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多佔房逾千萬套 李克強驚呼太瘋狂

去年9月30日晚，李克強在國務院擴大會議上則指，「我承認房地產現狀是瘋狂，太瘋狂了，似乎成了脫韁的野馬。」（Getty Images） 中國大陸房地產腐敗越演越烈，港媒披露，習近平李克強近期都對房地產價格的瘋狂有內部表態，問題是房地產泡沫不但涉及官場貪腐、官商勾結，還涉及政治體制，央企、國企就是最厲害的炒房大鱷。各級官員違規超標多佔住房的數目驚人，成為中國經濟最危險的源頭。
據香港《爭鳴》1月號報導，習近平近期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稱，「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去年9月30日晚，李克強在國務院擴大會議上則指，「我承認房地產現狀是瘋狂，太瘋狂了，似乎成了脫韁的野馬。」
而據國務院有關機構調研報告顯示，一、二線房地產市場活躍炒家中，國有企業開發商佔六成，它們不但在國有商業銀行、地方發展銀行提供不設限額的借貸，還有地方政府出面擔保，可謂雙重安全保險，因此造就了官場炒房的千萬富豪、億萬富豪節節攀升。而且資金還炒出國界，炒房、炒地、炒酒店、炒商場。
報導認為，房地產泡沫與體制腐敗有關，這也是習李面對的敢不敢觸及利益集團的巨大挑戰，房地產腐敗已成習李當局反腐的硬骨頭。
報導披露，一線城市持有三個以上物業產權者中，離退休高級幹部佔30%以上，在職高中級幹部佔15%以上。二三線持有三個以上物業產權者中，離退休高級幹部佔35%以上，在職高中級幹部佔20%以上。
目前已退休的縣團級幹部有470多萬，其中70%以上持有違規多佔、拿，多分配住房，數目超過一千萬套（不包括已出售的310多萬套），而且大多數已轉至兒孫名下。
從已拿下的周永康、令計畫、郭伯雄、徐才厚等大老虎，黃興國、蘇樹林、萬慶良、呂錫文、艾寶俊、王建平等中老虎案例已曝光的一條罪行，是佔有多套高級住宅，數字可達雙位數。
《爭鳴》、《動向》此前披露，郭伯雄持有住宅、商場62套（幢），開發中、未開發土地11幅，面積7.5萬平方米，其中7幅和徐才厚等共同佔有；徐才厚及家屬被查抄的資產中包括在北京、濟南、大連、無錫、上海、武漢、深圳、珠海等地物業21套；前武警部隊司令員王建平，其個人和妻子在北京、天津、大連、瀋陽、南京、珠海、武漢等地持有15套住宅業權。
— —轉自「看中國」李文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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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09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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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抓內鬼 網曝新華社也有

近日，中紀委專題片曝光多名「內鬼」，網路上也爆出新華社數年前勾結紀委內鬼的醜聞。（Getty Images） 【記者文樸／綜合報導】
近日，中紀委專題片曝光多名中紀委「內鬼」之際，網路上曝光新華社山東分社高層在青島、濟南、棗莊等地非法炒地，祕密開發高檔商品房的醜聞。但記者舉報後，新華社從上到下，相互勾結，擺平紀委「內鬼」，並將舉報記者送入監獄。
7日，網路曝出新華社〈內鬼橫行〉一文。文章說，2003年5月，新華社派駐青島的記者馮傑，舉報山東分社社長張民華和青島支社社長劉海民等人，指控他們涉嫌青島土地腐敗大案，該案佔地42畝，原本「新華社辦公用地」被祕密開發成14棟6萬平方公尺的高檔海景房，涉案6億多元。
新華社派出紀檢官員張彥民多次到山東「調查」，但文章說，為了包庇山東分社腐敗案，新華社動用金錢、利益、女色「擺平」個別領導，讓他們動用手中權力，多方寫匿名信誣告馮傑和另一名社刊記者齊力。為了陷害馮傑等人，張彥民還夥同分社副社長劉德玉、紀檢組長尹建華等「內鬼」捏造了不少虛假證明。2005年，馮傑被祕密刑拘並投入大牢。
經不斷上訴和持續抗爭下，2009年和2010年，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兩次宣判馮傑無罪、無錯（沒有違規違紀），並予國家賠償。但另一名反腐記者齊力和其母親在慘遭冤獄和恐怖生活中，突發心肌梗塞及身患絕症，先後被迫害致死。
2010年，新華社派出新一輪紀檢調查組，調查結論是「劉海民嚴重違法亂紀」。同年12月，新華社決定開除劉海民的「黨籍、公職」。但大部分官員及紀委「內鬼」並沒有受到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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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09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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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質疑「一個中國」，此其時也

【按：姑息獨裁而孤立民主台灣的「一個中國」政策，已強橫推行四十年，被候任總統川普大膽質疑，符合民意和時代潮流。中共發出暴力威脅作為報復，前景如何？陳破空是北美新聞界頗具影響力的評論家。】 「我完全瞭解『一個中國』的政策，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跟中國在其他問題、包括貿易問題上達成協議，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還要受縛於『一個中國』政策。」
這是繼2016年12月2日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之後，2016年12月11日，美國備位總統川普再次就美中台關係表態，直接挑戰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中政策」。在國際間再次投下震撼彈。
川普的這幾句話，聽上去，有兩層含義：其一，如果中國不在貿易等問題上讓步，美國就可以放棄「一中」政策，以示反擊；其二，如果中國在貿易等問題上讓步，美國就可能繼續維持「一中」政策。於是，外界紛紛解讀，川普要把台灣當作籌碼，打「台灣牌」，逼北京就範。
話雖這麼說，但考慮到美國普遍存在的對中共不滿、對台灣同情的情緒，尤其在共和黨內，一直存在反思美中台關係的呼聲，而近年，這種呼聲日漸高漲。未來，美中台關係演義，不能僅用「籌碼」二字概括之，或簡單化。
美國已具備改變一中政策的條件
川普任內，美國究竟會在美中和美台關係上走多遠？其政策可能的選項如下：
其一，「一個中國」。像過去近四十年來歷屆美國政府因循守舊的那樣。然而，當初的「一中」政策，是華盛頓對北京的遷就，基於美國「聯中抗蘇」戰略的需要。 隨著蘇聯解體、東歐解放、冷戰結束，中國，已經不再具有那樣的戰略價值。換言之，美國已經具備改變「一中」政策的現實和民意基礎。
曾遭美國遺棄、淪為冷戰犧牲品的台灣，不公平地，被長期孤懸於國際社會之外。儘管處境艱難如此，但經濟上，台灣依然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政治上，台灣依然轉型為亞洲民主楷模。在浩蕩的太平洋裡，台灣如熠熠生輝的珠貝，反襯國際政治的庸俗與齷齪。遲來的川普總統，質疑「一個中國」，符合國際現實與文明潮流。
冷戰結束之後的二十多年間，相反的發展態勢卻是，中國逐漸取代俄國，成為美國和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脅。對今日美國而言，聯俄抗中反而成為新的需要，可能成為新的戰略。川普與普京互相欣賞的態度，川普提名多位親俄人士入閣（包括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等要職）的架勢，都擺明戰略轉變的姿態。
