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必亡！中國已進入專制最易崩潰期

熟嫻中國問題的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到專制政權最易垮台的時期，中國將無可避免走向變革，未來改革式革命（Refolution）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
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中提出，未來10至15年後，改革式革命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網絡圖片） 美學者同聲：中共統治將終結
美國之音報導，日前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裴敏欣在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將出現改革式革命，中共一黨專政統治將終結。
裴敏欣表示，他通過對近30個與中國有相似性國家的民主轉型研究後發現﹐只有達到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專制集團才容易垮台。而目前，中國已經具備向民主化轉型的社會經濟條件，未來10至15年後，這些條件只會更加成熟，以人均”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計算，中國目前人均GDP為1,3500美元，正好處於政治轉型範圍的中間值。
如果按教育年限計算，中國目前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時間為7年半，剛好也處於轉型範圍的中間值。而且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還在以每年700萬的速度增長，10年後，這一數字將提高到8年半。這也是別國沒有的促進轉型的重要因素。
如果從歷史經驗來看，也有可比性國家，即地處亞洲、中等收入或共產黨執政在達到同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時，都發生了某種形式向民主的轉型。
因此，裴敏欣認為，在民主轉型條件不斷成熟的同時，中共政權體系也已經開始衰落。根據近40年歷史顯示﹐專制垮台的過程會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是長期的衰落；第二階段是發生突然的崩潰。
中國政治轉型有三種選擇
裴敏欣認為，未來中國發生政治轉型可能有三個選項：改革、革命或二者結合，即改革式革命。不過他又說，中國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時機已經錯過，改革的窗口正在關閉或已經關閉，且時機不復返，而目前最有可能發生的是「改革式的革命」，裴敏欣希望執政菁英能夠帶領中國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在稍早，裴敏欣在接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訪時也曾表示，「一黨專制在中國將難以永久維持下去。」
裴敏欣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執政74年，一夕崩潰。到2030年，中共就已經當權81年，因此可以合理推測，只需再過10至15年，共產黨壽命上限即將到來。
裴敏欣還舉例說，“從2012年以來薄熙來、令計劃、周永康以及他們的親信遭到清洗便可以看出來。意識形態的衰落，讓共產黨失去了使命感和調動普羅大眾的重要工具。通過鎮壓來維持一黨統治的經濟和道德成本，也達到了難以持續的水平。”
因此，他總結，在面對環境惡化、公共服務差、社會不平等、腐敗盛行等諸多問題，中共一黨制下的中國注定是失敗的，中國擺脫專制是一個必要抉擇。
裴敏欣是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專長研究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的專家。著作包括《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和蘇聯的消亡》、《中國的轉型陷阱：專制制度發展的限制》等。其新書《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政權衰敗的動態》將於今年夏天出版。
來源： 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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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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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遣張德江赴港 逼江派內鬥

張德江訪港期間遭遇多個團體抗議。（大紀元合成圖） 【記者謝東延／報導】
5月19日，中共江派常委張德江結束3天訪港行程，期間遭遇多個團體抗議，還被批全城封路擾民，泛民議員亦當面要求換特首。有分析認為，江派在一連串的亂港奸計流產後，習近平將香港問題塞給張德江「買單」，形成江派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局面。
張德江赴港「受氣」 挺梁振英未果
5月17日到5月19日，中共人大委員長、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組長張德江借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訪港，意圖挺梁振英。
這次張德江訪港連續3天都遭到多個團體的抗議和各色抗議橫幅追堵。寫著「我要真普選」「結束中共專政」不同訴求的抗議橫幅相繼在獅子山、安達邨、將軍澳區內出現。20日早上，獅子山又再出現抗議橫幅。之前，梁振英政府曾派警察駐守獅子山山頂，以防再有港人掛橫幅。
