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日 星期五

A股暴跌3日 外媒指股市「崩盤勢頭出現」


(記者劉毅報導)
大陸A股近來暴跌,3天下跌了近400點,有外媒稱A股「崩盤勢頭出現」。這個說法較為激進,而有意思的是,這個外媒卻是親共媒體。
5月4日到7日,大陸A股累計下跌超過8%,下挫近400點,這是2013年6月以來最大三日跌幅。連續三日A股總市值蒸發4.2萬億元,股民人均浮虧已超2萬元。有陸媒分析說股市這次調整應該會下探4000點左右,官媒則發文挺股市。
5月7日,有海外中文媒體刊登了《A股崩盤在即 埋葬「羊群」的墳場是甚麼?》一文,文中稱「中國股市連續大跌三日,儼然出現崩盤勢頭」。報導稱,滬深股市的「羊群」們都有愛國之心,喜歡投資國企股票,因為這些公司有政府支持,有壟斷地位,但長期來說它們是埋葬「羊群」的主要墳場。
在大陸媒體紛紛發文力挺股市的時候,這家編輯部設在北京的海外中文媒體卻發出異樣聲音。
目前,習近平和江澤民之間的激戰已經進入關鍵期,雙方在經濟領域對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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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5月08日訊責任編輯:林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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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雞儆猴恐嚇知識分子──習近平下令重判高瑜得不償失


殺雞儆猴恐嚇知識分子,習近平下令重判高瑜得不償失。
中共司法當局重判高瑜,企圖達到習近平的兩個目的:一是殺雞儆猴,利用國家機器製造恐懼效應,威懾一切敢於向黨國挑戰的知識分子,企圖迫使他們屈從黨國路線和政策。二是阻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真實信息自由傳播,以便推行愚民政策,迫使民眾耳目閉塞、不明真相而接受中共欺騙性、蠱惑性宣傳。然而,其結果適得其反。上述兩個目的不僅沒有達到,反而撕下了習近平依法治國的假面具。
損害習的國內威信國際形象
高瑜被重判在國內外都對習近平的聲望造成不良後果,網上對於習近平惡評如潮。雖然中國大陸網絡監管部門指令各個網站不斷刪貼,網民仍然想方設法、轉彎抹角對習表達不滿,稱習近平為「習禁評」;誰不與習近平一起做同樣的夢就得下大獄,去做噩夢;有的網友說這麼愚蠢的判決,可以給高瑜申請諾貝爾和平獎了。
重判高瑜也嚴重損害了習的國際形象。國際社會紛紛譴責中共當局打壓異己和禁止言論自由的行徑。國際人權團體痛斥中國當局對高瑜的判決,指控習近平公然政治迫害。國際特赦組織表示,這一判決踐踏公義,是「假借司法名義攻擊言論自由」。
國際記者聯合會強烈譴責中共對高瑜的判決企圖恐嚇、窒礙新聞自由,呼籲全球媒體和國際社會關注。記者無疆界等國際機構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施壓和制裁。國際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譴責中國當局重判高瑜,並指出習近平不但禁止任何批評性言論,也對此予以嚴厲懲罰。
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士和美國等十五國外交官試圖旁聽高瑜案宣判,雖然均被拒諸法院門外,但表明了西方對於中共司法當局審判高瑜的嚴重關切。歐盟駐華代表團的代表對中國維權人士的整體情況表示擔憂。歐盟發言人發表聲明表示,「高瑜案突顯了在中國捍衛人權的人士,包括記者、網絡博客作者等,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遭受迫害的情況」。在高瑜案的法律程序被高度質疑的情況下,「我們呼籲中國當局按照國際標準,重新調查案件」。

法院隱瞞九號文件發至級別
中共司法當局必須澄清三個問題:九號文件發至哪個級別、事關意識形態有何機密、為何既要貫徹又要隱藏書面內容?
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下達,一般分為三個黨政級別和相應的密級:省軍(部)級、絕密;地師(廳)級、機密;縣團(處)級、秘密。有時根據文件背景和內容,又分發至省軍級、傳達至地師級;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發至縣團級、傳達至黨員(無密級)。但是,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高瑜的《刑事判決書》蓄意隱瞞九號文件發至和傳達級別,該判決書載明:「高瑜的打印件中有『此件發至市地師級』字樣」。關鍵在於「市地師級」,邏輯上說不通。在中共體制內,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級別。市分為省級的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這個含糊不清的「市地師級」其中的市指的是哪一級的市?其實,九號文件屬於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法院為了栽贓陷害,製造政治冤案,進行司法迫害,竟然採用在中共體制內子虛烏有的所謂「市地師級」,明顯偽造構陷,漏洞百出。
九號文件並不涉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保密信息,只是一份政黨的意識形態宣傳指引,理應大力宣傳。該判決書卻指出,經北京市國家保密局鑒定,公安局搜查到的高瑜的打印件、和《明鏡月刊》發表的文本與九號文件內容相同,屬於國家機密。既然如此,法院應當公佈原件,以便比較印證高瑜是否泄露國家機密。

九號文件見不得人欲蓋彌彰
該文件旨在要求各級黨組織充分認清加強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重要性,主要內容是「七不講」,認識西方宣揚的觀點、理論的所謂危害性。其主要目的是在思想領域和宣傳方面全面禁言,強化網路管理,加緊媒體控制。文件強調加強黨對媒體的領導,提高條條塊塊負責制,出了問題要追查到個人。
加強對社會輿論和意識形態的管制,全面禁錮言論,嚴厲打壓異見,是逆歷史潮流開倒車,企圖恢復中共過時思想和陳舊觀念,倒退到文革時期,因而見不得人,不敢讓社會及民眾知曉中共的真實意圖,卻又要貫徹執行。這才有了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的安排,秘而不宣,內部掌握。而高瑜「泄露」的那些「國家機密」,卻是中共家喻戶曉,眾所周知。這樣的「國家機密」還用「泄露」?

治理黨國鬼鬼祟祟
正如網友莉莉八八所說,中共下作得像個地下黨,還非要跟「國家秘密」掛鈎?的確,九號文件不敢曬在陽光下的偷偷摸摸的做法,反映了中共仍舊沿襲其地下黨的詭秘行事方式。也反映了習近平是一個沒有現代理念的領導人,不具備信息時代及全球化領袖的眼界。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年代,打壓媒體和禁書就是通過口頭傳達,從上級宣傳部到各媒體總編輯、編輯部主任,直至傳達到底層的記者編輯。「通風會」、「禁止令」,幾乎是媒體人每日做事之前的必修課程。這些全部是以面對面的談話、宣讀指示、電話通知、口頭傳達的形式進行;沒有文件,不落文字,不許錄音。但是必須落實,如不聽話,輕則檢討和罰款,重則撤職,直至監禁。
習近平執政以來,竟然進一步倒行逆施,下發和執行指導工作的中央文件也搞黑箱作業,一切都在幕後悄悄實施。這樣鬼鬼祟祟,黑道治理黨國,讓中國人訕笑,讓外國人嘲笑。

高瑜揭露批評習遭報復
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要求宣傳思想部門強有力,敢抓敢管,並稱,「有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利用互聯網,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誣衊,一定要嚴肅打擊」。習近平的上述講話在中國各大官方媒體上做了詳細報道,而他在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發言時插話說的這一段類似文革大批判語言的話卻沒有公開發表。九月四日,高瑜在推特上披露了習近平的這段插話,外界因此得知,習近平心胸狹窄,對知識分子經常批評他一黨體制非常不爽,記恨在心。
九月五日,高瑜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之後,各地宣傳部門和公安部門對網絡輿論的反應完全印證了習近平所說要嚴肅打擊的真實性。確實,各地公安以制止網絡謠言為名大規模抓捕曾批評或諷刺政府的知名網友和普通網民。高瑜認為,中共當局這次亮劍打擊,其主要對象就是倡導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公共知識分子,特別是對習近平往左轉進行批評的人士。高瑜表示,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和反右這些政治運動中整人和大興「文字獄」的噩夢。
據說習近平對高瑜的揭露和批評非常惱火,下令重判高瑜就是對她的報復,並坐收殺一儆百之功效。高瑜多次獲得新聞自由獎和新聞勇氣獎等國際獎項,是提倡並身體力行新聞自由的旗幟性人物。習近平對高瑜嚴懲不貸,為集權威祭旗,企圖以此威脅公共知識分子的人身自由,迫使他們噤若寒蟬。根據美國華文媒體明鏡集團創辦人提供的消息,一位黨的領導人說,高瑜將黨的「七不講」洩露出去,每一講讓她付出坐牢一年的代價!