其二，「兩個中國」。美國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承認中華民國。這種情況，類似現實中的朝鮮半島處境，南韓和北韓分別都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分別都是聯合國成員。也類似統一前的德國處境，西德和東德分別都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分別都是聯合國成員。
如果美國改而奉行「兩個中國」政策，更容易影響其他國家跟進，進而獲得整個國際社會的回應。即便在中國大陸人民那裡，也更容易得到呼應。渴望民主的中國人，將支持中華民國；遭中共愚弄的中國人，則暫時依附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三，「一中一台」。在外交上，美國既承認中國，也承認台灣，而台灣不必拘泥於「中華民國」這個國名。這是大多數台灣人、尤其是追求獨立的台灣人所願。
如此一來，台灣大多數人民必歡欣鼓舞。但在中國大陸那邊，仍然是一黨專政下，沒有民主化來承載和化解有關統獨的紛爭，便有可能給獨攬大權的共產黨帶來機會，引發民族主義大火，甚至藉口導致兩岸陷入嚴重的軍事危機之中。
北京企圖拉國際恐怖勢力作為報復手段
針對川普翻轉「一個中國」政策的動向，北京的選項可能性如下：
在貿易和其他議題上對美國讓步，以確保美國繼續維持「一中」政策。其實，所謂讓步，只是停止對美國利益的損害。比如，停止蓄意製造美中貿易逆差、停止大規模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停止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等欺詐行為。
美國對北京的期待，只不過是希望後者改邪歸正公平貿易。這樣做並不難。然而，把政權安穩和既得利益擺在首位的中共當局，一定會擔心，如果遵守國際規則，停止補貼國營企業，失去巨額的中美貿易順差（即美中貿易逆差），就可能失去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而經濟增長，已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唯一支柱。
如權貴控制的國營企業，是中共的經濟命脈，事關其龐大的維穩經費和軍事開支，當前中國經濟已在加速下滑。削弱國企，便要承擔即時的政治風險。
代表強硬派和頑固派觀點的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出連篇社論和評論，公開羅列出（一旦川普改變「一中」政策）中共可能採取的報復手段：
其一，增加戰略核武器數量，作為「殺手鐧」，加大對美國、台灣和周邊世界的核威脅。如此，中共將違反它簽署的國際《核不擴散條約》的規定：（截至1967年）已經擁核的國家，不得繼續發展核武器，不得向無核國家擴散核武器；（截至1967年）沒有核武器的國家，不得發展核武器。
當然，中共可能效法北朝鮮，宣佈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無賴嘴臉。事實上，中共先後向巴基斯坦和北朝鮮擴散核武器、一直暗助北朝鮮發展核武器（經由中國鴻祥公司等機構），早已違反了《核不擴散條約》。但北京須知，如果想在戰略核武器上趕超具有壓倒優勢的美國，能不能承擔核競賽的巨大壓力？
其二，支持美國的敵人，「公開支持它們，或者暗中向它們提供武器。」所謂美國的敵人，無外乎國際恐怖組織如伊斯蘭國、基地組織、塔利班等；或如北朝鮮、伊朗等流氓國家。川普提名的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公開指出：「中國和朝鮮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同盟。」美國政治人物已經發出警告。
作者： 陳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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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號 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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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和納粹對待律師如出一轍──談司法部的六條最新禁令

在關注國內律師之命運時，筆者發現，當今中國律師所遭受的一切厄運，大半個世紀前納粹德國的律師都曾經遭受過。儘管處在不同時期，但德中兩國統治者對律師的管制驚人地相似：他們都取締本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都制定新的法規抵觸原有法律。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信奉暴力的極權主義政府「實際上蔑視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極端到蔑視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們所制定的剝奪律師權利的「惡法」，無一不散發出腐朽的惡臭。
六條禁令如納粹取締憲法權利
在「朕即國家」的時代，是沒有律師這個職業的，例如中國所經歷的毛時代。但一些獨裁政權往往要披上法制外衣行獨裁之實，製造「以法治國」的假象。因此它們會虛設律師職業以掩世人耳目，再制定各種惡法給律師戴上緊箍咒，把本應為當事人服務的律師控制、操弄在自己手裡。
一九三三年納粹上台後不久，就公然拋棄追求社會正義的魏瑪憲法，頒佈了服務於納粹的幾部惡法，如《民族與帝國緊急狀態排除法》、《保護德國人民法》、《保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政府防止顛覆法》。這些惡法任意剝奪公民的個人權利，取締個人自由、住宅不受非法搜查、通訊秘密、言論和集會自由、結社權甚至私人財產權等公民權益。
就像是有意效法納粹德國，中國司法部日前發佈了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該辦法被稱為「司法部關於律所和律師的六條最新禁令」。在網絡上轉發此文的國內網友為此感到心驚，大都加上「我只看看，不說話」、「我不評論」等語。
這個惡狠狠的六條禁令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縱容律師實施六類行為，違者將遭受不同程度的行政處罰。例如，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或者其他人員到司法機關或者其他國家機關靜坐、舉牌、打橫幅、喊口號、聲援、圍觀等；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式或以個案研討之名，製造輿論壓力，攻擊、詆毀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
這個可與納粹律師制度相比較的六條禁令，不僅強制規範律師的執業行為，就連律師訴訟之外的思想、言論也進行規範，其內容不僅違反現有的中國憲法和《律師法》，還違反《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二十九條基本原則》。袁裕來律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這六條禁令的內容「違憲」，即違反了中國憲法規定的言論、結社自由與媒體新聞自由。
在《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二十九條基本原則》（二○一五）裡，有一些保護律師權利的原則，例如，律師在履行職責時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應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各國政府應確認和尊重律師與委託人之間的聯絡和磋商均屬保密。