張德江主政廣東時，在2003年極力淡化SARS疫情蔓延到香港的醜聞再被港人提起，指張欠了香港人命，應該乞求香港人民的寬恕。 張德江5月17日在香港政府總部閉門聽取梁振英及三名司長的工作彙報時，雖然對梁振英作出了肯定；但在酒會上，張德江回應泛民議員撤換特首要求時，則表示已經聽到，讓他們忍耐一下。
再有，張德江在提及香港法治問題時，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正好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去年9月出席《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時，指出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行政長官擁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之上的特殊地位的「超然論」正好相反。有分析認為，張曉明被張德江 「打臉」。
北京時局觀察員華頗先生認為，香港一直是江派勢力範圍，習近平上台後，江派一直想在香港作亂，讓習近平背黑鍋。矛盾激化到逼使年輕港人走向「港獨」的地步，習近平就讓張德江來收拾江派自己製造的亂局，處理不好就會落下把柄。但如果真去收拾，又成了江派自已人打自己人的局面。
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表示，張德江出席「一帶一路」論壇只是一個幌子。由於各方面抵制，張德江此次訪港挺梁的策略失敗，可謂空手而歸，批評「港獨」也只是走形式，無法如2014年雨傘運動前夕在香港各界營造挺梁大氣候，梁振英連任機會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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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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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黨極左勢力 紅二代：兩岸和平最大破壞者

紅二代馬曉力認為，中共體制內的極左勢力，其破壞力甚於台獨。「他們造成的危害已不僅是台灣和3千萬人口，而是整個中國與華人的興亡。」（Getty Images） 【記者郭岳仁／綜合報導】
總統蔡英文20日宣誓就職，開啟華人首位女總統的新時代，海內外華人，包括中共高層與中國民眾都十分關注。媒體報導，大陸日前炮轟黨內極左派的紅二代馬曉力，在看完蔡英文的就職儀式後，除了讚美台灣的民主政黨輪替，表達恭喜之外，再次重轟黨內的極左勢力，並指其造成的危害，「不僅僅是台灣3千萬人口，而是整個中國與華人的興亡。」
海外媒體博聞社報導，馬曉力的朋友透露，她除了恭喜台灣之外，並表示台海問題目前如此緊張與敏感是「人為」造成的，台灣分不出去，大陸也難以合併，更打不起來。「因為台海已不僅是中國的問題，會影響到世界政治格局，保持現狀是最符合兩岸利益的。」而且，在一種競爭態勢下，能夠比較政經制度的優劣，長遠來看，對中國的活力是件好事。
馬曉力認為，中共體制內的極左勢力，其破壞力甚於台獨。據該人士轉述，馬曉力說：「說來好笑，2年前民進黨沒有選舉獲勝的信心，甚至沒有獲勝的可能。但2014年香港因特選發生的占中左右了台灣的政治走向，一句『如選國民黨，台灣變香港』成全了民進黨。其實，造成民進黨上台的不是別人，正是大陸體制內的極左勢力！這些人的破壞力比台獨要大的多！因為他們造成的危害已不僅僅是台灣和3千萬人口，而是整個中國與華人的興亡！」
馬曉力還說，要警惕那些口口聲聲叫嚷「美國陰謀論」、「對台一戰論」的體制中極左勢力和民間犬奴暴民，「他們是文明社會的危險分子，是破壞者！」大陸已被他們毀壞殆盡，還想進行兩岸同胞相殘，「什麼年代了，做夢去吧！」
據了解，馬曉力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是從小相識的朋友，在京城太子黨中頗有影響力。她的父親，中共元老、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馬文瑞，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文革期間同遭迫害，因此馬曉力近年不斷呼籲中共當局反思文革。今年適逢文革50周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在5月2日卻辦了一場頌揚紅色革命的「紅歌會」，馬曉力得知後，立即致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要求北京當局澈查，指該演出「完全是一場文革文化再現」，是以中共中宣部名義搞的一個有預謀、有組織、有計畫的「政治紀律的事件」。
馬曉力在接受港媒鳳凰網專訪時表示，這場「紅歌會」是高層有人製造了一個局面，利用「個人崇拜」來挖坑，而抹黑的目標就是習近平。據悉，習近平對此事表達震怒，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嚴肅查處」，隨後黨媒《人民日報》在17日凌晨刊文，指文革是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內亂，中國不會也絕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
前中國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辛子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此事件是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派系，也就是極左的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和中宣部他們搞起來的。
兩岸和平的障礙 專家：不是台獨是中共