習給奧巴馬出外交難題
重判高瑜,習近平被聚焦於世界輿論,遭到空前猛烈抨擊。尤其是西方輿論大嘩,直指習近平是繼毛澤東之後冷酷無情的中國新獨裁者,習近平因此在國際政治博弈中陷於被動挨批境地。奧巴馬政府被美國學者和共和黨國會議員批評對中共專制獨裁有綏靖主義傾向。美國三月份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呼籲中國釋放高瑜。四月十八日,美國國務院代理發言人瑪麗‧哈夫表示,美國對高瑜被判刑表示深切關注,稱中國政府做法令人不安,並呼籲中國當局釋放高瑜,尊重中國在國際上的人權承諾。對此,中共可以置之不理。然而,習近平將於今年九月訪問美國,而高瑜案將會成為習訪美繞不過去的一個坎兒。美國總統大選已經拉開序幕,民主黨和共和黨正在競選各自的總統候選人,高瑜案勢必成為辯論中國議題的熱點。習訪美時,海外民運、法輪功、台獨、西藏流亡團體示威,自不必說。美國及國際記者組織、國際人權團體的抗議也會對習近平如影相隨。在習近平訪美的大背景下,如果習近平在高瑜案上訴二審時妥善處理,或變通解決,將會有助於使習訪美獲得成功,也有利於改善習的國際形象;反之則會成為習訪美的障礙,習近平的國際形象也會進一步惡化。
習能解套塑造法治形象
盡人皆知,法院判決操控在中共領導人手中。如果習近平想找台階下,高瑜案上訴二審是一個不失顏面的解套機會。有兩種處理辦法可供選擇。一是高瑜年逾七十、身患重病,高血壓、美尼爾症及心絞痛等多種疾病導致其身體狀況極差。司法當局出於人道考慮,批准她保外就醫;二是二審推翻原判,發回重審,改判一兩年徒刑並予以緩刑。這樣才能體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高瑜案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的,「中國是法治國家」。習近平也能借機塑造其法治形象,挽回其國際形象頹勢。然而,一貫強勢作風的習近平能夠識時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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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爭鳴總451期 蔣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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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嗆聲的重要意義

港人評你★流氓政權狗共已忘記自己只是一頭豬狗不如的魔獸,有若癌患的傳染香港,其實狗共知否它自己真的令人生厭,這類狗屎垃圾應早早攆到地獄去,免遺害世界,遺臭萬載!
北京取消深圳居民來港「一簽多行」
四月十一日中午,深圳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張貼一張可能是公安廳的通告,說國務院已通過下周一將深圳居民到香港的「一簽多行」簽證改為「一周一行」,要求各部門在十一日早上十一時集合開會,落實工作部署,才將國務院的此項決定曝光。
歧視香港沒有立即通知
深圳居民到香港是「一簽多行」還是「一周一行」,事關深圳與香港兩地的政府與民眾,北京當局通知深圳比通知香港早幾天,是十分不尋常的事情。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歧視」,說明「高度自治」是個空話。
不過深圳居民來港簽證從「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說明北京終於看到了香港人的強烈不滿而「從善」,但是不至於「如流」。因為事件鬧了好幾年,而且官方媒體曾經因此批評香港人,連泛民的某些政治人物也對香港人的這種態度表示不滿,認為「歧視」中國大陸人。但是面對北京中共政府「歧視」香港特區政府,怎麼不開腔了呢?中國官方媒體沒有正確解釋政策改變的原因,指「近年來內地赴港旅客增速較快,給香港的旅遊承載力造成了較大壓力」,而不是水貨客的擾民與某些遊客的囂張態度破壞了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與香港市民的觀感。
梁振英趕快爭功說:政府早在去年六月已向北京提出將「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
如果不是香港市民以不同形式來嗆水貨客,讓北京瞭解民心之不可侮,一向視民意如糞土、自認偉大英明的中共當局豈會低頭? 某些泛民看不到問題本質
其實,從二○一二年一月因為廣東道海港城分店歧視香港人而有網民發起「D&G門口萬人影相活動」後,香港人與中國遊客(尤其是水貨客)的矛盾就開始突現出來,接著因為《蝗蟲之歌》而更流行。二○一二到二○一三年,在上水發生多起「光復行動」,矛頭對準水貨客。因為北京與特區政府懶理,所以二○一四年流行的是市民以紅衛兵的打扮高舉毛澤東像,手持毛語錄,宣傳「愛祖國、用國貨」。這種反諷形式封住中共媒體的嘴巴,因為這是「愛國愛毛」的表現啊。
去年的雨傘運動的後段,掀起「鳩嗚行動」,以普通話「購物」來諷刺大陸遊客與水貨客,令警方疲於奔命。今年春節前,因為水貨客大舉入侵,再度使嗆水貨客的行動高漲,甚至發生肢體衝突。有的人以為這是一些激進團體所為,實際上是當地許多居民因為不滿大量水貨客破壞他們的生活秩序,例如對交通的影響,因為租金高漲迫使小規模服務性行業倒閉而改為為大陸遊客服務的大財團連鎖店販賣高級奢侈品而使居民生活極為不便等等。
在日益激烈衝突中,一些泛民政治人物看不到問題的本質,沒有基層市民的感受,盲目指責對大陸人的「歧視」,譴責所謂「暴力」言行。
只追究眼前的小事,卻忘記香港的核心價值,這就是某些泛民政治人物被香港年輕人痛罵的原因。可惜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沉浸在「議會鬥爭」中而忘記港人的苦難與香港陷於「中國化」失去核心價值的危機。

大陸遊客減少說明嗆聲成效
民眾的抗爭不但迫使北京讓步,還要看到市民嗆聲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目前公佈的數字,由於民間的抗議行動,已經使大陸遊客的來港數量減少,也使相關地方的昂貴租金可能回落。
四月十六日,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受到港元匯價強勁及反水貨客示威影響,今年復活節假期,內地訪港旅行團數目較去年同期下跌大約兩成,而上月平均每日只有三百二十個內地訪港旅行團,較去年同期約四百七十個旅行團更大幅下跌了約三成,他形容跌幅是自二○○三年「沙士」以來最大。在這以前,旅遊業議會表示,三月每日平均僅一九八團,較去年同期的四百七十團更跌五成八。
香港傳媒報道,清明復活節假期,五星級酒店房價劈價,房價不如時鐘過夜價。有業界估計最壞情況,會有兩成旅館結業。這應該是危言聳聽,因為大陸遊客入住五星級酒店的不多,反而是歐美日旅客看到香港有那樣多的大陸遊客而卻步。
有藥業批發商為免貨款血本無歸,正互傳一份「可能結業藥房」監察名單,十四間藥房榜上有名。鐘錶業也表示停止擴充。香港人不可能每天光顧藥房或去買名貴手錶,如果藥房、錶店結業,讓一些小型服務業得以恢復,反而是好事。一減一加,對就業問題也沒有太大影響,更有可能因此降低租金,達到政府達不到的壓抑樓價的效果。

樓價租金仍然未跌
但是目前仍看不出樓價與租金已經受到影響,例如三月中旬媒體報道,自由行及水貨客熱門掃貨地點的屯門,不少人貪平租用工廠大廈作為水貨倉,因此帶動該區工廈租金急升,四年來累積升達一點六倍。差餉物業估價署三月公佈的全港物業重估差餉租值結果,上水水貨客掃貨熱點之一的新功街,有地舖租值五年間狂升逾三倍;藥房、化妝品店及日用品密集的新豐路,商舖租值更超越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地舖租值。
立法會議員兼時裝連鎖店老闆田北辰則透露,三月份內地客生意比去年同期大跌兩成半,今年內有五間分店租約到期,但是業主都明言「不加租的話不會續約」,因此他決定最少關閉當中四間分店。
開業三十年的沙田新城市廣場麥當勞分店(曾是全球十大最繁忙麥當勞分店之一),也因為估計每年要交高達一千多萬港元的貴租而在四月十五日結業。
今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做的民調,有超過六成六受訪市民支持收緊自由行政策,比去年同類調查增加近十個百分點,有七成人更贊成取消「一簽多行」。可見只是取消「一簽多行」,大概只會減少一成大陸旅客,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不論特區政府,還是北京當局,必須繼續推出措施解決問題,而不是如同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所誣衊的那樣,說這些反水貨客行動是「別有用心」。難道他拒絕解決問題是因應黨內鬥爭需要的「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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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爭鳴總451期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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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藏區的國家罪行


中共匪人稱自己做國家,但未有做出國家所應有格局及行為,對西藏罪行肆虐無日無之。
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著名記者高瑜被中共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七年徒刑。據說她泄露的「國家機密」是所謂「九號文件」,俗稱「七不講」,即中共禁止高校教學中提及的七項議題
「七不講」中第五條,「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頗有點意思。這說明中共是知道、也承認自己犯了「歷史錯誤」的,但是他們的錯誤,你們不能講。國內外歷史學家都清楚,只要研究中共黨史或中國現代史,就繞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比方說,研究當代中國農村,繞不開「土改」,講到「土改」就繞不開對原土地擁有者的屠殺;研究「大躍進」,就繞不開「大饑荒」;講到「反右」,研究者不會不知道「夾邊溝」。事實上,不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就沒有真實的中國近代史

是罪行,不是「錯誤」
嚴格說來,「黨的歷史錯誤」不僅高校不准講、民間不准說,很多重要史實,在中共黨內也是列為機密的。研究當代藏史的人都知道《平息西藏叛亂》這本資料集,是一九九五年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和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共同編纂的。其中收錄了一份文件,「中央軍委通令嘉獎所有執行平叛任務的部隊」。這本書注明「內部發行,不得引用」,屬於保密級別較低的資料集,或許正因為此,其中收錄的這份中央軍委嘉獎令竟沒有注明「節錄」,讓有機會讀這本「內部發行」資料的人以為看到的是全文。所謂「內部發行」就是說,這份一九六一年的軍委嘉獎令中,有些信息到了一九九五年還是不能讓級別不夠高的人知道的,而這本資料集裡收入的其實並不是嘉獎令的全文。
幾個月前,我恰好找到了幾份涉藏機密歷史資料,其中就有「嘉獎令」的全文。完整的「嘉獎令」在一九六一年頒發的時候,保密級別是團級,其中「不可告人」的信息是關於「平叛」的時間、地點和「殲滅」藏人的數據:「從一九五六年平叛開始,到今年八月底止,在藏、甘、青、川、滇高原地區,前後累計共殲叛匪XX萬餘人……」這個「XX萬」可圈可點:具體數字連團級幹部也不能知道。
不過,另一份機密資料中給出了一個數字:「叛匪投降二十一萬,佔殲敵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六」。據此推算,被「殲滅」的「叛匪」達四十五萬六千多人。這是什麼概念?根據一份被列為「絕密」的人口資料,五○年代,藏人總人口約為二百七十萬,也就是說,在六年間被「殲滅」的藏人達當時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換言之,不少於百分之十七的藏人總人口直接捲入戰場。這個數據還沒包括為了「防叛」被關押、以及後來「反封建」運動中被抓的人數。真實情況如此驚人,難怪連團級幹部都不可告知。 這幾份不同程度的保密資料說明,為什麼「黨的歷史錯誤」不能講?簡單的回答就是:中共犯下的不是「錯誤」,而是「國家罪行」!犯罪者當然不願意讓人天天提起他們的罪行,特別是當他們還把持國家政權的時候。於是,「黨的歷史錯誤」也就成了機密,是不能讓民眾知道,也不能讓民眾評說的。
那麼,黨既然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又怎能「偉大、光榮、正確」呢?箇中奧妙是:黨告訴你:當時「殲滅」是正確的,只不過「擴大化」了,而黨一向是「光明磊落,有錯必糾」的,因此,黨現在為你平反也是正確的。如此一來,黨犯了一次「錯誤」,卻「正確」了兩回。照此邏輯,黨當然就永遠正確了。