既違背本國憲法又違背聯合國基本原則，中國司法部六點禁令有嚴重的造法嫌疑，應該歸於惡法之列，是中共當局向人類文明的又一次挑戰。自去年「七○九大抓捕」以來，當局以各種卑劣殘忍的手段，肆意迫害幾百位堅守道德良知的中國律師及其家屬。現在，他們將威脅與恫嚇律師的做法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將無法無天的迫害合法化了。
六條禁令抵觸中國《律師法》
早在一九一九年，被認為是理性睿智的德國人就創制了一個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憲法──《魏瑪憲法》，「司法獨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則。當時，在法庭上辯護的德國律師，享有刑事辯護豁免權，他們對法官專權與檢察官暴虐起到有力的制約作用。
但到了納粹時期，保護律師權利的魏瑪憲法被拋棄，納粹頒佈了類似中國六條禁令的《律師執業資格法》，對律師進行政治審查，實行種族歧視，幾千位猶太律師以及曾參加共產主義活動的律師被取消律師資格。其他德國律師為了自保而效忠於納粹，無法堅守職業承諾，更無力制約法官的專橫。
中國於二○○七年修訂的《律師法》第三十七條明文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這就肯定了律師的辯護權，但是在六條新禁令裡，司法部無視並抵觸了原有的《律師法》，毫無理由地給律師和律所增設了一些新的義務和罰則。
例如，不准律師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聲援以及個案研討之類，這就侵犯了律師的個人言論以及執業自由。該禁令還授權律所任意辭退、除名律師，這種做法，勢必引起各地方律協、司法局、廳執法混亂，導致官僚濫用職權任意欺壓律師。
由此看來，這個重擊律師群體的新禁令，是一把斫殺公平正義的利器。一個國家的法治進步需要廣泛社會輿論的監督，如果律師不能自由地發表合法言論，正義就難以實現。然而，中國當局卻在審判維權律師時，讓他們央視亮相認罪，利用輿論未審先判。這是赤裸裸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律師自由職業，卻被強迫姓黨
研究納粹德國司法系統的法學家英戈‧穆勒指出：「憲法政府的大多數里程碑式的成就──國家權威屬於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一些不容侵犯的個人權利──在『納粹革命』期間就被廢除了。」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時德國律師被強迫成為國家的「法律衛士」，成為國家公務員的一部分。
古往今來，西方國家一般將律師界定為「自由職業者」被視為是「獨立的司法人員」。日本台灣等國稱律師為「在野法曹」，這些稱呼都強調了律師的民間性質和獨立性。各國法律確立「自由執業原則」，使律師擁有充分的行動自由。他們為客戶提供服務，其關係是私人性質的。
然而，這個普世的律師自由職業原則在希特勒時期被取締了，因為納粹稱「元首的意志為法律的淵源」、「希特勒就是法律」。他們逼迫律師成為公務員的一部分，使律師不再能夠效忠於法律，而只能效忠於領袖希特勒。這樣，就改變了西方律師由行業管理的傳統，把律師完全置於納粹黨的控制之下。
就中國現有涉及律師的法規看，雖然不很完善，卻還是有一些條款肯定了律師獨立的民間性質。例如《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律師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律師的授權大都來源於社會和當事人，而不是來自國家。
當司法部最新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出台，我們只能感歎：中國共產黨的做法簡直與納粹黨如出一轍。納粹強迫自由職業的律師成為公務員，中國當局在這個《辦法》中，除了規定律師要「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之外，還要求律所「及時成立黨組織」。
如果律師都變成納粹公務員或者共產黨員，那麼，這個角色的變化會帶來什麼後果呢？毫無疑問，本來是維護個人權利的律師職業，會因此被徹底扭曲和顛倒。被強迫效忠共產黨的律師，其辯護很可能對其代理人不利。例如，我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因政治言論開庭受審時，中共當局曾要求我的律師必須是共產黨員，而且規定，我的律師在辯護時不能為我做「無罪」辯。
這樣下去，姓黨的中國律師肯定會成為一個偽職業，這個虛設的職業只會是政治的附庸，是執政黨任意使喚的統治工具，甚至可能成為為虎作倀的鷹犬。在趙家人癲狂的時代，許多不甘淪為奴才的中國律師前赴後繼進行抗爭，卻未能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與救援。當真正優秀的律師全都消失，中國的法治就徹底走向腐爛。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這六條禁令不僅僅是針對律師與律所，而是以邪惡的力量，企圖控制與敗壞整個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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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號 動向 總374期（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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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解體二十五年──從勃列日涅夫說到習近平

勃列日涅夫（白頭佬）。

各懷鬼胎獐頭鼠目的普京及習近平。 二○一七年，又一新年開局。在全世界最揪心的國際大勢中，中共的運命如何恐怕是在列的。恰好，二○一六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蘇共崩潰和蘇聯解體二十五年，這令筆者想起中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宣傳得家喻戶曉的一句「金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由此而觀中共，倒是精準呢！
習近平關於蘇聯解體有一句名言：「竟無一人是男兒」。除去性別歧視的影子，習氏這話大概是說全蘇聯沒有一個人是像他習近平那樣的「男兒」。但其實，蘇共有一人倒與習近平惟妙惟肖（嚴格說應該是習與他惟妙惟肖），此人，就是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兩相比較，習氏的今天和明天，難道不是勃氏的昨天！謂予不信，試先看那個勃列日涅夫。
蘇共有男兒
首先，勃列日涅夫本是蘇共黨內一個平庸人物，在蘇軍和蘇聯各地方為官均無出彩的政績，是在赫魯曉夫下台後，在蘇斯洛夫和謝列平爭奪大位的平衡之中被推舉上位的。一旦上台，勃氏拼命任用舊部、同學和私人（「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拼命抓權，排擠總理柯西金，拼命大搞個人崇拜（勃氏有「勛章大王」之戲稱，甚至自己給自己頒發勛章，還自封「蘇聯元帥」），樹立個人形象。
其二，勃氏上台後，其國內政策是祭出斯大林的亡靈，回歸斯大林，一九六六年初，勃氏公然決定終止「非斯大林化」。勃氏在經濟上徹底推翻了赫魯曉夫時代開啟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停止企業以利潤為中心、擴大企業自主權、物質刺激等帶有市場經濟色彩的改革，批判「市場社會主義」。政治上在一九六九年斯大林出生九十周年時，勃氏在列寧墓背後的克里姆林宮城牆下為斯大林立了一座半身銅像；到一九七九年斯出生一百周年時，勃氏又發行照相紙年曆紀念冊。政治上，勃氏推行「新洗腦運動」，拘押異議人士，強行開除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的國籍。著名作家如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被投入勞改營，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境，羅伊‧麥德維傑夫被開除出黨……。