據博聞社消息，早在今年1月，台灣總統選舉當日，中共高層在中南海集體觀看選舉轉播，結束時全場默然。原趙紫陽祕書鮑彤在接受海外媒體「看中國」採訪時表示，台灣人民的意志已表達出來，大陸的民意卻還未表達出來。「我希望大陸領導人能夠尊重大陸人民的民意，學習台灣。」
多次致信習近平，呼籲解體一黨專政的中共已故大將羅瑞卿之子羅宇，接受採訪時也表示，習近平如能像蔣經國那樣，順著這個思路來逐步穩妥民主化的話，他將成為中國的偉人，否則的話，他再多當5年、10年都毫無意義。
時事評論家葉觀星撰寫〈習近平該走新路啦〉的評論文章，指習要不廢掉共產黨、不扔掉頭上中共總書記的帽子，就會一直面對台海困境。「因為兩岸統一的障礙不是台獨分子，而是兩岸政治制度的對立，是專制與民主的對立，是共產黨權貴與人權的對立，是西方邪靈與中國文化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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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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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美眾議員 蔡英文：盼爭取加入TPP

總統蔡英文（右）22日接見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訪華團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左）。（中央社） 【記者江禹嬋／台北報導】
總統蔡英文表示，台美經貿關係緊密，新政府將積極爭取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第二輪的協商，以達成台灣加入TPP的目標；蔡總統也感謝美國信守《台灣關係法》，眾議院上個月通過對台的「6項保證」共同決議案，對台灣深具意義。
剛上任的蔡英文總統22日在總統府接見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等人的訪問團，美國也超過日本，成為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新政府會積極爭取加入TPP第二輪的協商。蔡英文說，特別請兩位議員未來給予我們協助。
對於美國眾議院上個月通過第88號共同決議，聲明《台灣關係法》與6項保證成為美台關係的基石，蔡英文特別感謝美國信守《台灣關係法》，認為這對台灣深具意義。她強調，美國國會首次對台6項保證列入議案內容，對我國來講深具意義。
蔡總統也表示，邵建隆去年領銜提出推動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刑警組織的法案得到聯邦參眾兩院的一致支持，還經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生效，成為有拘束力的法案，顯見台灣的國際參與是美國不分黨派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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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2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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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場「大躍進」北京如何收場

一哄而起辦「世界一流大學」
北京政府大言不慚地吹噓「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如果從清華大學一九八五年提出「建設世界一流」算起，到現在已經三十一年了。三十一年的時間夠他們說多少大話、做多少面子上的事情！他們首先把各大學的名字改來改去，專科改本科，學院改大學。其次是在各個學校裡修了很多漂亮的樓房，然後不停地擴大招生數額，確實一直都沒閑著。李克強在二○一五年和二○一六年的「人大」會議《報告》裡，都要提一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然而十分不妙的是，時間耗了這麼久，錢不曉得燒了多少億，在他們治下的中國大陸，「世界一流大學」的影子都還看不見。官員們有點著急，為了證明他們燒錢燒得正確，於是公佈了「時間表」，北京大學說是「到二十一世紀初葉把北京大學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清華大學則明確提出「二○二○年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這兩所大學是北京最拿得出手的「面子大學」，甫一宣佈，其他那些學校也跟著起哄，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紛紛發誓「二○二○年達到世界一流」，令人想起毛時代的大躍進──他們在農村「放衛星田」，第一個公社宣稱畝產水稻一萬斤，其他公社接著保證畝產兩萬斤甚至三萬斤四萬斤。時間過去五十多年，中共好大喜功吹牛撒謊的習性依舊，又一次搞起了「大躍進」。只是這次不是亂吹水稻產量，吹的是堂堂「世界一流大學」！
以「相對論」詭辯的自負
