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顛覆「集體總統制」──習近平建構「金字塔」權力模式

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匯報工作，實際上就是國家各大權力機構，都要向黨的總書記匯報工作，象徵著中南海正在顛覆以往的「集體總統制」。今後中南海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將形成以習近平為最高權力頂點的「金字塔」權力模式，並由此導致中南海「集體領導制」，在習近平的「中國夢」面前轟然倒塌。 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全天開會，專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匯報工作。這種所謂向政治局常委會匯報工作，實際上就是國家各大權力機構，都要向黨的總書記匯報工作，象徵著中南海正在顛覆以往的「集體總統制」，引發海內外輿論廣泛聚焦。
一條「根本的政治規矩」誕生
中共智囊胡鞍鋼曾出專著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機制為「集體總統制」，也即俗稱的「九龍治水」，形成常委各管一攤的權力格局。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打破近年來舉行會議的模式，確立了習近平定下的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要「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條「根本的政治規矩」。這條中南海裡新立的「政治規矩」，將名義上平等、相互制約的國家機構關係，改變為向總書記「匯報聽旨」模式。這就意味著今後人大、國務院、政協、法院、檢察院等皆要對黨的總書記負責。
這次會議還特別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要帶頭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這進一步說明：中共總書記與國務院、人大、政協負責人並不是平等制約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隸屬關係。而各黨組「要帶頭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更意味著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等這些各大機構黨組負責人，必須向黨中央總負責人習近平俯首稱臣。由此一來，今後中南海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注定形成以習近平為最高權力頂點的「金字塔」權力模式，由習近平一人買單的局面，並由此導致「四人幫」覆滅後形成的中南海「集體領導制」，在習近平的「中國夢」面前轟然倒塌。
「毛規習隨」的「小組治國」
此前，習近平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就大篇幅指示全黨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重要性，並強調任何人沒有例外。這種用黨紀黨規確保「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集中制」，令人很難不聯想到法西斯主義最典型的概括：「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領袖。」如今，習近平以「集中統一領導」名義，建構起的「金字塔」權力模式，正是借「深化改革」、整風反腐，特別是打擊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等所謂離心離德的「團團夥夥」舉措，來強求全黨必須與習近平「保持高度一致」完成的。這種權力模式，可謂「毛規習隨」。
毛澤東早就說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也即「核心力量」，而毛則是「核心力量」中的權力頂端。為了保證這種「金字塔」權力模式不受質疑，毛澤東也搞整黨、整風、除異己、平山頭；也在中央成立財經小組、政法小組、外事小組、科學小組、文教小組等機構，以架空國務院的行政領導。文革時，毛更是成立「文革領導小組」，踢開政治局，實現個人專權的登峰造極。毛澤東時代已經將強制全社會對黨的效忠，演變成對他個人的效忠。
習近平接權以來，因「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活的思想」，而深得毛「集權於一身」的紅色道統真傳。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習近平便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中央國安委、中央財經、中央網信等十一個「領導小組」，壟斷了黨政軍、立法、行政、司法、經濟、文化等國家的一切權力。如今，中共政治局常委之間，是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關係；「中央領導小組」，則是組長與組員間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政治局常委會通不過的決議，完全可以在小組中完成。習近平熱衷於建立各種小組，正是深諳毛澤東的「小組治國」之道。
與改革背道而行的倒退之路
如今，所謂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向政治局常委會匯報模式，加之習近平刻意推行的「小組治國」方式，將進一步集權壟斷於黨領袖個人。這實質就是以「深化改革」之名，行個人獨攬朝綱之實。
其實，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們，早將政治改革首要議題指向了「黨政分開」，「下放權力」，也即對黨權進行分離、限制。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趙紫陽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指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政治體制改革都無從展開。」現在習近平作為總書記，不僅以黨代政、以黨代法、以黨代經，而且以黨代一切社會事務，國家權力全由黨的總書記個人統包統攬。這種借「反腐」「改革」「整風」之名，強化、集中黨的壟斷權力，所走的正是一條與改革背道而行的倒退之路。
習近平在突出「聖君地位」
去年國務院主持召開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五周年招待會，中南海一改過去三十年由國務院總理發表講話的傳統，而突出習近平作為黨的領袖直接發表講話。依過去的慣例，一直是由國務院秘書長主持招待會，國務院總理發表講話，而如今作為總理的李克強，連在國慶周年招待會上講話的資格都沒有了。此外，黨的十八屆三、四中全會，也都突出習近平的個人領袖地位，由其親自主持並發言。就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後，習近平更刻意效法毛澤東開了兩個頗具象徵意義的大會：一是十月十五日召開文藝座談會，推出周小平、花千芳兩個網絡歌德派楷模，來到文藝界大腕中間，使之受寵若驚；二是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率全軍打造「黨指揮槍」升級版的「新古田會議」，要求軍隊效忠黨領袖。
