人。這是什麼概念？根據一份被列為「絕密」的人口資料，五○年代，藏人總人口約為二百七十萬，也就是說，在六年間被「殲滅」的藏人達當時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換言之，不少於百分之十七的藏人總人口直接捲入戰場。這個數據還沒包括為了「防叛」被關押、以及後來「反封建」運動中被抓的人數。真實情況如此驚人，難怪連團級幹部都不可告知。 這幾份不同程度的保密資料說明，為什麼「黨的歷史錯誤」不能講？簡單的回答就是：中共犯下的不是「錯誤」，而是「國家罪行」！犯罪者當然不願意讓人天天提起他們的罪行，特別是當他們還把持國家政權的時候。於是，「黨的歷史錯誤」也就成了機密，是不能讓民眾知道，也不能讓民眾評說的。
那麼，黨既然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又怎能「偉大、光榮、正確」呢？箇中奧妙是：黨告訴你：當時「殲滅」是正確的，只不過「擴大化」了，而黨一向是「光明磊落，有錯必糾」的，因此，黨現在為你平反也是正確的。如此一來，黨犯了一次「錯誤」，卻「正確」了兩回。照此邏輯，黨當然就永遠正確了。
是誰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黨既不准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講述，又不讓內部級別不夠高的人瞭解其「歷史錯誤」，歷史真相就被控制在極少數高階官員手裡，於是，黨就控制了歷史的解釋權，把歷史當作他們的玩偶任意打扮，甚至成了歷史的代表。最近，中共發表的《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個白皮書據說用了大量數據來說明「西藏的發展與進步是歷史的選擇」。
這些數據並無新意，無非是目前在西藏的自治區範圍內有多少（中低級）幹部，中共給了西藏多少財政補貼，諸如此類。「白皮書」當然不會包括那些連他們自己的團以下幹部都不准瞭解的數據。
中共從一九五六年在藏區展開的所謂「民主改革」以及「平叛」和「合作化」、「宗教改革」等運動，對藏民族和藏文化造成了歷史上罕見的災難。即使按照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中共機密資料來敘述，中共在藏區的「國家罪行」所展現的殘酷和悲慘可謂罄竹難書。最有說服力的資料之一是人口變化。根據被列為「絕密」的少數民族工作統計資料，一九五八年藏人人口為二百七十萬，到一九六四年統計時，短短六年間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我根據大量中共地方性資料統計出的數據比這個數據還要高，有些地方，例如青海藏區，人口減少程度驚人。牧區的大量成年男性因「防叛」而被抓捕，大多死在監獄中。由於損失大量男性，中共新華社的機密內參向中央報告，藏區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有些地方性別比甚至達到一比十七的程度。在這樣的數據後面，是難以想像的慘烈的人道災難。
根據中共自己的機密資料，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藏區四千六百一十六座寺院只剩下百分之二點五（一百一十七座），以「滿足群眾的宗教需要」，其餘悉數被拆毀、佔用、破壞。如果不算「四省藏區」，僅以「白皮書」涵蓋的「西藏自治區」為例，原有的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寺院中，二千六百零六座被摧毀，「保留寺院」僅佔原有寺院的百分之二點六（七十座）。這些留下來的寺院，也無法正常活動。寺院被系統性地毀滅，等於摧毀了藏區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載體，對藏文化造成了滅絕性的災難。 中共在藏區的「民主改革」、「平叛」、「合作化」、「文革」，一直到現在的「牧民定居」，對於藏人來說，無異於一種文化上的種族滅絕政策。中共的公開宣傳竟然還好意思說什麼「歷史的選擇」。「歷史選擇」這種歷史決定論的說法，只能用來掩飾藏區曾經發生的國家罪行。其實，歷史自己是不會選擇的，作出選擇決定的是人。藏區半個多世紀的悲慘境遇，不是藏民族自己的選擇，而是中共武裝佔領藏區後強加給藏區和藏人的。隨著更多機密和絕密文件逐漸公佈於世，這種國家罪行終將大白於天下。