二○二○年，距今只有三年多的時間，眼看著「大限」越來越近，北京政府在幾年前已經在謀劃這場荒唐的鬧劇如何收場。他們的「有識之士」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居然想出了兩個「錦囊妙計」，以此來為這次「大躍進」善後。一個是「接近」，即把原來賭咒發誓的「達到世界一流」，悄悄改成「接近世界一流」。二○一○年三月初，在他們公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二○一○──二○二○年）》第七章裡，不聲不響地亮出了一句「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這是「接近」二字正式公開亮相。接著，在二○一一年四月的一次會議上，教育部長袁貴仁（就是那位「絕不讓西方價值觀教材進課堂」的好漢）宣佈，中國高等教育搞得非常好非常出色，「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袁大人話音未落，多家官媒同時捧場發表，題目居然就是：「中國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比袁某的膽子還大。然後，袁又在今年三月八日回應南開大學原校長饒子和關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講話，再次宣稱：「接近或達到國際一流都可以」算作「世界一流大學」。北京官方自認為「接近」是神來之筆，「接近世界一流」，就是只比「世界一流」差一點點，「相當於世界一流」。愛因斯坦不是有個「相對論」嗎，所有東西都是「相對」的。根據這個「相對」，他們的哪所大學不可以說成「接近世界一流」？豈止是二○二○年才「接近」，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接近」了。接近一釐米是「接近」，接近十萬八千里憑什麼不叫「接近」？關鍵是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
「中國特色」的絕地反攻
他們推出的第二個「妙計」，是在「世界一流大學」前面加個定語「中國特色」。目前看來首先發明這一「計」的是習近平，他在二○一四年五月四日提出：「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老大發了話，手下自然必須緊跟，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載文宣傳「我們的目標是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然後國務院在二○一五年十一月五日公佈《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進一步明確「構建完善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如果說他們推出「接近」二字，多少還暴露了有一點無奈和認輸的話，那麼，他們接著提出的這個「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那就是以守為攻，妄圖絕地大反攻，一舉扭轉整個頹勢了。他們從此把「世界一流大學」分為兩種，一種以哈佛、劍橋等等為代表，另一種曰「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這自然只有北京政府辦的學校才有資格，必須要照共產黨的規矩辦才「合格」，比如「堅持黨的領導，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教學指導」，等等，這既是了不起的「中國特色」，全世界只有他們趙家人才玩得最內行，「水平」最高，同時也比哈佛、劍橋辛辛苦苦地研究什麼數學、物理、哲學、藝術之類要輕鬆多了。依照習近平的這個「發明」，從今往後中國幾千所大學不費吹灰之力都可以隨便弄成「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想要多少就弄成多少。哈佛、劍橋累死累活，在這方面也只能「接近」他們，要叫全世界的「一流大學」也嘗嘗「追趕」他們的味道……不要「友邦驚詫」，他們確實就是這樣設想的，就是打算以此為他們所謂的「建設世界一流」來個漂亮收場的。
目標與措施完全相對立
趙家人一天到晚不准別人「妄議」，其實他們在一黨專制的情況下要「達到世界一流」，才是一個天大的「妄議」。他們「妄議」了幾十年，他們的學校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反而還在不斷擴大。這不是書記、校長們不賣力氣，更不是「西方敵對勢力」破壞，而是充分證明了在他們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之下，以對抗世界普世價值為目的的「創建一流大學運動」，不過就是當代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大笑話。他們一方面空喊「趕上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宣佈「七不准」，拒絕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實行多年的教授治校和民主辦校，拒絕人類先進思想和知識進入課堂，使教師們動輒得咎。如果在這種極端落後的制度下也能弄出最先進的「世界一流大學」，進而誕生全世界最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使他們真的成為「戰無不勝」的力量，那就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悲劇，而將是整個地球人類的悲劇了。如果真的有這種可能，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還有活下去的希望嗎？
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絕不可能出現在獨裁者的鞭子之下。不管趙家人吹噓得多麼天花亂墜，也不管他們有錢修建了多少幢摩天大樓。對這一點，世人應該絕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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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西方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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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央在困境中如何突圍？

習近平的第一次突圍
習近平當政已有三年，這三年，某種意義上，他一直在困境中實現突圍。