其三，在國際外交上，勃氏公然推出「有限主權論」（「勃列日涅夫主義」），提出蘇軍可以入侵東歐華沙條約各國，並據此於一九六八年公然軍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一九六九年三月和八月，蘇聯與中國在珍寶島和鐵列克提地區發生邊界衝突；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勃氏又出兵阿富汗，還支持古巴在安哥拉的軍事冒險。勃氏極力增加軍費（開支佔GDP的比重居世界第一，超過百分之十二）擴充軍備，想與美國一爭天下。
如此強勢，難道不是真男兒？
誰是「中共勃列日涅夫」？
反觀習近平。首先，習同樣也是中共一個平庸人物，沒有任何出彩的政績，也是在江、胡等中共派系爭權的平衡中上台，也是在上台後拼命任用私人（「之江新軍」，昔日同學如劉鶴……），而一旦上台，也是抓權集權（「習核心」），也是架空總理李克強，也是大搞個人崇拜（「系列講話」）。本來，勃、習兩人既然都是平庸上位，既無威望，又乏基礎，又同樣野心勃勃，不用私人、不抓權、不搞個人崇拜，如何保住大位，鞏固權力？
其二，習上台也是回歸毛澤東。習屢屢到井岡山、韶山、古田等毛氏聖跡朝拜，還提出「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經濟上，習氏表面上提出「深化改革」，實則否定鄧小平市場經濟，國愈進民愈退，還公然提出「國企也要姓黨」。政治上，習氏也是鉗制輿論，迫害異見人士，強調「媒體姓黨」，厲行「七不准」，其所鎮壓的人數甚至超過江胡時代的總和，連《炎黃春秋》這樣的保黨刊物也不允其存在下去。
其三，國際上，習氏完全拋棄了鄧小平明智的「韜光養晦」策略，從東海到南海，處處窮兵黷武，與美國、韓國、日本為敵，最近竟公然在南海的公海區搶劫美國的無人水下潛航器。另一方面，習氏又在非洲、東南亞甚至歐洲以大撒幣的形式大搞擴張，使全世界對中國側目而視。習氏甚至妄圖輸出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中國方案」，抗衡全世界認同的普世價值。
綜上所述，難道習近平不就是中共的勃列日涅夫？
以往曾有人說江澤民與勃列日涅夫很相像。然而江畢竟沒有回歸毛澤東，這是江和習、江和勃氏的根本差別。江畢竟還是繼承了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在政治上也比習近平開明得多。在國際上，江沒有那麼耀武揚威，江時代的中國沒有像現在那麼為世界側目。所以，江還不是勃；只有習，才與勃氏惟妙惟肖。
亡蘇共者勃氏，亡中共者習氏？
勃氏在前蘇聯執政十八年（一九六四──一九八二），直到勃氏去世。一九八五年，戈爾巴喬夫上台，並於一九八七年提出改革「新思維」。但僅僅四年之後，蘇共就在一九九一年倒台，前蘇聯同時解體。
中共一直聲言戈爾巴喬夫是蘇共垮台的罪魁禍首，這是對戈氏的故意構陷和對歷史和邏輯的恣意歪曲。像前蘇聯這樣的龐然大物，其肌體如果沒有膏肓之疾，僅僅四年，怎麼可能一下子轟然倒下？事實是，正是勃列日涅夫回歸斯大林的倒行逆施，才完全堵死了前蘇聯由赫魯曉夫開啟的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的所有通道，導致全蘇聯社會特別是蘇共黨內有識之士的普遍不滿，蘇聯終於走進了死胡同，勃氏才是促成蘇共垮台的罪魁禍首。戈爾巴喬夫的糊塗在於：他看到了蘇共和蘇聯的危像，卻還想以「新思維」改革救亡。
中共政權從毛澤東建立它的第一天起，就以其追隨「列寧主義」的斯大林模式而注定了它的必然崩潰。鄧氏的經濟改革（「西學為用」）和鄧規江隨、鄧規胡隨，因為還是「中學為體」，只能是延緩而不可能取消這個政權的死期。到習氏上台，如果他有蔣經國那樣的政治智慧，把鄧氏的經濟改革推向政治改革，變「中學為體」為「改旗易幟」，實現普世價值，中共倒是有可能與民主政治共存，就如現在的俄羅斯甚至美國都還有共產黨的立足之地。然而習氏這個中共勃列日涅夫，同勃氏一樣的冥頑不靈，一個祭起斯大林，一個叫魂毛澤東。如此，中共除了像前蘇共一樣走向崩潰，還有什麼回天之術？除非有幸終於出個「中國蔣經國」，則中共未必有二十年的壽期，習或者只能當崇禎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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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號 爭鳴 總471期李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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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可嘲特朗普 禁嘲習近平──中共對待特朗普拼錯與習近平口誤比較

網民可嘲特朗普 禁嘲習近平。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海軍在公海非法劫走美國海軍的無人潛航器。十七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他的推特賬戶上發文譴責中國在公海行竊。特朗普最初的推文把「前所未有」的英文「unprecedented」誤拼成「unpresidented」，經網友指出後，特朗普很快重發這條推文，改正了拼寫。這本來是一個人人都會偶然犯的小小拼寫錯誤，中共官方媒體卻大肆炒作，暗中鼓勵網民嘲諷特朗普。然而，對於中國大陸網民嘲諷習近平口誤，中共網絡監管卻痛加圍剿，甚至動用警察實行刑事拘留。
英文拼寫小誤無需大驚小怪
很多中國大陸網民和海外華人網友認為對於特朗普拼錯不必大驚小怪，因為誰都犯過拼寫錯誤。他們說，「英文中打錯字，非常普遍。這是拼音文字的特點，沒有任何一個美國人會為一個小小的打字錯誤而小題大作。」「一個單詞拼寫有誤就是文盲啦？特朗普在大學可是高材生，很聰明，很勤奮的。」「習近平『寬衣』才真正叫有文化，這總行了吧？」
中共官媒推波助瀾嘲諷特朗普
中共官媒推波助瀾、暗中鼓勵讀者、網民嘲諷特朗普拼寫錯誤。十二月十八日，《觀察者網》發表文章，借機詆毀特朗普。同日，《環球時報‧環球網》第一時間對於特朗普拼寫錯誤進行了報道，誘導中國大陸網民跟風揶揄。
對此，筆者的一位朋友感到錯愕，反問：讓把「寬農」讀成「寬衣」的人當中國總統（中國國家主席的英文意譯president也即總統），這些被洗腦、或被誤導的人是不是更放心？
在中國大陸，對於網民嘲諷特朗普，網絡監管沒有刪帖，更未請言辭尖銳、風格潑辣的網民「喝茶」。有的網友開玩笑說，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網絡自由、國家民主」。
官網圍剿網民嘲諷習近平
然而，對於網民嘲諷習近平口誤，中共網絡監管部門完全是另外一副嘴臉，而且全力以赴，大加圍剿。二○一六年九月三日，在杭州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引用古文「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時，把「寬農」讀成了別具含義的「寬衣」。隨即，網絡審查的「行動部隊」就大舉出動了。領導人的口誤全世界都有，可鬧出笑話後的那種嚴肅「執法」，僅中共這邊獨有。中共的特色是領導人鬧了笑話之後不許百姓笑，仍舊逼迫臣民說我皇聖明。事後，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微博已無法搜索到「通商寬衣」一詞，因為屏蔽了所有相關內容。
在此之前，《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把習近平吹捧為「善於運用古代典籍、經典名句來闡述思想。諸子百家，唐詩宋詞，信手拈來，寄意深遠」。為此官方還出版了《習近平用典》，並召開了發行大會。沒想到，習近平卻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丟醜，搞穿幫了。但是，老百姓對「寬衣」新聞有興趣，於是，街談巷議，微信網聊，熱鬧起來。而中共網絡管理部門則不斷刪帖，進行了強力的攔網和屏蔽。