是誰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黨既不准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講述,又不讓內部級別不夠高的人瞭解其「歷史錯誤」,歷史真相就被控制在極少數高階官員手裡,於是,黨就控制了歷史的解釋權,把歷史當作他們的玩偶任意打扮,甚至成了歷史的代表。最近,中共發表的《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個白皮書據說用了大量數據來說明「西藏的發展與進步是歷史的選擇」。
這些數據並無新意,無非是目前在西藏的自治區範圍內有多少(中低級)幹部,中共給了西藏多少財政補貼,諸如此類。「白皮書」當然不會包括那些連他們自己的團以下幹部都不准瞭解的數據。
中共從一九五六年在藏區展開的所謂「民主改革」以及「平叛」和「合作化」、「宗教改革」等運動,對藏民族和藏文化造成了歷史上罕見的災難。即使按照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中共機密資料來敘述,中共在藏區的「國家罪行」所展現的殘酷和悲慘可謂罄竹難書。最有說服力的資料之一是人口變化。根據被列為「絕密」的少數民族工作統計資料,一九五八年藏人人口為二百七十萬,到一九六四年統計時,短短六年間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我根據大量中共地方性資料統計出的數據比這個數據還要高,有些地方,例如青海藏區,人口減少程度驚人。牧區的大量成年男性因「防叛」而被抓捕,大多死在監獄中。由於損失大量男性,中共新華社的機密內參向中央報告,藏區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有些地方性別比甚至達到一比十七的程度。在這樣的數據後面,是難以想像的慘烈的人道災難。
根據中共自己的機密資料,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藏區四千六百一十六座寺院只剩下百分之二點五(一百一十七座),以「滿足群眾的宗教需要」,其餘悉數被拆毀、佔用、破壞。如果不算「四省藏區」,僅以「白皮書」涵蓋的「西藏自治區」為例,原有的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寺院中,二千六百零六座被摧毀,「保留寺院」僅佔原有寺院的百分之二點六(七十座)。這些留下來的寺院,也無法正常活動。寺院被系統性地毀滅,等於摧毀了藏區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載體,對藏文化造成了滅絕性的災難。 中共在藏區的「民主改革」、「平叛」、「合作化」、「文革」,一直到現在的「牧民定居」,對於藏人來說,無異於一種文化上的種族滅絕政策。中共的公開宣傳竟然還好意思說什麼「歷史的選擇」。「歷史選擇」這種歷史決定論的說法,只能用來掩飾藏區曾經發生的國家罪行。其實,歷史自己是不會選擇的,作出選擇決定的是人。藏區半個多世紀的悲慘境遇,不是藏民族自己的選擇,而是中共武裝佔領藏區後強加給藏區和藏人的。隨著更多機密和絕密文件逐漸公佈於世,這種國家罪行終將大白於天下。到那一天,歷史將對那些罪犯作出判決,就像歷史已經對中共支持下的紅色高棉作出了審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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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動向總357期 (美國)李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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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九二共識」,不做「裝睡的人」

★「苟異共識」?又一個野豬騙人的鬼主意?土共堪稱:「地球毒瘤」,簡直當之無傀!
明年一月份將進行台灣首次總統立委聯合大選。民進黨乘著去年九合一選舉拿下全台十三個縣市首長座席的氣勢,已經於四月中旬正式提名蔡英文競選總統。國民黨一方雖然還要有兩個月才能完成提名程序,但四年前以蔡英文為對手、以統獨為中心議題的宣傳趨勢已再次出現。民意盡失的總統馬英九,國民黨人士和海峽對岸紛紛搭台作場,遊走兩岸的政商精英高調重彈「九二共識」,試圖再次以外力影響台灣人民的選舉意願。目前,「太陽花」以來積極參政的青年世代網路民意對此多半不以為意,但政治老手已經在頻繁交鋒。總統馬英九幾次幫腔喊話,意圖向民進黨和蔡英文施壓。前總統李登輝則表示,從來就沒有過什麼「九二共識」。那麼,「九二共識」究竟遮掩了什麼謎團,又將如何影響台灣明年的大選呢?
真真假假的「共識」
很多否認「九二共識」的人,大抵從用詞著眼,指出國民黨官員蘇起早已承認,這是他個人創造出來的詞語,沒有其他史實依據。蘇起本人也沒有提供更多解釋。近來,即將下台的馬英九摻合選舉熱身,忽然熱衷談論「九二共識」。不滿於此,前副總統呂秀蓮四月三十日召開「掀開九二共識的黑盒子」記者會,提出反駁。
據呂秀蓮陳述,一九九二到九三年首次舉行辜汪會談時,為確保兩岸結束軍事敵對、順利過渡到實質交往,當時台灣「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內部曾確認談判底線為:兩岸都相信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包括台灣;但是兩岸也了解各自對「中國」有不同認知,談判時需要擱置差異。這個求同存異的立場,得到當時參與談判的海基會和海協會雙方口頭宣示,為兩岸逐漸開放合作打下基礎。從這裡上溯,不難看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時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先例,這時轉換為台海之間「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在千禧年被蘇起冠以新名頭,成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以實質概念論,「九二共識」不能簡單說成是蘇起的臆造。目前爭執的關鍵其實在於,是強調「一中」還是堅持「各表」。
呂秀蓮並不這樣看。她認為,李登輝後來曾先後提出「兩國論」(和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前總統陳水扁任期內又終止了國統會運作和國統綱領適用性,這些變化足以令「九二共識」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嚴格講,她未免一廂情願了。雖然台灣民主化進程已經改變並確立為國家建基於在地人民的政治授權,但國體正式定位仍是「主權及於中國大陸、治權限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至今沒有放棄對大陸和外蒙等地的主權要求。因此,就算李登輝「兩國論」有效,台灣內部變化也沒能改變兩岸(「兩國」)交往的基礎。

朱立倫的國際視野
如今談論「九二共識」的誤區在於,所有人都紮進「一中」圈套,沒有人堅持「各表」。幾方勢力中,渴望台灣自主的民進黨對「一中各表」整個不滿意故不待言,北京當然是刻意於「一中」、忽略乃至打壓「各表」。可怪的是最應當固守「各表」底線的國民黨,卻是最早放棄陣地的逃兵。作為總統的馬英九,在呵護「中華民國」聲譽和尊嚴方面,充滿沒有原則的小心眼和政治近視的盤算。遠的不說,前年秋冬,歌手張懸英國演出時接過台下歌迷送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向觀眾展示,遭到大陸留學生嗆聲抗議,延燒至兩岸網民爭吵,直至張懸北京場次被取消,台灣還有評論指責她混淆藝文和政治。始終保持距離和沉默的馬英九,為了表示自己在意「中華民國」的國格,在台北故宮文物赴日展覽時,為了日語文宣在「故宮」之前漏掉「國立」兩字發飆,要求對方道歉。可是去年夏天歐洲漢學會雙年會,北京政府漢辦官員強行收回主辦方為與會者印好的日程,一份份將內文裡有「蔣經國學術基金會」的專頁撕下來,馬英九卻始終沉默。陸委會只是在事發將近一周後,才發出聲明表示遺憾。
種種事情都令經常進出國門的台灣年輕人和專業人士,痛感政府無能;再看到馬英九談論「九二共識」,就會覺得充滿欺瞞。去年九合一選舉清楚地表明,馬英九執政七年來,「九二共識」已經成為國民黨的負資產,他竟然還以為舉起這個標語就能踩到民進黨的痛腳。台北市長柯文哲被人為哄起的統獨議題圍剿時,曾簡捷答覆說,這些人真有道義良心的話,就應該到中國大陸去談論「中華民國」,而不是縮在台灣用這個來打擊島內的政壇對手。
太陽花學運帶來的社運新潮和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失利顯示,北京在「一中」框架下偏袒台灣政商精英以圖操縱民意的經濟放利,未能達到預期,反倒激起台灣社會特別是青年世代的反彈。國共兩黨對此不能無視。五月初新科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率團訪問大陸,會見中共主席習近平。「朱習會」前後,主客雙方都多次提到「九二共識」,朱立倫反覆強調要通過「一中」為台灣開闢國際空間,兩岸交往要公開透明,也要更加有利於青年。隨團國民黨官員則向島內媒體解釋說,這些提法都得到對岸官員的默許和認可。北京企圖將台灣輿情不滿的國際打壓轉化成朱立倫帶來的利好,顯然是要促成國民黨徵召朱立倫並助其當選。