他首先突圍的是舊有高層勢力的監政與聽政，江澤民時代，一直有鄧小平監政或聽政，直到鄧小平老去；胡錦濤時代，既有江澤民的首長辦公室置於胡中央的幕後，又有其它常委，擁有不同領域的「總統」權勢，胡因此是一個弱君，胡示人以庸君形象，也被人稱之為耽誤的十年。
所以，習近平的第一波突圍，是突破舊有政治勢力的包圍圈，習上台之後，對曾威脅過自己的政法系周永康予以清除，並對團系的核心人物令計劃予以清除，最為關鍵的，當然是對江澤民時代培養起來的軍中重臣徐才厚、郭伯雄及其勢力的清除。
在這一系列打擊政治異己的過程中，習近平組建了多個領導小組，希望自己的權力意志能夠超然地決策，並得到強力的貫徹執行。江系的力量，團系的力量，還有體制內的權貴結盟，形成無數看不見摸不著的山頭，為了使自己人身與權力安全，習只能徵用自己的老部下、老同學，讓自己信得過的人團聚到自己的中央，成為重要人物或關鍵位置上的把門人。
為了這一決定性的突圍，習近平只能依靠紅二代的力量，甚至要借助文革的一些方式，以確立自己的新威權，其威權甚至一步步正在演變為極權。
突圍過程中產生的畸變
在這一突圍過程中，人們不斷驚呼，第二次文革又要來臨了，我曾撰文說，中國的文革並沒有實質性的結束，因為毛的形象還高懸在天安門城樓，戰無不勝的毛思想萬歲口號，還書寫在中南海南門紅牆上。所謂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只是得到了有限的經濟自由權，政治自由權一直沒有落實。沒有政治自由權的國家，必然一直處於準文革狀態，只是由於市場經濟的成本規律，國家與民眾的逐利本性，使文革發動起來成本巨大，人們如果都共同復活第二次文革，並不能得到實際的利益，所以，文革是因為市場經濟因素，而難以大規模啟動。
有人說現在的文革是二點零版本，這是非常錯誤的判斷，文革的最高境界與形式，是在毛時代，那個時代是真正的二點零版本，就是上下互動，人人主動參與，各人無私奉獻力量。當時的文革代價巨大，但成本極低，官方只是給紅衛兵免費路費，免費吃住，紅衛兵們就四處串連，並將各種權貴力量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千隻腳。
我們現在看，極端毛粉在攻擊茅于軾的過程中，也頂多是上街示威（曾發生於河南鄭州），或者擾亂會場秩序，而對任志強的攻擊，也多是網絡言論，或西城區委級別的對任的一定程度的打壓，中共已無法無成本無代價地發動另一次文革。現在的文革只能通過政府暗中資助的方式，讓一些「朝陽群眾」們鼓噪或揭發，更多的時候只能動用警察國保來實施。
高層並不願意看到文革戰火真的蔓延開來，因為一旦蔓延，更多的民怨可能燒向權貴整個階層，那些基層官員，警察、城管、暴富的權貴，而這一切並不是習中央願意看到的、或者希望得到的結果。
習需要的是民粹或毛粉們，以效忠的方式，承認或崇拜習的核心威權地位，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巍然屹立，這樣既可以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志，又可以威懾政治對手。
國際上的突圍與被反制
中國軍方或所謂的軍方鷹派人物極力誇張美國及其盟軍的海洋島鏈，認為中國應該不斷增加海上軍力，以抗衡與突破美國對中國海上島鏈，增加海上對抗性，甚至在通過標誌性事件，來顯示中國的強大崛起與軍事實力。
軍中力量與毛左派希望有一個新的毛澤東，讓中國在國防上揚眉吐氣，所以要捨棄鄧小平確立的隱忍戰略，人們看到的始於中國東海的防空識別區，落實於南海的造島，甚至建立機場、設立導彈發射裝置，都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國的肌肉或牙齒。結果，突圍島鏈是子虛烏有，而引來美國與南海諸國共同對付中國，卻成為現實。
中國意識形態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更加強化反普世價值，侵犯人權事件更為普遍，並不斷突破法治與人倫底線。在人權問題上，中國受到國際社會愈來愈強烈的指責，中國與西方的蜜月期已過，人權問題日益提上日程，中國加入的關貿總協定WTO要兌現的承諾許多不能兌現，特別是美國開始做大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使中國陷入新的國際經濟困境。
習中央此時在軍事上虛擬突圍之時，在經濟上用一帶一路戰略，進行經濟突圍，試圖在過去的第三世界政治圈中，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以投入巨量美元，刺激這些不發達國家經濟，以此輸出中國過剩的產能。但實際效果如何？巨量美元被揮霍成為現實，而它直接或間接給中國經濟帶來多大效益，無從評估。
中共在經濟上與世界接軌已近四十年，但意識形態上不僅不接軌，反而大倒退，反普世價值成為中共最響亮的政治口號。也正因此，習中央面臨國際主流社會的抨擊與指責，而這種指責與攻擊，可能引發國際社會對習的不信任，特別是某些領域的制裁與反制。 據媒體報道，前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出，習近平對內鎮壓、對外冒險挑釁的政策，已經使美中關係陷於暗淡和緊張。他表示，這並非只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已經成為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學者的共識。為應對習近平當局將人權侵犯擴張到海外和對美在華記者、學者的嚴重騷擾，洛德建議美國政府採取反制措施：加強對華廣播，有選擇地拒絕中共宣傳部門和傳媒負責人赴美簽證，考慮關閉在美的中共喉舌機構，審查孔子學院。
封閉自我還是突破自我
看齊意識與核心意識的提出，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政治封閉，也是一種政治不自信的表現。毛時代沒有提出以毛為核心，也沒有人提出向毛中央看齊，只有一句：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鄧小平則有三個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鄧儘管犯過嚴重的罪錯，但畢竟還有政治改革的提議，以及八九十年代的兩次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形態。