到那一天，歷史將對那些罪犯作出判決，就像歷史已經對中共支持下的紅色高棉作出了審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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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一月份將進行台灣首次總統立委聯合大選。民進黨乘著去年九合一選舉拿下全台十三個縣市首長座席的氣勢，已經於四月中旬正式提名蔡英文競選總統。國民黨一方雖然還要有兩個月才能完成提名程序，但四年前以蔡英文為對手、以統獨為中心議題的宣傳趨勢已再次出現。民意盡失的總統馬英九，國民黨人士和海峽對岸紛紛搭台作場，遊走兩岸的政商精英高調重彈「九二共識」，試圖再次以外力影響台灣人民的選舉意願。目前，「太陽花」以來積極參政的青年世代網路民意對此多半不以為意，但政治老手已經在頻繁交鋒。總統馬英九幾次幫腔喊話，意圖向民進黨和蔡英文施壓。前總統李登輝則表示，從來就沒有過什麼「九二共識」。那麼，「九二共識」究竟遮掩了什麼謎團，又將如何影響台灣明年的大選呢？
真真假假的「共識」
很多否認「九二共識」的人，大抵從用詞著眼，指出國民黨官員蘇起早已承認，這是他個人創造出來的詞語，沒有其他史實依據。蘇起本人也沒有提供更多解釋。近來，即將下台的馬英九摻合選舉熱身，忽然熱衷談論「九二共識」。不滿於此，前副總統呂秀蓮四月三十日召開「掀開九二共識的黑盒子」記者會，提出反駁。
據呂秀蓮陳述，一九九二到九三年首次舉行辜汪會談時，為確保兩岸結束軍事敵對、順利過渡到實質交往，當時台灣「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內部曾確認談判底線為：兩岸都相信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包括台灣；但是兩岸也了解各自對「中國」有不同認知，談判時需要擱置差異。這個求同存異的立場，得到當時參與談判的海基會和海協會雙方口頭宣示，為兩岸逐漸開放合作打下基礎。從這裡上溯，不難看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時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先例，這時轉換為台海之間「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在千禧年被蘇起冠以新名頭，成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以實質概念論，「九二共識」不能簡單說成是蘇起的臆造。目前爭執的關鍵其實在於，是強調「一中」還是堅持「各表」。
呂秀蓮並不這樣看。她認為，李登輝後來曾先後提出「兩國論」（和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前總統陳水扁任期內又終止了國統會運作和國統綱領適用性，這些變化足以令「九二共識」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嚴格講，她未免一廂情願了。雖然台灣民主化進程已經改變並確立為國家建基於在地人民的政治授權，但國體正式定位仍是「主權及於中國大陸、治權限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至今沒有放棄對大陸和外蒙等地的主權要求。因此，就算李登輝「兩國論」有效，台灣內部變化也沒能改變兩岸（「兩國」）交往的基礎。
朱立倫的國際視野
如今談論「九二共識」的誤區在於，所有人都紮進「一中」圈套，沒有人堅持「各表」。幾方勢力中，渴望台灣自主的民進黨對「一中各表」整個不滿意故不待言，北京當然是刻意於「一中」、忽略乃至打壓「各表」。可怪的是最應當固守「各表」底線的國民黨，卻是最早放棄陣地的逃兵。作為總統的馬英九，在呵護「中華民國」聲譽和尊嚴方面，充滿沒有原則的小心眼和政治近視的盤算。遠的不說，前年秋冬，歌手張懸英國演出時接過台下歌迷送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向觀眾展示，遭到大陸留學生嗆聲抗議，延燒至兩岸網民爭吵，直至張懸北京場次被取消，台灣還有評論指責她混淆藝文和政治。始終保持距離和沉默的馬英九，為了表示自己在意「中華民國」的國格，在台北故宮文物赴日展覽時，為了日語文宣在「故宮」之前漏掉「國立」兩字發飆，要求對方道歉。可是去年夏天歐洲漢學會雙年會，北京政府漢辦官員強行收回主辦方為與會者印好的日程，一份份將內文裡有「蔣經國學術基金會」的專頁撕下來，馬英九卻始終沉默。陸委會只是在事發將近一周後，才發出聲明表示遺憾。