陷入永久「裝睡」的無奈?
大塊文化總裁郝明義指出,隨行官員特意說明朱立倫這次在大陸公開談及「中華民國」;但仔細閱讀後發現,朱談的是孫中山當年建立中華民國的歷史,這在大陸從來沒有被封殺過。但關於「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次「習朱會」並沒有實質進展。蔡英文也反覆警告,兩岸關係必須基於台灣民意,不能以國共關係代替。那些刻意迴避「九二共識」完整內涵,每到選舉就拿著「一中」的棍子找靶子的人,其實自己也不相信如今這個基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要反攻大陸或者想重新統治外蒙。「習朱會」後美聯社曾報道朱立倫意在終極統一,國民黨都趕緊抗議澄清說沒有這回事,那為甚麼我們要真心相信這些人的「一中」言論?
大陸學者周濂有一篇題為《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的著名隨筆,其中說道:「無論是高貴的謊言還是冷酷的意識形態,……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殘喘,但只要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它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那麼它就仍然功能健全、運轉良好」。此時,謊言變得赤裸裸,信任蕩然無存,「支撐謊言繼續運轉的動力要麼是利益要麼是暴力」,其結果是大家都參與作假,集體裝睡。
北京持續操弄「一中」框架下的「九二共識」,威脅利誘台灣民眾,實際上是在向台灣輸入「裝睡」的政治文化。台灣的青年人,想要接收這個禮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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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動向總357期(美國)王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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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惡棍 無權主辦奧運


3月28日,國際奧委會評估團閉幕式在北京舉行,查土共最愛利用小孩作嘩眾取寵人前前簇後擁萬般呵錫人後自生自滅虐殺姦淫
體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近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奧林匹克憲章》中,明確規定必須保護人權,包括人格尊嚴權、生命健康權、平等不受歧視權等等。然而隨著奧運會不斷被商業化銅臭污染,人權問題,特別是主辦奧運會東道國的人權狀況長期遭到忽視。隨著決定二○二二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國之日期日益臨近,這個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要點。
體育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
中共與前蘇聯一樣,一向把體育競賽與主辦奧運會這樣大型的國際運動會,作為它最大的「面子工程」,借此宣揚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此它不惜犧牲廣大民眾健身、休閒與中、小學學校體育設施的建設。而把資源挪用來只培養「奪金牌機器」的「尖子」運動員,以便為黨國臉上「貼金」,此風由來已久,還美其名曰為「舉國體制」。以至在中國一些中等城市中也找不到一個像樣的足球場。許多農村小學甚至連個籃球場也沒有,甚至出現有的農村小學乾脆不上體育課的怪現象。這是當局讓體育為政治服務,而嚴重侵害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學子的利益與人權。
不僅如此,為了官方面子工程的光鮮和成為「金牌大國」,某些人更有組織地使用興奮劑殘害運動員健康。最典型的一次是一九九二年巴塞羅拿奧運會上,當中國游泳隊一舉奪下四金五銀時,一時所謂的「五朵金花」成了「民族英雄」,成了「面子工程」中的最大亮點。然而由於這種「大躍進」式的成就來得太突然,同時又發現當時中國游泳隊聘請的就是臭名昭著慣用興奮劑的前東德的教練。於是是否用了興奮劑受到國際上廣泛的質疑。這引來中共官方媒體大加斥責,稱這些質疑為西方的「偏見」。但兩年後在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會上,由於日本採用了一種新的、更精確檢測興奮劑的方法,中國體育代表團一下子被查出了共有十一人(其中七人為游泳運動員)服用了興奮劑。這和當年東德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服用興奮劑如出一轍。於是熊國鳴、呂彬、楊愛華等中國著名選手被逐出廣島亞運會,熊國鳴一人奪得的四塊游泳金牌也被收回。看來所謂「西方偏見」倒是正確答案。

中共覬覦二○二二冬奧會主辦權
而今二○二二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國之爭,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導至一些申請主辦國退出了。最後便出現了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與中國大陸北京的「雙雄對決」局面。這意外的「收穫」自然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大好形勢」,於是中共官媒「央視」便得意洋洋而急不可待地宣稱,北京極有可能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同時舉辦過夏季與冬季奧運會的城市。
但體育與人權密不可分,故上世紀南非因種族歧視被拒於奧運會門外。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申辦二○○○年奧運會主辦權,由於六四慘案記憶尤新,也遭否決。後北京再度申請二○○八年奧運會主辦權,並保證要改善人權,甚至信誓旦旦表示「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驚喜」。然而漂亮的言詞並未兌現。「機會」給了中共,它「還」給世界的卻是遺憾、悲哀與更多侵犯人權的惡行。京奧期間,北京暫停了封網,但這個「驚喜」只維持了十多天,「客人」一走封網依舊。即使在京奧期間也大肆侵犯外來建築工人權益,強制拆遷和打壓民間活動人士,驅趕與迫害上訪冤民。甚至京奧期間按當局規定在其指定的公園中申請遊行的老人,也被送去「勞教」。接下來,更重判劉曉波,迫害譚作人,艾未未、冉雲飛、劉霞……一次比一次惡劣。當局如此食言徹底粉碎了國內、國際上某些人認為讓中共舉辦奧運會可促其改善人權的幻想。
三月二十三,日國際奧委會一個代表團與中共有關官員見面,並開始為期五天的對北京申辦情況的考察。而如今財大氣粗的中共,連改善人權的空頭許諾也不再掛在嘴邊,只是志得意滿地誇耀它在北京的冰球館、滑冰場所和其他設施如何漂亮,賓館如何豪華,以及城外計劃中的滑雪設施等等;卻絕口不提漫天的毒霾,更不提其惡劣的人權狀況。北京二○二二年冬季奧會申委會副秘書長王惠更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度,如果北京成功申辦二○二二年冬季奧會,外國遊客將擁有開放的互聯網訪問。」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不知人間有羞恥。

中國人權狀況不斷惡化
自中共十八大後,中國政局急驟左傾。對民間組織、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甚至只是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公民都進行了嚴酷的鎮壓。例如許志永、浦志強、高瑜、郭飛雄、劉萍、侯欣、袁冬、李蔚、張寶成、丁家喜、趙常青……以及僅僅欲維護女權、反對性騷擾的五位青年女知識份子鄭楚然、武嶸嶸、韋婷婷等都橫遭逮捕。其中武嶸嶸身患重病,檢測肝癌相關數據呈「強陽性」,當局竟對她採取停藥措施。此外八十二歲的老記者鐵流先生也遭逮捕判刑。據美國之音報道,這個八十二歲的老人在看守所因多種疾病被送入「公安部門」的醫院。警方卻給這位老人戴上手銬和幾十斤重的腳鐐。當鐵流哀求警方「高抬貴手」,不要給他戴上腳鐐時,頭戴國徽的警官大人竟振振有詞地答道:「到這醫院來醫病的囚犯都要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憑什麼特殊?」如此不分男女老幼亂抓、濫捕、虐待,中國的人權狀況實在太過惡劣,與奧運精神相去萬里,有什麼資格主辦奧運會?
要北京先給世界一個「驚喜」
國際奧委會在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適合作為主辦國時,不能只考慮其經濟實力,場館設施、交通、住宿條件。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國怎樣對待它的人民,特別是怎樣對待它的底層弱勢民眾。而目前中國對政治異議人士,維權律師,普通弱勢民眾,女權維護者所進行的人權侵害範圍廣,人數多,侵害程度嚴重。與當年南非進行種族歧視,都同屬於群體性的侵犯人權。而且不但看不到當局有任何願意反思、改正的跡象,反而更恃財大氣粗,傲慢至極,根本無視國內外輿論的譴責,而要一意孤行蠻幹到底。就連二○○八年京奧前那樣空頭承諾也不屑作出一點。因此在今年七月即將要對二○二二年冬奧會舉辦地作出決定的前夕,國際人權監察等組織發表聲明強烈呼籲國際奧委會遵守其致力於推動改善人權的承諾。該聲明說:國際奧委會的新規定要求主辦城市致力於改善人權,奧林匹克憲章中也一直有追求人類尊嚴和支持言論自由的內容。而這一規定能否實施將在是否把二○二二年冬奧會主辦權授予北京中得到驗證。
因此希望國際奧委會一切主持公道與正義的委員,應向北京當局施壓,要求其在改善人權上作出切實的行動,例如釋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釋放諸如許志永、浦志強、高瑜、郭飛雄、劉萍、侯欣等政治犯。這次就要讓北京當局先給世界一個「驚喜」,才能再給北京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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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爭鳴總451期 (大陸)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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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火爆 實體慘淡──中國經濟崩潰因素累加