如今，習近平正迎合國內部分百姓「企盼聖君」心理，在不斷利用輿論歌功頌德浪潮中，不停加快個人權力壟斷，突出「聖君地位」，並以「反腐」、「糾風」等向社會展示「皇恩浩蕩」，以求其「紅色江山」永固。眼下，習近平正在通過連鄧小平都沒做到的沒有國慶節的大閱兵，推高自己「偉大揮手」的領袖地位。
來源轉自：
【2015年3月號 爭鳴 總449期（大陸）牟傳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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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驚魂：背腹受敵

政治局會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綱要》，疾呼面臨「前所未有的國家安全風險」。羅列國內外敵對勢力，實際上，反貪清洗政敵，騎虎難下。還有軍隊、政法、國安大亂套，內外受敵，才是習近平真正的危機。
●中共政治局突然制定國家安全綱領。外界解讀是習近平拼命抓權，沒有安全感。 2015年伊始，習近平視察軍隊的第一站，是駐紮雲南的第十四軍。這原是「薄家軍」，由中共元老薄一波創建於山西。薄熙來主政重慶後，頻繁進出該軍。2012年，王立軍叛逃後，薄熙來曾緊急飛往雲南，聯絡十四軍，意欲倚之為靠山，以策進退。
整治軍隊：撼副職易，撼正職難
習近平首訪十四軍，仿佛深入虎穴，顯示緊抓軍權的決心。其身邊的「學習小組」發訊聲稱：「重視基層，是此行的最大信號。」古語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意思是，將帥才是最重要的，強將手下無弱兵。習近平反其道而行，強調「基層」，安撫士兵，原來，目前，解放軍的將帥都不可靠，或腐敗，或山頭，或陽奉陰違。
去年軍中打虎，習近平拿下16個將領，但盤點下來，都是副職，無一正職。絕非只有副職者腐敗、正職者廉潔，只能說，撼副職易，撼正職難，面對那幫驕奢淫逸而又桀驁不馴的軍頭，習近平一時也無計可施。
上海高舉輕放，習近平打虎下山？
在黨政系統內，習近平反腐，去年聲勢不小，但新年以來，沒有打虎上山、倒有打虎下山之勢，處理了幾個副省級、副部級官員（南京市委書記、國安部副部長等），並非新案，都是周永康、令計畫等案的繼續，不過是對周、令等殘餘勢力的清剿。
說打虎下山，最明顯的表現，是針對上海。在發生了死傷慘重、震動海內外的嚴重踩踏事件之後，拖了三周，才勉強有了結果：僅處理了幾個下級官員，如黃浦區區委書記和區長等，對市一級官員毫無問責。上海幫成員、市委書記韓正，江澤民家僕、市長楊雄，均毫髮無損，安然過關。這本是一個重創上海幫或江系的大好機會，習近平卻白白放過。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與其說是放下，不如說是無奈。江系和上海幫仍然尾大不掉？習近平「選擇性反腐」的演出，更被坐實。
國安部亂套，或現叛逃潮
作為周永康、令計畫案的尾聲，國安部的震盪，值得一提。副部長馬建落馬，此人曾為周永康竊聽、監控其他領導人動向；又曾與令計畫交好，在令公子車禍身亡的當夜，馬建與令子同歡於酒色，並在第一時間將令子的死訊密報予令計劃。
馬建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特務頭子」。原來，馬建主管中國間諜機構，比如，北美地區的中共間諜盡歸他管。隨著馬建倒臺，國安體系內，與他有私交、共謀洗錢和利益輸送的特工們，必人人自危、惶惶不安。此時，美國和西方各國的情報機構，或已做好準備，隨時迎接中國特工的叛逃潮。
國安部另一副部長邱進，據傳也已落馬。此人曾受胡錦濤委託，從成都美領館接走王立軍，直接帶到北京。但同時，邱進也向周永康通風報信，腳踩兩條船。周倒臺，邱也玩完。
關於國安部，筆者獲得的另一內幕消息是，不僅兩名副部長被抓，該部各局的局長也都不得安寧。比如第五局（情報分析局）局長也已被抓。原來，因為腐敗和權鬥，國安部的職能早已異化，該部各級主管，其工作，不僅針對敵對勢力，也針對黨內同志，面對中共高層各派系，他們或選邊站，或左右逢源，或見風使舵，為其中一人或幾人，監控其中的另一人或另幾人，比如，為周永康竊聽、監視習近平。
國安部，或中共特工，早已喪失「為國家利益」而工作的理想主義，淪為一群利來利往的蠅營狗苟之徒。從中國民眾之患，成為中共領導層之患。國安部的完整沉淪，足以令習近平驚魂，他急忙召開政治局會議（1月23日），通過所謂《國家安全戰略綱要》，疾呼：中共面臨「前所未有的國家安全風險」（中共辭彙：國家，即政權）。表面上羅列國內外敵對勢力、危險思潮、經濟風險等，實際上，包括軍隊、政法、國安在內，軍警特亂套，最大敵人在內部，才是習近平等人呼之欲出的潛臺詞，從他們緊鎖的眉頭，可以直接讀到這一焦慮。
●國安部副部長馬建被拘捕，外傳七宗罪。 習近平雙向作戰，自陷腹背受敵
在吆喝軍隊「聽黨話、跟黨走」的同時，習近平當局繼續打壓知識份子，對自由派揮舞專政大棒。除了繼續拘捕自由派，近期，又對高校發指示，要求恢復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政治工作」；點名批判微博名人，指控他們「反黨」、「抹黑中國」。
看上去，習近平正在雙向作戰。在黨內，與政敵作戰，以反腐為名；在黨外，對自由派開戰，以捍衛紅色江山為名。或許可以這樣解讀習近平的「兩手抓、兩手硬」：在以反腐為名大搞權力鬥爭的同時，必須鎮壓自由派，一則堵黨內政敵之口，二則在黨內掙表現，意思是：我反腐，僅僅是為了保下共產黨政權，看看我鐵腕對付自由派、異見分子，還有什麼好說的？
對習近平而言，對付貪官，清洗政敵，原本可以借助民間力量，比如，那些推動依法治國的自由派，最終，以制度轉型，實現中國的清明政治和長治久安；否則，乾脆回到江澤民、胡錦濤的老路：以腐敗為黏合劑，實現全黨大團結，利益共用，利益均沾。然而，對此，習近平卻已無法回頭，畢竟，開弓沒有回頭箭，或曰，騎虎難下。
雙向作戰，原本是兵家大忌，自陷腹背受敵。但，這就是習近平的選擇，自設險境，自作自受。難怪他把憂患意識扯得那麼高、把危險誇得那麼大、把「安全」二字喊得那麼大聲，以至於，外界根本看不到，他的「三個自信」究竟在哪裡？
來源轉自：
【2015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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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手拿商代酒杯 安徽銅陵雕塑遭吐槽

安徽銅陵一尊「李白舉杯邀明月」的銅雕引起爭議。原因是李白端商代酒杯。（網絡圖片） （記者程靜報導）
近日，安徽銅陵知名景區江南文化園內，一尊「李白舉杯邀明月」的銅雕引起爭議。原因是李白端錯了酒杯。雕塑中的李白手中舉著的酒杯可能是一個比他生活的唐代早兩千年的商代銅爵。2月26日，銅陵市旅遊局相關人士表示，將建議園方及時更換。
唐代大詩人李白喜歡飲酒，其留下的諸多詩篇中不少也與喝酒有關，其中的《月下獨酌》留下了千古名句：「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江蘇網報導，前不久，有細心的市民在銅陵市天井湖畔散步時，發現這裡的一尊主題為「李白舉杯邀明月」的銅雕顯得有些突兀。「銅雕中，李白所舉的酒具有問題。」銅陵市民丁先生說，李白是唐代人，可是手中所舉的「杯子」卻是商代的銅爵。
這座雕塑位於「玉帶觀湖」景點東面，雕塑為李白手舉酒杯抬頭望明月姿勢。丁先生介紹，細看李白左手中所舉酒具，器體較高，形狀為深腹，前面有傾酒用的流，後面有尾，口上有柱，下面有尖足，這種酒具在商代最為盛行，戰國以後便很少見。
對此，原銅陵市銅文化研究會會長唐福昆認為，李白無論處於宮廷還是民間，幾乎不可能用銅爵飲酒，市民反映的這座「李白舉杯邀明月」銅製雕塑設計有疏漏。「李白在歷史上，與銅陵頗有淵源，銅爵也是銅陵的瑰寶，這兩者都是打造銅陵形象的亮點。但如此放在一起，則有失妥當。」