「寬衣」事件的「負面效應」很快在網上發酵。除了網絡警察加班加點應付刑事警察也緊急出動，到處搜尋漏網的不敬網民。有一名在北京的媒體記者，由於在微信朋友圈傳這段習近平出醜的視頻和文字，被公安帶走問話。與此同時，因為有關視頻被傳個不休，更多的二傳手，即跟帖者或轉貼者被公安請去「喝茶」。
美國網友自由調侃特朗普
美國是民主國家，網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網友對於特朗普推文拼寫錯誤的熱議，再次有力地證明了美國的確是民主、自由的國度。有網友說，「文盲總統」名垂青史。特朗普又創造了一個新詞兒──「很不總統」。美國著名遊戲《紅色警戒三》中扮演天皇的演員喬治‧竹井在推特上嘲諷：特朗普刪除了原文，但比不上我存得快。我們希望他很快就變得「不像個總統」。
在美國，沒有為國家領導人掩飾錯誤、或為政府首腦的錯誤辯解而維護他們威信這一說；更無緊密地團結在國家元首周圍、與中央保持政治一致的號召、命令。因而，像往常一樣，美國網絡管理部門沒有干涉網民對於特朗普拼寫錯誤的嬉笑怒罵。對於言辭尖銳、潑辣、挖苦的網友，網絡監管當局沒有請他們去「喝咖啡」，因為法律從未賦予他們這種權力。當然，如果有網友就此發表言論，威脅特朗普人身安全，那就另當別論。
特朗普親寫推文不用秘書代勞
特朗普在他的推特賬戶上發文，說明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確實是親自撰寫並發出，而非由其秘書代筆。有親中共的華人網友質疑，「能確認他的博客真的是他自己寫的嗎？不會是授意別人輸入，例如他老婆波斯尼亞母語，他兒子十歲學生？」這是以中共的邏輯思維，來套用在特朗普身上。
美國人崇尚獨立自主，能夠自己幹的事，就不依靠別人。在競選總統之前，特朗普就經常推特發文。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在推特上更是筆耕不止。在競選獲勝後，特朗普首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將會減少在社交媒體上發佈消息的頻率。筆者預期，就任總統之後，因為公務繁忙，他的推文將會減少，但不會停止。當然，由於總統身份緣由，他不會繼續放言無忌，而會措辭謹慎。
有海外華人網友慨歎：「有些所謂國家領導人連寫博客的勇氣都沒有！」另有海外華人網友發問：中國領導人敢於登上推特發文嗎？即使推特發文，那肯定由秘書效勞，而且會為此組織專門的寫作班子。
讓我們再來看習近平的口誤，暴露了兩個問題。第一，習近平把「寬農」讀成「寬衣」，說明這個講稿不是他自己寫的。甚至於，他事先根本沒讀過稿子，也不關心稿子內容。第二，習自己並不知曉「通商寬農」用典何意，習也沒意識到「寬衣」不僅是個大笑話，而且十分不雅。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與中共各自對於特朗普拼錯與習近平口誤的善後處理，均分別極具美國民主特點和中共專制特色。
來源轉自：
【2017年1月號 爭鳴 總471期 蔣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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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瀰天大謊進行到底──評中共紀念「長征」八十周年

秉承共產黨治國之本──撒大謊。 在剛剛過去的十月，由中共「習核心」領頭從北京到全國各地都掀起了一場名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的活動。官方自編自演，自吹自擂，熱鬧非凡。民眾則漠然視之，當成笑話。凡對歷史稍有知識者都知道，這個所謂的「長征」不過是個欺世盜名的笑話。
把瀰天大謊進行到底
人們應當還記得，在胡、溫當政大肆宣揚和諧氣氛之時，台灣馬英九政府對北京不斷「靠近」。為了加速「統戰」台灣，因而當時中共也公開承認，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承擔著正面主戰場的戰鬥，中共的軍隊則擔負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任何稍有軍事常識的人也會明白，所謂擔負正面主戰場的戰鬥，那就是抗戰的主力軍，而「敵後戰場」則只是配合輔助，這是中共自己說的。可是隨著大陸政治氣候的日趨「左轉」和台灣民進黨執政，中共紀念所謂長征八十周年的大宣傳中，又老調重彈，公然宣稱長征是高舉反蔣抗日的大旗，挽救民族危亡，再次重彈國民黨不抗日，中共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一類神話。如此出爾反爾，自打耳光，將這些瀰天大謊強塞給世人，令人啼笑皆非。所謂的長征，不但於抗日大業無補，反而是給當時艱難抗日的政府和民眾添亂和製造困難。除了日本軍國主義和蘇聯當局恐怕沒有多少人會樂見此事。現在事隔半個多世紀了，明智者本應讓其「冷卻」，方是上策。如今大張旗鼓，自炫其醜，信口雌黃，硬要將這瀰天大謊進行到底以欺世盜名，實屬大不明智之舉也！
顛倒歷史指鹿為馬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習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紀念紅軍長征八十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宣稱：「紅軍長征的那個年代，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境地，社會危機四伏，日寇野蠻侵略，國民黨反動派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向革命根據地連續發動大規模『圍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到了危急關頭，中國革命到了危急關頭，中華民族到了危急關頭。」然而歷史事實，根本不是這樣。
歷史的真相是：日本在「九‧一八」後奪取了中國的東北三省，進而更大舉侵犯華北。當時在武器裝備等方面日軍強，國軍弱的不利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在奮力抵抗日軍侵略上處於下風之際，中共卻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於十一月七日（即蘇聯的國慶日）那天宣告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國中之國」的國旗竟然就是蘇聯「鐮刀與錘子」的圖案。其控制的區域竟稱為「蘇區」，真令人匪夷所思。而該「蘇維埃國」主席就是毛澤東。在外敵大舉入侵中國國土的情況下，如此行為是一種公然分裂國家，乘國家民族之危製造內亂的行動。亦無異於在抗日的南京國民政府背上捅上一刀。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在今日中國大陸也有這麼一個組織，也採取這樣行動，比如成立個「中華美利堅共和國」（哪怕只有這樣的一些言論），試問中共能容忍嗎？那肯定比對付什麼「台獨」、「港獨」更嚴厲百倍不止！所以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對江西所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進行武力清剿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必然要採取的正當措施，尤其是外敵入侵之際，肅清內奸、內亂更刻不容緩。