而習時代，開始明目張膽地提出媒體姓黨，連毛時代開始的媒體頂個人民的帽子，都摘除了，人民養育軍隊，軍隊姓黨，人民養育國家，國家姓黨，媒體應該服務於國家人民，現在也被嚴令姓黨，習中央在意識形態領域也有「突破」，就是突破了中共原有的虛偽面紗，直接以強權者霸道形象示人。
我們看到，各地省委書記紛紛表態，要以習近平為核心，顯然，習的核心團隊在將打造習個人威權當成重大國家戰略在做，而保衛習的身體安全，保衛習的個人形象，也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一篇勸諭習下台的信件，也成為重大政治事件，不僅相關網站負責人、編輯、技術人員被失蹤，國外的報道者或披露者，其內地的家人也被拘審。
習正在深陷文革怪圈中，無力自拔。習近平最應該突破的，是毛的意識形態，還有個人崇拜的文革陷阱。
（作者為旅美學者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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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美國）吳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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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夢酣本性依然

南柯夢快醒本性卻依然。 習氏強勢的風險有體制的緣故
習近平身為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和多個重要領導小組組長，把李克強撇在一邊，自己主導經濟與改革事務，掌管軍隊改革，又再把劉雲山撇在一邊，親自主持「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明白無誤地推動「黨天下」，而槍桿子與筆桿子都緊抓在自己手裡。
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的浪潮迅猛湧來，而矛頭指向他獨裁的傳聞也越來越多。
顯然，習近平很強勢，但面臨著風險。應該看到的是，其背後有體制的緣故。
在民主國家，無論總統制或議會制，通過選舉而取得權力的政黨執政，其領袖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在議會和輿論制約下施政。中共則隨意得多，它先是藉口內戰而迴避普選，然後將這一藉口常態化，和平時期也拒絕普選，而毛澤東，先是擔任「聯合政府」國家主席，「聯合政府」消失後他連任了一屆，即由劉少奇接任，他自己專注於黨務和軍務。由此形成了先例，中共最高領袖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到江澤民掌權時，黨權也分散開來，中央常委為保持中共權力而分頭把守黨政各要職，拍馬屁文人譽之為「集體總統制」。
「集體總統」很荒謬，而「總統」，其實在中共體制中已是時隱時現。
中共體制貌似「議會制」，國務院施政，對全國人大負責，然而，中共最高領袖時常會有某種改行「總統制」的傾向。這在毛澤東身上最明顯。他無論是否擔任行政職務，弄權都無所顧忌──發動鳴放、反右，召開中央會議推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直到發動文革，以「抓革命」統率全局，黨政官僚機器可以打碎了再重組，甚至罕見地搬出巴黎公社原則作為理論根據。
華國鋒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較為特殊，似乎體現為毛「總統」的某種慣性。此後數十年，黨政之間還算相安無事，因為老人政治正在盛行，讓人頭疼。
習近平正仿效毛澤東再作一搏
到習近平掌權，黨魁對「內閣」的寬容已久，而這時，老人影響有所變化，「紅二代」力圖展現政治家姿態，施展其雄心、魄力與才幹。於是，他要突破「接班」格局，也不再任由「集體總統」貽笑全球。習近平及其「總統班底」縱橫捭闔，展現「核心」的姿態，黨政「內閣」皆黯然失色。他要大權獨攬，要作「中興」雄主，壓抑黨內黨外一切異議，氣派的確不小。
或許，表面上像是「議會制」，但政府與全國人大都在中共控制之下，而它的黨魁看似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其間就不協調，就會有滑向「總統制」的傾向。
眼前的習近平，顯然正仿效毛澤東而再作一搏。
可以看到，暗藏帝王之心的黨魁，很容易表現其「總統」欲望，而局勢不利之時，他們也很容易退回來，把自己搞爛的局面丟給「內閣」去善後。
反之，心懷政治改革之志的政治家，會注意恪守政治文明準則，努力將中共引向民主之途，但在中共體制裡，往往會陷自身於不利境地。
如趙紫陽，他本來寧願擔任總理而做事情，但胡耀邦被逼退，他不得不為大局而改任中共總書記。他嚴守黨政分制，經濟遭遇市場疲軟之際，他在一旁告誡行政當局，注意借鑒西方經濟危機，引導市場清理積弊，卻被當作耳旁風，而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反而被掌管行政「內閣」的李鵬襲擊。
習近平集權，未來他將如何，是否真能駕馭黨國機器有大作為，甚至扭轉乾坤開闢民主憲政之路，有諸多猜測和議論。中共歷史中，像林彪那樣以忠誠於毛澤東示人，卻終於走到否定文革、反對毛澤東的地步，畢竟罕見。習近平現在若是「無為而治」，或許他能「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而他正躊躇滿志，為推動「黨天下」大業幹得起勁，實在看不出他有改弦易轍的心胸。
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
其實，中共黨魁的位置極其微妙，他可以眷戀昔日帝王之風光而行獨裁，可以攫取權力而迫使黨政「內閣」都聽命於他，成為實際的總統，以保持中共的保守本色，也可以運用權力而對中共及國家政權作根本的改造。只是，後者作為雖然開明，但極其罕見。
問題在於，中共「黨專政」或「黨天下」滲透於中國憲法之中，構成了它獨特的「憲政」特色。久居廟堂而毫無獨裁專制意向的人，實在可遇而不可求，因為個人品質往往靠不住，難以抵禦永久執政體制本身固有的強烈的腐蝕性。