2月26日，銅陵市旅遊局開發科相關人士表示，江南文化園已經開放好幾年，這座「李白舉杯邀明月」的雕塑應該是當地銅器公司製作的，之前並未注意到任何異樣。該人士說，該局會儘快與江南文化園方面取得聯繫，建議園方及時對酒具進行更換。
藥王孫思邈的雕塑手裡捧著一本翻開的32開的書本。（網絡圖片） 大陸引爭議的塑像還有很多。如近日，有西安市民發現，藥王孫思邈的雕塑手裡捧著一本翻開的書，看上去和現在32開的書本差不多，而唐朝的書大部份是卷軸的，與現代書本外形相似的線裝書直到明朝中期才出現。對於市民的判斷，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給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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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3月01日訊責任編輯：李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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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仍走老路

★習李苦心設計、經營的公私合營項目，由於各 種原因，不可能吸引民營資本的參與。他們只能走回江胡兩朝加大政府投資的老路。
官強民弱局勢難改變
近日中國第七大富豪嚴介和正在狀告六個地方政府拖欠基礎設施合同款項。嚴介和說：「我們一定會打贏這場官司，相關記錄和證 據是確鑿的。」其實，嚴介和與那六個地方政府的官司牽涉到現在許多地方的地方債違約風險問題。但是我們更看到民營企業與政 府打交道的艱難，哪怕是一個名列第七的大富豪與縣級政府之間的關係，政府依然處於更強勢。
中國曾經實行計劃經濟，政府控制一切。改革開放之後，一方面傳統思維、習慣依然，另一方面各級政府仍然控制社會上的各類資 源，因此非國資企業在企業活動中對於各級政府還是難以平等處之。
柳傳志說：「我不想改造環境」。王石說：「遠離政治」。馬雲說：「跟政府談戀愛，但不要嫁給他們。」王健林說：「親近政府 ，遠離政治。」他們的意思很清楚。這幾個在中國大陸都算得上叱吒風雲的民營大老闆尚且如此，一般的民營企業還不離政府遠一 點？最近有人說：中國進入政商博弈的新周期。博弈的結果，所有人都知道，一定是政府大獲全勝。
然而，現在有一樁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希望民營資本參與進來。那就是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項目，即是政府 資本和私人資本合作的項目。
引誘民資參與「鐵公基」
PPP項目一般都是國家基礎設施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也就是鐵公基項目。鐵公基項目一般是有利於整個社會和整個經濟，因此 其投資基本上也由公共財政承擔。而且，但凡經濟處於下行狀態，投資建設基礎設施，常常能有猛力拉動經濟、改變經濟下滑而轉 向重新繁榮的功效。這一點，在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中是屢試不爽的。
但是，依靠政府投資搞建設對於經濟發展的正面效應已經越來越小，最近五六年來更是成級數地縮小。不斷加大政府投資拉動經濟 發展的力量不僅在減退，而其結果不是增加了政府財政赤字，就是必須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無論哪個結果的另一面必定是減少居民 收入或者減少居民收入增長的幅度。中國居民收入無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於中國這個世界第二經濟體的相對數，都是夠少的了。在 一個居民收入佔比小的國家中，已經投資建成的基礎設施是很難發揮其最大效益的。
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正面效應越來越小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政府資本對市場敏感度不夠，有些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發 展並無多大作用，甚至有建成之後長期廢棄而終成浪費。這在中共統治大陸的六十多年中是屢見不鮮的。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遲遲不見好轉，習李政府想盡辦法，可中國經濟轉型仍然不見成效，習近平只能以「中國經濟新常態」掩飾之。 可是，這樣沒有質量的「新常態」是不能一直下去的，於是，習李只得祭出老辦法──加大鐵公基投資和建設力度。去年十月開始， 中國政府一直在部署加大這方面的投資，但是每次部署總是強調要吸引社會資本、民營資本參與進來，以圖與過去江朱時代、胡溫 時代的經濟刺激不一樣。
吸收社會資本、民營資本參與鐵公基，不僅可以減少政府投資數量，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利用的質量。多年來，政 府投資的有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在社會效益不高的前提下，其經濟效益也很低，有些甚至沒有效益。這在社會資本尤其是民 營資本看來，是不可想像的。相比之下，社會資本尤其是民營資本，市場敏感性很強，很少去做無用功。因此，政府大力宣導以PPP 模式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大多對拉動當下的經濟發展有助推作用，且有相當的投資回報率。所以中國政府去年以來一直大聲呼 籲，要搞PPP模式。
民營資本不輕易上鈎
然而至今為止，中國政府向社會資本、民營資本開放的國有項目甚至國有壟斷項目，社會資本、民營資本似乎都不大熱心。根據最 新報道，社會資本、民營資本參與PPP項目，多有受盡欺負之感，其中有三種典型現象。
一是該項目已是夕陽產業，吸收社會資本、民營資本進來，明顯有借外來資本來救自己之嫌；二是在項目中佔絕對控股地位，外來 的社會資本、民營資本很少有發言權──純粹是出錢「陪太子讀書」；三是「政府吃肉、企業喝湯」。這典型的三種現象其根源都是 政府強勢、民營資本弱勢的表現。
然而這種政府強勢、民營資本弱勢的格局，根本不會改變。
中共政府不能放棄國有企業，堅持國企在整個經濟中佔統治地位，不僅有巨大的經濟利益，更有極重要的政治利益。中共政府控制 了佔統治地位的國企，就等於將中國經濟形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習李只說國企改革，而從來不說國有資本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不再與民爭利。習近平最近出手反腐至國企，其目的仍然不是 放棄國企，而是把國企控制在自己人手中。
國企不是不要市場不要利潤，但國企的高管是由政府任命的，國企的第一責任是向政府負責，它絕對聽命於政府。因此，國有項目 、國有企業注定是不會講究市場和效益的。既然國企和國有項目不會把市場規律放在第一位，既然中共政府不肯放棄國企在中國經 濟中佔統治地位，那麼豈不是習李政府有意設下圈套，坐等民營資本來鑽，來緩解中國經濟困難。然而對於「唯利是圖」民營資本 來說，這點把戲還是能看穿的。國企和國有項目注定就不可能吸引到足夠的民營資本的。