所以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抵禦外敵入侵，對於如此公開勾結蘇俄製造內亂的人，自然應予打擊和懲處；因此當時蔣公中正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是完全正確的。那不但不是什麼「消極抗日」而是堅決抗日的前提和必須使用的手段。否則內亂不平何以禦外侮？況且當時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擁兵自重，實行封建式的割據，更到處攻城掠地，公開宣稱要推翻當時全世界都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的南京國民政府。更有甚者，在蘇聯侵華的「中東路事件」上，「中華蘇維埃」這幫人更公然宣佈要「武裝保衛蘇聯」。此舉甚至連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先生也無法認同，而予以嚴詞批評。由此可見，「習總」的這番講話完全扭曲了歷史的真相。
是「北上抗日」還是西逃川黔？
中共在大陸奪權建政後，在其各類教科書中都大言不慚地宣稱，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然而這個「長征」的紅軍，從江西出發後便一路向西逃跑，流竄於四川、貴州及當時的西康省境內。它自吹自擂的什麼「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現已證實就是走過一座並無守軍阻擊的鐵索橋）、「爬雪山」、「過草地」都在西南川、康、黔境內轉圈子，最後逃到了陝北被劉志丹收容。從出發時八萬多人，到達陝北時連同它一路裹挾相從的人加在一起，只剩下一萬多人了。由此可見這根本不是一次什麼「征戰」，而是被打敗後的長途逃跑。而且一開始就向西逃，而入侵的日軍在北方，與抗日何關？現在從劉伯承、陳毅、伍修權等人的回憶錄中更發現，所謂紅軍長征，一開始並沒有固定的稱呼，而是先後用過「撤退」「遷移」「遠征」「西征」等詞語。何時用「長征」一詞，據江西省「瑞金市委黨史辦」有關研究人員對外宣稱，目前可查證的「長征」的稱呼最早是毛澤東在陝北一次幹部會議上提出的，認為紅軍已經走了二萬五千里，應該用「長征」兩個字來形容，於是此後便決定使用這個稱呼。由此可見這是一貫說假話騙人，好大喜功的毛澤東自我吹噓「專利發明」的一個瀰天大謊而已。
是長征，還是殘民？
中共自我吹噓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然而事實完全相反。當時所謂的紅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狀勝流?，對老百姓就是一場大災、大難、大浩劫。筆者家在四川，先輩人提及當年的「紅軍」，無不既痛恨又害怕。家父當時就在原西康省，是國軍二十四軍某旅的一名軍官。其時據守雅安城與所謂的紅軍隔河對峙，最後紅軍未攻打雅安雙方未交戰。後來據父親及前輩講，紅軍所到之處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名大肆搶劫掠奪，濫殺無辜，恣意侮辱所謂「土豪劣紳」、「地主」家之女眷。而所謂「土豪劣紳、地主」則是由紅軍隨意認定，說你是，你就是。紅軍更軟硬兼施強迫青壯年入伍，不從者即殺。在川北，後來更發現多處「萬人坑」，中共卻推之於所謂張國燾「左傾」錯誤造成的。
我父親有一鄭姓朋友，其女兒鄭嫻雅，年方十七是個高中生，且多才多藝，被紅軍強拉去作「宣傳」工作，為其畫漫畫、寫標語等。後來隨軍前進途中，鄭嫻雅吃不了那個苦，便停下來不走了要回家。於是說她「叛變革命」竟遭殺害。待發現她遺體時，不但全身被脫光，顯然受到了性侵犯，而且被剜去雙乳，令人慘不忍睹。其父母見狀痛不欲生，對人哭著說「殺人不過頭點地，為何如此糟蹋她」？
這樣的事絕非個別。當年如鄭嫻雅這樣的女性受害人真不知有多少？一般而言，女性在這場痞子暴力「革命」運動中，是受害最烈的一族。當年毛澤東在湖南組織煽動所謂農民運動時，就在其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津津樂道痞子們也可去「少奶奶的牙床上滾一滾」，其煽動性侵別人女眷的意圖，昭然若揭，並稱讚此舉「好得很」。而在井崗山時期，更有煽情的「革命」標語曰「你想睡地主的小老婆嗎？請來參加革命」！直到後來所謂土改中，同樣任意欺辱、霸佔地主家的年輕女性。而這樣令人髮指的行徑、在這場張獻忠流寇式的長征途中，更被他們發揮到了極致。
來源轉自：
【 2016年12月號 爭鳴 總470期（大陸）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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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一百年」完全沒有希望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結束，習近平核心地位確立，以致絕大多數對體制仍抱希望的改革派人士擔憂個人崇拜加劇、「文革再來」的風險增大。其實大可不必，這是因為：一方面「三個任何」的約束作用遠大於「一個核心」之權能，即六中全會公報稱「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任何理由違反」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再成爭議焦點；另一方面，核心名義下的集權是中央小集體的再集權，這種集權的前提是中央回到經濟上的父愛主義去，承擔地方經濟失敗後果。
貧困人口將大幅增加
六中全會公報很奇葩，也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第二個最失敗政治文件，失敗程度僅次於中共九大黨章。它像隻破筐，既裝傳統紅色貴族的個人崇拜情結又裝平民子弟背景的新貴高級分權訴求。沒有這個文件，中共內部可能還不致迅速大亂；有了它，中共則到了利深禍速的地步。可以預見，「一個核心」政治的失敗首先是在經濟上。也就是說，全面從嚴治黨所服務的「兩個一百年」目標當中的一個現在全面失敗了。
「兩個一百年」的第一個說是到中共建立一百周年（二○二一），中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第二個則是到中共建政一百周年（二○四九）「實現中華民族全面復興」，包括統一台灣。然而，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決定二○二一年中國會出現大面積貧困──中小城市貧困人口絕對數量上升一億左右，農村會有一千萬以上的脫貧家庭重新返貧。其實，不用預測那麼遠，僅以二○一六年的兩大社會經濟難題看，就知道小康目標全面泡湯：第一是平均工資水平大降背景下的房價高漲，儘管總體來看是有價無市，但這加劇了社會不公平程度；第二是養老保險金已經難以承擔更多支出而老齡化已不可逆轉，養老金個人賬戶記賬總額出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虧空。
對於名義記賬的養老金虧空問題，我做過一個粗略計算：以一九九七年不變價格計算，從該年虧空一百四十億到今年底預計虧空五萬億，其虧空速度年均百分之五點六。在現實中，許多中小城市已經出現了遲付退休工人養老金的情況，這還是在中央政府默許下違規使用了當期收入（年輕人所繳部分）所維持。如果建立一個還清歷史舊賬即地方財政對養老金個人名義記賬全部補齊，那麼，市縣兩級一般財政行為將完全停滯。
傳統紅色貴族欠治國實力
不僅是我這樣的有異議背景的經濟學家不看好「全面小康」，就算體制內的經濟學家多不看好「全面小康」。比如，中國體改研究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雖未提「第一個一百年」，但他說「未來五到十年，將有幾千萬的中國家庭艱難度日」，並且，到二○三○年中國經濟「可能仍低於高收入國家下限」。再如，曾力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前財政部財政科研所所長賈康說，現在是「改革疲勞綜合症明顯，很多人已經不相信能夠真改革」。從國家升級的角度看問題，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用討論，多數民眾感受到的是國家內外環境都在變壞。
當然，內外環境變壞的公眾認知給了傳統紅色貴族「重新革命」的理由，「一個核心」與中央再集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而無論推出什麼新概念，中國的經濟成績與環境質量都無法讓公眾滿意。從「基本面是好的」到「習近平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再從「全面深化改革」到「提高供給側質量」，沒有能達成一個十分簡單的邏輯預期：犧牲兩三年的經濟增長，換取好的環境（狹義到大氣）質量。
