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 星期四

香港的「延安」與「西安」


梁振英一上台,就很明顯推翻過去的做法,採取共產黨鬥爭哲學的方式來治理香港。



來吧!土共!
大年初一夜晚到年初二早上,九龍旺角因為小販擺賣具有香港特色的魚蛋(魚丸),引發食環署人員的掃蕩而發生騷亂,具有本土意識的香港年輕人聲援小販,與警察發生衝突。梁振英將事件定性為「暴亂」。維基百科則說是「魚蛋革命」!
旺角暴亂還是「魚蛋革命」?
統治者一向誣衊革命就是暴亂。其實革命有溫和、有暴力。英國在一六八八年發生的光榮革命,就是和平革命;台灣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寧靜革命,也是和平革命。本世紀以來在全球發生的顏色革命大多也是比較和平地進行,或者有些小衝突,但不是暴亂。像法國大革命、俄羅斯十月革命,尤其中國長達數十年、死亡幾百萬人的毛澤東革命,逐漸被世人所拋棄。
這次旺角騷亂,參與者幾百人,規模遠比不上前年的雨傘運動,但是受傷幾十人則超過當時。從數量上遠遠沒有達到「暴力革命」的規模,但是反抗暴政的意識卻在年輕人中已經植根了,所以在警察出手鎮壓時遇到民眾的強烈反抗。這次發生警察鳴槍事件,表明他們具有強烈的「敵我意識」。其實在雨傘運動,這種「敵我意識」已經表露。有些民眾出於民怨的宣洩也好,一時的衝動也好,用焚燒垃圾雜物與丟擲磚頭來對抗。
梁振英從上任開始就有明確的「敵我意識」,這完全推翻了過去港英統治時期講究和諧與妥協的政策,例如左派(共產黨)與右派(國民黨)的和諧,勞方與資方的和諧,英國殖民者與本地華人的和諧等,以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即使董建華與曾蔭權出任特首,雖然要討好北京,也盡量維持過去的統治方式,雖然越來越難以為繼。

鬥爭哲學治理香港
但是梁振英一上台,就很明顯推翻過去的做法,採取共產黨鬥爭哲學的方式來治理香港。這除了他是依照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之外,也因為他出任特首時,民調就低於當年的董建華、曾蔭權,周圍還有虎視眈眈想取代他的建制派對手,因此他就必須採取與他們不同的方式來治理香港,讓北京覺得他才是不可或缺的人選,是北京心目中真正可以「收服」香港,讓北京放心的人。這樣,他才可以避免中途被替換,還可以再連任一屆,以後再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
梁振英的「敵我觀念」並非出任特首開始,在董建華擔任特首期間,他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就要求商業電台封殺鄭經翰與黃毓民主持的節目,並且主張動用防暴警察來對付抗議民眾。當唐英年與梁振英競逐特首時,唐英年爆出梁振英在高層會議的這些驚人主張,就被「愛國集團」警告為「賣國」,見證的高官們遂全部閉口。

「延安」與「西安」的區別
在雨傘運動期間,梁振英也認為有全球外部勢力的干預。對此,連親共的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都表示不能認同。 由此可見梁振英頭腦裡充滿「敵對勢力」,有時候忍不住才洩露出來,然後又否認。但是也因為這個意識形態,讓他治理香港時,將香港撕裂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延安」(革命根據地),也就是梁振英集團;一個是「西安」(國民黨統治區),以泛民為主,還包括相當多的市民。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作的閉幕報告中說:「劃清兩種界限。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劃清這種界限。例如,他們反對官僚主義,就把延安說得好似『一無是處』,而沒有把延安的官僚主義同西安的官僚主義比較一下,區別一下。這就從根本上犯了錯誤。其次,在革命的隊伍中,要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例如,成績究竟是三分還是七分?說少了不行,說多了也不行。」
這點,梁振英立場是非常鮮明的。在民眾與梁振英統治的抗爭中,稍微有點激進或過火的行為,就有人出來指責,或擺出「各打五十大板」的客觀樣子,在雨傘運動中對一些激進事件糾纏在是否合法。這次旺角發生暴力事件,就全部譴責。如果香港是民主地區,沒有基本法規限民主發展,如果香港是新聞自由地區,民眾的聲音可以充分表達出來,那麼就可以不必用激進的手段。可是基本法有結構性的反民主問題,北京又拒絕修改,新聞自由也大步倒退,如果不採用特別手段,什麼時候可以在立法會達到多數來實現普選?恐怕很快泛民主派連三分之一的席位也保不住,失去否決重要議案的能力。

有壓力才能逼政府讓步
我不反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但是當武裝警察痛毆手無寸鐵的民眾而遭到反抗的時候,難道不會對這些受壓迫的民眾有點理解,而要指責他們嗎?這樣指責的人是站到「延安」一方,還是無意墮入「延安」的陷阱?
港人需要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香港,不需要被分為「延安」與「西安」的香港。但是這必須有待全體香港民眾的努力,只有給予必要的壓力,才能逼使政府作出讓步,這點港人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來源轉自:
【2016年3月號 爭鳴總461期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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