如此一來，習李苦心設計、經營的PPP項目，可能全部泡湯。他們只能走上江胡時代的加大政府投資力度的老路。這是中共政權的核 心利益決定的，既是他們的悲哀，也是他們的無奈，更是他們的一盤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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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號 爭鳴 總449期（大陸）張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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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敵黨紀

2月2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 「法律至上」與黨紀治國不能協調
二月二日，在中央黨校「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的開班式上，習近平告誡中央各部門和全國省部級主要負責人要學法遵法守法用法，樹立憲法法律至上觀念。這是中共歷代最高領導人首次提到「法律至上」這個觀念。應該說，這一說法比前最高法院長王勝俊曾提出在司法領域「三個至上（黨、人民、法律）」的觀點靠譜。但在中共控制一切的條件下，「法律至上」無法落到實處。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針，但「六四」事件時，趙紫陽想通過憲法和法律解決問題，結果被鄧為首的「老人幫」廢黜，黯然下台，黨的總書記成了反黨分子。而「遠華」案東窗事發後，賈慶林的妻子牽涉其中，後賈與妻子離婚以切割，江澤民提拔賈「入常」，這是以黨（黨紀、權）治國還是「法律至上」？周永康以「維穩」之名行濫殺無辜之實，憑手中權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又何嘗不是以「在黨的領導下實行依法治國」的名義進行？現在，習氏一方面在黨政軍高層以黨紀進行「選擇性反腐」以集權立威，另一方面大肆抓捕為實施依憲治國而奔走呼號的知識精英以維穩，這又如何體現「法律至上」呢?!考慮的只是中共與個人的私利，中華民族的利益被拋到九霄雲外。
就像一個女人既當婊子又想立貞節牌坊不可能實現一樣，一黨專制必然走向獨裁擅權，各級黨委書記在各自權限內大權獨攬，而中共總書記則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是名副其實的皇帝，可以為所欲為。真正的「法律至上」要求限制各級領導幹部的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為什麼中國人在上司面前要唯唯諾諾、奉承討好、小心謹慎？無他，因為上司對下屬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官權膨脹而民權不彰！為什麼官員可以憑權力尋租撈到盆滿缽滿？無他，因為一黨專制讓他們掌控著大大小小的權力，而權力是中國最好的「香餑餑」，可以轉化為無處不在的利益，民權被侵佔而官權中飽私囊！一黨專制是「法律至上」的攔路虎！堅持黨的領導實質是堅決維護權貴利益集團的利益，一邊打擊平民出身的權貴，一邊卻讓新權貴大量滋生，這反腐敗如何反下去？法律又如何發揮其應有作用？那黨的領導和「法律至上」又怎能協調運行呢？
按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並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一月十六日全天召開會議，專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匯報工作。這不是明目張膽地以黨紀治國和權大於法嗎？習總這麼做，如何取信於民？
憲政民主才能實現「法律至上」
由於台灣實現了憲政民主，人民的政治權利與政黨緊密結合，「九合一」選舉，各政黨同台獻「技」，最終由大多數台灣同胞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讓贏者兢兢業業為人民服務，使輸者深刻反省以贏得未來，這就是「法律至上」的具體體現。台灣各政黨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規範運作，既競爭又合作，人民當家作主得以充分體現，實至名歸。而一黨專制則不然。總結歷史經驗，中共提出的許多大政方針，往往是說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不能落實到基層，人民得不到實惠，根本原因是中共壟斷了權力，以黨治國，權力目空一切，沒有建立競爭機制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和行政行為混亂，貪腐無處不在，法律被撂在一邊，權大於法。
一黨專制保持不變，不同的領導人實施不同的政策和法律，法律不能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法律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制度和人品的相互影響和強化，大陸公民已成了最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遇風吹草動，中共就可能崩解，國家四分五裂。一個人得了重病治癒後要想恢復健康，不能只靠保健食品，保持心態平衡、營養均衡、適度鍛煉、睡眠充足等才能讓身體逐步康復。制度的「技術性」修補可能帶來短暫的驚喜，但根本性的變革才能使「法律至上」成為常態，實現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只有實行憲政民主才能將問題轉化為繼續前進的方向和不竭動力，實現正常發展並不斷超越。不對制度進行「壯士斷腕」式的改革，不從專制獨裁走向憲政民主，各級領導幹部為了私利在執行法律時就「任性」依然、「出軌」依舊，法律成了一紙空文。法律不敵黨紀，紀委反腐疲於奔命，防不勝防，如此反復折騰，中共就玩完了，而廣大人民也跟著陷入新的折騰。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民主、文化和優美的自然環境會有更多的渴求，「法律至上」必須超越以黨紀治國。中共的領導可以堅持，但要有條件，如果開放黨禁後，中共能在競選中獲勝，那就按中共的主張治國理政，否則，就應由在競選中勝出的政黨執政，以創新理論引領未來發展。
「法律至上」是正路，一黨專制狠扼殺。正路不走走邪路，走投無路後悔遲。「法律至上」需條件，憲政民主是基石。
來源轉自：
【2015年3月號 爭鳴 總449期（大陸）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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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尊馬列使「根之國」徹底腐爛

中共的宣傳海報。 美國前駐華大使華裔駱家輝先生來中國大陸任職時曾不無感傷地說：「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的祖父告訴我，孩子，不要忘記你的根在中國。今天我回到了根之國，結果發現根腐爛了。」
當初駱家輝大使此言一出，國內御用文人和央視喉舌對他惡言相向，為黨國的腐敗百般辯解遮醜。隨著當下習近平王岐山的打虎反腐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各色巨貪和違紀的黨政軍高官相繼落網曝光，所查抄出天文數字的贓款贓物、金銀財寶、豪宅官邸和通姦淫亂、買官賣官的污穢醜聞，先令老百姓大吃一驚，接著豁然明白原來駱大使關於「根之國腐爛」所言不虛。