種種事情都令經常進出國門的台灣年輕人和專業人士，痛感政府無能；再看到馬英九談論「九二共識」，就會覺得充滿欺瞞。去年九合一選舉清楚地表明，馬英九執政七年來，「九二共識」已經成為國民黨的負資產，他竟然還以為舉起這個標語就能踩到民進黨的痛腳。台北市長柯文哲被人為哄起的統獨議題圍剿時，曾簡捷答覆說，這些人真有道義良心的話，就應該到中國大陸去談論「中華民國」，而不是縮在台灣用這個來打擊島內的政壇對手。
太陽花學運帶來的社運新潮和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失利顯示，北京在「一中」框架下偏袒台灣政商精英以圖操縱民意的經濟放利，未能達到預期，反倒激起台灣社會特別是青年世代的反彈。國共兩黨對此不能無視。五月初新科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率團訪問大陸，會見中共主席習近平。「朱習會」前後，主客雙方都多次提到「九二共識」，朱立倫反覆強調要通過「一中」為台灣開闢國際空間，兩岸交往要公開透明，也要更加有利於青年。隨團國民黨官員則向島內媒體解釋說，這些提法都得到對岸官員的默許和認可。北京企圖將台灣輿情不滿的國際打壓轉化成朱立倫帶來的利好，顯然是要促成國民黨徵召朱立倫並助其當選。
陷入永久「裝睡」的無奈？
大塊文化總裁郝明義指出，隨行官員特意說明朱立倫這次在大陸公開談及「中華民國」；但仔細閱讀後發現，朱談的是孫中山當年建立中華民國的歷史，這在大陸從來沒有被封殺過。但關於「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次「習朱會」並沒有實質進展。蔡英文也反覆警告，兩岸關係必須基於台灣民意，不能以國共關係代替。那些刻意迴避「九二共識」完整內涵，每到選舉就拿著「一中」的棍子找靶子的人，其實自己也不相信如今這個基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要反攻大陸或者想重新統治外蒙。「習朱會」後美聯社曾報道朱立倫意在終極統一，國民黨都趕緊抗議澄清說沒有這回事，那為甚麼我們要真心相信這些人的「一中」言論？
大陸學者周濂有一篇題為《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的著名隨筆，其中說道：「無論是高貴的謊言還是冷酷的意識形態，……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殘喘，但只要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它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那麼它就仍然功能健全、運轉良好」。此時，謊言變得赤裸裸，信任蕩然無存，「支撐謊言繼續運轉的動力要麼是利益要麼是暴力」，其結果是大家都參與作假，集體裝睡。
北京持續操弄「一中」框架下的「九二共識」，威脅利誘台灣民眾，實際上是在向台灣輸入「裝睡」的政治文化。台灣的青年人，想要接收這個禮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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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國際奧委會評估團閉幕式在北京舉行，查土共最愛利用小孩作嘩眾取寵，人前前簇後擁萬般呵錫，人後自生自滅虐殺姦淫。
體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近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奧林匹克憲章》中，明確規定必須保護人權，包括人格尊嚴權、生命健康權、平等不受歧視權等等。然而隨著奧運會不斷被商業化銅臭污染，人權問題，特別是主辦奧運會東道國的人權狀況長期遭到忽視。隨著決定二○二二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國之日期日益臨近，這個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要點。
體育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
