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現行的書記統領一切、統管一切，採用的還是原蘇聯模塊。其實，在蘇共十一大以前（十一大斯大林被推為總書記）書記與總書記都不是權力的象徵，它只幹些黨內的繁瑣事務。所以，有宏大氣魄的黨內政治家都不願當書記。列寧就沒有任過總書記。一八七二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的《所謂國際（按：即共產國際）內部的分裂──國際總委員會內部通告》，後面簽名的有三十幾位委員，十三名書記。其中馬克思是俄國和德國的書記，恩格斯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書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P7-35）不過，這時的書記與權力還不沾邊，它只不過是黨內的（國際內的）「寫手」，故而名之為「通訊書記」。
蘇共十一大後，斯大林一身三兼：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總書記。由於從一九二二年起書記處推行由上而下的任命幹部做法，進一步培養起了一個層層對上負責的金字塔系統。書記也就登上了金字塔的頂峰，總書記更是頂峰之上的頂峰。全黨全國總書記一人說了算。（見李忠傑《蘇聯十大歷史公案》P26-27）赫魯曉夫就坦言，他當年任彼得羅沃──馬林斯克縣的黨委書記時，「事無巨細，樣樣都管」，發過「包羅萬象的各種原則性指導」（《赫魯曉夫回憶錄》第一卷P7-8）。鑒於此，不得不問書記是什麼樣的全才，什麼樣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不是，這只是制度的弊端，制度賦予了他無邊的權力。「觀今宜見古」，看今日中國就知道過去的蘇聯。
中國的書記制就因襲蘇聯而來。中國的書記從中央、省、市、縣、鄉、村包攬了一切權力，涵蓋了科技、文衛、金融、教育、交通運輸，各行各業。甚而沒有多少文化斤的書記也堂而皇之地進入高等學府，取代了「教授治校」而由黨委治起校來。這樣的高校水平就可想而知了。至於在全國諸多領域那弊端也就不言自明。下級只對上級負責，因為這是關係著升遷之道，「執政為民」早已拋到九霄之外了。
丟失了的歷史依憑
中共已經進入了九五高齡，他給中國人一代一代的「溫馨提示」就是黨管思想（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後）。黨指向哪兒我們就衝向哪兒、黨叫幹啥就幹啥。一句話：一生交給黨安排，因為我們習慣了。正如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經濟學手稿》中所言：「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全能的書記不僅製造了信任他、擁護他的民眾，而且也為信任他、擁護他的民眾製造了書記。不作如是觀你就不能理解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今日中國的現實。
但在最早的共產主義理論家那兒有哲學思考：要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又有經濟的研究：剩餘價值觀，一部《資本論》就是幾大卷；還有理想王國：《反杜林論》就是系統的科學社會主義觀。雖然，毛澤東一代只剩下了暴力革命，槍桿子裡出政權，打土豪，分田地（按：這對於窮極了的中國，正是最有鼓動性的口號。蔣政權就敗在毛的農民運動之下。）到「文革」中，馬克思主義就只剩下一條「造反有理」了。在馬克思那兒還有一個最高理想：無階級、無剝削的共產主義。在毛澤東那兒雖然缺少理據卻有鮮明的旗幟：把你的變為我的（三大改造就是如此）。在鄧小平那裡，雖然不講主義，但卻很實際。發展才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文革」之後中國社會已處崩潰之時恐怕算得上撥亂反正吧！
然而如今的中國，如今的黨又依憑的是什麼呢──自從蘇聯解體後，它已向全人類宣佈：「馬克思列寧主義失敗得那樣徹底，只是那些在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和世界其他共產黨人，都已經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轉而採取折衷主義，用民族主義修飾起來的社會主義綱領。」（《共產主義實錄．序言》）中共的修飾語是：具有「中國特色」──什麼落後、保守，什麼反人權、反人道、反法治都往這個筐裡裝。但窮盡我們的箱底已沒有什麼絲的、棉的物件了，最後只找到了一個「夢」（「中國夢」）。說起這「夢」，農耕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中國文人倒還表現得多姿多彩，中國人並不陌生──從皇帝詞人李煜的「夢裡不知身是客」到韋莊的「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從李璟的「細雨夢回雞塞遠」到敦煌曲子詞的「夢回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噓」；從劉基的「夢裡相逢還共說」到皇甫松的「閑夢江南梅熟日」……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就沉醉在「夢」中，卻與現代文明沾不上邊。到現在該如納蘭性德所言：「千載悠悠夢魂杳，是夢就應醒矣！」
世界潮流是民主、人權、法治、憲政，這就是我們的依憑。
書記階層是多餘的階層
毋庸諱言，書記在特定的革命起始時期，在宣傳黨的綱領、目標、任務上也作出過不可忽視的貢獻。列寧就說過：沒有軍事政治委員，我們便不會有紅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P302）這就是「支部建在連上」的最初版本。也許這就是後來共產黨書記在共產黨政權中突出地位的來由。
但時過境遷。在今日已建成了有完備系統的現代政府管理機構的情況下，書記能幹什麼或可幹什麼的問題就顯得十分明顯。現在他不需要到處去向群眾宣傳，不需要組織學生上街遊行，不需要到工廠去組織工人罷工，不需要到青紗帳、甘蔗林去打游擊，去冒槍林彈雨的風險，也不需要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跟蹤……他需要的是如何為外企的請托給有關部門打個招呼，在投資上，在土地開發上，在鐵路公路的建設上，在資金運作上給個方便。該閃紅燈處開綠燈，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不當一回事。他現在考慮的是如何為親友打通某一個關節，如何為送過禮金的下級官員鋪平升官之路，甚至於公開賣官鬻爵，這是有反腐檔案為證的。
俄國十九世紀文學中有多餘人的典型，如奧涅金之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官場的黨委書記就是多餘的官僚。一個省一個市沒有書記各方面都會運轉自如，有了他就多了一個濫權的角色。有省長再加個省委書記，有縣長再加一個縣委書記，實在是多餘的多餘。邵堯夫（北宋）有詩道：「夢中說夢重重妄，床上安床疊疊非。」黨與政兩套班子就是「床上安床」。有識之士提出了緩衝之法，先黨政分工，再黨政分開。鄧小平早年就反對「以黨治國」，稱這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鄧小平文選》第一卷P10）可是不幸，直到現在我們還是搞的「以黨治國」。
中國有二千八百多個縣級黨委，三百多個地市級黨委，三十一個省級黨委，全國還有二十二萬零四百多個行政村，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七個行政社區，都有各自的黨委會，再加上工廠、學校、企事業單位，這個數字已經到達三百多萬以上。有書記就有副書記，看來這個數字還得翻幾番。早年北大有位副教授作過估算，中國每年的政黨成本約為二千二百六十億（人民幣）。
寄生現象不單動物界有（如薑片蟲、蛔蟲、寄生蜂等），植物界也有（如菟絲），杜甫有詩云：「菟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不料，在人類社會卻出現了這麼一個寄生階層。只共產黨國家才有，這就是黨委書記制。黨委書記的存在是濫權的根源，也是腐敗的根源，而且它也是一個多餘的階層。
可惜！可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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