洗腦教育種下禍根
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奪取政權之後，除了整肅異己、沒收私產之外，在理論上定馬列哲學思想「唯物主義」為一尊，禁絕一切唯心主義思想和宗教信仰。
記得筆者在十幾歲時，學校的政治課上有「辯證唯物主義常識」章節，為了說明唯心主義的謬誤和唯物主義的正確，政治老師宣讀了教科書上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天，英國主教貝克萊和朋友一起散步，不小心朋友的腳踢到了一塊石頭，朋友問主教：在我沒有踢到石頭前，石頭是否存在？貝克萊回答說：石頭的存在是因為你踢到了它。記得當年自小受馬列唯物主義洗腦的全班同學哄堂大笑，政治老師也洋洋自得，以為自己的故事擊中了唯心主義的要害。
其實，愛爾蘭唯心主義哲學家、主教貝克萊的哲理──「存在即是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乃是人類修心省性達至的意識對外部世界起主控作用的認知高度。在當今物慾橫流，一切向錢看的中國大陸，唯心主義和有神論的信仰，恰恰是國民如空氣、水分和陽光最不可或缺的寶貴精神食糧。
意識由物質決定的結果
唯物主義者強調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物質決定了意識，物質掌控著意識。共產黨人一邊完全無視對自身心性的省修，一邊又封殺不同的學說和信仰，自吹自擂，把自己拔高為上帝，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在毛澤東時代，唯物主義者定馬列為一尊，禁絕一切自由民主思想，打倒儒道佛，取締宗教信仰。將凡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物質」化私為共，變私產成黨產和共產。
延至鄧江胡的時代，正如這群馬列主義者自喻「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在貪污腐敗的道路上發足狂奔，唯恐後人，何嘗有過半點畏懼？物質完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和行為。在物質面前，他們意識紊亂，為物所累。這些唯物主義者確實「唯物」得很，只因為他們本就是「貧賤就想變，富貴立刻淫，雙規就下跪」的群體。在唯物主義思想腐蝕和灌輸下，國民長期受此毒害，一切向錢看，意識由物質決定，腦袋讓屁股擺佈，幾十年下來，「根之國」要不腐爛才怪。
唯心主義者的主張和表現
唯心主義者主張意識是第一性的，物質是第二性的；意識決定了物質，感知決定了存在。因此，無論是貝克萊的「存在即是被感知」，還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或是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都是主張通過人的主觀意識來認識外部物質世界，由此達到以己及物，推己及物的境界。唯心達到了這種境界，勿以物喜，勿以己悲；對外部物質世界的誘惑產生強大的抵禦力量，凡是不被我感知，不為我心動的，一概當它是不存在的。
還有，唯心主義者信仰神，除了重視對自身心性的省修，還對上帝懷有敬畏，相信人皆有軟弱的時候，受誘惑時都可能意識紊亂，因此制定了法律，對人實行監管。長年積累，在奉行唯心主義和法律至上的自由民主國家，社會誠信蔚然成風，西方哲學中的利他主義一如中國古代儒家的「恕」道，形成社會的主流契約。
鐵達尼號在漆黑的冰海沉沒時，無數信仰上帝的唯心主義者，把生的機會首先留給婦孺，而自己則沉著淡定，毫無畏懼地選擇了犧牲，坦然地去面對死亡，正是他們信仰和信念的見證。相比那些自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們，當危險臨近，水火來襲的時候，立刻變成貪生怕死、驚惶失措，甚至棄稚幼兒童的生命危險於不顧，喊出：「讓領導同志們先走！」只顧自己逃生，懦夫醜態畢露。
當前，「根之國」徹底腐爛的事實已是鐵板釘釘，要改變這個可怕的現狀，只有拋棄馬列的唯物主義，建立法治憲政社會，信仰自由，全民普選政府，三權分立，媒體開放，才能使國家鏟除爛根，綻放新枝，逐漸回歸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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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號 爭鳴總449期（澳洲）張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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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兩手抓，兩手硬」

習「兩手硬」敗壞依法治國
習近平一直在雙線作戰：黨內奪山頭，黨外「拔釘子」。這也是「兩手抓」：一手抓腐敗分子，一手抓異議分子；一手打幫派勢力，一手打「敵對勢力」。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稱得上「兩手硬」，首先是對腐敗分子夠硬：十八大以來被「帶走」和被「拿下」的貪官污吏，數量之多，級別之高，都非江、胡時期可比。雖然制度性腐敗的病根並未觸及，但愈演愈烈的腐敗勢頭已受到明顯遏制，此不可謂之不「硬」；其次是對異議分子更硬：兩年多來被抓捕、被整肅的維權律師、微博大Ｖ、媒體精英、公民群體、宗教團體、社會活動人士，其數量也已經超過了江、胡時期的總和。過去睜一眼閉一眼被目為「可抓可不抓」、「可判可不判」的民間人士，現在幾乎是冒出來一個、抓進去一個，抓進去之後再由著性子折騰人，變著法兒羅織罪名，如著名律師浦志強、著名公益NGO負責人郭玉閃，都是Ａ事抓人，Ｂ罪起訴，一點法治的影子也不見，一點通融妥協的意思也沒有。
習「兩手抓」與鄧小平的異同
「兩手抓」是鄧小平最喜歡的排比句式，從一九七七年復出到九二南巡，鄧有十多次講話用到了這一句式，可見鄧已形成此種話語慣例與思維定式。但鄧「兩手抓」的具體內容前後並不一致，諸如「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一手抓打擊經濟犯罪」、「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一手抓經濟，一手抓教育」、「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社會穩定」，不一而足。
大體上，鄧小平的第一手始終固定在經濟建設上面，因為「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是「必須牢牢扭住」、不能放手的；但鄧的第二手就不那麼確定了，因時而動，隨機應變，有時簡直就是隨手亂抓。鄧小平不是千手觀音，隨手亂抓的結果只能是「一手硬，一手軟」：鄧時代及江、胡時期，經濟改革一花獨放，政治改革、懲治腐敗、教育、法治、社會建設一向薄弱，始終沒有跟上GDP的步伐。九二南巡鄧小平之所以強調「兩手都要硬」，並不是因為他得到了「兩手硬」的好處，而是因為他嘗到了「一手軟」的苦果──在鄧小平看來，「六四」的發生正是由於「一手硬，一手軟」造成的。當然，鄧對「六四」的反思是根本錯誤的，他沒有認識到「六四」悲劇源於政治改革、法治建設太遲滯，反而認為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手太軟弱。