經濟大衰退而空氣質量沒變好，直觀地說明傳統紅色貴族沒有治國素養。那個群體既缺乏國際視野又沒有歷史辨析思維，這樣，社會公眾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空氣質量監測設備要放在公園裡」之類怪現象。歷史有訓，中央集權程度越高，非中央部分的欺蒙手段也就越高明。
最壞經濟政策文件已出台
在反腐的制度方面建設方面，傳統紅色貴族體系一方面堅決迴避「官員財產公開」；另一方面，不得不集中精力抓「關鍵少數」。不惟中下層反腐已無指望，而且，重要經濟領域反腐也是越反越腐。比如說，國企機械採購與社會公共品性質的項目招標，有三個指標可觀測，它們分別是供貨（投標）方的尋租支出與結算價比率、製造成本與結算價比率、本次交易毛利潤率，在二○一三年以前，它們大體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六十二、百分之二十三。現在尋租比上升百分之七而達百分之二十二、成本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一而達百分之四十一、毛利潤上升百分之十四而達百分之三十七。這些個體研究數據說明了這樣的情況：採購招標中的腐敗比反腐以前厲害了，工廠或投標者難以賺錢了，但能賺到錢的工廠或投標者基本交易策略是降低質量以節省成本、多送好處費以大幅提高利潤。該三率的詭異變化跟非中央機構在公園裡放置空氣質量監測器是一個道理，而實體企業的市場環境也更加不公平。
中央集權的經濟後果終會導致金融體系不堪重負。現在，一個質量上比政治文件六中全會公報更次的經濟政策出台了：中國銀監會准許省級政府增設資產公司，以便把省級國企債務甩給國字號的銀行。這與我在三年前所預測的「地方債打包上交中央」情形基本相同（參見《爭鳴》雜誌二○一三年八月號），不同的只是先打包地方國企債務、尚未打包地方城投平台債務。為了挽救理論上已破產的省級政府，中央集權的小集體不得不以經濟父愛主義包過債務，結果是損害存款人、銀行股購買者的利益，也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接上了「引信」。
來源轉自：
【2016年11月號 動向 總375期（大陸）綦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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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小心葉劉淑儀！

這篇文章寫到一半，傳來梁振英放棄連任的消息，不禁歡欣鼓舞了一陣。不過，一轉念之間發覺嚴峻的局勢並未改變，稍一不慎將會重蹈覆轍。我也不敢輕率宣佈開香檳慶祝，等到明年三月的結果才可定案。以下是筆者的觀察，僅供參考： 梁振英治港四年多，使用的鬼蜮伎倆層出不窮，給港人帶來無限的傷痛和撕裂，惡貫滿盈，罄竹難書。近期一連串的「港獨問題」「釋法事件」「宣誓風波」是他繼承共產黨步步追迫，窮追猛打傳統的產品。為了搶救個人的權位，他竟可以調動所有的資源和勢力，包括中聯辦地下黨及其領導的群眾組織；騎劫控制了的特區政府官員；甚至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和人大常委會，可謂無所不用其盡。正是「卑鄙，是卑鄙者向黨邀功的通行證」（借用北島詩句）。中共評估梁振英勝選無望，失去使用價值，決定抛棄，是民主陣營凝聚力量，歷盡艱苦，堅持鬥爭的結果，這個階段性的勝利得來不易。
關於葉劉淑儀，筆者去年六月曾在文章《勝利的否決》中，對她有這樣的評說：「葉劉淑儀最值得可憐，這個一向充滿自由意志的硬朗高官，曾威風凜凜地帶領港府官員推行二十三條立法從不會哭。但自從投靠中共以來，自由意志便越來越少。她本是新民黨主席卻跟大隊離場，切底地摧毀了她的自由意志，使我更加相信我早前估計她己入黨的推論。」
我的推論，是由於傳媒報導她曾秘密上京。我注意到她上京前後的言行態度有非常明顯的改變。上京前她說話比較隨便，無論在港受訪或在國外受訪都毫無掩飾地表達強烈的權力慾望，想做特首到了垂涎三尺的程度，失去自知之明的智力令人齒冷。但上京之後，她的言行收斂很多，比較慎重，沒有那麼令人討厭。 好像慾望己經得到安頓，不用急於到處表達似的。這前後的變化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她知道要做特首必須先做黨員才可能得到中共的應許，而中共當然也樂於接受一個自投羅網的投誠者，可以留着備用。
今次立法會選舉後，她應召進入中聯辦一事，進一步證實我的估計。她是中聯辦發展的黨員，組織關係就在中聯辦。 只要對照一下她與何君堯有關中聯辦的應對，可以分別出關係深淺不同的態度。她閃爍其詞，不敢承認又不敢說謊， 連中聯辦不要讓人知道的吩咐也說了出來。這個黨員太幼嫩了，沒有經過地下秘密工作訓練，毛裏毛躁地暴露了地下身份。
現在葉劉淑儀即將宣佈參選特首，這是中共兌現她入黨的報酬。中聯辦留有這一秘密武器——替代品，是用以延續地下黨員當特首這政策的計劃，我未能準確估計得到。原來中共在梁振英與葉劉淑儀之間選擇了葉劉，她是得到中聯辦地下黨經上報中央批準的人選。但中央不會再次公開欽點而是通過地下渠道對地下黨組織發出支持葉劉的指令。在親共陣營暗中全力支持下，葉劉將接收本屬梁振英的所有「組織鐵票」，加上她自己的人脈票，將會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票數。如果她當選，就是地下黨員當特首的歷史重演。
希望民主陣營不要掉以輕心，在取得共識下集中票源，全力運用所得的三百二十六選票，像打擊梁振英一樣把葉劉打下去。否則的話，我們又要經歷五年地下黨員特首之苦。現在己經不是（Anyone but CY），而是（ Anyone but RY）。想不到，像那年回港時一樣，我又要高喊：「反對地下黨員當特首」這口號。
記得當年我一直認為梁振英是中共早幾年刻意培養的欽點人物，只是擔心他能否選出，才會出現所謂勸退和曾鈺成出選的消息，並不是要禁止他。但傳媒及評論卻力圖硬說唐英年才是真名天子必然當選。其實那是中聯辦地下黨放出的烟幕，意圖掩人耳目，使港人輕看梁振英背後黨的力量，讓他有機可乘。
現在當年梁振英與唐英年特首之爭的圖景又再出現，社會上謠言滿天飛，「消息人士」「知情人士」毫無根據的所謂紅綠燈論和曾俊華不受中央信任之說，充塞於媒體之中。這也是親共陣營為助葉劉競選而發出的烟幕，目的是打擊曾俊華，挫折他的銳氣，給曾俊華的支持者壓力。希望港人撥開烟幕，看出真相，不要再次上當。
曾俊華做事沉穩有親和力，有中央和商界人脈， 作為中央與本港的橋樑是不錯的人選，其實力足以擊敗葉劉。如果勝選是中央能夠接受的非黨員特首。但在優先實現地下黨員當特首政策下，親共陣營必視他為打擊對象，希望曾俊華有足夠的準備。
如果林鄭月娥參選，她必成為打擊曾俊華的葉劉選舉工程的一部份，只是一隻棋子。她沒有實力勝過葉劉背後的黨票，因為她不是黨員。那些勸進的親共派人士不懷好意拉她下水，希望她有自知之明不要淌這個混水。
胡國興是一位最能堅守普世價值，最合港人心意的參選人，但恐怕實力不足以趕走葉劉。筆者建議舉辦一場民間特首選舉，希望市民選出胡國興為民間特首，並由他組成民間影子政府，以便監督制衡來年產生的特區政府。
從政情大局來看，牽動二十四萬選民的特首選舉是反擊的主戰場。民主陣營在立法會戰場上失利，正被侵犯而處於捱打劣勢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但四位議員的司法覆核己經交由法院審理，的確是只能等待，沒有甚麼可做，這個戰場將有的損失容後再組織反擊取回。希望民主陣營團結一心，打好特首選戰這場仗。讓我們選出一個非黨員的特首，令社會休養生息，重回正軌。
來源轉自：