黨外無黨，黨內就有奇特現象。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托洛茨基對此就有認識，毛澤東後來對此也有察覺。他發動「文革」，展現出令全世界驚訝的魄力，但他昧於市場化的大趨勢，終究只是他本人凌駕於「一元化領導」的中共之上而「萬萬歲」，中共黨政官僚機器打碎後再重組仍然是一黨專政。
習近平雄心勃勃，獨攬大權還算順利，對市場化規律可能也比毛澤東有更多認識，看上去似乎有超越毛的機會。不過，政治有其規律，而滿腦子中共文化的習近平，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黨外無黨」及「黨內無派」，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他樂見笑臉與歡呼，陶醉於「總統」的感覺，全然不顧批評與嘲諷，未必有創造歷史的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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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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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製造出來的「港獨」

中共趕盡殺絕逼人「含淚港獨」。 自九七年至今，政權移交十九年，香港的港獨思潮卻從無到有，變成了年輕一代秘而不宣的潮流；即使不認同獨立，甚至不肯把獨立說出口，絕大多數香港的年輕人，都不再相信「中國好，香港好」，或者中港融合的前景，相信中國與香港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區隔，而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事實把香港年輕人由八九年六四的「愛國民主運動」，轉化到對中國徹底失望的，源頭就是中共近十幾年中國經濟發展所創造出「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更是令情況變得無可挽回：上一代對中國發展的幻想，就是先搞好經濟，人民就會隨著財富的增長，變成中產階級，然後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然而近十年的情況說明，中國擁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就是經濟發展不會改變人民質素，而人民在飽暖之後，只是思淫慾，卻沒有追求精神上的更進一步或者一個更公義的社會，而只是把暴發戶的嘴臉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對上一代堅持多年的「民主回歸」宣告破滅之後，香港年輕人開始探索未來的種種可能性，無可避免會面對一個現實的問題──政制的改變都被北京完全封殺：由○七○八雙普選，到二○一七年二○二○雙普選，中共全部都悔約，因此年輕人唯一可以憑藉的就是年紀輕，就是要比今日掌權的老人活得更長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年輕一代明知當代老人在有生之年，都不會讓香港擁有真正的民主普選。何況中國人在這樣的政制之下，有能力以至追求理想者，都紛紛移民外逃，因此中國的國民質素根本無法提高。在這樣的前提下，年輕人認清了問題的源頭就是中國本身；既然在中共統治之下擁有民主不可行，那為甚麼不大膽一點，索性要港獨呢？
這種心態上的落差，就是中年以上的有產階級與年輕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差距。老成持重者，只想保有今日的一切不會失去，而年輕的卻認為，以目前這種敗壞的速度下去，到香港年輕一代當家之時，已經甚麼都不會剩下了。年輕人不認同中國的一切，也沒有老一代的文化情懷，因此從愛國的夢醒來，質問為何必須只有一個中國，而香港則為何必須留在中國？
公民民族主義VS種族主義
事實上對世界各地越多認識，即會認知中國本身就是特例──單一文化、語言的民族國家才是常態；至於所謂「多民族」，最多是三數個民族，說三四種不同的語言，而非所謂五十六個民族的中華民族。中國所建構的神話──即所謂「中華民族」，根本就不是一個民族的「多民族」；至於漢字之共同使用，其實只等如西方各國使用羅馬帝國遺下的拉丁文；因此把各地的語言貶為「方言」，只是想透過洗腦，從而達到人口與文化清洗的目標而已。
由蘇格蘭獨立運動等啟發，年輕一代認識到「公民民族主義」，開始明白到民族主義不需要由「種族」所建構，而可以由公民身份去建立。一旦對此醒覺，則反過來認為以往用膚色，甚麼黃皮膚、黑眼睛等去區分是不是「中國人」，早在世界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而理應被放棄。亦因此，由此產生的「港獨思潮」，不止是一種「潮流」，更是一種幾乎不可逆轉的過程。在中國沒有希望、政治完全沒有改革的情況之下，香港年輕一代思變，幻想香港獨立的呼聲只會隨著時間改變而變得更高，這點有如台灣，「中國夢」早已一去不返。
來源轉自：
【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林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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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文件」對國人的啟示

關於巴拿馬文件的核心數字，揭秘全球權貴的隱秘財富。 習近平上台後大權獨攬、四面出擊，開罪官僚階層、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客觀上讓黨內「反習大聯盟」到了呼之欲出的臨界點。這是今年春節以來，大陸政經殘局方寸大亂的一個主要背景因素，也因為中共十九大人事佈局擺上議事日程，令中南海權爭更趨白熱化。