中共與前蘇聯一樣，一向把體育競賽與主辦奧運會這樣大型的國際運動會，作為它最大的「面子工程」，借此宣揚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此它不惜犧牲廣大民眾健身、休閒與中、小學學校體育設施的建設。而把資源挪用來只培養「奪金牌機器」的「尖子」運動員，以便為黨國臉上「貼金」，此風由來已久，還美其名曰為「舉國體制」。以至在中國一些中等城市中也找不到一個像樣的足球場。許多農村小學甚至連個籃球場也沒有，甚至出現有的農村小學乾脆不上體育課的怪現象。這是當局讓體育為政治服務，而嚴重侵害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學子的利益與人權。
不僅如此，為了官方面子工程的光鮮和成為「金牌大國」，某些人更有組織地使用興奮劑殘害運動員健康。最典型的一次是一九九二年巴塞羅拿奧運會上，當中國游泳隊一舉奪下四金五銀時，一時所謂的「五朵金花」成了「民族英雄」，成了「面子工程」中的最大亮點。然而由於這種「大躍進」式的成就來得太突然，同時又發現當時中國游泳隊聘請的就是臭名昭著慣用興奮劑的前東德的教練。於是是否用了興奮劑受到國際上廣泛的質疑。這引來中共官方媒體大加斥責，稱這些質疑為西方的「偏見」。但兩年後在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會上，由於日本採用了一種新的、更精確檢測興奮劑的方法，中國體育代表團一下子被查出了共有十一人（其中七人為游泳運動員）服用了興奮劑。這和當年東德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服用興奮劑如出一轍。於是熊國鳴、呂彬、楊愛華等中國著名選手被逐出廣島亞運會，熊國鳴一人奪得的四塊游泳金牌也被收回。看來所謂「西方偏見」倒是正確答案。
中共覬覦二○二二冬奧會主辦權
而今二○二二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國之爭，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導至一些申請主辦國退出了。最後便出現了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與中國大陸北京的「雙雄對決」局面。這意外的「收穫」自然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大好形勢」，於是中共官媒「央視」便得意洋洋而急不可待地宣稱，北京極有可能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同時舉辦過夏季與冬季奧運會的城市。
但體育與人權密不可分，故上世紀南非因種族歧視被拒於奧運會門外。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申辦二○○○年奧運會主辦權，由於六四慘案記憶尤新，也遭否決。後北京再度申請二○○八年奧運會主辦權，並保證要改善人權，甚至信誓旦旦表示「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驚喜」。然而漂亮的言詞並未兌現。「機會」給了中共，它「還」給世界的卻是遺憾、悲哀與更多侵犯人權的惡行。京奧期間，北京暫停了封網，但這個「驚喜」只維持了十多天，「客人」一走封網依舊。即使在京奧期間也大肆侵犯外來建築工人權益，強制拆遷和打壓民間活動人士，驅趕與迫害上訪冤民。甚至京奧期間按當局規定在其指定的公園中申請遊行的老人，也被送去「勞教」。接下來，更重判劉曉波，迫害譚作人，艾未未、冉雲飛、劉霞……一次比一次惡劣。當局如此食言徹底粉碎了國內、國際上某些人認為讓中共舉辦奧運會可促其改善人權的幻想。
三月二十三，日國際奧委會一個代表團與中共有關官員見面，並開始為期五天的對北京申辦情況的考察。而如今財大氣粗的中共，連改善人權的空頭許諾也不再掛在嘴邊，只是志得意滿地誇耀它在北京的冰球館、滑冰場所和其他設施如何漂亮，賓館如何豪華，以及城外計劃中的滑雪設施等等；卻絕口不提漫天的毒霾，更不提其惡劣的人權狀況。北京二○二二年冬季奧會申委會副秘書長王惠更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度，如果北京成功申辦二○二二年冬季奧會，外國遊客將擁有開放的互聯網訪問。」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不知人間有羞恥。
中國人權狀況不斷惡化