在微觀上讀懂「新常態經濟」並不難,非專業人士對身邊發生的社會經濟小熱點進行簡單聯繫,就可以略知一二。比如說,在我居住的縣級小城市,今年二月初發生了工行行長跳樓事件;時隔兩個月,小城最有名氣的投資公司「企業之家」資金鏈條突然崩斷,被指為「騙子」的經營者選擇了投案自首方式以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 據熟知小城市諸種政商關係的某律師私言:該投資公司與本市工行業務關係密切,殞命行長早前以非職務擔保,替前者拉資金,遭多名重量級債主逼迫,不得已跳樓。至於坊間所議一些官員不敢承認自己投鉅額資金於「企業之家」,則是全國諸多崩盤事件的真正常態。
霸權性質的「階梯利率」
我進行第一季度微觀經濟調查時,也是「企業之家」崩盤之前不到一周,有實體業主非常羡慕地講述了「企業之家」的金融奇蹟,如其囤積了幾千噸鋼材以及操縱多家彩鋼企業跟隨其定價策略,云云。但是,鋼材市場在兩年內沒有再火的可能,不排除囤積者「以貨引錢」,也不排除在資金鏈繃緊時以極低價出售庫存的可能,從而讓投資人吃虧。一位與該實體業主有密切業務關係的人士還告訴我:儘管他們均有很方便的機會從「企業之家」獲得貸款,但利率太高而無法接受。
除了巨型國企之外的絕大部分實體尤其製造業廠商都會面臨無從紓緩的資金壓力,而在國有銀行之外的融資體系「階梯利率」讓困境企業難以承擔。我對一家主要從事高附加值農業貸款的私人投資公司進行過個案調查(季度微觀經濟調查的一部分),它的「階梯利率」從一分八三(月,百分率)起到第一次違約而展期即升至二點○一三,再次則為二點一○四五。這裡面有兩大問題:一個是高附加值農業也是農業,生產周期難以極限性壓縮;另一個是,投資公司的貸款期限大多限定在三個月,故意以霸權規則盤剝農業借款者。
國家在宏觀政策層面以存款保險制度的實施來擠壓過多的銀行存款,這對所有從事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都是利好。在社會層面上,它對保險業也會有促進,因為投保金額沒有破產賠抵限額;還有,對網絡金融亦有促進作用,但是未經實體金融重大挫折的市場變故,網絡金融仍然不會獲得更大的市場機會。總的看來,存款保險制度對超大型國企最有利,因為大量資金湧向股市,國企可以利用上市身份超限量融資。其如體制內經濟學家、湖南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肖毅敏之言:「股票市場為企業提供了沒有期限、低成本的融資,是央企做強必然依賴的路徑。」

失去公平的「股資主義」
在尚未出現逆勢的股票市場火爆過程中,以做強做大為導向的南北車兩大股份出現了股價數倍增值的效應,以致網絡上稱它們為「中國神車」,儘管企業合併而股票尚未整合。在如此之神的背後,國企利益取向與國家政策取向高度的一致性卻是極大的比內部人員交易更危險的事情。在較為專業的角度看三月初的二百五十億元人民幣「工行轉債」操作,它不僅用足了國家監管政策之便利,更以存款保險制度推行的內部資訊與實行時間信息獲取了外界無從謀求的優勢。如此,工行股價上漲就不只是一個如「神車」那樣的神話,更是一場政策魔術。
從改革的邏輯上講,大量銀行存款轉向股市是應當的,也能從總體上降低全社會融資的利率水平。但政策設計者有不想向社會交待的系列預設前提,它可以用「三個更多」來描述:讓更多的資金進入股市,讓國企有更多的盈餘交給中央財政,讓更多的貨幣盈餘個體靠股市盈餘生活。第三個「更多」可以理解為薩繆爾森的「人民資本主義」之中國版,或者說讓更多的人靠股市盈餘生活可以大幅壓縮實體經濟規模,從而也減輕環境後果的壓力。一旦所有的中國人都靠股市盈餘生活了,「人民資本主義」也就變成了「股資主義」。這幾乎是一個猶如美國電影《雪國列車》那樣的劇中人物之創意!
在「股資主義」系統中,還有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是:當國企以更多的盈餘交給國家時,國家也就有能力將全民所有資產的紅利派發給每一個社會成員,如此,從邏輯上排除至少擠壓了國企「股給人民」的主張。然而,這是根本無法變為現實的超級魔術,因為首先是現統治系統因無力解決社會不公而全面淡化了「問題意識」;其次是擴展宏大的國家目標如「一帶一路」等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水平。金融活躍且不論其風險,進一步地加劇社會不公已經是事實。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沒有貨幣盈餘投入股票市場。

場外規模的「關聯套貸」
即使佔社會小比例的股票持有者正當地憑市場機會致富乃至暴富,但市場的風險性積累仍會給他們帶來重創。過去的跌宕往往被股民們指為證監機構的不負責任,因此,不得不為之的國家救市就會以不同形式出現。但是,現在的火爆程度令證監機構也擔心起來,在滬指漲至四千二百點時,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開始呼籲股民「要保持理性、冷靜」。一些體制內經濟學家私下裡表示「中國股市正在重復大蕭條前的美國」:實體經濟清冷之後,資金湧入股市,而後經濟崩潰到來。
不管股市是否理性或者有否第二次大跌,但實體經濟與金融關係的場外化且規模化是一個至今未被重視的大危機因素。所謂場外化,一指本文開頭涉及到的金融從業者非職務金融活動,它雖不會使金融機構有法律風險,但也是揮霍金融資源的一種形式,這些表外業務的「表外」已經非常龐大;二是規模民企為延緩倒閉,在子公司之間虛構交易──或利用合同套取貸款或開具不可能最終兌付的商業匯票已經非常普遍,由此也致實體間的債務數額激增。
虛擬交易合同以獲取金融資源,可稱為「關聯套貸」。在具體運行中既有項目所在地的財政好處也有金融從業人員的好處,後者短期撈錢以抵銷長期職業風險。加計上述的非職務金融活動,兩塊的合計規模應當在七萬億元人民幣左右。而本文開頭提到「企業之家」案例雖在小城市有衝擊性,但即便包括了官員不願報出的部分,也就一億元左右的規模。不過,由事件的現象則表明經濟崩潰的因素不但未除,反而正在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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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爭鳴總451期 (大陸)綦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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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人幫」神話與政改謊言


周永康正進入被起訴的階段。

薄熙來已在服刑。

徐才厚已病死。

令計劃被起訴為期不遠。
誰發明了「新四人幫」?
周永康正進入被起訴的階段,薄熙來已在服刑,徐才厚已病死,令計劃被起訴也為期不遠。海外媒體稱此四人為「新四人幫」。這種帽子扣在這四個腐敗的中共頂級官員的頭上,想必他們也覺得莫名其妙。這「新四人幫」的高帽,發明者誰?究竟是實有其事還是捕風捉影,另有政治目的?都可以看成中南海政治懸疑學的一部分。
如果考察「新四人幫」的提法在海外媒體上漸漸浮出的過程,完全可以隱隱約約窺見為中南海政治服務的輿論美容師的幕後操作。一個政治提法,決不是憑空出世,它所代表的政治含義,要達成的政治目的,需要仔細地推敲。
按照海外媒體放風拼圖,稱薄周令徐等人密謀政變,把令計劃推上總書記大位,薄熙來為政法委書記,掌警法大權,周永康為「太上皇」,云云。
我個人相信,薄周聯盟應該是確有其事的,這從公開的報道作證據鏈,就能判斷。儘管習近平、周永康等在常委時期就到重慶為薄熙來站台背書過,對重慶模式力挺,但政治人物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不足以說明習、周就都是薄熙來的鐵杆盟友。真正能透露出周是薄熙來鐵桿盟友的是,薄熙來在法庭上供述的中央指示「王立軍休假式治療」的六條指令,這個指令明顯不發自胡錦濤和溫家寶,而是周永康,這一信息旋即被蒸發。大量的事實表明,周薄是有密謀有默契的。而周薄密謀,我個人相信將不會在周案起訴時提及。
那麼為什麼中南海放風人要擴大薄周聯盟,做成薄周令徐「新四人幫」呢?令計劃雖然和薄熙來都是山西人,徐才厚是大連人,薄熙來在大連當過領導,可能有交集,但說這四人組成一個「新四人幫」,軍警政各個方面大權都有,居然還沒有成事,還沒有把當時的王儲習近平拉下來,卻一個個折戟沉沙,身敗名裂,那除了證明這四人是弱智外,還能說明什麼呢?而這四人都躋身中共權力高層,可能是弱智麼?況且,令計劃根本屬於薄熙來的政敵陣營──團派的大總管,他怎麼可能奇蹟般地轉身投靠薄周聯盟呢?

團派是倒薄操盤手
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重要線索,當太子黨與團派為十八大權力博弈切磋武功正酣之前,當團派及黨內溫和派對薄熙來在重慶的極左路線忌憚不已時,團派的權力高手早完成了抄薄熙來後路的準備工作。李克強升任常委之前,出任的職務就是遼寧省委書記。薄熙來在重慶猛抄賀國強和汪洋的後路的時候,薄熙來的政敵們不會在遼寧如法炮製嗎?儘管薄在重慶時,李克強早升至中央。但薄在遼寧的淫亂腐敗作為,王立軍在鐵嶺的胡作非為,李克強就一無所知嗎?溫家寶、賀國強的人馬與勢力就不會對薄王在遼寧的作為調查?令計劃甚至有可能是倒薄的操盤手。沒有薄熙來的政敵們在遼寧的調查,在中紀委的動作,就不可能敲山震虎,打草驚蛇,讓王立軍坐臥不安,從而觸發薄熙來陣營的內訌,沒有薄熙來陣營的內訌,中國的政治進程就將改寫,中國的毛左化將比習近平當政更烈、更加黑暗和血腥化。
令計劃這麼一個薄陣營可能恨之入骨的人物,真的有可能在十八大前夕的三月北京法拉利車禍、令公子斃命後被周永康拉上「新四人幫」賊船?這一說,最站不住腳的就是,當法拉利車禍發生時,薄熙來已經失勢,令計劃難道是弱智,不去追漲殺跌,反而自尋死路,搭上通向覆滅的快車嗎?
徐才厚這樣一個貪腐無度的人物,在軍中掌握將領晉升大權的人,如果有意結成「新四人幫」,與周永康掌握的警察國安等情治執法部門聯手,加上背後還有超級大佬們的支持,何事不成?
結論是:薄周令徐雖然個個都貪腐,個個都厚黑,但絕非「新四人幫」,不僅不是,還有可能是政敵。既然如此,為什麼又有人落井下石,給這四人贈送「新四人幫」的政治高帽呢?