屋漏偏逢連夜雨，巴拿馬文件的核風暴不期而至，素以「打鐵還需自身硬」搶佔反腐道德和輿論制高點的習某人，頓時信用破產，他最看重的權威遭到了四面楚歌式的挑戰。即便把「姐夫」列為敏感詞，全方位封鎖巴拿馬網絡信息，短期內也看不到這種趨勢的改變。
習近平王岐山反腐，曾大張旗鼓的要求國際社會給予合作，巴拿馬文件無疑是送上門的線索，北京的反應卻是葉公好龍，這也讓「中國夢」露出了馬腳。
在中共壟斷性控制的慣性之下，表面上的波瀾不驚，無法掩蓋社會內部的暗潮洶湧──中共逆世界進步潮流而行，變成了黑暗腐敗反文明惡勢力的代表。中國只是趙家人的國，民眾對這種極權專制本質深信不疑的程度，已大大超過了一九四九年政權更替的時候。 中共先是通過革命把私有財產變成公有財產，又通過改革把公有財產變成權貴腰包裡的個人資產。如今權貴們預感到：中國大陸這條千瘡百孔的巨輪，覆滅是遲早的事，巴拿馬文件揭示：富可敵國的權貴們正在把鉅額資產轉移出國──做棄船而逃的準備。
大陸著名記者高瑜的訪談錄，和百歲人瑞李銳的特稿，反映了面對習氏的復辟「夢」、空前的高壓管控，黨內外依然還有追求真相、堅守底線的人在，這就是希望不滅的火種！在美中關係逆轉的同時，美國與古巴關係出現的新變化，不僅將重組國際格局，也可能豐富新一輪世界棋局的想像力，有關文章相信讀者不會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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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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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鐘為黨媒而鳴

佯裝人民政府的狗共索性不裝了變成黨政府，不倒也難四字若隱若現。 兩會之前，習近平親自出馬向媒體喊話：「黨媒姓黨」，要用媒體的「正能量」壓制公眾的發聲。這是在打壓網絡之後，再一次明確強調對媒體的管控。
對於中國政治的概括，最簡扼明要莫過於「黨天下」三個字，天下皆姓黨，遑論媒體？習近平說的也是大實話。不過，中國問題的麻煩恰好就在「黨天下」三個字上。「黨天下」諸多問題之中，黨媒壟斷輿論是中國變革最急需解決的問題。習近平多次講依憲治國，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在黨媒壟斷輿論的背景下，「言論自由」不過話一句耳。按理，黨媒壟斷輿論本有違憲之嫌，習近平對此不但沒有依法改正，反倒以「黨媒姓黨」強化壟斷。可見他骨子裡還是一個不講規矩之人，依憲治國不過是夢話而已。前段時期個人崇拜死灰復燃，批普世價值甚囂塵上，據說是有人挖坑陷害這屆班子。當「黨媒姓黨」之說一出，方知挖坑者此人也。繼續壟斷媒體，打壓民間輿論，再現「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的文革場景，於是就有今年的「兩會」氣氛緊張、壓抑沉悶的尷尬場面。
「黨媒姓黨」還原了真相
不過，今天已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後，而非四十年前的文革，毛澤東式的極權暴政已是江河日下。「黨媒姓黨」話音未落，就有了「人民政府還是黨政府，人民媒體還是黨媒體」的任志強之問，如雷貫耳，一下子將執政黨抵到在越權違憲的死角，更是將「趙家人」釘在與人民為敵的恥辱柱上。於是有人勃然大怒，組織媒體大罵任志強反黨，聲稱將開除其黨籍。一時間電閃雷鳴，大有暴風驟雨之勢。幾日後，有文章刊登於中紀委刊物上，間接發表了不同意見，這場圍繞著「黨媒姓黨」的衝突戛然而止，網絡稱之為「十日文革」的小鬧劇。黨內外有良知的人對此驚詫不止，感歎無論如何處置任志強都是政治上作繭自縛的敗筆，也有人怒斥為故意挖坑害主，是一個愚蠢透頂的政治自殺行為。
「黨媒姓黨」引出的不止是場風波，更引出了對黨媒的反思和反彈。聯想到之前的新造神運動，反憲政批普世價值的歪風，人們對「黨媒姓黨」說辭背後的動機有了警惕，進而對言論自由權利有了更深層的認識。
雖說「黨天下」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共始終不忘打著人民的幌子。自一九四九年建政起，國號叫做人民共和國，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報紙叫做人民日報，廣播叫做人民廣播電台，哪裡有過什麼「黨國」、「黨政府」、「黨日報」、「黨廣播」？人民這個幌子豈可輕易放棄？毛澤東那一代領導人是懂這個道理的。「黨媒姓黨」則不然，雖說是句大實話，卻把人民這只馬甲剝得乾乾淨淨，於是黨媒就可裸奔於世。「黨媒姓黨」還原了真相，人民如何如何講，群眾怎樣怎樣說的擋箭牌自無需再用。以往對黨媒的種種惡行不光有敢怒不敢言的恐懼，更有糾結於到底是統治集團的意志還是人民群眾的意見。如今真相大白，「黨媒姓黨」，與人民群眾無關。
引發人民對自己媒體的呼喚
自中共建政起，黨媒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也是中共各級機構中最邪惡部分。遠到院系調整、反右運動、文化革命，近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憲政、批普世價值，他們始終扮演著反動勢力的吹鼓手，文明進步的攻擊者。中國當下的信仰危機、道德危機，很大程度上和黨媒沒有政治倫理的惡意宣傳直接相關。是它們重創了中華文化的價值，扭曲了中華民族的心靈。這個災難性後果，會像幽靈一樣纏繞我們民族幾代人！黨媒有罪於我們民族，是中華復興的死敵，是中華民族的噩夢！
這場由「黨媒姓黨」引發的「十日文革」小鬧劇，是習李新政以來在政治上最拙劣的表演。它不但使人們看到了政治倒退的風險，也引發了人民對自己媒體的呼喚。當我們為人民媒體呼喚抗爭之時，黨媒的喪鐘敲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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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齊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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