如今，習近平的「兩手抓」與鄧小平頗為不同：首先，此「抓」非彼抓，鄧小平是抓事，為了抓事而抓人，習近平直接抓人，通過抓人而抓事，一個「抓」字，兩種用法；其次，此「兩手」亦非彼兩手，鄧小平的兩手，一手是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另一手則遊移不定於政治、法制、教育、社會諸領域；而習近平的「兩手」，一手是黨內鬥爭，一手是黨外鬥爭，前者以反腐敗為旗號，以中紀委為骨幹，後者以「意識形態亮劍」為口號，由政法委、中宣部、網信辦，最近還有教育部一齊上陣，大張撻伐，亂拳出擊。
2014年4月4日，習近平等領導人在北京海淀區參加植樹活動。 力圖重祭馬列原教旨主義
雖然習近平目前還不大可能明確放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小平路線，但最近一年裡，習反覆強調「政治紀律」、「政治規矩」，放言「共產黨不講政治還叫共產黨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剛剛結束，政治局集體學習轉入「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似有由延安時期的初版「毛澤東思想」入手，全面重修原教旨「馬列主義工程」的政治架勢。事實上，以習近平為首的當今中共奉行政治掛帥、意識形態主導的左傾路線，已經非常明顯。鄧小平當年「兩手抓」，終究是「一手硬，一手軟」。習近平如今兩手合成一手，倒是把鄧小平的軟手變成了硬手：反腐敗雷厲風行，反西方、反自由化也轟轟烈烈。然而，此種政治取向讓人感到極度不安。
當然，反腐敗、「打老虎」總是對的，「上不封頂」、「除惡務盡」、「沒有鐵帽子王」也總是好事，「老虎」「蒼蠅」不是打多了，而是遠遠不夠，令人不安者不在此處，而在習式反腐敗的政治化、集權化、反法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左傾趨向。在《習近平關於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論述摘編》裡，充斥著各種將強力反腐敗與強化意識形態、強化一黨專制擰在一起，將從嚴治黨與獨裁治國混為一談的奇談怪論。照這種思路走下去，真正「硬」起來的必定不是反腐敗，最近發生的「民生──安邦事件」表明「打老虎」碰到了「太子黨」天花板，而且一碰就軟，習當局怕天花板掉下來砸壞了一黨專制，「上不封頂」自然是一句假話。最後，極有可能是這樣一種結局：反腐敗進一寸，個人集權進一尺，一黨專制進一丈，這就把一件好事徹底辦成了壞事。
鄧、江、胡時期幹了很多壞事，但淡化政治鬥爭，收斂意識形態，這個政治取向是改革開放的前提條件，也是共產黨中國融入世界秩序的理性基礎。所謂「貓論」、「摸論」、「不爭論」，所謂「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無非是意識形態變相認輸，默認共產黨那一套「理想信念」已經失敗。習近平想要重新撿起那一套與當代實際早已失去相關性的過時教條，想要把意識形態大盤重新翻過來，這當然是徒勞的，但他把反腐敗與意識形態捆綁在一起，好比鮮花插在牛糞上，如此，則反腐敗成則左傾獨裁，敗則右翼專制，無論成敗，都不值得寄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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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號 爭鳴總449期（大陸）楊　光（二○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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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氏年代中國退回雍正年代

帝皇夢悠然未醒，假大空依舊，民生不顧，只懂裝兇作勢，禁制變本加厲；左彿悠三年，右哄騙三年，修修補補又過十年，黃梁夢醒禍依然。（天網圖評） 雍正年代發生的文字獄
三百年前，清朝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禮部侍郎（相當於外交部和教育部副部長）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官。出了「維民所止」作考試題目，這四個字原意是人民居住的地方，取自《詩經‧商頌‧玄鳥》：「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國都附近有千里，人民所居緊相連）。主考官出這樣的考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有人卻上疏揭發，說這個題目「維」「止」二字就是砍去「雍正」二字的頭，這可是欺君大罪。查嗣庭因而入獄病死，死後還被戮屍梟首。其子十六歲以上判斬刑，十五歲以下流放。這就是雍正王朝殘酷文字獄冤案的一個例子。不僅如此，一個罪惡的陰謀在雍正心頭醞釀成熟了。他早就想整肅有關雍正即位知之過多的隆科多，借此機會責問他：「查嗣庭是你推薦上來的（隆科多曾於雍正元年薦舉查嗣庭），他做了哪些違逆之事？」隆科多惶恐不安地回答「不知道」。其實雍正已派人抄查嗣庭家搜羅罪證，只是藉故發難罷了。隆科多最後被判定四十一款大罪，命在暢春園外建屋三間，永遠禁錮。實際被禁兩年而死，類似於趙紫陽被軟禁至死。
文字獄是望文生義、捕風捉影，純屬冤殺。在清朝已經發展到瘋狂、荒唐的地步。造成了社會恐怖，摧殘了人才，讓知識份子不敢過問政治，禁錮思想，堵塞言路，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毛澤東年代發明的用小說反黨
一九六二年康生指責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誣陷習仲勳是該書「第一作者」。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一貫以整人為能事的康生給毛澤東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毛念了紙條後又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澤東在會上對小說《劉志丹》如此定調，罪行嚴重。九月二十七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對小說作者李建彤（劉志丹弟媳）、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監察部副部長劉景範（劉志丹胞弟）等等關押審查，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該小說被上綱為他們的「反黨綱領」。康生公開說過：「打這本書，就是為打西北山頭」。習仲勳被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習仲勳與家人隔離七年後再見到兒子時，他已分不出兩個兒子哪個是習近平，哪個是習遠平了，習仲勳被關十六年之久。為了一本尚未出版的小說，被牽連在內的共有六萬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六千多人，是毛澤東年代的許多大冤案之一（其他同類的文字獄冤案有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晗的《海瑞罷官》等等）。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為《劉志丹》案平反的報告中稱這是「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劉志丹》在成書二十三年後的一九七九年十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才見天日。《劉志丹》案也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習近平當時尚未成年，卻在中央黨校與楊獻珍等一起戴鐵製高帽挨批鬥。如果毛澤東有鄧小平的壽命，遲死十年，可能就不會有今日之習近平了。最近報道習近平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說文革在農村插隊期間因饑餓曾吃生豬肉，如果他在四十年前發表此話，就是惡毒攻擊文革和上山下鄉政策，肯定會挨批鬥。