自中共十八大後，中國政局急驟左傾。對民間組織、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甚至只是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公民都進行了嚴酷的鎮壓。例如許志永、浦志強、高瑜、郭飛雄、劉萍、侯欣、袁冬、李蔚、張寶成、丁家喜、趙常青……以及僅僅欲維護女權、反對性騷擾的五位青年女知識份子鄭楚然、武嶸嶸、韋婷婷等都橫遭逮捕。其中武嶸嶸身患重病，檢測肝癌相關數據呈「強陽性」，當局竟對她採取停藥措施。此外八十二歲的老記者鐵流先生也遭逮捕判刑。據美國之音報道，這個八十二歲的老人在看守所因多種疾病被送入「公安部門」的醫院。警方卻給這位老人戴上手銬和幾十斤重的腳鐐。當鐵流哀求警方「高抬貴手」，不要給他戴上腳鐐時，頭戴國徽的警官大人竟振振有詞地答道：「到這醫院來醫病的囚犯都要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憑什麼特殊？」如此不分男女老幼亂抓、濫捕、虐待，中國的人權狀況實在太過惡劣，與奧運精神相去萬里，有什麼資格主辦奧運會？
要北京先給世界一個「驚喜」
國際奧委會在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適合作為主辦國時，不能只考慮其經濟實力，場館設施、交通、住宿條件。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國怎樣對待它的人民，特別是怎樣對待它的底層弱勢民眾。而目前中國對政治異議人士，維權律師，普通弱勢民眾，女權維護者所進行的人權侵害範圍廣，人數多，侵害程度嚴重。與當年南非進行種族歧視，都同屬於群體性的侵犯人權。而且不但看不到當局有任何願意反思、改正的跡象，反而更恃財大氣粗，傲慢至極，根本無視國內外輿論的譴責，而要一意孤行蠻幹到底。就連二○○八年京奧前那樣空頭承諾也不屑作出一點。因此在今年七月即將要對二○二二年冬奧會舉辦地作出決定的前夕，國際人權監察等組織發表聲明強烈呼籲國際奧委會遵守其致力於推動改善人權的承諾。該聲明說：國際奧委會的新規定要求主辦城市致力於改善人權，奧林匹克憲章中也一直有追求人類尊嚴和支持言論自由的內容。而這一規定能否實施將在是否把二○二二年冬奧會主辦權授予北京中得到驗證。
因此希望國際奧委會一切主持公道與正義的委員，應向北京當局施壓，要求其在改善人權上作出切實的行動，例如釋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釋放諸如許志永、浦志強、高瑜、郭飛雄、劉萍、侯欣等政治犯。這次就要讓北京當局先給世界一個「驚喜」，才能再給北京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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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觀上讀懂「新常態經濟」並不難，非專業人士對身邊發生的社會經濟小熱點進行簡單聯繫，就可以略知一二。比如說，在我居住的縣級小城市，今年二月初發生了工行行長跳樓事件；時隔兩個月，小城最有名氣的投資公司「企業之家」資金鏈條突然崩斷，被指為「騙子」的經營者選擇了投案自首方式以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 據熟知小城市諸種政商關係的某律師私言：該投資公司與本市工行業務關係密切，殞命行長早前以非職務擔保，替前者拉資金，遭多名重量級債主逼迫，不得已跳樓。至於坊間所議一些官員不敢承認自己投鉅額資金於「企業之家」，則是全國諸多崩盤事件的真正常態。
霸權性質的「階梯利率」
我進行第一季度微觀經濟調查時，也是「企業之家」崩盤之前不到一周，有實體業主非常羡慕地講述了「企業之家」的金融奇蹟，如其囤積了幾千噸鋼材以及操縱多家彩鋼企業跟隨其定價策略，云云。但是，鋼材市場在兩年內沒有再火的可能，不排除囤積者「以貨引錢」，也不排除在資金鏈繃緊時以極低價出售庫存的可能，從而讓投資人吃虧。一位與該實體業主有密切業務關係的人士還告訴我：儘管他們均有很方便的機會從「企業之家」獲得貸款，但利率太高而無法接受。
除了巨型國企之外的絕大部分實體尤其製造業廠商都會面臨無從紓緩的資金壓力，而在國有銀行之外的融資體系「階梯利率」讓困境企業難以承擔。我對一家主要從事高附加值農業貸款的私人投資公司進行過個案調查（季度微觀經濟調查的一部分），它的「階梯利率」從一分八三（月，百分率）起到第一次違約而展期即升至二點○一三，再次則為二點一○四五。這裡面有兩大問題：一個是高附加值農業也是農業，生產周期難以極限性壓縮；另一個是，投資公司的貸款期限大多限定在三個月，故意以霸權規則盤剝農業借款者。