當年抓「四人幫」不是毛遺願
如果回想起老「四人幫」王張江姚的提法,就知道中共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與宣傳忽悠手法。毛雖然也對江青不滿,但那是丈夫對妻子不能團結更多同夥的不滿,而決非希望華國鋒把自己老婆抓起來的不滿。中共的謊言宣傳機器,居然在電視劇《鄧小平》中把抓江青等人的政變,說成是毛的意願,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毛批評「四人幫」,只是愛之切,責之深而已。毛要去掉王張姚之流,還不用費去掉劉少奇的「動小指頭」之力,只需動動眼色和嘴皮子而已。
抓江青等的政變之後,為了讓政變合法化,爭取民心,師出有名,所以「四人幫」的尊號一套,王張江姚就是「黃泥巴掉褲襠,不是屎也是屎」。何況這幾人的路線,在中共體系裡極左,更不得民心。有人說,什麼「四人幫」,就是「五人幫」,毛是「五人幫」的頭子。江青自稱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咬誰就咬誰。我認為「五人幫」的提法,也淡化了一個極權型政黨的幫派特性,以及他們身上背負的罄竹難書的踐踏人權的罪惡。
在一九七六後的那種形勢下,粉碎所謂「四人幫」,換來了中國的轉機,改革開放一度得到人民的支持擁護。現在中共放風「新四人幫」,製造新的政治污水溝和新政治神話,無非是「太陽底下無新事」,一方面要坐實這四人的罪大惡極,一方面激發人民對明君英明舉措和改革的進一步幻想。
按照政治放風師和輿論美容師的打造,就會產生如下效果:當年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英明領袖鄧主席一舉啟動改革開放;現在英明領袖習主席一舉拿下「新四人幫」,政治改革是要在清除腐敗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後一舉進行。

御用學者為習塗脂抹粉
不僅放風的無名小卒們在為他們的老闆造勢背書,而且國內頗有些聲望的清華、北大的學者專家教授們也聲稱習近平在清洗貪腐後,下半年有大動作。
各位就等著下半年的政治改革大動作吧!這個下半年,開個玩笑說,估計是銀河系太空紀元二○五○年下半年。
政治畫餅一畫再畫,政治謊言一說再說,政治木乃伊的塗抹和美容一直進行不停。中國的五毛寫手們連「習近平要對特權集團和既得集團下手」這樣的瀰天大謊都能寫得出來,那麼請問:習先生屬於哪個集團?他是出身草根平民,至今仍在野,獨自一個人在戰鬥嗎?他要反腐嗎?為何江家族、曾家族、李鵬家族、溫家寶家族見諸國外媒體的巨大資產,沒有班子在調查呢?他要政改嗎?為何「七不講」「男兒論」「兩個三十年不能否定論」都在他當政時推出,毛左之風越演越烈,階級鬥爭論重提,連西方教材都要抵制,國內烏煙瘴氣,這就是中興之君、改革明君的氣象?在他治下,所抓捕入獄的溫和民主人權人士,遠超江胡時代。最新例證,年逾七十的著名女記者高瑜被控以「泄露國家機密罪」重判七年,僅僅因為她把中共九號文件提出的抵制普世價值、新聞自由與公民社會透露出來,僅僅因為她踐行了記者的揭露真相權利與公民的知情權利。
中共的「政治改革」與「新四人幫」一樣是一個政治神話。當年一位美國幽默作家曾嘲諷:讀美國總統的國情報告像讀黃色小說。我們也可以說:讀中共的政治報告,讀中共的「依法治國」、政改承諾,完全可以當成讀一部奇幻小說,山海經、笑林廣記,只是那些東西讀起來更有趣、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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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號 爭鳴總451期 華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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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普選方案出爐之後

4月22日港府拋出「假普選方案」。六月若獲通過,無論到時共產黨是否過橋抽板,是否兌現承諾,香港民主陣營必將土崩瓦解,失去穩佔民意至60%的支持度,地下黨實現赤化香港的圖謀近矣!

特區政府拋出普選方案,要市民『袋住先』(接受再說),泛民立即上街抗議。 (林卓軒)
4月22日,特區政府正式向立法會遞交「假普選方案」,啟動所謂「政改第三部曲」。從5年前的「起錨」標語,到今年的「一定要得」口號,政府文宣攻擊排山倒海,盡情指鹿為馬,把已經表態否決方案的民主派議員抹黑成歷史罪人。及至25日,除「政改三人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主動出擊之外,政府更加總動員全體問責高官「離地」落區,自我感覺良好,阻擋市民抗議。根據政府時間表,預料6月交立法會大會表決。
「假普選方案」內容
把「假普選方案」說成是「一定要得」,毫無疑問是「最要不得」,「一定死得」。「假普選方案」內容細節如下,跟坊間估計大體一致。
一、特首「提名委員會」由四大界別、同等比例組成,人數1200人,提委會保留目前1200人選舉委員會的產生辦法不變,選民基礎也大致不變。
二、在提名方法方面,政府建議分為「提委推薦」及「提委會提名」兩個階段。
三、在「提委推薦」方面,每名提委只能推薦一人,成為「參選人」要獲1/10提委,亦即120名提委明票推薦,上限為240個,意味最少5人及最多10人「入閘」。參選人可通過論壇比拼政綱,爭取民意支持,但論壇結果對提委會無約束力。
四、在「提委會提名」方面,參選人要「出閘」成為「候選人」,必須取得過半數提委支持。提委最少提名2人,最多可提名全數參選人,提名1人則視作廢票。提名採暗票制,規定選出2至3名候選人。如有超過3人取得過半數提委提名,由最高票的3人成為「候選人」出選。無人或僅1人取得過半數提委提名,重啟程序。
五、在全港選民投票方面,政府建議「一輪定勝負」,勝出者不用取得過半數票支持,僅以多票者勝出,白票會被視為廢票,勝出者交由中央政府任命。

港共左派也發動大規模宣傳,只有一條船,要大家先上船。船破再慢慢補。
關於這個方案的欺騙性和專制性,我在先前文章已有詳述,不擬贅言。如今歸納幾個重點,說明反對「袋住先」的重要理據,可望澄清事實,破除迷思。
一、陷阱:「假普選方案等於普選」
反對「袋住先」的一大理由,就是拒絕承認「假普選方案等於普選」。這是大家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線,拒絕指鹿為馬,也是為了避免墮入承認「方案就是普選」的陷阱深淵。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立法會表明:行政長官實行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普選產生後,即已實現了《基本法》第45條規定:「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換言之,只要立法會議員投下支持「假普選方案」的贊成票,就等於直接承認:人大831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等於《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這正是整個「政改五部曲」早已鎖定的必要前提和關鍵要害,並且明確寫明在人大831決定中。市民千萬不要天真地以為不用理會「假普選方案」是否等於《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滿以為只要一人一票選舉,就不妨「袋住先」,等以後再改良。這種鄉愿想法儼如視而不見,選擇性失明。北京大學饒戈平教授更已在25日表示:「只要《基本法》第45條不改變,人大831決定也不可能改變。」讓我再重申一次:贊成「假普選方案」等於同意這就是《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在這一點上,林鄭月娥沒有欺騙大家,還望大家不要再欺騙自己。
有人認為:即使贊成「假普選方案」等於《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的目標」,但是未來也可以改良,絕不囿於上述「終極目標」已經達成的現實,屆時可以再啟「政改五部曲」。其實,這種想法昧於現實。首先,屆時重啟政改,將會於法無據,不得再援用《基本法》第45條規定,反而必須建基於《基本法》以外的當權者恩典。其次,即使屆時由中共篩選出來的特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吃錯藥」重啟「政改五部曲」,但是要取得立法會內2/3議員通過任何良性改變以落實「真普選」,真有可能嗎?立法會內,主客之位易,眾寡之勢變,香港「真普選」只會遙遙無期。
地下黨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還說:大家可以「各自表述」嘛。換言之,民主派議員可以先通過「假普選方案」,「袋住先」,同時宣示自己不同意「假普選方案」等於《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僅在後面這一點上跟官方立場盡情唱反調,然後在未來日子繼續爭取真普選即可。他真是個超級老千!承上所述,把「假普選方案」描繪成等於《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既出現在人大831決定明文,也出現在政府提交給立法會的修正案草案明文(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草案)》第一條)。這些都已經寫死了,當權者根本不留任何轉寰餘地。一旦通過方案,任憑議員如何另行各自表述,議員實際上已經通過投下贊成票,連帶承認了這些明文規定。
更重要的是,一旦「假普選方案」獲得通過,如果民主派議員反過來聲稱這不等於《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那麼中共和特區政府到時就會問:由於特首「普選」已經終極實現,政府原本可以計劃推行立法會「普選」,但由於部分議員堅拒承認特首「普選」已經終極實現,那麼應否無限期擱置立法會「普選」?果真如此,民主派議員及香港市民將被套牢,進退維谷。智者不惑!