習近平年代出現的大倒退
中國有一家總部位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名為蒙牛的乳製品生產企業，它是中國大陸生產牛奶、酸奶和乳製品的龍頭企業之一，一九九九年成立，至二○○五年已成為中國乳製品營業額第二大的公司，員工總數達三萬人，其液態奶和冰淇淋的產量都居全中國第一。二○一五年一月，蒙牛集團的新款奶味飲料「大葷君」上市不久便被消失在超市的貨架上和生產商的網頁上，引發國內外媒體關注。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網路媒體「中國數位時代」最先發表「大葷君」飲品下架的報道，接著德國之聲、《南德意志報》、萬維網、新浪、百度等都跟進報道。
「大葷君」是蒙牛「優益Ｃ」系列奶味飲料的一種新產品，其包裝紙印有「大葷君」「無肉不成席」的宣傳字樣。乳製品公司新飲料自稱「大葷君」是為了易於推廣，奶當然是「葷」不是「素」，取名「大葷君」，就像美國飲料譯為「可口可樂」、「百事可樂」一樣，無可厚非。可是就像「維民所止」會被告發為是殺「雍正」二字的頭一樣荒唐；有人把「大葷君」讀作「大昏君」，把「無肉不成席」讀成「無肉不成習」，因「席」與習近平的「習」同音而被取締。天哪，新的文字獄出現了！就像查嗣庭沒有想到出考題會遭到殺身滅族之禍一樣，奶味飲料的製造者也沒想到會遭全國超市下架的後果，還不知道災禍是否到此為止？當然，時代已進入二十一世紀，滿門抄斬滅九族大概是行不通了。
其實，一個人如果不想當皇帝的話，何必計較人家罵「大昏君」？因為罵的是昏庸的皇帝。中共自稱所統治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早已沒有皇帝，罵「大昏君」與卿何干？何必對號入座？封建皇帝有特有的避諱的規矩，對皇帝不能直呼其名，否則就有坐牢甚至殺頭的危險。難道主席姓了習，凡是同音的字都要避用了嗎？若果真有人說三道四，真金不怕火燒，有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四個自信，還怕人家說話？豈非太不自信了。
父受《劉志丹》「小說反黨」無妄之災的記憶猶新，自己掌權的年代怎能也出現這一套？荀子說：「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你不是提倡尊孔嗎？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身受其害，還要加之於人，難道要把中國退回到文字獄泛濫的毛澤東年代甚至清朝雍正年代？孫中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倒行逆施，前途如何，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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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號 爭鳴 總449期 史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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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遊戲騙了誰？

如今中國除了人們對腐敗深惡痛絕外，立法腐敗應是一大毒瘤。正如習近平在二○一四年五月九日，參加中共河南省蘭考縣常委專題民主生活會時講：「我們的制度不少，可以說基本形成，但不要讓他們形同虛設，成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應』」。本文以當局在環保立法和執法為例，此種黨治下的立法遊戲，究竟能騙誰？
《大氣污染防治法修定》真相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首次審議《大氣污染防治法修定草案》（以下簡稱修定草案）。
全國人大常委、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長王毅建議將《大氣污染防治法》更名為《清潔空氣法》。這不是字面上的修改，而是從被動防治轉變為主動地提供清潔空氣，提升環境質量。國際上有關立法越來越精細化。這次《修定草案》一百條，約二萬一千字；美國《清潔空氣法》，一九九○年設立，經多次修改，翻成中文約六十萬字，雖只有二百七十一條，但每個條下有子條，子條下有款，對各項措施都有嚴格和精細規定。把各類標準、措施、程序性規定都統一在一起，所有防治措施都能找到相應條款。
在南加州污染罰款從一千美元到一百萬美元，每一檔都有明確說明，包括附帶刑事責任，自由裁量空間非常小。美國《清潔空氣法》列出污染物將近二百種，但中國的《修定草案》連起碼的五至十種污染物都不列出，更無對污染物制定詳細的減排制度措施、目標、時間表和路線圖。而之前，中國政府早就在聯合國相關會議上承諾，到二○三○年實現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峰值，二○二五年煤炭消費總量也將達峰值。二○三○年，習近平已七十六歲，屆時還有誰會記得，這些領導人當年在立法中搞的立法「遊戲」？
蘭州環保搬遷六百億哪裡來
二○○五年，美國發現在其衛星圖上找不到蘭州。一月八日，甘肅省社科院發佈了《甘肅經濟藍皮書（二○一五）》，二○一二年起，甘肅省及蘭州市政府開始鐵腕治污，作為中央企業蘭州石化搬遷成為蘭州市、甘肅省兩級政府的公開訴求。據估算，整個蘭州石化搬遷到蘭州新區大約需資金人民幣六百億元。這筆資金誰承擔？是甘肅省政府、蘭州市政府，還是由人、財、物均屬國務院部委直接管的中石化公司承當？習近平、李克強能當好這個法官嗎？
去年四月，蘭州自來水苯超標引發各界關注。經查，導致污染原因竟是蘭州石化一條管道發生原油泄漏，污染了供水企業的自流溝所致。六百億元資金對蘭州市政府並非小數目，該市二○一二年財政收入共計四百零六億。而中石油一位負責人表示「蘭州石化搬遷，不是中石油說了算，還得上報國務院，走流程。此外，工業路線設計需要周期長，不是幾個星期就能設計完，牽扯到原油管道怎麼通到新區，原油庫怎麼搬？牽扯的問題特別多」。
廣東環保系統官員稱，廣州、青島、大連多個城市都發生過污染事件，目前只有大連石化確定要搬遷。去年二月，廣東大氣治理方案中，也曾提出城市中的石化企業要在二○一七年底完成搬遷和改造，而廣東相關企業均表示沒有任何搬遷計劃。