國家在宏觀政策層面以存款保險制度的實施來擠壓過多的銀行存款，這對所有從事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都是利好。在社會層面上，它對保險業也會有促進，因為投保金額沒有破產賠抵限額；還有，對網絡金融亦有促進作用，但是未經實體金融重大挫折的市場變故，網絡金融仍然不會獲得更大的市場機會。總的看來，存款保險制度對超大型國企最有利，因為大量資金湧向股市，國企可以利用上市身份超限量融資。其如體制內經濟學家、湖南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肖毅敏之言：「股票市場為企業提供了沒有期限、低成本的融資，是央企做強必然依賴的路徑。」
失去公平的「股資主義」
在尚未出現逆勢的股票市場火爆過程中，以做強做大為導向的南北車兩大股份出現了股價數倍增值的效應，以致網絡上稱它們為「中國神車」，儘管企業合併而股票尚未整合。在如此之神的背後，國企利益取向與國家政策取向高度的一致性卻是極大的比內部人員交易更危險的事情。在較為專業的角度看三月初的二百五十億元人民幣「工行轉債」操作，它不僅用足了國家監管政策之便利，更以存款保險制度推行的內部資訊與實行時間信息獲取了外界無從謀求的優勢。如此，工行股價上漲就不只是一個如「神車」那樣的神話，更是一場政策魔術。
從改革的邏輯上講，大量銀行存款轉向股市是應當的，也能從總體上降低全社會融資的利率水平。但政策設計者有不想向社會交待的系列預設前提，它可以用「三個更多」來描述：讓更多的資金進入股市，讓國企有更多的盈餘交給中央財政，讓更多的貨幣盈餘個體靠股市盈餘生活。第三個「更多」可以理解為薩繆爾森的「人民資本主義」之中國版，或者說讓更多的人靠股市盈餘生活可以大幅壓縮實體經濟規模，從而也減輕環境後果的壓力。一旦所有的中國人都靠股市盈餘生活了，「人民資本主義」也就變成了「股資主義」。這幾乎是一個猶如美國電影《雪國列車》那樣的劇中人物之創意！
在「股資主義」系統中，還有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是：當國企以更多的盈餘交給國家時，國家也就有能力將全民所有資產的紅利派發給每一個社會成員，如此，從邏輯上排除至少擠壓了國企「股給人民」的主張。然而，這是根本無法變為現實的超級魔術，因為首先是現統治系統因無力解決社會不公而全面淡化了「問題意識」；其次是擴展宏大的國家目標如「一帶一路」等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水平。金融活躍且不論其風險，進一步地加劇社會不公已經是事實。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沒有貨幣盈餘投入股票市場。
場外規模的「關聯套貸」
即使佔社會小比例的股票持有者正當地憑市場機會致富乃至暴富，但市場的風險性積累仍會給他們帶來重創。過去的跌宕往往被股民們指為證監機構的不負責任，因此，不得不為之的國家救市就會以不同形式出現。但是，現在的火爆程度令證監機構也擔心起來，在滬指漲至四千二百點時，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開始呼籲股民「要保持理性、冷靜」。一些體制內經濟學家私下裡表示「中國股市正在重復大蕭條前的美國」：實體經濟清冷之後，資金湧入股市，而後經濟崩潰到來。
不管股市是否理性或者有否第二次大跌，但實體經濟與金融關係的場外化且規模化是一個至今未被重視的大危機因素。所謂場外化，一指本文開頭涉及到的金融從業者非職務金融活動，它雖不會使金融機構有法律風險，但也是揮霍金融資源的一種形式，這些表外業務的「表外」已經非常龐大；二是規模民企為延緩倒閉，在子公司之間虛構交易──或利用合同套取貸款或開具不可能最終兌付的商業匯票已經非常普遍，由此也致實體間的債務數額激增。
虛擬交易合同以獲取金融資源，可稱為「關聯套貸」。在具體運行中既有項目所在地的財政好處也有金融從業人員的好處，後者短期撈錢以抵銷長期職業風險。加計上述的非職務金融活動，兩塊的合計規模應當在七萬億元人民幣左右。而本文開頭提到「企業之家」案例雖在小城市有衝擊性，但即便包括了官員不願報出的部分，也就一億元左右的規模。不過，由事件的現象則表明經濟崩潰的因素不但未除，反而正在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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