【2016年12月12 日 作者：梁慕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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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中共叫囂武統台灣的背後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軍退役中將、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在鷹派民粹媒體《環球時報》的年會上說，大陸軍機繞飛台灣只是試水動作，「下次我就到他的防空識別區裡去，看你怎麼辦，我現在不是怕出事，我現在是怕不出事」；解放軍軍艦越過海峽中線、軍機飛越台灣本島，「應該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實現」。他更大膽放言：「我的判斷是二○二○年前軍事衝突是肯定的，二○二○年前後要爆發台海戰爭，很可能一舉奪取台灣。」而拿下台灣的作戰時間，王洪光自信滿滿地表示將「以小時計」，即「一百小時之內」可以勝利結束戰爭。
中共為什麼要發動台海戰爭？王洪光給出的理由是：
第一，「台獨現在是島內的主流民意，而且島內越來越獨，不可回頭」，「再過一代，全島沒有誰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意即「葉九條」、「鄧六條」、「江八點」、「胡四條」已經失效，「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官方觀點徹底破產。
第二，「蔡英文是理性台獨，不是像陳水扁這樣的投機分子」，「她說要『維持現狀』，卻主動給特朗普打一個電話，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突破了維持現狀最基本的紅線」，所以「不要讓蔡英文再答什麼沒有答完的答卷了」。按此說法，不僅「五‧二○」之後中斷的兩岸官方溝通機制用不著恢復，而且兩岸大有從冷戰轉為熱戰的必要。此外，王洪光還講到「國民黨爛泥糊不上牆」，不可能東山再起；二千三百萬台灣人裡有六百萬人與日本人有血緣關係，是「最堅決的台獨力量」。總而言之，台灣問題已無和平解決方案，武力統一勢必從中國大陸的最後選擇變更成第一選擇和唯一選擇，「現在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候」。
作為中共軍方鷹派的代表性人物，王洪光以非官方身份發表介乎個人觀點與官方政策之間的聳人聽聞的好戰言論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老調重彈，本不值得過分關注。但他說這番話正值特蔡通話、特朗普公開質疑「一個中國」政策之際，「無風不起浪」，這就讓王的武統話題一經爆出便引發熱議。一般說來，中共退役將領仍須遵守「不准妄議中央」的黨紀禁令，在這個意義上，其公開言論可以作為中共對台方略的一個觀察視角：如果鷹派聲音的分貝越來越高，鷹派言論越來越肆無忌憚，通常意味著當局的對台政策越來越轉向鷹派思維。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王洪光發表好戰言論的同一場合，原國台辦副主任、現任海協會副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事王在希對王洪光的發言予以首肯。王在希說，蔡英文政府的兩岸政策可以概括成十六個字，「疏離大陸，依靠美日，穩固基礎，試圖獨立」，她的「維持現狀」不是維持兩岸和平發展的現狀，而是維持兩岸分離「獨立」的現狀，特蔡通話「讓台灣問題的本質更加暴露」。他同意王洪光的看法，民進黨不可信任，國民黨沒有前途，台灣民心不可挽回，「台灣島內已經沒有其他的力量能夠遏制住台獨，能夠遏制台獨的唯一力量是中國大陸」。王在希說，他與王洪光的看法「只是稍稍有一點點不一樣，我認為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喪失」，而王洪光認為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根據《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這「一點點不一樣」只是隨時開戰和稍後開戰的區別。
在中共「胡蘿蔔加大棒」的對台分工組合中，國台辦、海協會一向是「胡蘿蔔」供應商，以鷹派面孔出現的退役將領則是「大棒」的揮舞者。一個大半生研究對台作戰的退役中將，一個專司和平統一的海協會副會長，此二人何以口徑幾近一致？其武統恫嚇是否反映了習近平對台思路的變化，或者說，他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習近平的想法？對於這個問題，兩岸人民和國際社會就不能不認真對待了。
習近平會攻打台灣嗎？從個人意願上講，他的確有此動機。毛澤東推翻國民政府，為中共政權開基建業；鄧小平收回香港、澳門，「統一大業」小有所成。習近平既已新晉「核心」頭銜，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欲獲得超越江、胡兩位前任而與毛、鄧比肩甚或超鄧趕毛的歷史地位，欲在十年法定任期之後仍然享有不在其位、仍用其權的「核心」權威，收復台灣是其最有可能的自選動作之一。
從鞏固權力的角度來講，發動戰爭是領袖集權的捷徑，遠比「打老虎」更加有效。中共體制之下的獨裁者一向是以意識形態權力為表、軍權為裡。若論意識形態方面的能力，張聞天、王明遠勝毛澤東，根本輪不上毛澤東當「開國領袖」。而要確立對軍權的完全掌控，發動並指揮戰爭幾乎是必不可少的。鄧小平一九七九年力排眾議，匆匆忙忙發動對越「自衛反擊戰」，雖然戰事不順，傷亡慘重，但從此軍權與華國鋒無緣，牢牢掌握在鄧一人手裡。江澤民對軍權的掌控雖然不是在戰爭中實現，但亦是在仿照戰爭方式調兵遣將的「九八」抗洪之役中獲取，而胡錦濤、溫家寶未能在汶川抗震中依例而行，此後便不得不屈從於軍權旁落的「集體領導」格局。習近平儘管主辦了顯示個人軍權的「九三」大閱兵，更大刀闊斧主持了後鄧時代規模最大的軍改，但不經一場戰爭洗禮，軍權終究不牢靠。
從轉移國內矛盾、釋放內政壓力的角度來講，在經濟金融形勢惡化、資本加速外流，眼看GDP增長保不住百分之六、人民幣匯率保不住七、外匯儲備保不住三萬億的情況下，拿台灣問題做文章，煽動民粹民族主義情緒，以「愛國」熱情掩蓋政績貧血症，雖在軍事上是險棋，卻有可能是政治上的大贏棋。在專制政治中，人為營造的民族危機往往是大獨裁者難得的政治機遇，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均曾利用民族危機大發「戰爭財」而成就一黨一人之私。
習近平上台以來，已明確放棄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世界觀」和所謂「韜光養晦」戰略。從二○一三年起，習近平便反復強調「打仗」。
他說：「要扭住能打仗、打勝仗這個強軍之要，強化官兵當兵打仗、帶兵打仗、練兵打仗思想，牢固樹立戰鬥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設、抓準備，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這已清楚地表明其治軍、領軍之策著眼於「戰爭不可避免」、「要準備打仗」的毛式教條，與鄧、江、胡時代以和平為本、發展為要、防禦為主的治軍之策拉開了很大的距離。習氏軍改所確立的「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軍事管理結構則是模仿美軍的作戰管理結構。至於與誰「打仗」，不言而喻，不論中共有沒有稱霸亞洲乃至稱雄世界的野心，不論「中日必有一戰」、「中美必有一戰」的鷹派叫囂有多少真實性，但中共「軍事鬥爭準備」的頭號假想敵一向是台灣，包括南海島礁建設和軍事化的首要目標也是為了從南面夾攻台灣（而不是為了攻打東南亞或攻擊美國），所以，不管特朗普蔡英文此次有沒有通話，中共政權要打仗，首當其衝的戰爭對象必定是台灣。
但是，習近平想打就能打嗎？四年來習一邊以反腐為名清黨，黨內各派已大部臣服，一邊圍剿公民社會，消滅媒體雜音，個人集權程度已達後鄧時代之最。他如果下定決心打一場台海戰爭，黨內、軍內、民間，事實上已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這恐怕是那些主張個人集權有理，下賭注習或為深化改革而集權、為政治民主化而集權的人士所始料未及的。戰端一啟，生靈塗炭，兩岸人民再無寧日，中國「崛起」的好運也就到頭了。
來源轉自：
【2017年1月號 爭鳴 總4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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