中央在地方企業的盈利、財稅交中央，中央財政喜氣洋洋，而留下的污染卻要地方來治理，而受害的終究是平民百姓，人大還在像模像樣地在做立法遊戲。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五十三歲的新疆自治區主席白爾‧努克力任國務院發改委旗下的能源局長。他曾對媒體表示，中央大企業、大集團必須在新疆組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而不是設立分公司，從而實現在新疆納稅。但這項措施在石油、石化行業推行受阻，就財政稅角度而言石油石化的關鍵是總部經濟、增值稅、所得稅是由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大頭歸中央。人們當然是希望中石油、中石化在新疆的二級法人單位變一級法人單位。正因為這個「新疆王」要與中央政府爭企業利潤、爭財稅，而被免去新疆主席職務。在全國第二次油氣資源評價中，新疆陸上石油、天然氣、煤層氣、煤炭資源預測量，分別佔全國的百分之三十、三十四、二十六和四十。新疆目前有礦產一百三十八種，佔全國發現礦產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若按市場經濟的規律，稅收法定的原則，依法劃清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二千萬新疆人的生活、福利水準將遠超北京和上海，屆時中共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得由新疆王來當？所以，中共馬上出台了《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意見》，一紙文字遊戲立馬改變以往定下的法律、法規。為何新疆「分裂」勢力如此大，為何新疆「暴恐」如此多？作為新一屆政府不應冷靜反思，聽取各界不同意見嗎？
中共有多少錢治污染
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之後，國務院將出台《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水十條」）。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在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召開的中國環保上市公司峰會上稱，目前「水十條」已基本編制完成，《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正在加快推進，預計大氣、水和土壤這三大環保行動計劃涉及投資需求將超過六萬億元。
中央政府一年財政收入僅在十四萬億，而每年的收支赤字已在三萬億以上。鐵路總公司目前已經欠債五萬億元以上，再建高鐵並不是鐵總的意圖，除非運費上漲，但考慮到社會穩定，運費不能隨意提。二○一三年全國收費公路虧六百六十一億，同年全國職工養老金賬號空賬三點一萬億元。近日又決定公務員、事業單位要和企業養老金並軌改革，若不降低其工資和福利標準，不補入五十萬億元不行──如此看來，中共還能拿出多少錢來治污？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貪腐三千五百五十八萬元，若抓出二十萬個劉鐵男，當局才剛夠彌補治理大氣、水和土壤的最低費用。
一月六日，最高法院發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廖鴻認為，截止二○一四年第三季度未，全國有環保類的社會組織七千個，符合訴訟主體資格約七百個，而必須在五年內無違法記錄。即使這些組織均有提起訴訟的資格，他們鉅額的辦案取證、聘請律師和環保污染侵害的鑒定費來自何方？國外案例證明，此類訴訟曠日持久，少則幾年多達數十年──習近平至今仍不啟動接受普世價值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屬下的各利益集團在玩弄「立法遊戲」並不見怪，關鍵是國民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法律意識都有待繼續大幅提高。經濟上貪腐是腐敗，立法腐敗或許是更大毒瘤，當局的「立法遊戲」究竟能騙多少人？此種腐敗還將維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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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號 爭鳴 總449期（大陸）鄭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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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署突發「用詞正確」通告 政府公文禁用「中港關係」

★梁振英鋪排港獨已露端倪，改「中港關係」用詞，應改用『港共邦交』，哪來『中』港關係？中國淪陷60多年在蘇俄土共手上，一邦土匪，人非人、鬼如魔、欠道德、缺中國文化，猶比石器時代；同是外來勢力，滿人在中國極力漢化，土共則極力洗腦，使大陸人去中國化，所以狗共連『支那』的稱號也不配，只能稱『蘇俄狗輩』！
■行政署突向公務員發出「用詞正確」通告。
行政署前日向公務員發出「用詞正確」通告，提出日後不應以「中港關係」一詞描述兩地關係，又規定有別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二詞，高度自治不應使用引號。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相信，因為港獨及本土意識抬頭，令政府急於禁用「中港關係」一詞；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指不將高度自治引用括號「好奇怪」。
高度自治不用引號
港府前日發出的通告，提出多方面用詞要求，包括建議不應使用「中港關係」，而要以「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並須以引號括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二詞，但高度自治則毋須使用。
政府發言人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只解釋，當局不時發出通告、提供指引，讓政策局和部門使用某些用語時有所參考，確保口頭及書面通訊時用詞正確。但行政署日前回覆《明報》查詢時則解釋，因為《基本法》第12條訂明本港直轄於中央政府，故正確用語是「內地與香港關係」；高度自治一詞毋須用引號，因《基本法》第2條及12條同樣未有使用引號，所以今次做法是統一有關表述。
翻查資料可見，特首梁振英今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已經沒有用引號括上高度自治。劉兆佳回覆傳媒查詢時稱，梁振英回歸前任職於特區籌委會時，已很緊張涉及兩地關係的字句，認為梁要「執正」用詞不足為奇；他又指「中港關係」一詞予人兩地屬不同國家的印象，但內地與香港並非對等，相信急於修改與港獨與本土意識抬頭有關。
曾任《基本法》草委的李柱銘回應查詢時稱，起草《基本法》時，內地官員也不認同被稱為中方草委，認為要稱之為內地草委，因為覺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正如不會以美紐關係形容美國與紐約的關係，故此認為修正為「內地與香港關係」合乎邏輯。但他表明不理解當局為何僅要求不將高度自治加上括號：「如果你一路用開點解突然間唔用呢？有三句之嘛，三句用開點解依家只有兩句用？」他指當局應解釋清楚。
■記者呂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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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2月19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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