二、預選——共產黨預選圈定、再讓你全民投票
「假普選方案」不是普選。一直以來,由共產黨控制達80%的選舉委員會,以過半數門檻,選出1名「特首」。而目前的「假普選方案」則規定:由共產黨繼續控制達80%的提名委員會,以過半數門檻,事先「預選」,選出2至3名「候選人」,再任市民一人一票選擇。整個「假普選方案」的重點,並不在於那場「一人一票」全民投票,而是在於提名委員會的「預選」。由共產黨事先圈定2至3名同志、幹部、統戰對象,再放任香港市民挑選其中任何一人成為特首,對共產黨來說當然毫無難度。
然而,這不是「普選」,而是「先由共產黨預選、再由香港選民象徵性全民投票」。換言之,「黨選」才是重點,「公決」只是橡皮圖章,行禮如儀,無關痛癢。葉劉、羅范、范徐,任你選;錦松、慧琼、振英,任你挑。屆時香港市民投票或不投票,以至投票給誰,在共產黨心目中,已經無關宏旨,因為一切盡在黨的掌握。歸根結柢,香港市民無法實際上提名任何候選人供全民選擇,只有共產黨才有權提名少數候選人供大家選擇。
這樣的選舉根本沒有任何絲毫民主寸進可言,只不過是一套圓熟上乘、欺騙市民的專政把戲,以「一人一票」走過場的方式,確認共產黨每5年1次的歷史選擇。如今特區政府和地下黨的宣傳經常標榜「我要一人一票選特首」,較少直說「我要普選特首」,盡顯共產黨作賊心虛,遮蓋共產黨「預選」、「篩選」的專政魔術。

三、陰謀——分化和瓦解民主派抗爭力量
要求通過「假普選方案」,實際上並非共產黨的「重中之重」,因為無論「假普選方案」是否通過,香港依然沒有民主普選,中共依然一黨專政,風雨不動安如山。那麼為何現在中共還要擺出一副硬推「假普選方案」的嘴臉?主要目標不過是:分化和瓦解香港民主派抗爭力量,達成這麼多年來從未真正實現的政治鬥爭夙願。這才是陰謀背後的真正目的。
要通過「假普選方案」,共產黨至少要從民主派27位議員當中挖走4票。不過,即使到時有1至2名議員(例如湯家驊和李國麟)臨陣變節,也是無用,況且他們也不會徒勞無功地變節。事實上,共產黨的目標不在於區區那4票,甚至不在於「假普選方案」是否獲得通過,而是投放在更廣闊的政治大局,希望在「挖票」的過程中,對於部分民主派政黨及議員「動之以私利」和「動之以公利」,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相信共產黨,接受共產黨統戰,令絕大部分「溫和」民主派陣營議員最後表決支持「假普選方案」,或者至少表現出「各唱各調」的言行,一舉分化與瓦解香港民主派政治陣營。
質言之,在「挖票」的過程中,首先動之以「私利」:許諾個別議員不洩漏他們的「風流」罪證,答應個別議員以後有機會獲任命為司長或局長,承諾他們私人業務生意將會獲得大力扶持。這些勸說當然必定保持秘密,不會張揚,延後兌現。另一方面則動之以「公利」:允諾個別議員或政黨只要先表決通過「假普選方案」,以後就會「開恩」讓某位溫和民主派人士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出閘」,或者至少取得過半數提委暗票支持,例如允許某民主派政黨某位「溫和」人士「出閘」,還要擺出一副信誓旦旦的樣子,並且要求大家不要問,只要信,同時不能向外披露,否則承諾立即破功失效。當然,承諾最後是否兌現,大家看黨史就會一清二楚了。
一旦「假普選方案」因而獲得通過,無論到時共產黨是否過橋抽板,是否兌現上述「私利」和「公利」,香港民主派陣營將會立即土崩瓦解,一舉擊破目前民主派穩佔民意55%至60%的支持度,進一步迅速實現地下黨全面「赤化」香港的卑劣圖謀。由此可見,目前的形勢已經不是通過「假普選方案」與否之爭,而是共產黨直接挑戰、分化、瓦解香港民主派政治陣營之爭。從這個高度來看共產黨的陰謀,一旦把「假普選方案」「袋住先」,即等同政治自殺,一舉摧毀香港民主運動。反正都是沒有「真普選」,何必還要放任中共瓦解爭取「真普選」的團結抗爭政治力量?這是大家應當認真思考的大哉問。

四、文宣——過了蘇州再無船!決不上破船
目前共產黨對付香港民主派的文宣攻略,不外乎以下四點。逐點破謬,澄清事理,刻不容緩。
(一)效用論:否決「假普選方案」,如何更有利於爭取真普選?
破謬法:否決「假普選方案」,的確無助於即時實現真普選,但是通過「假普選方案」,更不利於爭取未來實現真普選,理由已如前述。
(二)生態論: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25日聲稱,民主派否決方案,只不過是「意氣之爭」,只會令香港政治氣候更差,抗爭更激烈,「自殘」更嚴重,但中央態度不會軟化;只有通過政改才會令香港政治生態發生根本變化,對香港最有利。
破謬法:否決「假普選方案」,絕非「意氣之爭」,更非「自殘」,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理性選擇,原因已如上述。港人要爭取的是實現真普選,並非一味爭取與當權者營造所謂和諧政治生態。港人爭取實現民主的方法,不是坐待專制統治者的恩賜,而是抗爭抗命不合作。一旦通過「假普選方案」,香港政治生態的確會發生根本變化:香港沉淪,萬劫不復。
(三)抽板論:特首梁振英聲稱,一旦方案被否決,將不知「蘇州過後」,何年何月再有下一班船,現在正是「臨門一腳」。
破謬法:現在擺在岸邊的,不是一艘適航的船艇,而是船底破洞入水的「南丫一號」。船伕跟我們說:「你們搭住先,不上船就笨,以後不知何時有船搭,現在是你們臨門一腳了。上了船,航行中,你們可以看情形再提議補船底的破洞嘛。」我們當然不會上船,只會一笑置之。畢竟,壟斷船艇客運的是共產黨,特意調來破船的又是共產黨,恐嚇以後無船、如有也是破船的更是共產黨。然後,689指著岸邊憤怒的我們,笑陰陰地說:「不要做歷史罪人,臨門一腳,珍惜機會,上船吧!」我們只會哈哈大笑,懶得浪費時間跟白癡混蛋糾纏。
(四)文明論:梁振英批評22日晚上在美孚的高官「落區」宣傳集會上指斥官員的示威人士,表示其中有年輕人「豎中指、講粗口」,發出「極粗鄙的粗口和聲浪代替道理」,質疑他們「不文明只求發洩」,是否「稱得上民主派」。梁振英重申自己經常落區,落區對他「無難度」,只是「辛苦了警察」。他表示當晩示威者的干擾反映出「有人心虛,怕官員接觸市民」,強調「一定會繼續落區,繼續與市民零距離溝通」。
破謬法:梁振英推出「假普選方案」來閹割真普選,文明嗎?被人破口大罵,當場強顏歡笑,事後大力譴責,文明嗎?市民嚴厲斥責特首,竟被誣為「只求發洩」,那麼特首質疑他們「不文明只求發洩」本身,又是否「只求發洩」,文明嗎?你我天天「落區」都無難度,他卻要「辛苦警察」後才可以「落區」無難度,他有種就獨自一人慢慢走完整條彌敦道,看看後果如何!
25日,一眾政府高官乘坐開篷大巴,途經堅尼地城、樂富、大埔,落區不落車,離地惑人心,儼如平行時空中的移動城堡,又是否正如梁振英所說的「有人心虛,怕官員接觸市民」?梁振英聲稱自己「與市民零距離溝通」,試問除了接吻和性交之外,梁振英大可公開表演自己如何「與市民零距離溝通」,否則其陳述顯然誇張失實,黨奴傻腦,口吐垃圾,文明匪類,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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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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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代領袖揮之不去的蘇聯噩夢


斯大林一手做成地球毒瘤遺害中國歷百載,圖為土共邪教魔胎斯大林神位之肉麻刷屁股話語,共(窮)產黨甘之如飴奉若爹娘。

癟三毛澤東北京城樓受潑墨之恩,但恩將仇報重囚潑墨者。
斯大林是毛澤東的鏡子
習近平講「照鏡子,正衣冠」,毛澤東一生照得最多的大概是斯大林這面鏡子,但這面鏡子從未有助於毛「正衣冠」。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毛澤東要學習、追隨、模仿:「反AB團」、「搶救運動」是抄襲斯大林的肅反運動,「兩條路線鬥爭」的權鬥模式基本照搬斯大林欽定的《聯共(布)黨史》。毛澤東僅有的那一點支離破碎的經濟學知識,也主要得自於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繼續照斯大林的鏡子,但徒弟已經出師,鏡鑒之義就比較複雜了:其一,毛不僅要做中國的斯大林,也試圖扮演國際共運的斯大林角色。在對赫魯曉夫的能力和領袖魅力作出負面評定之後,毛想讓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們看到並承認他才是斯大林衣缽的可靠傳人,共產主義的道統將是「馬、恩、列、斯、毛」──這個序列裡當然沒有赫魯曉夫的位置。當赫魯曉夫忙於內部權力鬥爭而不得不討好毛澤東的時候,毛的個人野心急劇膨脹,他一度覺得他就是當今的斯大林。中共官員已公開吹噓「世界革命領導的中心轉移到我國」,國際共運領袖的責任「落在我們的毛主席身上」。訪蘇歸來的無恥文人當面報告毛,說「蘇聯人民盼望毛主席住到蘇聯去領導他們」。其二,在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之後,毛澤東內心不安,開始做噩夢了:一方面,毛始終放不下「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裝模作樣與「斯大林晚年」劃清界限。廬山會議毛聽聞「軍事俱樂部」私下議論他「到了斯大林晚年」,不禁怒不可遏,破口大罵,「蘇聯鞭死屍,我們這裡鬧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屍」。毛此後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既要像斯大林生前那樣隨心所欲、無法無天,又不要像斯大林死後那樣被人批判、受人唾罵。在中蘇兩國漸行漸遠直至徹底翻臉之際,毛將其主要心思和功夫都用在了「反修防修」、「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上面。這一切變態行徑,其實都與斯大林生前身後命運向毛澤東的心理投射緊密相關。
面對蘇聯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和恐怖統治進行政治清算,隔岸觀火的毛澤東一直堅持斯大林「功大於過」、「功勞是第一位的」、「始終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主張對斯大林要「三七開」。毛這麼做所要維護的,與其說是斯大林,不如說是他自己。並非巧合的是,毛對待斯的這一套思路、態度和語言,恰好就是鄧小平對死去的毛澤東的正式評價。這似乎說明,毛澤東的「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竟然「成功」了,因為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為百年之後的毛主義道路清障,要把中共未來一切可能的非毛化消滅在搖籃之中。毛澤東定點清除了劉少奇這個「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頭子」,又意外逼死了林彪這個貝利亞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注:蘇聯的非斯大林化並非始自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而是在斯大林中風尚未咽氣的時候就已悄然展開。不獨赫魯曉夫,馬林科夫或貝利亞上台也都會非斯大林化,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最早向斯大林開刀的其實是斯大林大清洗的「親密戰友」、得力打手貝利亞。從《五七一工程紀要》和林彪日記,我們似乎也可以合理猜想,若林彪真的「接班」,也必定會「變修」,必定會大搞非毛化),最後,讓「死不改悔的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撿了便宜。

愛吐痰抽煙的言論打壓人鄧小平。
鄧小平心中的赫魯曉夫陰影
頂著黨內外、國內外巨大的非毛化壓力,鄧小平始終不肯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澤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紙《歷史決議》,使得從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粉碎『四人幫』」開始,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兩個凡是」的非毛化進程戛然而止,變成了一個搖搖欲墜的政治爛尾工程。此中玄機何在?真是文革「反修防修」意外成功了嗎?當然不是。這其中有一個鄧小平不肯承認、或許鄧本人尚未意識到的原因,那就是,鄧小平心裡一直照著赫魯曉夫的鏡子,為的是不蹈赫氏改革功成被迫下台之覆轍。
鄧小平曾抱怨說:「在西方,他們稱我什麼都可以,但赫魯曉夫我很熟,我個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瞭解這個人的,把我比作赫魯曉夫是愚蠢的。」然而,鄧小平恰好處於與赫魯曉夫相似的歷史位置,也恰好起著相似的歷史作用。鄧的改革、開放、搞活,對西方示好、緩和,說是「中國特色」,其實當年都曾經在蘇聯做過,赫魯曉夫正是鄧改革的前輩。鄧很清楚,赫魯曉夫十年蘇共第一書記做得很不順利、很不容易,想要「三和一少」,但樹欲靜而風不止:黨內鬥得很兇,東歐很不安寧,中共一個勁兒找彆扭,與西方的冷戰沒有消停過,用毛澤東的話說,赫魯曉夫「多災多難」。兩次遭遇和平政變,第一次被朱可夫搭救僥倖逃脫,第二次被勃列日涅夫強迫退休,此事成了鄧小平難以擺脫的心理陰影。所以,鄧小平刻意與赫魯曉夫拉開距離:赫魯曉夫搞非斯大林化,搞得冒冒失失、跌跌撞撞,生出不少後遺症,所以鄧小平失去非毛勇氣,要堅決剎住非毛化之風。胡耀邦公開贊成鄧小平退休,趙紫陽於敏感時刻對外公佈鄧垂簾聽政「秘密」,都讓鄧頓生疑竇,產生了不祥預感,他怕胡、趙像勃列日涅夫對待赫魯曉夫一樣逼他退休,故先發制人,非法罷黜胡、趙。
中蘇交往、論戰時鄧小平一直是中方主將,如鄧所言,他太瞭解赫魯曉夫,沒有另外一位中國人比鄧更熟悉赫魯曉夫,沒有另外一位外國元首比赫魯曉夫更刺激鄧的戒心。鄧知道赫魯曉夫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因而時刻警惕,怕自己落到赫魯曉夫的下場。但鄧反應過度,把本來應該以民主與法治之道解決的天安門事件變成了不可挽回的血光之災。

後鄧時代的蘇共亡黨噩夢
鄧小平高壽,親眼見證了蘇共滅亡、蘇聯瓦解。他一定還記得中共建政初年那句鼓舞人心的響亮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可惜,當鄧見毛於地下之時,世上只剩下「前蘇聯」這個世人日漸陌生的舊名詞,再也沒有什麼「蘇聯的今天」了,而那句口號也似乎變成了一句魔咒、一個夢魘,揮之不去。鄧與其後的中共領袖從此再也掙不脫蘇聯亡黨亡國的噩夢。他們因此而心虛膽怯、心理變態,怕高層出戈爾巴喬夫,怕地方政府出葉利欽,怕「公開性」、「透明度」,怕政治體制改革,怕新聞自由,怕「西方敵對勢力」,怕群體性事件,怕NGO,怕劉曉波、許志永、浦志強、高瑜……,怕街頭抗議,怕「顏色革命」,怕死到臨頭之際「竟無一人是男兒」,……這一切的一切,都與蘇共亡黨噩夢有著扯不清的因果關係。
然而,有些事情不是想避就能避得開的。蘇共滅亡乃是天滅,只怕中共步蘇共後塵也將「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只是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正如毛雖不想走到「斯大林晚年」,卻與斯大林晚年無分軒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鄧雖不屑於做「中國的赫魯曉夫」,終究也只是化了妝的、走了形的赫魯曉夫。江澤民、胡錦濤當然也都不想被人比作「中國的勃列日涅夫」,但以江時代大搞官僚特權、將「紅二代」打造成權貴壟斷「新階級」,以胡時代政治愚劣、縱官行貪、養虎遺患,江胡種種「特色」,與蘇聯漫長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何其相似乃爾!不管中共如何繞、如何躲,似乎冥冥之中總有一條看不見的紅線在牽引著它,讓它沿著「前蘇共」的道路走下去,直至走到相似的結局。

習近平是「中國的安德羅波夫」

充滿夢想執行打壓民主自由技倆超越毛鄧的習近平,甘獨演”mission impossible”。
蘇共作古二十年後,中共來到習近平時代。身上流淌著紅色血統,受過毛澤東思想教育,雖說吃過文革苦頭,卻一生改不掉毛澤東情結、紅衛兵脾氣。知青素質的習近平,他當然對蘇共的結局不服氣,習要以「中國夢」壓倒蘇聯夢,所以一反江、胡時代且行且腐、得過且過的執政風格,他強勢集權,振衰起弊,六親不認,重拳出擊,一手打腐敗分子,一手打異議分子。但是,習自己也許意識不到,他現在所做的這些事,其實也不過是安德羅波夫的中國翻版(何清漣女士早就指出了這一點)。長期擔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有清廉、強悍、能幹的好形像,一上台就整頓紀律、強化「法制」、反對特權、厲行反腐,也曾以「打老虎」而聞名於世──勃列日涅夫是他的政治恩人,但他上台不久就把勃的愛婿丘爾巴諾夫搞掉了,這和習近平打虎打到江澤民門前亦相映成趣(習上台是否由江澤民、曾慶紅薦拔或有可疑,但取決於江曾以「紅二代」為政權重心的權貴組織路線則確定無疑)。
安德羅波夫是死後得到俄羅斯民眾好評最多的前蘇共領袖,被譽為「唯一可能挽救蘇聯的人」,某種程度上這種評價是不真實的:這一是沾了普京「高支持率」的光,安、普二人的相似之處很多──比習近平對普京自道「我與您性格很相似」還要更加神似一些;二是安德羅波夫來去匆匆,掌權一年三個月即撒手西去,來如驚鴻遊龍,去如電光火石,給後人留下了加以理想化的想像空間。安德羅波夫真要長期掌權,則久未必佳,只怕最後不僅救不了蘇共,反而帶給蘇聯人民的集權之痛、「法制」之苦會來得更多些、也更猛些。當今普京就處在當年「安德羅波夫新政」的政治延長線上,歷史以這樣的方式給了安德羅波夫足夠的補償。但普京之政外強中乾,乃隔代遺傳之蘇俄專制餘緒,早就沒什麼值得期待的地方了。

習近平未必躲得過亡黨結局
作為「中國的安德羅波夫」,習近平有足夠的時間──甚至還有人慫恿習打破兩屆一換的交接班規則。也許,官運長久並非安德羅波夫們的命運,即使他沒有生病。在蘇共,安德羅波夫之後是更加病弱的契爾年科,一年之後換成了戈爾巴喬夫。人人皆知,習近平最不想做的角色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並非不可理解,因為戈爾巴喬夫自己也不想。
不過,不想做其人,不等於不會遇其事,更未必就可逃得過亡黨噩夢。中共文人總是把蘇共亡黨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政治改革,這是天下最愚蠢的總結。即使就事論事,如果沒有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變」,戈爾巴喬夫和蘇共仍有機會探尋並實現另外的結局,或許好一點,或許壞一點。耄耋之年的戈爾巴喬夫回憶往事,表示他從不後悔政治改革,但後悔改革得太晚,還後悔在高度敏感時間遠赴烏克蘭度長假,給政變者製造了機會。對於拒絕政治改革的習近平來說,他或許永遠也不會後悔改革得太晚,但對於「打老虎」已深陷「膠著狀態」的習近平,難保他會有予政變以機會之類的同樣後悔。不久前沈大偉教授也明確談到了習近平或將遭遇不是戈爾巴喬夫的戈爾巴喬夫式結局,他說,「我也不排除習近平在權力鬥爭或政變中被廢黜的可能性」。是的,「前蘇共」就擺在那裡,擺在歷史裡,擺在現實中,擺在習近平們心裡──別以為中共離它很遠,其實噩夢從未遠去,更而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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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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